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统治北平时期
西直门外小村,西临西直门北街,东距北护城河二里。形成于清代,最初为少数农舍聚落,只有五六户人家,故称小村。几十年后发展为六七十户人家,多以种植菜田为生,也有一些人在西直门附近做小生意。1905年修建京张铁路时,占用该村西部的土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占领北平的日军修建浅香轧钢厂(首钢第一线材厂前身),占用该村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使村落面积大为缩小。1958年,小村有160户人家,称四季青人民公社太平庄大队小村生产队。1986年西直门北大街开通以后,这一带被逐渐开发,如今已城市化了。下图1937年日军进入西直门的照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人在西直门外小村强占土地300多亩,开办浅香制铁所,当时主要设备有1座13米长的小加热炉,1架250毫米和5架230毫米轧钢机,分别用200马力和250马力电动机带动,全部生产工序由人工操作,日产小圆钢及马掌钢3吨至4吨,是北平首个轧钢企业。
1937年12月24日经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制定的“事变处理大纲”在“华北处理方针”中就明确提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华北后就采取直接霸占和强制开发两种方式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以野蛮的直接霸占为主。日军每占一地,对中国的工业企业,不管是官办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他们认为必要,就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在“军管理”期间,军队对该企业的财产有绝对支配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将企业委托给日本的有关公司在经营。当时,协助日军实行军管理,随后受托经营较多企业的是“满铁”属下的兴中公司。至1938年8月,兴中公司在华北搞了11个公司,其种类有电业、矿业、棉业等,基本上是靠军管理强行霸占的。在北平被强行霸占的企业有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河制呢厂等。
武汉战役结束后,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因而把对华北的资源开发作为经济掠夺的主要方式。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掠夺,日本侵略者把华北的一些主要的工矿、交通运输业划为“统制事业”,由专门成立的“国策会社”独占;未划入“统制事业的企业称“自由事业”,允许日本人私人经营。
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又称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它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按照上述《事变处理大纲》的规定,这个会社的任务是“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要的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后,通过“综合调整”,很快把华北原有的各类工厂30余家统制在自己的名下,成为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包括生产、运输、原料、动力等方面,每个子公司又有分子公司,形成庞大的垄断网系。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之外的事业,作为“自由事业”,任由日本私方进行掠夺。随着日军的军事占领,日本的财阀、投机商人、高利贷者,以及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冒险家纷纷涌入华北,谋求发迹。到1941年6月为止,日商在北平的企业达2182家,其中属于工业的399家,绝大多数是1938年以后开设的。
日本私方开设的企业,有些是靠掠夺中国的场地、资源新开设的,如“北京锻造株式会社”(在双井)、“琉璃河水泥厂”、“北京酸素株式会社”、“厚生橡胶厂”、“北支乳胶制品厂”、“北支制药株式会社”等,有些是以“合办”为名霸占的,如燕京造纸厂、永增铁工厂、海京铁工厂、日华合资门头沟炭坑株式会社、东安市场、东来顺饭庄等。所谓“合办”,多数属于日本人不出分文或出少量的钱“收买”企业的部分股份,然后操纵企业的经营权或者坐吃企业利润。如日本浪人久津太郎没有任何印刷设备,到处包揽生意,然后用低价转交京华印刷厂承印,从中谋取暴利。他到厂里俨然是个太上皇,强行指挥生产。厂里稍有违抗,就以“与皇军不合作”治罪。
无论“国策会社”经营的“统制事业”,还是日本私方经营的“自由事业”,其经营方式都是极其野蛮的。日本经营者在企业里以征服者自居,视中国人为奴隶。他们为所欲为,暴戾恣睢,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的血汗。他们在企业里的管理手段一般都是通过两大系统。一是作业系统,即企业中的作业管理人员(包括领工、监工)均由日本人担任;所谓管理,实际是拿着刀、枪、棍、棒,牵着狼犬,监视着工人劳动。二是特务系统,即在企业中设“劳务课”等特务机构,配有武装或便衣特务,监视工人的言论行动,可以任意逮捕、迫害工人。如石景山制铁所,日本人在厂里及其周围村庄建立的特务组织中,仅日本特务就有1200多名,还豢养一批汉奸、走狗作帮凶,对工人进行严密监视,随时镇压反抗的工人。再如门头沟煤矿,矿内外设十几个炮楼,炮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岗哨监视工人,矿内有驻兵和日本特务机构——谍防部,还有伪警察所。矿工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严密的监视下。整个煤矿如同一座监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把华北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因此,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更为加剧。掠夺的方式是开发和抢夺并用,开发更为加紧,抢夺简直明火执仗。
