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恽仁祥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谁忘掉和否定历史，就意味着对人民的背叛。
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目录
一、“龙华24烈士”简介
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三、是谁出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四、狱中斗争
五、英雄就义
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七、后记
今年是上海“龙华24烈士”就义80周年，本人于清明节专程去上海，率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大侄儿恽锡元(已故)的女儿恽小敏、女婿钱贵富和二侄儿恽锡良(已故)的儿子恽民成和他的大女儿恽竹、女婿余小东一行六人为“龙华24烈士”扫墓。在陵园工作人员陪同下，扫墓后，参观了陵园为烈士们牺牲80周年专门陈列的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陈列的烈士们的史料、遗物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烈士的刑具等，较10年前我去扫墓时增加了几倍，并按原图纸修建了囚禁烈士的牢房……。
解放初，陈毅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很重视对“龙华24烈士”的史料和遗物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专门请了知名画家，到我家乡召集恽雨堂烈士的生前好友座谈，回忆他的相貌，并参照我岳父恽礼堂(恽雨堂的同胞长兄)的照片，画出了现陈列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恽雨堂烈士的画像(因他沒有能留下任何遗物，包括照片)。以及各届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龙华24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这次专门陈列的展览馆，我估计约占400多平方米。在此，谨以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晚辈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人民、龙华烈士陵园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两次专程去扫墓，促使了本人逐步深入搜集、学习和研究“龙华24烈士”史料。可以说今年搜集到的资料比十年前多了好几倍，尤其搜集到了不少被称作“第一手资料”。十年前一些尚未弄清的问题，现在大多可弄清楚了。因此，特写此文，首先是对24烈士牺牲80周年表示深切的怀念，同时把我已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公布于众，争取大家指正和补充。
一、“龙华24烈士”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上海“龙华24烈士”的报导，有17烈士、23烈士等几个版本，最终确认为“龙华24烈士”。
“龙华17烈士”，最早是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注解。“龙华23烈士”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一书，以及恽逸群同志发表的文章(注：参见《常州史话》编辑组编写出版的《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以下简称“资料汇编”和本文后面将要介绍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龙华24烈士”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以下简称“史迹选编”，但文中仅列了17位烈士名单。本人于2007年4月13日发表在《常州日报》的《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中介绍了22位烈士姓名和职务，并说明“另有两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这次又查到了一位烈士姓名，因此，“24烈士”现己查到23位烈士姓名，还有一名的姓名不知道。这23位烈士姓名，是本人参考前述17位名单，以及我第一次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时拍摄到的烈士墓上的名单以及其它资料和互联网报道汇成的。
24位烈士姓名如下：
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李求实、恽雨堂、李文(女)、龙大道、欧阳立安、王青士、蔡博真、伍仲文(女)、阿刚、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彭砚耕、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贺林隶、罗石冰、刘争、李云卿。
仍有一位不知姓名。
以下是23位烈士简介：
1、何孟雄：
何孟雄原名正礼，字国正，号坦和，化名刘小山、刘元和、廖慕群、慕纯、陈方，笔名静、之静、江囚、孟翁、梦雄,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9岁起先后就读于本村龙门学校、酃县梅岗高等小学和长沙岳云中学。1916年春在岳云中学就读时，因带头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被校方开除。后陆续到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修业中学、长郡中学听课。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工专机械五班。不久当选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曾代表学校参加长沙学联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1918年夏，与毛泽东、张昆弟等同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9月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之一的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入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1919年5月4日，随北京大学同学前往天安门游行集会，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随后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干事会交际股工作，积极营救被捕同学。6月3日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经各方营救得以出狱。同年底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工读互助活动，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12人开办“俭洁食堂”，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教育指导下，开始逐步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于同年春与缪伯英、邓中夏等一起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同年5月1日，因组织部分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再次被反动军警逮捕，直到5月17日才经李大钊等出面营救获释。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曾赴南口、唐山、长辛店等处了解劳工情况，筹组工人组织，并于12月发表长篇论文《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对中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1921年3月，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上当选为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4月，在赴俄途中于满洲里被捕，第三次入狱。6月，经北京大学保释出狱。回京后于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与缪伯英结婚。同年秋至1922年，先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工人周刊》编委、主编，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股主任等职，并曾列席参加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一面积极从事北方共产主义运动，一面大力推进工人运动。先后创办了京绥南口工人夜校和张家口工人夜校，领导成立了以保护京绥路权为宗旨的“京绥铁路同人总会”，积极领导京绥路广大工人和职员开展爱国护路斗争和由此引发的京汉路、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1922年10月，又组织发动张家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各校学生集会，带领与会学生与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并积极组织追悼死难烈士等活动。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全力从事北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协助李大钊筹建北京国民党组织。
1924年，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不久又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助理，领导开展了北京地区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国民革命运动。年底和缪伯英一道离京回长沙养病。1925年4月，重返北京，随即赴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被聘为总工会秘书。1926年，任中共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1927年春，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7月中旬，积极支持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集中我党全部武装力量，采取行动推翻汪精卫、唐生智，保卫武汉革命政权的倡议。月底，奉调江苏、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协助省委制定了第一次农民暴动计划，并赴淮安、淮阴一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组织农民暴动。12月，任中共淮阴县委书记。
1928年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针对年初淮安横沟寺农民暴动失败的情况，起草并主持下达了《关于淮安北乡农民暴动的批评和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使江苏农民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0月，在省委常委中分工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兼任农委书记。此后，由于在对革命形势分析和党的战略策略部署等问题上与党中央负责人发生重大分歧，遭到错误打击，中共江苏省委亦被解散后重新组建。此后，先后被调任中共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
1929年11月，在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9月，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并停止工作。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多次向党递交政治意见书。12月，经党中央决议予以平反，但随即又遭到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与林育南等联名发表《告同志书》，旗帜鲜明地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中山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因禁于龙华监狱。
以上选自《中国共青团网站》。
新华网北京2006年3月11日电：“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首诗是为纪念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24位革命烈士而写的。在这24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何孟雄”。文中也简要介绍了他的简历。
据有关史料记载，1925年6月25日，缪伯英在长沙生下儿子何重九。时值何孟雄远在北京，李大钊又去了苏联，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上，婴儿只好交由母亲照料。
1928年3月20日，她在上海生下女儿何小英。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而辞世。
1931年何孟雄被捕次日，何重九、何小英也被关进监狱，一年后被送进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上海，两个小孩在战乱中失散，后经党组织多方寻找，一直毫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2、林育南：
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我国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者之一。 (注：参见“史迹选编”第42至49页)。
1915年，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17年10月，加入恽代英创建的革命团体“互助社”。1918年5月，积极参加武汉学生反对北洋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3月，与同学胡业裕等在中华大学发起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半月刊。“五四”运动爆发，与恽代英、陈潭秋等组织和领导武汉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同年6月，受武汉学联的委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不久，回到家乡，在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1920年春，与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同年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常去北京大学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起研讨马克思学说。1921年7月，与恽代英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发起组织“共存社”。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与其他同志领导汉阳钢铁厂大罢工，并筹建起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任该会秘书主任。同年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再度举行罢工，他草拟《告国人书》等罢工文告，并亲自指挥罢工斗争。发动武汉各工团组织“粤汉罢工后援会”，声援罢工工人。同年10月，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与施洋创办该会机关报《真报》。1923年参加组织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后，被军阀悬赏通缉。他编写了《二七工仇》，翔实记述了“二七”罢工英雄史实，讴歌“二七”烈士的革命精神。并以《真报》的名义发表宣言，控诉吴佩孚、肖耀南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同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1924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干事。同年5月，又遭反动当局通缉，前往上海，参加编辑《中国青年》。不久，返汉，任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继续开展青年工作。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在上海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5月，出席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奉命回汉，与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一起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任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被选为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宣传员训练班，设立“工农通讯社”，出版《工人导报》、《工人画报》等。同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并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与黄松龄、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长江》，继续宣传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尔后，积极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1928年春，调到上海，先后担任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注：以上选自网文。
3、李求实：
原名李伟森，1903年生，湖北武昌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恽代英、林育南带领下，1919年共同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利群书社”，后随恽代英前往黄陂正谊小学、萍乡煤矿工人子弟小学、四川泸州中学等教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1923年曾参加“二七”大罢工。1924年由团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总代表。1925年回国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杂志。1927年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在此期间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长期来，李求实从事青年工作，文化宣传工作，曾在《少年先锋》、《中国青年》、《北新》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并在党内明确表示过自己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立场，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
注：参见“史迹选编”第50至52页。
4、恽雨堂：
1902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镇一个贫农家庭(注：土改时定的贫农)，排行老二，我岳父恽礼堂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恽玉堂烈士。父母早亡，经济困难，均未成年就各谋生路。我岳父去看庙宇为生，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因两个弟弟都参加革命而回来守家，解放后于1966年去世，去世时为县政协委员。小叔父恽玉堂到商务印书馆当童工，1927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常委和组织部长等职，后参加新四军任游击队长，于1941年在日寇清乡时的枪战中中弹牺牲，现常州地区竹林庵烈士陵园有他的事迹介绍。大叔父恽雨堂1902年8月生，参加革命后，恽雨堂撰写文章的笔名叫洛生，被捕后在狱中的化名叫胡迪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俄文名字叫米留丁。全家靠耕种六七亩地和经营一个小竹器店维持生活。9岁时恽雨堂进国民小学读书，读到初小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家中无力供养而辍学，后经他的老师韩佩兰介绍到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做学徒，张裕昌的龙缸皮蛋颇负盛名，恽雨棠名义上是学手艺，其实是老板家里的杂役工，而且他的收入也只够自己糊口的。翌年，恽雨棠离开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到安徽芜湖中兴打蛋厂做工。恽雨棠16岁时，因母亲病故，他回到家乡，自己开了一爿新华酒店，他自制甜白酒出售。后来，他从亲戚王光业处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招工的消息后，就将小酒店出盘给一位街坊，启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应考。1919年9月，恽雨棠经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练习生，后来被分配到订书柜工作。“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反帝爱国热情，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投身变革社会的潮流。后来，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他在党的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1923年，经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恽雨堂的入党时间，都是根据解放初任华东局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的恽逸群同志在《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一书中所著《恽雨堂烈士传略》一文，文中介绍说：恽逸群1926年入党，1925年相识恽雨堂，证明恽雨堂于1922年或1923年入党;但在文中最后说知道恽雨堂是较老的共产党员，他究竟哪一年入党，我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不会后于1924年。所以，现所见文献，恽雨堂入党时间有1922、1923、1924年三个版本。现龙华烈士陵园估计是选其中即1923年。我根据恽逸群在文中介绍“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震动全国，就是恽雨堂领导的。当时，……商务印书馆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主持者颇多著名人士。对管理职工，有各种福利，平素以公平合理自命，社会上也认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待遇较其它行业和单位优厚。等读到《罢工宣言》，才知道所谓‘优厚待遇’实质就是资本家可以多剥削职工劳动创造的财富。这篇当时烩炙人口，后来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史上重要文献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就出自19岁的恽雨堂之手”。根据这一史实，就是我在《二十四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推断恽雨堂于1922年入党的依据)。恽雨堂入党后积极工作，于1924年和董亦湘两人介绍同所的陈云(注：参见《陈云传》第14页)、薛兆圣等入党，参加“五卅”运动和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并为这次罢工起草了《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公开宣传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了工人斗争求解放的自觉性，成了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此讲一件事：《陈云传》一书12至17页，把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称为第一次罢工，并由他领导……。这是否又是一起“换头术”闹剧?)。1925年恽雨堂被派往黄浦军官学校学习;1926至1928年先后两次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第一次去学习，第二次去任翻译;1928年下半年回国，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行部主任，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并先后在《小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柴霍甫的革命性》、《苏联文艺概论》等译文。1930年6月，恽雨堂调任上海市工联(赤色工会)市政总工会主席，兼黄包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为同工人打成一片，他亲自拉黄包车;不久又调到国民党统治中心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即我党南京市第二任书记)。同时期党中央正指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攻打湖南长沙和江西南昌，为配合湘、赣的武装斗争，要求南京地下党发动暴动以牵扯敌人。因此为加强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中央从上海、武汉调部分干部支援南京地下党的工作。而当时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国民党的《民生报》用大幅标题声称：“昨枪决共党二十名图在‘首都’暴动响应湘赣‘共匪’”，并称：“共产党拟在‘首都’阴谋暴动，希图响应湘赣‘共匪’，并由沪、汉派来共党多名，到京参加主持等情。……已判死刑之任雪涛等二十名，业于今日下午三时，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以上所述即指1930年8月18日下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二十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包括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任雪涛同志和中共南京市北区区委委员谭藉安同志。这次南京地下党的暴动失败了，同时攻打长沙和南昌也遭失败。后来毛主席在谈到李立三“发动大中城市暴动、攻打中心城市”这一“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打长沙失败了，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立三路线’，并避免了可能成为灾难性的对武汉的进攻。”刚到南京任我党市委书记的恽雨堂面临的就是立山极“左”路线，使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注：主要参见恽逸群同志发表在“资料汇编”《恽雨堂烈士传略》和给我岳父家写的证明信以及“资料汇编”中其它相关文章)。
