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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党性泯灭了人性的时代，
1, [那个代代都需要划清界限的老家]
我,1936年生于四川北部一个著名的县城，祖上是从陕西移民到此地的，那还是清朝时代，靠在城内开个纸货店（手工活）为生，曾祖父是读书人,曾考到时过贡生,祖父又读书，却只考到秀才就废科举兴学校了，民国初年曾祖父与祖父两代人热衷于办女学堂，没有任何家业。父亲为生活计，才从学徙做起，民国时代开了一家杂货商店，.后又置下了一小小四合院住宅，,并在乡下买下了几亩田产,解放以后土改时划家庭成份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父亲在经商时加入过国民党、县商会，当过县参议员，维系着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仅父辈就有二男五女，解放后都比赛跑快些，,划清界线，分开过日子，父亲是长子，土改没收了乡下的田产，合营后又收去商店与住房，这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家庭成份就只该父亲一家承当了，叔父一家便是平民成份，姑妈也参加革命把祖母接到了省城，不久后，随着阶级斗争的需要，父亲又以历史问题罪载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合营商店做店员、接受管制改造。同时家底成份也就由登记户口的人随意写为工商业兼地主了。时代决定了，家庭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大浪中漂浮的船支，我们这样的家庭，又正是在风口浪尖上，这自然影响到我们姐妹兄弟共七人以至以后的七个小家庭的命运了：,大姐解放前夕在省城读书时参加了革命,解放时又把二姐带到省城也参加了革命，她们自然又要与家家庭划清界限，我195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师范大学，二弟也于1956年考到省上的大学，都出外去了，从三弟起就因为政省过不了关,中学毕业,只进了个地区办的专科学校，还没有读完,就下马停办了，,算好,分到乡下作了小学教员（只能是到乡下）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父亲收入很能少，还必须下乡，不准隋意回家，母亲给人家带孩子，做手工针线活，后又给二姐带小孩，二姐每月寄点钱来。,四弟就连中学也没上完,只好到饮食店做了学徙,至于最小的么妹迂上了文革中初中未完就学木工了。解放后实行的家庭成份制度也怪，真正是地富时（是在土改前）那时不载地富帽子，子女可以上大学出国，早也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地富之家；土改时没收了土地与财产后，已不是地富时，才开始载上地富帽子，这些小的子女却背个地富子女的名，还得继承其地富家庭成份，读书就业都备受歧视，这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帽子’实际上是‘过去时’，成份也是‘历史成份’，子女继承成份更是荒唐之至矣！这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的荒诞，当局不会是不知，之所以要这样做原来是为了制造出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来，才好在斗争中为所欲为．
2,［团支书突然地被右派了］
我，何必，50年就考入家乡县城高中，51年入团，又当了校学生会主席。195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师大，一直是团支书,，还在多次争取入党呢，自然十分地革命啊。也就更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了，读书时得知父亲被载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后，立即写信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以划清界限，1957年毕业前夕，.在响应号召呜放中发了言：‘学会尊重人，把人当作人’，对唯成份论对待青年学生提了意见，在反右运动后突然把子我也划为右派，不容分辩,不容置疑，只许接受,。这时如五雷轰顶，云里雾里，不知何来，只好上纲上线狠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下来才过关．毕业时，作第四类处理“分配工作考查两年”，便分到重庆某中学任教，每月发生活费26,5元，.由于多年受的教育，对党深信不疑，认真反省与改造，每月交思想汇报，两年满期时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党当然不理.原来的“两年”二字是不作数的，现在想起来党从来就是说话不算数的，党不仅不理还层层下放：开始作教员，,后作职员，再后下放农场劳动，无论怎样努力总是没有尽头地处理下去，历经多少磨难,从劳动关、死亡关，九死一生过来，好不容易到了1962年底宣布给我摘去了右派帽子。（
3,［摘帽后的天真，被开除骗押回原籍］
载了五年多的右派份子帽子终于摘了，党正式公布的文件上明文写的是“摘帽后，不再不视为右派分子”,在兴奋与等待、盼望中渡过了半年，哪知等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1963年7月底党支部通知我以压缩大城市人口为由令我退职回老家，这明明就是开除公职，.我对到那里去是没的意见与选择，但必须有工作，因为我还要生活呀！我才27岁，我坚持不同意退职，当时有规定，退职必须是自愿，党支部又找不出处分我的理由，于是便采取欺骗办法，说已与县上联系好了，送我回县去由县上安排工作，还答应派人送我回去落实安排，1963年8月1日我回去后，县上说，从来没有联系同意安排工作之事，我们也没有工作安排，我又多次（长达数年）向重庆有关部门反映得到的只是哄骗与不理甚至恫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党就是这样不讲理的，就这样，我无端被骗开除公职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县城老家。此事在1979年改右后我还多次反映，自然是没有结果，改右后才知道原来那时还把我的人事档案偷改为极右份子送到县城公安派出所，这也是党背地里做的不可见天的事，党就是这样无端随意处置右派份子，摘帽原来也是大大的欺骗！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我所敬爱的党会是这样？我还以为只是下面所为，我数年来不断向上面各级以至最高的毛主席写信反映与申请，不仅都如石沉大海，甚至,在文革的清队时为此写信事,在我妻子正要临产之时把我弄到学习班隔离审查了半年，内查外调，最后结论是“查获了所写的八十多封信件(原来许多信当时就被子扣下没有发走,这就是公民的通信自由)，'尚无反动言论”而释放。
1953年出外读书时起到1963被骗回原籍时，十年来一直断绝了与家庭的一切关系包括通信与迫探亲也没有过：前四年是为革命而读书，应该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后六年是右派分子不可连累家人。
如果当年不是这样强迫回到家乡县城，也就是断了家庭联系了事，也就不会有下面的与家的相关的故事了。可见党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强行押回原籍，就是为了便于诛连其九族了。
4,[回来时的县城老家］
从1953年出外读书时起到1963被骗回原籍时，十年来一直断绝了与家庭的一切关系包括通信与探亲也没有过：前四年是为革命而读书，应该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后六年是右派分子不可连累家人．
自从1953年我中学毕业离开县城后，家里也不断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因政历问题关进了教育所，全家五口生活没有了任何来源，经母亲再三要求才得以作为从业人员进了合营商店（这商店就是上华街2号，我家原有的商店，这时我们还在后面住家呢），但给他的工资很低，只好又在门外摆个小摊卖落花生，去买一砣（四斤）生花生果，拿回炒熟后，一堆堆地摆好出售，由小妹（不过才七`八岁）照看，每堆卖1-2分钱，对这样大的孩子来说，守着这馋嘴的花生，要一粒也不动，把卖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收藏好，到收摊时交给妈妈，可真不容易啊，后来父亲放回来后，母亲又去求工商联，以她回到家里再把父亲又换进商店，她回到家里后，还可以再接些手工针线活来做，后来又参加了工商联和街道服务组。另外一个经济来源就是靠在省上工作的大姐偶有接济，同时给在成都工作的二姐带个小孩（送到县城来带），二姐每月都寄钱来。二弟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省上大学，60年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三弟高中毕业后考入大跃进中新办的地区大专，在三舅父的经济资助下读书，中途迂调整下马，学校停办，他们还没毕业便分回县里乡下教小学。四弟小学毕业后就只进了个民办工农中学，然后安排到合作饮食店当学工。小妹，我53年离家时才进幼儿园，63年正在读初三。
1963年我回到扩别十年后的县城，真大变了样，街道特别冷清，店铺多数都关着门，街上行人稀少，所有的工商业，经合营与合作后，全城都按行业归口，成了百货`粮食`糖酒（副食）`餐饮（服务）`食品（肉食）`医药`土产（日杂）`煤建等几大公司，在城东`南`西`北分设合营与合作两种商店，分别按1`2`3…编号命名，无人不有组织与单位，居民也有街道与段组，原来的各公用地（庙宇等）以及较大的居住院落全成了各局`公司`厂`社`会`所的所在，全城几乎没有建什么新住房，人口多了，住房反少了许多，一般居住则出奇地拥挤，稍有一`两间住房若租给了他人住，就要被以“私改”之名充公，“先治坡，后治窝”是当时的革命口号，县城是为农村服务的，有一点新楼房那就是东门内的县委`政府办公楼，及后面大礼堂和开会的广场，大礼堂又兼作电影院，另外新修了一个川剧院，天天上演革命剧“夺印”，那时实际上已没有了节日，连春节也是要“革命化”了的，城外的风景名胜地也破败不堪，林木被砍，山体滑坡，无人问津，刚经过了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的动乱退了回来，百姓们回到了虽然破旧拥挤但总算是家的屋子里，收拾出一个个小炉灶，打扫着那曾经燃烧过家中一切可燃物（包括自己睡着的床上的架子与床脚，去掉床脚后就用石块垫着睡）的灰烬，排着长队去购买配售的燃煤（这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县城，几万人烧煤要靠木船从上游运回，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一家三口每月90斤，四口120斤，每餐约一斤，过期不补），每日菜苏要靠几个定点店定量配售，到63年秋也有了一个农民进城卖菜的市场了，生活又在艰难地慢慢好了起来,百姓对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我家因公私合营店扩大业务，再动员下同意让出店后住房，迁到母亲娘家去住，后来街道组织起的万品厂扩大，便换了几处地方去住，63年我回去时正住在一个小院里，从一个小街门进去，经一个小菜园，再一道小门就是一排向南三间房，房主自住西头一间，中间一间租给别人，东头一间卖给了一个老泥瓦工，老伴在家每天早起给奶牛场打青草，西边还有东向的两间小房，是属于万品厂的，就换给了母亲们住，后面接了个厨房，就这小小的接的偏屋我们做厨房还只用了一半呢，另一半隔出去还住着一家人呢（男的泥瓦工，女的做临时工，还有三个小孩子），那时一般一家人只要有一间住房便可，至于厨房根本不用考虑，在屋前屋后安个炉子即成，当时父在副食品商店，曾下乡去了几年，回城后又要守店，吃住都在店里，四弟在饮食店，吃饭在家里，但常在店里住宿，三弟在乡下小学，假期才回来，只有母亲和小妹常在家，开始还有二姐的小女孩，我回阆中后，也只好暂住家中。
5,[在亲友中的回避与难堪，无论是摘帽或改正]
一夜之间，自己的一个亲人，突然被打成了敌人，这叫亲人们如何去接受呢？一方面是出于亲人的了解与信任坚信这不是事实，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弄错了，另一方面党又一再教导说，党是不会错的，要相信永远是正确的党，不然就是立场问题了！实在想不通时，现实会强迫你接受的，不是说想不通的也要执行吗？否则正好实施其诛连政策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妙之处。
当年的校学生会主席以优秀成绩考入名牌大学而离乡，十年后突然从外地回来。亲友们不知其祥还是招待与寒喧，当问及何处高就时，真无言以对，只好如实相告等侯县上安置,可久无工作,不免叫人起疑，就是家中人，也不好说什么，所以只能是低头无言以对，不仅不说什么至连正面称呼也只支唔一下。记得有一个常来家的表妹（二舅之女）请亲友吃饭时，独不请我（我也不知，就知了也不会在意），可事后她又主动向我母亲解释此事时说“不好请大哥们的”，“为什么就不好呢？”我反问了一句连自己也无法回答的话，这话很能有代表性。也很形象与巧妙，不仅限表亲如此，连我现两个弟弟，结婚时请客，近在同一条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结婚时母亲突然称病不起，之后不几天三弟结婚时母亲便亲自下厨操办婚晏，那时我还是摘帽右派当了泥瓦工，而四弟结婚时我已是改正后到师范院校任教之后的事，刚过几天是次日在做工的工地上，才有邻居问及时才知道，真是无言以对，这给心灵种下了永远的隐痛。这至亲之间的划清界限。是不用说出来的。它只在行为与脸色上。一切只在无言中啊！心里子明白就是。
这种划清界限 是无言的、双向的。一方要划，一方要避，时间一长也就是习惯了的。
6,［当了15年泥瓦工，也自得其乐］
