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昔日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其经济曾经被称为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一夜之间突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成了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到9月4日为止，泰国在汇率、股市双双重挫下，其经济体质在东南亚各国中目前可能是最差的：出口不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贷款人还不出钱，银行不良资产膨胀。仅房地产公司这块的银行坏帐目前已达155亿美元。究其原因，其危机的隐患在90年初就已经埋下。
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连年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其1990年外贸逆差、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减少额分别为：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到了1994年已分别增加到：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1990年其外债为280亿美元，到了1996年已膨胀至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的现有外汇储备。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直接借来的庞大外债却在大部分领域不能产生收益，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投资者对泰国的信心。人们普遍认为泰国汇率严重偏离泰经济实绩，泰铢因此一直就面临贬值压力。
另外，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了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立刻就吊起了人们肆意借贷低息资金的胃口，一发而不可收。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了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不经意间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引“狼”入室，门洞大开，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
盲目金融自由化
在泰国铢贬值之后，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一个试验性的拯救计划，以消除泰国铢贬值产生的冲击波，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仍然受到投机资金的沉重打击。由于人们担心危机的蔓延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不信任情绪，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印度尼西亚接着成了投机者（尤其是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又一个牺牲品。
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当局8月14日宣布，放弃维持其货币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让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由市场决定。
印度尼西亚作出不再向金融市场投放十几亿美元以维持盾与美元比价稳定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东南亚刮起金融台风之后，印度尼西亚为了支持盾，已经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
但在听任比价波动的决定发布后，盾对美元的比价立即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跃至2800盾兑换1美元，而在泰国铢贬值之前，这一比价为2450：1。这就是说，从7月2日以来，印度尼西亚的盾大约贬值了14％。
对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乃至韩国来说，货币的下跌有些出人意料。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各大国财政部所采取的紧急援助行动可以使它们很快度过这个艰难时期。亚洲所有的“小龙”如今都进入了衰退期，甚至进入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阶段。可以预料，这些国家未来的调整将是十分艰难的。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佳钩。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比价一直过低的美元与世界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回升。对亚洲国家来说，美元的回升意味着它们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出口额的下降。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从理论上讲，货币的贬值将会导致出口的增加。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许多观察家都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出口是靠相当高的进口额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进口加以限制的话，想平衡外国的欠款以及稳定国内市场都是十分困难的。泰国一个国家的外债总额就超过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总额达1000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外债总额为290亿美元。这些外债中大部分款项是短期信贷，都要在一年内偿还。加上这些债务是按美元来计算的，美元的比价越高，各国的债务就越沉重。
