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言难尽黄土岭：从沙飞的老照片谈起
先从沙飞拍摄的一张老照片说起。
作为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的历史，在历史分期上被称作是“现代史”。1919年以前为“近代史”，1949年以后为“当代史”。总之，凡时间一经过去，便可被称为“历史”。“当代史”就是现实，咱不去谈它。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几十年后，自有咱们的后人去把它搞清楚。那时今天那些当权的当事人都死了，研究的阻力消失了，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自有后人会搞清楚。
“抗战史”，属于“现代史”的范畴之中。而“现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战争史，你躲不开对战争过程的探讨。而“现代史”，因为众多当事人的存在，提供给你了“口述历史”这个研究渠道。这是与“近代史”以前的历史所不同的地方。
我以前屡次说过，作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错误的出现是难免的。出现错误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上的，你的错误历史观和对一件历史现象错误的理解；另一是客观的原因，是你被某些“口述历史”的错误内容给误导了。
1939年11月发生的雁宿崖和黄土岭两次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史上最辉煌、也是后来争议最大的一场战役。想剖析这个“软肋”或“鸡肋”，让背后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是我一个很纠结的念头。这个念头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于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历史认识是被人误导的。
我一件件分析我被误导的那些史料，那些曾在很久以前就被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老照片。
先拿这一张老照片说事。这是1939年11月，晋察冀著名摄影师沙飞来到一分区，拍下了一张足以千古流传的珍贵照片：“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
毫无疑问，沙飞确实在雁宿崖战斗之后，黄土岭战斗之前到过黄土岭前线。当时任一分区三团连指导员的高良玉、后来改名叫“高粮”的著名摄影家写回忆录时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是我最初“上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前提正确，结论也就应该正确。
黄土岭战斗时担任三团连指导员的高良玉，后改名“高粮”
但恰恰结论是错误的。沙飞的这张照片误导了大家。起码误导了我。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在整个雁宿崖、黄土岭战役期间，杨成武一直在河北省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他从未亲身到过黄土岭战场。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出来的？背景是涞源县黄土岭战场吗？
查1939年的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的那一天。11月7日是什么日子？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宣布成立。所以，1939年的11月7日，原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军区全体领导干部、也包括来到晋察冀的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领导，10月底以前就都来到了唐县，分别住在和家庄及稻园村、葛公村，三分区所在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1939年在唐县稻园村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王平、朱良才、舒同、余光文
1939年，晋察冀军区部分干部在唐县稻园村的又一张合影。后排右一为邓华，前排左二为聂鹤亭、右二为萧克，二排中为萧克夫人蹇先佛、左一为孙毅，站在最后最高位置为舒同。
史载：10月底至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军城举办了军事、文艺、体育竞赛大会。晋察冀军区直属队，以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总共五个部门分别组队参加大会。一分区是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带队。贺龙的一二零师派战斗剧社参加大会演出助兴。在此之前的半个多月前，1939年10月，雁宿崖战斗打响的一周前，一分区已经在南管头村召开了“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一分区直属队，以及一分区所属一团、三团、六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大会。
可惜1939年底，一分区自己的摄影师尚未培养出来，沙飞也没有参加这个大会，所以没有留下宝贵影像。我查了1939年一分区留下的宝贵影像，主要都是来自延安的摄影师罗功达拍摄的。沙飞拍摄了著名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照片，此时正在我这里受到质疑。
这张“向黄土岭开进，参加围歼战”的部队应该不是一分区部队，是三分区的二团或贺龙特务团
以往老照片的说明，这张照片都是“黄土岭歼灭战时，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前线急救所正在抢救伤员”。而实际上，应该是“罗光达奉命到涞源摩天岭一带采访。夜战之后转移，随部队行军路过孙家庄，见一小庙前停放了许多担架，小庙里搭了一个手术台，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不失时机地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做手术”。摩天岭战斗在1939年10月底雁宿崖战斗前，黄寿发指挥一分区特务营和一团三营打的。
