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军战斗力究竟有多强
导语：
在时下流行的抗日神剧里，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一个中国人轻松灭掉成片的日军。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人拍日军、德军，将其拍得凶猛顽强，而战胜他们的美国人就显得更加英勇无畏。反观“神剧”中日军愚蠢猥琐，无能弱智。抗战居然还能打八年，还能让日军占领半个中国，被他们侵略的中国人该是个什么形象？当我们触摸那些抗战亲历者的回忆。上至领袖将军，下至普通一兵，对此的记忆却是如此辛酸：日军很强大，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略，中国军民付出了高出对手数倍的惨痛代价。当这些血的回忆被替代成“神剧”中的轻松虐傻。我们不禁要问，抵抗日军侵华而牺牲的先烈，究竟是谁在侮辱你们？
李宗仁眼中的日军：训练之精战力之强举世罕有其匹但其战略失败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游击战老红军：日军作战效率超苏军比国民党难打百倍
据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军不仅在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是不是这样？
姚：我感到，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解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后的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在那里面，特别喜欢描述日本军人怎么善于肉搏战，怎么善于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写得越厉害，就越可以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这样写，固然艺术感染力会比较强，而以我个人的体会，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顽固确实不假，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1939年1到3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
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甚至主要不是在装备上，而主要在其作战效率上，这一点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好象天生地善于“精细手艺活”，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做阑尾手术的齐齐哈尔铁路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日本人，你看过我那个刀口，只有一厘米多一点，这在现在看都不容易，要知道那可是40年代做的手术啊。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1947年，我带部队打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阻击，按理说新一军善攻，火器又好，而我军是一个团对敌军两个团，应该是处于“下风”，但最后还是我胜敌败。通过这次作战，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新一军的技术训练，确实要比一般国民党部队强得多，射击准确性和技战术动作，都大大好于其它“非王牌军”，但是比起日军，新一军还是差得很远。我们独二师四团，除排以上干部是新四军二师带来的外，战士多数是东北籍新兵，当时的单兵战术训练还不是太好，尤其是不大善于隐蔽，而我从望远镜中观察，新一军尽管火力很密集，但对我军单兵的步、机枪的威胁并不很大，甚至连比较暴露的重要火力点都射偏了。当时就使我联想到，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这样一比，我感到新一军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作战效率”不算太高的部队，所以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他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就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辎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之以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一支辎重联队作战，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1937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第五师团作战，指挥此战的薛岳（此人在抗战中算是一员名将），很想歼灭这支由“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指挥的部队，投入的兵力，总计约七、八个军十余万人，但最后还是未能实现其意图。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反攻兰封之战”，国民党以悍将宋希濂指挥的主力部队第七十一军，由参加过上海会战的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总计四个旅约两万人，去攻打被日军占领的兰封，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沉籍”（一种说法是伤亡4000，这个数字可能有桂永清夸大敌情以掩盖失利的成份，但估计至少也在2000人以上），最后还是让守敌突围而去。最令人吃惊的是，宋希濂部在而进城后才发现，日军所遗留的，不过是一支小股掩护部队的20余具尸体，而全部守敌，也不过是不足1000余人的一个大队。
