爱华网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殖民地独立大潮卷过之后，在民族国家内部，又逐渐形成新一轮分离风潮。
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1995年10月30日举行独立公投，有惊无险，以百分之五十点六的反对独立比数，保存了国家完整。2014年3月17日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通过区域公投，以百分之九十六点七七的高票赞成脱乌入俄。3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一百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五十八票弃权，认定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破坏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违反国际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动”。“克里米亚共和国”还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承认。接下来，苏格兰确定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计划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就连威尼斯，也给自己起好了“威尼托共和国”国名，扬言脱离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所在的欧盟、欧元区和北约。
加泰罗尼亚从小公国变成西班牙一个省
也许有人不知道加泰罗尼亚，但是都知道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巴塞罗那，它就是加泰罗尼亚首府。加泰罗尼亚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几乎是个正三角。北部是接近水平的一条边线，与法国交界；东南向的斜线是地中海海岸，整个地区只有三角的西部直线与西班牙交界。也就是说，要论独立，它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有漫长海岸线，和法国相通，而不是被西班牙国土包围地一个“腹地”。
加泰罗尼亚面积三万两千多平方公里，占西班牙国土的百分之六点三。相对来说，一向独立呼声最高的巴斯克，只有七千多平方公里，只占西班牙国土的百分之一点四。根据2012年的人口统计，加泰罗尼亚人口七百五十六万多，占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它人口密集，也高度发达，旅游业兴旺。
早在九世纪，就有了巴塞罗那伯爵封地。“加泰罗尼亚”的称呼起于十一世纪晚期。1137年，加泰罗尼亚被阿拉贡王国并入，成为阿拉贡的海军基地。1283年，阿拉贡王国下的加泰罗尼亚小公国，有了类似宪法的治理规则，它的政府叫Generalitat。名称后来变得极重要，成为它主权尊严的象征。
现代西班牙的核心，是一场王室婚姻的结果。1469年10月，卡斯蒂利亚十九岁的伊莎贝尔公主，嫁给了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二世。五年后的1474年，伊莎贝尔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夫妇各带自己的国土，实现大联合，两个王国合并成现代西班牙的核心。一个法学家会议制定了夫妇共治西班牙的规则。阿拉贡保留原来的一套机构、法院和法律。独特的历史造成西班牙一定的区域自治传统。加泰罗尼亚作为阿拉贡的小公国，从1137年起，始终保持自己的惯例、章程和法律。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所以不论归属阿拉贡还是后来随阿拉贡变为西班牙，都隐含着一个相对独立特异、时强时弱的民族心态。
十八世纪初，有一个大的改变。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膨胀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推行卡斯蒂利亚的政体法律，加泰罗尼亚第一次成为西班牙王国的一个省。在1707年至1716年，西班牙王国首次颁布系列法令，结束了加泰罗尼亚自然留存的古典自治，在法院、法律文件、剧院等，都禁用加泰兰语，禁加泰罗尼亚古国旗。这是后来二十世纪类似法令的基础范本。
现在一些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追究历史归属，会强调有分离诉求的地区，自古以来就归属此国。而地区分离派，也会坚持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实际上，民族区域在历史上常常多有变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最后民族对国家的实际认同向心力，以及对异族离心排斥的程度。
向现代过渡的西班牙各区域的凝聚，法国的侵略起了很大作用。本来西班牙各个小王国间也征战互殴不已，如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想让二儿子费迪南继位，而加泰罗尼亚当时主张他的长子继位，胡安二世就打进加泰罗尼亚了。古代西班牙是一盘散沙。可是近代法国入侵，反而凝聚了现代西班牙五花八门的各个文化，提醒他们都是法国入侵下的“西班牙人”。十九世纪初，第一次法西冲突，两年战事就落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在1808年至1814年，拿破仑发动“半岛战争”，再次入侵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称它“法国战争”。既然作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并参与抵抗，战争就把加泰罗尼亚进一步推向了认同西班牙。
对法战争期间，一群冷静的学者以总议会名义，制定了君主立宪的《西班牙1812年宪法》，含保障公民自由、私有财产，还规定了间接普选、有新闻出版自由、法官不得罢免。但是，它脱离不了西班牙现实，有政教合一内容。
