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瑞、姜宗福: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时间:2010-12-01 10:00

近段时间,有两位副市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是山西阳泉市副市长王敬瑞。他出了一本名为《芝麻官悟语》的书,道出自己为官30多年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引起追捧。另一位是湖南临湘市的挂职副市长姜宗福。他任职期满后被调到校园里当了一名教师,爆出一些“官场潜规则”和为官感受,引起热议。



王敬瑞说: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官前官后都是民,做官先做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我们头上有一层“天”,那就是党组织;脚下有一方“地”,这就是人民群众。上对“天”负责,下对“地”服务,“天”支持,“地”拥护,我们就是真正的“顶天立地”者。

一个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一个好官必定是好人。因为好官有着高尚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顺从不是软弱无能,顺从也不是任人摆布,顺从要有原则,顺从要有尺度,顺从要有价值。顺从是一种柔,是一种策略,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时刻体验到,车不好坐,觉不好睡,饭不好吃,官不好当。如果体会不到这四条,就不是人民公仆。

“贪”字形似“贫”字,其中含义深刻:贪得无厌往往会导致一贫如洗。最好的东西过多就可能变成最坏的东西。

……

姜宗福说:

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速度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了整整1738天之后,改变了这种看法。

就我所处的位置而言,只要稍加放松,来钱的确容易。我曾经分管过教育,只要从山村调一个老师进城,收个十万八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讲真话难,当一个官员讲真话更难。

我想“谋事”,人家在“谋人”。官场的生存之道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融入。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临湘;很庆幸,临湘没能够改变我。

……

这两位副市长,在“感悟”为官之道的同时,也发现了官场的很多秘密。



王敬瑞告诉本刊:为官之道关键念好 “八字经”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原茵

王敬瑞是个高调做官低调出书的人。记者记者曾通过多种渠道联系采访他,希望他能谈谈自己的《芝麻官悟语》一书,但均遭拒绝。

日前,记者直接“闯进”阳泉市政府办公室,见到了王敬瑞副市长。他的办公室在市政办公大楼的9层。室内最引人瞩目的是书柜上方“天道酬勤”四个大字。

记者表明身份后,王敬瑞拿出两本《芝麻官悟语》,签上名,诚恳地说:“送你们书看看,采访就不必了。咱也不图名不为利。”记者赶紧说:“不采访也行,探讨探讨你的书是否可以?我们还真有些建议。”见记者很有诚意,他连忙让座。不承想,我们越聊越投机,竟“坐而论书”近3个小时。

是写“领导艺术”,还是揭“官场潜规则”

记者:我们知道您写的《芝麻官悟语》,早在2002年已出版,今年已是第七次再版,为什么此次最受关注?有没有进行一些宣传?

王敬瑞:说实话,并没想到这次会引起广泛关注。我一直把出书看作个人学习和总结工作的一种方法。从来没想过要炒作。2002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我路过新华书店,看到书店里张贴着这本书的宣传海报,就立即让人与书店协调撤掉。此后,我的书便没在本地销售过。

记者:有人说,这本书是您经历30年宦海浮沉之后,怡情自娱兼发泄情绪的工具;有人说是您已近退休年龄,职务升迁无望后讲出的真话。对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王敬瑞:我是不是在发泄情绪,你们看了书就知道。这本书七次再版,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发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都进行了严格把关,如果是发泄情绪或者谈什么“潜规则”,能让你出版?这本书从积累素材到成稿,以及多次修改再版,快20年了,不是现在想讲真话,而是一开始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实,干部在任上写书是有点犯忌,一直有人劝我不要出书,怕有什么负面效应。但我认为,有些事情不能过多地考虑结果。写书是个提高自我的过程,它逼着我思考不少问题,参阅不少资料,学到不少知识,也悟出不少道理。从这个角度讲,出书的过程更有价值。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我当区委书记时对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多年来一直在基层工作,觉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权力完整、责任完整、方法完整,是最能办事、也是矛盾最突出的一个岗位。我在体悟自己的同时,也在用心琢磨、研究别人的经验教训,把一些感悟写出来,希望可以给别人一些参考。

记者:作为副市长或区委书记,您有诸多方面的工作和事务,怎么还能抽出精力写书?

