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黄 钢
黄钢（ 1917-1993） ，湖北武昌人。1938年赴延安，1942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兼采访科长，新华社冀察热辽分社和《群众日报》社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记者、特约记者、国际评论员。著名的通讯及报告文学作品有：《两个除夕》、《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最后胜利的预告》、《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一文是其代表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的一个夜晚，英吉利海峡的朴次茅斯港口，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快步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渡海轮船。当他穿过英伦海峡的迷雾，迎着海风走上甲板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脚步稳重、矫健；他每一步的跨度，总是○点八五米——这是他多年从事地质工作、长期在野外考察养成的习惯：他平时迈开的每一步，实际就成了测量大地、计算岩层距离的尺子。
这位用准确尺寸走路的人，就是李四光。
但是，此时此刻，李四光在英伦海峡跨出的这一步，却不是普通的○点八五米，而是结束了他在旧中国旧世界半个世纪多的生活斗争历程的一步。正在这时，一位全球注目的巨人，在北京发出了震撼世界各大洲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主席宣告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表明了亚洲大陆上新的崛起。
就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李四光被新中国选任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驻英使馆妄图强命李四光发表反对新中国和退出政协的声明，李四光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当天夜晚，他就在伦敦郊区隐居的地方，把自己所有的地质科学论文装进了手提皮包，立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漫长途程。
朴次茅斯港是伦敦防御性的海军要塞和造船工业城市。旅游者通常都不会从这多风浪的宽阔地带渡海。曾经学习过造船工业的李四光，选择了这一偏僻的货运航道，毫不畏惧拉芒什海峡上汹涌的浪涛，机智地避开了蒋党特工人员对他的追逼和跟踪。
象这样远远离开蒋政权的控制，在李四光已不是第一次了。抗日战争期间，李四光多次谢绝了蒋介石的“宴请”。一九四七年秋天，李四光就以参加国际地质会议为理由来到英国。此刻，当货轮离开了海岸，李四光在轮机的轰轰声中看了一下手表：这正是格林威治时间深夜十二时。李四光在海轮调头之时朝那遥远的东方看了一眼，计算了一下西欧和亚洲的时差，欣喜地想到：现在好了，东方已经破晓，
中国已经天亮了！
《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的真实面貌
李四光在归航中，写作了他本人划时期的代表作，《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
李四光常说：大自然就是我进行地质科学实验的广阔课堂。他最喜欢大海，习惯在户外或船上写作。他一向热中于观察那无边无际的汪洋。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席卷巨浪的茫茫海洋，但在李四光这里，迅雷闪电和暴风雨之下的海涛，对他引起的反应，却是在甲板上沉静地来回踱步，长时间地思考远古年代气候的变迁，和若干亿年以来海水时进时退的规律。
人类，究竟怎样认识地球史的变迁呢？或者，用李四光的话来说，如何认识我们的老母亲——地球——若干万万年来面貌的改变呢？长久以来，这个重要的课题，成为世界地质学界反复讨论的一个中心。
欧美地质学家认为，环绕太平洋的山脉是由于太平洋底的陷落、边缘向大陆方面挤压而成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海船上所写的《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是对“欧美的地质人用他们的眼光来解释亚洲的造山运动，使亚洲受了冤枉”的理论提出的反驳。他认为，欧美传统地质学，根本不能够认识到亚洲或与亚洲有关的那些构造型式（及其造山运动）在地质力学以及动力地质学上的一般意义。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在我国及世界其他地区观察的无数事实，对中国大陆和海域及东亚濒临太平洋地区有关的一系列主要构造体系作了完整的划分。他所首创的地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传统地质学静止的、孤立的观点不同。地质力学从运动的观点来分析地壳的结构，探索构造的规律，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描述地质现象的形态构造及其表象的特点，而是在运动之中探索与揭露地质现象的本质和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依据一系列确凿的论据，李四光在文章结尾写道：“这样，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地球旋转加快，亚洲站住了，东非、西欧破裂了，美洲落伍了。”这是向传统地质学权威们提出的尖锐的挑战。
李四光回国后的科学论著，渗透着新中国建立后的自豪感（这是他的前期著作中没有的）：“由于地质科学是一种带着高度区域性的科学”，所以那些自高自大的欧美地质学者，往往把他们在局部地区习见习闻的区域地质现象，当作一般准则，来衡量世界上其他地域的地质情况和构造规律。“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质方面各种构造形成“破碎不堪”的困难是不存在的。他写道：“我们这个亚洲大陆，在地质构造意义上（也和地理意义上一样）从来是统一的。各式各样的构造型式，还有它的主要部分，都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拿这种情况来和西欧北美那种（各种构造型式）破碎不堪的情况比较，是用我们这儿发现的事实为基础来探求地质构造的规律，比较地更靠得住呢？还是用西欧和北美方面那种破烂局面来作为基础靠得住呢？”
对地壳运动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李四光同传统地质学派（后来又包括了对苏联正统大地构造学派）尖锐斗争的一个焦点。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印度洋，风浪就大些了，特别在冬季是这样。”李四光轻快地回答了周总理对他旅途和健康的询问。李四光到达北京后不几天，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他。两人纵论了国际局势。李四光发现，总理注意倾听他对西欧的现场感受。后来，周总理在第二次政协会议上作的国际形势报告中还引用了李四光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事实与观察。总理虚心与谦和的态度，使李四光倍增了景仰之心。这次晤谈，大大促进了李四光往后二十年在科学和政治社会活动中的发展变化。用李四光自己的语言来说，回国后就象是地球自转的速度加快了！有些落后的东西，在运动的过程中，因调整（也就是改造）而被淘汰了！
