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六安墓
六安战国墓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的战国墓地。该墓分南北双墓，初步怀疑为夫妻墓。从墓葬规模判断，如果双墓为夫妻墓的话，南墓明显比北墓大，墓主应该为男性，但也不排除两墓没有关系的可能。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双墓为同一时代墓葬。从目前已发掘的文物来看，尚未发现两位墓主人是官员或者武将的佐证，但二人生前身份不会低于贵族阶层。
南墓二重棺竟然是罕见的“弧顶悬底棺”，这种战国时期“弧顶悬底棺”在安徽省是第二次发现，第一次发现于长丰县杨公镇境内，属于战国晚期贵族墓；同时，湖南和湖北也曾发现过此类棺，属于战国早中期。至于出现“弧顶悬底棺”的六安战国墓所处时期问题，专家初步分析说，六安战国墓年代估计为战国中期，在公元前475年之后，也就是在楚国灭掉蔡国之后、迁都寿春之前。
2011年4月8日，考古人员还从北墓的藏室里清理出一件罕见的六山铜镜。该铜镜为直径达27厘米的青铜六山镜，青铜镜镜背铸有六个变形的“山”字及精美花纹。
4月10日六安战国墓北墓被打开，该块棺盖被打开之后，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具稍小的内棺，而内棺的出现，也使得考古人员之前对于该墓地为“一椁三重棺”的预测变成现实。在内棺棺木上还雕饰着十二个正方形状的方格，每排6个，给人以对称之感。内棺的材质为珍贵的楠木。长方形的外椁与内棺之间的空间，被分割成数个方格状的外藏室，外藏室里的陪葬品十分丰富。
北墓为木椁墓，墓椁长7米，宽4.24米，南、北、东方向3个外藏室陪葬文物共有100多件，其中北边外藏室全为陶制的陪葬冥器，南边外藏室为青铜实用器，均为生活常用器物。最为奇特的是陶制的冥器“甫”在战国古墓中首次发现。“甫”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本义是“苗”，表示田中有菜苗之物，寓意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丰衣足食。另外，在东边外藏室里还有一个青铜灯盏，灯盏由一个铜人举着，虽然灯盏与铜人底座已经分离，但仍能看出其雕工相当精美，可见墓主人生前生活奢华富足。
在南墓外藏室北侧发现一把品相精美、保存完好的战国宝剑。让现场所有人惊叹的是，在经历两千多年后，存放宝剑的木质剑匣仅有少许破碎，轻拂去上面污泥，精美的花纹依稀可见。匣内的宝剑大约有40厘米长，有着完整的剑鞘，因此无法打开看见剑身，但是剑柄的饰纹非常清晰，不知什么材质的东西缠绕着剑柄，起到辅助拿握的作用。
南大墓东外藏室一侧的一副战国皮质甲胄。整个甲胄呈折叠好的状态摆放在外藏室内，根据甲胄鳞片的大小和形状依稀可以分辨出护肩、护胸、护裙等部位。虽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件甲胄的威武和光鲜感。 更让人惊讶的是，不仅整个皮质完好，甚至部分部位穿连这些鳞片的线绳仍然没有完全腐朽。
南墓西厢是陶的世界，陶鉴、陶鼎、陶方、陶壶、陶豆等洋洋大观，仅陶鼎就出土11件。南墓西厢出土的提梁陶壶，圆口低领，扁圆腹，圆底，尤其是肩部有兽头形管状流，前后肩间有拱形提梁，两头仍饰以兽头。另一件陶盉则是三兽蹄形足，也以兽头形作管状流，但肩部未见提梁。灰陶提梁壶作为楚国标准器，对考古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南墓外藏室南侧出土的一些战国俑，头是陶质的，身子却是木质的，整个俑用一个小扣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而在西侧出土的一些体积较大的陶方豆、陶圆豆等冥器竟然也都不是整体烧制的，而是分部件烧制好，摆放时再组合在一起的。
伞柄两节，伞柄两头有铜皮包裹，18根伞骨和伞帽等古伞铜配件，尤其是提取的似是桐油油过的麻织伞衣残片，历经2000年尚有遗存。
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种。 此种器物外形抽象，构思诡谲奇特，形象恐怖，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 有兽面、人面、鹿角，是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 迄今出土的镇墓兽共约200件，均为战国时期文物，以战国中期为多。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墓主人可能是仿效商周时期的葬制，采用了一些高规格的配置礼器，或许由于自身等级尚不是很够的原因，陪葬中用来代表身份的鼎有不少是陶质的。但考古现场负责人汪欣认为，包括鼎、豆等在内的这些陶质冥器烧制水平也相当高，说明墓主人至少有一定地位和经济实力，“按照现在这个墓葬的规格和等级，(南墓)墓主人的官职可能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吧！ ”
不过，如果墓主人真是“省部级”高官，又出现一个新矛盾，“在战国中期，六安所在地大致上是楚国的六县，是较低级别的建制。这座墓明显超越了这个级别官员的墓葬等级。 ”省考古所研究员李德文认为，根据墓主人尚武的特点，墓主人也有可能是当时驻军或者戍边的大将。
从现在的出土文物判断，北边略小一点的墓多是镜子类的随葬品，应该是女性墓，南边应该是男性墓主人。
而根据以前的考古资料，早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特别是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
4月10日，发掘现场即有传言，双墓曾发现了盗洞。盗洞确实存在，而且还是两个。出现盗洞，即意味着盗墓贼曾经光顾过这里，但是幸运的是，盗墓贼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目前发现的有两个盗洞，一个为古代的，一个为近代的。由于古代的盗洞中没有遗留什么东西，因此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盗墓贼“看上了”战国双墓。幸运的是，盗洞都没有打通。最深的一个盗洞距离墓室还有将近1米多远，并未将墓室打通。 而盗墓贼之所以没有得逞的原因，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为墓穴埋得较深，打通难度很大。第二个方面则可能是，该地的积水较深，因此盗墓贼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严仓墓
严仓獾子冢属于大型楚墓。严仓古墓群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群距楚都纪南城25公里，属于以纪南城为中心的高等级墓群的组成部分之一。2009年10月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系统勘探，对严仓墓群中规模最大的獾子冢及附属的车马坑进行了科学发掘。獾子冢封土高约8米，底径50到60米，其南部残存长约41米，宽5到6米；墓口长34米，宽32米，墓口距椁盖板深10.5米，东侧墓道长约19米，从墓口至椁盖板共有15级台阶，椁盖板长6.4米、宽5.5米，由15块木板东西排列而成。
楚国车马坑首现指挥战车。该墓车马坑位于獾子冢西侧，由南北并列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组成。北侧的一 号坑部分已被现代取土破坏，残长18.5米，宽4米，深1.4至1.9米。一号坑共清理出5车12匹马，其中2号车有4匹马。而二号坑长3.16米，宽2.75米，深0.8米，为1车2匹马。战车从前到后分为：衡（两辆马拉一辆车时，衡用来固定马匹、保持平衡）、轭（套在马脖子上的东西）、辕、车轮（每个车轮有32根车辐）、车厢，保存相当完好，战车旁还有一根长5.6米的旗杆，被折断后放在战车的旁边。
从保存的旗杆、铜戟、铜戈、铜铙、舆外侧“漆甲”及可能是权杖的髹红漆木杆等分析，该车属于典型的指挥战车，这在楚国车马坑中系首次发现，提供了研究楚国指挥战车的具体实例。这也是目前发掘的最具有价值的文物。该车车舆内的一件十二字铭文铜戈证明其制造年代是魏惠王26年（公元前344年），为判断獾子冢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即獾子冢年代不早于344年，可能属于战国中期偏晚阶段。
出土的战车成色较旧，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经常使用的；根据古代墓葬惯例，单数为男性，双数为女性。虽然出土的车辆为6辆，但按照车马坑布局对称式的原则，可以判断车马坑应该有7辆马车，一号坑的一端应该有一辆马车被毁坏了。一般车马坑都是一个，很少出现分开埋葬的情况，而该墓为什么车马坑会出现两个坑呢？车马为何会分开埋葬呢？这或许是墓主人不够级别享受埋葬7辆马车的待遇，他是死后被追封或者超规格埋葬的，因而才会出现分开埋葬的情况。
还陆续出土了铁器、木器、青铜器、珍贵竹简以及残存头盖骨。竹简的数量和简上文字内容尚不得而知。在椁室内发现了青铜兵器和少量楚国蚁鼻钱，在椁室西厢还清理出来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头盖骨。考古人员推断，该头盖骨应是墓主的头盖骨。 此外，现场还发掘出部分木器，以及较珍贵的铁器。从侧室内清理出来的一个造型古朴的较大铁器，形状颇似锄头，柄为木质。据介绍，春秋时期，铁器逐渐在农业和军事等领域得到应用，战国时期铁器依然较为珍贵。
从出土文物来判断，墓主可能是武将大夫级别。古代天子所乘马车仅为6匹马，而该墓主人所乘马车就有4匹，足见其身份之显赫。从目前发掘完毕的车马坑情况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武将。楚国墓葬是台阶越高就越能代表墓主人的身份，獾子冢从墓口至椁盖板共有15级台阶，墓主人应是相当于大夫的级别。
严仓古墓群主墓獾子冢发掘现场发现3处盗洞。 由于周边地势低平，严仓古墓群独处高岗，成为令盗墓者垂涎欲滴的显眼对象。獾子冢封土堆上先后发现3个盗洞，直径分别为2.2米、1.8米和1.6米，其中最浅的盗洞深5米，最深的达19米。最深的盗洞出自2007年夏天的一次盗墓。警方很快破案，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文物部门也对盗洞进行了回填。因为及时报案以及较深的地下水，盗墓者应该还来不及盗掘。不过，即使近期没有被盗，并不代表墓冢也安全躲过了古代盗墓分子的黑手。真相到底如何，还得等到发掘清理完毕后才有最后结论。