日军正规作战部队，战斗力确实是很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10倍以上兵力，很难围而歼灭之。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虽然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但由于装备不良，所以作战投入的兵力比例也很高。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打的关家垴之战，日军冈崎大队也不过600余人，而我军以三八五旅主力，加上决死纵队一个旅，至少也该是敌军兵力的10倍以上了，此役击毙日军400余，而我军的伤亡明显大于敌军。
对于关家垴战斗，有人评论说作战拖延时间过长。仔细对比着看了四支队《战史》，发现你们当时与日军作战，多数都是在2个小时左右时间内解决问题。我要说的对付日军“高效作战”的第四“招”：力求短时间结束战斗。当年我们与日军作战，一般都必须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问题，超过这个时限之后，不是打成双方的胶着战，使我军弹药供给困难，无力续战，就是敌援军很快到来而改变战场形势，也使我军无法再战。这里再说一件有点意思的往事。抗战初期，中央从延安给我们四支队派了一些干部，包括程启文、张体学、赵启民、成钧、杜国平等等，他们与日军作战比我们早一些，所以部队就请他们介绍对日军作战经验。客观公正地讲，当时这些同志确实谈了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可能是出于“鼓劲打气”的善良愿望吧，有的同志说起话来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们：“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动山路，我们一上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们这批年纪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也都比较幼稚，听了这话还就当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战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经验”，特地选择了背靠山地的地形。当时我军的干部战士，多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四支队多数干部战士是红二十八军出身），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心想这样该可以作战进退有据了吧。结果，当战斗进行到我军快要达成作战目标时，敌人的援兵就赶到了，因为有延安来的那些同志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慌张，开始主动撤离战场，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转移。然而，当敌援兵对我实施追击时，我们才发现，日军官兵虽然都确实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来，一点也不比我们慢，结果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地作战能力，是日军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为了防止腿脚受伤，但由于他们经常穿皮鞋训练，所以着皮鞋爬山一点也不笨。回到营地后，对给我们上课的其他同志不好多说什么，我们就地对过去比较熟悉的张体学发脾气了，说：“你这个‘小葫芦’（张与我一起在廖荣坤的“老红二十八军”当勤务兵时，绰号叫“小葫芦”）啊，说日本人爬山不行，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把我们害苦了！”弄得张满脸尴尬。由此事，我们对日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和与日军作战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每战都可以有很丰厚的缴获，这对于改善我军装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军作战极度顽强，不仅作战规模比较小，而且在其被歼前，火器往往破坏得很厉害，所以每战缴获很少。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就形成了抗战时期一个特点：武器装备改善不能大量地靠缴获，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兵工系统。说起来，我军的兵工系统，主要还是抗战期间为解决缴获不足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抗战八年：活捉汉奸44万 只俘获日军1000余。
张发奎忆抗战：若日军没占领某地那是他们不想要
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无论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哪一方、哪种政治势力，都很难像张发奎这样直白地表述这场战争，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战胜国，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令人丧气之感，自尊心很难让人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果我们了解当年这场战争的实力对比，了解战争的具体进程，或许，对这样的结论并不会感到如何惊奇。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