半岛战争后的1814年3月22日，总议会承认的合法君主费迪南七世回到马德里，却拒绝了这部温和改良的宪法，恢复了战时撤销的宗教裁判所，走向专制。自由派的共济会纷纷起义，其中也有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攻下马德里后，天主教苦修派打着“解救国王”的旗号起义，也有加泰罗尼亚人。政治动荡的法国和西班牙距离太近，对西班牙有很深的政治影响。此时法国已经复辟，又怕“西班牙革命”北上，居然打着“解救西班牙国王”旗号，又一次打进西班牙，成功帮助费迪南七世复位。他在西班牙王位上待到寿终正寝。接下来是争夺王位的漫长内战。当法国又革命成第二共和国的消息传来，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在一起呼唤共和。
十九世纪，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一起，率先遭遇工业革命，阶级形成、左右冲突，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等迅速发展，巴塞罗那人口狂增四倍，它也与马德里一起，成为世界革命的试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总部在巴塞罗那，它发行无政府主义刊物，宣扬暴力手段作为斗争工具。西班牙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塞罗那举行。在政治动荡的十九世纪，加泰罗尼亚与马德里，同是西班牙经济中心及政治动荡中心。从拿破仑撤出西班牙到1870年，西班牙换了三个朝代、五部宪法、十届内阁。怪不得伊莎贝尔二世要退位。中央管不住各省，它们纷纷脱离，但那种分离只是政局不稳的暂时状态，有点像军阀割据下的中国。
欧洲还是王朝相通，议会选择的伊莎贝尔二世的继位君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儿子。显然，当时的国家概念与现代有差别，区域自治概念也不同。新国王怎么也摆不平这个国家，三年后就匆匆退位回意大利了。议会毫无准备就走向共和。西班牙第一个总统菲格拉斯，就是加泰罗尼亚人。
第一共和国只存在三百二十七天，就被军队推翻，其间居然换了四个总统。1874年12月，十七岁的阿方索亲王正在巴黎，有人拦住他：“西班牙军队宣布恢复君主制了”，他成了“阿方索十二世”，他的曾孙，就是领导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国王胡安·卡洛斯。少年国王很不幸，二十八岁就患病身亡。阿方索十三世是遗腹子，接下来是王后摄政期。
十九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一起，经历了帝国陨落的困扰。巴塞罗那作为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知识精英云集，所谓“九八一代”文化成果累累，加泰罗尼亚精英是重要的一部分。
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西班牙就动荡不安。1902年，才十三岁的阿方索十三世登基。1903年就有著名的巴塞罗那大罢工。1906年5月31日，十七岁的阿方索十三世在马德里举行婚礼，一个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莫拉尔，向国王夫妇的马车投炸弹。拉车的马以及一些观礼民众被炸死，鲜血溅上王后婚纱，国王夫妇幸免于难。
1909年7月底，加泰罗尼亚一些城市暴动，起因是阿方索十三世的首相摩拉为摩洛哥战争征召预备役，花得起巨款雇用“代兵”者免征。民众一腔怒火，适逢工业先进的加泰罗尼亚本是冲突中心，矛盾骤然放大。在巴塞罗那，一个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反征兵，工人接管了巴塞罗那，接着全面罢工、拦截军车、暴乱和巷战。左翼也反宗教，认为天主教也是资本主义一部分，最后焚烧修女院，挖空墓穴。巴塞罗那市中心失控，治安部队在兰布拉大道开了枪，大道是今天每个游巴塞罗那的游客必到之处。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军队镇压。最后，军警八死一百二十四人受伤，民众死亡一百多人，史称“悲惨一周”。事后更是逮捕了一千七百人，以“武装叛乱”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其中五十九人被判终身监禁，死刑五人，其中包括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现代学院院长费雷尔。
这是进入十九世纪后期西班牙的困扰。无政府主义在全球盛行，刺杀和劳资冲突带来血腥冲突或镇压，是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病，但是在西班牙，只要和加泰罗尼亚有关，就自然演变成民族区域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引出强烈的分离意愿。而工业中心特别多事。“悲惨一周”的镇压，原本下令加泰罗尼亚军队执行，但是当地军人不肯镇压乡亲，结果马德里政府调来其他几省军队。这一来，就更是“西班牙”血腥镇压民族地区，更促进了分离的恶性循环。
高涨的民族分离情绪下，同民族的不同地区间，再有矛盾也会被压合。1913年，加泰罗尼亚现在的四个省，巴塞罗那、赫罗纳、莱里达和塔拉戈纳，合成联合体。中央政府立即认为这是分离信号。
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维持中立。一战结束后，西班牙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的四省联合体，禁止它的语言和国旗，这一来，反而更推进了它的分离倾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就是分离主义者。镇压极端无政府主义和镇压分离主义，也变成一回事。在严厉镇压下，左翼领袖纷纷流亡法国，他们中的马西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国家组织”，还策划了一次革命，刚准备越过法西边境回来推翻政府，就被识破失败了。
阿方索十三世压不住左右分裂各走极端的国家，1931年放弃权力、黯然离开。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个激进左翼政府，立即宣布剥夺国王公民权，没收全部王室财产。