经过考古学者两年多的研究整理，沙洋县严仓古墓墓主确认为楚国大司马（邵加心字底）愲。严仓古墓群位于湖北荆门市沙洋后港镇，属于以纪南城为中心的高等级墓地组成部分之一，为楚国贵族墓群。2009年10月，为配合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湖北文物部门对严仓古墓群规模最大的獾子冢及附属车马坑进行抢救性发掘。
去年1月，考古人员在严仓古墓獾子冢西侧的车马坑内首次发现了楚国指挥战车。随后，从獾子冢墓室中又清理出土部分竹简和铜箭头、铜削刀等青铜兵器，以及残存的头盖骨。但墓主人身份一直没有明确，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据介绍，从发掘完毕的车马坑情况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武将。古代天子所乘马车为6匹马，而该墓主人所乘马车就有4匹，足见其身份之显赫。楚国墓葬是台阶越高就越能代表墓主人的身份，獾子冢从墓口至椁盖板共有15级台阶，墓主人应是相当于大夫的级别。车马坑内戈上刻有铭文“二十六年晋国上库工师治”，此戈乃魏惠王26年制造，表明墓葬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44年。因此，专家当时推测墓主人为2300年前楚国的军事指挥家。
通过对已发掘文物两年多时间的整理，古墓出土的数百枚竹简中，考古人员发现其中几枚竹简上刻有“大司馬（邵加心字底）（悼）愲”，为证明墓主人身份提供了确凿证据，确认墓主人应为楚国大司马（邵加心字底）愲。在关于楚国的文献中，也有此人的事迹记载。
八岭山古墓群
八岭山古墓群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5公里，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山中古墓葬密集，现封土堆尚存特大型、大型及中型古墓560余座，其中以楚墓居多，明藩王墓次之。不少墓冢雄踞山头，宛若山峰，构成了八岭山的壮观奇景。史载楚庄王墓在山中，前后陪葬有数十冢，皆列成行。明藩辽简王及肃、靖、惠、恭、庄等诸多王墓俱在山北。山上有平头冢、换帽台、落帽台、马跑泉等胜迹。八岭山现为国家森林公园，山上乔木参天，茶海松涛，烟云笼罩，兼有雄奇幽深之胜，故有"不到八岭山，不算到荆州"之说 。
八岭山古墓群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古城西北20公里的八岭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八岭山，又称龙山。这里风景优美，林木葱郁，“纵岭八道，蜿蜒若游龙”，因此被古人视为风水宝地。山中古墓密集，现已探明，大型封土堆古墓葬就有498座，无封土堆古墓不计其数，其中以楚墓居多。史载楚国有18位楚王、五代南平国五代帝王以及明代11个藩王均厚葬于山中。1988年，八岭山古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国家林业部批准八岭山为国家森林公园。
198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八岭山南麓的明辽王墓进行了发掘清理。辽王系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四子朱植，因先得封辽东而获辽王称谓。公元1404年改封于荆州，公元1425年病逝后葬于八岭山，墓区占地60余亩，墓室系砖石结构，呈“王”字型，共有5室。墓室总面积102平方米，5室均为拱形顶，墙裙为磨砖对缝，工艺精细，室内地面铺有陶质方砖。前室安有大型石门，门上为九排九行石制门钉，前室与中室、中室与后室之间装有两道木门。墓道长17米，墓室门前立有墓志铭，辽王墓的规模、格局均不失为一座精美的地下宫殿。该墓在历史上虽多次被盗掘，但仍出土了100余件珍贵文物，1988年始辽王墓对游客开放。如今的辽王墓景区绿树成荫，古朴肃穆，与八岭山森林公园的原始风貌交相辉映，这里已成为中外客人观光游览的新景点。
八岭山古墓群现有大中型有封土堆古墓葬467座，其他无封土堆古墓不计其数，以东周时期楚墓和明代藩王墓最为著名。史载“楚庄王冢在城西龙山乡”，“前后陪葬十冢，皆成行列”。五代“南平武信王高季兴墓、文献王高从晦墓、餐懿王高保融墓”三代墓俱在龙山，明“辽简王墓城西北八岭山、松滋安惠王墓、益阳安熹王墓、麻阳悼喜王墓、应山悼恭王墓、枝江庄惠王墓”俱在八岭山，“肃王贵绶墓、靖王豪盛墓、惠王恩稽墓、恭王宠绶墓、庄王致格墓俱在八岭山”。以史载：纪南城自楚文王“始都郢”（公元前689 八岭山古墓群年）到公元前秦将白起“拨郢”，先后411年为楚国都城，其楚王和高级贵族墓地应距楚都不远，综合其他方面材料来看，八岭山可能是楚国王公贵族墓群埋葬地之一。八岭山古墓群中还有明代藩王墓葬，这不仅明史上有较多记载，而且明辽简王朱植墓已正式发掘，因该墓早在明末就遭到严重破坏，陵园布局也毁掉了，随葬器物大都散失，所以遗存文物不多。
该古墓群延续年代上至东周时期，下至明清，前后达2000年之久。虽然目前八岭山古墓群上大型古墓仅仅抢救发掘了明辽简王墓，尤其是东周时期的大型楚墓至今一座也没有发掘，对八岭山地区的古墓葬的陵园布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葬式葬俗等情况不清楚，在古代，也有秦将白起“拨郢”后“烧先王墓夷陵”的记载，但综合多方材料和现代物探技术的有关成果来看，八岭山地区的大中型楚墓保存情况是比较好的，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科学价值在我国南方，仅此一例。 南方的楚文化与北方的中原文化一道，构成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两大渊源，
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已知的发掘成果和历史记载来看，楚国在南中国的广大国土首先实现了统一和民族融合，吸收了南至五岭，东至吴会，西至巴蜀的各族先民创造的优秀成果，创造了与古希腊文化同时并肩的楚文化，但楚文化的发展水平到了怎样的程度，现在谁也难以说清，因为楚王墓至今一个也未发掘。尤其是八岭山上的东周楚墓，至今还是一个迷。 历史记载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楚国在八岭山以东5公里的纪南城为都，先后长达411年；在以纪南城为中的周围丘陵岗地和八岭山、纪山、马山、雨台山等山脉，有一条呈带状分布的古墓密集区域。先后有二十个楚王以纪南城为都，那么楚王和楚国的高级贵族的陵寝应当在这条呈带状分布的区域内。以目前调查的资料看：最大的封土堆古墓（指现存墓冢封土直径和高度），在八岭山上（如平头冢、冯家冢等），东周时期的楚王墓应该在这些封土直径最大（80米）高度很高的封土堆古墓之中，据此将八岭山古墓群作为东周时期楚王墓群申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由于八岭山地区大型楚墓至今一座也未发掘，对其陵园布局，墓葬形制、葬俗葬式和随葬器物一无所知，但以已发掘的楚国附属小国曾侯乙墓比较，曾侯乙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椁室面积为260平方米，葬于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该墓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以青铜器、玉器、兵器、金器、礼乐器、漆器、竹简，质量之优，数量之多，在先秦已发掘的大型古墓葬中，首屈一指，尤其是编钟及编钟上万 八岭山古墓群余字的铭文，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明珠，若是楚王墓，那规模只会比曾侯乙墓大，随葬器物肯定远胜于曾侯乙墓。第二，紧邻八岭山已发掘的楚国中小型墓葬的出土文物，其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极高，如紧邻八岭山的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仅仅是一座小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制品闻名于世，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东周时期兵器中的精品，以及随葬的大量精美漆器如双凤悬鼓，彩绘鸳鸯豆，双鱼耳杯和彩绘木雕蛙蛇龙凤座屏等。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寿县和长沙等地非科学出土楚国文物，到现在不过七十余年，对楚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加之由于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有意识地毁灭楚文化，因而对楚文化的历史记载和著录也不是很多，人们印象中只有老庄哲学、楚辞、离骚和楚庄王霸业等等。直到目前为止，灿烂的楚文化可能只露出了冰山一角，许多不为人知的楚国历史及科学与艺术成就，可能就掩埋于八岭山古墓群中的幽幽古冢之内，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问，也需要从中寻找答案。因此，八岭山古墓群对研究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楚文化，其历史地位和科学研究价值，在我国南方所有的古墓葬群中，首屈一指。