上海《龙华24烈士》纪念馆展岀了关于恽雨堂很多史料，现摘录如下：
恽雨堂负责起草了《职工会宣言》和《罢工宣言》，8月23日《申报》转载了远东通讯社播发的《职工会宣言》全文，《职工会宣言》把在贫困厄运中挣扎的工人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工作之苦”实非笔墨所能描写，“工时之长”非一般人能意料，……在先进的欧美果然是沒有的。
“临危受命”：南京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中心，1930年7月至10月3个月间，南京城210个(中共)党员中被捕的就有100余人，被害者近百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恽雨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争求他的意见时，他欣然同意，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他妻子(李文)正住院分娩，他毅然离开分娩的妻子奔赴南京，着手恢复南京地下党组织。……当有人问他妻子为何未来南京?他说李文愿意同来南京工作，……但自己抱着一人牺牲的决心，而不连累她，恽雨堂在这种情况下，全力扑在党的工作上，及时恢复了多处南京党团组织。1931年，对南京市委领导，在极为复杂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工作很有成效。江苏省委给予了肯定(注：因摄像机录下的这段文字较模糊，有的地方看不清，但同原意不会有原则出入)。
“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恽雨堂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支持者，他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无产阶级作品的事业，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俄国契诃夫著的《柴霍甫的革命性》一文，发表在1929年12月号《小说月刊》上，该刊还在1930年1月号和2月号连载他的译文《苏俄文艺概论》。恽雨堂译文附记中阐明了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即工农大众对于俄国大革命前后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时期之革命文学，得一个系统的了解”，“无产阶级应有其自己阶级的文学，在目下的中国文台上，大约己没有人敢于否认或反对了吧。则这一本小册子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并非没有意义的”。“恽雨堂的这些无产阶级作品，为推动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以上选自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其中《职工会宣言》和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文章都有遗物展出。
5、李文：
李文，原名李萱，又名文婉，也是江苏武进人，1910年生，1927在常州芳晖女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开除。她回到家乡湟里镇，先后发动和组织女缝纫工罢工，为妇女职工争取合法权利，这在当地属首次女工罢工运动;同时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工作。1929年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海市市政工会机要秘书。经薛兆圣介绍，同年和恽雨堂结婚，于第二年生一女孩。(参见“资料汇编”：恽逸群《李文烈士传略》)。
李文自幼活泼机灵，不仅才貌岀众，而且气质非凡。因此，父母对她格外痛爱。她七岁入学，后入县城(今常州市)芳辉女中读书。中学期间李文成长很快，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藉，拓宽自身的知识，还作文写诗表达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在目睹了富人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她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缺衣乏食的佃农，终年辛勤劳动;被剥削的工人，日夜在机旁奋勇;田野里哀鸣处处……”。中学时的李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和进步同学经常不顾宿监的严格控制，外岀贴标语、搞文娱活动，宣传反对封建思想、欢迎北伐军。
“在斗争中成长”：1927年秋，李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思想进步，同情穷人，看到家乡富人田达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认为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消灭剥削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穷人才能得到解放。为此，她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支持贫苦百姓。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共地下组织以小园窠村为核心，在湟里周围组织农民协会，李文冒着风雨和同志们一起开会，直到午夜有时到凌晨才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她总说：我们做的是正经事，走的是正直路。1928年夏收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召开各地农协联席会议，要求以“二五减租”为名，从1927年春北伐军到达江南之日起，停交当年夏租。土豪劣绅非常恐慌，纠集城乡反动势力大肆镇压农民和进步群众。李文却不害怕，她奋勇抗争，并在斗争中锻练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革命忍痛割爱”：1930年，恽雨堂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之前，李文在上海新闸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德医院分娩，生下一个女孩。由于恽雨堂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遭王明迫害，被撤职，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夫妇失业，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忍痛将刚生下的女儿送进了育婴堂。之后，李文利用产后短暂时间，回家乡探望双亲，母亲思女心切，要求她回乡工作。但李文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同时，也怕母亲伤心，隐瞒了把孩子送孤儿院的事，只说在沪很好，要父母保重，匆匆离开家乡回上海工作。
注：以上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均参见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材料和互联网报导。
6、龙大道：
龙大道生于1901年，侗族(注：是24烈士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和经济斗争部部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赴武汉，与刘少奇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被汪精卫集团下令逮捕，后来胜利越狱。1928年在浙江省委工作，并代理省委书记一职。1929年辗转于安徽、江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龙华烈士龙大道三坐牢房志更强
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
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个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侗族职业革命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铸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
当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有1000余团体，60000人众。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龙大道说：“去年，我们上海人民掀起了规模巨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等反帝要求，给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以重大打击。因此，这次运动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最残酷镇压。但是，从今日到会群众之如此热烈，可见人心未死灭。说明我们上海各界群众决心继承烈士之志，去谋取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大会结束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如倒海翻江的怒潮，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冲进租界，直奔南京路，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不少市民、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始而惊慌失措，接着进行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道带领满腔怒火的群众就地拾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共有70000余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时候，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同志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
一天，龙大道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可是，不管怎么说，大道仍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中间去。同志们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便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
龙大道略作化装，换上工人服，便出门而去。当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生活所迫，正一批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急忙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
正当这时候，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躲避不及而被逮捕。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与发行所的工人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也不明就里，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后就积极主持营救。第二天，大道被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他在公廨上矢口否定。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法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后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从此以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之后，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他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不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来临之前，龙大道和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197名最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蒋介石“清党”委员会列入“先行看管，制止其活动”的黑名单中。“四·一二”反革命屠杀后，龙大道和上海其他20名“首要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每人悬赏一千元大洋予以通缉。
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之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四·一二”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会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育南及湖北省委领导向警予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
8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出门前他手拿一只药瓶只对妻子金翊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不要等他回家吃饭了。但到了晚上，武汉三镇已是万家灯火。灯火映照着绵绵的阴雨，发出朦胱的昏光。金翊群依着门框，望眼欲穿盼望丈夫的归来……但整整等了一夜，大道终究不回来。
原来这一天，大道过江后刚在汉阳一家茶馆与一个化装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武昌司门口国民党设立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的监狱里。
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警予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不易下手，致使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
一天，一场严酷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一只血迹斑斑的老虎凳在强烈的灯光反照下，发出令人颤抖的寒光。
敌人将龙大道推进审讯室。一个身材矮胖的监狱军法官朝他点头一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是大共产党，我很佩服，想跟你交个朋友，但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龙大道很沉着：“法官先生，你错了，我不是共产党，我是金甲祥，在汉阳鹦鹉洲做木商买卖!”
“混蛋，胡说!你骗不了我，你是共产党!”军法官掩盖不了他的凶残，狂暴地吼了起来。
“既然你知道我是共产党，不是金甲祥，那何必问我?”龙大道反诘相奚。
“你，你……再不招来，我就动刑了!”军法官恼羞成怒。
龙大道仍十分冷静地重复：“我是叫金甲祥，做木商买卖的……”
军法官指着眼前那只被鲜血染得发黑的老虎凳，暴跳如雷地命令:“快快用刑!”
几条满脸横肉的大汉如狼扑食，狠狠抓起龙大道往老虎凳上一摁。用皮带将全身扎紧，拿着大砖头往脚下一插，再用锤子敲打进去，皮带“吱吱”着响，龙大道只觉浑身一散架，脑袋一轰鸣，眼前昏黑，便晕眩过去……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潮湿昏暗的囚室里。同室的难友过来看着他，见他遍体鳞伤，纷纷谴责敌人的淫威暴行。
几天后，向警予又亲自安排金翊群到监狱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织。可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便回答道：“都好!”接着他安慰鼓励妻子说：“闹革命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有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便化名金甲祥，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木商，看来问题不大……”
听到这里，金翊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她才认真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叫她看了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后，金翊群才向丈夫转告了向警予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
大道听到了向大姐的指示，心情十分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盈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他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要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
向警予知道龙大道在狱中十分坚强优秀后，心里非常感奋和自豪。她决心以更为有力的手段营救自己的战友早日出狱。终于，越狱的机会来到了，时逢桂系李宗仁与武汉的唐生智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敌人内部出现裂缝后，看管就放松了。向警予立即派地下交通员秘密与龙大道等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纲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凿墙打洞，一到白天就用身体挡住，不叫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10月底，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终于越狱成功。
刘少奇、向警予等领导都很关切地来看望慰问他，并叫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工作。
这时的龙大道身体还很虚弱。因为在监狱里，敌人把他和十来个难友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叫人敝得透不过气。而且一天只给他们吃两碗粗米饭和几根臭咸菜。睡的是潮湿发霉的地板，室内空气非常污浊，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天长日久的折磨，大道生了一身烂疥疮，脓血粘满衣服，四肢稍为一动，就疼痛穿心。但敌人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出狱后虽然他还伤痕累累，体质虚弱，但他却兴奋而坚决地对两位领导和战友说：“铁窗风味，确实不好受啊，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为了解放全人类，吃这些苦算不了什么。这是给我一次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胜利。敌人强迫我休息九十多天了，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我在坐牢这段时间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少奇和向警予也赞叹不已。
龙大道出狱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任龙大道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5月初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龙大道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目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龙英尔说：“后来母亲告诉我们，我和哥哥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哥哥出生在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父亲就为其取名支雯。支字四划，雯字十二划，意喻不忘牺牲志士，牢记四一二血海深仇。我出生后，父亲为我取名英尔，取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首尾两字，意喻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注：以上参见媒体介绍“龙大道烈士网上纪念馆”等材料。
7、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是2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914年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早在1925年，他在长沙修业学校念高中时，就积极参加演文明戏，宣传民族英雄黄兴、蔡锷的爱国思想等活动。1926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叶挺独立团占领了长沙，北伐军进城了，十二岁的欧阳立安积极参加了儿童纠察队，担任儿童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带着红袖章，腰间扎着皮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经常带着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张贴、散发传单，禁止赌博，募捐救济灾民。在欢迎北伐军进城的民众大会上，他做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因人小个子矮，只好站在小凳子上讲话，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1927年，经党组织安排，立安随母亲离开长沙去武汉，由于他胆大机灵，担任了汉阳县委的小交通员，肩负着传送党的机密刊物《大江报》的重任。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赞道:“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知道。当时环境恶劣，编报、印报、发报都是单线，这孩子就秘密替我们传送，勇敢机警，常常骗过敌人，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1928年立安随母亲来到上海，由同乡介绍到申新五厂当童工。当时上海纱厂工人一天做工12小时，资本家欺榨工人的手段十分毒辣，规定吃饭不许关车，工人们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一天晌午，立安正在吃饭，工头窜来差使他去买香烟。立安沉着地说:“等会儿，你没见我在吃饭?”工头火了，拖着立安说:“小瘪三，你还敢顶嘴，罚你四角钱。”立安见他那副丑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爽朗地说:“你去罚吧，阿拉(我)不做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厂门。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将他带到区委，担任小交通员。他经常奔跑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的纱厂和烟厂之间传递文件，散发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宣传工人为什么深受压迫，为什么要起来罢工等革命道理，并提出不许打骂工人，必须优待童工、女工等口号。立安把这些传单带进工厂散发，他把传单揉成纸团塞进粗纱筒子里，工人们使用纱筒时发现眼子不通，用力一甩便可取出。传单在工人中秘密相互传阅，知道党组织就在身边，指导着自己的斗争。1929年，立安15岁，经何孟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接着被调往沪东区担任共青团区委委员并负责儿童团工作。他奔波于各大工厂，传达指示，布置工作。一次到浦东一家纱厂开会，因为发高烧，突然晕倒了，工人们把他藏在一架停用了的机器下面，上面盖满纱头，这样才瞒过了工头的眼睛。晚上，他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排练节目，自己在黑色学生装里塞上烂棉花，装成大肚皮资本家参加演出。他还自编歌谣:“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什么人坐在洋楼上哈哈笑，什么人看门来把守，什么人为工人来奋斗?天下洋楼我工人造，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国民党看门来把守，共产党为工人来奋斗!”他用文艺娱乐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1930年“五一”劳动节，立安带领500名童工参加沪东区委在华德路跑狗场(现杨浦区劳动广场)举行的纪念集会准备游行。事前，他把一面红旗用纸包好，交给妹妹欧阳东纹，嘱咐说“你找把竹竿子带着，等队伍排好后，我一摆手，你就把旗子扯起来。临出发，又掏出一张大饼，吩咐妹妹“万一出了事，你就装成看热闹的，在旁边吃大饼……”。那天，他站在台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教大家唱自己编写的“劳动儿童团歌”。
冲、冲、冲，
我们是劳动儿童团。
不怕敌人刀和枪，
不怕坐牢和牺牲，
杀开一条血路，
冲、冲、冲!