如前所述，1963年7月31日回到县城，为工作问题反复多次交涉`等待，四处奔走，那时到处都在下马，压缩，回到县城的人不少，根本没有哪儿要人，也有不少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渐渐形成了一些单干或合伙的临时工，但一方面我不愿随便交往人，另一方面我以为非长远之策，只有发疯似地写信反映，一直拖了整整两月毫无指望，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二十七岁的男子汉，怎能不着急呢，下定决心，拜同院居住的老泥瓦匠为师，他不识字，一直以干泥瓦活为生，也带过不少学徒，对老式泥瓦活很熟悉，因为不大会新式的如砌砖等活，年纪大点，合作化时，便从建筑社出来搞单干，后又由城南街道把他们组织起来，名义上成立了个修缮合作组，实仍为单元干，揽点私人旧房修缮活干，据我观察这家人很好，平时我也常替他们读写个什么的，我们相处很好，他家作为工人，在社会上也很吃香，我一说要拜他为师，他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见我真心，他才同意了，拜师后跟着他去干活就是，每干一天他给我8角钱，没活时就在家休息，当然也没钱拿。记得1963年10月2日跟着师父第一天干活就是到刘先生私宅给修筑后园垮了的土围墙，那时能保有较宽一点私宅的人家很少，刘老先生因为是基督教人员，受宗教政策保护，所以才保有这宅子，休息时他还请我们吃了园子里摘下的名柚，多年来我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劳作，那总是作为一种屈辱地逞罚，只有今天是作为一个工人的身份受到尊重地干活，心情大不相同，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是暂时在人们尚不知道我曾是右派（虽然已摘帽，党中央也明文说了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但背地里却另搞一套）的情形下发生的阿Q式地自慰吧！
此后总是东家西处地干活，泥瓦匠这一套活，如筑土墙`砌石墙`竹编壁`粉刷墙面`做地坪`翻盖瓦屋面…等等，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每月总有二十多元收入，维持一月生活，当无问题，和工人们混熟了，人们都叫我师傅、‘师哥’、‘老何’、‘何肥’（那时还真长胖了），也学会了坐茶馆和抽烟（当然是抽价廉的，如8分钱一包经济牌，工间休息时，都是叨一支烟的），所在的合作组，也变成了房屋修缮合作社，地点就在下新街一个宅院里，这原是宪家开干货铺的，后归了城南街道，大跃进时办了合作社，下马后给了城南修缮合作组，现在自然给了这县房屋修缮合作社，属于县手工业联合社，主管部门是县手工业管理局，由局里派了党支书兼主任、副主任，原有一个城南街道派来的马老先生作会计，又从学工中找了一个青年人刘作出纳，这真像一个正式单位了，为什么发展起来呢，一方面是经济复苏，三线建设中，上海一家绸厂要内迁到县上，组建省属绸厂，主体建筑虽由省`地公司承担，但附属工程由地方承担，同时丝厂扩建，又组建专为上两厂提供动力的丝绸电厂，加之全城房屋维修等，只有一个两百多人的县房屋建筑合作社实在是不够，另一方面是党的集体化`合作化政策，一定要把所以单干的劳动者组织起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组织起来之后，社里接有活时就由社里统一安排，没有活时还是要自找，工资都来自雇工一方，大部用计件制，按管理部门制定的定额计算，少部份用计时制，按工人级别计收，我那时定为一级（每月24元5角）二级（每月28元5角），另外再加收17﹪作为社里收益，没有活干时，就没有任何工资或补助，当时县建筑社，城东`城西`城南三个居民委员会所办的（供应临时工的）服务社，都是这种办法，只不过管理费收的多少不同而已，服务社收的管理费要少些，这种时时要操心着找活干的营生慢慢也就习惯了，我把这种营生叫做自谋生计。
这种自谋生计，我一干就是一十五年（从1963年10月27岁时到1978年11月42岁），那时夏日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纳凉，四妹（二姐的四女儿，正在上幼儿园，每天与同院邵群华的女儿一道去上幼儿园）总要缠着大舅给讲故事，讲完了还总不愿结束，那天我说：今天我给讲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院子里大人`小孩都静静地听我讲，我讲道：“从前有一座很大很大的森林，林子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粮仓，仓库内有很多很多米粮，林子里有很多很多麻雀，于是，有一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二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三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四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五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六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七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八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我就这样不停地说了下去，竟不知说了多少只了，听的人实在耐不住了，才恍然大悟地笑起来，可见这愉快的夏夜啊！由于总是人多事少，时时还是担心着没有活干，由于我多少有点文化，常肯帮忙，在文化不多的工人中还是受到欢迎，即使他们知道了我曾当过右派时，也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几分同情呢，他们从没有歧视过。安心要以此为生，我又去买了一些有关的技术图书来读，这样不时还可以派上一些用场，如收方计算`看看图纸`配料出个主意等，更不说早就常做的算账`分配等事了，所以日渐受到了重视，县建筑社任设计施工的木工出身的土工程师，当时县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权威之一常找我问这问那，我还教给他认会了英文字母呢，他就劝我先要学好木工，并答应认我为徒，不仅今后决不会缺活干，而且能挣大钱的，他送我全套木工工具，安排我立即跟一伙人去广元一处工地，那儿是木材出产之地，有的是木料学手，一切都准备好了，修缮社的领导出面阻挡，说建筑社挖了他们的人，因此我就没有走成，于是又建议我跟一个技术比较好会砌砖等新活的四级技工，童工出身，从建筑社出来在外单干，当时名义上也在了修缮社，其父解放前当过宪兵小队长，当时也在修缮社作泥瓦工）学砌砖，这样我才跟着他去学起了修建新房子，先在县运输社，后又去邻县印刷厂，那时与另一个早一些的学徒一同住在一个小旅店楼上，每天在印刷厂吃饭，记得有一次端上了一盆回锅肉，就我们俩人吃，我们就来比赛吃肉，一人一片地吃，最后还是我认输了。后来又去苍溪冬青干活，我们又在一个食店里比吃馒头，刚出笼的二两一个的热馒头，我一口气竞吃下了十个，这次是我胜了，这一看，我还真是个饭桶呢！），那时我身体真好，红光满面，又很壮实，挑上满满一担灰浆（都是用大粪桶，每担在百子斤以上）要沿木梯层层爬上晃动着的高高的脚手架上去，若砌砖每天至少在一千块以上，回忆起这年轻时劳动的日子，还真快乐啊！可是时光一去不再来。
在个邻县的小县城（当时还只是一个仅有沿江一条主街的小县城）偶然还与大学时的老同学相迂，不得已匆匆地说上两句话后我连忙逃走，看得出来他还想问这问那地多聊几句，作了贱民不愿见熟人，更不愿连累别人，这就是所谓的贱民心态吧，若没有这种心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划贱民的政策又如何会有无比的威力呢！后来又跟着到冬青去修旅店以及给农家打灶，那时节从烧木材改为烧煤，家家户户都要砌个烧煤的灶，这灶要作到发火快`好烧，又要省煤，关键在炉膛内泥抹的那个不规则的空腔，这不仅与所用的锅的形状有不同，也与烟囱的方位大小有关，还因使用者的习惯与要求而异，这可不好掌握，学会了这个技能，还真吃得开，给人家打灶，主人家要作上宾来招待，专门置办酒菜，当然活要作好。
在冬青修旅店时，就住在该店旧木楼上，一个大屋子，只放有若干铺着蔑席子的大木床，每天睡觉时要到楼下保管室去领被子，不许多拿，同干活的几个农村来的木工青年，常常多混一床被子来作垫用，这时那位女保管员就要上楼来清查，她只把盖着的被子拖上就走，弄得几个“戏睡”的小伙赤条条地惊叫着无处躲藏。这些农家的小徒工真可爱，他们当三年学徒不拿工钱，给师父干活只管饭吃，三年满了要出师时，还得给师父缝一套衣服并办酒席谢师，否则师父总要保留一个绝活不传。有一个小伙就告诉我说，他家很穷，实在没有财力办谢师，师父也就保留有一个绝活不传，早已满了三年还不能出外挣钱。我问他这绝活是什么？他说是打方墨，原来不就是画墨线把给定的园周几等分吗，这是几何学中的小知识。我告诉他说：我可以教会你这活，不要你谢师；并开玩笑说：只要你请我吃炒花生米就是，很快我就教会了他，他十分高兴，没想到晚上还真的买来了一斤炒花生米，大家一起吃了。我深深地感到一般老百姓是何等地需要数学知识啊！还有一件小事也是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人一起干完活，拿到了钱后，需要分钱时，不用除法算账，即使算了也不易能使众人相信，于是还使用着一种很原始的办法，把抄票按面额大小，从大到小，一张一张地照人头分发，这真有趣，但也使我悲哀，面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么需要数学知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民用公费培养到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负有普及数学教育天职的人民数学教师却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旁干望着，只能让青春和精力连同所学的数学知识白白逝去！这是何等地心痛啊！我总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为所谓的政治呀`路线呀白白地糟蹋这许许多多的人力物力而毫不心疼！
回到县城后又由社里统一安排我跟赵＊＊（也是砖瓦工，家庭成份好）当学工，到丝厂修屏江街宿舍，那时大搞“干打累”（学大寨来的，就是用土块砖砌墙壁，不几年这些不行的墙壁，又是请我们全去给换掉的，反正，作为工人两次我们都是拿了工资的，作为统计两次都计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我们成天努力地砌着土块。秋天，县手管局布置下来要各社派人轮流下乡支农，这时农村正当四清运动后生产大忙时，我们社有一次就安排了我和汤＊＊两人下去，地点在江南七里公社群英大队，住在农民家里，队长先安排我到妇女组，干收稻草的活，背着一背架子稻草摇摇晃晃地走在水田间小道上，风一吹来站不稳也不敢动步，引得两边的妇女拍手大笑，我好不狼狈，后来又把我安排到娃儿队，成天在棉花地里摘棉挑，孩子们老缠着要给他们讲故事，晚上天黑了才收工，生火作饭，吃完饭后才到晒场上去开会，要呼叫`等候很久才会有人慢慢地到来，书记`队长不厌其烦地讲着，听众们有的谈话`有的做着手上的活`有的在开玩笑`更多的在打瞌睡，会完后已下半夜了，待天刚亮就又要出工了，农村就是这样不计效率地旋转着，我算领略了这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半月后我们便回城了，这半月的工资由原单位发，这就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支援农业。
后来又到文成修东风运输社，河溪修医院，工作一天天多了起来，与工人老老少少相处都很融洽`愉快，我深有所感（与这以前及以后在知识份子中相处比较）与工人相处要好处多了，我满师后定为一级技工，现在又升为二级技工了，日子过得比较顺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正当而立之年，伟大领袖的号召激动人心，我决心斗私批修，不计个人的一切，作一个建筑工人投入这伟大的革命运动，参加了工人红卫兵“二二五”，热情地读红宝书（语录本和诗词本），确实为其中许多语句而激动万分，满有兴致地载着语录章和像章，还学着模仿写毛体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破四旧闹得十分火热，县城却搞得又快又左，旧的名称要改，师范附小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城东中学改名为东风中学…等，街道的名称都全改为革命化了的如反帝路（朗家拐街）`反修路（大东街）`红星路（管星街）`上游路（沙河街）…等，农村区`乡`公社的名称也全革命化了，连不少个人也纷纷改名，一切旧的痕迹都不许存在，居民家里不说家具杂物所体现的旧意识要消掉，就是屋脊上有了“福禄寿禧”等字样也得搬掉，连木门窗上的浮雕花饰也要削平，更不说寺庙佛像，那更是要被扫荡到干干净净才会罢手的，举一件事说吧，在县城东门原有一古铁塔寺，寺院早废，旧址在民国时为一小学，后小学迁走了，文革前为县人武部所在地，寺内原有一个不大的古铁塔尚在，此塔为八根方石柱构成之八角亭所覆盖，塔高一丈四尺一寸，生铁铸成，塔身满铸八分体阳文《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全文，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铸造，国内罕有，属于国家级保护文物，文革初红卫兵对此造了一次反，尔后便将它用砖墙密封起来，对外已无任何防碍，红卫兵对此仍发起了数次冲击，县人武部保护多次无效，最后还是被红卫兵砸碎，连这毫不碍事的`生铁铸就的`千载风雨都过来了的`还是国家明令保护的古董`密封在县人武部眼皮下，也未能幸免，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被文化革命革光了。可是这运动却疯狂地发展着，县城也疯狂起来了，大串联`大字报热闹了街头，中学生赵＊＊一张大字报开始炮轰县委，斗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上街了，人们蜂拥着去看“八块八”[一个当地叫“梭叶子”（暗娼意）的女人取的浑名]门外的漫画`大字报，又日日夜夜潮水般地拥去看王家（据说家中藏有枪支）挖出了枪支没有（还动用了推土机呢），到处是红卫兵，到处都可以随意去抄家，抄家时都可以随意拿走东西。我家理所当然地也被抄了一次家，名义上到不是因为我（在运动中我还不算是五类份子，还承认摘帽后已不再是右派份子）而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来抄家的红卫兵是白果树街居委干部带来的，我母亲满面堆笑地表示欢迎，我家早已是破破烂烂地，什么也没有抄到，总不至空手而去吧，于是便要把我的一个久未用过的旧的精装日记本拿去看看，因为当场都看不懂它，再允诺若查不出什么就立即归还后我只好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毛家巷陈代表（就是她拿走的）家里去把这本子要回来了，其实这是上大学时的一个读书笔记本，里面还夹了一些写满字的小纸条，内容全是数学，有中文也有外文，更多的是数学符号与图形，字很小，密密麻麻地，一般人自然看不懂它，这个本子我放在书架上一直未动过它，作为荒诞的物证`文革的纪念。后来我就索兴搬到下新街修缮社去住，与青年石工谢**（后来才知道，他上小学时还与我妻子同过学），他从小缀学后便学了石匠，成天干活也只能糊口，后来与一个学工李四妹结婚，还生有两个小孩，文革混乱中，没有多少活干，生活十分困难，他仅仅因为，在社里公用的收音机中偶然听到了境外的声音，向工人们说了，便无限上纲，反复批斗后，竟以收听敌台罪送去劳教，后死在劳教中，家中妻儿生活无着，后改嫁给一落实政策后才结婚的老人。）合住一室，工人宿舍，还会有抄家吗。我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啊。