辽王墓景区,该区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岭山古墓群（参见八岭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是湖北省荆州市著名的历史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距荆州城二十二公里。由于八岭山地势优越，风景秀丽，风水好，凡在荆州（江陵）为政的君王大都葬在这里，历代君王把这里作为归葬的风水宝地。据史料记载：辽简王朱植系朱元璋之妃韩氏所生。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因湘献王朱柏（朱元璋十二子）于荆州城外西北一公里处营造宫室（现在的太晖观），超过当时的等级规定，明王朝追查时，湘献王全家于观南溪峨山自焚。辽王则改封于荆州府，洪熙元年三月（公元1425年）死于江陵，葬于八岭山。辽王墓室保存极为完好，现有的墓院墙，是 八岭山古墓群按北方干打垒即土筑方式修筑的，院墙上部用带卷草的花纹图案砖出檐，上盖大型筒瓦。院墙周长八百三十七米，高约一点五米，整个墓区占地六十余亩。墓室系砖石结构，呈“王”字型，共分五室。墓室顶部为拱形顶。墓室墙裙为磨砖对缝，工艺精湛。室内地面铺有陶质方砖。墓室内总面积一百零二平方米。墓室的前、中、正殿还装有大型石门和两道木门，石门上有九排九行石制门钉。墓道长十七米，墓室门前竖有墓志铭、分底盖两块，中间用四个圆形铜片分隔，并用三道铁箍包扎。盖面上刻有“故辽简王之墓”六个大字，底面上刻有辽简王的生平。整个墓志铭全被城砖密封。
198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八岭山南麓的明辽王墓进行了发掘清理。辽王系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四子朱植，因先得封辽东而获辽王称谓。公元1404年改封于荆州，公元1425年病逝后葬于八岭山，墓区占地60余亩，墓室系砖石结构，呈“王”字型，共有5室。墓室总面积102平方米，5室均为拱形顶，墙裙为磨砖对缝，工艺精细，室内地面铺有陶质方砖。前室安有大型石门，门上为九排九行石制门钉，前室与中室、中室与后室之间装有两道木门。墓道长17米，墓室门前立有墓志铭，辽王墓的规模、格局均不失为一座精美的地下宫殿。
该墓在历史上虽多次被盗掘，但仍出土了100余件珍贵文物，1988年始辽王墓对游客开放。如今的辽王墓景区绿树成荫，古朴肃穆，与八岭山森林公园的原始风貌交相辉映，这里已成为中外客人观光游览的新景点
八岭山位于荆州城西北20公里，八岭山因有起伏回环的崇岭八道而得名。又因八岭逶迤状如游龙而称龙山。八岭山地处荆州城、纪南城、万城三大古城之间，其人文景观极为丰富，每一座大型古冢都有一篇神奇的故事，每一个景点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史书记载：“楚庄王葬于古龙山。前后陪葬十冢，皆成行列。”此冢高大似山，陪冢成行，气势非凡。位于八岭山中部的平头冢亦为八岭山特大封土堆古墓。相传蜀国名将关羽得到青龙偃月宝刀后，欣喜若狂，跃身上马，挥舞宝刀，当马驰过此冢时，关羽兴起，对准冢子上部平削一刀，此冢即成平顶，“平头冢”因此得名。类似这样与关羽生平业绩有关的还有系马冢、落帽冢等古墓葬。
八岭山风景优美，林木葱郁，“纵岭八道，蜿蜒若游龙”，因此被古人视为风水宝地。山中古墓密集，现已探明大型封土堆古墓葬就有498座，无封土堆古墓不计其数，其中以楚墓居多。史载楚国有18位楚王、五代南平国五代帝王以及明代11个藩王均厚葬于山中。1988年，八岭山古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国家林业部批准八岭山为国家森林公园。 ?? 八岭山地处荆州城、纪南城、万城三大古城之间，其人文景观极为丰富，每一座大型古冢都有一篇神奇的故事，每一个景点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史书记载：“楚庄王葬于古龙山。前后陪葬十冢，皆成行列。”此冢高大似山，陪冢成行，气势非凡。位于八岭山中部的平头冢亦为八岭山特大封土堆古墓，相传蜀国名将关羽得到青龙偃月宝刀后，欣喜若狂，跃身上马，挥舞宝刀，当马驰过此冢时，关羽兴起，对准冢子上部平削一刀，此冢即成平顶，“平头冢”因此得名。类似这样与关羽生平业绩有关的还有系马冢、落帽冢等古墓葬。
纪山楚墓群
纪山楚墓群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荆门市，在楚郢都纪南城遗址以北约10公里处，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大型墓葬群，年代为距今2800～2400年左右。
纪山楚墓群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由尖山墓地、大薛家洼墓地等22处古墓地组成。古墓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葬规格较高，现有保有封土堆的墓葬227座，其中封土堆高1米以上、直径40米左右的大型墓葬约40余座。
尖山墓地是纪山一带楚墓分布最为密集的一处。墓地内现存有封土堆大小不等的墓葬100余座，封土堆排列构成南北向的主轴线，共分为11段。各段中均有一个最大的封土堆，段内其它墓冢则随最大封土堆的规模发生变化。据推测，尖山墓地可能是一处宗族墓地。
大薛家洼墓地经人工规划构筑，墓葬的排列较为特殊，南北成行，东西成排，共10排4行。墓葬构筑雄伟，秩序井然，说明墓主生前的身世十分显赫。纪山楚墓群的发现，对认识东周时期的楚文化及楚国的埋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墓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汉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郭店楚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区（1998年改为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在一号墓头箱出土竹简804枚（M1：T4）。虽两经盗扰，盗墓者曾打破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仍幸存有八百余枚。其中一少部分为无字简，有字简据整理后的数字统计，共计730枚。大部分完整，未拚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
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郭店一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一棺一椁，椁室内除棺室外，还有边箱、头箱，随葬品主要集中在边箱、头箱，在头箱发现了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的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量残断。之外还遗存有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等文物。
郭店楚简的形制不尽一致。就长度而论，可以分作三类：一类长度在32.5厘米左右；另一类长26.5至30.6厘米；第三类长15至17.5厘米。
竹简的形状也有两类。一类竹简的两头平齐，另一类的两头修削成梯形。竹简上都有用以容纳编线的契口。前两类长度的竹简每简有两个契口，上下各一个。最短的一类竹简则有三个契口，上、中、下各一个。抄写同一篇古书所用竹简的长度和形状是一致的，而且上下契口的间距也是相同的。郭店楚简的长度比荆门包山楚简要短许多，前者是传抄的古书，后者是公文、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它们的不同应是楚国简册制度的反映。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这次发现的分上下两栏抄写的格式和校正补抄文字的插入方式都是在以往楚简中所未见的。
郭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各篇原来皆无篇题，篇题是由整理者拟加的。
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10]丛文俊在《古文蝌斗》一节认为：“这批竹简出自数人手笔，风格颇不相同，而皆娴熟精到，神采飞扬。”“这些简书表明，手写体中锋、侧锋的自然变化，优美飘乎的圆曲笔势”使得古文蝌斗线条，“顿生奇姿逸态”。
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认为“靠字体和形制，而不是内容”来对竹简分类，以五种字体大致划分五个类别：第一种字体：《老子》甲组、《老子》乙组、《老子》丙组、《太一生水》和《语丛四》（《说之道》）；第二种字体《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和《穷达以时》；第三种字体：《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第四种字体：《性自命出》（《性》）、《成之闻之》（《教》）、《六德》（《六位》）和《尊德义》。第五种字体：《语丛三》（《父与恶》）、《语丛一》（《物由望生》）和《语丛二》（《名数》）。
郭店楚简包括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道家典籍两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儒家典籍十四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这批典籍除《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外，其余皆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
简本《老子》甲、乙、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分见于传本《老子》的三一章，其内容有的相当于传本全章，有的只相当于该章的一部或大部。简本存2046字，约为传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故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
《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
