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固然取决于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但其对文学发展史影响的大小，也与读者的审美趣味，以及时代的审美思潮密不可分。与时代审美思潮相一致的作品，更易被读者认可。而当社会审美思潮发生变化以后，曾经享有盛誉的作品，也许被贬到极低的地位。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取决于三个因素：作者，作品文本和读者。作者一旦创造出了作品，作品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具有不可改变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因而对作品的感受、评价也不相同。因此，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变的常量——作品文本和变量——读者的审美趣味，共同决定的。
文体形式的情况，当然比具体的作品要更复杂得多。但一种形式的流行与衰亡，同样不仅是作品、作者的原因，也是读者审美趣味变化的结果。任何一种文体形式，只要其在文学史上存在过，无论它有怎样的功过是非，都是不可改变的文学事实。分析当代及后世读者对这种形式的态度，不仅可以明了这种形式的影响，也可以从更深层次理解这种形式的流变兴衰。
本文是笔者《六朝骈文的地位与流变》中的一节，仅探讨骈文在六朝及初盛唐文坛之地位。
【一】
六朝读者对骈文持普遍认同的态度。骈文有它自己特有的、确定的读者群，就是具备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在六朝，这主要是指文化占有者——贵族阶层及其附属。其中既包括门阀士族，帝室新贵，也包括跻身于贵族行列的寒门人士，或庶族知识分子。作者心目中，已把读者界定为与自己一样，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即便是一篇文章的直接对象，目不识丁，仍然不影响作者和读者，往往兼有二重身分。也就是说，与后代多数情况下读者与作者截然不同的情况显然有别的是，读者往往也是运用骈文形式的行家里手。骈文形式在六朝当代，得到理解和认同，读者与作者的这种一致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即使是六朝正统文学理论家，对受到后世指责甚多的骈文形式，都没有提出过质疑。
《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常止于晋，对宋齐文学评价并不多。少量笼统的称赞，也未必是刘勰的真实态度。这种对当代文学的忽略，刘勰解释为“世近易明，无劳甄序[②]”，而后人又认为刘勰“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③]。无论刘勰对当代文学持一种怎样的态度，他对当时的新形式——骈文，并不反对，却是无疑的。这可以直接从《文心雕龙》中找到证据。
首先，《文心雕龙》全书都是用优美的骈文写成。如《时序》篇云：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薄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
偶对是如此的工稳自然，使事是如此的准确切题，辞藻是如此的典丽凝炼。与齐梁时期的优秀之作相较，毫不逊色。刘勰可谓骈文大家。
同时，刘勰对骈文诸形式要素进行了全面探讨。并且，虽然他指明了一些形式运用不当会产生的弊端，但对丽辞、事类、声律、辞藻等等这些骈文的形式要素，却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以辞藻为例，固然刘勰是反对“为文而造情”，没有真情实感的追求藻饰的，但只要“理正而后摛藻”[④]，为情造文，则不妨“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辨雕”的[⑤]。对丽辞、用事、调声等，刘勰同样认为应华实相副，情采相符。 正是成熟的骈文形式的最高境界。因此，可以说，“刘勰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骈文学的支持者和拥护者”[⑥]。
刘勰对骈文形式的态度，是文学理论家——骈文在六朝当代最高层次的读者的意见，当然具有典型意义。而《文选》由萧统主持编纂，其门下的一些文士也多参与其事[⑦]。因此，能广泛代表当时文坛一般的意见。《文选》卷35至卷60选文取舍表现出的对骈俪之文的偏爱，笔者另有《〈文选〉录文倾向性之具体考察》，兹不赘述。
继萧统以后，以副君之重、皇子之尊领导文坛的萧纲和萧绎，
同样既是骈文的拥护者，又是积极创造者。他们或称赞“任昉、陆垂之笔”，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⑧]。或认为”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积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⑨]。任、陆之“笔”，大都是骈文，肯定任、陆之“笔”，也就是肯定他们的骈文创作。对任昉之笔的肯定，是当时南北方坛的普遍态度。《梁书》本传云：
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秦，莫不请焉。起草即成，不加点串。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
同时代人的推崇之语甚多。名刘峻在其《广绝论》中，称其：
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特俊迈，联衡许郭。
而在殷芸的《与到溉书》、王僧儒《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更是把任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北方文坛，则因为模仿沈约还是模仿任昉，相互攻讦，几成宗派。《颜氏家训·文章》：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收慕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