７，[总想有个家，也总该有个家]
摘自《春殇》：
“我早就有心记述一些当年无辜的青年学生右派们心灵深处那些难言之痛，这涉及到个人隐私，都是不愿提及的话题，一直未敢动笔。近日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作者章诒和的自序《我所悲兮在远道》，其中这样的话最是动我心：“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们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文末引吴梅村诗：“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岩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我亲历了2008年5。12的四川大地震，老人们都感到即使我们遇难了，也算活了大半辈子，最为痛惜的是那些遇难的孩子，他们还刚开始人生，还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啊！一棵大树，即使全部砍掉，只要根在，日后也会再发，可一株幼苗，若是折断，则难再生，怎么不痛心啊！当年成年人被划为右派只是毁了他的半生，而这些学生被划为右派后则毁了他终生；尽管在二十余年后同样得到了改正，可改正时前者大多有职、级得以恢复，而后者却只能是把四十多岁的人当作初参加工作的青工；再说这人间之婚恋，除去情之外，要的更是现实的生活，所以自古就有门当户对一说，现代更是等价交换，可这贱民之身份，自然就难找对像，何况这又是一个赶青春之活，而划右派则是一个看不到头的、时时可以随意加码的无期徒刑，在交换的场上，其资本仅为负值，手拿负值之钞还能在市场上购物吗？只能望洋兴叹徒唤青春空度！所以说，毁掉了后半生还有前半生的正常生活，而毁掉了前半生时这后半生也就烙上了阴影，就只能称为“残生”；毁掉了事业，经晚年的努力尚可弥补些许，可是毁掉了青春，则是无法再来，他们成了被阉割了青春的一代人，就像受过宫刑的阉人：古代宫刑毁掉的是动物的“性的能力”，而现代宫刑消灭的却是人间的“爱的感知”，前者只施于男人，而后者却男女都可施；一样的宫刑，一样的以灭绝人性而记入史册，后者其毒更甚。/
当年被划的那一批在校读书的学生右派，当时都正是16-25岁之间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生活还来不及开始就被投入深渊，他们不解政治之凶残，不谙社会之黑暗，他们无论怎么挣扎、哭喊，也无济于事，由于他们年青，除了遭受所有右派那些苦难外，他们还得承受因“青年”而来的特殊的心灵折磨以至终生，这是无法“改正”的，青春是无法再回来的！这个话题，真是太沉重，沉重得难以言说：划右时他们大多还来不及恋爱、结婚，正当应该恋爱的季节，却入了另册，就与恋爱绝缘了：他们的人生之爱被中断于萌芽甚至还不及萌芽之中，他们的人间之情被扼杀于燥动的母腹之内，这是何等的人世之大悲啊！此后数十年虽也在人间行走，可他们是既不敢恨，也不敢爱；他们不敢去爱他人，也更不敢去接受他人的爱！流行了上千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他们来说也不适用了！这还是人间吗？这还算是人生吗？这一划就是长达二十多年，到改正错划时，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青春早已逝去，人生正常的程序节奏早已被打乱而再也无法和无力更改，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不堪的呢！
我所知道的同学、校友与同事中，这类情形比比皆是，历历在目……”
自从当了泥瓦工以来，工作生活安心了下来，自然早就想有个家了，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大龄青年怎能不着急呢，母亲也为此事操心，托亲友四处打听`说媒，得到的反馈都是嫌我们家庭成份不好（土改时我家划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按政策规定，交出土地后，就应该是工商业，可是写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不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而且还改为了工商业兼地主，加上我父亲又因政历问题受群众管制），并嫌我是摘帽右派，不仅稍有一个工作的城里姑娘绝不会答应，就连农村姑娘也不好找。宋师娘（宋文星的老婆）出于关心在她常去割草的姜家拐坝里（属于乡下了），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她家提出条件是要男方改名换姓，上门作抱干儿，我不愿改名换姓，故未成。后来同院的邻居，父亲的同行邓云，还有一些街坊也介绍过一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大龄女子，但都未成，大多是对方不同意，对我来说已将条件降到了最低了，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不少已有家庭的都破裂了，纷纷离婚了，何况这未婚的青年呢，哪一个正常的人愿嫁给右派呢，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呀，这就是贱民的悲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实质，据我所知，当年我们一道被划为右派的未婚男生中除我以外的三人（赵**与秦**是与我同班，候**是化学系的后与我同事）都是改右后四十多岁时才结婚，（只有张**比较幸运，与划右前就相恋的李**在艰苦中结了婚），另外当年划右中不同级只同系的曾**（后来在教师进修校任教）到现在（70多岁）仍是未婚大龄“青年”。
1966年秋天大搞“红海洋”时，我们工作很忙，争着请去粉刷墙壁，有的还要在大门上方做字，内东街被服社大楼前与下新街航运社大门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就是赵世玺带着我去一点一点用灰泥糊成的。那时街道上也不例外，也要粉刷墙壁大写语录，在我家街门旁正是一段土墙，大约是1966年10月份吧，居委会派了两个人来整修粉刷，一个技工还有一个小工，天天在这干活，出出进进我也就有机会与他们说上几句话，这个干小工活的姑娘，就在同一条街住，我原也听妈说起过，知道的老年人都说，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却迂到了很大的不幸，不久前刚服刑满回来，在居段上服务，可我从无缘认识她，第一眼看到她，就感到她清秀端庄，不苟言笑，着一件老式青布衣，我很希望和她认识并交往，便借故借给她报纸，盼她还报纸时好来我家再相见。从此，我们认识了，而且不知不觉地还恋爱起来。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
8，[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她也是本县城人，她于1941年12月25日（阴历辛巳年冬月初八）出生（记住，那些年就是这个出生日也有罪，“竟敢出生在毛主席生日的前一天！为此应弄来斗争！”）。这时家住江边的小巷内属于沙河街的自有小院，院内有三间茅屋一块小园。出生时家中只有父母和外祖母三人，全家靠自做小吃油茶，每天早晚挑担子到太平寺卖为生，父亲原名陈**，抱到贺家后改名为贺兴海，外祖母贺陈氏只养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到沙溪乡刘家，二女儿贺清贞就是她的母亲，从小学缫丝，没上过学，当时在丝厂做工。她六岁多时，1948年，父亲在丝厂做工，压茧筋时跌成内伤吐血致死，母亲为照料父亲也失业在家，1949年冬天县城解放，解放后母亲做临活，后来招失业工人，又才进了国营丝厂，却是地道的工人家庭。1953年外祖母病逝，她与其母相依为命。她在机房街上过私塾，这时除读旧书外也读新课本。后来，她又上了城东小学（即后来的附小，一度叫过东方红小学），对她印象较深的是班主任李朝棣老师（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位好老师后来就没有在学校了），她语文成绩较好，不喜欢算术课。母亲没文化，不支持她读书，常常不让她去上学，但她却很想读书。1958年母亲把住的草房卖了，添上省吃俭用的钱，在管星街买了靠街三间瓦房住（后来，我们结婚后也在此住过），后来听说办了工农中学，不交钱也可去上学工学农，以后还从这儿招工呢，她母亲便送她进了这工农中学，分在农业班，在她的印象中每天就是下地去给棉花打芽。1958年召兵时，她热情地去应征，什么都合格，仅仅因为身高差了半公分，没有去成。不久，县邮电局来召工，党的通讯事业需要接班人，当然要选成份最红，表现最好的，这就选中了她，于是，她还未满十七岁，1958年10月就进了县邮电局，1959年2月转正，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啊。她到阆邮电局便分在机要室工作，热情肯学，认真负责，谁都喜欢，（还有几个小伙子追她呢，实话说她都没看起），当时担任邮政组长的王**（是不脱产的，她在邮件封发室），首先就羡慕她这个工作，王千方百计巴结领导，事情得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位姓王的小姐，年龄比她大些，是从农村供销社调来的，文化不高，是少数民族（回族），长于心计，善逢迎，颇奸滑，又与当时当实权的领导黄**（收编的国民党部队投降人员，后在解放军部队时混入共产党，后转业才到县邮电局的，其妻是丝厂工人）关系暧昧，有次她冲进领导黄的房间（当时都是办公室兼寝室）问事，正撞上此二人密切接触，二人一惊松手，她立即退出，（谁知这就会大祸从天降呢！）此后什么也没有说，事发后不到一周吧，就把王换进了机要室，把她换到封发室工作，封发室的工作虽然要脏要累一些，但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由于家中只有一个母亲又在丝厂当工人（这在当时的阆中更是头等好工作），生活也好，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仍然努力工作，并且还入了团，对人处事，毫不设房，谁知这就在无意中闯下了大祸。过了许久趁局里主要负责人（局长和书记）都外出，局里全权由黄（职务是工会主席）负责时，王在黄的支持下一手编造了一个假案，
关于这个假案抄原一份文字
1978年的一份申诉书（摘要）
我，出于对伟大的党的无限热爱，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忠诚老实地向组织倾述隐藏在内心深处长达十七年之久的话语，请对十七年前四川省阆中县人民法院以（61）法刑字第105号判决，没有可靠依据，没有审理，没有本人最后签字认可。便判刚出学校参加工作仅两年刚满18岁根本无罪的女孩子以刑事犯罪一案，进行复查审理，申诉理由如下：
我贺子华，女，1941年12月生于阆中，祖父早死，靠祖母挑担子卖小吃为生，收一孤儿作养子即我父，父亲给资本家打短工压茧筋跌伤后死去，死于1948年，49年阆中解放，母为缫丝工，现养老，我家三代无文化。我上小学后进民办工农中学读了一年初中，1959年2月便调阆中邮电局，去后分到机要室，当时阆中邮电局主要由书记贾永田，工会主席黄兴贤负责，以下分邮政`电信两组，我属于邮政组，组长王桂珍，我们叫她王老师，什么都听她的，吃`住`工作`休息全在局里，她管我们较严，有时周末出去理发洗澡都得给她请假，如没有称王老师，呼了老王或王桂珍，她都不满意，我也因此遭她不满，更加机要室工作比封发室轻些`干净些，她在封发室工作，更不满我的，她最善于以整别人来抬高自己。例如：原与她工作的戚秀英`后汤登慧她都把别人弄走了，60年夏她趁机把我调封发室，她去机要室，又如谢正莲因贪污下放广安，在处理谢时，她多次问谢给我拿钱没有，又多次逼我，总想整我未遂。在1960年冬某夜，我与王在封发室上班，刚收到邮件，我发现有一个长方形小木木盒破了一些（没有散开），便对王说：“王老师，你看这个包裹箱坏了，去找黄主席来看看吧！”王看后说：“夜深了，不必找领导，我看了就行，我去找个钉锤来钉钉便行。”说完她便出去找钉锤去了，她走后，我一个人在封发室，既未关门窗，也未关灯，我等了一阵未见她回来，便去把木箱摆弄好等她拿钉锤来钉便行，正在这时，会计吴汉民（四川广安人，后退休回广安去了）突然进来，问也不问，看见我在摆弄有破痕之木箱便说：“贺子华，你怎么能拿包裹箱中的饼子呢？”我感到太突然了，我还未开口，王这时便走进来，她既不提她走之前的事，更不说她找了钉锤没有，不容我开口便抢先说：“不要怕，不要紧，你还没有拿成，只是想拿”，并叫我“要认识，认识了就行，改正了就是！”吴会计一走，她反复向我谈：“没关系，主动认识了就可以，不承认是不行的。”我说事实不是那样，她说：“现在已讲不清了，吴会计来看见了，我也无法替你证明。”她叫我主动去向黄主席承认，并说：“要不然，吴会计先向黄主席讲了就不好了”，我感到委屈，但她说“受委屈也讲不清了，只要你去向黄主席主动讲了，改正就是，反正你没拿成！”并说：“刚批了你入团，你要主动承认才保得住团籍”，我被逼得无法，也怕，心想只有这么大点事，才在第二天很早就去向黄主席讲，话还未出口我先怕哭了，事情过后，我真以为象王所说便没事了，只感太突然，但又说不出口，过了约一月多，王便给我几张纸叫我写一写，并说：“写了就没事，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我无社会经验，感到不听她的话不行，口头都讲了，写就写吧！但她看了后说：“你这样怎么行！别人会说你不深刻，有了头回便不愁没二回，要深刻便要多写几回，多写些数字才行，至少要写开过二`三十次包裹，还要写折了邮件，偷了粮票，至少也要写百多斤才像！”