《缁衣》的内容与传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亦有差别。两相校勘，可以发现传本的若干错误。《五行》曾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简本文字与之有一些相异之处。有学者论证，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马王堆帛书整理者指出，《五行》属于思孟学派。此次两篇著作同出于一墓之中，或暗示当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流传甚广。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前者未见流传，后者的大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书。
《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和《六德》也抄写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亦相近。《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简的形制也基本相同。
《语丛》各篇都抄写在长度最短的那种简上，内容都由类似格言的文句组成，其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似。
丛文俊在《古文蝌斗》一节评析《郭店楚墓竹简》：“如《成之闻之》篇简，其笔势圆融，正敧变化空灵有致，充分显示长锋笔的风格美感，是楚系墨迹中惟一可以揭示虫书秘奥的作品。”《语丛三》简，“其字体势皆纵，挺拔雄媚，泱然大度，有廊庙气象”。《性自命出》简，“逸逸草草，无拘无束，笔道流媚，意态天然，非精熟至极，无以臻此境界”。《语丛四》简，“用笔清劲圆美，秀润婉转，简虽狭窄，却能纵横洒落，流光溢彩，与《楚帛书》面目极近，可谓精品”。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书中前言记录参加郭店楚简释文工作的有彭浩（荆州博物馆）、刘祖信及王传富。竹简的缀连和注释由彭浩、刘祖信承担。全书的编写工作有彭浩负责。承担竹简保护工作的是方北松（荆州博物馆）、刘雄。整理工作照片由金陵（荆州博物馆）、周光杰摄制。《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图版所用照片有郝勤建（湖北省博物馆）拍摄。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对书稿进行了审定，缀合了一些残简，对《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以外各篇简文排列的次序作了调整，并对简文的分篇进行了调整；对释文和注释，除对技术性问题径直改正外，还提出了许多修订建议和供参考的看法。编写者并以“裘按”的形式收在注释中。[17]
学术会议
1994年底，《湖北日报》刊载了《我国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最早竹简〈老子〉等典籍在荆门出土》一文，首次披露了郭店竹简相关情况；1997年7月，郭店一号墓的发掘报告正式发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在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批材料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各地纷纷举办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就郭店竹简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998年5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举行了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会议以《老子》与《太一生水》篇研究为主，部分论文收入《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一书。
1999 年10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对简文的释读、编连、文本对勘等问题做了集中讨论，相关成果结集为《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00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 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是“1998年会议的直接扩大和延续”。
2001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郭店楚简与历史文化座谈会”。
2003年12月，即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之际，荆门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一次“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会议结集为《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于2003年11月由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外，在其它的一些简帛学会议上，郭店简仍是学界争相讨会的焦点。
郭店楚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郭店楚简上记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以道家文献《老子》最为有名。《老子》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和其弟子的著作。但《老子》一书的原始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历史上没有流传下来，一直不清楚。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另外，郭店楚简的儒学著作，在儒学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之间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因为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学大师相距近200年，儒学研究者一直认为这200年间的儒学没有发展和传承。而郭店楚简中首次面世的14篇儒学著作正是孔、孟儒学思想的“纽带”。
郭店楚简的出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竹简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引起国内外学者有关注和重视，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简的研究热潮，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成立了研究郭店楚简的机构，多次召开了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郭店楚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饶宗颐认为，自1970年来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
东大杖子战国墓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位于辽宁省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该墓葬群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墓地墓葬保存完好，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中国东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十分罕见。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位于辽宁省建昌县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中部老河道以西的村落中，占地10万余平方米。截至2012年4月，已发现墓葬137座，发掘43座，由于民居地面下未能勘探，推测墓葬总数超过200座。墓地年代上限为战国早中期，下限为战国晚期。同时，在墓区西北部的北山遗址内有窑址、灰坑、灰沟、灶址等遗迹，墓区东部500米处的杜梨树遗址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窑场。
2012年4月13日，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的发现，证实在秦开却胡之前，燕国势力就已经到达东北。