更糟糕的是，如果外国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而加快从该地区撤资速度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支付危机。
如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它们的问题不仅仅出在竞争力的下降上。80年代末出现的一些有关金融自由化的新名词对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打破条条框框、取消中间商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亚洲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变成了一个完全流动的大市场。但它未像西方那样建立起一些“护栏”，金融市场毫无防范地放弃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一些制约，吸引资金成了唯一的目标。这种体制在东南亚运行了近8年，使这一区域成了投机的天堂。
如今，身背重债的亚洲“小龙”们在苏醒后突然发现，它们的经济年增长率已经从过去的10％跌到了2．5％左右，而社会方面的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放松银根，不良资产膨胀
人们在分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国泰国的金融危机成因时普遍认为，经常项目赤字膨胀、肆意借贷外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及政府采取的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不当货币金融政策是主要成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原因在于造成经常项目赤字的资金和肆意借贷的外资之投向，只有在极少几个领域能够产生效益。
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遍放松银根，并将资金投入低收益的企业。这些企业随着清偿能力紧缩和利率提高而债台高筑。这样，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便迅速膨胀起来。这种膨胀一旦到了投资者的信任危机阈值，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债以及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皆膨胀得都很快，但这些资金大都投向了收益较好的行业和企业，没有形成不良资产膨胀。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但泰国却不是这样。泰国总理猜瓦利对《民族报》记者的一番讲话便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我们欠了很多债，我们只有精明地、正确地使用这笔钱，才能减少债务”。但在泰国，能够精明地、正确地使用借来的钱的，却很少。
金融系统管理混乱
世界银行去年就开始研究东亚的金融业是否会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奇迹，经过整年的研究后，世行的答案是：肯定会影响，除非政府彻底改善和加强它们的金融系统。
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不适当的银行监督，缺乏透明度，政府指令性贷款，政治压力贷款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本区域银行的坏帐多达6600亿美元（9900亿新元）的因素。在这些坏帐当中，泰国可能占了20％。
经常项目长期发生逆差
一国市值强弱大致反映其国际竞争力高低，泰国、菲律宾之货币被迫进行大幅贬值，显示了其国际竞争力低落的事实。国际竞争力如何，可以从各国经常项目收支窥知。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泰国经常项目赤字在1995年增至135亿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泰国贸易逆差已达33亿美元。至于菲律宾近两年经常项目赤字约30亿美元，照说情况并不严重。但今年前四个月贸易赤字暴增为38亿美元。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除中国以外）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一直在恶化，已不再能用流入这个地区的长期资本来弥补。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常项目赤字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5.5％和13％。东亚出口的进退维谷局面是这样的：根据实际经验估算，全球金融市场只能弥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或低于5％的经常项目赤字。有赤字的东亚大部分国家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那意味着这些国家只能在通过扩大出口降低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才能使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大挑战，因为亚洲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往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一倍半。这意味着出口也必须搞得很好才行。在东亚，保持国内生产总值7％到8％的增长率意味着必须继续增加经合组织的进口份额。所以，为了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泰菲两国大力吸引外资以为挹注，勉强维持整体国际收支之平衡。