我没有事实不愿意写，她再三讲不写便不行，并说：“外面已写了大字报说贺子华偷饼子，你不写便过不了关，写多点，检讨了就算了！”外面就是一个职工叫胡成修（现在阆中煤建公司工作）写的一张毫无任何具体事实的大字报，当时，我已被王限制与监视起来，不许与任何人接近，更不许外出，我一个女孩子，孤身受逼，只好乱写一些，心想这些事你们总会调查的，写了一次不行，又写二次`三次，每次都由王一人审阅，并叫我如何改，如何添加，写到深夜直到王认为可以才完事。此后，无任何人找我谈话，又过了月多，黄主席突然找我去谈，叫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谈了约十几分钟，我当时心想，反正写了你们调查吧，一个文化很低的女工有什么办法呢！根本没有估计到有什么后果，谈后几天，黄主席对我讲团委有个干部找你去一下，接着一个不相认的人问了问我，叫我今后改正等等便走了，后来才知道，来人是县法院的人。又过了一月多，1961年4月突然开会，贾书记（贾永田，当时阆中邮电局一把手，在这以前从未问过我此事）宣布开除我团籍及公职，并立即逮捕我，无任何审问`调查，也不许我发言，逮捕时还到我住的集体寝室去，王说：“肯定有东西藏在铺里！”（这是设计好了的）便走向我的床铺，翻腾草垫，就从下面拿出几张包裹单算是证据，当时竟毫不问我，直到现在我也无从知道这是些什么包裹单？有几张？便将我押到教育所。到了教育所连原是我同学当时是管理员的徐世辉都不相信（因为所有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生活俭朴，不好吃穿，更从未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这时才知道上了当，我天真地问他：“我这事还能不能反映？”他说：“你不懂，现在不叫反映叫申诉，但上诉已经晚了，现在上诉，落个翻案，还要加罪的！”从此我不敢申诉，不久，曾带我到县法院去过一次，也不讲做什么,去了叫我去打整小菜，弄了一手泥，突然叫我去问，除法院人外还有两个邮电局的一般职工（我不认识）把什么拿来读了一下，我一边听。一边弄了一下泥手，便说我态度不好，问都不问便了事，过了不久，便到教育所来宣判（61）法刑字第105号判决，说我私折邮件，破坏邮电事业犯罪，判有期徒刑七年，1963年又到劳改队宣布改判为五年，1966年4月刑满释放回家。回家后一直无工作安排。即使再努力做临工，也被受歧视，67年与一工人结婚，现已有两个孩子，十余年来，我努力劳动，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内心隐忧从未对人讲过，自己写不起，也怕托别人，婚后十余年，我丈夫越来越发现，我简朴，从不好吃穿，渐渐从群众中了解到，我当时确是冤案，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健全了法制。才鼓励和帮助我写此申诉，现在我如实反映情况，并提出如下申诉：
1．请查清，我当时被判刑一案，结论说了私折邮件，根据何在？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没有询问与口供，连当时局里负责人贾永田也从未问过我一次，当时我吃`住均在局里，也从无任何亲友来往过，我也未给任何人通过信，更未寄过东西出去，我折那么多邮件包裹，东西在何处去了呢？折下的包裹丢于何处呢？我住集体寝室，东西都公开放着，私人连一个装衣物的箱子都没有，更无任何可以藏东西的地方。逮捕我时。突然搜查，为什么无任何赃物发现呢？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检举揭发呢？唯一有一张大字报说我偷饼子是胡成修写的，此人现在阆中煤建公司，但未写任何事实，现在可以调查胡成修，请他检举出事实来，而且我从调到封发室到被捕不过半年之久，半年之内作案那么多次，真算经常搞了，而封发室工作至少两人在场，怎么竟没有一点儿人证物证呢？当时我在封发室工作期间也从未发现哪个用户丢了东西来局查询的事（有当时记录可查）对我定案不是实属没有吗？还有从我一贯作风与表现来看，也检举不出什么来。
2，唯一可以根据的事实是60年冬某夜，吴汉民会计来封发室，发现我正弄着一只有破痕之木包裹箱，便说我偷饼子，从此引申有一回必有二回，有二回必有多次来副写。既不查对便定案，我请问：当时吴会计来封发室，门窗大开，电灯通明，我在工作岗位上，有什么根据说是在偷呢？并未看到我拿出饼子来，更未见我吃饼子，何况当时也承认木箱未移走，饼子也没有少一个，包庇箱之主人也从未来找过邮局，没有失主，东西也未丢，怎么能说被偷了呢？这里只剩下可以骗我的是说我：弄破木箱打算偷，前面已讲清楚，我发现木箱破坏时向组长王桂珍报告过，她应该可以证实木箱不是我弄坏的，然而向她报告时只有她与我两人在场，她早不愿证实而企图害我，当然，今天调查，她仍不会讲老实话的，即使如此，也只能作出箱子可能是我弄破之断语，也还不能作出肯定是我弄破之结论呀！再退一步讲，箱子破了，当时事实已说明箱子内饼子并无短少或损失，怎么能作“偷”的结论呢？怎能定罪呢？
3，在复审此案同时，根据党的政策对开除团籍开除公职的处理亦应重新考虑，退一万步讲，当时判为失职罪，刑满之后，我仅二十四岁，刑期我表现很好，为什么不能恢复工作呢？致使我现在没有工作，生活困难，请按政策考虑。
我请求复审上述案件，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也尊重群众反映，为了发场党的光荣传统，严肃国家法纪，作出妥善结论。
申诉人：四川省阆中县城关镇居民 贺子华 1978年11月
利用了她年青`文化不高`家中无人说话，趁党国不讲法纪`昏官太多之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1961年4月，平白无故地，把（时仅十九岁的）她送进了监狱，这真是当代的“六月雪”，并且一去就是五年，（1961年4月到1966年4月）在社会主义的文明的中华大地（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因什么运动）的光天化日下，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工，一个刚入团的共青团员`从十九岁多到二十四岁多的宝贵岁月竟在冤狱中渡过。平心而论，妇女间出于忌妒`防范`猜疑，互相计较`加骗`陷害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么容易地得到了组织`领导`甚至政法机关的纵容，闪电般地草率地从重处理，却发人深思，这样地草菅人命，只说明这个党`这个制度和政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实质，只说明中国当时的人权状况。服刑期间她先在五龙山劳改农场劳动，在这大山深处采药`制药，后来又转到大北街劳改工厂织布。这些以及后来在街道橡胶厂的高粉尘而又毫无劳保的劳作，给她埋藏下了致死的不治之职业病（肺间质纤维化），导致后来她的早死，这是后话了。1966年叫她回家时，考虑到回来后没有了工作，生活无着，她宁肯留厂就业，也不愿回家的，但领导不同意，说要表现不够好的才留下就业，你回去后属于人民群众，可以在当地就业的。没有办法，她只好于1966年4月回到了县城。
回来后住在家里，这时她母亲早已退休每月只有十一元退休金，还要替别人带孩子补贴家用，她只能在先在居民组织内作义务服务或劳动，搞了几个月后，见她表现好，才介绍去参加城东服务社，这也是一个居民的临时工组织，有人雇用时便去干活，女工每天挣一元，服务社提成一分，自己得九角九分，没活时在家休息，没有收入，平时吃每月25市斤口粮，干活时按天数补口粮。就是这时候，1966年秋冬，她被派在我家院墙外做红海洋干活，我们认识了。
遭迂这样严重的致命地打击，致使她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时时还将继续着发生，以致与她终身相伴。俗话说：“一次遭蛇咬，终身怕井绳”，从此她对人际交往总心存余悸，深感人世险恶，只好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处处设防，以伴终生。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凶，她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参与，只说埋头干活，找碗饭吃，可这无情的现实是，连活也不好找呀，正式工作自然是没有的，咱也不去想它，只求有点临活干，这临活就多是卖劳力的活，她劳力又不强，更不愿`也从不会去巴结或逢迎人，所以仍然是时时没活做，有一天自带工具到砖厂去背砖胚，从下面料场背上坡窑上，每块（六市斤以上）一厘钱，她不停地背了半天（四小时），到中午结帐时，才二角八分钱，（另一个男工叫张**的，原作过小学教员，还教过她，同样背了半天，得钱五角六分），那时在街上吃一碗（二两）面条也要一角五分，这活只干了半天便另找了。一般地，她每天若有活做可得九角九分，每月给母亲交28元，若能有活没休息地干上三十天或三十一天，这月便可以余下二元多自己支配。经济是上如此，在生活上还得过着让那些长舌妇人说三道四的日子。
从1966年冬天我们开始认识以来，每天收工后我都盼望着快快地回到家，匆匆地吃过晚饭，就望着门口，希望她的身影能够到来，有时一连两三天，她天天都会来，但也会有一连几天都不见她来，来时多数是她独自一人，也有时是她和同伴许永莲一道来玩，我们在一起多是谈谈个人的往事，也有时是讲些当时人们传说的街市新闻，都是我的话多,她的话少，这样我们一天一天互相了解了，我只感到她比较单纯`扑素，从不好吃穿，听说是因为在邮电局工作时，拿了包裹中寄的饼子而犯错误受处分的，在那时节生活紧张的年月拿点吃的东西，已是常事，共产党对轻罪重判，甚至无罪加判，都是尽人皆知的正常现象，老百姓对迂上了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了，又什么办法呢，有冤无处伸，不讲还稍好点，若讲了落个“给社会主义抹黑”之罪，谁受得了呀，只好“向前看”了，我不仅从不提这些事，而且尽力回避，只感到她十分忧郁，总是设法往好处想吧。她对我也是如此，因为在当年鸣放时，她也当作过积极分子，去动员别人讲话，后来，她看到有人讲了买锅魁还得排队的话后竟被斗争的事，深感不安，便不愿去了。那时街上闹革命十分热闹，我有时也跟着去看过热闹，但她却从不去看。这个冬天修缮社革委会带领群众造反，获得批准招了一批男女青工，我小妹也被招进来学木工，这一批青工非常单纯可爱，她们把我叫“何师傅”，更多时叫为“何孃”。1967年春天我俩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样我母亲才托了同街住的好友殷瑞兰（我们称她为马大孃，与子华的母亲同是丝厂退休工人）作媒正式向她家求亲，因为我方条件太差了，自然没有得到她母亲的同意，这使我十分伤心，但她却表示了同意，这又使我有了希望。我俩还是好了下去，并且更加密切地往来，开春后还常到江边去散步，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年3月9日，是我们恋爱路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那万分激动的期盼`渴求`恐慌`惊奇与颤粟使我们终身难忘，从来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在耳边听见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从此，我灵魂深处时时都映着她的影子，次日，神情恍忽地等了她一天，傍晚见到她有一个异样地感觉，我们变得不可分离了。
后来在南门口供销社花26元买了一张三抽柏木条桌，工艺粗糙但却结实，将其暂寄放在修缮社（我们的家还没有地点呢），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一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儿子94年儿子结婚时），后来，抽休息时整修了旧街门，得了一点无用旧木，又东拼西凑一些，请同社木工谢秃子做了一个单门小衣柜，这就算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二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时我同何朝发一起正承接了文成东风社的工程在做，只有每半月才回城休假一次，趁休假时7月2日我们到城关镇民政领取了结婚证书（只付证书工本费一角七分，办理人是王国成），此后又花了52元在日用品木器社买了一张车棍子双人木床，这就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三件“家产”了（它一直使用到96年以后）。
现在最犯愁的是四处找房子了，我家原有住房机房街的早卖了，上华街的被合营副食品商店占用了，现住的是李家的又被日用社换到这儿的两间住房也不够住，为此父亲去找过副食品商店，他们曾指过下新街马胖子酒店后一间公厕旁的小房，看了一下，实在不能住。后来，又去找了修缮社，修缮社有个石工叫孙绍正，两夫妇住的是妻子娘家马家留下的位于中新街的一间自有房，妻子在阆中丝厂工作，65年阆中丝厂支援云南曲晴，他们全家都去了，便将此房让给了修缮社，修缮社就安排了农村工人杨兆云住，此时文革中混乱，工程稀少，杨兆云早回了农村家里，此房便空着，我去向社里说后，社里便同意了租给我此房居住，但是这空房的开门钥匙还在杨兆云那儿，我们要用房子，就必须到距城六十多华里的朱镇的杨兆云家里去拿钥匙。
1967年夏天特别热，7月份最热，这时我们正在文成东风社修厂房，工程正进行到屋面铺瓦，必须抢在大雨之前完成，每天冒着烈日在这东河口河滩地的屋顶上战斗，这并不小的工程，又只有我与何朝发两人（因为那时活不好找，不愿把人找多了，两个人干,可多干一些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人都晒得又黑又瘦，但却很高兴，因为可以挣到点饭钱了，忙碌到7月底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何**患眼疾，我脚生疮，从8月1日休假起，我们便停工了（一直停了二十天），在家休息。她母亲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婚姻，从7月31日起就不同意她在家吃饭了，她就交了钱粮暂且在我家吃饭。这使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安身之处，到8月12日我脚也早好了，于是我俩决定一道去杨兆云家里拿钥匙，天亮就出发，背上一个从她的朋友夏**处借来的铝水壶过江往朱镇，沿途青山绿水，两人结伴快乐地前行，时而把水壶递过去她吸一口水后，又递过来给我吸，就这样不停步地走了六十多华里，中午时分便找到杨兆云家里，取了钥匙这后，稍事休息便告辞，出来之后才觉得该吃点东西了，便到朱镇场上，找了食店吃午餐，在这里还意外地吃上了久违了的香肠，饭后高兴地抓紧向回转，这太阳下山可真快啊，赶到马哮溪渡口天刚黑了下来，要是平时这时也还可以过江，可这天城内武斗激烈，早就封了渡，说好话也不行，我们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思，顺着河边向南津关渡口走去，这才感到了格外皮乏，到了南津关仍然过不了河，这时因武斗紧张，社会特乱，一男一女更不敢在外久留，在南津关街上一户户地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唯一的旅店，是在一间理发铺的内间，这时理发铺内什么东西都收拾走了，只剩下两把木椅，从此间穿过，到后面半间就是旅店了，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大木床，床上草垫上铺着席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洗脸等只能到江边去进行，好在这是夏夜，我俩就在此过了一夜，付给住宿费四角。这可以说是我平生住过的最简陋的旅店了，次日天刚亮我们便到河边洗了脸就上船过江（这是当天过江第一船），待船一靠岸我俩上坡就到了中新街去开门，进门后把室内一张竹凉板打扫干净让她休息，我便回家去弄饭来吃，然后自然是忙着打扫`搬家`布置起来，东西不多，很快便搞好了。