1999年发现该墓地群后，文物部门即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勘探和试掘。此后，因居民打井、挖窖、翻盖房屋及盗墓举报等，曾分别于2001、2002、2003、2005年又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3座。出土了精美的燕文化铜礼器、铜车马器、铜兵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配以金柄套的曲刃青铜短剑以及作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铜戈祖型的异形铜戈，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201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东大杖子墓葬及遗址考古工作五年规划。2011年秋季，考古部门对位于当地村民李绍祥家前院、王国歧家后院及两家之间的街道上编号为M40的一座大型墓葬进行了发掘，并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墓葬多为东西向，尚无明确的排列规律可循；从规模上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其中大型墓长近7－99米，宽6－8米，中型墓长3-5米、宽2-4米，小型墓长2-3米、宽1.2－2米左右。其中大型墓葬主要位于墓葬区的中南部，较为集中，中、小型墓在其周围间杂分布；均为土圹竖穴木椁（棺）墓，分为填土与封石墓两类。封石墓是指在圹口与生土二层台之间封盖大河卵石者，多为中小型墓，但随葬品皆较丰富。填土墓以往发现多为小型墓，随葬品较少，以陶器为主。2011年发掘的M40为填土墓，规格则较大；人骨多已朽不存，从少量几座墓中仅存的齿冠和股骨渣痕间的相对位置判断，诸墓死者一般头东足西，单人仰身直肢。随葬品多置于棺内东部，西部和中部较少。
墓葬主要类型为：
1．大型墓：以2011JDM40为代表。墓圹平面呈“凸”字形，其南北壁长9米、东西壁长宽8米左右，东、南、北壁上共发现7个半椭圆形的柱槽。墓道向西，截面呈梯形，与墓圹交接处为斜坡状的台阶。墓壁呈阶梯状，其中二、三层台为生土，向下倾斜至圹底，圹壁及台面上局部抹有掺杂白石子的白灰或抹有细黄泥台面。沿墓底搭建二椁一棺：外椁底、壁及顶皆由宽大木方制成，东西长5米、南北宽2.7米、存高1.45~2.2米，椁与墓圹之间填土，形成熟土四层台；内椁位于外椁中间偏西部位，长3.2米、宽1.6米、高1.3米，四角有立柱。棺位于内椁中部，梯形，南北长2米、宽0.8~1.04米、高0.4米。尸骨保存较差，仅存朽腐的牙齿局部，头向东。
出土文物[5] 随葬品多数位于内、外椁东部之间的“头厢”部位，以仿青铜彩绘陶礼器为主，有鼎、豆、壶、盘等计约数十件，规格较大，各种动物造型逼真，彩绘鲜艳；另在外椁底板上普遍放置制作精美的的滑石镂空饰件和陶串珠等。滑石饰件有两种：一种为圆环状，饰有对称的3~4个勾云形纹；一种是长方形，饰有一首双身的夔龙状纹；棺内随葬品有铜带钩、环首刀、玛瑙环、绿松石珠等。其埋葬过程极为复杂：棺、椁所用木板上部皆抹膏泥，其上铺席；墓葬填土至与二层台面平齐的高度时，在东侧贴近二层台的中间部位放置了大量的动物头骨，种类有马、牛、羊、猪、狗，总计74个个体。在兽骨堆西部放置了一个木箱，底出有陶饰件及石璜类饰品。
2．中型墓：以2003JDM4为代表。此类为封石墓，圹口封石皆为铺砌整齐的大河卵石，长4米、宽3.4米、厚1.3米（自中间凹陷处至木椁处），墓底距地表近3.2米。木椁与圹壁之间为二层和三层台，其中东面二层台上陈放有兽牙。葬具为一棺一椁，头厢在东部，椁长3.08米、宽1.15米，棺长2.5、宽0.95米，方向80度。在椁口处尚存十道梁枋遗迹，应为棺盖板的一部分。棺内人骨已朽不存。在棺内人骨位置的头、腹、体侧及足下分别置有青铜盖豆等容器、玛瑙环、珠串饰、玉璧等饰物和短剑、戈、矛、镞等兵器，头厢内则陈放青铜壶、鼎、洗等礼器和軎、衔等车马器及漆器等。其中的金柄（即指金剑格和剑柄末端的金嵌框部分）青铜短剑是继2000年首次发现（2000JDM14）之后的第二次重要发现，十分珍贵。
3．小型墓：以2000JDM13为代表。此类为封石墓。圹长2.6米、宽1.4米、深0.8米左右。棺长2.1米、宽0.6米、存高0.35~0.4米。圹内东南部填土中发现5个牛头，棺内外随葬青铜戈、矛、削、带钩、镳、衔，陶罐、盖豆及缨络饰等20余件套。小型填土墓随葬品则较少，多为陶器。已发掘的43座墓葬中出土各类随葬器物近千件。其中以带有金质剑格和柄端枕状器嵌框的青铜短剑、双胡戈、提梁双联壶，仿青铜彩绘陶礼器、矮领垂腹式陶罐、碗状盘式粗柄陶豆、侧面带有一斜向壶嘴状流的陶盉和大敞口陶尊等最具特色，诸多器物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首次重大发现。
墓地出土各类遗物近千件，不仅有大量燕式仿铜陶礼器，还有具东北土著文化特色的金柄套曲刃青铜短剑，说明这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前所未见、等级很高且保存完整的战国墓地，对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纪前后东北乃至北方地区有关民族的活动、燕文化、燕秦汉统辖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从墓葬的棺椁来看，属于中原地区礼制的一部分，一同出土的还有成套的中原礼器，说明这是一座中原墓葬风俗与当地少数民族墓葬特点相结合的墓葬群，对研究民族融合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
据诸墓出土的中原式器物及墓葬形态看，绝大部分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从墓地的规模及分布推测，整个墓地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期至汉初。墓地延续的时间与文献记载的秦开却胡、燕设五郡时期大体相当，诸墓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对研究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东北系青铜短剑是辽宁乃至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但以往发现过于零散，像东大杖子这样集中出土且含金柄者的大型墓地实为前所未见。这对探讨使用这类短剑人群的起源、流动及不同时期的活动中心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二，墓地所在地战国晚期为燕国所设的右北平郡所辖，因相关记载和考古发现不多，其郡治所在尚属悬案，东大杖子高等级墓葬（11JDM40）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线索；同时，这一发现证明了当时东北的一部分地区已纳入燕国的势力范围，为秦汉时期起中央政权在东北建立郡县制、实施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的发现，证实在秦开却胡之前，燕国势力就已经到达东北。文献记载，燕的势力在秦开却胡前应一直向北推移，但夏家店上层文化后的一段历史模糊，建昌古墓的发现补齐了考古学家苏秉琦辽西“古国”历史空缺理论中的辽西地区东周时期的缺环。从广义上，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可以纳入辽西大凌河流域文化区域中，是辽西继青铜器窖藏之后，又找到的青铜器中心。源头就是牛河梁，往下依次是夏家店、青铜器窖藏、东大杖子、绥中姜女石遗址。
有关专家认为，古墓的发现价值是顶级的，古墓所在地区当时的辉煌与发达程度超过沈阳，秦始皇在绥中建碣石宫，肯定受这一地区繁荣的经济、政治影响。另外，从古墓出土的各类文物看，土著文化受到了中原先进文化的感染，这对多民族国家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启迪。
叶家山古墓
叶家山古墓葬群位于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8组，面积约40000平方米。2010年12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铜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1年2月开始，湖北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发掘。到2011年10月底，田野发掘一期工作以基本结束，发掘面积3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2座大墓未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玉石、原始瓷器等各类文物700多件，其中青铜器多达325件，器形有鼎、爵、觥等，发掘的65座墓葬皆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最深达9.7米。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介绍，本次发掘出文物达700余件套，以青铜器为主，年代为西周早期，同时出土了部分原始青瓷。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青铜器上都有铭文，总字量达400字。多数青铜器上有铭文“曾侯”和“曾侯谏”铭文，这是自曾侯乙墓发掘后，又一和曾国或曾侯相关的考古发现，对研究西周早期的曾国历史将是重大突破。
此次发掘有很多重大的发现，有很多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物，不少可填补国家、省文物空白，深感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这对随州历史文化的延续、传承意义重大。
随州叶家山墓葬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判定为西周早期墓葬，距今约3100多年。8月20日，随州市委书记王祥喜在发掘现场获知这一结论后，提出要高起点规划，把随州周围遗存纳入进来，力争国家大遗址保护。
湖北最早的青铜时代墓葬为黄陂盘龙城的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属于商代早期，比叶家山墓葬更早。但此次发掘的叶家山墓葬规模大，规格高，多属于西周高级贵族墓，随葬品非常丰富。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从25项终评名单中成功突围，获“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评选自1990年启动，在一年一度的评选当中，湖北省先后有郧县人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鸡公山遗址（1992年）、潜江龙湾宫殿遗址（2000年）、巴东旧县坪遗址（2002年）、郧县辽瓦店子遗址（2007年）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就在其微博上称“叶家山入选没有悬念”，他表示：“叶家山太重要了，作为主攻三代考古的学者，很期待叶家山的入选。”