但经常项目长期发生逆差，为基本经济结构失衡，理应让货币随市场力量贬值，期能振兴出口，抑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然而泰菲两国货币当局却刻意维持高估的市值，使得调整汇率平衡贸易收支的机能无法运作。尤有甚者，两国中央银行为支持汇率，不断在市场上抛售外汇，使得国内银根紧俏，利率不断腾升，进一步打击房地产与股市。而外资稍早虽受高利率吸引而流入，但在货币贬值迹象明显化以后，大举密集撤出，短期内反而加重货币贬值的压力。
近期泰菲两国央行决定松手让货币作较大幅度贬值，这是正确的作法。由于贬值预期心理去除大半，外资重新涌入，使股市回升，利率下降，金融市场暂时恢复安定。由此可知，国际竞争力低落与政府不当的货币金融政策，是近期东南亚诸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亦因经济成长迅速，有“亚洲四小虎”之称，其发展潜力向为各方所看好，何以近期表现不如预期？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成长迅速，出口强劲扩张，已带给新兴工业国家很大的压力。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出口值达6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6．4％，享有贸易顺差139亿美元。由于亚洲四虎产业结构与中国大陆较为接近，而国际市场同类产品胃纳有限，因而四虎首当其冲。
相对而言，台港新韩企业赴大陆投资者甚众，不但分享大陆市场，亦可以大陆为生产基地强化其出口竞争力。且亚洲四小龙近年致力于资讯科技产业发展成效卓著，因此能维系其国际竞争力不坠。
进一步而言，亚洲四小虎中马来西亚与印尼之经常项目收支佳，似不致发生货币大幅贬值现象，至于新加坡则因地缘关系受波及。因此我们亦不可轻率认定所谓货币贬值之骨牌效应会继续蔓延。
至于拉丁美洲国家，巴西的经常项目赤字在1994年为14亿美元，1995年增至181亿美元，其后仍维持在前述偏高的水准，难怪会引起国际金融圈之关注。至于墨西哥在1992年至1994年经常项目赤字均逾二百亿美元，但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值大贬，现今其经常项目收支勉强可维持平衡。凡此均显示，改善经常项目收支是避免金融危机的重要关键。
出口增长速度放慢
前几年亚洲各国出口增长很快。而从1996的下半年起出口增长率普遍下降。1995年上半年，泰国出口增长23%，1996年上半年只增长5.8%；新加坡从28.2%降到10.4%；马来西亚从26.8%降到11.6%。亚洲国家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已停止增长。东亚的出口增长在1996年下半年已降到零，从那以后没有出现重大的恢复。经合组织国家的进口仍继续健康增长，美国进口不断增加的份额来自拉美和中国，而欧洲的进口正越来越多地来自东欧。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贸逆差增加。香港有影响的怡富证券公司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已从经济的推动者变成拉地区后腿的因素。
外汇储备量少
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量又普遍不多，在关键时刻拿不出足够的外汇同投机商较量，达不到预期的干预效果。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外汇市场动荡的重要因素。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正是因为外汇储备少而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漩涡；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则与它们拥有较高的外汇储备不无关系。
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
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当局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一方面对外大量举债，另一方面又向外国和本国银行提供毫无约束的美元贷款。这为国际资本投机创造了温床。
国际资金有相当部份流入了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按国际金融协会提供的数据，1997年国际私人资本净流入亚洲新兴国家金额将在1071亿美元，1996年为1418亿美元，1998年净流入应在1127美元。这是国际私人资本宾际流入量最高的地区，远高于欧洲和拉美地区。
前几年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日本金融机构给该地区的融资额也相应扩大；但近年来东南亚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有的国家融资增加过多，已达到信用额度的上限，日本银行对它们的放款转趋谨慎。这时，欧洲资金后来居上，大举进军东南亚地区。据国际清算银行发表的调查报告，1996年欧洲银行加速进入亚洲市场，给东南亚的放款已超过日本，达到1160亿美元。据日本报纸报道，1995年底时日本金融机构给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地的融资余额约为1090亿美元，高于欧洲英、德、法、荷、比等国银行的870亿美元。而一年以后的1996年底，日本的融资余额上升到1140亿美元，欧洲银行则已增加至1160亿美元。
在不加监控的情况下，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银行，例如泰国，把近３０％的贷款投放到当地房地产业，促使地产业盲目发展，导致房地产业供大于求，造成银行呆帐额激增。估计今年泰国银行呆帐总额将增至200多亿美元。
未能动员国内储蓄
香港货币当局负责人任志刚指出，如果能有效地动员国内的储蓄以满足国内的经济建设，或者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形势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国家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东南亚国家对外国资本的长期过分依赖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政治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曾向泰国提出警告，它那蓬勃的经济就快遇到麻烦，提出减少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实施更灵活的汇率措施，提高税率，削减开支以及著手改革银行体制。但泰国政府没有理会这个劝告。据说，泰国人告诉基金组织人员，他们必须延迟采取行动，因为受“国内约束”。这是指泰国五党联合政府内在的决策耽搁。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报》载经济观察家迪汀达曼胡利文章言，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用当前的金融情势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据推测，某些政治集团可能与外国投机商串谋，在印尼盾危机中有三种集团参与其事，即外国投机商，本地投机商及意图改变印尼政治的某些集团。