这首歌是立安为这次集会游行而编的。但是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房就开车来抓人了。立安立即指挥童工们就地疏散，自己装作卖犁膏糖的小贩，在童工们的掩护下，机警地跑掉了。不久，立安加入了共产党。8月，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的青工代表，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团长刘少奇指定立安帮助女工黄菊英准备大会发言稿。会后，代表们都夸奖立安，他却谦虚地说:“我呀，还差得远哩!，”接着他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议。回国后，党组织安排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儿童局负责人，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一个16岁的少年，为党的事业挑起了大梁。
1931年1月7日，立安按照组织上的通知，来到天津路中山旅社6号房间，参加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遭反动派逮捕。在狱中，他表现得非常坚强，斗争十分英勇。在一次审讯中，敌人问他:“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当土匪!”立安用鄙夷的目光扫视审讯人说:“我没有做过土匪，象你们这样帮助帝国主义喝中国人民的血，啃自己人的骨头，这才叫土匪王八蛋。”接着又义正辞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正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在囚室里，他坦然地对难友说:“我已作牺牲的准备。革命就要不怕死，怕死还干什么革命!”4月7日立安与何孟雄等同志被押赴刑场。立安和同志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成功万岁!”呼声中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了，欧阳立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0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嘱咐上海市人民政府给立安母亲陶承写信，赞扬说:“欧阳立安等同志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上海及全国人民心中。由于烈士们的热血，换来了今天全民族解放的辉煌胜利，奠定了人民革命政权的牢固基础，烈士们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欧阳立安从儿童团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短暂一生，为我们儿童少年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以上资料来源根据互联网报道有位同志根据以下资料写的文章:
1、《上海英烈传》第一卷
2、《上海党的生活》1981年第一辑
3、《我的一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4、《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辑》
5、胡鋆鹤访问记录
8、王青士：
王青士(1906—1931)，原名王之绾，化名王青石、汪秋实。霍邱县城关人。13岁离家去北平求学，先在北平美术研究会学习。1923年入北平俄文法政学校，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次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回霍邱城关与他人合办“开明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退出国民党。同年秋由王冶秋、李何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与李何林、李力果、戴铸久、王冶秋等参加中共霍邱县委组织的文字暴动，一夜间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杀死贪官污吏”、“拥护朱毛”等标语广贴霍邱城乡，为避国民党当局通缉，决定与李何林等去上海，由于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便转赴北平，经“未名社”同乡介绍，参加了“未名社”工作。当时“未名社”在北平景山东街四十号有一售书处.青士公开身份是书店的店员，和李何林一起分工印刷、校对和出售从上海各书店、出版社交换来的进步书刊。青士擅长绘画，常为“未名社”出版的新书画广告和设计图书封面。其中一些封面受到鲁迅先生赞赏。为扩大“未名社”的影响，将售书室改为开架，供顾客随便阅读，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也给“未名社”增添了生机。这一期间，他还担负着沙滩共青团支部工作，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利用店员身份先后保释十几名被捕的革命同志。离开“未名社”后，先后在北平、山西、山东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冬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1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等职。
注：以上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9、蔡博真：
蔡博真岀生年月不详，汉族，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10、伍仲文：
伍仲文，1903年生，原名伍杏仙，广东南海人。早年她就追求进步，敢于冲破封建习俗的束缚，到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校期间，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经常走上街头，演剧、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半工半读，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1929年先后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1931年1月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她常说：“列宁、斯大林坐过不少次牢，被放逐过，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
注：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11、阿刚：
阿刚1908年生，原名段楠，湖南酃县人。北京大学预科班学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酃县西区区委常委和西区游击队第三路指挥。参与领导酃县三月暴动。1929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沪中、沪东区委及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
注：参见互联网报导
12、费达夫：
化名费德甫，上海市人，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0年任沪东区工联主任。
费达夫1907年诞生于杨树浦韬朋路(今通北路)98号，在家排行第二，很小就与弟弟一起在八埭头读私塾，后考入聂中丞华童公学(今市东中学)求学。他受进步老师的教育，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学生会领导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四所工部局学校的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布罢课，参加全沪学生总会，费达夫积极动员全校90%的学生参加罢课，到南京路去游行，发传单，搞义演活动，历时一个月。1926年，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任沪东区工会联合会主任，经常深入到怡和纱厂等工厂从事工人运动。
注：参见中华费氏网
13、汤士伦：
汤士伦，江苏如臬人，中共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牺牲时年仅24岁。
14、汤士佺：
汤士佺(同王士伦是同胞兄弟)，江苏如臬人，中共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牺牲时年仅29岁。
15、彭砚耕：
2011年7月22日报导，彭砚耕(又名刘后春)烈士后代专程从湖南来我园祭扫，他们是第一次来上海祭拜先辈。在陵园龙华二十四烈士墓碑前他们为亲人献上鲜花，随后又来到彭砚耕烈士的牺牲地祭拜亲人。接着他们又来到龙华烈士纪念馆，看了展览“丹心碧血为人民”。
彭砚耕烈士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五卅运动。曾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任上海总工会秘书。
16、柔石：
柔石1902年生,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复，门前曾有一块小石桥，上镌“金桥柔石”，所以就曾以“柔石”、“金桥”为笔名。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
在宁海城关北面建有以烈士命名的宁海最大的公园——柔石公园,在离故居百米的地方有以烈士命名的学校——柔石中学。
柔石1918年入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加入新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18岁的柔石遵父母之命，与长他两岁的同乡吴素瑛完婚。婚后他们育有两子一女，后来长子赵帝江、次子赵德鲲和女儿赵小薇皆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1924年春在浙江慈溪县城普迪小学任教。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1926年春因生活无法维持离京南下。至秋到浙江镇海县镇海中学任教。1927年回到家乡宁海中学任教。1928年初，在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支持下，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1928年6月在上海，结识鲁迅，并得到帮助发起成立“朝花社”，创办《朝花周刊》。1929年1月，接《语丝》的编校任务。不久，与鲁迅合编《近代木刻选集(1)(2)》等，并出版合译作品集《奇剑及其它》、《在沙漠上》等。11月创作并出版小说代表作《二月》，同时积极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1930年参与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后成“左联”机关刊物)编辑工作，并创作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控诉封建社会。同年春天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及左联，并任左联常务委员。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代表左联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撰写长篇通讯《一个伟大的形象》。柔石一生共留下55万字的创作作品和63万字的译作。2002年9月10日，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柔石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中推出“柔石百年诞辰文物展”。
柔石故居坐落在浙江宁海城关西门,"柔石故居"四个字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1960年1月题写的。
鲁迅也十分欣赏柔石，他说：“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青春的活力。”
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根据左联作家柔石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于2004年为纪念作家柔石先生诞辰100周年而特别制作的。此前本片已在2005年第17届法国兰斯国际电视节上获最佳音乐奖，在2004年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得星光奖最佳影片奖，2004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获“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奖。
影片《早春二月》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谢铁骊。1983年荣获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异数"!十七年故事片巅峰之作!
丁景唐介绍：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和其他十八位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或活埋之后，鲁迅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戮革命战士，悼念烈士的光辉事迹以激励人民群众继承烈士们的战斗任务，对反动派进行斗争，曾先后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鲁迅和柔石又有着深厚的友谊。鲁迅在《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都提及柔石翻译过《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记述了他和柔石合作，创办朝花社，编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和《艺苑朝华》，亏损很大，欠了一笔债，于是柔石就拚命的译书，将《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卖给商务印书馆以便还清债务。鲁迅在文章中以为这两部译稿，已被"一·二八"的兵火烧掉了。
根据鲁迅的设想，二十多年来大家也都以为柔石这两部译稿早巳被毁，未曾出版。今年夏天，我们为了编辑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研究资料，多方设法收集左联五烈士的著译，查阅了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和《万有文库》书目，查得有金桥、淡秋合译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赵璜翻译的高尔基《颓废》(即《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我们就怀疑这两部译稿有可能为柔石同志所译。于是就又查对柔石在《朝花旬刊》、《北新》半月刊、《奔流》和《东方杂志》上翻译的丹麦短篇小说，二者译文完全相同，证实确系柔石同志的译作。后来又写信给柔石同志的战友林淡秋同志，完全证实《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颓废》为柔石所译。
《丹麦短篇小说集》中共收有丹麦作家安徒生等十五位、作品十七篇。文章之前有原编者Hanna AatrupLarsen的序，后附译者编写的《作家生卒年表》。金桥的译文十一篇，淡秋的译文六篇。金桥所译的十一篇为：
S.S.Blicher：《凡尔培的牧师》
M.A.Goldschmidt：《亚伏洛姆契·奈丁甘尔》
J.P.Jacodsen：《芳斯夫人》
S.Schandorph：《斯得纳做了农民的妻》
H.Drachmann：《教堂中的船》
Herman Bang：《在罗森般公园内》
A.Wied：《大小孩》
K.Larsen：《农人》
Johan Skjoldborg：《潘·海华的夏日》
J.V.Jensen：《安和她底牝牛》
J.V.Jensen：《失去的森林》
《丹麦短篇小说集》曾列为朝花社《北欧文艺丛书》之四，早在1929年4月朝花社编印出版的《奇剑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韵版权页后即刊登了预告。但这本书随着朝花社的亏损结束而流产。后来收集在《丹麦短篇小说集》中的十一篇译文都分别在《朝花旬刊》等刊物上发表过。按照刊物上发表先后的次序为：
《在罗森般公园内》
1929年2月28日《朝花周刊》第九期
《农人》
1929年4月23日《语丝》第五卷第七期
《大小孩》
1929年4月25日《朝花周刊》第十七期
《凡尔培的牧师》
1929年6月10日、17日、24日《语丝》第五卷第十四、十五、十六期
《安和她底牝牛》
1929年7月20日《奔流》第二卷第三期
《教堂中的船》
1929年9月1日《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失去的森林》
1929年11月《奔流》第二卷第五期
《芳斯夫人》
1930年6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斯得纳做了农民的妻》
1930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十三期
《亚伏洛姆契·奈丁甘尔》和《潘·海华的夏日》没有在报刊上找到，可能是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把这些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译文和《丹麦短篇小说集》对校，完全相同，只有个别的文句曾有修改。由此可以确切地证明鲁迅认为已经被"一·二八"炮火烧毁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却是出版了的。但是由于出版者惧怕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敢出版柔石烈士的译作，不得不设法改姓换名，不仅柔石在生前未曾见到，而且直压到鲁迅逝世后半年，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才列为《万有文库》第二集内分上下两集出版。《丹麦短篇小说集》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种合集本，列为《世界文学名著》本之一，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
《颓废》即鲁迅在《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及的柔石翻译的高尔基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这本译稿也是柔石同志在生前译好，为了还清朝花社亏损的债务卖给商务印书馆的。《颓废》是柔石同志在一九三O年译竣。那时他正忙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从事革命的文艺运动，在紧张繁忙的工作间隙挤时间翻译的。据林淡秋同志的回忆，柔石同志的翻译态度非常认真负责，下了一番苦功才将高尔基的《颓废》译竣，并且将译文请友人校阅，当友人指出译文的错误以后，他又虚心地按照友人的指点，将译得不够妥贴的地方，一句一句地校正重译：
"正因为如此，他翻译作品就非常吃力。他的外国语程度较差，又不肯马虎，就觉得很吃力，有时吃力得比创作还难下笔，他说创作有较大自由，可以随意选择字句，翻译就没有这样自由了，要受原文后边的形象和概念的严格限制，有时想不出适当的用语，真是苦透了。但他最初还有自信，虽然吃力，还可以做。到了高尔基的《没落》译稿被一个朋友校出许多错误之后，他一边照着朋友的指点，一句一句改正，同时也失掉原来那点自信了。他亲口对我说，他以后决不再译书了，因为外国语太差。他以后的确没有译过书，他对原作者和读者是那样的负责。"(引自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出版的《文萃》周刊第二卷第十八期：《忆柔石二纪念柔石遇难十六周年》)
《颓废》是柔石同志最后的一个译本，它和另一本卢那卡尔斯基的剧本《浮士德与城》同在一九三O年翻译的，但《浮土德与城》被鲁迅编入《现代文艺丛书》之一，在当年的九月间就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而《颓废》和《丹麦短篇小说集》都在一九三O年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但直到柔石同志牺牲了几年之后才改名出版。甚至这两本书的出版，连柔石同志的许多战友都不知道。因此，大家都深信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记载，以为这两部译稿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中"已被兵火烧掉了"。
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系高尔基一九二五年完成的一部巨著，它描写了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兴替的历史，和一九二七年写竣的另一部卷帙繁多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又名《四十年》)描写俄国知识阶级兴替的历史巨著，同属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所写的两部长篇小说。柔石同志是最早将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柔石同志原译作《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1934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颓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但因译稿在商务印书馆搁了几年，所以出版反而在陈小航译本《没落》(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之后，1934年3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上两种译本都是由英文转译的，以后又陆续有了三种译本：树华译的《阿路塔毛奥甫家的事情》(1937年1月天津生活知识社出版)和耿济之译的《家事》(1940年1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1950年3月--一1953年6月又有上杂出版社的重印本)都由俄文译出，194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有汝龙从英译本转译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出版(195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之一，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兴起、衰落和灭亡，深刻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兴起、繁荣与灭亡的过程。高尔基的笔，象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的血腥本质，描画出一长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史画。
柔石同志从介绍丹麦短篇小说进而翻译了高尔基的长篇巨著，正反映了柔石同志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已从一般的对文艺的爱好，进而掌握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飞跃的进程。他的译文和他的创作一样，都是留给我们可纪念的遗产。
一九五九年九月
注：
①金桥是柔石同志的另一个笔名。柔石同志曾用金桥的笔名在《朝花旬刊》上写过诗，如1929年9月1日第十期即有金桥的诗：《遐思》(1929年7月作)，1929年9月21日第十二期有金桥的诗：《晚歌》。
② 《柔石小传》中作《阿尔泰英诺夫氏之事业》。
③ 林淡秋同志在《忆柔石--纪念柔石遇难十六周年》中提及的《没落》，即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颓废》。
④ 这个译本以后曾重版，译者署名为贺非，又改为罗稷南。
⑤1947年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罗果夫、戈宝权合编的《1947年高尔基研究年刊》中《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错作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7、胡也频：
胡也频1903年5月生，原名胡崇轩，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福州的一个戏剧世家。1908年入私塾上学，1914年进外国教会开办的崇德小学。爱好文艺，喜爱演戏。因父亲经营的戏馆破产，被迫停学，1918年进一家金铺做学徒。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杰出的革命作家、著名的左联烈士。
民主革命时期，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阅读上海报纸，引起了对外部广大世界的关注和向往。1920年春，因不堪忍受铺主的欺凌，愤然逃往上海，进浦东中学就学。1921年到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学习机械制造。因学校停办，去北京度过了3、4年穷困的流浪生活。
大革命时期，1924年开始创作小说，在《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发表的《雷锋塔倒掉的原因》一文，曾引起鲁迅的关注。1925年与丁玲相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春，与丁玲怀着一种股俄的希望迁居上海，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1929年1月至8月，又创办了《红黑》和《人间》半月刊。当时受到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列宁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上也出现了新的活力。在1929年写作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标志着他的创作正在向革命文学转换。1930年春，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热情支持学生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受到学生们的拥护，但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5月被迫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丰满形象，揭示了革命青年的光明前途。作品发表后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不少进步青年的好评。同年8月加人“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工农通讯委员会主席。1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推选为将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之一。
胡也频在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上均有建树。其小说多反映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农村的愚昧落后，农民的悲惨人生;描绘知识分子的爱情、苦闷与追求。早期小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牺牲前创作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充满革命热情，标志着其创作的新发展。
注：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18、殷夫：
殷夫1910年生，浙江象山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本名徐孝杰，字柏庭，学名徐祖华，在他短暂的五六年写作生涯中，所使用的笔名除殷夫外，还有白莽、徐白、殷孚和徐文雄等。
殷夫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1920年秋他考入象山县高等小学;1923年进入上海民立中学，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1926年7月转入浦东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被捕关押3个月;1927年秋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2月重返上海，从事共青团和工运工作，同年7月因组织上海丝厂工人罢工第三次遭捕，出狱后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
诗坛骄子 胜似翻译家：
殷夫虽不是职业翻译家，却胜似翻译家。他的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精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诗作《自由与爱情》，于1929年被这位“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翻译了过来。
《自由与爱情》有两个中译本：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匈牙利语翻译家兴万生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殷夫译)。
兴万生译文“忠实”原作。而殷夫的译文是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追求自由的不羁的灵魂。殷夫译此诗有着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个人情感和思想在内，他的诗作是用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他的精神熔铸而成。他的诗作具有了生动鲜明的形象和更高的艺术价值。
鲁迅先生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愤地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殷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他本姓徐，谱名孝杰，小名柏庭，读书时先后用过徐祖华、徐白、徐文雄(字之白)等学名，笔名有任夫、殷夫、白莽、殷孚、沙菲、沙洛及Lven等，殷夫则是他较为普通的笔名。
六月十一日(清宣统二年端午节)，殷夫出生在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即今大徐乡大徐村)，故居坐落在村南“沙朴树下”。父亲徐孔甫是个农民，识一些字，无师自通，会一点医道，擅长妇科、麻疹等，后来是乡间比较有名的土医生。母亲钱月嫦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农家妇女。她对殷夫特别关心，后来知道殷夫参加革命，也未加阻拦，只是经常叮嘱说：“柏庭，你要小心呢!”殷夫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徐培根、三哥徐文达在殷夫参加革命前后，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校级军官。他们(特别是徐培根)总是企图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殷夫，但殷夫却毅然决然地摆脱了他们的羁绊，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殷夫从小就受到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很早就教他认方块字、背诵古体诗。大约在六、七岁时，入大徐村徐姓义塾，读了三、四年“四书五经”与初小课程。一九二O年秋，他是一岁时进丹城就读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当时，县立高小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较大，师生们经常在校内外宣传打倒列强，反对军阀。这使殷夫思想上受到了较深的启迪与教育。
一九二三年秋，殷夫在县立高小毕业，由徐培根接往上海，考入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这时，他开始了新诗创作，今存有组诗《新脚时代的足印》八首。诗中，他流露了对社会的隐隐不满，希望改变现状，但还不知道如何去寻求希望。因此，他沉吟：
“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
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
如鬼火般的飘忽又轻浮，
引逗人类走向坟墓。”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民立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三罢”斗争，使殷夫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五卅”运动后期，他一度回乡，在丹城和大徐家中认真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和理论著作，并参加过象山旅甬进步学生组成的革命团体“新蚶社”的活动，还在该社举办的《新蚶》小报上发表过抨击封建礼教的新诗。同年九月，他仍会民立中学，读完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及初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于一九二六年夏初中毕业。同年秋，他考入上海浦东中学，越级插班就读“高三级”课程。其时，浦东一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小，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在浦东中学，殷夫进一步接触了革命，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殷夫因一个广西籍同学“獐头小人”的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囚禁三月，险被枪决，后由徐培根托人保出。这次逮捕，对刚刚踏上革命征程的殷夫，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在狱中写下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里，对这次被捕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他面对“一切将随风散殒”的逆境，时刻准备献身。因而，他告别朋友啊：
“朋友，有什么呢?