10月底、11月初在唐县召开的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杨成武留在易县南管头，没有参加。他没有参加唐县的大会有几点原因：一是众所周知，涞源县正在进行的雁宿崖战斗，随后是准备再次在涞源县进行的黄土岭战斗；二是杨成武夫人赵志珍正在临产，地点是一分区卫生部水泉休养院，接生女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妇产科女医生陈露辉。杨成武大女杨易（以后在《空军报》名叫“杨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生；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杨成武的老上司罗瑞卿，此时率抗大刚刚来到晋察冀，10月31日提出要到一分区，然后再参加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后回到陈庄（抗大二分校在灵寿县驻地）。
陈伯钧率领的抗大二分校，1938年12月初离开陕北，1939年2月初到达晋察冀，此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正准备来到晋察冀。
1939年，抗大从延安开往敌后，副校长罗瑞卿（后排右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前排右二）、组织部长李志民（后排右三）和整装待发的大队长以上干部合影
为什么罗瑞卿要急于来到一分区，这还要从当年八路军的实际状况谈起。
八路军主要靠战场上的缴获补充自己，“以战养战”，打胜仗越多，缴获越多，这支部队也就越富裕。1944年春天，一分区一团奉命调往延安，到延安之后的一团，一进城就引起了全延安的轰动，因为一直处在后方的人民从没有见过全套日式现代装备的部队。以后一团在延安，因武器装备齐整，奉命担任机场上迎客的仪仗队和阅兵的任务。这1939年罗瑞卿一等人从后方延安来到晋察冀，听说杨成武的一分区打仗最多，缴获也越多，于是急于来到一分区“发点洋财”。
上级首长到前线部队“发点洋财”，是自打红军时期就有的规矩，杨成武如何不懂？一分区在10月份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陈列展览一分区自1937年底以来的历次战斗所得到的战利品。从吃到用及武器装备无所不包。罗瑞卿等老领导前来，“杨成武吹肿了老脸充当胖子”（当年卫生部部长张杰的评价），将这两年的最好精华任其随意挑选。望远镜、毛毯、皮大衣、手枪及子弹，铝制可加热饭盒、水壶，特别还有细布衬衣，都是当年大家的最爱。罗瑞卿等领导干部在一分区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还满载而归，席卷走了一分区几乎全部展品，能不高兴？
高鹏一直在杨成武的身边，为展览、为展品的事忙个不停。罗瑞卿等首长到来，杨成武、高鹏、黄寿发始终都跟在旁边，殷勤招待。
此时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在哪里？他不在一分区，在唐县晋察冀军区。罗元发1939年10月27日新婚大喜，但他的公事，却是率领一分区政治部所属的战线剧社为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演出文艺节目。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河北唐县和家庄，时间也是1939年。出席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的主要领导，前排左起：王震、舒同、罗元发、萧克、朱良才、刘道生；后排左起：陈漫远、赵尔陆、马辉之、程子华、王平、彭真、聂荣臻、关向应、邓华、孙毅、许建国。
11月6日，当晚刚上灯（陈伯钧语），回到唐县葛公村的罗瑞卿还与一分区通了电话，表示感谢。但当晚坏消息也随之而来：鬼子分三路合击，除了力量最强的北线鬼子被陈正湘合围在黄土岭，完县的鬼子离北大悲不远，唐县的鬼子已经接近了店头村。
由于鬼子的突然进攻，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被迫中断。
11月7日，那一天是下雨天，黄土岭打响的同时，葛公村周边均已发生小规模战斗。担任阻敌的部队只有贺龙一二零师教导团和冀中特务营。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及抗大二分校只能仓促转移。幸好黄土岭战斗已经打响，缓解了鬼子兵的进攻压力。
与此同时，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回忆录中提到：战斗打响到下午时分，一分区所属的二十五团两个营另有任务，奉命东撤。此时，正是黄土岭战场陷入到胶着状态，八路军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我猜测，鬼子的突然进攻，不仅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和抗大二分校周围无军力保护，一分区易县南管头周边也同样没有兵力，所以杨成武不得不将二十五团的两个营调回。这一撤兵的后果我在后面会详细讲。
8日，鬼子兵在齐家佐、管家佐一线会合。固然八路军装备差导致战斗力弱，但一二零师教导团与冀中特务营之不积极配合，是此役之最大缺憾。
鬼子兵9日退走，转向神南、神北地区。抓紧时间，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在11月12日继续召开，地点在唐县稻园村旁边的三道岗农田里举行，有阅兵和聂荣臻等领导讲话。二分区、三分区我不知道，在河北省灵寿县熊伯涛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的四分区，直到一个月后的1939年12月13日才开了军民全体大会，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
沙飞在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拍摄了多少珍贵的历史照片？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多少。我猜想由于鬼子兵对两周年纪念大会的中途突袭，这次大会不会开得太轰轰烈烈，沙飞拍摄不到多少好照片，在情理之中。同样在1939年的11月，沙飞在唐县葛公村、石家庄子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拍摄了白求恩医生现场诊治八路军伤病员的珍贵照片。
