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唐朝第二代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大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大唐帝国290余年基业的基础，唐太宗也因此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被人们誉为“帝王楷模”。
打出来的江山
李世民于公元５９９年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青年时代的李世民更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开始显露了出众的才华。
公元615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突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四十一座城失陷三十九座，隋炀帝困守雁门城内，将求救的诏书捆在木板上放进南流的汾水中，命令各地募兵救援。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就在这时应募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李世民向云定兴献出疑兵之计：“始毕胆敢领兵围困天子，一定是估计到我们仓促应战无法增援解围，我们应当在白天遍设旌旗几十里，在夜里则擂鼓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大量救兵已到，便会望风而逃。如若不然，现在敌众我寡，万一敌军倾巢出击，我们就难以支撑了。”
云定兴立即依计行事，突厥人果然中计，匆忙引兵退去。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本来是隋朝的大将，被封为唐公。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反抗隋炀帝。李世民也为国事担忧，常在父亲面前说起这些事。
李世民有个好朋友，名叫刘文静，是晋阳县（在现在山西省）的县令。刘文静因为和一位反抗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结成了亲家，隋朝官府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对李世民说：“现在天下大乱，可惜没有像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来收拾大局呀！”
李世民说：“我正是来跟您商议这件大事的。您有什么好计策？”
“现在各地反隋的有几万人，只要能把他们利用起来，夺取天下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您父亲统率着几万军队，晋阳城里也可以招收十万人，有了这支兵力，不用半年，就能得天下呀！”
“您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李世民十分高兴，可又有些犹豫地说，“就怕我父亲不同意啊！”
这时候，李渊的军队在一次和外族的战争中打了败仗，他怕朝廷责备，十分着急。李世民乘机对父亲说：“您要是能顺应民心，起兵反隋，就能转祸为福！”
“大胆！”李渊听了大吃一惊，“你再胡说，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县官去治罪！”
“我看清了天下大势，才敢说这些话。”李世民不慌不忙地回答，“您就是去告发我，我也不想跑。”
“唉！我哪能忍心告发你？只是让你不要再胡说八道罢了。”李渊说。
第二天，李世民又来见父亲，劝他说：“我昨天的话，是万全之策，请您别再犹豫啦！”
李渊长叹一口气，说：“昨儿晚上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说的话也有理，就依你说的去办吧。”
就这样，在李世民的鼓动下，李渊起兵反隋了。于是，李世民和哥哥李建成领兵首战西河郡，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此后，李渊父子又领兵南下攻下霍邑。在围攻关中门户河东时久攻不克，李世民主张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渊有四个儿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李玄霸早死了，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唐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全国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的历时４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公元617年十二月，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李渊争夺关中。李渊命李世民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第二年的六月，李渊又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领兵进犯。李世民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三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太原地区。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李渊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李渊便命李世民领兵出征，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李世民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放弃太原北逃。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公元620年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如果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之前已建有战功的话，那建立唐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赫赫战功，李世民才有了要帝位的强烈愿望，才导致哥哥建成的嫉妒与谋害，才有了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
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使其在朝野上下的威信日增，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重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大量军队，除此之外，他在随父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嫉妒，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而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于是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便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公元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公元626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于是他们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而就在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这件事被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他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于是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知道了，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免后患，李世民答应了。
6月3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6月4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而此前他已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而被蒙在鼓里的李建成还认为守城门的是自己的属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李元吉去上朝，可是等他俩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感到不妙，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候，李世民骑马赶来，李元吉立刻拉开弓就向李世民连射了三箭，可都没射中。而武艺高强的李世民拉开弓箭，“嗖”地一下就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然后再补上一刀，杀死了他。李世民的部将赶上去，把李元吉也射下了马，砍死了。
这时候，唐高祖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也就是626年8月，李渊自称太上皇，让李世民作了皇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这年二十七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皇位坐稳、大权在握之后的唐太宗，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一场……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闲谈时，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
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总是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得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下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以借鉴，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任贤纳谏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唐太宗不计前嫌，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唐太宗任人唯才是举，不论亲贤远近，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正是因为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公元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例如唐太宗在即位之后在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时，就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魏征当年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他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曾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鹞鹰儿，非常漂亮，特别英武，唐太宗整天让鹞鹰站在自己手臂上，爱之如珍宝。有一天，唐太宗正耍着鹞鹰玩儿呢，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过来。唐太宗赶忙将鹞鹰藏在怀里，不想让魏征看见。其实魏征早已看见，但他不动声色，走到皇上跟前，作揖问安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向皇帝汇报起一件一件的或大或小的事件来，唐太宗虽然觉得平时能言善辩的魏征今天似乎变得有些迂腐、唠叨，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但是他毕竟是自己一贯尊重严敬的大臣，总不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吧。可是等魏征把话说完，作揖走开，唐太宗再看他的鸟儿，早憋死怀中，这时唐太宗才明白魏征装憨的目了。
