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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右)和姐姐朱晓枫合影。记者王鹏 摄
朱明展示母亲的烈士证书。
本月，朱枫的遗骸被后辈从台湾迎回了北京，儿子朱明希望母亲的遗骸能分葬家乡镇海。经本报独家报道后，尘封的历史开始被揭开，朱枫这位传奇女性渐渐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
昨天，本报记者专程奔赴南京，找到朱枫烈士的子女朱明和朱晓枫，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一天，“外婆”突然变成“妈妈”
朱明先生是朱枫和第二任丈夫朱晓光的孩子，出生于1938年，平时住在安徽天长市被他称作“写作基地”的地方。这几天，他刚好住在南京女儿的家。
72岁了，朱先生虽满头白发，仍红光满面，看上去身体非常硬朗，很难想像他与肠癌搏斗了5年。
朱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微电子研究员，在做好本职的研究工作外，他花数十年心血，考证有关朱枫烈士的史料，写了《怀念母亲》、《红色女特工》、《铁军女战士碧血洒台湾》等文。
在朱明的记忆中，母亲朱枫是一位非常漂亮、有涵养、重感情的女人。他回忆说，他记忆最深的是和母亲一起住在上海淡水街的小楼里。
当时，他叫朱枫的养女陈宜“妈妈”，叫朱枫“外婆”。朱枫非常喜欢朱明，晚上想和朱明睡，但是朱明因不喜欢中间隆起的席梦思床垫，不愿睡朱枫的床。于是每天晚上，等朱明在陈宜床上睡着了，朱枫再把朱明抱到自己床上。于是那段时间，朱明每天在“妈妈”的床上睡着，在“外婆”的床上醒来。
1948年，朱枫带着朱明去香港工作。在船上，43岁的朱枫告诉11岁的朱明：“我是你妈妈不是你外婆，以后你就叫我妈妈吧。”
朱明说：“我当时年纪小，不明白外婆怎么变妈妈，后来我明白，叫外婆是为了掩护身份。”
1949年9月，新中国快成立了。朱枫送朱明回北京上学，母子在船上依依惜别，朱枫深情地对儿子告别：“我很快就回去了。”
朱明说：“后来自己长大了，想起妈妈和自己说的最后这句话，是越想越沉重的。”
同年10月，朱枫在香港的工作办完移交。她在给丈夫和儿女的信中说：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已……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在另一封信中，她兴奋地告诉家人：“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但是，就在这归心似箭“随时可以走得”的时候，她却又接到了党交给的新使命：到台湾去执行一项更危险的任务。
1946年朱晓枫(右)和母亲在上海的合影。记者 王鹏 翻拍
只能抱着照片回忆妈妈的温暖
朱晓枫女士是朱枫与第一任丈夫陈绶卿(又名陈傅良，沈阳兵工厂下属炮厂总工程师)的孩子，出生于1930年。陈绶卿1932年去世。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离休干部，是位专家级内科医生。现在也是满头白发，但说话思路非常清晰，还带着明显的宁波口音。
朱晓枫对家乡镇海的印象很深，跟着妈妈在朱家花园里住了7年。“我每每跑到海边，看船来了没有，船来了，妈妈就来了。”
朱晓枫回忆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抛弃了富贵优裕的生活，走出家门，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于是，朱枫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南中国，朱晓枫9岁时被朱枫送进了“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台少团”，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比妈妈还早一年入党呢！”回忆到这里，朱晓枫不无自豪地说。
抗战胜利不久，1946年2月，“台湾抗日义勇队”解散了。朱晓枫时年16岁，从台湾回到大陆上海，与母亲、弟弟共同在上海淡水街生活了3个月。
“妈妈每天都很忙，有时还带着我去上班。不过，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台少团’的指导员，把他带回家里来做客，妈妈知道后，很严厉地告诉我，以后不准带陌生人来家里。其实互相都知道，就是不点破。”朱晓枫回忆说。
1946年5月，朱枫送女儿到吴淞口登船去了解放区，就读华中建大医疗系，母亲给了她一把金锁片说：“到了那边，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如果没钱用，就刮一点金子下来，能换钱。”朱晓枫说，当时妈妈也说会马上回来看她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朱晓枫便与妈妈失去了书信联系。直到1949年时，她收到了妈妈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在山顶上，妈妈穿着袍子，微笑着站在那儿。