入选消息传来之后，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详解叶家山考古发现的重要学术价值，称随州叶家山墓地有如下特点：具西周姬周文化的特性，时代早且明确；出土铜器丰富、完整；多数铜器都有铭文，国属应属于曾国。而这些特征已初步显示这一墓地的重要性及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
首先，叶家山墓地是近30余年来湖北省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规格和规模在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首屈一指。所见墓葬保存之好，出土文物之丰，时代特征之明确都为迄今湖北考古发现之仅有；
其次，本次科学发掘所获的大量西周陶器、铜器和原始瓷器等，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是研究湖北汉水流域西周文化的重要标准性器物群，丰富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库；
第三，对西周的曾国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自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未成定论。本次发掘的65号墓是所见大墓之一，从铜器铭文与伴出的铜钺、铜面具等重器可以推定墓主极有可能是曾侯谏，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在汉东地区称侯；
第四，大量成熟、品类齐全的原始瓷器屡现于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将有助于解开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
第五，本次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已知铭文总字量达400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未见之人名，对排定墓地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价值；
第六，为汉东方国的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的曾国似应仅存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的消灭，姬姓曾国迅速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汉东第一大国。
自曾侯乙墓发现后，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不绝于学界，大多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而立国的。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曾侯”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并已称侯，比已知的曾侯乙墓早五百多年。已经发掘完的M65所使用的鼎数为7鼎，是该墓地所使用鼎数最多的一座墓葬，《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与这伴出的还有铜钺和铜面具等反映高等级身份的重器，推定M65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已在汉东地区存在并已相当强盛了。
本次科学发掘过程中，大量成熟、品类齐全的原始瓷器屡现于叶家山高级贵族墓葬内，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与青铜器的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将有助于解开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原始瓷湖北过去发现不多，且器类单一，这次集中发现的批量原始瓷器将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物证。对于原始瓷器重要性的评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说过：“凡是有青铜器的墓葬，不一定有原始瓷器；但是有原始瓷器的墓葬，它一定有青铜器。”
汉东西周方国格局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中关于“汉阳诸姬”分封与文化，曾（随）、鄂、厉、唐、楚等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是此次考古发掘力求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据统计：叶家山墓地青铜器铭文总字量达300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15种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不见人名。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汉阳诸姬”是指在西周早期周成王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诸多姬姓或姻亲诸侯国。涉及随州境内的就有三个国家，如：曾国（李学勤先生首倡“曾随合一”说，即曾随为一国二名），姬姓，今淅河镇境内漂水以东一带（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文鼎铭文也提及曾、鄂两国，铭文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现在看来，周昭王南征铜器铭文中的曾就应作西周早期曾国解读了，昭王南征正是以汉东的曾和鄂两个国家为军事据点）；唐国，姬姓，今唐县镇境内；厉国，又称赖国，姬姓，为新石器时代“神农所生处，称谓烈山氏”，与随、唐比邻，同为西周的重要属国。鄂国，又称噩国，篯姓，今安居镇境内蟟水流域。分析得出，曾（随）、厉、唐之间的关系是与周王同姓诸侯国，其分封汉水以东主要目的为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加强对荆楚地域的控制。曾、鄂之间，为异姓诸侯国，伴随安居羊子山鄂侯铜器群发现及淅河叶家山曾侯器群的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消灭，姬姓曾国迅速扩展至汉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汉东之国随为大”。同时，“一城四国”的现象既表现出一脉相承、相互拱卫的血缘关系，又表明了主权独立、朝代更替的历史现象。由此，曾国王朝崛起、兴盛的脉络，才逐渐显现……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呈“卜”字形，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为中国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发掘。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南北16.5 米，东西21米。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岁左右；殉葬者为13～26岁的女性。
曾侯乙，姓姬名乙。战国时代曾国（今湖北随州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诸侯。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为代表的万件文物，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而震惊世界，作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备受世人关注。然而曾侯乙何许人？史籍无载。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谭维四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据他介绍，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 曾侯乙墓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64件，(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1983年1月6~9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80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 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目前尚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共有包括编钟在内共九件文物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分述如下：
国宝一编钟，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