加泰罗尼亚捷足先登。流亡的马西亚已经回来，抢先共和政府一步，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这是分离主义走得最远的一步。西班牙新政府，马上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部长展开协商，最后达成妥协。马德里同意加泰罗尼亚恢复实质的政治主体，而加泰罗尼亚也退了关键一步：不脱离西班牙。这个安排，有人称其“实质独立”，有人称“高度自治”，看要表达什么了。自治政府恢复了那个1283年的Generalitat，以及中世纪开创的Diputaciódel General de Catalunya（众议员委员会）的称呼，以示“独立国家，古已有之”。
妥协容易达成，与两个政府都是左翼政府、相互间本是同志、没有附加政治对抗有关。但共和并未解决西班牙问题，左右两极严重冲突。加泰罗尼亚是一左独大，它的右翼党非常温和。但它还是西班牙大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当西班牙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引出反弹，1934年右翼政府在大选中上台，左翼的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马上就领着民众反抗中央。结果，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令它失去了自治地位。
1931年开始的第二共和国比第一共和国长寿。1936年，西班牙又选上了左翼政府，加泰罗尼亚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但左右激荡两次，1936年就内战了。西班牙内战更是世界左右激荡的浓缩场景。一边是苏联和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支持，一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死亡六十万人，极为惨烈。1937年底，左翼共和政府从马德里撤到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成了内战左翼一方的代名词。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军队攻入巴塞罗那。一个月后的2月27日，法国率先承认佛朗哥政府，接着，全世界除苏联和墨西哥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佛朗哥政府。
1939年，已是二战开端。西班牙政府再次维持中立。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都维持中立，始终没有针对整个西班牙的外战压力，却内战内斗连连。
佛朗哥1939年占领巴塞罗那以后，Generalitat被撤销，禁了加泰兰语。加泰罗尼亚再次失去自治地位。内战后，佛朗哥政府残酷镇压了内战中的敌方人士。原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已经流亡法国。但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把他交给了佛朗哥。在巴塞罗那战争委员会，贡巴尼斯以“军事叛乱罪”被判死刑，1940年10月15日，在巴塞罗那山顶要塞被枪决。内战政治敌对的血腥镇压，在西班牙很普遍。在讲西班牙语地区，只是被理解为政治问题，但发生在少数族裔地区，一定被理解为族裔迫害，一定导致分离情绪。禁用加泰兰语，事实上也压制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1939年一直随着佛朗哥统治延续到1977年。可是，佛朗哥政府与加泰罗尼亚的冲突原因，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容不下少数族裔，还不如说是政治的极端对立。加泰罗尼亚在标识上是左翼象征，在内战中是敌方大本营，在现实中是潜在的反叛源。
战后，佛朗哥开始培养一个可能的未来君王，也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他九岁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一直对自己肩负恢复君主制、将在未来接管这个国家的意识保持清醒。他成年后很留意协调自己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在佛朗哥时期，他不仅去加泰罗尼亚慰问灾民，也私下悄悄接触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努力往往被现实困境抵消。1973年底，工业区都苦于遏制通胀的紧缩政策，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加泰罗尼亚罢工四起。1974年2月底，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了死刑。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开启民主转型，其中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两个冲突最严重、独立呼声最高的民族地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有极端分离组织埃塔，不断制造暴力、爆炸；加泰罗尼亚也有类似的袭击，但是加泰罗尼亚更多是原来的传统，分离运动和工人运动、左翼组织相结合，更多是罢工抗议示威连连，这往往会伴随发生与警察冲突的流血事件。
加泰罗尼亚恢复历史上的自治地位
细究一下，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佛朗哥死后的民主化局面，实质是中央与加泰罗尼亚等区域，政治理念开始趋同，并非单方面改变。在中央政府改变的同时，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左翼政党也已经今非昔比。内战结束四十年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影响力基本消亡。余下的不论是西班牙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党派，都已经不再如四十年前那样激进。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读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之后，有了很大改变，更“修正主义”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偏右的中央和偏左的区域，有了对话、求共存于一个政体的可能。