9，[寒酸的婚事]
婚庆，在民间是体现亲友亲情的热闹的大事了，可我们的婚事，却是寒酸而凄楚的。
次日，1967年8月14日我俩就在这儿结婚了，这是个双方家长都不愿出席的婚事，这天我母亲称病休息不见不理，我父亲是管制份子，不得过问，她母亲一开始就不答应这门亲事，可以说已为此将她逐出家门，她只用一只背娄将她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背了出来，好在我家四弟帮我搬了家还去买了一张票的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来做了午餐，小妹淑群也同修缮社的青工们来表示祝贺，修缮社的干部和工人们也来了，还送了一些喜庆的画图，我们也只有一些烟茶`糖果招待，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条件下，这也是很可以了，不多的亲友们也送来了一些纪念礼物：马大孃送了花搪瓷汤钵，邵群华送了一对花搪瓷杯子，杨医生送了两对花玻璃茶杯，两个姐姐合送了一床被面，四第还送了一床棉絮…，真是礼轻人义重。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10，［自己的家,儿子出生了］
县城南门外，沿嘉陵江有一条民国时期商贩云集十分热闹的新街，从南门口向西叫上新街，向东叫下新街，在下新街中部有一条向南通江边的小巷，长不过五十米，宽不过两米，两边都是一间间密集小铺房，从前这些小店铺十分热闹，这就是中新街，到六十年代，这儿已没有一间店铺了，都一家家住着些穷家小户，我的刚成立的家就在此巷中间门面朝西，这原是马高德家一间铺面后由其女继承，其女迁云南后，此房便让给了女婿所在单位阆中房屋修缮社（该社就在中新街口的下新街上），我又从修缮社租来住的。这个家，只一间房，宽约三米，长约九米，隔为三段：前段靠街长三米多只放了一个水缸`水桶及杂物等；中段长三米多上面有木楼板，楼口处有一方孔安上两片亮瓦就是采光了，这就是我们的居室，刚好放下一张床，床上蚊帐架上有一张木板可放衣物，床下架有一张木板可放鞋子，床边放一三抽长桌子，这桌子靠床一端就当床头桌用，靠外一端正好在亮瓦下，就作餐桌用，站在这餐桌上刚好可拿取楼上放的引火柴禾，床的另一边即进门处便放着小衣柜，上面刚好重着放两只小箱，另外有一把椅子`一个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后段长不足两米，实际上是从原屋后接的一点作厨房用的小房，再出后门就是一个宽仅二尺的长长的可通江边的夹壁水沟，门口有一张石板在水沟上，各家在沟边自隔一个小坑作厕所（我家没有就权用邻居的）。
结婚后三天我就不得不去文成上工了，我走后我母亲就不同意子华在她那儿吃饭，好在后面有现成的厨房，我们去买了锅碗，她从文成背回些柴禾，就开起伙食来，为了节省我走后她常每天作一次饭分两餐吃。文成的工程完工后，67年冬天，何**`陈**和我三人又在文成前面的东兴包了一个小工程，这时她在城里也没活了，便和我们一道到东兴去做工，这是位于清澈的东河边上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水码头，我们在工棚里住，她就只好借住在场上一个大娘家里，在公社食堂吃饭，每餐虽是酸菜红苕，但却有米饭萝卜，吃得很香的，有一天下大雨了，没办法干活，我俩竟一鼓劲冒雨跑了近四十华里回到中新街家里，这是我俩的家啊！这年冬天她怀孕了，过年前我俩去看望她母亲，她母亲也接纳了我们。双方的母亲都高兴地盼着她们的第一孙儿呢，新年过后实在不好找活做，只得到西门外去修河堤，这多是石匠活，我们就是去背水泥，从城内张飞庙把一代50公斤水泥背出西门外河堤工地约一公里多路，途中无处停歇，对一个孕妇来说实在太吃力了，没有干多久，我们只好离开，后来我找到了丝绸电厂的计时工活，五月端阳节过后阴历五月初十，1968年6月5日中午我下班回来她就腹痛不已，连忙送到县人民医院，就住院了，到下午8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便出世了，是个声音洪亮的男孩，早就给他取下了名字叫松，嘉陵江边的劲松，这是父母对他的祝愿与期望。
这时文革中双方打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我只忙着上工，下工回家快乐地忙家务，两边的母亲也多多照顾我们，中新街的邻居们也很好，我家对门住着李**俩老，老头在船厂作保管员，老太还与子华们有远亲，我们叫她为表婶，她很关心我们，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抱一下小孩，他家隔壁住着刘**（在皮革厂作厂长）家，有一个孙儿叫刘洪娃那时才两岁多，常在一起玩，我家下面住着史桂兰家，她们母女原与子华母女在河边王爷庙住是老邻居，再下一家住着曹家，父亲是铁匠，母亲是丝厂工人，子女多，我家上面邻居是李家老俩，老汉在制线社老伴在家给别人带个小孩，他俩有个小儿在上中学，再上一家是吴家二婆，大儿是军官儿媳是丝厂工人，有一个小孙子，这些邻里我们相处都很好，常常是各自坐在门口，就等于是在一个院落摆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比起后来我们在管星街住的院子大不一样，居民也开个会或吃忆苦饭什么的，有时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走一天，忘了锁门也不要紧，邻里会照应的。那时生活用水都是到江边去担，洗衣等也很方便到江边去洗，江边有一个沙窝水井，井边还有洗衣台,只是燃料比较紧张，每月按定量配供燃煤，当然粮油`肉食`糖果`豆腐等也都凭票定量供应，连苏菜也要凭证买，我若全作计时工，每月不到三十元收入，支持家用，仅可勉强渡日，好在我们非常节省，有时当月配的肉票都无钱去买，她吃得很差，还要支持着给孩子喂奶，有时只有回娘家吃一点，为了节省燃料，每天下工我都从厂里提两瓶开水回来，常常是每月的钱用不到月终，但是孩子却十分可爱，吸着母乳常会突然放开小嘴给妈妈大笑，也不顾奶汁外泄，有一次站在门口的小人竹椅内玩，就连人带椅子滚到街中央去了，抱起来时还冲着你大笑呢，我们也常把他放在唯一的桌子前的椅子上站着玩，他就这样把全家仅有的两本书一点点地撕得粉碎，还开心地笑，有一次把大便也给拉在椅子上了，还下河去冲洗。
1969年春武斗太凶，厂里也没有多少活做了，管工的倪辅臣也是出于朋友每天给我们找点活做，那天我正在厂外河边码头作混凝土，突然河对岸枪声响起，即远处有人跑动，武斗打起来了，厂门已闭，我们也回不了厂，我只好收拾回家，当时街上也没人了，当晚我们早早地闭门休息，紧张了一夜，几天都没活干，偏偏在这时子华又发现怀孕了，实在没办法，她去开了一付堕胎的中药，那知服后反映很大，我一气之下把药给倒掉了，养就养下吧，尽力去找活干，我不信我们会生活不下去，后来又找些零活，冬天被派到老观修茧站，这时传来口信说社里一派（红派）头目扬言要抓我去斗志争，当时两派对立分红派与黄派，每个单位都有两派，斗争很凶，我社当时派了一批工人去重庆一工厂做工，我小妹也在其中，我给她写信时告诉她不要参与武斗，此信被他们发现后，认为是破坏了他们革命，所以要斗争我，母亲听到后非常着急，连忙叫子华把小孩寄在她那里，专程到老观来告诉我，话说完后马上又随车回去，大冷的冬天，她又晕车，连续乘车真够苦了有孕的她，我听到消息后，心中有个准备，处处提防着点。
11，[嚐了坐牢的滋味,女儿的出生]
到这年腊月十二日（1970年1月19日），通知我去县上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也叫牛棚，实际上是一种灰牢，或准监狱。晚饭后叫我回家去带个小凳子来，我回到家正迂上她要临产，把她送进医院后又去学习班请假，只批了三天假期，我守着一夜，到次日（1月20日）天亮时才生下我们可爱的苦命的女儿，取名雪梅，这正当大雪纷飞的冬日，愿斗雪的梅花芳香永存，由于孕期营养不足，孩子出生体质较单，患新生儿硬皮症，头部又在产床上碰了个血泡，手也弱小，只好小心照顾，三天后出了医院，我只得将她们母女送到岳母家，全靠岳母照应了，只留下全部仅有的40元钱，我就含泪去进了学习班。
它是由县革命委员会办的，采用军事化组织，分好几个连，党政系统是一个连队，文卫系统是一个连队，国营单位是一个连队（驻天上宫街县委党校内），我们二轻系统又是一个连队（驻在对面机关托儿所内），这两个连队伙食团是一起的，我们每餐饭均从对面抬过来卖，人员不得随便来往，吃住均在院内，一切活动都是集体化的，出门必须请假并得到批准，除几位领导与守门工作人员外，所有的人分为三等：一等为骨干分子又叫积极分子担任排长`班组长或指定当看守的人；二等为革命群众，担任呼口号造声势的人；三等为其余的人（即点了名的接受审察的人），常常是吃饭时会大声宣布：“饭后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楼上开会，革命群众在大厅唱歌，其余的人担粪灌麦子”，人们一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就更明白了身份的区别。我自然是属于“其余的人”，只听说有骑马的人，骑牛的人,还没听说有‘骑鱼’（其余）的人呢！
开始是一般性地听报告`学文件`读报纸，大家都并不介意，内心深处都在猜测不知道要搞些什么，主要是再三强调严格的纪律。正月初三（70年2月8日）下午集体去看电影，我中途溜回家去看望了还在月中的母女和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这一短暂的见面，也是这年春节的团聚，刚见面就得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啊！后来学习转入一个个在班里检查自已在文革中的作为，有的就要在排里检查，这当然就有我了,就这样就分出了前面所说的三等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做，当然没有什么可说，于是便问到57年的事，我如实说了当年因何划为右派，开始问我“难道就因这么一点话就划为右派吗？”我无法回答，后来就集中问我63年回阆中以来为什么给各级组织甚至给毛主席写信呢？总疑惑我是翻案`反攻倒算，这可是大罪啊！我直率地坦白承认是写过多达二百四十多封信，但这是正式反映1963年重庆处理我退职一事不当，回答中又不负责任，长期东推西委，一直多次直接写给毛主席，我反问：“若给敌人写信，给国民党蒋介石写信，还可说是通敌之罪，为什么给党和毛主席写信也是违法呢？至于写了什么内容，我也讲了，你们若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呀，收信单位都是公开的党政机关”，拿我没办法，就只好把我放到一边，天天叫我反反复复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南京政府到何处去》`《敦促杜聿民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叫我要投降，可我早投降了一万次了，真不知还要如何投降法了。
成天坐在特设的屋子外山墙头用席子围起来的专供被称为“其余的人”交待问题前后反省之处，用小凳矮坐，就这样不间断地坐了近半年，这才叫度日如年啊，这就是“坐牢”吧。坐牢中实在无事，就叫我代笔为写不起字的人（如刘志云`蒲朝田`周有贵等）写交待，说到这代笔，还真有一件趣事：在学习班，有一次，渔业社一个青年赵某某，他从小生长在渔船上，没读过一天书，因违纪外出，要他在会上作深刻检讨，他不会说，就要他写个检讨，他更不会写，于是就叫我为他代写，写好后叫他在会上读，他又不会读，又叫我代他读，读后一想：这不成了我在检讨了吗，他反而在旁边没事可做了，这不识字还真好。
这坐在牢里，从严冬坐到春暖花开，又看着夏日来临，每天坐着呆呆地出神，想像那自由的可贵，到晚上更难入眠，怎么能不想念我才新婚两年多的妻子呢！好不容易渡过了被折磨的整整十年等待，才迂上了她，新婚后刚刚建立起温暖的小家，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才一岁多，一个刚出生三天，就被迫离散，虽近在咫尺，却不得自由相见，现实中就只望着她来探视，有时来探视也不许相见，只能传一句话或稍个衣物进来，晚饭后就盼着突然叫我的名字，说是外会时，还有一个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与押解，（监押我的叫白春林，是社里一个青工，都是泥工，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泥工，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夫妻会见时，他只远远在一旁，他还给我们传点口信，带点钱粮，并偷偷地告诉她说我不会有事的），有陪同才能到大门口在守门奴那高傲与鄙视的众目中与亲人相见，（这帮守门奴都是机关托儿所的女保育人员，都是城郊的贫下中农，文化不高可奴性十足，这样的妇女我在重庆42中已见识够了，女人作了奴才时比奴才更加奴才，她们更善于使用眼神来踏屑男人与女人，这些看守中还有一位年青的疯小姐，胖胖的未婚，可犯了邪疯病，发病时竟在学习班院内到处追逐男青年，要拉着耍朋友，这些男青年也就趁机闹着玩玩，这也是学习班的一大景观了），会见时一看到清瘦的妻子和抱着的小儿，内心的无比的思恋与痛楚难以言表，可我们却只能说几句极其平常的话，只能用眼神多望一会儿，就必须分手了，后来有几次，她来时都没带小女儿，这竟使我疑心是不是小女儿死了（因我离家时才生下三天，体质极弱）她不敢告诉我，我再三带信，直到她把瘦弱的婴儿抱来，我看了看`抱了抱后，才放心。还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一饭盒炒了的盐菜，送来的东西都得经过看守的检查，当看守们查出盐菜内有肉粒时，便发出禁令，原来不许送肉食进来，因为：一则这样会反映出学习班的伙食不好，而犯下给学习班抹黑，从而推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罪，二则我们是什么人，也不应吃得太好，子华平静地解释说，拿点盐菜是为了节省点菜票，把盐菜炒了是使它能放得久一点，用了点肉粒是代替炒菜时的用油，这才免强放行，每次的探视都是在这屈辱的眼神下进行的，特别是女人对女人那无言的岐视神情和转过头去的没完的绕舌，没有亲身感受是体会不到的。