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败得最惨。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桂柳会战，遭受崩溃性的惨败。相较淞沪和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是中日两军在战场上人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面临失败的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出动其侵华以来最多兵员，发动最后也是最锐利的一击，对中国军队形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在豫中战场，日军近二十万人对第一战区的二十多万人，中国在人数上仅稍占优势，根本无力抵挡日军进攻，日军横扫中原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在长衡战场，日军出动兵员约二十万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万人以上，虽然人数超过一倍，但这样的优势依然无法有效阻遏日军的进攻；尽管由于方先觉的第十军浴血奋战，缔造衡阳保卫战悲壮战例，但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打通粤汉线计划。桂柳战场实力更加悬殊，中国第四战区此时所辖部队不到六万人，而日军可以出动兵员为十余万，中国军队人数上甚至都处于劣势，因此，较之此前的豫中、长衡战场，桂柳战场崩溃更加彻底，战区长官张发奎被逼得从广西逃进贵州，“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枪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
毛泽东：日军军事能力不能低估不许红军成牺牲品
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3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在一两个月军事行动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强调在战略上要从正规的运动战转向基本上的游击战。1937年9月后，毛泽东向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个又一个电报，有时直接给各个师的师长发电，提醒他们运用游击策略，警告他们要反对任何不顾后果的集中作战行为。
9月21日，他电告前线司令部：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这里很明显，毛泽东是担心他的将领们会真指挥部队同日本拼死战斗，牺牲红军部队。当然，他的游击战略的目的不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和保存他的部队，而主要在于为了深入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在9月25日，当115师正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朱、彭和刘伯承，敦促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在电报中，毛泽东发出了更严厉的命令，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毛泽东为了国民宣传的目的，公开地赞扬平型关大捷。但这次战役以后，毛泽东迅速命令115师分兵，把这个师的主力转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区，留下2000人在五台山。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其他的红军部队从铁路沿线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地区，120师转移到晋东北的关清山区，129师转移到晋东南的吕梁山区。所有共产党部队都被指示隐蔽在山区里，执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同时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壮大中共军事力量。这些构成了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战略代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普遍地接受了。
彭德怀亲自指挥：关家垴四团八路军没消灭日军一大队
1940年8月20日20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声令下，一颗颗红色攻击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刹那间，在华北5000里交通线上，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全线出击，扑向日军控制的车站和据点，枪声、爆炸声响彻华北，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从8月20日到12月5日，百团大战进行了百余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全国抗战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发生在10月底的关家垴战斗，是整个百团大战中最惨烈、最有争议的一场恶战。此战，八路军以四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日军一个大队500余名日军。双方激战两昼夜，八路军伤亡600余人（一说2000人），日军冈崎大队死伤400多人（日军称冈崎大队仅阵亡61人）。