但是，只要区域自治一天不解决，抗议、流血冲突、民众愤怒失控的危险，就时时存在。
1976年10月，佛朗哥死后一年，一位叫玛纽尔·奥提尼斯的银行家，向马德里政府的奥索里奥建议，加泰罗尼亚的流亡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关键。银行家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确只有“自己人”，才能准确判断这个区域的民众想法。
原来，在贡巴尼斯被枪决后，流亡的原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决定，还是要把Generalitat延续下去，他们推选了波赫做主席。1954年波赫辞职。流亡的Generalitat就在墨西哥，选出了新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此后二十多年，塔拉德拉斯流亡在法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并非寂寂无声，他时时代表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与流亡中的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他把自己看作是超越党派的、加泰罗尼亚的精神领袖。1976年，他已经七十七岁。
经历内战和四十年的政治对立，此类重大政治谈判需要互信。至少塔拉德拉斯必须相信，这并不是诱捕圈套；政府方也必须相信，对方在谈判中的承诺确实就会履行，不会恢复了Generalitat之后，加泰罗尼亚下一步就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背后还牵扯了更危险的时局：军队保守势力一直反对政治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他们认为，左翼就是当年的激进左翼，一旦政党合法化，又要陷于混乱甚至内战；二是认为，新的区域自治政策会导致国家分裂，新政府在卖国。塔拉德拉斯曾是1931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党ERC的主席。在军队保守派眼里，他和被判死刑的贡巴尼斯没什么区别，他们不仅内战记忆犹存，也是内战思维，认为贡巴尼斯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军队反对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西班牙军队素有以军事政变干政的传统，佛朗哥就是一个例子。
互信的开端是新政府的姿态。佛朗哥去世后的在任首相是纳瓦罗，他马上在议会宣布：“我们的意图是让西班牙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宪法机制，令它们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特殊需要，保持各自的传统和特殊性，以丰富民族整体，从而更好地为祖国的统一和伟大服务。”但是，区域自治的具体谈判和操作，是由下一任首相苏亚雷斯完成，也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大量背景工作。
国王在一次罢工抗议高潮中，不顾反对，和王后一起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在原阿拉贡王国所在地，官方招待会的直播镜头下，国王的演讲突然从卡斯蒂利亚语切换到加泰兰语。加泰兰语已经被官方禁止了近四十年。突然听西班牙国王说出来，强烈触动了加泰罗尼亚人。国王还接见了加泰罗尼亚反对派，包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宗教领袖。他访问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那里一直被看作是反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象征。他访问重工业区，那里痛苦的罢工骚乱刚刚结束，他对几千个工人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将会得到承认。”当年5月，加泰罗尼亚一个左翼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国王声望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九，被称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形象”。
国王也利用他在军内长期的人脉关系安抚军队。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了一次未遂政变。
首相苏亚雷斯派亲信秘密前往法国与塔拉德拉斯接触，同意恢复加泰罗尼亚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谈判都顺利，但一个条件令首相为难：塔拉德拉斯要求，在他回巴塞罗那的时候，要检阅加泰罗尼亚武装仪仗队。正在顾虑右翼保守军人反弹的首相，左右为难没有答应。
解决民族区域问题，时机非常重要。专制强人离去的转变当口，是最可贵的时机。长期被压制的民众，看到新政府突然释放善意，容易被打动，政治人物就容易说服自己的族人妥协让步。
虽然苏亚雷斯拖了半年多，幸运的是，并没有错过时机。在接下来的1977年6月15日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党派大胜，而苏亚雷斯领导的UCD在这个区域大败。有历史学家认为，苏亚雷斯感觉必须用塔拉德拉斯这个标志性人物，来赢回人心，重建已经失去的主动权。否则，未来的自治区谈判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977年6月27日，塔拉德拉斯飞往马德里与苏亚雷斯直接会谈。条件是，加泰罗尼亚恢复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而塔拉德拉斯承诺效忠于西班牙君主制，接受西班牙统一，尊重西班牙武装力量的荣誉。这一次，苏亚雷斯答应了军仪的欢迎仪式。他理解这不是“荣誉回乡”的虚荣，在一个国家政权向自治区权力移交的授权仪式上，应有军队在场，以确认授权合法性。军中保守派果然无法接受。国王亲自出面说服，高调接见塔拉德拉斯，以示国王对民主转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支持。