这次到北京以前，李四光已经知道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他不大想承担这样高级的行政领导职务；他也认真考虑过国家的重托，担心自己力不胜任。因此，当他北上以前，他把自己过多的书籍以及秋冬的衣服都留在南京了。他以为到北京只是向祖国报到，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回到他抗战前后一直惨淡经营和主管的地质研究所去，衷心希望以全副精力从事地质研究——这是他在旧中国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呵！
但是，周恩来同志亲切告诉他：在北京，准备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地质会议。地质会议等你等了五个月了。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啦，会议不要再延期了。我告诉他们：李四光是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现在还没到家，那我想，一定是路上发生困难了……
总理继续说：我们坚定地相信你会回来！我告诉他们，只要李四光还没有到达北京，这个地质会议就延期召开。现在好啦，你回来了！……
一阵阵巨大的暖流冲击着李四光的心房。即使是印度洋上冬季的巨浪，也不曾使他受到这样的震动！李四光这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理想中的富强国家，在科学事业的准备方面，具有何等的魄力和远见啊。他马上站起来，向总理表示：原来是这样呵，总理！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一切随国家分配。
这就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中崭新的一章。
毛主席关怀地质力学和科学基础理论
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中同李四光晤谈，亲切地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山字型构造”，是地质力学理论首先提出的构造类型。毛主席的提问，表示出对于地质力学和科学基础理论的深刻关心。毛主席曾多次单独接见李四光同志，就天文、地质、古生物、冰川、天体演化等自然科学中的重大问题同他进行交谈。
李四光在科学领域中的开拓工作，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正当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著作家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公开宣称“非洲及亚洲地方，还没有有经验的探险家去探查过”的时候，李四光已经在中国自己土地上，认真调查了北方石炭二迭纪的含煤地层，他对于古生物中的原生门类并对石炭二迭纪的（tíng亭）科化石进行的深刻研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他规定的科分类标准至今还被各国所沿用）。这就从事实上批驳了欧美历史学家企图把亚洲人圈定在学术上不毛之地的歧视，在重要的科学勘探中，显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长期以来国际间就充斥着中国内地第四纪无冰川的谬论。在美国被誉为亚洲地理专家的葛德士，一九四四年在他的《亚洲之地与人》一书中断然宣称：“第四纪中国无冰川发生，因南方太暖，而北方又嫌过干之故。”这位自称为“游历亚洲十万英里并居留二十余年”的地质学教授，所持的无非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动地理政治学观点。因为第四纪冰川的发生，是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就涉及了亚洲大陆究竟是否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问题。所以，欧美权威们一直坚持第四纪中国无冰川之说，说到底，无非是“西欧文化东渐论”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的翻版。
李四光认为，解放前那些肩负着“地质科学家”称号来到中国的探险队、远征队，大都是一些“开辟殖民地的急先锋”。因为帝国主义者开辟殖民地掠夺地下资源，首先的步骤就是来窃取我国地质情报。例如国际间知名的“地理学家”海定博士，一九二七年来到我国内蒙古，自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瑞典的‘侦探’”。他在书中写道：每当他本人“愈是深入亚洲腹地”，“对于我们地球最大的陆地更觉亲密，我总是带着更大的计划再到‘家’里来，作新的‘地理占领’”（见海定《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原序）。由此可见，李四光解放前在地质战线上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反抗殖民主义者“地理占领”的一种斗争。
在关于中国第四纪究竟有无冰川的大论战中，李四光孤军与之对阵的国际地质界人物是：德国的探险家李希霍芬、美国的巴博尔教授、法国的德日进牧师、瑞典的专家那林、安迪生顾问等人。他们大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初到中国进行过“调查”，一向以所谓对亚洲与中国地质素有研究而闻名于世，甚至有的人号称是冰川学专家。但他们却一概没有找到过中国内地的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不仅如此，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地质）学者一伙”，还以数万元重金礼聘巴博尔、德日进、那林等人到庐山现场来围攻李四光，名曰辩论冰川问题，实则力图否认李四光所肯定的确凿依据。因为李四光早于一九二一年就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盆地，随后，一九三三年又在我国东南部庐山和黄山等地，一再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确证。李四光在这前后延续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期论战中，虽然始终是以寡敌众，但他坚持了不间断的努力，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华北和扬子江流域以及庐山与黄山冰川确证的文章。在庐山与黄山辩论的现场和世界地质论坛上，他终于以自己获得的大量实据，推翻了那些面对面“厮杀”的国际冰川学权威和一批西方教授，以及“探险”“远征”专家们的错误结论。