革命本身就是牺牲，
就是死，就是流血，
就是在刀枪下走奔!”
他奋起号召：
“同志们，快起来奋争，
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
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
出狱后，他曾回家暂避一段时间，写下了《呵，我爱的……》等诗，以抒发不忘革命之情：
“看，她有如仙嬛，
胸中埋着我的情爱，
呵，我的爱是一朵玫瑰，
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一九二七年九月，殷夫通过女友盛孰真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等同学，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校内外的秘密革命活动。他还办过油印文艺刊物《漠花》，在青年学生中鼓动革命情绪。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道理，并跟反动学生进行过坚决地斗争。这时他由团转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一九二八年初，殷夫又在校外参加了共产党人蒋光慈、钱杏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党的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属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同年四月，他写下了《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一诗，反映了革命者(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新风貌：
“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世界大同的火灾已被我们煽起，煽起，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
大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雾，旖旎!”
一九二八年秋，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再次逮捕。后由大嫂张芝荣转托徐培根在上海的熟人保释。获释后，他又会同济大学学习德文。党组织考虑到他和王顺芳、陈元达等人的安全，决定让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
十月，殷夫先到丹城，在他二姐徐素云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作代课教师。随后，王、陈也到象山(王载象改名汪涅夫)，也在女子小学教书。他们三人都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向师生宣传革命理论，并组织学生排练宣传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新剧目，进行街头演出，观者人山人海。他们以游览名胜为名，在丹城西寺、东乡珠山、爵溪沙滩、白墩码头等处秘密商讨革命问题。不久，女子小学放寒假，王顺芳、陈元达离象。殷夫则因大嫂张芝荣未给川资，不能同往。直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他才在二姐徐素云的资助下，重返上海。
这次回象山，殷夫前后住了五个多月。期间，他曾随母寄住丹城西寺，写下了一系列立志献身革命的诗作。现存的有《给母亲》、《地心》、《归来》、《我醒时……》等。他向他最敬爱的母亲辞别：
“此后，我得再造就我得前程，
收回转我过往的热情，
热情固灼燃起青春旧灰，
但也叫着我去获得新生。”
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
“我的诗和彩虹一样，
从海起入天中，
直贯着渺漠的宇宙，
吹嘘着地球的长孔。”
他还立誓：
“我枕着将爆发的火山，
火山要喷射鲜火深红，
把我的血流成小溪、骨成灰，
我祈祷着一个死的从容。”
殷夫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重返上海后，经过一段“流浪”生活，又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此，他完全投入了地下革命斗争，从事青年运动工作。这时，他的诗歌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写给一个姑娘》一诗中，他庄严宣告：
“我不是清高的诗人，
我在荆棘上消磨我的生命，
把血流入黄浦江心，
或把颈皮送向自握的刀吻。”
面对白色恐怖，殷夫好似一团燃烧着的烈火。他以饱满的激情和高亢的诗笔，写下了《血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的诗》等，被后人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他在诗中直截了当地号召人们：
“打倒国民党!
没收机器和工场!
打倒改良主义，
我们有的是斗争和力量!”
他断言：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成《别了，哥哥》一诗，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勇气概，断然宣布与反动哥哥彻底决裂：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注：以上参见互联网有关文章介绍。
19、冯铿：
冯铿，又名岭梅，1907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共党员。自幼爱好文学，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曾作为潮州学联代表，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以后又参加了迎送北伐军的工作。1929年春来到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经常出席“左联”领导的各大学里的读书会。与青年学生一起研究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谈论时事政治。许多青年学生在她的启发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5月，她代表“左联”出席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上，来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赤卫队的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代表人物的讲话，极其强烈地缴荡了她的革命情感。会后，她根据大会上获得的丰富材料，从事文学创作，又积极投入准备召开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秘书处的工作。
注：以上24烈士中的几位作家的介绍，主要参见有关网上 “烈士展览馆》。
20、贺林隶：
贺林隶，中共党员，1930年任上海华德路小学党支部委员。
21、罗石冰：
罗石冰，1896年生，汉族，江西吉安人。1911年，考入吉安庐陵高等小学。1919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回县受聘于县立高等小学。“五四”运动时，领导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发起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1924年2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上海大学中共支部委员，并在沪西区从事工人运动，其间积极向家乡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2月，发动沪西4个纱厂2000余名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五卅”惨案后，任上海总工会会计科副主任，参与领导全市总罢工。8月22日，与8名同志为保卫总工会，同反动当局雇用的五、六十个流氓暴徒英勇搏斗，身负重伤。1926年1月，奉中共中央指派来江西巡视工作，并赴吉安考察，领导建立了中共吉安小组和中共吉安支部。4月，任中共江西地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8月，任宣传部主任兼中共吉安特别支部书记，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入城。1927年1月，当选为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中共吉安地委书记。4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主任。6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主持省党部工作。7月，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江西省委，当选为省委委员。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后随起义军南下，管理财务工作，途中不幸被俘，伺机脱逃，辗转赴厦门。不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1928年初，赴上海。同年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秋，回国，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组织了新的市委领导机构，迅速恢复了党的活动，成立了青岛各产业工人联合会。1931年1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会议。
注：参见网上《烈士展览馆》。
22、刘争：
刘争化名王和鼎，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生，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华德路小学任教。在沪东下海庙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牺牲时年31岁。
23、李云卿：
191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1929年到上海工作。
(注：以上用数字编号，是便于阅读，无其它任何意义)。
从上述23烈士简历可知，其中年长的是林育南和何孟雄两位烈士，但牺牲时也只年仅33岁;年令最小的是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恽雨堂和李文是24烈士中唯一的夫妻俩同时被捕、同时牺牲。另外，欧阳立安、冯铿等均未婚，另有几位烈士没有见有子女的报道。何孟雄一对儿女和恽雨堂一个女儿，都至今不知下落。可以说蒋介石把其中好几家是惨无人道地斩尽杀绝了，即封建皇朝的“满门抄斩”。
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1、24革命志士被捕的历史背景
要搞清楚24烈士，就必须弄清楚六届四中全会的是是非非。王先金编著的《“太上皇”扶植王明上台》一文，介绍得比较详细，现抄录并参考其它文章，介绍如下。
1930年12月，米夫秘密来到中国，其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米夫对中共对王明的使用一直不满，加之对王明的处分，他对中共就更加不满。米夫来到中国后不是去见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而是首先去见王明。王明见了米夫，真像见了亲爹娘一样，抱着米夫就呜呜地大哭起来，哭得多么伤心啊。接着他就加油添醋地向米夫讲了他受到的种种“迫害”。米夫安慰了他一番，并暗暗告诉王明：“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你要做好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准备。”王明一听，马上破啼为笑。接着在王明的安排下，米夫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的各种人物，唯有何孟雄，米夫拒不接见。
米夫决定亲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便把王明推上台。他这才同瞿秋白等人见面。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四中全会。
“太上皇”米夫下令，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完全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操纵之下，哪敢不从。于是在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撤消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的处分的决定。此为米夫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第一步。
会上，瞿秋白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直到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重错误，米夫才松了嘴，周恩来本着一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也同意米夫的主张。
米夫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实行高压手段，而对向忠发却另眼高看。因为他也知道，向忠发不过是个傀儡书记，能为王明所利用。
经米夫三捧两吹，就把王明捧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没几天，就把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苏?)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江南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注：另有材料介绍江苏省的党员数超过全国半数)，原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去学习。
有了米夫的支持，王明的腰板硬了，气也粗了。米夫让一个26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放到这样的高位，真是中共的悲剧。
王明一当上江南省委书记，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何孟雄。他召集他的心腹，暗授机宜，要他们如何在会上发难，如何将何孟雄搞垮。说罗章龙分裂党、何孟雄进行反党。又说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瞿秋白统统都是反国际路线的。王明心中想的是：打倒了这些人，他自己才能掌握中共大权。
米夫为了将王明扶上台，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宝座。当米夫把这个决定告诉王明，王明乐得合不拢嘴，……。
米夫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王明说：“写作的事好说，我们写了决议，通不过怎么办?”他停了一下又说：“我断定，在会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会使劲儿。”
米夫问：“你说该怎么办?”
王明说：“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并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再有，对罗章龙、何孟雄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会议。”
米夫点头。王明又说：“会议时间不可开得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
米夫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说好。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外，还有各方面的代表37人参加(注：实有代表45人，到会22人，不满半数，林育南等不让参加;王明等15人不是代表而被指定“列席”会议)。这些代表中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另有康生等二人作记录。为使王明入选，米夫事先找中委、候补中委们，一个个地谈话，要他们选王明升高位。王明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本是没有资格参加四中全会的。米夫采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了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利用其共产国际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会议开始，向忠发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那些不知内情的人一听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心里在说：“这么重要的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一声。”向忠发接着说：“为了安全起见，这次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通知到所有的中委和候补中委......这次六届四中全会只开一天，这也是从安全起见。会议的议题么......”
向忠发刚说到这儿，韩连会马上站起来说：“四中全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许多问题应当在这会上解决，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能召开，大家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就宣布召开四中全会，这怎么行?”
王风飞接着说：“开这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天内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也开了五天，一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又有一些代表要发言。米夫见势不好，他面孔一沉，站起来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有多少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其实米心里要说的是：“我要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就是他。
米夫这么一说，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接着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
向忠发言刚刚说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候补中委徐兰芝突然闯进会场，他进门后即满面怒容地质问向忠发说：“你们是开什么会?”
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四中全会。”
徐兰芝听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向忠发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原来，徐兰芝是支持罗章龙观点的人，米夫故意不通知他参加，徐偶然得知了开会的事，他很气愤，遂闯进了会场，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
这时，余飞也站起来大声说：“这个会期要改，今天的会可作为紧急会议。”
许多人都发言支持上述意见。罗章龙亦起身发言，质问向忠发，主张停止四中全会，改组中共领导。
罗章龙乃一派之首领，他的发言有一定号召力，他这一讲，会场就乱了，又有不少人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弄得向忠发不知如何是好。米夫见状，急忙起身大声说：“都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共产国际!”
米夫的话音一落，王明、博古、夏曦、沈泽民等人都发言支持米夫。有人提出会议日期延长三至四天，又遭到米夫等人的拒绝。
米夫的高压使会议按原计划进行。于是，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经表决通过。
接着，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米夫操纵下写成的，向忠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向忠发讲了八点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继续在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和克服调和主义的错误，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并重新审查政治的成分。说穿了，就是引进王明一伙小宗派的人掌握中共中央大权。另一点是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说：“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向忠发报告完了，那些与王明意见不和的人立时就听出报告不对味儿。工人出身的张金保第一个发言，她虽是个女同志，但说话很利索。她说：“四中全会开的太突然，忠发同志的报告，与许多提法，需要认真的讨论，而只一天的时间，这怎么行?如何从立三路线中接受教训，只有亲身参加实践的同志才有真正的了解，而我们的会扩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念书的出身。”她指着王明说：“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刀真枪的干革命差远啦!”
张金保讲话时，米夫听着味儿不对，便向身边人了解张的情况。张金保发言后，王明马上起身说：“我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今天没有拿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意见书的内容，不多讲了，希望同志们详细看看就是了。”王明提高了嗓门儿：“立三路线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这个问题上与众不同得极为明显。在长沙占领以后，以立三为领导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头脑发热得发晕了，他们大声喊着：得了!得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来了!再不暴动，更待何时!?于是便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
王明挥着手，唾沫纷飞地继续说：“他李立三根据所谓‘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一断定，便无常识地来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什么不平衡;因此，他一方面否认苏联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对苏联抱悲观失望的心理;另方面，他否认中国革命......”王明讲了一大通马列主义理论，他又盛气凌人地说：“瞿秋白同志本来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解决立三路线问题的，但他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曲解了国际决议，说明他思想上与李立三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他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王明骂了一阵瞿秋白，又指鸡骂狗地把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他的人骂了一番。他最后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们的党要在斗争中发展新干部!要在斗争中取代旧干部!”