1977年10月23日，七十八岁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罗那，检阅了加泰罗尼亚武装卫队，用加泰兰语大声宣告：“加泰罗尼亚公民，我在这里了！”归来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组阁，Generalitat在左翼政党管理之下，他的部长们立即展开与马德里中央政府部长间的谈判。
在前两个月，议会已经开始草拟新宪法。新宪法列入了自治原则和具体程序，根据不同情况推行。冲突最尖锐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三个地区，宣布为“历史上的自治区”，给予手续简化，迅速恢复它们历史上的自治地位，以缓和紧张的区域形势。虽然自治区内部也有矛盾争论，但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最早通过，比1932年的自治条例更为有力。
中央政府既愿意确保区域自治，又担忧国家分裂，宪法就有“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自治区联合”，以防止不同自治区进一步组成“区域联盟”，带来分裂危险。
大量军队精英仍然认为，必须减缓快速的区域自治过程。军队压力使得中右党派（UCD）和左翼社会党（PSOE）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移交权力和谐组织法（LOAPA）》。它的目标是给所有的自治区限定权力，尤其是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LOAPA在1981年9月29日递交国会，最终由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政府在1982年上诉到宪法特别法庭，要求修改或者至少冻结。LOAPA的存在，至少作为一个平衡，缓和了军队的干政意愿。后来才知道，局势极为紧张，军队密谋的高潮，是打算在1981年6月23日巴塞罗那集会中抓住国王迫其退位，建立军政府，连准备清算的黑名单都已经拉出来了。
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
不论怎样艰难曲折，西班牙民主化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都十分成功。在1979年至1983年间，整个西班牙都在宪法之下成为自治区。今天西班牙有十七个自治区和两个自治城市。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不断扩大，与西班牙政府分享教育、卫生和司法的管辖权，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等等，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良好。1985年5月中，国王受到邀请，主持了加泰罗尼亚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1986年7月24日，国王授予塔拉德拉斯世袭贵族头衔。1988年4月22日，国王主持了加泰罗尼亚的千年庆典。
一个象征性高潮是在1997年10月4日，国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巴斯克的一个手球明星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公主克里斯蒂娜当时是巴塞罗那居民，说加泰兰语。当他们从教堂出来，和国王夫妇的马车一起穿越巴塞罗那大街，二十万人涌上街头，向新人和国王王后欢呼。在那一刻，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圆满得如同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
巴斯克的恐怖组织埃塔虽然越来越弱，但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对比下，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似乎简单得多，基本上就是安定团结双赢局面了。
回看历史，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那段相互关系张力很大的时期，与西班牙的整个国家悲剧有关。从十九世纪进入现代，西班牙在工业革命初期剧烈的社会冲突之中，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左右对抗，整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大多数时间里，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恰是处在不同的两端。政治对抗和族裔间对抗，混为一谈。
但是，一个民族区域的分离主义诉求，可以独立存在。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这是各民主国家会长期存在一些分离组织的原因。民族身份认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延续到今天，一直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困扰。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只要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敏感地导向族裔冲突；假如矛盾冲突发生在中央和区域之间，若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导向分离诉求。那些长期边缘化、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分离主义力量，会很快点燃民族情绪，突然之间毫无预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在加泰罗尼亚，主张分离的几个政党始终存在。今天，主张分离的趋同团结党（CiU）领导人阿尔图尔·马斯，已经是Generalitat主席，他在当选前就多次表示，一旦当选将谋求“加泰罗尼亚民族自决”。CiU已是第二次执政，可以感受到后面的民意了。