好不容易过了七一，不久在大礼堂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了对我的审查结论：虽然写了两百多封信，查了八十多封“尚无反动言论”，故保留原结论，不再作处分，听到这个话后我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地查到寄发到各处的八十多封信呢？原来这许多信当初并没有发走就被县上扣下了，这竟使我在大热天也打了一个寒冷颤。那天我父亲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就把消息告诉了子华，让她放心，会后不几天，我就回到家了，这天是七月十日，差九天正好满半年，与正式坐牢不同的是，在此期间还是每月发给了我计时工资。
12,［贫贱夫妻百事哀,卖苦力也备受歧视]
我俩基本上都是属于干临活，以日（甚至半日）计工，重活时以件计，雇主可以随时解雇，她怀孕时很难找到活干，春天找不到活时，我俩只好到河边去背水泥，每代五十公斤，路远且中途无处打歇，对有孕的她，实在是难为，走得慢些了，管工的还说不行，否则就解雇。
从学习班回家以后才知道她在满月之后，就回了自己的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期待中艰难地渡日，大孩子患肺门感染，常发热上医院，小女孩奶也不够吃，需天天弄米浆，煮米浆时，大孩子就在一边守着等候吃锅巴，常吵着要妈妈抱呢，两个孩子缠着，还得为学习班的我操心，真够苦了她。这时居民中又在名曰动员实则强制没有正式工作的下乡当农民，“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她拖着两个小孩怎么下乡干活呀，幸好同街群众说她家有人在修缮社是正式工作，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才得以幸免。两个孩子了，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一些，全家四口用一张床实在太挤了，到母亲那儿去把我原买的一个闲着的单人木床抬来用时，没想到竟引起了母亲的不乐意，原来是要准备着老三们回城住时已有的一张大床还不够时的补充，老三们几乎是与我们前后同时结婚的，他们结婚时母亲十分高兴，还给他们办洒菜请客与我们完全不同，亲友们也十分明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是小学教师有钱，也更能给母亲增光，而我们呢，不仅没钱，只能给母亲带来耻辱，当然床还是抬了，但取走了小妹学手时给此床配的简易帐架，这点小事却使人伤心啊！
这个冬天我在绸厂做工，工地上有一位从南充请来工长名叫刘**，是一个文化不高但有经验老头，他叫我给工地上写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八个大字的标语牌，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刚卦出去半天，他就到把我找去，叫我把这标语取下来，并说：“应该是政治第一嘛，怎么是质量第一呢”，我当然立即上去一个一个地取下来了，一边取一边想：其实这个老头在实践中时时都是质量第一呢，这才是他的饭碗，但口头上他必须吟着政治第一，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啊。
过年前夕她把松儿送到厂门口托做工的人带到钢筋房等着我下班之后带孩子上大浴室去洗澡，两岁半的孩子高高地举着放衣服的小包向我走来，多可爱啊，待脱光了放进水池中，欢乐地笑着，红红脸蛋更招人爱，这样就迎来了1971年春节，刚经历了去年春节前就进学习班，那个分离春节后，更觉团聚的可贵，高高兴兴地准备着过年，总算是把过年配给的食品如：腊肉`香肠`黄花`木耳`粉条`粮油`糖食`蔬菜等等都买回来了，没钱给孩子做新衣，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包草绿色染料，把旧衣服煮染一下，竟也成新衣了，过年了，松儿穿上这新衣，吵着要上锦屏山去玩，站在家门口便能望见这锦屏山，家里只剩下四分钱了，这是我家拥有现金数的最低记录，我带着孩子花两分钱乘船过江去锦屏山玩，迂到海校一对军人夫妇一起在半山休息时，松儿要要摸摸他们的红星帽徽，他们笑着满足了孩子的要求，还给了孩子一个广柑，这使孩子有多高兴啊，这天我父亲到我家来了，他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抱着刚一岁的孙女，子华去给他热了饭菜，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儿子家吃饭，不知事的小孙女还洒了尿在他衣服上，他高兴地说不要紧的，临走时，他留下五元钱，再三叮嘱说不要让我母亲知道，这是他省下许久积攒的零用钱。后来他还给小孙女买过两次奶粉，都是带信叫我们去店里拿。
春节一过，不好找活做，我与何朝发`陈兆勋三人答应了去广元太公给公社修礼堂，搭送新兵的车去，地点就在阆中到广元的公路旁，距广元还有一百多华里，距阆中有两百多华里。开工时每人便借支了三十元，我跑了四十里路到区所在地嘉陵江边的虎跳场才有邮局，把钱汇回家，哪知走在路上由于衣服荷包破了，又将钱掉了，同伴立即又借给我钱，才把钱汇回去，虎跳风沙大，在食店里我们还吃了猗子肉。太公就更偏僻`闭塞，属于林区，风沙特大，括起风来没完没了，当地说：“公风三天，母风一七”，大风时无法在外干活，我们放在墙上的巨大木粱也会被吹了下来，公社在山上，山腰虽就是通阆中公路，但当时经过的车辆不多，客车更少，在此停留的就更少了，工余我常在路边发呆，想念那公路的远处，就是我温暖的家，进入那一片片松林，拾着地上的松果，更思念家中的松儿，给我们供下脚的劳工，都是无偿的被改造的五类份子，当地人包括他们自称都叫为“份子”，我心里很奇怪，积极份子，不也是份子吗？当地人连牛肉都不吃，牛死后都要埋葬，是前年四清工作队来后才有吃牛肉的事，我们就迂上卖牛肉，才六分钱一斤，我们买了许多，可惜没有佐料，只能放一些盐来煮食，这就并不好吃了，这证明佐料也十分重要的。
这时知青闹事很凶。这儿住的是重庆知青，那天知青便抢了太公供销社，把一件件统绒衣层层地穿在身上走了，我们也尽快结束工程回家，这时因知青闹事，公路上连班车也停开了，我们就只好步行，把钞票卷进不起眼的竹棍中，拄着这竹棍行走，过了永林后就全是下坡路，傍晚到了五龙，听说知青刚抢了五龙粮站，我们便不敢再走，只好在旅店住下，睡到半夜只听得一阵吵闹，知青又闹到旅店来了，闹了很久，刚安静下来，天便亮了，我们趁机又起身赶路，走到苍溪县城已是下午，再到乡下何朝发家（也就是他岳父家）住宿，第二天，我一人步行回阆中，总算有惊无险到了家里，又拥抱着我可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回来后就在城里做工，那时每天上工前都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这叫“天天读”，又叫“早请示，晚汇报”，还要检查人人带本“红宝书”（即语录本），若是没有，就得扣四角钱去买一本来，记得有一个青年女工叫罗定芳，她不识字，多次检查她都没书，要扣钱时，她再三不肯，并保证明天把书带来，当拿出书来检查时，才是一本历书，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她却说：“我不识字，拿错了，明天重新拿本”，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再拿错，这又是“不识字真好”。
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却实过得十分结据，记得实在没钱时，把在绸厂做工时从上海人那里买来的一个上海煤球炉子又卖给了朱华礼，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把结婚时两个姐联合送给的一床还舍不得用的缎被面，拿到南门上供销社旧货店去卖，收货人说这是化纤品，不值钱的，他们不收，只好失望而归。紧接着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冬天过去之后迎来了新的一年，公元1972年，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更为不幸一年。这年春天，阆中丝厂去云南支援的工人又要迁回来了，我们住的房子原有的主人又要回来住，我们得马上另找住处，这时岳母家有一间房原是租出去的也正好收回来，便同意无偿地给我们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房租，而且岳母还可以照顾一下两个外孙，于是我们于1972年春天告别了住了三年零七个月的中新街，我俩永远会怀念的地方，迁到了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
1972年3月末，我们迁居到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这是岳母1958年用省吃俭用积下来工资购买的任寿之家卖出的三间靠街的厅房，岳母们住了告街门厅的两间，我们就住里的位于院坝角上的一间，我们将其隔为两段，外间大一些作居室，刚巧放两张床和一个桌子，里间作了一个小厨房，为了省煤，还弄了一个拉风箱的灶，后来把靠街墙壁内的铺板`木枋都取下来，做了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大孩子也可以跟着在外婆去选茧子的地方玩，小女儿就寄养给带孩子的人家，先是黄家，后是青家`何家，再后比较长的是敬婆婆家，这样每月虽然支出十多元带孩子的开支，但子华便能出去做工每月可多收入约三十元。
她到阆中蚕种场去养蚕，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苦活，要求甚严，一昼夜分四班上，每上去要连续不停地操劳六个小时，下来后休息12小时，包括吃钣`睡觉等，然后又上六小时，如此日夜不停，此活又累又重，又休息不好，实在不好找活，还是有许多人愿去，有关系的人才能分在城里本场，其次的分在城北巴巴寺分场，她去后被分在江南黄土坡分场，这儿隔江离城还有七`八里地，每天奔走`劳作，十分疲惫，偏在这时，又怀孕了，必须早作括宫，术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还得瞒着去一样地干活，否则便叫你回家休息（即辞退）。她这已是这一年多来的第三次作括宫术了，她这样地为我`为家庭付出，牺牲了自已的健康，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与不安，经周密地了解与考虑，趁她上工走后，我背着她一个人偷偷地到县医院去作了男性结扎术，她下工回来后才知道。养蚕结束后又到丝厂`房管所等工地找活做，经两人艰苦奋斗，又从南门供销社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一方面衣物可以自做。另一方面没活时，还可以带机参加街道缝补组织（那知后来居段上窃取了权力的极左女人菜**不答应，并说“她是什么人啊，还想去缝补组！”，故未能去）。她曾在房管所做工，给住户们修补旧房，有一次主人家做了抄手请他们吃，她一口也不吃，趁顺路给带着我们小女儿的敬家端去，让敬婆婆和小女儿吃上几个久违了的抄手，生活竟是如此地艰难，那时配给的不多的口粮，还要搭百分之二十的粗粮，这粗粮是面粉最好（虽然数量要多吃些），是玉米也好，是高粱粉最不好办，加多了孩子不吃，只好专留给大人吃，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个高粱粉团子，吃多了真难以下咽，常常是吃得发呕`流泪。
出生日也有罪：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大院的几件趣事，其实像这类故事真多如牛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民间的，生活中的，妇女间的，妇女式的，难言的，更难书写的琐事就更多了，这里再举一件小事为例子吧，毛主席逝世那年12月26日纪念毛的生日后，子华们厂里居然有自封根红苗正女工，去向领导报告，发现了狗胆包天的阶级敌人竟敢比伟大领袖早一天过生日，要求抓出来斗争，原来子华的生日是12月25日，这出生日也有罪。
13,[从死神处夺回一条残命]
1972年10月6日我在县人民银行做工，拆去原和成银行留下的一座楼房，楼上屋顶`屋架都折光了，这天只剩下楼口几根孤立的砖柱，柱顶有一个大木方，青工白春林站在柱子上试图把木方推下，几次用力均未能成功，我站在下面楼板上，看到这样操作十分危险，因木方若下掉必危及白春林的安全，叫白春林下来，我便站在楼口用一根长木向上将柱顶的木方推下来，力用小了不行，经几次试推后，猛一用力，木方下落的同时，使我也随之从楼口掉下，我急中一跳，双脚跟猛烈着地，接着人向前补倒下，立即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她这天也正在房管所工地做工，闻讯后人都急昏了，赶到医院后，只见我躺在地上，鼻腔流血不止，只好一面输血补充，一面将头部垫高，我就靠在她的身上，面前站着一对尚不知事的孩子（大的四岁多，小的还不足三岁），小女儿看到我一双充血发黑的眼膛就吓哭起来了，我就得这样和她们永别了，这时我刚过36岁，而她还不到31岁呢，县医院没有办法了，只好迅速转院，联系了救护车直接转送成都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附属医院，修缮社派了汤映维和我爱人一起护送，幸好当时妹夫赵元全在此医院，县医院原疑是颅底骨折被否定，原来仅为内鼻腔李氏区微血管出血，只在门诊用绵纱到位便止住了出血，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便打上石膏固定，至于腰椎第四骨压缩性骨折，就得面向上直躺它至少三个月才能恢复，这样在省城西御河沿街二姐家（那时我母亲和有孕的小妹早就住在二姐家的）暂住了几天，他们借了邻居一间房给我们住，全家都忙碌照顾我们，临走时还是大甥和二甥俩抬着担架把我从窗口送进卧铺车厢，到广元下车后，又由救护车接回县城，这就开始了慢长的艰辛的养伤岁月。