王敬瑞:想干的事,不要说没时间。人和人的区别在8小时之外。一天24小时,工作10小时,睡觉8小时,吃饭3小时,还剩3小时,看你怎么用。我经常出差,一坐车就是几个小时,晚上睡眠也不好。我就车上、床上写,节假日时关起门在家里写。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尤其在车上写书,写半天我头不晕眼不花,且精力非常集中,非常出活儿。

写书是考验毅力的艰苦过程。有时,我对能不能写下去也犯嘀咕,但觉得既然“摊子”已经铺开,咬牙也得完成。我自感文化基础不扎实,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来虽然在省委党校学习过两年,但写起东西来仍感到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理论修养。好在长期从事领导工作,要经常在各种场合讲话,就养成了爱思索、善归纳的习惯。

写书还得特别注意搜集材料。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凡涉及领导科学和为官做事感悟的,都记录其上,甚至在名片背后、餐巾纸上、手背和胳膊上记东西。日久天长,便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文库”。我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记者:有人认为,这本书揭示的是“官场潜规则”,是在教导官员“用权之术”,偏离了“为官之本”。

王敬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书中学到经验,有人则看出“潜规则”。但我要说明的是:我的书里没有一条“潜规则”,都是光明正大的东西。“潜规则”也许很有用,但就像黑市交易一样,站不住脚,不被群众承认。

我写的也不是权术,而是为官的策略和方法。比如我总结的为官素质中,领导者必备的10个“一”:坚持的第一原则——实事求是;确立的第一思维——善破常规;具备的第一能力——造福能力……还有我总结的领导者的20“要”:要工于谋略,要善于拍板,要敢于负责……以及我总结的领导者的20“有”:有追求,有修养,有个性等,都是非常健康积极的东西。

记者:您的书中有专门总结如何把握“关系平衡术”等的内容。有人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官场“老于世故”的表现。

王敬瑞:平衡是一门艺术。“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经》中黑白阴阳双鱼环抱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图。可见宇宙万物都存在阴阳平衡的道理。

这其实和果农种树的道理一样,要注意调节营养供给和生长发育的平衡——枝叶太茂时要剪枝,花果太旺时就要疏花、疏果。领导也一样,要做到:批评人不整治人,得罪人不嫉恨人;团结不拉帮,亲近不结派;以大局为先,以工作为重;公道正派,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平衡好与上级、下级、同级的关系,才能驾驭全局,化解矛盾,减少对立面。

平衡也是动态的,要在不平衡中求平衡,把握大方面的平衡,而不担心局部的不平衡。平衡不是抹平,不是平均。奖惩不分明,会使懒人更懒,干得好的人心理不平衡。所以,奖勤罚懒才能让整个团队达到平衡。

记者:您刚才说到,出书前不敢有任何炒作。那么,此次再版时为何专门请了余秋雨这样的名人写序?

王敬瑞:请余老师写序是为了提高这本书的品位。起初,我心里很忐忑。我写的东西都是下里巴人,怕拿出去被笑“班门弄斧”。但又一想,“怕,不是我的性格”,所以就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和余老师见了一面。余老师很随和,但他说一般不给人写序,让我先把书留下来看看。他还说,如果不写也请谅解。此后一年多也没有消息。这次再版前,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的秘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的秘书说:“余老师看了你的书,答应给你写序。你等等,写好后给你传过去。”我很激动。很感谢余老师对我的鼓励。

还有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老师,不仅给我写了序,还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创作。在这里,我通过记者顺便给支持我的老师们汇报一下,我正在写一本《芝麻官脚印》,以我个人履历为主,已经写了9.6万字。

“喜欢当官,但做个好官并不容易”

记者:之前您曾说过喜欢当官,为什么?您认为当一个好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您觉得自己是个好官吗?

王敬瑞:这与我的性格有关。官场虽然复杂,但我喜欢这种挑战,更重要的是做官给了我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可以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领导干部吃、穿、住、行都不愁,最愁的是如何为老百姓多办实事,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但我也体会到:公车不好坐,官饭不好吃,好官不好当。

我觉得,一个好官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品格、素质、知识等,像磁场一样,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另外,还要有权威。有权威,说话才有力量,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权威来自廉洁,廉生威;权威来自公正,公助威;权威来自勤奋,勤出威;权威来自情感,情聚威;权威来自业绩,绩壮威;权威来自能力,能增威。所以,“无能的好人”和“有能的灰人(当地土语,指'不够正派的人’)”,都很难树立领导威望。

我在长期实践中还体会到:人们当面对你低头哈腰,背后却说你非常糟糕,这是你权力的作用;人们当面对你不卑不亢,背后却赞你确实好样,这是你人品的作用;人们当面对你热情敬畏,背后仍对你异常敬佩,这是你权威的作用。

我虽然能力有限,但几十年来不耍滑头、不偷懒,一直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

记者: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为官者要体现“责任”二字,您怎么理解为官者的责任?