在9月5日，泰国财长塔农曾指出，泰铢止跌回升的主导因素完全要看目前泰国的政治问题能否解决。一位泰国银行交易员也指出，泰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问题，是左右泰铢涨跌的关键，但泰政府是否会通过正在国会辩论的新宪法草案而平息一场政治风波，则是一项未知数。
僵硬的汇率政策
德国《经济周刊》发表题为“早该放开汇率”的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采取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这种作法，长期造成货币市值高估，而奉行僵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剥夺了自已金融政策的灵活性。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自1985年西方七大工业国协议降低美元对日圆汇率以来的10年中，这一汇率政策无疑是有利的，各国货币对日圆不断下降吸引了日本资金的不断流入，也刺激了出口；但自从95年初以来，美元对日圆不断回升（升幅已达三成），情况出现逆转，暴露出早一阶段以汇率优势促进出口的不足；一个新的课题已摆在面前：如何以提高生产效率、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增加出口；但在同时还需要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如果美元仍在不断对日元升值，而汇率政策仍不加改变的话，结果是出口增长放慢；所以，与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虽然为东南亚各国银行和筹资机构带来似乎是有利可图的生意，例如摆脱了管制，但由于他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并不具备经验，在国外借低息贷款，用于在国内高息放出，结果是吹起了一个巨大的信贷气泡。
竞争力下降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表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工资在1996年增长7％以上，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工竞争力已降低了。毫无疑问，其他方面的竞争力也在降低，这些影响都集中体现在出口竞争上。
政府采取措施不力
中国《世界知识》马燕冰撰文认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合并有问题的公司、暂停所有金融机构和银行进行股票交易、为周转不灵的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注入新的资金等措施；为了政治上的稳定，政府开始一直给投资者打气，尽量冲淡经济危机的气氛。在危机严重、货币面临抛售的强大压力时，又一味捍卫货币，忽视解决国内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泰国央行虽然曾与其他国家央行联手与投机者进行角逐，打退过投机者的进攻，暂时稳定了汇率，但却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伤了自已的元气。
在危机出现后，印尼总统苏哈托已下令印尼银行限制向过多的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推延巨型项目的建设；菲律宾和香港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已提高了抵押贷款的预付定金；亚洲地区的11个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行长7月在中国上海开会时指出，“资产价格泡沫”一—即把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提高到荒唐的高度——“可能对经济活动、金融制度的健康发展和通货膨胀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承认他们遇到了共同危险，但这种承认来得太晚了。而政府对于这一切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脱离美元圈，向管理浮动汇率转化的代价
如何医治经济增长危机的症状：出口没有竟争力和过去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投资遗留问题，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医治办法是切断同美元的联系、使货币贬值和降低利率。其中有成功的，例如南韩等。东南亚各国这次实际是借鉴这种做法。
但与过去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不同，进入90年代后，美元持续走强，而与处在全面上升时期的美元挂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引爆剂，它使宏观经济的失衡变得无法忍受，也使汇率过高难以忍受。
1995年4月以来国际上美元汇率就开始不断在升值，由于日本是东南亚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各国央行便被迫追随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的升降趋势。这样一来，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同日元的比价实际上已过高了。从而导致各国的出口出现大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赤字，大大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使得货币贬值的压力日益积累增大。