最初是仰睡硬板床整整三个月，吃饭都由她喂，每月只有28元工资，给不起每月16元的带孩子的钱，只好把女儿接回来自带，后来取了双脚的石膏，第一次试着把脚放下地时，竟痛得我又倒在床上，她每天下工回来就忙碌到深夜，待我们爷仨睡下后，还得下河去洗衣服，我必须努力站起来，每天在室内扶着移动，慢慢地出外动动，后来才拄着手杖一步一步行动，过了冬天后，1973年3月，她才进了街道工厂城关橡胶厂，此活虽然又苦又累，还有化学毒害，但只要能有活干，便可以有饭吃，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一干就是整整十一年。（这个毒害的后果是，使她一直患上慢支炎，常是久咳不止，到退休后发展为肺炎与肺间质纤维化，这就是治不好的一种职业病，后来竟死于此病。）此后她每月都会有工资，到这年冬天过年时还领了30元钱回家过年，真使人高兴。这一时期值得记忆的事还真不少，举几件吧：
大量供应水泥棺材：我渐渐可以拄杖行动后,单位就不会白付工资了，1973年秋就安排我到东街一个铺面去卖水泥棺材，那时木材很缺，社里便做水泥棺材卖，每天我拄着竹杖领着两个孩子沿街一步地步蹶着腿来往于家庭和这门市部之间，在店面口我写上十分醒目的“大量供应水泥棺材”，这也是文革中，县城的一道风景线。
饲料：社里见我可以不用拄杖行走了1974年春天，便安排我去离城60华里的思依场借住在铁木社卖水泥棺材，住房后面便是通剑阁的大道，当时剑阁有个化林大队，化林有个万猪场，是省上树立的学大寨标兵，各地干部连夜都往化林去取经，整夜都能听到一队队人走过，好不热闹，下乡去时我还带着快满六岁的嘉松，这孩子成天就和老乡的小孩子玩耍，有一天他看见一堆老太婆围在一起忙着摘老葫豆叶子，便问我：“他们摘这干什么？”我按从来的习惯回答说：“做饲料喂猪嘛。”正在干活的一个老太婆笑道：“同志，你不知道，这样说了我们不怪你，我们是用来人吃的。”他们当时，每个全劳田力，每天十个工分，只合人民币8分钱。
社会主义大院：文革中大搞社会主义大院，我们所住的四合院也是一个，当时住有九户人家，靠街一排住四户，依次是张老太婆家`岳母家`我家`袁孟林家，南书房住华学敏家，北书房住菜玉珍家，上面一排住三户，依次是苟家`任家`殷家，按成份论可分几类，一类为菜家与华家，菜的男人是炊事员出身的城关粮站书记兼站长，菜本人虽无正式工作亦无文化，但正好混为居段治安主任，曾把参加一贯道的政历影瞒了下来，所以表面特左，以夺权整人为业，华家为无文化的拉车工人，自命左派，冲锋造反，子女众多，缺少教育，（一个女儿后来参与淫乱被杀死），二类为苟家与袁孟林家，苟家男人旧制中学毕业有文化在书店工作，女人出身地主必跟着整人以自保，男人暗中出主意，袁孟林无文化的女工，因父亲曾劳改过，特跟着整人以自保，三类为张老太婆家与殷家，前者是两个残疾老人，后者是任家的女婿家，男子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这两家一般不招惹是非，四类有三家，一是任家，原是这个院子的房主家，大儿任寿之解放前当过保长，土改后下乡去改造去了，只留下老母张文清在城里当地主婆与一贯道身份的管制份子，在城里住着的二媳妇王秀珍又是丝厂工人还入了党，这院内房屋除了卖给我岳母三间外，其余的产权全是任家的，除任家与殷家自住外，其它都是任家租出来的，一搞房改，便都成了房管所的公房，管制张文清，除扫街外还得给菜主任干私活，斗争张文清要她把多收的房租拿出来后他们便私分，还有岳母家和我们家，他们都想压制与斗争以得私利，岳母没文化是丝厂退休工人，净讲些大实话，如说：忆苦饭不好吃等等，让人上纲上线批一通，但也最终拿她没办法，至于我们一家更是她们日夜想斗争的对象，甚至夜间站在窗下偷听我们在室内的说话，但却总抓不着任何出头的事，我们的孩子也只在家里关着门玩，从不与院子里孩子玩，这院子里的苟家几个男孩与华家几个女孩都为说不清的男女行为多次吵架解决，反正我们不参与，有几次深夜在院子里开会解决，我们全家四口躲在附近街门里，宁愿抱着孩子睡，一直等到散会后才回去。文革中就是这样混闹过来的。
14,[儿子的际遇]
名字问题：我们两个孩子在中兴街住时，隔壁史**（曾与子华是从小朋友）就对子华说过：“你们给孩子取的这些名字，嘉松`雪梅，没一点革命气味，你看我们的孩子叫：满红`满勇，多革命啊！”到1977年雪梅上小学，把户口本拿上去报名时，那位老师翻开一看，看到家长的名字，立即颇有政治觉悟地说：“看，承业，还想继承地主之业！”
幼儿流氓：1974年六岁的嘉松进了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一块捉迷藏，跑热了把单衣脱下，不知应放在那儿才不会丢，便把它塞在身穿的背心里，这样腹部就隆起，一位姓严的女教师竟然指责说这孩子扮演大肚子，是流氓动作。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敌人的子女总也是坏的，当教师的更应有超人的眼光。我却偏不接受这无端的侮辱，我到县文教局（当时还在天上宫街）找到接待人员反映了情况后问：“你何以知道孩子是在扮大肚子？即使真扮了大肚子又有何不可？为什么扮了大肚子就是流氓？大肚子又有何不可见人？你妈若不曾是大肚子，又怎会有你呢？”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小反革命,要说事也真有两件：一件是下雨天院子里积满了水，我的两个孩子用废纸折成船在水中放着玩，事后便将一废纸拿到城东革委会报案，说是阶级敌人的子女侮辱了印有语录的报纸，这是新动向，这种技法早已过时，革委会没有理睬，另一件是某日子华在做工时，闲聊中无意透露了经常骂我们孩子是小反革命的治安主任菜**曾参加过一贯道的事，听到的人就告诉了菜说某人骂了她是反革命，菜竟到城东革委会大闹，要求把竟敢骂治安主任的人抓起来，城东革委会主任夏玉顺就真把双方连同听见此话的证人一起找去解决，问明情况后，夏说：“你这样不尊敬菜主任，把我往哪放？”命令子华写检讨，回来后我为她代写了一份检讨，大意为：“…一贯道是反革命组织，菜**也是参加过一贯道，但我不应说出来，损害了她的威信，特此遵命检讨…”，交到厂里后，根红苗正的妇女们如获至宝，立即去交给公安派出所，那知治安民警蒲光华看出后却不了了之，不久这个夏玉顺竟上吊自杀了。
不能入队：文革时，居民中混闹，社会上混闹，学校里一样混闹，1975年秋嘉松上小学了，迂上班主任陈**其家出身好，觉悟高，我的孩子就不能入少先队，公开只说“要好好表现争取啊”，可无论怎样，就是不行，要保留几个不入队的用以显示入队光荣，直到六年级换了班主任后才带上红领巾，这时孩子已十一岁了。
跌成重伤：1979年初冬儿子嘉松正读小学六年级时，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和小朋友们在毛家巷东头一个堆放着条石的空处玩耍，不慎从石条上跌下，痛得直哭一时起不来了，小朋友们早都吓跑了，后来县医院一个工作人员从这儿经过，发现后连忙把他抱到医院，并通知了我们，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孩子身上还背着书包，躺在地上不能动，直喊着痛，住院检查，为右股骨颈骨折，需用钢钉内固定，当时县医院没有童用钢钉，只好用车送到省城，住外儿科病房，腿上拉着牵引，仰睡着读从大姑那借来的《李自成》，不时从床头代中摸一个红桔来吃，他住院后当妈妈的又得赶回阆中照顾雪梅，只留下我在医院伴着，为了节省伙食费，我常常只是买个烧并充饥，孩子跌伤后，岳母还给了二百元，在成都的大姑`二姑`三舅爷都来看望，送了钱和东西，在医疗上又多承他么姑父赵元全大力关照，约半月多作了钢针固定后，打上石膏，她妈妈又赶到成都来，我们一道把孩子乘火车经广元转汽车才回县城，在家养了三个月，取了石匠膏后，才去上学，后来取了钢钉，经一个时期的锻炼，才慢慢恢复正常，
教师的另眼看待1980年秋天开始在东风中学上初中，一`二年级时迂上个班主任刘**是一位“左兄”，由于其家庭成份高，更是特别地用‘左’以自保，常找个事罚孩子在教室外站不许进教室，动辄就是留校，放学时不许回家，要请家长，有几次家长去了也不放人，连同教研室的老师（潘老师，后来任孩子高中时的班主任）也看不下去，而出面说情，这位刘‘左’君，对右派（虽已获改正了）的儿子就是不依不饶，右派的孩子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当时左风还甚烈，仅举一例，一位姓郑的女教师上地理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台湾省地图，问学生们：“这像个什么？”学生中有回答说像树叶，有回答说像鞋底，…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孩子脱口说像尿泡，引起了大笑，该教竟然骂这位学生是流氓。我们实在无法，只有在三年级时将其转到另一中学，学习才大有进步，参加全校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常常是第一个把作业做完，就得到允许出教室去玩。1983年初中毕业后又才到回落原中学上高中，
从小在家庭与学校、社会各方面无言的压力下，使得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伤害，没有感受到公平公正的阳光，心灵里多是不幸与不公，也不会去想为什么的。可是在潜移默化中，却使孩子形成了亲情淡漠的天性。后来考上了电信技校，毕业后分回市电信作工人，明知自己没有任何系与后台，只能听从安排，要下乡就下乡，与世无争地挣碗饭吃，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15，[女儿的际遇]
进不了幼儿园：女儿虽也出生在苦水中，但出生的事她不知道，只是小时同在祖母处玩时，祖母对我们两个孩子与对他们叔父们的孩子总有些不同，只能是自然的认了就是，1973年报名上幼儿园时，与她同时在同一医院出生的同一条街的小朋友，又同时报名的都有名字入园。而我们的孩子却因为家庭成份的不同而没有名字，只好又晚一年从中班上起吧，后来1976年上小学时就正好结束文革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多大的影响，是1982年上初中的，1985年又开始在该校上高中，她从来胆小怕事，在班上表现好`守纪律，班主任总要她经常去汇报（背地检举）同学们的情况，她就是从来不这样做，只是洁身自好而已，直到高中毕业后找工作时，因为家里没有关系，处处不顺利而已。一切只能靠自已了，常是自己虽尽了力，仍得不到认可，就只能怪自己投错了胎吧。
16，[母亲的为难]
我母亲与我父亲同岁，出身于同城一个破落地主大家家，嫁到夫家又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两边的大家庭都不好处，必须用尽心机周旋应付。更能加上处于从民国、抗日战争到解放以来的社会大变迁，更是不易，前面叙述过六七十年代我们大家庭的境遇，可以知道在母亲的生活中不得不真真假假地、半真半假地、似真似假地划清界限，而且是各种界限，首先面对的是与我父亲划清界限。一方面要对付父辈的兄弟姐妹同，更重要的是对付政府与社会环境的责难，去养育与保护七个子女，在天天讲、时时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原本是她的长子与希望，晴空劈雷，突然被右派了，还弄不清右派是怎么回事，长达六年的眇无音信，突然回来了，是喜是悲？不得而知，生活的困境，时间一长更是看不到个头，紧接着是文革的混乱，老头子载帽子日子本就难过，儿子回来后虽做了泥瓦工也就认了，但却年大找不到媳妇也为老母操心，还有小女儿面临下乡的逼迫，真是处处为难。
母亲对我不是不爱，而是又爱又要划清界限，真不好说出口，我当了泥瓦工后，挣的钱是不多，但也可以保自己生活并稍有余额，我一直住在家里，收入也全交给母亲，母亲也为我的婚事操尽了心，无奈处处不成，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对像，又是一个劳改过的没有正式工作，我们结婚时，估计到不仅生活会更加困难的，政治上也更有料不到的为难之处，看不到有什么希望了，我准备结婚时，母亲就把我的存单藏了起来，到我迁家时四处找不到，问她时，她说不知，于是我上银行挂了失，后来母亲持单去取钱时，没有取到，回来大闹了一场，从我们结婚那天开始母亲就不同意在家吃饭，我们只好自己设法了，我们有了孩子母亲也不给带（只管三弟子们的两个孩子，这四个都是在78-81年间出生的），小时候几个孩子一齐在婆婆处玩，看待上看待上自然也不一样了，
72年我被摔成半死后，母亲看了一眼便到省上去了，后来母亲操办两个弟弟与一个妹妹的三场婚事，也没有让我知道，亲情在‘划清界限’中消失了，
这一切也真难为了风雨人生的母亲了，我们那时自己生活都无着，哪有钱给母亲呢？父亲死后母亲的生活要靠子女们啊！
78年冬我被改右之后，到师范学校任讲师后，又是县政协委员，为家庭房产要求落实政策，上法庭时，母亲又要我出面代理，当时有一个回忆如下
第一次“上公堂”：还是儿时看见过戏台上大老爷审案的场面，后来也只是在小说或电影里知道了现代法庭，从没有亲历过实况，为了子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从1977年开始就与号称“人民”的法院打上了交道，渐渐使我感受到它有多么不公与多么不讲道理，1983年受母亲的委托全权代她上了一次法庭，记述如下：当时阆中落实房改政策，归还非法占有的私房，我家50年代初原住自有的上华2号，前面开铺面后面住家，铺面为三人合夥的联益茶店，经理初为我父亲，后为杨利清，公私合营后商店属于县糖业烟酒公司副食品店，后由于扩大业务动员我们支持，我们便把后面住房也让给商店使用场，而搬到李家去住。现在理应归还我们的住房，这时父亲已死，由我母亲出面提出向县糖业烟酒公司要房屋，弟弟们代表母亲多次交涉无结果，才告到阆中县人民法院，1983年开庭审理此案，母亲因病托我代为出庭，地点在东街县法院临街的审判厅，公开审理，自由旁听，对方找来了公私合营时任联益茶店经理的杨利清与原商店店员马玉生为证人，这两人当时都是对方工作人员了。由我方起诉后，对方发言说该房已在公私合营时投资了，我方指出公私合营时我家还在该房居住，并未投资，有当时居民委员证明，并挂有“光荣军属”牌子，对方说：是由我父亲投资的，我方要求提出我父亲投资的依据，对方提出说有杨利清了签字，我方问杨利清有什么权可以处理我家私产？对方说杨利清是联益茶店经理，我方指出联益茶店经理只能代表联益茶店，而无权代表并不属于联益茶店的我家私有住房，当场证人杨利清无言以对时，法庭就宣布“休庭！”，我们的人民法庭就是这样“公正司法”的，我当场提出抗议，不允许发言，只同意我把意见写入庭审记录，当时我即写了满满七`八页，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才离开法院。从此再也没有开庭审理过此案了，这时期我也为子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我真想去报考一个律师去与这些不讲道理了法官们论论理。
后来听说作了调解处理，这时就是弟弟们出面了，由对方补了一点钱给弟弟们，他们分得了，他们也从不让我知道。我心中明白，也不会去问的；从母亲开始，就形成了，我们一家与我兄弟姐妹们的家与母亲的关系有无言的差别，来往的密切度也不一样，