在北平,日本侵略者以没收“敌产”为名又进一步抢夺原属英美的企事业及财产。如,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霸占。一些日本人借机发迹,把他们看中的民间产业,也当作“敌产”肆意侵吞。
在日伪的物资统制政策下,许多工厂断绝了原料来源,被迫停产。尤其是北平的轻工业,如纺织业、制革业等,多数工厂停了产。仅皮毛业倒闭者就不下百十家。纺织工业有3/4的机器因原料断绝而停开,只有1/4机器为日本纤维公司加工。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食品、铁工、针织等作坊,亦多数停产。通州曾有铁铺14家,此时只剩下三家。广大失业工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在日本侵略者所霸占的企业里,对工人的榨取更加野蛮。他们增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不顾工人死活。如在石景山制铁所,1942年7月曾发生一次炼铁炉结瘤事故,日本监工强迫工人冒着高温钻入炉内扒料,渣料塌落,烫死5人,重伤18人。据1944年3月的“北支制铁作业月报》记载,这一个月发生大小工伤事故31812次。工伤事故次数已超过在厂工人25000人的数字。在日军统治的八年中,石景山制铁所共炼出25万吨生铁,全部运往日本,可以说每吨生铁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炼出来的,在门头沟煤矿,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出煤,竟把井下大巷边的保安煤柱也采空,不知有多少工人因此而丧生。
当时北平各企业工人的生活己从饥饿线下降到死亡线上。1943年前后,由于日本侵略者通过“物资统制”把大量粮、棉、油、盐等物资掠走,造成北平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在石景山制铁所,工人穿的是麻袋片和洋灰纸袋,吃的是“混合面”;还要在日本人的棍、棒、刺刀下挣扎着劳动。每天都有许多工人因饥寒病饿而倒毙。1943年10月5日,在工作场地附近,一次处理因饥饿死亡的工人尸体就有36具。1943年7月一个月内,因饥饿和疾病流行,死亡达2000多人。而此时,日本人却不顾中国人死活,正在该厂增建日产20吨小型炼铁炉11座、日产380吨大型炼铁炉1座、日产300吨炼焦炉1座,以加速掠夺华北的铁矿资源,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在日伪加捐加税,强征暴敛的同时,对北平市民的生活物资实行严格的统制及配给。由于日本侵略者把大量物资掠走,造成物资严重短缺,所谓配给,实际上已经无物可配。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计划3个月内掠夺3000万担粮食运往日本。而北平市民在1943年已经连“混合面”也难以买到,有的人靠吃草根树皮度日,甚至有的人在日本军营附近拾马粪充饥。这个时期,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时常可见因饥饿而倒下的尸体。在天桥一带每天都要往永定门外拉走十几车死尸。这种惨象,是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敲骨吸髓地榨取所造成的。
从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到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整整统治了八年。这八年间,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野蛮掠夺,以及敲骨吸髓的压榨,给北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广大北平市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这是北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中国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也以胜利告终。
194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太和殿举行了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其实,受降仪式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但日军竟提出在仪式上佩带军刀、勋章,保持军国主义者的面子,这一要求违反同盟国共同规定,中方严辞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刺激了饱受摧残的北平军民的尊严,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突然作出一项惊人决定:把受降仪式改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公开举行,让国人共享胜利的狂喜。这是故宫博物院永载史册的辉煌一天。
10月10日天刚破晓,十几万北平民众早早赶来,挤满广阔的太和殿广场,午门、端门以至天安门中轴线上,也聚满屏住呼吸的人群。全场寂然无声,等待着庄严仪式的开始。10时10分,景山山顶军号长鸣,会场礼炮齐放、军乐奏响,抗日名将孙连仲走下太和殿台基,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司根本博等20人由太和门左腋门入场,行至受降台前,向孙连仲上将行礼,然后签字、献刀,离开会场。乐队高奏国歌,此时,沉默良久的十几万人终于一齐爆发出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古老的故宫沸腾了!处处是欢呼、呐喊、痛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