东南亚各国货币主要与美元挂钩。一年多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上升。对东南亚各国来说，美元比价的上升意味着出口的下降。7月2日泰国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泰铢暴跌，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货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等国的货币纷纷不支，相继与美元脱钩，倾刻间东南亚的美元区支离破碎。这个过程不能不视作与美元挂钩乃至脱钩的痛苦代价。
国际汇市的“热钱”
当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全球资金的一体化，以及资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国际资本能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国际汇市交易额过去三年急剧增加。据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最近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现货、期货和外汇交易合同每日平均交易额为1.23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自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货币危机后，国际资金突然撤离该国而四处流窜。早有金融分析家认为，东南亚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和政治的不稳定，其货币很容易成为这股投机势力冲击的目标和“猎物”，这股投机势力财力雄厚，蓄势待发，伺机而动。事实证明，东南亚真的成了国际汇市的“热钱”。
索罗斯搞的鬼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的蔓延过程中，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纷纷指责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兴风作浪，是造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其中以马亚西亚总理马哈迪尔的指责尤为激烈，以至于要追究索罗斯“恶意”投机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澄清索罗斯是否“恶意”投机，而是要反问自己，为什么以金融投机作为职业的索罗斯瞄准了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并投机成功？本来，在任何一个货币、证券市场，只要存在交易，就必然存在投机，并且投机是活跃交易市场的润滑剂、兴奋剂，只要不过度，不违规，投机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机会”谁不愿意合法地去投入呢？回顾一下索罗斯的一些投机活动前后的言行，就不难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今年索罗斯用数十亿美元的力量，加入市场投机泰铢，他利用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与市场决定的泰铢价值之间的摩擦，适时地进出泰铢市场，蠃得了又一次巨大的投机成功。然而，索罗斯却以哲学家的姿态坐在投机而来的财富堆上，谆谆告诫我们，“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这就再也明白不过了，是各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市场投机机会，换了索罗斯，别的人只要看到了机会，同样会来投机，同样会赚钱，不同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事实上，正如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负责新兴国家的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所说：“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且同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美元挂钩，使得其货币的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市场的“机会”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自己的“蛋”有缝，谁能阻止“苍蝇”不来叮呢？此外，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中只有港元一枝独秀，依然汇率相对稳定，颇引得世人的注目，就连索罗斯也不得不承认市埸压力不会动摇港元的地位，而冲击港元的投机者不会因此致富。其原因就在于香港经济状况良好，正处于回升阶段，金融体系较东南亚各国健全、银行能自律配合，加上香港发行港币现钞有充足的美元储备作保证，而且在管理机制上，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更加完善，可及时掌握炒家的动向。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苍蝇只叮有缝的蛋。
受全球基金沽压