多年以后，因百团大战而遭到批评的彭德怀还为这一役的损失而深感不安。延安整风中一些同志批评百团大战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曾解释说，百团大战“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问题）。”毛泽东所说“战术”是指他一贯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关家垴战斗则是一场阵地攻坚战。此外，毛泽东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战场专断也有看法。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百团大战使本区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彭德怀对“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的关家垴之战也深感不安。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将关家垴战斗视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是红军时期赣州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彭德怀试图歼灭日军的一、二个大队，使敌人不敢轻易来犯，进而顺利扩张百团大战的战果，但没想到损兵折将后竟啃不下冈崎大队这块硬骨头，真是如鲠在喉啊！
林彪为何不以平型关为荣：“平型关吃了亏”损失过大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粟裕抗战中在江苏最大的一次胜利：消灭日军460人
粟裕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在清乡时，敌伪运去大量的毛竹，在河岸一边筑起几百里竹篱笆网，，1943年9月，全线同时围攻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都拆掉，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宣告了日寇伪军第一次清乡失败。1943年底至1944年初，日军又重新准备再清乡活动。正在这时，粟裕司令指挥一师部队在淮安县车桥镇打了一场大战役，共歼灭日军460多人、伪军480多人，创造了苏中、苏北抗日战争中歼灭敌人最多的纪录，取得了重大胜利。此后，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清乡活动也就逐渐削弱了。
杜聿明忆松山战役：近五千伤亡换来日军百余尸体
血战缅甸
次日，82团、83团分别向腊勐高地和阴登山发起进攻。
依然是先用飞机轰炸，然后是炮火掩护，最后是远征军冲锋。所有的人都以为昨天的事情会再一次上演时，突然，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猛烈的火舌，强大的火力网一下将面前的人群，网入血泊和死亡中。阵地上炮弹爆炸后腾起的黑烟，似乎吞没了一切。无数烟柱此起彼伏，死亡的阴影一下遮没了整个天空。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日本人竟在眨眼之间，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他愤怒地猛一挥手，第二轮炮轰呼啸而至。接着，更大规模的进攻再次开始。
然而，进攻依然失败。
刘又军被激怒了，像一头困在铁笼里的猛兽一样，怒吼了一声。这山摇地动的一声怒吼，却也能听出那种因为失败而滋生的惊恐不安。他知道，在他后面，是军长严厉的眼睛；在军长背后，是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的眼睛，甚至最高统帅这一刻也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第71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刘又军无法接受这种败仗，钟彬更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如果那样，不仅他可能会被极度愤怒的最高统帅送上军事法庭，草草审判之后被处决，第71军也难逃番号被撤销的命运。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28师在军长钟彬的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可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网，进攻没有半点效果，一时间，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进攻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暴尸荒野不如自己找条出路，出征时的豪言壮语都被抛到脑后，上次出征缅甸惨败的阴影再次笼罩到每个人的心头上，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趁夜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28师伤亡达3000人，逃亡近一半，剩余的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震惊不已，急调第6军新39师前往松山增援。但新39师的命运跟第28师一样，在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自杀式的冲锋持续了一个月，两支元气大伤的中国师这才勉强攻下腊勐寨，将近5000人的伤亡只换来了几个山头和日军百余具尸体，代价实在太惨烈了。
新39师和第28师再也组织不起强有力的冲锋了，不得不暂时在阵地前休整，松山前线也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但狡猾凶残的日军却不时打破这难得的平静，他们频频利用夜幕的掩护偷袭中国军队的阵地，有时一夜数次偷袭，给他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心理阴影，数千兄弟用生命换回来的阵地随时都有可能再丢掉！
至此，钟彬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并不是想象中的区区几百人，而是一支1400多人的守备部队。