2003年，西班牙巴斯克自治政府就试图改变现状，把自治再跨前一步，把巴斯克对西班牙的关系改为“盟国”或“自由国”，介于自治和独立之间，被西班牙国会否决。2005年，加泰罗尼亚议会以百分之八十八点九的赞成票提出，要定义加泰罗尼亚为一个“国家（nation)”，后来在西班牙政府压力下，最终改回“民族（nationality)”。这两个词在英语中，“国家”、“民族”两者的意思都有，而“nation”的“国家”意味更重一点。
今天的宪法文本，是民主化以后的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二条就是：“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本宪法基于西班牙民主的团结、全体西班牙人共有的统一国家，承认并保障组成西班牙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自治权和团结。”简单地说，原则是：符合“统一国家”的地方法是合宪的，否则违宪；容许自治是合宪的，否则是违宪的。
立宪第二年，就建立了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其法律效用仅次于宪法。章程序言宣称：“加泰罗尼亚，作为一个民族（nationality)，始终在西班牙法律之下，根据宪法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以一个自治区履行自治管理。”2005年，加泰罗尼亚起草新版《自治章程》，序言将上面那段话的“nationality”改为“nation”。此外，新版《自治章程》和1979年有了很多不同。这个版本2006年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和西班牙议会通过，加泰罗尼亚公投有百分之七十三点二四的人赞成，百分之二十点五七的人反对。虽然批评者指出投票率没有超过一半（百分之四十八点八五），但是，程序都合法，新章程在2006年8月9日生效了。
节外生枝的是，在西班牙议会投了反对票的人民党（PP），向宪法法院诉新版《自治章程》违宪。普遍认为，事情弄糟的一个因素，是宪法法院的责任，把法规合法性的决定，陷入了所谓“进步派”和“保守派”法官的党派之争。弄得章程在政治上取得合法性已经四年，法院还没有为它的合法性做出个裁定来。加泰罗尼亚本来就不信任宪法法院，2009年11月26日，十二份加泰罗尼亚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标题是《加泰罗尼亚的尊严》，警告加泰罗尼亚人，宪法法院很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国家权利”。这又引发马德里绝大多数媒体的强烈反应，它们一向苛刻地反对新章程。两边的媒体和民众立场明显对立。在近年的记忆中，两边的裂痕还从未如此严重，四年的漫长拖延中，弄得民间高度紧张，谣言四起。
2010年6月28日，西班牙宪法法院以六比四通过了《加泰罗尼亚章程》审批版，加入了“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重写了十四个条款，解释了二十七个条款，主要涉及语言（不许可加泰兰语为官方第一优先语言）、司法（不许可进一步扩大司法自治权）和财政（不许可扩大自治财权）；虽保留了“nation”，但是限定它“没有任何法律效用”，也就是不具备国家地位。在加泰罗尼亚人感觉中，法院裁决严苛，印证了他们久久担心的谣言。
这个得到双方议会通过、已在实施的新章程，四年后遭遇如此挫折，加上马德里媒体的渲染，连西班牙大主教会议也出了个文件，特别认定“西班牙统一”是一个“道德财富”。整个过程令加泰罗尼亚人认为，他们在今日西班牙没有地位，他们没有尊严。加泰罗尼亚一下就“毛了”，反应强烈群情激奋，分离议题发酵。2010年7月10日，百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抗议法院裁决，高呼：“我们是个国家，我们自己决定。”这次抗议被“自由国际”前副主席EmilKirjas称为“近二十年来欧洲对自决的最强烈表达”。2010年7月，巴塞罗那的保守派报纸《先锋报》（LaVanguardia）公布民调，百分之四十八的加泰罗尼亚人支持独立，只有略高于百分之十的人反对。哪怕和五年前比，比例也大幅提升，显得触目惊心。
十八天后，全球各地报纸的头条是，加泰罗尼亚议会做出历史性决议，禁止本地区进行斗牛。很多人理解为一个保护动物举措，而西班牙人都明白，这是加泰罗尼亚表示：要和西班牙在精神和文化象征上划清界限。
宪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到底要什么？
2013年12月13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将在2014年11月举行独立公投。2014年1月，自治区议会通过了一个“加泰罗尼亚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声明，提交西班牙宪法法院。
事情的表面进程是这样。那么背后分离主义日趋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宪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到底要什么？
加泰罗尼亚的分离组织各不相同。有的组织被认为，他们的分离主义旗帜更像是向中央政府在各项政策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有更激进的分离诉求，有点像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要一个跨现存国界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理想是一个包括瓦伦西亚、地中海三岛、阿拉贡一部分和法国南部一部分的大加泰罗尼亚联邦，就是几百年历史中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都要回来，这个目标显然比较吃力。还有就是简单要求现有自治区从西班牙分离，作为独立国家加入欧盟。