美林证券发表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东南亚股市受到全球基金的强大沽压，情况较九五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更严重。报告显示，基金经理鉴于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而且区内利率上升，纷纷减持太平洋盆地股份，理由是担心区内短线经济前景。这项全球调查访问了259家机构，所管理基金总值55500亿美元。美林全球策略分析家沙亚称，区内的利淡情绪严重，基金经理的抛售已到极端水平，因此投资者在后市应会入市吸纳。在日本的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没有看好亚洲股市的，看淡者占78%。英国的调查显示，抛售亚洲股份的意欲是1990年以来最大；在亚太区，投资者涌往未受危机影响的市场，如澳洲及印度。美林把对东南亚股市的投资评级由减持调高为中性。在亚太区调查中发现，利率上升对金融及地产股产生负面影响，看淡区内金融股的比看好的要高出27%。另外，美林与盖洛普于8月28日至9月3日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基金经理正减持股份及吸纳国库债券，理由是愈来愈多基金经理预期储局联邦基金利率在未来一年上升。该调查共访问41家美国大户，共管理总值18800亿美元的资产。调查显示增持国库债券的较减持的高出二成。差别是1994年12月以来最大的，当时长债孳息高达八厘，较目前约六厘半为高。调查亦发现抛售美股的较吸纳美股的高出12%。美林表示，投资情绪转变，理由是愈来愈多基金经理预期联邦基金利率在未来一年上升，九月份调查占54%高于八月份调查的43%。美林全球策略分析家沙亚称，基金经理一向能准确评估债市价值，这反映国库债券后市看俏，调查发现看好美国债市中线前景较看淡高出19%，两看好股市中线前景较看淡仅高出5%。
美日贸易大战的牺牲品
日美贸易关系一直伴随着风风雨雨、磨擦不断，从旷日持久的汽车大战到医疗保险协议，还有近年来围绕富士与柯达胶卷之争的胶卷大战。
在对美贸易中，日本一直是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美日两国每年都要为这一头痛问题进行磋商，但每次都不能取得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谈判年年进行，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就是年年增加。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问题，今年6月中旬在丹佛八国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克林顿总统与桥本首相就两国间的贸易磨擦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我们可以预测，日美两国贸易磨擦将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解决，将长期存在。
美日两国间的贸易磨擦对东南亚的经济有一定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日美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投资，建立产业来间接实现的。美日两国贸易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方面。两国特别是日本为了降低本国的生产成本大量向东南亚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落后技术产业。数十年前，日本大公司将生产线迁到泰国与马来西亚等国，利用当地劳工成本低的条件。在七十年代，日圆与美元汇率上扬，东南亚成为消费市场，日本大公司更加扩大在东南亚的生产。日本的跨国公司为了配合其全球公司战略，把一些装配部门、加工部门、高耗能高污染部门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在急剧增加。
美日在东南亚国家的大量投资，一方面解决了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而缺乏资金的困难，加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把美日之间的经济磨擦以及美元和日元的汇率风险也带入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体和整个经济圈。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较量，汇率引起的种种风波，自然使东南亚国家成了牺牲品。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美日汇率风险还会加剧。日圆会有较大的波动。美国经济在通胀受控下，持续复苏，由于它与日本的贸易矛盾，使美元兑日圆汇率升越120关口，预料在破关後可企稳在现有水平，美元在此盘暂时上落在120至123，中期挑战127。而这一形势对于东南亚各国未必有利。
未能有效展开区域经济合作
东南亚国家相互戒心较深，它们大都是在二次大战后才陆续摆脱殖民地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相互隔绝，彼此了解不多，各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历史上有过冲突，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不易解决。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借合作之名，在本国蒙受损失的情况下获利。因此，他们所进行的合作和建立的区域性组织，例如东盟，主要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经济上的有效合作并不多。一方面，各国只在本国实际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并能从合作中得到明显好处时才同意合作，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彼此都有拒绝为促进合作的发展而作出牺牲。经济合作是这些国家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区域性经济和金融体系上的薄弱环节很多，易于招受国际投机力量的狙击。在这次风暴来临前，东南亚各国及地区的中央银行已有预感，好几个国家都签署了在货币买卖方面攻守同盟的协议，而且也曾开动操作系统，抵御投机者的来犯，但以目前的成绩看来，效果并不好，整个操作显露出弱点，特别是受到冲击的国家要利用自己的资源开辟更多的战场，拉长战线，反而首尾无法兼顾。
最大的问题是信心危机
《时代杂志》指出，东南亚各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信心危机。尽管泰国政府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170多亿美元的援助，情况似乎没有好转。泰国副总理坦承指出，“我们公布一些数据指标之後，民众却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泰国政府公布实际的资料之後，反而使得汇市、股市进一步下跌。这是由於金融市场长期缺乏透明化的资讯，使得投资人对於政府的信心不足。东南亚整个地区一片愁云惨雾，悲观的心理有点过头了，没有人敢预期东南亚的经济状况马上会有好转。通常的状况是，经济崩溃了，市场跟著完蛋；但东南亚的情况正好相反，先是投资人的信心危机，股市跟著崩盘，接着利率飙涨，企业筹资金困难，经济成长迟滞，投资人对於市场的信心持续悲观。