日军在这里用一年多的时间修筑了极为复杂的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企图牢牢控制怒江战场的主动权。驻守此地的是日军第56师团下属的腊勐（松山）守备队，这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战车、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构成的大网，杀伤力十分强大，总计兵员1400名，指挥官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郎少佐。
血战昆仑关真相：名将白崇禧以3倍伤亡全歼日军
白崇禧要在昆仑关“关门打狗”
1939年12月中旬，第5军的主力在宾阳附近，第31军主力在芦圩附近大致集中完毕，日军以南宁为核心，以昆仑关、高峰隘为外围，改攻势为守势。白崇禧与桂林行营决心以“收复南宁、歼灭敌第5师团”为目的，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全面反攻，即在邕宾路和邕武路方面“打狗”，在邕钦路方面“关门”。
昆仑关是西南国际交通线上控制着邕宾公路的扼要雄关，四周丛峦万壑，由公路进入这个地区，不但迂回曲折，而且正覆压在公路的中腰，地势险要，好比食道上的咽喉，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古战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攻克南宁，必先攻克昆仑关。因此，日军以重兵扼守。守军为与第600团在二塘激战的第5师团的第21旅团，直辖第21、42两个联队。
日军第5师团号称“钢军”，是台儿庄战役坂垣征四郎旧部，参加过南口、山西忻口、太原、鲁南台儿庄、华南广州等战役。在开辟华南战场前，经过两个月山地作战训练，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训练，战斗攻守经验丰富，这次是进犯部队的主力，每个联队有官兵3000人。
为了拿下昆仑关这个险要之地，白崇禧集中了4个集团军来与日军在昆仑关进行决战。其中，蔡廷锴第26集团军在敌后邕钦公路游击，担负破坏公路、桥梁，阻击敌增援部队及后方输送粮、弹补给的任务；夏威第16集团军指挥第31军、第46军，叶肇第27集团军指挥第66军，担任邕武路高峰隘南的对敌攻击；徐庭瑶第38集团军指挥第5军、第2军，担任邕宾路对昆仑关攻坚战的主力部队。
这个昆仑关，当初轻易丢下，如今花费如此重兵进行攻打，这赔本买卖已是国民党高层习惯的做法。白崇禧的“关门打狗”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不拿下昆仑关，反攻南宁就是一句空话；而不收复南宁，他白崇禧和桂系就没法向广西父老乃至全国人民交代。昆仑关一战成为桂南抗战的一部大戏了，世人关注。
血战昆仑关：以3倍的伤亡夺下雄关
第5军是在南京失守后新建的第一个机械化部队，这次出征广西也是该军建军后第一次成军建制出战。因此，拿下昆仑关，既是第5军军长杜聿明雪耻的一战，也是打出第5军雄风的一战。
这时第5军各师主力已从衡山、东安、全县向迁江、宾阳清水河和红水河间的邹圩、石陵圩地区集结待命。12月16日，军长杜聿明在迁江一个地洞里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宣布了第5军作战部署，按照“关门打虎”的方针部署，最后杜聿明说，这次战役胜负，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也关系到这个新创建军的前途，全军将士一定要抱“不成功必成仁”的决心，歼灭日军，收复失地。会上，众将一致举手宣誓：“誓死拿下昆仑雄关，为本军增添荣誉！”为了打好第一仗，杜聿明将第5军军部前方指挥所也推到了最前线，设在正面主攻的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分界线的公路边的一个高山腰上的地洞里。12月18日凌晨，第5军重炮兵团和各师山炮兵营集中炮火，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发起了炮击。日军也用大炮应战。但第5军的远程重炮不仅威力巨大，而且距离很远，日军炮兵显然非常微弱，很快就被迫中断了对射。随即，第200师、荣誉第1师发动攻击。一日之间就丢了关口，这让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始料不及。19日午后，日军出动大批飞机，掩护步兵进行反攻，昆仑关口又被夺去。第5军各部占领各据点开始与鬼子进行阵地争夺战，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昆仑关下，两军整日整夜进行着最残酷的厮杀。为了加紧围歼昆仑关之敌，杜聿明下令荣誉第1师派一加强步兵团从右翼包围九塘。副军长兼师长郑洞国得令后，派第3团团长郑庭笈率部夜行军从右翼高地袭击九塘日军阵地。该团连夜猛攻，第二日中午占领了九塘西侧高地。下午4时左右，郑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九塘敌阵地，发现公路边的大草坪上有鬼子集合，并有一个军官在讲话，立即命令第1营在高地上占领阵地，迫击炮连、重机关枪连集中炮火向这群鬼子打击，“轰隆——”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目标，鬼子被炸倒一大片，其余没死的纷纷向九塘逃窜。这一炮可以说是一神炮，直接炸死了日军在昆仑关的最高指挥官——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随后，昆仑关关口第二次被收复。谁知日军见旅团长被炸死了，发疯似的报复。昆仑关关口易守难攻，日军在四周大炮火进行侧击，使中国军队伤亡很大，关口又被夺去了。从12月20日至22日，第5军与日军激战了两天，仍没将昆仑关拿下，并且日军增援的千余人还冲进了昆仑关。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严电前线指挥官白崇禧：“限10天内攻占昆仑关，否则军法从事。”