难怪李四光在总结我国地质战线斗争时，强调“地质科学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学显得特别强烈。”他进一步认识了我国地质界“买办式的知识分子集团”恰好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派来进行“地理占领”的先头部队结成了“最适当的伙伴”，指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正好做掩护经济侵略的外衣”；而他们这种“实行奴役的措施”，“在地质事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李四光围绕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进行的斗争，不仅揭开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地质新的一页，而且也充分说明：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第四纪冰川问题对探索中国晚近时代的气候演变、生物变迁以及人类发展史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多次接见李四光同志时，谈到了冰川气候的发展变化规律与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问题，毛主席十分重视科学基础理论对于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说：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回国后对地质战线上政治思想斗争的深入总结，对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精辟分析，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进一步的重视，认为李四光不仅是爱国的卓越科学家，同时又是一名坚定的反帝战士。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国际间的“权威”们有多少次论断过，世界已知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李四光则认为，找油的关键不在于“陆相”或“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仍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传统地质学的不幸，是他们不可能理解李四光早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旅欧讲学时提出的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预见。他曾不只一次地在演讲和著作中论及我国新华夏系的沉降带中“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李四光这里指的就是石油。只是在当时蒋政权控制下，他不愿意把祖国潜在的石油蕴藏说给那些外国冒险家罢了。
现在呢，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大地，以她的自由之身，展开在我们面前。曾几何时，地质力学不仅在开辟石油能源问题上，得到了成果丰富的验证；而且以李四光独创的理论（通过构造体系去认识、研究和控制矿产分布的规律），在寻找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战果。直到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相继报捷，我国渤海湾的石油滚滚出如同泉涌的时候，塔斯社还引述他们“著名科学家”的话，重弹“中国贫油论”的老调，说什么“按照一般地质学概念——陆相岩层，不大可能开掘出含油的矿层来”，说“渤海湾有石油那是耸人听闻的”等等。就在这一情势之下，李四光又被召唤到毛主席面前。
时间：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
地点：人大会堂北京厅。
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拉开门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住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
主席温和地笑开了，原来主席指的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引，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如同李四光历来所预见的那样）找到了一系列油田。主席在沙发上坐下来，一直在谈石油的话题。主席谈的是地质部和石油部协同作战，以及石油工人开发了大庆油田的辉煌战绩。
“主席，这都是遵照您的指示做的啊！”李四光激情满怀地说。
破除不可知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杭州西湖的竹林边已经是片片嫩绿。在生机蓬勃的春色里，周总理对休养中的李四光谈到了入党问题。李四光这时已经有入党的要求，但顾虑自己条件不够。他考虑：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了，几十年艰苦斗争，有无数先烈流血牺牲，而自己却没有投身于武装斗争，很惭愧……周总理谈到：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根据总理的提示，李四光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最初应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敢于同传统地质学的形而上学观点决裂，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构造体系的地质力学理论核心；解放前后，自己的思想又经过了多次飞跃，其中的第一次飞跃，得力于在伦敦居留时精读了外文版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这本深湛的著作，成为他回国后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极为重要的前导。
李四光经常说：地质力学真正的发展，是在解放以后。他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特别是在验证我国广阔的石油远景方面，地质战线的广大战士突破了苏联大地构造学派传统观念和陈腐石油地质学的层层束缚，这就使得地质力学再次考验了自己的生命力，获得了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在这之后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地震能不能预报呢？地质力学理论，又面临一次愈加严峻的考验。
一九六六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总理多次召集会议，并提出：“必须对地震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势，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必须加强预测研究，做到准确及时。”周总理把破除（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战斗，提到国务院的紧急议事桌前。
的确，地震是否可以被认识？可否预测和预防？在一部分人中间还没有解决。总理有一次听取了会议上许多发言之后，转向了正在那里凝神思索的李四光，向他问道：你呢，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李四光的回答是：“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李四光提出，要进行与地震预测任务相适应的科学试验工作。