朱晓枫做梦也想不到，1950年，妈妈就被害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她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数书信与几张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让她痛苦的是，清明节里想为母亲扫墓，也做不到。
朱枫将自己的一张在香港的照片寄给女儿。
朱枫的家书。
受命入台潜伏
朱明先生送给记者一本由他们家人编写的、也被镇海中学列入德育教材《枫叶飘落在台湾——朱枫烈士传略》，当中批露了这样的细节：
正在亲人渴望相会、骨肉团聚之际，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中共华东局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去台湾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重新建立联系。由于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又名陈莲芳)与女婿王昌诚均在台湾，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情报工作经验，就决定派朱枫到台湾去执行这项艰险而重大的任务。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临行前，她十分安详地写信给丈夫朱晓光说：“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信中的兄妹倒置，以及不暴露去何地、任新使命，均是秘密工作的需要。之后，她下了“赴汤蹈火”、“九死一生”的决心踏上了新的征程。
她哪里知道，就连当时的决策者潘汉年等同志，也曾反复考虑、犹豫过，这样艰难险恶的任务，让一个年过不惑、历经艰难、身份已有所暴露，已经确定返回大陆，沉浸在与亲人团聚遐想中的朱枫去承担，是否有些过分？但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在台湾又有亲人，各种条件，无人能出其右，是第一号理想人选，思虑再三，最后才作出这个决定。
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11月27日，朱枫身上只带了分别致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和台湾省工委书记“老郑”(蔡孝乾)的两封介绍信及简单的行装，并将陪嫁的金链和金镯，暗藏在衣服夹层中，便乘轮船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到码头迎接。她的女婿王昌诚当时是国民党某机要单位的负责人。
第二天，“老郑”就亲自到基隆与她见面，约定了今后的联络方法。几天后，朱枫与吴石也联系上了。她机智勇敢，克服困难，利用女婿王昌诚任职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之便，寄居王家，掩护身份，出没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机要场所。陆续将一些重要军事机密传到香港，送进大陆。这项既危险又难度顶尖的情报任务，在朱枫精心周密、冷静沉着的应对下，竟丝毫不露蛛丝马迹。
眼看任务终于圆满完成，此时她接到上级指示“速回”。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只等起程了。在汹涌澎湃的思绪和热切心潮中，她托一位朋友捎一个便条给大陆的亲人，只写了七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时间是1950年1月14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七个字竟成了她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1950年1月底，“老郑”叛变，出卖了朱枫。2月18日，朱枫被捕。6月10日，英勇就义。
朱枫被害时，白色恐怖正盛，陈莲芳、王昌诚正被拘被审，无人收尸。就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遗骸的去向无人问津。
继母继女情深
朱枫被害3个月后，白色恐怖稍有缓解，王昌诚、陈莲芳也无罪释放了。1950年9月27日，陈莲芳给经办此案的“国防部”军法局局长写了一封信，申请收领朱枫遗物：“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部遗物现由你局保管，拟肯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以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莲芳写这封信，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杀人如麻的白色恐怖年代，台湾人谁愿意与共产党沾边？若不是“每一念及养育之恩都不免戚戚于怀”的母女情深，陈莲芳是完全不可能写这封信的。可见朱枫这个继母，当得多么成功！虽是继母，胜过亲母，情深似海，非同一般。