王敬瑞:责任是为官者分内应做的事情,是应该承担的使命、应该履行的天职、应尽的义务。要带着责任心干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事业心和原则心,也就没有党性、人性和品性,就不是个好官。

做官不能当空口政治家,要敢说真话,敢办实事,不耍花拳绣腿,否则老百姓不买账。

还有一点,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负责任,还要敢于追究不作为、胡作为者和事故责任者的责任。对党负责,为后果负责,为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

记者:见您之前,我们已走访了一些您当年的同事和当地的百姓,您知道他们怎样评价您吗?

王敬瑞:我想应该不会太差吧,毕竟我是他们当年选出来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只有10个人啊!(笑)

记者:是的,他们对您的评价都很高。他们说您敬业、爱民,喜欢学习,善于思考。还让我们向您问好呢!

王敬瑞:谢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和对我工作的长期支持。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老百姓的艰难,对他们很有感情。多年来,除了日常工作,我也给一些人解决过实际困难,如社保、纠纷、资助贫困人家等。还有人给我送了几面锦旗,但我放到柜子里不想拿出来。我觉得,锦旗实际上是个讽刺,因为这些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做是我们失职,做不好是我们无能,做不到是我们的耻辱。

办事、用人、交友都要把握好底线

记者:您在书里说,领导者手里要有四把工具,即“鞭子、刀子、斧子、抹子”,还说激励下属要“给票子、给面子、给位子”(反之则“扣票子、丢面子、撤位子”)。这些观点过于犀利直白,也有人不赞同。

王敬瑞: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鞭子”对领导者来说非常重要。当领导就好比一个驭手,要想车速加快,必须扬鞭策马。关键时候“啪啪”甩上几下,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确实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讲的“刀子”,实际上是讲权力的严肃性。“权力”有两种特性:一是它的强制性,二是它的支配性。领导者适时亮出和使用“刀子”,非常有必要。

“斧子”是讲办事要有果断性,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领导工作千头万绪,犹豫不决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主要领导者就怕手里不出活儿。

“抹子”,是四把工具中唯一的一把软工具。其作用是理顺关系、调整情绪、化解矛盾,处理好面上的工作,有些事情也需要“掩盖”。

有了工具后,还得有手段,要研究人的本性,要从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给票子、给面子、给位子”(即“三给”),是根据不同人、不同情况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有人对此不赞同,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信念、理想、觉悟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它不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过去讲的“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是为了分田地才打土豪。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所决定的。“三给”激励法和工资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是一个道理。

记者:您说到领导者在交友、用人和办事方面要有底线,如何才能做到?您自己如何保证不逾越底线?

王敬瑞:领导者手中有权,为个人和少数人谋利极为方便,如果把握不好,就很容易犯错。领导者虽然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社会人,但为个人和身边人考虑也要合乎情理,万万不能过分。

古人说,“成功于惧,失败于忽”。为官者要时时小心谨慎,事事把住底线。只要自己不腐,就不怕任何敌手。

作为领导干部,还应学会“画个圈、压住边”。画圈,就是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什么人能用,什么人不能用;什么友能交,什么友不能交……首先要在自己心里画个圈。我交朋友的底线就是不交那些不善、不勤、不廉者。“压住边”就是想办的事、想用的人等可以“擦着边”操作,但切不可超出“边线”。比如用有争议的人,就像“打擦边球”,打这种球有一定难度。一般情况下,凡压边能办的事多令人感激;凡压边能用的人多令人感恩;凡压边能交的友多令人感动。

记者:您很推崇自己总结的为官八字箴言:“脑清、心正、腕硬、拳重”。应该如何理解这8个字?

王敬瑞:我认为,要做个好官就得念好这“八字经”。

“脑清”是前提。领导者是一个地方或单位发展的“大脑”,因为他(她)是决策的核心。思路是否清晰,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地方发展的情况。

“心正”即心地端正。领导者要担当重任,只有心正,才能做到为人公道,处事唯公。

“腕硬”就是不怕得罪人。古人说的“慈不掌兵”,就是这个道理。领导者要有刚性、有魄力、有胆识、遇事果断。但“腕硬”不是独断专行,不是以权压人,而是讲究方法,有理有节,刚柔相济,让人心服口服。

“拳重”就是要狠抓落实。抓落实要下大力、出重拳。思路和决策再好,不落实也是纸上谈兵。

这“八字经”中,“脑清、心正”是内功,内练其德;“腕硬、拳重”是外力,外展其才。内外结合,从思路到决策、执行、落实,一贯到底。

记者:您还有一个观点叫“为官者一定要沉住气”,作何解释?