绕到背后，经济是最大问题。谈判1979年自治章程细则时，经济就是焦点。但是，说解决区域问题有“时机问题”，这是一个最好实例。佛朗哥政权刚结束时，民族地区的期望值相对较低，他们习惯了几十年的强压制，任何一点来自中央政府的善意都会奔走相告，看作变革的希望。国王说几句加泰兰语，民众都会非常感动。在各种权力的转让谈判上，也相对容易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区域长期一无所有，加泰罗尼亚当时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五百亿比塞塔。现在突然能够得到自治权、财政权，都会珍惜这个机会、愿意妥协，谈判起点较低。佛朗哥在经济上也给转型的西班牙留下较好环境。佛朗哥离世前，西班牙如中国台湾一样有过经济起飞，在1962年加入共同市场，是仅次于法国的世界黄金第二大买主。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问题时，经济上有放权的能力。当时谈成的财政分成比例，加泰罗尼亚感到意外的满意。塔拉德拉斯曾欢呼自治区成功：“加泰罗尼亚，你是举世无双的楷模！”
此后加泰罗尼亚被公认是西班牙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2005年的人均GDP在西班牙十七个自治区中排名第四，金融业和投资业都领先。但是，他们对中央税收逐渐不满。2010年，西班牙百分之十的GDP，高达两百亿欧元，来自加泰罗尼亚扣除返回后的完全上交税款。这个数字占了加泰罗尼亚GNP的百分之十。很不巧的是，2006年自治区新章程出台到2010年宪法法院的裁决，恰恰在此期间，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是危机中心，各州都受到大冲击。可没人认为美国会引出某州要独立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区域民族情绪，很自然就共赴国难了。而在西班牙，一向寻求独立的组织在这个有独特语言文化、与西班牙有过冲突历史的自治区，看到了推动分离主张的最佳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西班牙是重灾区。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GDP在整个西班牙最高（三千一百四十四亿美元），2012年它的债务达到全西班牙十七个自治区总债务的百分之三十八，失业率升至西班牙最高，投资急剧下降。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中央财政掠夺的受害者。一些经济学家推算说，加泰罗尼亚将无法从这个状态下幸存下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加泰罗尼亚籍教授CharlesBoix就表示，“宪法法院的裁决使得我们无法恢复经济。”
那么，是不是“全是宪法法院惹的祸”？即便新章程被宪法法院批准，各种问题也只是缓解，因为新章程没有根本解决经济争端，很可能会继续推出新要求，而经济危机中的西班牙处境逼仄，也很难大大方方就给自治区再切出一大块税收大饼。裁决前的2009年，分离派已经举行了有一半加泰罗尼亚城镇卷入的非官方独立公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宪法法院拖延四年的裁决，无疑是拖得太久，又不幸恰好跨越金融危机。除了税收，还有很多细节的利益冲突。例如，总部在美国的大航空公司Delta，在它的三百三十三条航线中，巴塞罗那航线盈利占第三，可见机场之繁忙。所以，巴塞罗那机场的国家归属，自治区就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还有中央只注重大铁路公司的投资，硬把自治区铁路给逼上了绝路，等等。
加泰罗尼亚是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富裕地区，巴塞罗那是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一向是西班牙“人往高处走”的目标。人口流动大，现在这个区域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讲加泰兰语，百分之六十是外来人口。连前一届Generalitat主席何塞·蒙迪亚（任期2006-2010）都是生在科尔多瓦的“移民”。这也反映了现代区域分离主义的特征：它和区域利益紧密挂钩。只要有一个民族文化核心，然后，它可以结合动员共同利益的区域民众，哪怕他们是移民。更何况很多移民已在心理上认同了第二故乡。蒙迪亚讲加泰兰语，认同当地文化，否则不可能竞选得到一把手的位置。
然而，人口大幅流动也是现在分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前Generalitat主席何蒂·普约尔（任期1980-2003年）就担心，大批人口迁入很容易就会毁了一个小小民族的文化。CharlesBoix教授也注意到西班牙近十五年来的移民潮，很短时间就增加了六百至七百五十万的居民。他认为，这个移民势头已经不下于美国的移民压力，可是“你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无法控制迁入，而它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系都会难以应付。加泰罗尼亚是双重“移民”压力，它承担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也承受西班牙向加泰罗尼亚的“移民”。
种种原因之外，历史阴影依然笼罩在今天。一个标志，就是在1940年被判处死刑的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始终没有被平反。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政府和尚未合法的左翼党派，有过个不成文的协议：考虑西班牙已经动荡不安，在大变革关口，为避免点燃双方民众政治对立的火焰，毁了大局，双方就不再重提历史旧案和恩怨，专注完成政党合法化、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具体安排。它和南非的“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似乎是相反的做法，但同样是在各自具体条件下，具政治智慧的安排。当然，历史欠账也就拖下了。另一个原因，是内战双方背后的政治争论并非黑白分明，也仍然涉及今日军方立场，西班牙历史恩怨和政治复杂性，可见一斑。所以，每一个上台的首相最终都绕过了，包括左翼党派领袖，如上一任西班牙首相，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洛，竞选时信誓旦旦，承诺上台后立即解决，但是真的上了台，还是知难而退，没有履行诺言。对加泰罗尼亚来说，Generalitat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尊严象征，它的主席居然被西班牙政府处死了，还几十年拖着不给个说法，民族尊严在哪里。