不久，军法局回复一份公函，同意所请。文曰：“…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但，近年“朱枫热”中，台湾国防部人士多方查实：“台湾大间谍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遗物，包括吴石、陈宝仓在内，都已由家属签下领据领回了，唯独没有朱谌之家属签的领据。于是朱枫的遗骸去向成谜。
遇害60年，朱枫烈士骨灰终由台湾返故里。(资料图片)
一张老照片激发寻母深情
2000年，朱晓枫看到了一本刊载台湾史学家徐宗懋文章《战争后的战争》，里面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中，朱枫在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似乎嘴角还在微笑，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当时死刑消息已经下达，母亲马上要五花大绑送往刑场，枪决。
“我一下子回到了50多年前的上海家中，母亲穿着在家里经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绒背心，脸上仍是那样消瘦。我心里很难过，我在想，当时她脑子里，可能也在想我吧！但是，我说不出来。”朱晓枫说。
那一刻，朱晓枫的身体似乎被注入了一股力量，她决定要找到朱枫烈士的遗骸。
2003年2月7日春节期间，朱晓枫和丈夫以及南京作者冯亦同与徐宗懋在上海会面。在上海科技馆里，与朱家素昧平生的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的委托，寻找她母亲朱谌之的遗骸，这对他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历时8年找回烈士遗骸
据朱晓枫夫妇说，古道热肠的徐先生回到台湾后，做了很多寻找工作。曾四次上山寻找，也寻访到了朱枫的继女陈莲芳，但陈莲芳也不知情。
随着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更多的热心人士参与进来。徐宗懋结识了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宏源教授，并得到他及其夫人的鼎力相助。
台北市第二殡仪馆有关政治受难人骨灰坛迁移工作的原始承办人雷元荣，在原来的岗位上待了20年，他并不熟悉过去的那段历史，却抱持仁心。雷元荣几次带着徐宗懋、朱宏源上山寻访。
今年4月，他们发现了303个“无主”骨罐存放在临时纳骨塔，每个骨灰罐装有一个袋子。其中有一个写着“朱谌文”三字。
到底是不是呢？徐宗懋因为不是至亲，没有办法动那袋子。于是，他请朱宏源教授帮忙，以“研究历史”的理由，申请打开了布袋子，果然看到了骨灰罐里写着三个字“朱谌之”。
消息传来，朱晓枫非常开心。马上向海基会申请领回母亲的遗骸。然后，国家民政部殡葬协会与台湾殡葬协会联系协商妥当后，由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等人带着骨灰，从桃园机场飞至北京。他们还把骨灰罐装在了防震箱里，下飞机时，捧在了胸前。
在北京机场贵宾室，在国安部、民政部、三联书店记者的见证下，刘添财把将骨灰罐交给朱谌之的外孙女徐云初，后暂厝于八宝山。
子女希望母亲骨灰分葬家乡
飘零半个多世纪，朱枫烈士终于能魂归故里。家乡人民也一直盼望朱枫烈士能叶落归根。2003年，台湾媒体帮助朱晓枫寻母遗骸时，北京方面开始征求朱晓枫的意见：遗骸迎回大陆后，是安葬故土，还是选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镇海中学的校长也给朱晓枫打过电话，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
昨天，记者见到朱明时，他又一次重申了希望朱枫烈士遗骸分葬宁波的想法。他说：“我母亲出生在镇海，成长在镇海，又在宁波读书，身后回到故乡去，她肯定是愿意的。”
朱晓枫女士说：“一直以来，家乡人民都非常记得朱枫烈士，我还在镇海参加过纪念会，搞得非常好，我很感动。”
记者把家乡人民的真情实意及镇海区委书记马卫光的真诚表态转达带给朱明、朱晓枫时，他们均表示感谢，说，他们将会与家庭成员、上级部门及有关领导慎重地协商此事，希望能让母亲叶落归根。
昨天，同泰嘉陵负责人沙力得知记者寻访朱枫后人时，马上致电记者说：“希望朱枫烈士能落叶归根，安葬于家乡。我们同泰嘉陵二期正在建设新四军广场，如果朱枫烈士后裔能同意入葬同泰嘉陵，我们将全心全意配合做好服务，为宁波人民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朱明先生家里，记者偶遇了南京某影视公司总经理程红军。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进行朱枫影视剧的前期准备工作。宁波商会南京分会及台湾、江苏等各方都非常有兴趣来投拍。他表示，朱枫事迹精彩人品高尚，曾使海外都惊叹不已，她的事迹不用加工就是一部感人的小说，如果朱枫能分葬宁波，那对宁波的意义不只是精神财富那么简单。
东南商报记者 卢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