李四光当场发言的精神，是要探索这一特定的自然现象在其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全过程，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总理很欣赏他这样肯定的回答。总理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我们就是要发扬独创精神，突破科学难题。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录，我们，就要给后人留下地震预报的记录！
何等雄伟的气概！多么高贵的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从这以后，李四光就在周总理的气势磅礴的号召之下，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不论是风雨雪飘，夜幕深沉，这一位在年近七十岁高龄时入党，现在又快到八十岁的共产党员李四光，亲身深入战斗的第一线。
李四光对地震地质的一系列探索，把地质力学推进到新的延长线上，使地质力学进入了新的领域。
我国地震预测史上有这么一场重要情景——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总理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总理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数据，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
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这时已经是凌晨三时左右了。
但是，敬爱的总理，这一夜他自己并没有睡。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首都全城居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密切注意有没有新的情况发生，一直到平静的黎明到来，冉冉的红日升起在北京上空……李四光的判断证实了。
“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总理办公室值班同志接到李四光病情恶化、生命危急的电话报告。习惯于深夜工作的周总理刚刚躺下，服用过安眠药，睡着了。值班人员叫醒总理。总理马上派去了自己身边的两名医生。但是，长期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李四光，虽有国家和党组织多方关注，在他身上的动脉瘤破裂之后，一切妥善的疗法都已失效了。
自从前几年动脉瘤确诊之后，他知道自己生命不长了，为了京津地区的安全，冒着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的危险，力争到北京近郊区县去抓紧地震预报工作，同时，也抓紧了海洋地质和新的能源——地下热的开发工作。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李四光还在战斗。
这一天，他对医生恳切地请求说：大夫，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总理交给我的地震预报任务还没有完成……关于地震工作，李四光又和他的秘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叮嘱秘书，第二天清早把大幅的全国地图带到医院来，他说还有一些防震预测工作要安排下去……
但是，李四光再也看不见秘书带来的地图了。动脉瘤致命的破裂，中断了他在科学上的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李四光同志，终年八十二岁。在他停止呼吸以前，总理派来的医务人员决定对病人施行最后的手术抢救，当护士把李四光抬上平推车替他整理卧具时，从李四光的枕头边掉下了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在这本书上面，还留下了他去世以前的阅注，留下了李四光最后时刻身上散发的温热。
“我一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共产党就是我最后的归宿！”这是李四光一九五八年入党时倾吐的感想。他这一生追求的崇高境界，正是表达了今天广大有志青年和无数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心愿。今天，千百万知识分子和青年，一想到李四光这面科技战线上又红又专的旗帜，就象是看到了我们向科技现代化目标迅速进军的信号！从李四光身上，可以看到攻克科学城堡，攀登世界高峰的先锋战士形象！
——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李四光同志的追悼会以后，缓慢地走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对那些拥集在礼堂外面臂带黑纱的人群说话。总理向他们问道：——你们都是搞地质的吗？
——是的！那许多来自郊区的地质队员们回答。李四光生前，十分重视广大地质队员的实践，他曾经说：常年战斗在野外的地质队，就是一些不挂牌子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发展地质力学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搞地震预测的，来了没有？
——来啦！我们来啦！另一部分群众向总理回答。他们的面容悲戚，但声音响亮。
这是一个阴雨天。这时候大家清楚地看到：冰冷的雨丝，正在浸洗着周总理的白发。这时，总理还没有戴上帽子，他亲切地环视着大家，用略带一点沙哑的语音在低声说话：
——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刚才在追悼会上，我念过李四光同志生前说过的话，他说过，对地震预报也有极大的信心。这不仅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还要整理和学习他的遗著。你们听见了吗？
总理的发问，使他的声调也随之高昂起来。
——听见了！大家有力地回答。
总理以他指挥员的果决的语气，再次问道——大家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工作，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们都听见了！礼堂内外齐声回答。这回答，盖过了隆隆的雷声。
回答总理这番问话的，岂止是地质战线广大指战员的代表！在我们祖国的每顷土地上、每片树林中、每条河流边劳动的人们，在试验室和科研所，在车间、教室和电子计算机旁进行操作和教学，在图书阅览室里研究和思考的人们，都在回答祖国的要求，完成党的嘱托——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留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
——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们听见了，都听见了。
这就是亚洲大陆新崛起的一声巨响！这说明“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说明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中华民族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载1978年1月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