24日拂晓，荣誉第1师以主力向昆仑关前面的得而复失的重要据点——罗塘进攻，士气旺盛，在下午4时完全占领了罗塘及其附近高地。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官兵200余人，缴获小钢炮及步、机枪1000余件。同一天，日军南宁派来的援兵几次拼命向五塘、六塘新编第22师第65团第1营阵地进攻，企图打通交通线，几次冲到阵地前，杀声震天，但被击退，五塘、六塘仍在第1营手中。
接下来几天的战斗异常激烈，一方要攻下，一方要守住，而地势又如此险要，任何一方都没有地利可言，完全是靠官兵以血肉之躯相拼，彼此对据点的争夺形成拉锯战，昆仑关附近的441、653高地和罗塘据点得而复失，终究被日军占去了。日军完全拿出了集体拼命的架势，伤亡十分惨重，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那些凶悍的指挥官，因此他们的伤亡更为惨重，在南宁的日军华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好几次用飞机从空中投下指挥官来指挥战斗。空投下来的，先还有用棉衣和海绵包裹着的酒坛子，酒坛子常常摔坏，酒全没了，后来干脆空投用铁皮桶装着的工业用高浓度酒精，供鬼子们兑着喝。大小鬼子们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发着酒疯冲杀下来，每天中国军队都是和这些酒疯子拼杀，把自己也弄得浑身酒气。
眼看限期就只剩下最后一天了。12月29日，杜聿明根据几天的战斗情况判断，昆仑关外围据点，基本已被第5军占领，敌人已成强弩之末，于是调整部署，以新编第22师为中央队，接替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将伤亡较重的荣誉第1师改为右翼队，将担任预备队的第200师调为左翼队。军直属的第1、2、3补充团改为预备队，位置于新编第22师后跟进，随时支援新编第22师的战斗。并令配属军作战的第159师以一个团从第200师南侧迂回敌后，攻占日军重要制高点653高地。
12月30日拂晓，各部队又开始了进攻。两个15公分口径榴弹营逐次集中射击，猛向昆仑关及各制高点发射。这种炮过去很少用过，炮弹轰击的地方炮声隆隆，硝烟冲天，威力十分巨大。炮弹落处，日军的阵地、工事、通讯设备尽皆摧毁，简直有“挖地三尺”的神效。激战至11时左右，新编第22师攻占了昆仑关邻近的同兴、石寨和罗圩及其东南各个高地；荣誉第1师夺取了昆仑关西南重要据点441高地；第200师攻占了昆仑关南侧的枯桃岭、同平两据点，逼近八塘、九塘；第159师也乘势攻占了653高地。至此，昆仑关外围据点，均被第5军各部占领。
但是，日军仍喝着酒精冲兑起来的劣质酒作困兽之斗，垂死挣扎，多次举行反扑，均被击退，盈尸遍野。各部乘胜直追，新编第22师第65团首先冲入昆仑关，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勇猛地将残敌肃清。第200师也占领了八塘。残敌向南宁和邕江沿岸狼狈逃窜。至此，第5军完全收复了昆仑关。
这次昆仑关之战堪称血战，共歼日军四五千人，第5军伤亡一万四五千人。昆仑关克复后，昆仑关高地日军盈尸遍野，无一生存，山上遍地皆是千人缝、佛像、护身符、太阳旗和武运长久的白布条。日军在好几处地方焚烧战死官兵的尸体，有的还正在焚烧中。战斗结束后，精疲力竭的第5军将阵地交由第99军和第26军接守，全军奉命转移至思陇、宾阳地区进行整补待命。
解放军少将：国民党抗战国内战场从未完整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
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美军打得也吃力：硫磺岛一战虽胜伤亡超过日军
硫磺岛战役，日军守备部队阵亡22305人，被俘1083人，共计23388人。日军其他损失为飞机90余架，潜艇三艘。美军从2月19日至3月26日，阵亡6821人（其中陆战队阵亡5324人），伤21865人，伤亡共计28686人。美日双方伤亡比为1.23：1。美军登陆部队伤亡人数占总人数的30%，陆战三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四师、五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第五两栖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此次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之高也是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绝无仅有的，战后，尼米兹对参加过硫磺岛战役的陆战队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硫磺岛作战的美国人，非凡的勇敢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美国为何用原子弹炸日本：如直接登陆预计伤亡超百万
在二战末期，日本赢得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已毫无希望。虽然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但啃咬之后却难以吞咽。在占领区域达到极限后，日本的处境逐渐反转——日本军队先后被赶出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马里亚纳群岛、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岛。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以后，战争的焦点集中在太平洋地区。消灭该地区日军的力量名义上是盟军，实际上主要是美军。日本海军已基本上被消灭，空军残余力量主要是“神风”敢死队——数千架飞机和众多准备实施自杀任务的飞行员。虽然大势已去，但日本仍在负隅顽抗，因为日本还有496。5万陆军正规军和更多的准军事预备役部队。
乔治·马歇尔将军，这位最具影响力的陆军参谋长深信一场登陆战是必要的。1945年夏天，美国采取了混合战略：一方面继续轰炸和封锁，另一方面积极准备登陆作战。
日本也在集中它的兵力，准备打一场保卫国土的防御战。1945年6月，东京的领导者们决心战斗到底，宁可被消灭，也不投降。到了8月，大批的日本军队进入九州岛和本州岛的防御阵地。老人、妇女和儿童也被训练使用手榴弹、刀剑和长矛，并准备在身上绑上炸药包，钻到美军坦克底下引爆。