84年母亲病故前时的风波：1984年母亲生病在家，我们也常去看望的，有一次去时，洽迂三弟也在那儿，坐了一会之后，他离开时突然对我吩咐说：明天该你来守了。我想这是什么时侯在什么地点有什么人参加商议的呢？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况且当时母亲一直与四弟住在一起，家里还有一个小保姆，当时病情也还远没有达到需要24小时看护。我没有理会这突然的吩咐。第二天也正好要上课，过了一天又才去看望母亲，病情基本稳定，又过了一些日子，省上两个姐姐及二弟回来看望母亲，我们知道后也去了，次日我因有课没去，特由子华上市去买了鲜鱼送去，又过一天，突然他们三人不知听到什么言语，连问也不问一声，便到师范学校我的住房来，责怪于我。我妻子出来与之吵了起来，骂劳改犯之类的话。我一言不发，我只深深感到这是文革遗风再现，我生性软弱，最怕吵骂，对任何人我只能与他说理，绝不与之吵架，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我寻找一切机会想与之坐下来说说，可他们竟无任人来与我见见面。而我不能去看母亲，因为在病中的母亲面前他们再一闹骂，使母亲病情加重后，正好又是我的罪行了。从此，我不去看母亲，他们也从不来告诉我母亲病情及冶疗情况，却一次次只向亲友宣传说我如何不孝，竟然到母亲病故时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却四处张贴讣告，甚至贴到师范学校来了，意欲何为呢？他们竟像文革中那样四处宣传我的罪过，听说还把病中的母亲作遗言录音，以备斗争我时使用，母亲病重时，我还时时惦记着，请她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来，盼她好起来，现在母亲一死，我更没什么必要去吵架了，母亲死后处理后事`安葬`遗产处理等等从无人告诉过我，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这家庭的一员，什么事也从没有要我知道过，更不说听我的意见，我也从不过问，（只有一件事，就是父亲死时，只有我与四弟去世料理，他们近在只尺，也不露面，他们这样并不算不孝），从此也就自然断了往来，我当时也作过许多努力详细写过信给大姐……，这样一个大家庭，承袭了封建家庭传统，解放后一次一次，太政治化了，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17, [父亲的病逝,继承家底成份]
父亲的病逝：1971年秋天，我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许久，方被命其上医院，独自走到医院取了药回来，倒在床上，一直不能说话，那时用的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份，他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按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也是正常的，母亲无法就只好去请来带表亲关系的中医生肖忠辅出诊，肖医生诊脉后，只叫准备后事，就这样他就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也就脱胎换骨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诛连，这也更加速了我国的革命进程。当然无须悼念，不用更礼仪，就连我母亲也不哭出声来，只有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去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来装棺后，抬到蚕种场后面无主公地上埋葬了。他是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从不说一句话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前半生在解放前，是从当学徒做起，努力撑起一个随时可以覆灭的没有家产根基的封建大家庭，上有两代老人，中有兄弟姐妹`侄男阁女，下有七个儿女，对人处事总是得过且过`啥话好说`尽力为之，解放以后又将这剥削的大罪一人承受，接受了一切处罚与侮辱，母亲在场亲眼看见的，60年代在店里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脸上打着几个带酱的指印，还无怨地抬着，从无一天休息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除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是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都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甚至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它的。
继承家庭成份：我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户主，土改时划成份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当时农会写过证明，大姐参加革命时农会也写过证明存放在大姐的档案里，大家庭解体后叔父姑姑们均另有成份，这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成份便只由父亲接下来了，本来曾明文规定过，土改交出土地后，就应将成份变为工商业，和许多政策一样，规定是不作数的，要以实际执行为准，执行中仍然是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据说是抄写的人认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八个字太长了，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是一样的，这个工商业兼地主就铁下来了。我1963年从重庆回来后户口就上在这写着工商业兼地主成份的户口本上，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这个户口本，她拿着家庭成份为工人的户口本，去建成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为什么成份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对此我多次写信问过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在信中我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份优先传承法证明，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能实现。这封信转给了当地城关派出所，所长叫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我那时还在家养伤，拄着竹杖到壮元街城关派出所，所长马洪青听了我上述询问后，只好说，到处都是如此按原有户口本抄写，在没有新办法出来前只好按这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份了，我问：这明明是填在写着“家庭成份”四字的栏内呀，为什么不把这一栏名称印为“父辈成份”或“原有成份”什么的？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印好了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接着谈话又转入第二部份，我问：“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此后又只好把老户口本上的成份改还原了，老家弟妹们知道后，对我大为不满。原来老户口本上的成份如前所述一直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自然对大家都有不良影响，他们瞒着我偷偷地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去把成份改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都不让我知道，这样就把工商兼地主的成份让我一家人继承得了，恰如上一辈那样。封建大家庭的亲情就是如此。
18，［迟到的命运转变，永在的另眼目光］
众所周知那荒唐的年代，其转机开始于76年帝王驾崩，打倒了‘四人帮’，平反冤错案，民众得以重见天日，78年冬开始我到了师范学校任教，后又加紧了对我妻子假案的申诉，79年我的右派案获改正，可又不叫平反，63年的被无端开除一事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直到现在也分文未补。我妻子的冤假案，从78年的申诉开始，拖了长达七年（抗日战争也才八年），向各级有关部门的两百四十多次申诉，直到写信给著名大律师、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终于在85年得到完全平反恢复了工作，但却没有分文赔偿，在工以后工作中仍受到无形的各种另眼对待，如回到县邮电局工作后，县委批的工资级别不认，后转到另一个地方，虽得以加上，但在工作安排上又备受岐视，一事一行，窃窃私语，鸡毛蒜皮难以细表。
这些心灵深处的灾变，时时发生，以致与她终身相伴。俗话说：“一次遭蛇咬，终身怕井绳”，从此她对人际交往总心存余悸，深感人世险恶，只好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疑心特重，处处设防，以伴终生。直到晚年她随我调到教育学院后，在工作安排上处处给岐视与陷井，先安达排作收发与门卫，一年360天没有假日，并说这是工作性质要求的，经抗争后，此工作改由两个临时工担任，后又安排她去食堂卖饭菜票，不要她做账，长达五年不对账，最后没有根据地不正式地说她欠款，幸得她早有防备：五年来她经手的领票出库单据与售后交回钱粮收据，一一编号保留起来，总共有几大本，全部原始单据在此，才使陷害未成，她已死了几年了，这几大包保存完好的五个年头的原始凭证，现在还在，看到它们，就可以想像到她的用心防范之良苦啊！
在冤案的服刑期间，她先在五龙山劳改农场劳动，在这大山深处采药`制药，后来又转到大北街劳改工厂织布。这些以及后来在街道橡胶厂的高粉尘而又毫无劳保的劳作，给她埋藏下了致死的不治之以业病（肺间质纤维化），导致后来她的早死。
这种心理障碍直到死之前五年，查出了患上致死的不治之职业病（肺间质纤维化）后的五年养病期间一方面受戒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坚决把子自己封闭起来，不见任何来人，并立下遗嘱，死后除子女外，不通知任何人。她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她自己说的：她一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只有孤寂与抗争，过了一生。最后死于不治职业病的长达五年的折磨中
她的这性格使得脾气大，年青时常打骂孩子以出气，（特别是男孩子，81年大水淹没了家，逃难暂往师范学校学生宿舍时，记不得为什么小事，她便举起小凳子着向孩子砸去之状，竟吓得孩子跑出不敢回家，我们全家出动容，还有学校老师帮助，四处寻找了大半天，连学校水塘都去捞过。到傍晚才在大操场的后们外找到）这也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致使长大后亲情淡漠。
我在工作调动与职称晋升上也经受了众多抗争才得到，从78年冬改右后42岁到师范学校任讲师，后调一个地级市教育学院晋升副教授，90年54岁仍到西南师大作访问学者进修，95年晋升为教育学院首批正教授，退休前后又应应聘到凉山大学任数学教授，一切都是全靠自己，没有关系，没有走后门，一天也没有做过一天‘官’（行政职务）直到终身，一生贫苦如洗，我俩个从开始工作就分别受戒冤几十平反时没有得到分文补偿，养下了一家四口。至于从经济上、心理性格上的影响则波及于更下一代了。
19，[远去了的亲情,难以弥补的心痛］
在阶级斗争中，敌我的划分，水火不相容的，数十年的划清界限的政治历史，给了我们扭曲的、淡漠的家庭与亲朋关系。
在上千年的极权制下，官与民总是泾渭分明的，各有各的往来圈子。它更超越了血缘关系。
大姐与大姐夫都是老革命干部住在省城。以前是从无来往，后来虽也偶有看望，但很稀少，也只限于大姐与大姐夫本人，他们四个的孩子（有两个都当了高官），可从没有正面见过面，四十多年了，也没有叫过一声‘舅父、舅母’。只有一个出国定居了的孩子回国时，来看过一次。对我们的子女来说，他们表兄弟，是从未认识的。表面也没有的。
二姐与二姐夫一家，虽也在省城，因为只有二姐夫是个老干部，二姐也不是党员，子女们也不是官，都是一介平民，所以偶有来往，也认亲些，当然，也只是一表面上的招呼而已
二弟一家先在外地后也回了省城，但却没有什么来往了。
三弟与四弟因同在县城，不可避免地小时有孩子们的来往，但家庭间也少有来往的
小妹，也住省城，因妹夫是医生，有病时还是能关照的，
晚年，也偶有相迂或聚会，见面时共祝健康长寿，都不愿去触及伤感的往昔事，那个年代，就让它过去了吧，革命不需要亲情，专政要的是诛连；亲情在历史中淡化，人际关系在利益中形成。
历史造成了的现状，已是难以改变，它带给心情上的伤痛，更是无法弥补，
值得安慰的是，这种环境也促使了两个孩子的自立自强，从小就是，从没向我们要求过什么，哪怕一小小欲望，他们知道父母能给他们的一定会给他们的，他们也从不与别的孩子攀比，就养成了习惯，长大了，他们的工作、成家与小孩也全靠他们自己，我们给不了他们多少支持，他们购房时差点钱都是不得已才开口向我们的工资中抽借，后来是还上了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实在无法时才要我们关照一下，他们与现在社会上有的所谓中‘嘴老族’、‘官二代’或‘把老人作佣工使’的；完全不一样，“人遗子，权与钱，我遗子，靠自身。”所以他们只能是老老实实凭自己努力去生存的人，不会巴结，不会走后门，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安慰，这就是‘右二代’的命，如果说苦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这也算是吧，不过付出的代价也忒大了些吧！
（3月30 日第2次修改稿，请审阅后告之，定稿后再发）
（作者真实姓名贺承业，发稿用名何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