综合因素造成的
东南亚国家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外国投机商操纵货币投机，甚至称这是西方国家针对亚细安的一次阴谋。然而不少国际级的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其中包括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汇率政策不合理，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外汇储备太低，短期贷款和投资过多等等，是一些综合因素的产物。
康德苏称泰金融危机本可避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苏认为，泰国的问题在1996年初已表现明显，如及早采取严厉措施，本来是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得以解决的。国际货币组织执行董事会迅速批准了对泰国的救援计划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明，在1995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建立起来的安全网络已开始运转，快速行动对于越来越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当今金融市场来说，尤为重要。
美国在扮演暖昧角色
香港《文汇报》发表乐亭的署名评论，言：
好端端一个东南亚，突然金融大乱，货币骤贬，股市狂泻。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五月以来，时间不过三个多月。就在这三个多月之内，星、马、泰、菲以及印尼，经济面临危机，人民损失惨重，国家外汇储备被掠劫一空。这是怎麽回事？这个期间，笔者正在美国度假，就此曾请教几位专家。他们泰然回答，这是由於这些国家的金融制度不健全，货币超值，发展过速所致，与政治无关。此话听起来似乎符合经济理论，实际上未免欺人无知。
东南亚诸国这场灾难，是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一群金融投机者肆意制造的。这群人虽然在国际上挂著商人招牌，从事经济活动，然而其最终目的，却有明显的政治企图。这也和当年东印度公司贩运鸦片一样，都是政经双赢的经济侵略。索罗斯等人这次在东南亚大展拳脚，是一次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成功”，博得美国上层人士的喝彩。美国政府也公然支持他们。今年八月中，东盟会议期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会场上对索罗斯等人的行径严加谴责。在场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即刻站起来，为其辩护，气氛相当紧张。
关於索罗斯等人的“胜利”，华尔街日报》曾多次报道和评论。最露骨，也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八月十八日发表的文章。该篇文章不但对这帮人的行径大加赞扬，而且称之为壮举和成功。更有甚者，还透露了下一个进攻目标——香港。文章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在星期四（8月14日—作者）打垮了印尼盾之後，星期五（8月15日—作者）就把矛头指向了港元”。文章的作者像啦啦队一样，为索罗斯及一些基金经理呐喊助威，说他们有能量，有信心，把港元打成泰国铢、印尼盾，不达目的，决不罢手。
拜读《华尔街日报》，做为香港市民，笔者不能不问，美国的金融大亨们， 为什麽不早不晚，恰恰在香港回归一个多月之後，对港元发起这场经济战？难道只是为追求经济利益吗，先生们，搞经济你们或许是一群行家，搞政治你们是否太幼稚了。
美国朋友们辩护说，索罗斯等人没有政治目的。他们并未先搞香港，而是先搞了星、马、泰、菲以及印尼，最後才轮到香港。不错，进攻的顺序确实如此。这正是他们聪明之处。先搞垮东南亚，成为“胜利之师”，再把矛头指向香港，自然就能威胁香港。到时大举进攻，即使港元不垮，港股也将大跌。用华尔街日报》的话来说，这首先就对香港造成惨重损失，事实的演变正是如此。 港股果然波动起来，恒生指数连连下挫，索罗斯的支持者们已经弹冠相庆了。 为迎接胜利，已经准备香槟了。《华尔街日报》几乎连日发表评论，指港元必垮，金融必乱，香港必然不再是香港。
索罗斯及其支持者们能否得逞，笔者不是金融专家，不敢妄做论断。但是，从政治和历史两个角度来看 这只是索罗斯及其一伙人代表某些人对香港做一次最後的表演罢了。
美国政府为什麽支持索罗斯一伙的行径，看一看近两年来东南亚政治形势的变化，就会明白。东南亚诸国，本来是美国的盟邦，但近两年来和美国的关系趋淡。本来不是中国的盟友，近两年来和中国关系趋善。这是美国政客们不愿见到的。但是索罗斯一伙的行径能否改善美国和这些国家关系，恐怕恰恰相反。受害诸国的经济成就，是几十年艰苦奋斗得来的，三个月被人搞乱搞垮，引发危机。诸国政府和人民对肇事者的愤恨，可想而知，谈何改善。
欧美以及日本，有那麽一批人，对东南亚崛起，尤其对中国崛起，以及对香港回归，很不以为然，颇不习惯。然而这是事实。面对事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适应，而不是否认和反对。否认和反对，无济於事。主张落後者永远落後， 先进者永远先进，这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经济这个玩意儿，历史证明，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搞好，没什麽神秘。
五十年代初，中国要重建鞍钢，当年昭和制钢所（鞍钢前身）的日本老板说，“中国人也想炼钢，种高粱去吧”。现在总该承认中国人也会炼钢吧。十几年前有人说，中国经济永远不能起飞，现在起飞了吧。又说中国的通胀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现在解决了吧。又说人民币永远不会被国际承认，现在承认了吧。这些人的论断统统成了笑柄。十三年前有几个人相信，今天的香港能继续安定繁荣，今天都相信了吧。
有些人就是不愿意相信，东方人、中国人同样有智慧，能够搞好经济，由落後变先进，由贫穷变富裕。
公平的逻辑应该是，今天你发达，明天我也发达，大家都发达，同是地球一份子，大家必须和睦相处。做梦都打主意搞垮别人，难免有朝一日自己垮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