王敬瑞:这主要是指为官者的心理素质。沉住气,才能成大器。领导干部沉不住气就会失去理智。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也会给事业造成危害。人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都顺,在面临逆境和挫折时,不能一蹶不振,而是要尽快摆脱不良情绪,积极进取,重塑自我。凡成大事者都有超常的意志力。有位外国友人曾分析了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用皮球反弹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打击力量越大,皮球反弹越高。

官场深奥,“淡、静、藏”是高境界

记者:您对如何做好副职有一句话:“说了动,挡得住,受得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敬瑞:“说了动”,就是对一把手(正职)安排的工作,要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主动配合不越位,勤奋工作不说累;“挡得住”,就是独立工作能力强,独当一面干得好,主要领导认为你靠得住;“受得下”,就是受得下苦,受得下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能受得下气。比如,主要领导有时情况掌握得不全面,错怪了你,你也不生气。

王敬瑞、姜宗福: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记者:很多人评价说,您抓的工作都很出彩,也很懂得当副职的道理。可您当了10年副市长都没有被提拔,心里有怨言吗?

王敬瑞:官场太深奥了,可能我还没有全悟到。但是,给我多大舞台我就做多大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有事做,只要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一种乐趣。不提拔也要做到“不松套、不气馁、不闹情绪”,心思全用到工作上。这样的话,我还有时间琢磨其他事情吗?我在书里讲过,看事情要有境界,要谋事不要谋位。我觉得,“人找官,官离人越远;官找人,人离官越近”。

成功者的人生之路是由一条得失、毁誉、褒贬、苦乐组成的弯曲路,不论遇见什么事,你都要想得通,都要以平常心对待。拿得起放不下叫压力,拿得起放得下叫魅力。

我从农村出来,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用我的话讲:“在一定范围内,比咱好的不多,不如咱的许多。”知足常乐吧!(笑)

记者:您为官30多年,也经历过很多磕绊。那么您如何看待“官场潜规则”?

王敬瑞:对于一些所谓的“官场潜规则”,我不觉得它奇怪,很正常。我的原则是适应它但不顺从它。有些可以变,有些坚决不能变。我曾说过一句话,叫“起步早、进步慢,必定中间有磕绊,其中道理很简单,不是客观是主观”。

记者:您还在书里说,一个成熟的官员要达到三种境界:淡、静、藏。

王敬瑞:“淡、静、藏”也是我追求的境界。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我做不到。尤其在“藏”这方面我做得不好,吃了很多亏。但这是性格决定的,是天生的,始终没办法改变。

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能吃苦,办事认真。他长期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每天起早贪黑带领大家干活,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教育我们“不能说谎,说了就必须办,要诚信负责”。

作为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我觉得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党和人民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二是写成了这本书,在探索领导规律时多了一些泥土的味道,给同行提供了一些参考,也希望读者朋友们评判指正。

“芝麻官”的30年仕途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薛克

《芝麻官悟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简洁精练,妙语连珠;也有网友认为它“直击官场潜规则”。那么,作者王敬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员呢?

“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下辖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约130万人。王敬瑞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的。他为官数十年,也很少离开这里。

1953年,王敬瑞生于平定县巨城镇西岭村。其父亲当过村支书。高中时,王敬瑞担任过校团支部书记兼连长(当时,当地学校采用部队建制)。因表现优秀,1971年高中毕业后,他被推荐到杨家庄公社任团委副书记。第二年5月,公社党委又把他推荐到阳泉市郊区公交办公室,从事统计和文书工作。

1979年5月,26岁的王敬瑞成了一名援藏干部,到藏北那曲县那曲镇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他刚结婚4个月。临别时,妻子心事重重地拉住他的手说:“西藏人吃肉多,可你从小不吃肉,看见带血的肉还恶心。到那里后身体肯定吃不消,还是让组织上另外派人去吧。”听了妻子的话,王敬瑞也有些犹豫。这时,父亲发话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哪有挑三拣四的!年轻人吃吃苦有好处。”就这样,王敬瑞背负着父亲的嘱托,毅然奔赴青藏高原。

在那曲,别人吃肉时,王敬瑞只能用高压锅煮面条吃。缺氧、缺营养,使他很虚弱。1981年5月返回阳泉时,他瘦了整整11公斤,还得了胃病。

1984年1月,不到31岁的王敬瑞,被破格提拔为郊区旧街乡党委书记。那时,旧街乡还很穷。王敬瑞首先想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他看到乡办汽配厂生产的转盘,虽然已在全国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仍然供不应求,便决心扩大工厂规模,再建一个分厂。可50多岁的老厂长不干:“产品是我创出来的,没理由分出去!”王敬瑞一听当即拍起了桌子:“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下级要服从上级!”后来,这家汽配厂陆续建了3个分厂,成为郊区最大的铸造企业。王敬瑞当年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当时30来岁,是全市最年轻的基层干部。但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在旧街乡任职期间,王敬瑞也出过错。他曾拍板建了一个贸易站,聘请一个外地人当总经理。1年后,此人卷款出逃,贸易站赔了13万元。他又心疼又惭愧,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成为他日后更尽心尽职的动力之一。