如果不是美国有了一种新的战略选择——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区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军进攻日本的战斗肯定会发生。
美军进攻日本计划的代号是“灭亡行动”。1945年4月，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整个太平洋战区美军部队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对日本的最后一击。该计划需要投入的兵力达250万。这意味着，欧洲战场的陆军和空军不仅不能复员回家，还要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战区。除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外，还要从欧洲战区抽出15个陆军师和63个空军大队。
与此同时，日益绝望的日本人武装反抗得更加凶猛。不论是军队还是国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投降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战败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耻苟活。投降的人既不值得关心，也不值得尊重。在马绍尔群岛的最大岛屿夸贾林环礁，日本士兵的阵亡率高达98。4%。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近3万名日本士兵（占守卫部队的97%）战斗到死。在冲绳岛，11。5万日军中有9。2万人战死。日本人之所以决心血战到底，是因为他们相信士兵勇于献身的精神能够弥补军事能力的不足。日本的“最后行动”防御计划已经将平民包括在内，甚至中小学生也要参加战斗。1945年3月18日，裕仁天皇察看了3月9日和10日被燃烧弹焚毁的东京市区，得出日本已战败应当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但是，裕仁同时还赞成另一种策略，那就是，在取得一场大战的胜利、增加讨价运作筹码之后，再进行谈判。
对于结束战争的方式，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如果“灭亡行动”真的发生了，美国将会付出多大的伤亡代价。答案是难以估计的。战时的伤亡估计都是基于不准确的假设，通常都会低估敌人的实力。战后分析却被学者和激进分子严重扭曲，他们认为既不需要进攻日本，也不需要投掷原子弹，就可以很快结束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1945年7月在德国波茨坦告诉他，进攻日本的代价是“最少伤亡25万人，也有可能是100万，这个数字单是美国这一方的。”
对于美国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使用原子弹，有人提出批评。20世纪60年代，“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强烈批评美国，并质疑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与动机。
修正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因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日本已处于投降的边缘。由于美国坚持要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致延长了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主要是为了压制和恐吓苏联。此外，攻占日本本土将会造成的伤亡也被严重夸大了。
修正主义者经常会援引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官的话，包括阿诺德和柯蒂斯·E·李梅将军，他们认为常规轰炸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但修正主义者却忽略了李梅将军后面的评价：“原子弹可能也挽救了300万日本人和100万美国人的生命。”
修正主义者还引用了1946年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文中说即使苏联不参战，即使美国不计划登陆，日本也可能会在11月1日之前投降。但是这份调查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不论是标题还是结论，都与事实相反。
即使有理由相信几个因素会促使日本投降——轰炸与封锁、苏联参战、美国即将登陆，但日本天皇的决定才是最关键的。
日本天皇裕仁告诉自己的顾问们他打算投降时，给出了三个理由：轰炸与封锁、抵抗进攻的装备补给不足、美国使用原子弹。他在8月14日说：“与其看着日本被消灭，不如和平结束战争。”
1945年9月27日，裕仁与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见面时说：“直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局面已经失控时，和平派才占了上风。”
在美军投掷原子弹之前，日本并不准备投降。没有原子弹，战争还要继续。对此有不同看法的人，显然严重低估了日本残存的军事实力和决心。
也许从某种角度来看，轰炸与封锁可以最终结束战争，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快。如果美国B-29轰炸机继续火攻，那么两个如同3月9日晚上规模的轰炸，所能造成的死伤，就足以超过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死伤总数。
美国如果不投掷原子弹，“奥林匹克行动”就将如期进行。在九州岛，美军就要与比预估的60万更多的日军作战；随后还要进攻本州岛，实施“小皇冠行动”。
总之，实施“灭亡行动”日本最终将会被打败，但是双方付出的生命代价也将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