国宝二青铜尊，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国宝三编——通高109、宽215厘米。青铜错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国宝四鹿角立鹤，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国宝五大尊缶，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尊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国宝六联禁铜，左：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国宝七青铜冰鉴，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国宝八云纹金盏（含金漏匙）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国宝九龙凤玉挂饰，挂饰整体为一条大龙。全器用5块玉料、1个玉环和一根玉锁钉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技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有谷纹、云纹、斜线纹。出土时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其特色之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例：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三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及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春申君墓
春申君（前314－前238）本名黄歇，汉族，楚国江夏人，中国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是著名的政治家。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曾任楚相。黄歇游学博闻，善辩。楚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逝，春申君在前去奔丧时被楚国国舅李园安排的刺客刺杀。
春申君是战国时期楚国江夏人（今武汉市江夏区），原籍巴国（今四川省境内），但在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春申君以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于世。顷襄王时，秦昭王派大将白起带兵打败韩国和魏国后，联合韩、魏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形势危急，顷襄王派能言善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说服秦昭王退兵。顷襄王病重，春申君设计使留在秦国作为人质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国即位，即考烈王。考烈王任他为相。在秦军围攻邯郸时，春申君带兵救援。后又为楚北伐灭鲁。
当时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以此为忧。后来，春申君娶赵人李园之妹。李园妹有身孕后，献于考烈王，生子被立为太子（即楚幽王），而李园妹被立为王后。李园因此逐渐掌握大权，蓄养死士，欲杀春申君。考烈王病死后，李园令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春申君及其全家。
黄歇年轻的时候曾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的赏识。在楚顷襄王熊横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在秦国作为人质。前302年，熊横在私斗中杀死秦国的一位大夫逃回楚国，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前299年，秦国伐楚，攻下八个城池，楚怀王入秦国求和，被秦昭王强行扣留，最后于前296年死在秦国。前298年，楚顷襄王即位，秦昭王对其非常轻视，大举出兵准备灭掉楚国。秦昭王派遣白起攻打楚国，夺下巫郡（今四川东部）、黔中郡（今湖南、四川、贵州交界地区）两郡，并于前278年攻下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向东直打到竟陵（今湖北潜江），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今河南淮阳）这时的楚顷襄王急于和秦国求和，于是于前272年派遣辨才出众的黄歇出使秦国。当时秦昭王派遣白起进攻韩国和魏国的联军，在华阳大败他们，擒获魏国将领芒卯，韩国和魏国只好向秦国臣服并听命于秦国。秦昭王已命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正准备出发。这时，黄歇恰巧来到秦国，听到秦国这个计划。黄歇于是上书劝秦昭王说，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秦国欲攻打楚国，必然会导致两败俱伤，很容易使韩、赵、魏、齐等国家得渔翁之利。这还不如让秦国和楚国结盟，然后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它国家。秦昭王被黄歇成功说服，于是阻止了白起出征，派使臣给楚国送去厚礼，与楚国缔结盟约，互为友好国家。黄歇接受盟约后回到楚国，楚顷襄王派黄歇和太子熊完做为人质去到秦国，秦昭王将他们扣留了十年。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秦国却不同意熊完回去楚国，黄歇知道秦国丞相范雎和熊完关系很好，于是试图说服范雎。黄歇指出楚顷襄王可能会一病不起，如果秦国能让熊完回去，熊完即位后必然会感激秦国，努力维护和秦国的关系；如果不放熊完回去，而是利用熊完要挟楚国，楚国必然会另立太子以对付秦国，秦和楚的关系就会破裂，而被秦国掌握的太子熊完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范雎将黄歇的意思转达给秦昭王，秦昭王让熊完的师傅回去探问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后再作打算。此时的黄歇为太子熊完深深担扰，他觉得如果楚顷襄王真的不幸去世，而熊完又不在楚国的话，把持楚国朝政的王室宗亲阳文君必定会把自己的儿子立为新太子，这样，熊完就不能继承王位了。于是，黄歇让熊完换了衣服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得以出关，而他自己却在住所留守，并以熊完生病为借口谢绝访客。等熊完走远了，秦国没办法再追到时，黄歇才向秦昭王说出实情，秦昭王大怒，想让黄歇自尽。范雎劝道，熊完即位后，必定会重用黄歇，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意见，因而将黄歇送回了楚国。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楚顷襄王去世，熊完即位，称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黄歇被楚考烈王任命为楚国令尹，封为春申君，赐给淮北十二县的封地。15年后，由于与齐国相临的淮北经常发生战事，黄歇请求楚考烈王把自己的封地淮北十二县换到江东，楚考烈王答应了黄歇的要求。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的丞相平原君赵胜前去楚国请求救援，楚考烈王弃秦楚两国的盟约不顾，派遣春申君领兵救援赵国。与此同时，魏国也派出信陵君魏无忌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前256年，楚考烈王派遣黄歇向北征伐鲁国，次年黄歇灭掉鲁国，任命荀况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通过援赵灭鲁，黄歇的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增，也使楚国重新兴盛强大。春申君黄歇在对外穷兵黩武的同时，对内则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竞相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最高峰时黄歇有门客3000多人，其数量在“战国四公子”中居于首位。黄歇的门客多逞强好斗，奢侈浮华。有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装饰着珍珠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而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让平原君的门客自惭形秽。
前256年，秦国灭掉西周国，同年，寄居在西周国的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前249年，秦国秦庄襄王即位，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又带兵灭掉东周国。前242年，各诸侯国担忧秦国吞并中原的势头不能遏制，于是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让春申君当权主事。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六国联军曾一度攻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秦国倾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而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