1986年6月,王敬瑞脱产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两年,让他开阔了视野、更加成熟。回来后,他被调到郊区白泉乡任党委书记,1990年5月又被调任荫营镇党委书记。

当时的荫营镇,有很多生产耐火材料的手工小作坊。王敬瑞想尽快解决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他带着村支书和企业家,到河南、山东等地学习,请专家到镇里讲座,还为每个厂子聘请了一至两名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又决定投资近亿元,翻修厂房,改建窑炉。但最成功的是,他让荫营镇下辖的13个村成立了13家公司,由村支书兼任公司总经理。这等于是把村干部们直接推到了市场上。荫营镇最大的耐火材料企业——千亨集团总经理张振斌告诉记者:“我们的耐火企业是在王书记手里真正火起来的。真感谢他!”

很快,荫营镇成了一个“亿元镇”,后来被评为“全国100个明星乡镇”之一。这让王敬瑞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1992年10月,他顺利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

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8200多张

此后,王敬瑞的官阶连获提升:1992年12月成为郊区常委;5个月后被任命为郊区区委副书记;1995年被任命为郊区区长;1997年出任郊区区委书记。

王敬瑞出任郊区区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修路。当时,从荫营镇到阳泉市区只有10公里,开车却需40多分钟;冬天下雪,坡陡弯多,几乎不能通行。但修路的提议一出,质疑就来了:“郊区财政收入1个亿,花7000万修公路,有必要吗?”但路修通后,人们发现,王敬瑞干了一件大好事——崭新的公路上,开车7分钟就能到达市区;路两侧成了“黄金宝地”,经济发展迅速。

荫营镇一直有1万多村民住在窑洞里。王敬瑞提出改造荫营村,建设荫营城,农民转市民,农村变城镇。听到消息,上千村民聚在一起质问:“猪在哪里喂?粮食哪里放?农具怎么办?”王敬瑞的岳母也劝他:“百姓骂得可厉害了,快别修了。”王敬瑞却“认准的事一抓到底”。1997年,荫营镇开工建设14幢楼,拉开了城镇化建设的序幕。后来,村民渐渐喜欢、习惯了方便的楼房生活。

在王敬瑞的努力下,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1996年,综合经济实力排在山西省县区的前五位。

这期间,人们给王敬瑞还起了一个外号:三片书记——下乡开会时,吃饭时间没保证,他随身带着干馍片;因劳累多病,他随身带着西药片;因时刻想着记录感悟,他随身带着小纸片。就是这些小纸片,最终集成了几十万字的《芝麻官悟语》。

这个外号是老百姓起的,王敬瑞深知其中的意味。1996年10月,在并非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郊区的党员、干部推举为阳泉市“十佳公仆”候选人。全区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了8200多张!

1997年,王敬瑞得了一项更大的殊荣——人事部评选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当年10月21日,他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他既激动又紧张。谈到阳泉市的整体收入时,胡锦涛问:“整体达小康了?”他回答说:“已经提前实现小康。”谈到阳泉的地理位置时,胡锦涛又问:“离大寨多远?”他回答说:“40公里。”汇报结束后,胡锦涛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你到西藏工作过两年,哪年去的?”他答道:“1979年那一批。”胡锦涛拍拍他的肩膀:“是全国3000人那一批。年轻人,好好干!”

“要想当好官,只能'不松套、不气馁’”

1998年1月,山西省人代会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王敬瑞被列为候选人之一。有人劝他“活动活动”,但他说“决不做违心的事”。结果,他的得票竟然没过半数。“我的头脑'轰’的一声,若不是坐着,便会摔倒在地。”王敬瑞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最后他还是想通了——“我当官本来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其他的不重要!”

2000年5月,王敬瑞出任阳泉市副市长。推行乡镇企业民营化,拯救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使核桃种植面积由3万亩扩大到20万亩……随着舞台变大,他的事情越来越多。

2006年10月开始,阳泉市掀起了一场“绿化战役”,如今全市已植树815万株,造林绿化44万亩。原本“惨不忍睹”的工矿型城市,变成了一座国家级园林城市。王敬瑞对此没少操心。给王敬瑞当过6年秘书的刘瑞生,现在是荫营镇党委书记。他回忆,当年王敬瑞到荫营镇辖区内视察,看到公路两侧的树栽得稀稀拉拉,当时就火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训了他一通。“我跟了他那么多年,可工作没干好就是不行,啥情面也不讲!”