越王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生的小儿子，风姿秀美，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有人跑到唐太宗面前告状，说，朝中三品以上的老臣都没把越王当回事，认为越王长在深宫，不识创业艰难，不知民间疾苦，整天吃喝玩乐，不会有什么出息……唐太宗听了，勃然大怒，立即传旨：京中三品以上大员到齐政殿听宣。唐太宗怒气冲冲地来到齐政殿，扫了一眼满朝文武，压着满腔的怒火说：“我有几句话，想向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们讨教。以前天子，就是天子，今日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前天子儿，就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吗？远的不说，就说隋朝吧，那些王子皇孙，他们怕过谁？朝中公卿，他们想弄谁就弄谁，谁敢放个屁？现在好啦，我的儿子，我不许他们放纵横行，你们也就觉得好相处了，可以蔑视他们啦，是不是？要是有人生贱，我放纵一下，我的儿子未必学不会弄人？”大臣们吓得颤颤惊惊，作揖谢罪。这时魏征正了正朝冠，拉下脸来，说：“当今群臣，肯定不敢小瞧越王。话说回来，按照国家的规矩，大臣和皇子是平等的，臣子臣子就是这么说来的。皇上的大臣按说还应该排在诸侯王的前面。现在跪在皇上面前的三品以上大员，都是朝廷的公卿，皇上您都非常敬重，纵然小有不是，越王怎能代替皇上您来处罚大臣呢？当然就更不能随便折辱大臣。如果国家纪纲废坏，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如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隋朝不知礼仪，所以很快亡国，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唐太宗听了魏征一席话，说：“我刚才发火，自以为有理，等听了魏征一席话，始觉大非道理。”赐魏征绢一千匹。
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提醒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前去探望，见魏征瘦骨嶙峋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唐太宗长着一脸好看的胡须，他平时非常爱护自己的胡须，可是当他听说胡须烧成灰泡水喝可以治魏征的病时，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魏征治病。他见魏征住的极其简陋，马上将自己修宫殿的材料运来，给魏征修建了一座府邸。看着魏征不行了，唐太宗把已许配给魏征儿子的女儿带到魏征的病床前，对魏征说：“你为了朝廷竭尽心力，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你未来的儿媳吧！”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唐太宗是个善于治国的政治家，又是个能征惯战的统帅。一次，他拿出十张好弓，问一位造弓的老师傅：“这是我过去收集的十张良弓，你看怎么样？”
他满以为弓匠会大大称赞一番的。可那位弓匠把十张弓都仔细地看了看，笑了笑说：“皇上，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歪斜，射出的箭走不直啊！虽说是强弓，可都不是好弓。”
太宗听了十分扫兴。可他从这件事受到了启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左右的人说：“我一生不知打了多少仗，用过多少弓，可还不能识别真正的好弓；天下的事情这么多，哪能什么都懂，都辨别得出对和不对呢？”
从此，他规定京城里五品（官员的等级，共分九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宫中值夜班，白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召见他们，问老百姓的疾苦和地方上发生的事，有处理错误的就立即下令纠正。
由于唐朝建立不久，事情特别多，大臣们上的奏折也就很多，唐太宗把这些奏折都贴在墙壁上。有个大臣不太理解，问他：“您把奏折贴起来做什么呢？”唐太宗说：“奏折太多，我怕忘了，就贴在墙上，进进出出都能看得见，这样才不会误事。”
唐太宗还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许多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位大臣对他说：“地方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
唐太宗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
正因为唐太宗办事一点不马虎，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比较廉洁，办事认真。据说，当时许多地方，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捡走，夜间不关门也没人偷东西。古人叫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历史上最赞扬的清平景象。
有一次，太宗闲暇与近臣私下议论山东人与关中人的性格特点，言谈中流露出认可山东人而菲视关中人。朝臣张行成叩拜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看待人不应当有东西地域差异的偏见，不然恐怕会给人以心胸狭隘的印象”。
太宗有所感悟，认为这个话很对。太宗由此而想：自己在尽力做到公正，还是难免有时偏颇。太宗赞赏张行成的言论，从此每有重大的政事，常常让他参与议政。
当然，唐太宗善于纳谏并不意味着他一味听从所有人的主张和建议，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择善而纳之，则不善而弃之。
627年，民间有一个人上书谏言，请求太宗清除朝中奸佞之臣。太宗认为这事情关系重大，就立刻召见这个人。太宗问：“你认为朝中谁是奸佞之臣？”这人回答说：“我居住在民间草泽，不能具体确认某人是佞臣。我想请陛下与群臣座谈，可以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据理力争的人，是忠臣；害怕而奉承的人，就是佞臣”。太宗说：“君王好比水的源头，臣子就是水流。污浊了源头要使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王自己做假，怎么能使臣下正直！我公正至诚治天下，感到前世帝王好以诡诈的权术对待臣下，常以为是羞耻的”。太宗随说：你的办法虽然不错，但我不会采纳你这样的建议。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知人善任、肯于纳谏”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泱泱大风——贞观之治
唐太宗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来到唐朝，学习我国先进的文化。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后来的人就把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他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唐太宗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建立了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底。在这个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层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５０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１３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有３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争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戒，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一套完备实用的法规体系，为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天可汗”
贞观时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东北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２０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６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正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河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２０万突厥大军。此后，唐太宗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挟持颉利。
公元６２８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的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629年11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统兵10余万人，分兵４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唐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１万，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对唐太宗敬若神明。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息都护府，重新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员，管理本地区或本部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藏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唐太宗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640年遣使求婚。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公元631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公元645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公元647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改立太子
李世民是唐初一代英主，具有“洞察秋毫，审时度势”的超凡能力，但他“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立皇储的问题出现了失误。
唐太宗即位后，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承乾年轻时非常聪敏，很为太宗喜爱。太宗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他决断，太宗每次外出巡视，也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不料，随着时光的流逝，李承乾逐渐变坏了。他习性散慢，生活奢侈，嬉戏无度。太宗对他越来越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