王明的发言，完全是共产国际对中共问题批评和指令的翻版，成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米夫听着十分入耳，他不时的点头，表示对王明发言的赞同。
由于王明的发言很长，占了会议不少时间，米夫看了一下表，当即宣布，以后发言时间要短，会议必须在晚上10时前结束。
米夫讲完后，又有十几个人发言，大都是王明小宗派内的人，他们当然是鹦鹉学舌，跟着王明、米夫的舌头转，而且使别人插不上嘴，这时，何孟雄忍不住了，他抢着发言说：“应当让政治局的同志们先发言，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
何孟雄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接着，周恩来发言说：“立三路线错了这已成为事实，但凡是过去执行了立三路线的，若都被划成了立三路线的人，这就不对了。李立三对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下面的同志，认识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就行了。目前我们党正处在困难时期，而立三路线涣散了我们党，现在的任务是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若把凡与立三同志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说成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周恩来稍停又说：“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应从维护全党的利益出发，不能从小派别的观念出发，如果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所允许的。”
周恩来发言之后，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顾作霖等相继发了言。接着，何孟雄发言说：“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根源，这说明他已进步了。”接着，他批评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错误，要求改组中央领导。
王稼祥发言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之后，对王明搞小宗派的活动，也进行了批评。他说：“王明同志，我们四人受到了立三的中央处分之后，尽管这个处分是错误的，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组织原则。王明同志，你可不是这样，你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的工作，还不断和一些同志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当引起党、特别是你本人的注意。”
王稼祥的发言，使王明大为不满，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待王稼祥说完后，王明要发作，米夫向他使了个眼色，王明才没有开口，可脸色仍憋得像鸡下蛋似的。
罗章龙发言，坚决要求解散中央，重新改组中共。这时，米夫看了一下表说：“已经有18个同志发了言，意见大多谈出，时间很紧，重复的话不要再说，发言的每人限定5分钟。”
接着，罗章龙派的王克全等发言。继而又有几个发言后，米夫即不再让与会者发言了，他说：“现在宣布会议讨论结束，请大家原谅......”米夫作了长篇讲话，最后，他提高嗓门，又看一眼向忠发，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徐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米夫又看了一下周恩来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米夫挥了挥手说：“同志们!反立三路线，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反对才是正确的。如蒋介石也是反对的，托陈派也是反对的。在党内，也发生了右倾理论，如郭妙根的议论，即是托陈派的代言人。目前中共党内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米夫看了一眼何孟雄说：“何孟雄同志在发言中说现在没有右倾，这是错误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右倾，是反国际路线的!”
最后，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他讲完话后，便进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于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他打算一宣布了事。这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九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候选人。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米夫要周恩来宣布这份名单，周恩来宣布后，米夫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
名单一公布，会场就乱了，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坚决反对。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许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将原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评击，他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由于各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大乱。米夫宣布进行表决。罗章龙马上质问：“都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决权。”
罗章龙听了非常生气，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才算罢了。
米夫说：“罗章龙同志，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尚未退，袁乃祥听了米夫的话，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会场。
在“太上皇”米夫的高压下，中共被迫通过了他所拟的名单。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在表决中，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由于争执不下，对周恩来进行了单独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周恩来退出，这样，周恩来才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周恩来提出，是否让不同观点的何孟雄等也进入政治局。米夫坚决不同意。他再次强调说：“通过的这份名单是‘国际名单’，只有执行权，没有修改权。”米夫的目的就是要让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不久，王明又成了政治局常委。(注：大会表决以一票领先通过;即19票赞同18票反对。但让反对王明的23位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以及米夫指定的绝大多数拥护王明的15名列席人员按规定沒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则将被绝对多数的代表否决)。
对于四中全会的结果，是米夫一手包办的，他当然非常满意，而且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通过这次会议，王明终于爬上中共的高位。接着，王明就派出他的小宗派的成员，到各个革命根据地(红色苏区)去夺权，大搞肃反，使成千上万的红军干部、战士人头落地，大多数红色苏区也丢失殆尽。(注：不久向忠发等被捕叛变，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而逃到苏联去“避风”)。
抄录的上述王先金《“太上皇”扶植王明上台》一文，虽作者在文中加了些文字描写，但所叙史实基本可信。
“王明路线的上台，遭到党内许多同志(注：包括随后回国的张国焘。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的反对，当时反对最厉害的是：全国总工会党团，江苏省委以何孟雄为首的部分同志，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苏准会)以林育南、李求实为首的同志。这种非常会议遭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坚决反对”。
“1月13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在静安寺路1幢花园别墅内召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开会，被称为‘花园会议’。会后与会者都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5日，中共中央发表四中全会《告全体同志书》，提出‘严厉的反对何孟雄等同志利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
“1月17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头秘密开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试图说服全总党团改弦易辙，支持四中全会，结果，他们的努力落空了;沪东区华德路小学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作出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上边派下来参加会议的区委干部宣布解散支部大会，引起更激烈的争论”。
注：以上参见互联网文章。
2、被捕的详细经过：
就在王明采取“非常”组织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而遭到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岀现了难以解释的一幕：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文件，会上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就在当天中午，上海市敌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一点四十分，敌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大搜捕。警车出动了，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社，特务、军警、西捕直扑三十一号房间，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八位同志。敌人立即把这八人押上警车，撤销了包围，并且留下特务“蹲坑”，等候再抓来人。
柔石和胡也频是“左联”的执委，上午出席了执委会，会后柔石和冯铿去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是三零五月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为文艺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参加了这次大会，冯铿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她后来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对四中全会提了意见。在新新商店(现第一食品店)门口，他们碰到正准备去买东西的胡也频，冯铿邀请胡也频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党，同时被文艺界选为赴中央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胡也频因此每隔一周，总要到东方旅社去打听行期。他当时对党内争论还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苏区。他们三人到三十一号房间，同林育南同志谈了一会儿话，便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逮捕了。
敌人从东方旅社出来，直奔天津路中山旅社，在六号房间逮捕了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四同志。把人押走后，也撤销包围，恢复平静，派人“蹲坑”守候。
下午三、四点钟，孙玉法(孙玉华)和王青士两同志回到东方旅社。孙玉法从外地来沪，住东方旅社十八号房间。上午他到闸北区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两人推开三十一号房间的门，见没有人，又听见隔壁房间有异样的声音，知道不好，刚转身，去路已被特务堵住，他们被捕了。
龙大道同志接到开会通知，从杭州赶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服装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黄理文从中山旅社出来。他俩从“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见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谈笑间，巡捕来了，恶声问道：“是不是从六号房间出来的?”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里面秘密设有江苏省委的一个机关)，找不到人。茶房一听找六号房间的人，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表面却假意倒水让坐。黄理文感到不对头，加之不见人来，马上起身走出旅社，没想到这时特务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来到中山旅社，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经验，先去敲七号房间的门。狡猾的特务早已得到情报，将他骗到六号房间内逮捕。
晚十一时三十分，敌人悄悄地包围了华德路鸿运坊一五二号，从房间里搜出“左联”的文件，逮捕了房主汤士德同志和他的爱人王孙氏(化名)同志。敌人从被检查的物品中发现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费达夫和王小妹同志。
十八日凌晨一时，敌人彻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汤士德的哥哥汤士伦。
十八日一早，李求实从上海静安寺延年坊家中出来，到愚园路庆云里十五号。这是单开间的三层小楼，楼下布置成客厅，二楼是林育南、李林贞夫妇的住房，三楼是苏准会秘书李圣悦、胡毓秀夫妇的住房。这是我党苏准会办事处，李林贞和胡毓秀以主妇的身份看守机关，李林贞担任交通，胡毓秀负责采买，苏准会秘书彭砚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实经常来这儿开会。李求实一进门，李林贞、胡毓秀就围了上去，李林贞彻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今天也没来，可能出事了。李求实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新东方旅社，还是旧东方旅社，李林贞只知道是三十一号房间，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实拦住她说：“我去。”大家都认为危险，主张再等等看。李求实为同志们的安全担心，执意要去。
李求实先到五马路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八十号)，他警觉地四周望望，然后推开三十一号房门，见没有人，平安地退了出来。他又赶到三马路(汉口路)旧东方旅社(现上海工人文化宫)，见马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旅社内依然如故，便在走廊里徘徊片刻，伸手平静地拧开三十一号房门，见里面仍然没有人，心中诧异，顿觉事情严重，马上退出身来，可是已经走不出去，他也被捕了。
十八日下午，敌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无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贺治平、王佩云夫妇和刘桂贞，逮捕了进来的王和鼎，然后封闭了校产。二月十六日因证据不足将王佩云和刘桂贞同志释放。
夜十一点，敌人在武昌路六五零号逮捕了陈铁如同志，他是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干部。
我叔父恽雨堂、婶母李文是在新闸路复康里623号住处被捕的。被捕时，当巡捕抄查出大量传单和俄文版马列著作时，我婶母当机立断地说：“这些传单和书刊，都是我自己的，与胡迪生无关(注：恽雨堂化名胡迪生，李文化名李胡氏)”，以此掩护我叔父，但仍双双被捕。上海尤华烈士纪念馆大厅陈列着我叔父和婶母的遗像和遗物中，还有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捕房送案单，上面写着我叔父、母被捕后的化名胡迪生和婶母的化名胡李氏，送案单上开列了匪徒们抄出的他们的全部家产：传单一箱、大洋二元、票洋一角、铜元五十一枚。注：解放后在挖掘烈士遗骸时，随同挖出了银元和铜元，很可能是恽雨堂、李文烈士的遗物。
二十四位革命志士全部被反动派逮捕。
三、是谁岀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2001年，24烈士遇难70周年的清明节，我专程第一次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在这前只是听岳母及当地政府介绍过叔父、母牺牲的大致情况，而这次扫墓，我初步了解了24位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我很受感动，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夫妻俩生的孩子，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我作为晚辈，有这个责任，尽可能把他们的光辉史迹整理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必要。这次扫墓后，顺便回到常州探望亲友，岳父家给了我恽逸群同志写的关于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证明材料，其中还谈到陈云是恽雨堂介绍他入党的。但当地政府向我们反映：武进市在编纂地方志时，派专人到北京采访陈云，指望陈云能提供一些恽雨堂在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不料陈云拒不接待。另外，我哥哥恽仁根(1937年入党)比恽雨堂略小几岁，也同我谈过一些情况。因此，回京后多方搜集资料，并于2007年清明节后在《常州日报》发表了《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但文章不仅写得简单，而且有好几个关键问题沒有找到资料，例如岀卖他们的叛徒是谁?解放后怎么发现具体埋葬遗体地点的?在监狱受了些什么酷刑……?这些问题，在文中都只好照抄展览馆拍摄回来照片上的解说词：叛徒出卖、根据群众反映、受了严刑拷打……。说实话，这些话虽都不错，但都是含糊话。从此，我花了点精力，搜集了一些可靠的材料，而又决定今年清明节再次去上海为他们就义80周年扫墓，并认真录像回一些材料。回京后又查到了大量材科，才动笔写这篇文章。
我声明：是谁岀卖了24位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工人运动领袖、一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应当说，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又难作结论，我把有些材料原文转抄，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下面首先介绍一段经我从几个方面搜集到的内容都一致的被称为第一手材料摘录如下：
1、他们被捕后监狱内外的一些情况
十八日，李求实被押到老闸捕房的拘留所，见林育南、李云卿、冯铿、彭砚耕都在这里。他们相互询问和研究了被捕的经过，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没有什么破绽，何以招致这样的逮捕呢，一时摸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编了一套口供，然后想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特区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释。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刘后春(彭砚耕)、王青士、孙玉法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会儿，何孟雄、阿刚、蔡伯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及黄理文(注：他是解放后能调查清楚24烈士提供了最关键情况见证人，这在后面介绍)也解来了。大家不由心里一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给四中全会提意见的同志，感到蹊跷。
开庭了，旁听席只坐着林淡秋等几个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师甘镜光报告逮捕过程，大家才知道是敌公安局请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内是不会释放的。
西探福特报告：在东方旅社搜出共产党文件，从第三个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东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个被告(即阿刚)身上搜出几张纸头。
华探报告：东方旅社的房间是李云卿开的，中山旅社的房间是王君明开的。王君明的下落还未查到。
敌公安局侦缉员抢着补充说明：本案是市党部报的，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有重要会议。
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提供的情况，使同志们感到问题严重：毫无疑问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闸捕房送案单的顺序依次审讯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对答如流。可是，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判决书早已拟定，法庭对律师的辩护全然不顾，审讯长宋源宣读审判结果：“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同上地点，宣传违背三民主义及反革命之意义，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等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同志们听到案子要移交敌公安局，立刻大哗，一起举起拳头抗议：“租界的案子应由租界处理!”“我们不服从判决!”“我们没有罪!”敌法院不容分辩把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敌公安局。
这时，外边搜捕仍在进行，十九日敌人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二十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宜兹同志(即李初梨)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向他传达江苏省委的精神，不知机关已被破坏，进去后被包打听逮捕。敌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妹和两个孩子，并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张诗人同志。敌人又逮捕了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文夫妇。连同费达夫、王小妹、杨士德、王孙氏、汤士伦、陈铁如、贺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敌公安局。在他们解来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属于另一个案子的。敌人给每个人照了相。二十日下午开始提审，敌公安局审讯员问话时，不时地看着案头的照片，又翻过去看看背面写着的名字，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实姓名和化名，看来敌人掌握了一部分情况，并对这次审讯做了充分的准备。