到今年5月,57岁的王敬瑞已在阳泉市副市长任上干了整整10年。现在,他分管农业、林业、水务、城建、规划、公安、司法和信访等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他说:“要想当好官,只能'不松套、不气馁’。无论什么岗位,要对知识真学,对人才真用,对工作真抓,对人民真爱。”

姜宗福官场“卧底”5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4个多月前,41岁的姜宗福还是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今天,他已成为一位大学老师。辞别官场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书——《我的官样年华》(即将出版),直陈“官场潜规则”。对于自己的这一系列“变故”,姜宗福对记者记者坦言,他“最近压力很大”。

“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姜宗福生于湖北省石首市南口镇,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上初中时,他曾因交不起70元的学费而被老师赶出教室。愤怒之余,他在操场上写了一首抨击学校的打油诗,因而被老师斥为“道德败坏”。上课时,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一个字,他就会毫不迟疑地站起来“指正”,让老师十分尴尬。

高三那年,姜宗福迷上了文学。高考的前几天,他还在写小说。上大学时,姜宗福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却时时强调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岳阳市,在洞庭湖一个岛上的酒店里做经理助理。但“文学青年”很快就厌倦了“每日捕鱼杀鸡”的生活。

1993年,姜宗福成为《岳阳法制报》的一名记者,直至1998年。其间,他最喜欢写批评类报道。岳阳市曾发生一起警察开枪打死人的事件。事发后,姜宗福写了一篇题为《向公安局长讨说法》的报道,炮轰当地公安机关的主管领导。还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揭露国有企业生产冒牌茶叶的稿件,后来被150多名因此下岗的职工堵在家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篇长篇小说《李木荣升记》。小说讲的是一名普通司机靠吹牛拍马走上仕途的故事。当地的一家报纸对小说进行了连载,但还没刊登完,就收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禁令。

“我是发帖发出来的副市长”

离开《岳阳法制报》后,姜宗福在岳阳市园林局工作了4年。其间,他曾到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2003年,他被任命为岳阳市旅游局质量监督所所长。

2005年,受三峡工程截流的影响,岳阳的旅游业陷入低迷。姜宗福发现,新上任的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曾当过博士生导师,觉得“他肯定和一般的领导不一样,应该听得进建议”,便写了一封名为《易书记,和您说几句心里话》的信,提出了一些发展岳阳旅游业的建议。不久后,他索性将信的内容发到岳阳市的一个网站上。易炼红看到了姜宗福的信,随即让有关市领导参阅。信中提出的几条建议,后来全部被采纳。姜宗福由此引起了岳阳市高层的注意。

2005年年底的一天,姜宗福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他被破格提拔为临湘市(岳阳下属县级市)挂职市长助理。不久,他又被提拔为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直到今年5月。谈到此事,姜宗福自嘲说:“我是发帖发出来的副市长。”

姜宗福没想到,他的副市长之职,最后又因“发帖”而丢掉。今年1月22日,他在某网络论坛上实名发了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4月1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当心经济“撕票”》的帖子,质疑高房价。这两篇帖子,都受到了网民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没过多久,有关领导就找他谈话,要求他不再发帖。但固执的姜宗福没有听从。

5月6日,正在参加抗旱防汛电视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了市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宣布,他挂职期满,组织上决定调他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离开临湘市副市长的岗位后不久,姜宗福便写出了被他自己称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写真式的官场纪实报告文学”《我的官样年华》。

“我懂'潜规则’,但不愿那么做”

姜宗福告诉记者记者,他之所以屡屡上网发帖,是因为“缺乏表达的渠道。写信、写材料反映问题,很可能就石沉大海。现在网络的作用很大,上网发帖,事情就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有人质疑,姜宗福以官员的身份实名发帖,是为了炒作自己。对此,姜宗福说:“我非常了解官场的文化和传统。从来没有一个官员因为炒作而得到提拔,相反可能会因此影响自己的仕途。如果我真想升官,只要换个思维,利用'潜规则’去做,就能很快发达起来。我懂'潜规则’,但不愿那么做。”

几年副市长的为官经历,仍没有冲刷掉姜宗福身上的书生气。几年来,他的最大感受是“当一个官员讲真话更难”:“有很多东西如果我脸皮厚一点,把自尊放低点,也就过去了。比如这次职务调离,如果我事先去找领导,提出点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被安排到更好的地方,以后发展的空间也更大,但我就是不想去做。”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姜宗福以他工作过的地方作为蓝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官场,讲述了当地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例如,领导签字“横竖有别”——如果横着签字,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竖着签字,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同意”后面是一个空心句号,则百分之百办不成。