1939年11月，沙飞拍摄的白求恩生前最后的工作照。
因为，11月14日那一天白求恩以身殉职，所以我推断，沙飞所拍摄的白求恩照片的时间应该在11月初。或许就是在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大捷之后，沙飞与白求恩一起奔赴一分区干河净后方医院所拍摄的。
照片中的场景不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而是刚经历了雁宿崖战斗大捷之后的一分区后方医院。
1939年11月8日下午5点，一分区一团被迫撤出黄土岭战场，退回到狼牙山根据地。黄土岭战斗就此结束。一团是最后一支撤出黄土岭的八路军部队。贺龙派来支援的特务团打得实在，在下午大约4点多钟时才撤退。而一分区三团、三分区二团在上午时就已不见了踪影。此时，从涞源方向赶到的鬼子援兵绿川大队抵达了黄土岭。黄土岭战斗打成了“夹生”：阿部规秀带领的鬼子兵1500余人，被歼800多，剩余600多。
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曾惋惜的总结：“本来7日黄昏前完全可以全歼敌人”，退一步说：“如果7日晚有的团队不撤出阵地，8日一早，我各部队同时向残敌发起攻击，敌人不会逃脱跑回涞源。”
11月12日，晋察冀军区在唐县稻园村继续召开被鬼子打断的两周年纪念大会。当晚，一分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易县南管头村，为庆祝黄土岭战斗胜利，管理员搞到了白面和肉馅，一分区司令部难得吃起了菜馅饺子。晚饭时，一架孤零零的敌机来侦察，杨成武察觉情况有异，于是，通知驻扎在南管头北的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告诉他们夜间多布岗哨，防止鬼子乘夜偷袭。
当晚十时，杨成武还不放心，于是发布命令：夜半时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从南北管头村的驻地转移到满城县慈家台。
当夜，二营长宋玉琳马虎了，没把杨成武的警告当回事，让鬼子偷袭过来。趁夜间出动的鬼子兵，居然与二营同宿一村，双方穿的都是鬼子兵的黄呢子大衣，所以双方无一人察觉。13日，接近凌晨，鬼子起身，悄悄出兵偷袭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所驻扎的南北管头两个村子。鬼子兵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北管头村，因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南管头村的八路军实力，不敢贸然进攻。幸亏南管头村口布置的岗哨及时发现了鬼子兵，立即鸣枪示警。杨成武、高鹏、黄寿发，以及剩下的十来个干部，一个都是短枪配制的警卫班，一口气跑六七里，到南管头与上下隘刹之间的山梁上才脱离危险。
黄土岭战斗之后的一分区八路军，鬼子的衣装、鬼子的装备，跟鬼子同宿一村根本就看不出来。
最糊涂的，还有二营教导员郑三生的马夫。鬼子兵出动时跟鬼子走在了一起，被鬼子发现后枪杀。
这以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因前一晚吃菜馅饺子，司令部还剩下有半盆饺子没有吃完。大家跑出南管头村时，高鹏突然想了起来，觉得丢下了可惜，于是又奋力跑回来取饺子。幸好当夜鬼子兵没有进南管头村，这才给了高鹏抱着饺子盆跑回来的时间。
那一次，在鬼子兵的压力之下，一分区机关从满城县慈家台向南转移至唐县军城北，与参加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文艺演出的一分区战线剧社会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战线剧社曾派出宋治国、张书良、沙夫带队的一部分人员，跟一分区机关干部一起，到参战部队慰问演出。此时由于鬼子的报复性扫荡，也辗转到了唐县，与大队会合。
这还没完，这还不是鬼子兵正式的报复行动。为报复黄土岭失败，11月23日，日军1.8万余人分7路向阜平地区合击，企图歼灭晋察冀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主力大部和军区机关隐蔽待机，以主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以另一部主力转至敌后袭击日军据点，破坏交通线。冀中军区部队和冀热察挺进军钳制敌人，配合北岳反“扫荡”。11月26日，日军占领阜平，一直到12月初鬼子兵才退走。
黄土岭战斗的时间过程讲到这里，于是再回到开始时的那个老问题：沙飞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从没有到过黄土岭战场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拍摄了在“黄土岭指挥战斗”的这张照片？
当然，这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问题。照片上，为了不被对面的敌人发现，杨成武、高鹏、罗元发依次隐蔽在一道石坎的后面。从照片拍摄的角度来看，拍照的摄影师应该站在石坎的前面，半蹲着拍下的这张照片。如果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拍照的摄影师，你就不怕对面的敌人看见你吗？你就不怕敌人开枪打着你吗？
事后来看，这的确是一张“做出来”的照片。具体位置，应该在南管头的村边，一处农家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照片中的石坎是农家自己垒砌的，为的是防止南管头村边的那条漕河水泛滥。因为是庄稼地，所以身后都是平坦的土地，没有黄土岭那样的崎岖山峦。三个照片中的模特认真敬业，摄影师也一丝不苟。可为什么没有给黄土岭战斗的真正参加者照一张照片呢？
我的分析，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政府表彰延安，延安又向晋察冀军区追寻此事。于是聂老总派沙飞过来，照相，编写文章。一分区司政机关，一般只有四个人在负责：杨成武、高鹏、黄寿发、罗元发。黄寿发脾气怪，从来都拒绝照相，所以当时在南管头村边上照片的只有这三个人。其实当时黄土岭战场上打死了谁，一分区这边并不清楚。
这张杨成武在1939年冬初动员部队讲话的照片，应该同那张“指挥战斗”的照片是同一天照的。
军队的规矩，只要你有良心，从来最忌讳无功受禄。所以，一分区的历史矛盾，由此而起。这一切，遵从上级命令前来一分区照相的沙飞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