在西班牙政府和自治区之间，原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极具威望的协调者，就是国王胡安·卡洛斯。按说，君主立宪制中的君主，只是一个象征。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国王是最重要的灵魂核心人物，他必须有所作为，高度紧张地化解重重危机，十余年来一直是一个救火员。待一切完成，国王自然退入一个礼仪角色，他突然松懈下来，也显然重新思考了人生。曾经，他身边最亲近的王宫内务官员，总是一些能够提醒他约束自己的长者。他决定改变。他辞退、解除了周围的约束，开始君王的享受。很快，周围就围上了一圈原本会被挡驾的，投其所好或谋求利益的人。总之，王室开始丑闻不断。最近，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的公主卷入经济案件，必须出庭作证。不久前，胡安·卡洛斯在一片对君主制的反对声中，默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还是那个胡安·卡洛斯，已失去他的精神光环和作为国家灵魂的个人魅力，2009年5月13日，“西班牙国王杯”毕尔巴鄂（巴斯克）对巴塞罗那决赛，当国王抵达体育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观众，一起对国王表示了不满。
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
2014年3月25日，西班牙宪法法院的十二名法官对加泰罗尼亚提交主权声明进行审议，当日下午，就做出表决，否决了这份声明。法官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依据就是宪法的第二条：“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现在，预定公投的这一天越来越近。
面对这波新的分离浪潮，只是需要面对现实。一种比较落伍的观念，是过度紧张拔高地看待分离主义。例如把任何人的分离主张或行为，都提升为“分裂国家”的严重罪行。许多国家都有类似西班牙这样强调统一、不容分裂的宪法或其他法律表述。但是，面对分离主义的组织、宣传和具体推动行为，只要不是暴力活动，一般都会像西班牙政府一样，持宽容态度，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过程充满了协商、让步和妥协。在理论上，成熟国家都理解，在各区域之间，在中央和自治区之间，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而在各种利益冲突下，一个少数族裔区域产生分离情绪、分离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些人固执地持有分离主义理想，积极投身这样的事业，也是自然的事情。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的过度反应，一般都会适得其反，越压越不服。相反，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牵涉各种利益考量，不愿意地区分离，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力量的优势，例如宪法等手段，来竭力保留国家完整，也非常自然。那么，面对分离，国家怎么办？首先必须保障区域有高度自治的基本自由。
假如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有非常对立的价值观，区域理念没有实践的可能，两者之间的张力会非常大，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抗甚至暴力对抗，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在第二共和国右翼政府当选后的情况。在民主转型的时候，加泰罗尼亚选出的左翼政府，和国王班底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并非绝对的对立，双方共同具有“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区域有充分自治权利”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谈判、妥协、让步的最根本基础。当然，大原则会面对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即便有了高度自治，还是可能难以化解矛盾，例如民族情绪高涨不可逆转，旧日积怨无法消解，利益分配无法达成协议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加拿大和英国，长期挣扎纠结无果，就选择同意区域公投，任由选择去留。但若是牵扯重大国家利益，如加泰罗尼亚对于西班牙是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库尔德的去留对于伊拉克涉及大油田去留，就会穷尽一切努力挽留。国际社会主要判断是否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恶性状况，如果有，会果断支持区域分离。
对于西班牙，因为宪法和自治区章程有国家统一条款，独立公投在法律上不是一个合法选项。那么，就有一些可能前景。一、加泰罗尼亚放弃公投；二、坚持公投，独立不能得到多数支持；三、独立得到多数支持，并不付诸实践，仅存象征意义；四、在公投多数支持分离后，实际分离，变成一个“国家”。最后的选项很难发生。更可能的，是举行公投，不论投票结果如何，双方进入下一轮博弈，经济、语言、历史遗案处理，等等。最后，假如经济危机度过，也随着时间能协调好，就度过危机，渐入佳境，否则，也许如英国一样，终于有一天，马德里放手，同意合法公投任凭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