“其实我能走红,只是钻了'敢讲真话’的空子。其他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但他们就是不说,或不愿,或不敢。” 姜宗福告诉记者记者,这本书8月8日完稿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名“官场卧底”:“我也搞不清自己这种揭露官场隐私的行为,究竟是'人品问题’,还是'人间大义’。”

为官感悟摘录

官场有一种不良风气,不做事没有事;做事可能出事。还有人说,做好事坏人反对,做坏事好人反对,不做事没人反对。这是不对的。只要是正确的行为,就不应有顾虑和怕阻力。所谓顾虑和阻力,大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中国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一种是官场经济。官场经济有三大特点:一、用庸人,就像一个人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衩,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二、用搞运动的方法搞经济;三、浮夸造假,杀鸡取卵。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

官场里最大的“潜规则”就是人生依附关系,下级完全靠上级,各种关系组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同乡、同门、师生……按照我的观点来看,应该不允许“潜规则”的存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问题是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都有“潜规则”。

有人说中国人做官都腐败,我说别说做官的腐败,老百姓也会搞腐败,哪怕是守大门的、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的人,也会搞腐败——来一个熟人,他会说,“算了算了,不用买票了”。

——湖南省原政府办公室干部王跃文

如果我们把入党作为晋身仕途的一把阶梯,把当官作为谋求生计的一种手段,甚至希望通过入党当官来实现自己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目标,那么就必然会在“乌纱帽”问题上患得患失,很容易片面地去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而不敢承担改革的责任和风险,就会习惯于遇到矛盾绕道走,结果导致那个地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宋亚平

用刚性标准对付“潜规则”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我国的干部体制和官场生态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关注过王敬瑞和姜宗福,认为他们的官场感悟非常有代表性。

记者:您怎么看待王敬瑞和姜宗福的官场感悟?竹立家: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位官员,曾向我推荐了王敬瑞写的《芝麻官悟语》一书。我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他总结出来的一些“为官艺术”和“为官之道”也很欣赏。和一些官员聊天,大家都觉得,王敬瑞这本书讲得很实在,很值得看、值得思考。所以在官员中很畅销。姜宗福虽然有些另类,但也说出了一些为官的真情实感,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不小。

记者:他们所谈官场感悟的代表性在哪里?

竹立家:就王敬瑞来说,一个在任的官员,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身处的官场进行思考并写成书,是很难得的。跟那些官场空话套话比起来,其价值大得多。他表现出来的“有心做好官,却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是当下很多官员的缩影。

姜宗福提到的一些“潜规则”问题,很值得重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基层权力生态恶化趋势》。我认为,我国一些基层权力有恶化的趋势。原因是,在基层干部的选任方面,确实存在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记者:您对这些官场感悟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怎么看?

竹立家:据我了解,不是所有老百姓都对“官场感悟”感兴趣;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官员和研究官场的学术界。

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很多人之所以想了解“潜规则”,就是想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得到晋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讲过,要用三五年时间,解决用人制度方面的腐败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现象。

倡导好的理念和价值,让其发挥作用,并落到实处,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和问题?

竹立家:根本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谁来选人用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表面上,很多地方在搞民主推荐和民主投票。但事实上,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直接导致那里形成小团体。小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是产生不正之风的根本性原因。第二,民主化程度不够。要扩大选人用人过程中的民主。普通党员干部要有发言权,可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好的干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也对此非常不满。第三,监督不到位。在干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要让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这一方面现在几乎没有渠道,体制内监督和一些组织部门的纪律形同虚设。

记者:我国官场现状有何特点?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存在哪些典型的不正之风?

竹立家:官场除了正常的升迁,还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官不能“混”、“巴”、“熬”》的文章。所谓的“混”、“巴”、“熬”现象,就是指跑官和混官、巴结领导要官、熬官。长此以往,主渠道将变成潜渠道,潜渠道将变成主渠道。

记者:对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要消除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改变“潜规则”流行的状况,最关键的是选举一把手时要民主公开,否则就会形成一把手权力过大——在任用权和财权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领导干部要通过选举来产生,靠选举来制约其权力。其次,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不能几个人私下里搞。某地公务员考试曾出现过前三名都落选而第五、第六名被录取的情况,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第三,民众和媒体要去监督,有关方面更要给他们这个权力。

记者:您对干部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

竹立家:在所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制度改革是最关键的改革。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只有先参与进来,群众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一回事,才能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的体制,才是根本性的。