汤士伦从敌人的审讯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气愤地说：“完了!”大家围上去，汤士伦站起来，他穿的是长衫，两个袖子耷拉下来把手遮住了。他环视一下，问大家：“你们谁注意过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什么也不问，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手来，大家才看到他一个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这个手指有个故事，在前线和敌人打仗负的伤，到上海后我只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记者。”恽雨堂的被捕更使大家震惊，他刚从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为恽的住址开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诉过一个红旗报的记者，叫唐虞。恽雨堂夫妇和汤士伦的被捕都与红旗报记者有关，唐虞有重大的叛变嫌疑，需要赶快通知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敌人继续破坏。
“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可见，仅仅一个唐虞很难把敌人这次突然大规模的准确搜捕完全解释清楚。因为，正如何孟雄等和有的文章分析：“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格规定，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样一旦出现叛徒，便可以把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同志，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他们同时被捕只能说明在上层领导中出了问题。笔者对一部分当事人作了调查访问，认为这次大逮捕和当时的党内斗争有密切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共产党要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敌人研究了情报，遂决定进行大搜捕。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开会是研究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和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搜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
从摘录的上述文字，认为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记者(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叛变出卖的。另有报道称：“当年东方旅社案的告密者，最早有人说是叛徒王掘夫(即唐虞，一称唐禹)，这是事后特科的陈赓通过内线得知的情报。原来王掘夫是留苏归国的中共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苏联时他就是王明的心腹，回国后曾在中央工作，在李立三时期，他不曾得到重用，只是管理财务工作，且被李立三发现有贪污行为，于是被调离中央，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失意的王掘夫本就是没什么信仰的混混儿，受处分后，竟暗中向国民党当局秘密写信自首，伺机出卖同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佯装拥护罗章龙派的主张，取得接近罗章龙等的机会，并从内部探听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消息，于是向租界巡捕告密。不过，将东方旅社案归咎于叛徒王掘夫一人(当时成了叛徒的还有汪盛荻等)，毕竟不能使人信服”。
正如何孟雄等在狱中分析的：由于当时都单线联系，一个记者怎么能掌握那么多同志的详细情况?由此，基本可以推断，王拙夫很可能背后有人。这背后的人，我所见一些材料，疑点都集中在王明和王明当时调整后的特科。就连著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王明还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再去，也会被敌人抓走。’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2、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一是：“‘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
其二是：“为营救这批重要干部，中央政治局要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行动。‘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他们可在上海滩横冲直撞，连国民党军特警宪也害怕三分。‘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没有牌照，一遇紧急情况，扔掉不用。”“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
可见特科如此严密的营救计划都会有人自己“撕票”或高速出卖给了敌人而告失败。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的张浩(即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张浩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看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陈云如此违背史实大树自己，目的是什么?可见，党内外有一些人士关于24烈士问题对特科有各种议论，而特科有的领导也在虚构(?)拯救24烈士的情节，更添了几层乱。今年清明节我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同陪同我扫墓的陵园工作人员交谈时，关于现展览馆材料说唐虞叛卖了24烈士，本人对此提出：需进一步研究。本人摘录的这几段文字，并谈了几句个人看法，供读者进行深入研究。我坚信，这个至今未彻底解决的迷，迟早会水落石出。
下面要介绍一下2011年12月30日我在几个互联网同时发表了本文第一稿后，新发现的有关重要材料。
2012年1月14日有的互联网转载了苗体君同志发表在《环球视野》第421期的文章《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恽雨堂被捕情况，有另一种解释：“1931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由南京返上海。一天，恽雨棠写信给孙冶方，说他要去南京，妻子李文在上海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注：把留苏回国的唐虞这位《红旗日报》记者的身份篡改为“通信员”，并含糊地说成是恽的“通信员”，这一篡改的目的值得重视)，由唐虞转交周天僇。唐虞曾在《红旗日报》任记者，恽雨棠曾是他的老上级(注：这说法不恰切，恽是发行部的领导)，而周天僇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是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注：这是王明在苏联排挤、迫害董亦湘等同志制造的假案)，当时周天僇是《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的意思是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僇，就托唐虞带条子给周天僇(注：前面说是“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这里说“托唐虞带条子……”，逻辑混乱)。恽雨棠这一做法违反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并最终酿成惨剧。当时，恽雨棠夫妇并不知道唐虞已经叛变，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并通知他们夫妇速速搬家时，恽雨棠错误地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僇了，估计已记不得条子上写的自己的住址了，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曾是自己的老部下，二人感情不错，谅他也不会出卖自己。因此，就没有听从孙、周二人的劝告。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恽雨棠住宅搜捕，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恽雨棠的妻子李文还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写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注：这类情节的描写很离奇，敌人能让李文“撕信”吗？“通信员”唐虞竟不知恽的住址，与情与理都很荒谬)，就这样，恽雨棠夫妇被捕，并被押往新闸捕房，26日，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妻子李文正怀有身孕，与他们夫妻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
首先谢谢苗体君同志发表这篇文章，并对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为研究24烈士史实提供了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文中对恽雨堂的简历了如指掌，文中还介绍了：“因贯彻李立三错误的暴动方针，南京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中共江南省委决定派恽雨棠任南京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云与恽雨棠谈了话”。
据查，苗体君同志1969年3月生，男，河南鹿邑县人，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中共广东党史学会理事，中共湛江党史学会会员。可见苗体君同志的文章，可能取材于陈云本人的著作或其他人回忆或追溯同陈云接触中知道的情况，而决不是苗本人知道的情况。但苗文沒有注明材料来源。苗文还介绍了1930年陈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可见陈云熟知恽雨堂的简历是分内事。尤其是恽雨堂的夫人李文被捕时又己怀孕在身，是至今唯一在此文所见。文中介绍的恽雨堂的简历除“恽雨棠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有误外，其它完全属实。恽雨堂兄弟仅3人，他是老二。如果把他的姐妹都算上，则兄弟姐妹共五人，他排行老三(?)。问题是苗文涉及到恽雨堂被捕的情况，很值得推敲、商榷。分歧如下：
1、前面介绍中，何孟雄说：恽的住址只他一人知道，工作的原因他仅告诉了《红旗日报》的记者唐虞一人。这个介绍可信，经得起推敲。何说恽从南京刚到上海就在家中被捕，成了推测唐虞叛变的重要依据，符合逻辑，因为恽被捕后在狱中肯定会把被捕情况告诉何。从本文前面介绍的情况，恽雨堂应是20日上午回上海后到住地就被捕，下午同何孟雄等一道被审讯。而苗文说恽到上海后写信给孙冶方等情，21日被捕，时间上解释不通。
2、苗文说在恽家中“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这不符事实。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着敌逮捕恽后的一张“送案单”，其中列岀的敌搜查到的(全部家产)，其中没有手枪。从前面介绍的敌人审讯24烈士的材料中，没有一人被搜查到有手枪。至于苗文还说搜出“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其实是一(纸?)箱俄文书籍，这类枝节就不说了，1931年可能“网篮”在中国还未面世(?)。
3、苗文说“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恽没有听劝而被捕。经查，有文章披露孙冶方于“1931年1月，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幸遭到特务逮捕，被关押了一星期。”可见，孙冶方不仅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自己都沒有逃脱被捕的命运，他怎么知道唐虞叛变并去报告恽雨堂。
4、苗文说“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恽家中抓捕了恽雨堂夫妇。这个情节太离奇，从前面介绍敌人抓捕所有24人都未见有唐虞露面。如果按苗文所介绍，则唐虞叛变早就弄清楚了，恽雨堂在狱中还不早告诉了何孟雄等这一情况。不仅不用何孟雄等费劲推测谁叛变，更不会直至上世纪末所有介绍24烈士的材料，都不知谁是叛徒。另外本文前面还介绍恽雨堂到南京工作不把夫人李文带去，他是作了最坏的打算而不想连累李文(李文不离开上海就不存在“退房”问题)，这些24烈士纪念馆都有文字记载。苗文这些方面的介绍同烈士展览馆展出的史料也不符。也不合逻辑推理。
可见《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敌人逮捕恽雨堂的一段介绍，基本是虚构的，与事实不符。前面我还介绍了《陈云传》说陈云于1932年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牺牲了一年多后陈云能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为什么这类“趣闻”都发生在塑造当时身为中共江苏组织部长、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一人身上?而且塑造陈云的这些书籍和文章，能把24烈士中恽雨堂等的简历几乎能无误地全部介绍出来;而上世纪80年代江苏武进市编纂地方志时，专门派人到北京请陈云介绍一些烈士情况，他拒不接见。更惊奇的是，敌人对24烈士的简历都如本文前面介绍：了如指掌。是谁提供的?因此，我再次谢谢苗体君以及《陈云传》的作者能把这些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公布出来。
四、狱中斗争
(1931年)“1月23日上午，敌公安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门楼上架起两挺机关枪对着院内。士兵们荷枪实弹押着我们36位同志，其中二十九名男同志，七名女同志，何孟雄同志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这三十六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上了警车。车门一关，警车发动了，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年轻的同志以为要枪决了，高呼口号，但马上被其他同志制止住：‘慌什么，到刑场再喊也不迟’。”
“警车风驰电掣从南市开进龙华警备司令部，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多小时，却不见动静。原来，南京的命令是立即全部枪毙。可是由于我党领导的互济会买通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当敌人请示熊式辉何时执行时，他的小老婆说：总得审一审吧。于是，熊式辉下令把36名同志押进牢房”。
“36名同志分成两组钉镣，直到傍晚才钉完。李文、伍仲文、冯铿等七名女同志押到女牢，29名男同志分别关在川字形的三个弄堂。何孟雄、胡也频、柔石、柯仲平等人关在第一个弄堂，汤士伦、费达夫、李宜兹、陈铁如、张诗人、郑襄阁(陈迪威)和黄理文关在第三个弄堂。大家做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柔石抓紧时间向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积极收集材料，准备写小说。何孟雄住的左方最末尾的一间号子成了辩论的场所，大家热烈地讨论理论问题”。
“林育南、李求实不知道他们被捕后几天，王明停止了(他们)苏准会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监狱支部不了解四中全会的情况，接到外边的指示后，拒绝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这些误解没有动摇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对党的信念，他们仍把全部爱倾注给党，相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还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和何孟雄一起给党中央写信，再次申述意见，交给互济会的同志递上去”。
“二月份，敌人又开始提审。这次审问排场很大，有南京方面来的人参加。敌人怀疑李求实是瞿秋白，被李求实几句冷嘲热讽弄得无以言对。敌人故意问何孟雄：‘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想借以判断他对党的态度，挑拨他和党的关系，何孟雄厉声严斥了反动派的无耻”。
“欧阳立安在审讯结束转身走时，听见审讯官连说：‘可惜，可惜。’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二月三、四日互济会干部黄浩同志通过关系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日用品。大家讨论如何用这笔钱，有人说添些衣服过冬，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欧阳立安说：我们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胡也频建议让大家理理发，死后拍照片还威武些”。
“李求实、林育南又被单独提审，敌人对李求实再一次利诱劝降，李求实正气凛然地痛骂敌人：‘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杀不尽斩不绝，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原文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李超时同志当时从敌人刑讯笔录中摘录)。
在蒋介石心目中，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
现仅介绍2010-08-28，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以《林育南就义之谜》为题，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对林育南劝降的一幕。
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被捕之后舌战陈立夫。当时的情景那真是棋逢对手啊!陈立夫旁征博引步步紧逼，林育南则是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首屈一指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居然攻得他拙嘴笨腮。那么后来的事情又当如何呢?请继续收听《林育南就义之谜》。
国民党抓到了林育南，总想在他身上捞一点什么。尽管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
2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注：用专机)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他被带进一间又宽又大的办公室。一特务对他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陈部长马上要来与你谈话。”
他坐了一会儿，陈立夫带着几名高级党工进来了。过去，林育南未与陈立夫见过面，只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
陈立夫走到林育南身边坐下，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立夫。”
林育南瞅了陈立夫一眼，没有作声。
陈立夫笑了笑又说：“秘书长先生，你受委屈了。”
林育南：“我不存在受什么委屈!”
陈立夫：“秘书长先生，”陈立夫接着说，“你们共产党已不行了吧?”
林育南：“谁说不行?”
陈立夫：“嘿嘿，”陈立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们的党内讧外离，分崩离析，已到了一蹶不振之时。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得多。尽管你们在东方旅社集会，想有所作为，实际上很难挽救这不振之势。本党为了爱护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才，想方设法挽救你，并愿给你较好的出路。”
林育南鄙视地盯着陈立夫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陈立夫说：“你谈谈不同意的理由吧。”
林育南：“很简单嘛，”林育南说，“你通过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但并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
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以秘书长先生的才华，本可为党国做大事，不知道你为什么迷上了一个完全是空想，又没有任何希望的共产党?”
林育南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陈立夫先生，我不允许你诬蔑、诽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为人民谋翻身、谋福利。我们共产党人握有一种特殊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武器能推动历史前进并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还能用这种武器加强党内的团结，打倒国内的敌人。我们党担负着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任，这是一个既伟大，又崇高的事业。这样一场艰巨而重大的革命，能不发生一点缺点和错误吗?能一点争论也没有吗?你把我们的正常争论说成是内讧、分裂，那是大错特错了!老实讲，我们在党内虽有争论，但对你们却是一致的。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目前，我们的党虽然还很弱小，还没有执政，它却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又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党。”
陈立夫：“秘书长先生，”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你们那几个人，在穷乡僻壤、山沟树林里，凭那几条破枪、几把锈刀能打倒我们国民党吗?”
林育南：“能够打倒!”
陈立夫：“你们的红军在荒无人烟、草茂林密的山上如同乞丐，还能打胜仗?我就不信你们共产党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林育南马上反击道：“目前，我们的红军由于你们的封锁、追击、围剿，生活的确很艰苦。但这种苦，我们能够克服，能够解决。同时，我们共产党人，包括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对苦已有了准备，并把这种苦认为是革命胜利的必经阶段。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苦过去了必是甘甜。将来苦的，必是你们国民党!”
陈立夫轻蔑地一笑：“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共产党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林育南：“我们不是陈胜，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是洪秀全!”
陈立夫：“他们造反，你们也造反，怎么不是?”
林育南：“部长先生，”林育南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有纲领、宗旨，有严密的组织和钢铁般的纪律，还有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代表民众，有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有这些历代农民起义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立夫连连摇头道：“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
林育南不愿再论战下去，对陈立夫说：“你们用专机将我弄到南京来，而且又有你这么大的官向我劝降，可谓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为了不多浪费时间，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劝降，真是太天真了。你们要我放弃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对我安全的交换条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们敬爱的党宣誓，要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现在虽然被你们关在狱中，但在狱外，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还在英勇奋斗。可以肯定地说，要不了多久，共产主义之火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起来，烧得你们无处躲避。胜利必属无产阶级，天下必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将手往上一扬说：“秘书长先生，你很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你前途无量。来，合作吧!”