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当时楚国的国舅李园想取代黄歇的地位，于是暗中豢养了刺客准备刺杀黄歇。黄歇的门客朱英得到了这个消息，提醒黄歇注意李园的动向，但黄歇没有理会朱英的警告。不久，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前去王宫奔丧，在棘门受到李园刺客的伏击，当即被斩头扔在棘门外。同时，李园派官兵前去春申君的家中，将春申君的家人满门抄斩。同年，熊悍继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另据《越绝书》: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幽王征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征假君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更名大越为山阴也。春申君姓黄，名歇。
吴国被越灭后，楚又灭越，春申君来到原来的吴地，对原吴都阖闾大城地区的经济恢复有很大的功劳，《越绝书》记载他在吴地（今天江苏省江阴市一带）兴修水利，当地人对他很尊重。当年楚封春申君黄歇于吴，曾于无锡筑黄城。上世纪20年代筑路，在这里发现一块桥石，上镌有“黄城永安桥”字样，看来这是黄城的唯一见证了。今天江阴市有春申君祠，春申墓。
“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姓黄名歇，是黄国贵族的后裔，以礼贤下士、门客众多而著称。黄歇学识渊博，善于辞令，而且他遇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大臣风范，为太子熊完的继位以及他日后的赫然崛起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太子熊完继位后称楚考烈王，黄歇时任令尹（相国）并得到“春申君”的封号和淮北十二县的封地。清乾隆《光州志》载：“光州内有黄歇宅”，又载：“州境（在潢川）即在所赐十二县中，今州治其遗宅也。”近年又在潢川出土的清乾隆七年九月《光州十景》的石刻中有《春中遗宅》一首，并注：“周东三里河北有春申君丹炉，在光州治后有春申君漆井”。由此可见，潢川不仅是春申君的封地，而且是他的家乡。
他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公元前241年，楚国都城由陈郢（今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这时春申君的封地由淮北12县改封吴地，其家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他在改封的广大地域内分设都邑，在今上海、苏州一带，治理申江，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故此，当地人纷纷以其姓或号为许多山、水、地方命名，如江苏省江阴市君山也叫黄山，今天上海的黄浦港，上海简称为申，都是因纪念黄歇而得名。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公子墓冢一说1930年吉鸿昌将军率部驻潢期间，曾在专署后院内的春申君墓地旁建立墓碑。碑上除“春申君墓”四个醒目的大字外，还注明：“春申君故居即在此。黄歇被杀后，其门客将其遗骸偷葬于故宅内。”之后多次有人对春申君墓地加以整修。
原春申君墓碑现已残断，半截残断碑上“尸葬于宅后”一段文字仍清晰可见。据专家论证和北宋出版的百家姓记载春申君（黄歇）是中国大姓氏之一黄姓的始祖。春申君墓位于潢川县隆古乡隆古村黄国故城内，周围有黄宫遗址、天池、老龙埂水库等景点。春申君墓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区保存完好。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有泰国、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印尼等黄氏宗亲寻根团1万人左右到黄故城寻根问祖，拜祭春申君――黄歇。
另有一处在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境内有春申君黄歇墓冢。陵园背山面水，北靠八公山山脉的赖山，南邻瓦埠湖，距李郢孜镇政府西50米，其封土高19米，底径87米，占地总面积7000平方米。1979年10月，安徽省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考察，1992年谢区政府为黄歇墓立了碑，2000年动工兴建“春申君陵园”，同正式对外开放。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黄歇被李园谋害，葬于谢家集区李郢孜镇境内。根据《凤台县志》中“县东隗家店西大阜（西大阜，即今安徽淮南谢家集区李郢孜镇沈郢孜村一带）名黄歇冢”的记载，又经文物普查，黄歇墓址得以确认。
还有一处在湖南常德市。据《中湘四修谱》记载，黄歇的籍贯是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其父辈是楚国属国黄的贵族，黄歇后来成为楚相，建功立业，其封地扩大到安徽江苏一带。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春申君在家乡常德养有大批食客，建有珠履坊（今民主街至下南门旧称珠履坊）。《方舆胜览》还记载常德城有黄歇的住宅和坟墓，历代都有修整春申君墓的记载，直到1918年冯玉祥进驻常德，都曾为春申君墓 春申君像封土树碑。常德上南门还耸立着纪念他的春申阁。
关于春申君之死，有江苏苏州，湖北江夏荆门，安徽淮南，湖南常德，河南信阳等7个地方宣称有黄歇墓。江苏苏州是春申君的封地治所，湖北江陵是楚国旧都，葬他都有可能的。安徽也是他的封地，他死在今安徽寿县西，(当时是楚国新都寿春)，葬他似乎最有可能。但这都不能说明那里是他故乡。
春申君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学界尚无准确答案。根据现有历史文献来看，春申君故乡应在四川达州境内。目前，达州市下辖的万源市和达县都宣称当地是春申君故里，双方各有证据。
“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墓，近日在苏州被发现。据苏州市博物馆馆长钱公麟介绍，1992年11月，苏州郊区农民开山炸石时，发现一座古墓。后经考古人员抢救发掘，确认它是凿山为穴的战国古墓。这座位于小真山的战国墓，主室有三级台阶，墓口长11.6米，宽9.7米，墓深6.2米，有斜坡墓道，封土层层夯实，封土堆高达7米，其规模相当大。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方官印，因印上文字毁坏破损，无法辨认，一时难以确定墓主身份。最近，中国著名古文字研究专家、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曹锦炎应邀到苏州进行考证，最终确认官印文字为“上邦相玺”。据史载，战国末期，六国合纵，以楚国为首，对抗强秦，楚被尊为“上邦”。春申君名黄歇，是当时楚大臣，楚顷襄王时曾出使秦国上书昭王劝秦退兵，并设计解救楚国太子，楚考烈王时被任为相，封地江东，以吴（苏州）为都邑。经湖北社会科学院楚史研究专家张正明教授考证，认定小真山战国墓即为春申君墓。依据专家的断定，黄歇是葬于他的封邑苏州，《坑梓谱》记载的湖北武昌府江夏县的黄歇墓，则可能是黄氏族人为之修建的纪念冢。据《江夏黄》一书云，古黔中郡开元寺中也有黄歇墓，应又是一纪念冢耳。
楚国贵族墓地分布在小真山上，D1M1位于小真山的主峰，海拔32. 2米，凿山为穴，虽被开山炸石所破坏，但从保存下来的东壁和北壁反映，墓室修建得非常规整.D1M1为甲字型大墓，方向180度。墓口长11.6、宽9. 7米，墓底长6. 5、宽5. 45米。其墓地分别D1M1 . D2M1. D3M1所组成，呈品字形组合。D1M1虽被开石时炸坏，但还出上青铜鼎4.盔1、戈4，尊5、剑2.做7.弩机1.灯1、印1件，另有玉器7件，印有“郢爱”的陶冥币2件。其墓葬最有特点的是，在墓门口，墓道两侧分别竖靠长秘2件、铜戈4件，戈锋朝向墓道，每件分别由铜戈、木秘、铜蹲组成，长1. 65米。此墓俗仅见于安徽长丰战国晚期的楚墓中，其中，M11的墓道中清理出带兽头土禽的铜戈10件，木秘和铜蹲均斜靠在墓道两壁，戈头指向墓道口。该墓地的M1一M9中，多数墓在墓道两壁摆到3一5对铜矛和相应数目的漆盾，墓道形制也相似，墓口有台阶，都有一层台……
所以D1M1与女徽长丰战国楚国墓地均属楚国贵族墓葬，也是同一时期的战国晚期墓葬，重要的是D1M1出上了1枚铜印，印文为“上相邦玺”，经曹锦炎先生考证，证明墓主曾担任过楚相一职，春申君为楚相，《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一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使。’因并献淮北十一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以为都邑。’，《越绝书 吴地传》曰:“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幽王征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征假君，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从上述墓葬规模、型式、葬俗、出上物、时代，以及结合文献来看，可以确认D1M1为春申君墓。
D2M1位于D1东北28米，也是凿山为穴，甲字形，北部有一条斜坡墓道，方向180度。墓底长3. 2. 宽3. 3、自深4. 3米，墓道长9.’宽1. 9米。现存上墩高 3. 5.自径24米，因墓坑内填土吸水性强、水分足，大部分遗物均已腐朽。出土物仍陶器为主，鼎2.访2.盒2、杯2、勺4.罐1、俑头1件，另铜镜一面已腐蚀不清。
D3M1位于D1M1和D2M1的东南侧，三者呈品字形，也是凿地为穴，为长方形竖井式，方向180度，没有墓道，有一层台。墓口长5. 8、宽4. 6米，底长3. 5、宽2. 15米，自深5. 15米，内置一棺一椁，出土陶器有鼎4.敦2.壶2.瓶2.熏1、俑头1、铁剑1.玉扳指1.玉印1件。
这3座墓同在小真山，呈品字形，从出上物分析为同一时期，再从随葬器物看.D2M1为女性，D3M1为男性，D1M1为春申君墓，可见D2M1为其夫人，D3M 1为其子，一并被杀。小真山墓地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