记者: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竹立家:在很多国家,公务员和我们一样,要通过刚性考试入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中国在官员晋升问题上没有刚性标准,很多时候都是领导说了算。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设定刚性指标。

世界各地干部制度的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两个刚性标准。第一是资历。资历是一个人专业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比如招聘处长,就让干了8年的上,而不是干了5年的。这个指标若是公开的,大家一目了然,巴结领导的现象就会减少。在欧洲和日本,就实行这种制度。第二就是绩效。现在的信息技术很发达,成绩都可以做到量化考核。绩效分高的应该比绩效分低的先被提拔。

如果能把资历和绩效设定为刚性标准,把每个人的指标公开化,领导就不敢随意胡来,那些拍马屁的人就没有市场。

对这两个刚性标准,我们应该坚决学习。我们有规范,但缺乏刚性规范。比如,德国公务员裁员,大家都知道要裁谁:裁那些来单位最晚的人;裁二十几岁的,不会裁五十几岁的。

来源:《环球人物》

竹立家: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位官员,曾向我推荐了王敬瑞写的《芝麻官悟语》一书。我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他总结出来的一些“为官艺术”和“为官之道”也很欣赏。和一些官员聊天,大家都觉得,王敬瑞这本书讲得很实在,很值得看、值得思考。所以在官员中很畅销。姜宗福虽然有些另类,但也说出了一些为官的真情实感,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不小。

记者:他们所谈官场感悟的代表性在哪里?

竹立家:就王敬瑞来说,一个在任的官员,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身处的官场进行思考并写成书,是很难得的。跟那些官场空话套话比起来,其价值大得多。他表现出来的“有心做好官,却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是当下很多官员的缩影。

姜宗福提到的一些“潜规则”问题,很值得重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基层权力生态恶化趋势》。我认为,我国一些基层权力有恶化的趋势。原因是,在基层干部的选任方面,确实存在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记者:您对这些官场感悟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怎么看?

竹立家:据我了解,不是所有老百姓都对“官场感悟”感兴趣;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官员和研究官场的学术界。

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很多人之所以想了解“潜规则”,就是想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得到晋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讲过,要用三五年时间,解决用人制度方面的腐败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现象。

倡导好的理念和价值,让其发挥作用,并落到实处,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和问题?

竹立家:根本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谁来选人用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表面上,很多地方在搞民主推荐和民主投票。但事实上,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直接导致那里形成小团体。小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是产生不正之风的根本性原因。第二,民主化程度不够。要扩大选人用人过程中的民主。普通党员干部要有发言权,可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好的干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也对此非常不满。第三,监督不到位。在干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要让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这一方面现在几乎没有渠道,体制内监督和一些组织部门的纪律形同虚设。

记者:我国官场现状有何特点?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存在哪些典型的不正之风?

竹立家:官场除了正常的升迁,还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官不能“混”、“巴”、“熬”》的文章。所谓的“混”、“巴”、“熬”现象,就是指跑官和混官、巴结领导要官、熬官。长此以往,主渠道将变成潜渠道,潜渠道将变成主渠道。

记者:对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要消除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改变“潜规则”流行的状况,最关键的是选举一把手时要民主公开,否则就会形成一把手权力过大——在任用权和财权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领导干部要通过选举来产生,靠选举来制约其权力。其次,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不能几个人私下里搞。某地公务员考试曾出现过前三名都落选而第五、第六名被录取的情况,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第三,民众和媒体要去监督,有关方面更要给他们这个权力。

记者:您对干部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

竹立家:在所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制度改革是最关键的改革。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只有先参与进来,群众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一回事,才能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的体制,才是根本性的。

记者: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竹立家:在很多国家,公务员和我们一样,要通过刚性考试入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中国在官员晋升问题上没有刚性标准,很多时候都是领导说了算。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设定刚性指标。

世界各地干部制度的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两个刚性标准。第一是资历。资历是一个人专业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比如招聘处长,就让干了8年的上,而不是干了5年的。这个指标若是公开的,大家一目了然,巴结领导的现象就会减少。在欧洲和日本,就实行这种制度。第二就是绩效。现在的信息技术很发达,成绩都可以做到量化考核。绩效分高的应该比绩效分低的先被提拔。

如果能把资历和绩效设定为刚性标准,把每个人的指标公开化,领导就不敢随意胡来,那些拍马屁的人就没有市场。

对这两个刚性标准,我们应该坚决学习。我们有规范,但缺乏刚性规范。比如,德国公务员裁员,大家都知道要裁谁:裁那些来单位最晚的人;裁二十几岁的,不会裁五十几岁的。

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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