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对陈立夫说：“我们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陈立夫：“秘书长先生，”陈立夫缩回手，又说，“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林育南：“这我已经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当天晚上，国民党又用专机将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狱中时，已经是晚上12点。难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纷纷向他打听在南京的情况。林育南不顾疲劳，连夜向难友们讲述了在南京与陈立夫舌战的经过。大家听后，拍手称快。
五、英勇就义
“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弹冠相庆。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蒋介石亲自导演的用“劝降”软的一手失败后，就采用残酷的行刑逼供，“软硬兼使。被捕的这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又面临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敌人采用软硬兼施，企图从被捕革命志士口中摸清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以达到蒋介石“将上海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目的。24位革命志士，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充分表现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钢铁意志。现仅介绍敌人对龙大道烈士采取的种种逼供的极为阴毒手段如下。
1月19日上午，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在浙江北路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特别法庭对龙大道等秘密开庭审问。这次审问不过是一种过场，敌人好像也不打算得到什么。审问草草收场后就将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南市公安总局侦缉队拘留所里。
1月20日下午，公安总局对龙大道等进行提审。这次担任审讯的是侦缉队长鲁松生。他审问时，不时地翻动着案头的照片。当龙大道仍以“王明石，湖北武昌人，由杭州来找朋友……”作答时，便不耐烦地摊牌了：“你不叫王明石，是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的秘书长，以前还被罚过50元!”
龙大道见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便轻蔑地答道：“既然你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狡猾的鲁松生眼珠一转，强装笑脸地讨好：“你们反对王明，我们也反对王明，咱们观点一样，应该联合起来。”
“反对王明的错误，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与你们毫无相干!”龙大道怒火中烧，不等鲁松生答话，又厉声痛斥道：“我们反对王明，是因为他路线错误，不能很好地领导人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包括你们这些屠夫走狗，明白了吗?”
鲁松生自知不是辩论的对手，立即喊来卫兵，把龙大道押走去用刑。
1月23日，龙大道等被秘密移解到了位于上海西郊的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这里是一座人间地狱。自“四·一二”反革命以来，这座阴森恐怖的魔窟不知吞噬了多少爱国志士的鲜血，绞杀了多少共产党人的生命。
在这座魔窟里，龙大道和胡也频等被关在监牢的2弄3室里，与关在2弄9室的柔石、欧阳立安等相邻。对于铁窗风味，龙大道并不陌生。然而龙华监狱，不仅阴暗潮湿，空气龌龊污秽，令人窒息。而且折磨革命者的手段更为惨绝人寰。警备司令雄式辉辉是个杀人如麻、以屠为乐的刽子手。龙大道等落到他的魔掌后，他立即命令看守长把久已不用的特大“半步镣”钉到他们的脚上。这种镣重达20余斤，镣铛只有20厘米宽，中间装有3个铁圈联起来，因圈越少，走路就越重越慢。所以，带着这种镣，一次只能蹒跚地移动半步，它是虐待囚徒最残酷的一种刑具。按当时监房的规定，只有土匪和杀人犯才钉“半步镣”。至于吃的，一天两餐全是沙子、稗子和谷子混合的“三子饭”及腐烂发臭的烂菜叶。敌人对革命者的折磨极及残忍和卑劣!
一天，新的审讯又开始了。刑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龙大道被推进来，老远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军法官坐在靠椅上显出了一番的客气和斯文：“龙先生，请坐!今天请你来，是想交个朋友。听说你是个大共产党，工运巨头，鄙人很佩服。你们这次在旅社密谋乱国，已被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请你随便谈谈……”
“法官先生，你们不是掌握了确凿证据吗?那还有什么好谈的?”龙大道反唇相讥。
军法官强耐着火气，站起来傲慢地说：“叫你谈谈，是看在你是个人才，免得用刑，遭受皮肉之苦。本来嘛，对付你们共产党政治犯的办法很简单，既可以要你活着，也可以叫你死去。”
龙大道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回答道：“共产党人对生命置之度外，视死如归! ”
“来人!我看是你嘴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军法官恼羞成怒。几条彪刑大汉冲到龙大道面前，龇牙咧嘴，俨然几只饿狼。
“现在讲还来得及。如果再嘴硬，我倒要领教一下你的骨头有几斤几两!”军法官瞪着凶残的两眼威逼着。
龙大道连眼也不眨一下，冷冰冰地说：“没什么好谈的!”
军法官一手拍打在桌子上，大声吆喝：“上电刑!”
龙大道被捆在电刑架上，敌人抓住他的双手，把两个亮晶晶的夹子，夹在他的手指上。军法官仍不死心，满脸狞笑地威逼：“你再不讲，就要过电了!”
龙大道面不改色。军法官气急败坏地吼道“过电!”。
行刑的敌人一边按动电钮，一边观察龙大道，只见电流通过他身上后，引起一阵阵痉挛，接着呼吸急促，嘴唇抖动，脸色渐渐地惨白。龙大道咬住牙关，双目紧闭，开始觉得心跳气短，呼吸紧迫，神经麻乱。但他没有哼出一声，随后便失去知觉，晕厥过去……
当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潮湿冰凉的地板上。这时已是深夜时光，囚室里没有灯光，只有窗外高高的围墙投下黑魃魃的影子和值班哨兵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除此之外，便是死一般的寂静与恐怖。他的身上仍一阵阵的痉挛，心跳紊乱，神经麻疼。他在地板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明白，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反动派的屠刀随时都可能向他们砍来。人生一世，谁能无死呢?只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太短，贡献太小，还未能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就身陷囹圄。革命斗争是多么艰难复杂的事业啊，既要把敌人的牢底坐穿，还要经受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承受心灵的巨大打击和精神创伤，这时多么的痛苦、悲哀和令人深思啊!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党的事业的损失。他痛恨王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独裁，打击异己，迫害同志，推行新的“左”倾主义。他认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只要统治党一天，党的事业就必将损失一天。他也相信党是英明伟大的，王明扣在他们头上的“右”倾帽子，总有一天会被历史否定。到那时，他将含笑于九泉……
第二天醒来，龙大道就抓紧利用“放风”的机会，与林育南、何孟雄等一起交换意见，研究继续与王明作斗争的策略。他们还抓紧时间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再次陈述了“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和他们强烈要求中央与共产国际予以坚决纠正的鲜明态度，并详细汇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的斗争情况。龙大道还将侗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与生活习俗介绍给胡也频和柔石，鼓励他们写反映侗族题材的小说。完成了这件事，大道的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似乎这是生前还能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当时，因为天气很冷，党组织十分关心狱中同志的生活，经常派人以家属的名义，前去探监、看望和鼓励，同时通过互济会给他们送去衣被、药品和钱物。其中鲁迅先生也捐了一些钱。这一切都使龙大道他们激动不已，从而更坚定了他们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一天，龙大道被脱掉了沉重的半步镣，由卫兵带到一间十分豪华的办公室，早已在此等候的军法处长即起身欢迎：“请坐，请坐。今天鄙人特意来看龙先生!”随着送上烟茶招待。
“处长先生，有何见教，就开门见山吧!”龙大道神态自若。
“主要是拜访龙先生，听说你是工运活动领导人，故来拜师求教，请随意闲谈。”军法处长显得彬彬有礼，笑容可掬。
大道哈哈大笑：“我们搞工人运动，是因为你们剥削所逼，这样的道理不是妇孺皆知吗?!”
“煽动工潮，引起国乱，罪当杀头，龙先生可否深思?”
“我们共产党人献身工农解放，何惜此头!”
“但人头落地，你又何利之有?”军法处长谲诡一笑，显得十分亲切和投机：“依先生的才华，来与党国合作，为蒋先生效力，定会荣华富贵，前途无量!”
龙大道只觉得这是一种人格侮辱，他拍案而起：“士可杀不可辱，与你们这帮屠夫合作，那是痴心妄想!”说着将茶杯击碎地上，拂袖而去。敌人封官许愿、利诱劝降的阴谋彻底破产。
“当蒋介石得知龙大道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而下属又黔驴技穷时，他气得暴跳如雷，直骂‘娘希匹’。于是，他那‘全部就地处决的密令，就传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手中’。”
“二月七日晚收封时，月黑，风高，整个看守所笼罩在深沉迷茫的夜色之中。突然，一阵杂乱的皮鞋声由远及近，只见看守长拿着一本簿子，来到大道囚室的铁门外，他身后跟着十多个杀气腾腾的宪兵，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他们手里拿着支尺把长的电筒，看守长点着大道的名字时，电筒就在他的脸上照了几下，看守长似乎还不太放心，又再问了一句“‘你是龙大道吗?’待得了肯定的回答，再去问第二个人。点完一间号子便锁上一间。这样的收封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预感到要出事了，不再讲话，也不能再睡下去”。
“当晚10半点钟左右，看守长带领大批宪兵又来了。他们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提着马灯。看守长拿着尺把长的电筒，看着名单点名，指挥看守提人。犯人们紧张地趴在窗口看，林育南、李求实等被叫出来的人反而很坦然，提着脚镣向前走，和狱中的其他同志点头告别。看守长到各个囚室对龙大道、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男21人、女3人)给每个人戴上手铐，带出牢房”。看守长宣布：“恭喜你们今晚解南京，快要开放了”。“一个犯人从窗口看见从女牢里押出三个人，刚一到院子马上五花大绑捆起来。‘是打靶!’他赶快告诉同号子犯人。在监牢中忌讳说死，打靶就是枪毙”。
“他们被押到司令部军法处楼上提审。在昏黄的灯光下，审问开始了。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南京来的代表、军法处长、法官等坐在台上。旁边站着两个人，手拿公文，依着照片，点名喊每个人去盖手印。开始的两个人，以为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便随手按上了手印。当轮到第三人时才仔细地看了公文，结果发现这是写着“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执行书。他忙转过身来，愤怒地对大家说：‘这是执行书啊!同志们，我们不能盖!’”“后面的同志立即愤怒质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接着响起了如雷爆炸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力气大的同志即以手铐与宪兵扭打起来，有的把玻璃窗打碎，霎时间一片混乱。军法处长一看情况不妙，慌忙命令宪兵把人拖出去执行”。
“宪兵们蜂拥而上扑向龙大道等24人，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大难莫过于死，同志们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24人排成一行，一个个连人带镣气宇轩昂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沉寂的黑夜。敌人在小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放着照片，每过一个人和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被押到龙华塔下，24人排成两行，预先埋伏在屋子里行刑队的士兵，枪从窗口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第一排的同志没有准备，也来不及喊口号就倒下了。第二排的同志勇敢地走向前，高喊：“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刽子手向他们连发87枪，不少同志中弹倒下，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仍坚持喊口号。“据目击者说，伍仲文烈士连中十枪，仍站立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把刽子手吓得胆战心惊，直到中第十一枪才倒下”。24位烈士，为劳动人民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类伟大的共产主义，光荣地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是光荣而伟大的，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24烈士，激起了国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一片声讨和对24烈士深情地哀悼。“二十四位烈士牺牲了，监狱党支部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狱中的表现报告给组织。我党办的《红旗日报》和《海光报》发表了消息。3月中旬，周恩来……他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系革命战友，感情甚深。他们牺牲了，周恩来甚为悲痛，而且夜不能眠。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3月12日，周恩来亲自为《群众日报》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社论说，林育南、何孟雄等23同志(实际为24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革命战士的英勇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1931年4月下旬，鲁迅得知林育南及左翼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后，非常愤慨。4月25日，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宣言中说，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与同一时刻暗杀了19个革命家、5个革命作家——一共约杀了男女24人，连资产阶级的法律手续也不曾有过，到现在也不宣布。1931年4月25日左联在《前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屠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呼吁国际革命团体的声援”。烈士们牺牲后的两周年，鲁迅先生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们，对敌人表示严正谴责;并发表了著名诗篇：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4年囚禁在龙华狱中的革命志士，在狱中墙上写下诗篇，悼念二十四烈士：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广为人知的悼念24烈士的著名诗作，一直被解释为“无名烈士诗作”。现已查明，这首诗是老干部张恺帆同志所作。在此仅介绍2008年9月，钱之俊同志为纪念张恺帆诞辰100周年发表在《巢湖日报》2008年10月30日、《无为文艺》2009年8月总第44期的《张恺帆与“扪虱诗社”》一文，详细介绍了张恺帆同志写这首诗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张恺帆，安徽无为人，1908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既是革命家，也是知名书法家、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沉浮，曾先后官至安徽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恺帆曾在上海党组织内担任过领导工作，1933年底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多处监狱，后被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期间，他和狱友一起组织了《扪虱诗社》，创作了大量诗词，谱写了一段恐怖岁月的温情“佳话”。2008年是张老诞辰整整一百周年，今天我们再回首这些往事，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诗社成员有八九个人，除了张恺帆还有陈晶秋、彭国定(左洪涛)、黄金月、李一清、陈宝箴、谢武潮、沈蔚文、刘金吾、朱天纵等。大家在一起彼此唱和，以诗文相互激励。张恺帆自小在私塾读书时，诗词的水平就很高。年幼就为他的先生吴凤楼作过诗：“雅爱吾师好杜康，醉时走笔更锋芒。前朝多少真名士，翰墨千秋带酒香。”张恺帆在诗社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首著名的龙华“烈士遗诗”其实就出自张恺帆此时的手笔，现在还留在当时牢房旧址的狱墙上。那时张恺帆睡上铺，他用铅笔(一说毛笔)把诗写在墙壁最高的地方，还不忘署名“扪虱居士”，由于位置隐蔽，并没有被人发现，后被抄录保存了下来。诗云：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现在我们大多所见到的这首诗主要还是通过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所收录的，但已有所改动：“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现在有些语文资料在配合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教学时，就要提到当年龙华监狱中的这首诗，但总称其为“无名烈士”所作，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张恺帆。龙华风景秀丽，以盛产蟠桃著称，而桃花盛开之景最为有名，中国十大观桃花盛地，上海就独占两处：一个是南汇桃园，另一个就是南郊龙华镇。作为江南古镇，明清之际，龙华即有“三月三，逛庙会，看桃花”的民俗。但因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也在这里，把这里变成了残杀共产党人的屠场，就多少让它带上了些血腥味。鲁迅先生曾在《给颜黎民的信》里说：“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鲁迅先生说的是发生在1931年冬的惨案。这年2月7日，是“二七”大罢工的纪念日，再过10天就是除夕。国民党选择了这个据说“天色灰蒙、寒雪纷飞”的日子将24名建党早期的高级干部和青年作家杀害。1934年春天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时节，张恺帆触景生情，想到三年前在这里关押、牺牲的二十四位烈士，甚感悲痛，就写出了这首流传甚广的龙华诗。这首诗现在也镌刻在安徽无为张恺帆墓上。
注;以上仅摘录了其中几段主要内容。
“可是，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等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直到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二十三烈士做出公正的评价：“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毛泽东选集》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966——967页)。1949年刚解放，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时，派专人给我岳父家从上海送来100斤大米、一面粉袋的面粉等表示慰问。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龙大道亲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褒扬烈士永垂不朽。
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山东大学学报刊文称：“中共党史上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牺牲者是在反对王明而集会时被告密,从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故对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暴政的抗议长时间受到来自国共双方当权者的禁锢阻挠;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鲁迅和‘左联’冒着生命危险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实真相,使‘左联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这并非鲁迅和‘左联有意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径”。在以前，从未见有当时党内有阻挠报导24烈士遇难的情况，这是第一次见一个大学的学述性学报，披露了这个情况。但从前面介绍的24烈士遇害的全过程，我认为这个报导有道理：国民党怕揭露他血腥屠杀的罪行;王明把持的“中央”，怕揭露24烈士是因为抵制他们非法窃取领导权推行比立三更极“左”路线而被叛卖牺牲的。这就造成对彻底弄清24烈士牺牲的情况，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个别较多了解24烈士情况的人，还拒绝接待调查24烈士史迹的地方政府外调人员。
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龙华24烈士”遇害的全部情况，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努力下，尤其是上海民政部门、烈士陵园全体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以及一些相关省市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今年清明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专门设立了24烈士展览馆，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当我们怀念24位烈士的同时，除应感谢前述从中央到有关各级政府和部门外，同样不要忘记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以下介绍一下，24烈士的史迹发掘过程。
在解放初，很快对“龙华24烈士”事迹进行调查并取得重大突破，起着决定作用的当属中央内政部长谢老谢觉哉同志。
谢觉哉同志下令访(24烈士)遗踪：
1950年3月27日，一封北京发出的中央内政部令函，放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办公桌上。部令函是谢觉哉部长亲自签发的，要求对发生在30年代一起中共干部和左翼作家被害案进行调查。函中称：1931年，欧阳立安等23名烈士于上海东方旅馆等处被捕，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于部内旷场上，遗体即被埋葬在旷场上的方塔旁。部令函指示：“希你府派员负责调查先烈等坟址，详为勘验，如有坍毁之处，即予以修补，妥为保护为要，并将处理结果详报本部”。
陈毅市长和潘汉年、盛丕华两位副市长传阅后，于当天将此函批转上海民政局，要求从速调查处理具报。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批令后，立即行动。
4月5日，经有关人员指证挖掘后，烈士遗骸岀土。从坑中共清理出完整的尸骸18具，另有几具颅骨、肢体分离，已零碎不全了。同时，在坑中还捡出一副脚镣、一副手铐，4枚一圆的银洋钱、50余枚十文的铜钱(注：同前面介绍逮捕恽雨堂、李文二人时，抄出2个银圆和50多枚铜元，仅多了两枚银圆，抄出的纸币可能腐烂掉了)。最瞩目的是，还发现了一件后来确认为冯铿平时穿的己破烂掉一半的绒线红背心。
注：以上都是原文照抄。
另据恽逸群同志证明;烈土就义时，敌人把他们互相上了镣铐，即一人的手和脚同另一个人的手和脚，分别铐在同一副镣铐上。还有材料披露：24烈士被杀害后，是两个、两个……推下预先挖好的坑里埋上的。这两个材料可互为引证。
可见，从接到谢老的指令函，到挖掘出的遗骸等，仅花了约8天时间，完全验证了谢老指示函的准确性。谢老指令及时，可能同前面介绍谢老早在武汉时就熟悉欧阳立安有关。
谢老是凭什么发出如此准确的指令?这就要介绍前面提到的和龙大道一起被捕的黄理文这个人。他于1949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一文，文中列出的烈士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恽雨堂、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阿刚、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等17人。剩下的几位，他说记不得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见到这篇文章，才写信给内政部长谢觉哉。因此，黄理文是解放初上海市发掘出24烈士遗骸的关键人物，功不可沒。那么黄理文是何许人也、他又是怎么能清楚24烈士壮烈就义底细呢?用我的话说：黄理文是一传奇人物，通俗一点讲：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
黄理文，1910年8月生，上海金山人，少年时即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3岁加入青年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周总理的联络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心大学留学。1929年回国，先后在中组部、江苏宣传部工作。1930年7月，他参与领导的上海南“泥城暴动”颇有声势，后任新组建的红19军政委兼中共江苏淞浦特委书记。暴动失败，他到陈云任书记的江苏外县工委任委员，兼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1月17或18日和龙大道同时被捕。在龙华狱中，他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关在同一牢房。何孟雄等认定叛徒对黄的身份不清楚(判了6年徒刑)。因此，何孟雄等托他岀狱后向党组织转交何孟雄等交给的材料，在狱中也同黄理文详细分析了叛徒以及狱中难友的情况。可见，他是最了解内情而6年刑满出狱的人。24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也是他当即通过狱中党组织报中央的。岀狱后，一直同党组织联系不上。周总理通过关系找到了他，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他一再向周总理汇报了何孟雄等在狱中及牺牲经过。黄被调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曾一度任周总理秘书。后因党内分歧，他脱离组织到四川大学、中央军校等任教。1944年离重庆回沪，路经南京被汪伪逮捕，因周佛海认识他而被招安，任青浦日伪县长。尽管潘汉年找过他，他也做了点工作，但也难抵被招安之污。抗战胜利，国民党以汉奸罪把他逮捕关进监狱，直到上海解放。他又找周总理，请求安排工作。先后在北京人民银行、政务院、海关总署等任过编辑、秘书、研究员等。
在调查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又接到一封自称“弱女子”的孫一允女士的信。信中介绍她是刘争(又名王和鼎)的情人，她印象中刘争是湖南人，华德小学的教师，中共党员，国民党突然搜查华德小学时被捕。她见到报纸上披露刘争等被杀害的消息。希望人民政府祭奠一下这些烈士。尽管后来一直沒有找到这位女士，但根据她提供的情况，查清楚了华德小学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以及华德小学的刘争和贺治平(化名贺林隶)为24烈士中的两位。
另外，黄理文同林育南在同一监狱时，林育南说过一同被捕的还有两位山东人，一位是青岛市委书记，一位是北京或南京来的作家。根据这个线索，查清了24烈士中王青士、罗石冰两位烈士的情况。
至此，24烈士，查清了22位烈士的情况，尚有两名烈士不清楚。
注：以上材料参见2009年1月6日《作家文摘》报第12版摘自《上海摊》2008年第12期陈正卿：《寻找“龙华二十四烈士”》一文。
从上可见，对24烈士的发掘、核查工作的量和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大量知情人已不在世了。所以，我再次以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晚辈的名义，对所有为挖掘和弄清24位烈士作了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了!
龙华烈士陵园的建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早在1950年龙华地区挖掘出“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后，老一辈革命家就萌发了在此建立龙华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57年向全国有关设计院、大学征集了“龙华烈士纪念公园”总体设计方案，并作筹划。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拟建造龙华烈士纪念公园，在 原龙华公园的基础上征地、围墙、绿化，在公园入口处矗立“红岩石”。1981年，上海烈士陵园将二十四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河塘、小桥、方塔、竹篱笆等地形地貌均依照当年情景恢复，树立“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碑。碑两侧搭建画廊，陈列21位烈士图照和生平介绍。碑后有一株枯树，树干上弹痕累累。并修建地下通道，与男女看守所遗址和龙华烈士纪念馆贯通。
1983年12月，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来上海龙华后，上书中央建议修建龙华烈士陵园，中央于当月14日批示要建成上海“南京雨花台”。次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筹建龙华烈士陵园的请示》和《关于龙华烈士陵园总体设计方案的请示报告》。中央4月14日批示同意。1987年，上海市委将筹建龙华烈士陵园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国务院批示，批准上海市烈士陵园迁入龙华烈士陵园一并建设，建成的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依此批示，龙华烈士陵园建设工程于1994年5月27日开工，1995年4月5日完成土建工程，7月1日对社会开放，其纪念馆于1997年5月28日开馆。
龙华烈士陵园以《丹心碧血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驱英雄业绩展览》为主题的基本陈列，反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上海英烈的革命历程和英勇事迹。纪念馆陈展面积达5000平方米，展出人物235名，展出珍贵文物、文献和照片1000余件。陈列设计风格富有现代气息，辅助陈列品有全国名家精心创作的国画、油画、木刻、丝毯壁画和锻铜浮雕等。高技术展示的电子天空、幻影成像、影视模型、神幻玻璃和激光演示场景等等，多为国内首次使用。
烈士主要有：235名陈列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丹心碧血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驱英雄业绩展览》中的烈士;近600名骨灰安放在纪念堂中的烈士;近800名遗骸安葬在墓地中的烈士;271名集体安葬在无名烈士墓中的烈士，以及近100名有诗文作品的烈士。
分八个陈列厅：
(1)序厅 (2) 前言厅 (3)旧民主主义时期厅 (4)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一厅 (5)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二厅(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厅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四厅 (8)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厅。
陵园设纪念瞻仰区、烈士墓区、遗址区、地下通道与就义地、碑林区、青少年教育活动区、干部骨灰存放区和游憩区八大功能区。11座大型雕塑与纪念广场坐落于南北主轴线上。这里安葬着顾正红、罗亦农、赵世炎、林育南、李求实等1600余名烈士，并建有申城第一碑林，占地20多亩，分南北两排，各长54米，遥相呼应。南壁碑碣，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全文，北壁碑收录了上海烈士的革命诗文。
龙华烈士陵园占地285亩，建有纪念、瞻仰、碑苑、遗址、烈士墓、就义地及地下通道、青少年教育活动和游憩等区域。每一区域都由不同的建筑群构成。人们在瞻仰缅怀英烈的同时，又沉浸在文化和艺术的氛围中。
龙华烈士陵园建筑的艺术特点是主题、主轴线、立体建筑的融合，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交替。红岩石、入口广场、园名牌楼、纪念桥、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陵园的南北主轴线上。入口处的红岩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人文主题;纪念广场是陵园的中心地带;纪念馆以四层素色花岗石阶梯与金字塔型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谐组合，于庄严凝重中透出明朗开阔的意境。这些建筑成功地营造出陵园独特的纪念氛围，并以其庄重大器、中西合璧、富有时代气息的建筑风格，使龙华烈士陵园成为上海标志性纪念建筑。
陵园四季林木苍翠，入春桃花盛开，从农历三月初一到三月十五的半个月里去龙华瞻仰烈士，观桃花已成为上海人的习俗。现人们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为上海的“南京雨花台”。
后记
我分别在“龙华24烈士”就义70周年和80周年专程去上海为先烈扫墓，第一次扫墓后在《常州日报》和互联网发表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第二次写出了本文《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这两次扫墓和写两篇文章，对烈士们丹心碧血为人民、洒尽热血写春秋的高尚英雄气慨一次比一次更受感动，但我的心情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我在想：烈士们无私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生命，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我想，每个中华儿女都会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在想：被几个人颂为“明君”的蒋介石，仅就在长江沿岸，就分别在重庆渣滓洞、南京雨花台、上海龙华杀害了多少不同政见者、革命志土。而且极大多数都是偷偷摸摸暗杀的，其行刑的残酷、屠杀手段的残忍世所罕见。除这三大知名刑场外，其它不是刑场的刑场遍布全国，仅就我的家乡(解放前称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区)，在1948年，仅一个夜晚，国民党就暗杀10多名进步农民，好几家被杀到了“断了香火”、绝了门户。但被某些人污蔑为“独裁”的毛主席，不仅把末代皇帝傅仪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军统头子沈醉等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有不少俘虏来的国民党将领和士兵，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想到这些，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究竟该怎么谱写?不值得某些当权者和文人思考吗!
本文在文中介绍了蒋介绍对24烈士的迫害所用手段可以说是：机关算尽、黔驴技穷的地步。例如，把林育南用专机接到南京，陈立夫亲自登场审讯，林育南大义凛然舌战陈立夫，把国民党誊为理论知识“首屈一指”的陈立夫击得一败堕地无地自容，只得在当天晚上又用专机把林育南押回上海龙华监狱。又如，敌人对龙大道用酷刑进行审讯，龙大道慷慨陈词，训得敌人理屈词穷;“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直骂‘娘希匹’”。24烈士这些生动事例，教育了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不是权力，而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
从我梳理岀的24烈士英雄事迹粗线条，认为24烈士的事迹，具有很髙的历史意义。因此，我建议有较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的无产阶级作家、剧作家，把“龙华24烈士”的英雄事迹写成小说、搬上银幕，人们一定会称颂是一堂生动的共产主义阶级教育课。本人愿义务作一名参谋参与这项工程。
最后一点说明：我所做的一点工作，仅是把许多分散的史料粘到一起了;这篇文章中，选用的一些材料，凡有原作者署名的，文中都注释了原作者姓名等，但有不少沒见署名的材料，望知情的同志告知，以便修改时补上。但由于本人水平受限，错、漏之处难免，望批评指正。更希望24烈士的亲友，如见到本文有错漏之处，给予更正和补充。我所见到的关于24烈士有关文献，目前本文可能是内容较全面而丰富的，愿这是我坐井观天。但不仅本文有些内容还需进一步核对、充实，而且仍有不少问题沒有弄清楚，如叛徒除唐虞外，还有谁?等等。我有信心把本文修改、补充，尽全力为抢救“龙华24烈士”至今尚未弄清的全部史实贡献一份力量。为此，为便于联系，把本人的电子邮箱介绍在此：yunrenxiang@sina.com。
恽雨堂和李文两位烈士的亲侄女婿：
恽仁祥 编著
2011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