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本大地震与中日关系
蒋立峰
据日本气象厅监测,在2012年的第一天,日本各地洋溢着新春伊始的喜悦气氛中,下午2时28分日本东部海域发生了里氏7.0级的地震,从日本东北地区到关东地区普遍有较强震感。震中位于太平洋鸟岛近海,北纬31.4度、东经138.6度,即东京以南大约5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370公里,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人们自然要联想到两个月前,日本北海道大学地震火山研究观测中心研究人员森谷武男发表的关于日本东北部即将再次发生9级以上强震的预言。森谷武男在最近的科学观测中,发现了与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之前完全相同的地震回波,在进一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他认为“如果接下来继续发生和3.11大地震之前相同的变化,则可推定即将发生9级以上强震,震中位于宫城县南部海域到茨城县海域附近”。这一预言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公开以后引发了不小的社会恐慌,甚至出现了新一波移民潮。上述2012年1月1日发生的7.0级地震,从距离上讲,似乎并不是森谷武男预言的大地震。实际上,日本自2011年3月11日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后,直至2012年1月1日的7.0级地震,其间大大小小的余震始终未断,间或发生7.0级的余震,日本震区的居民对此已习以为常。频繁的余震说明日本目前所处的地震活跃期仍未过去,在2012年如何有效地预防地震,仍然是日本人必须认真应对的最主要问题。
东日本大地震的真相
东日本大地震,即在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里氏9.0级地震。此次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并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损坏,其核泄漏不仅对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的生活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对整个日本乃至俄罗斯、中国(包括台湾)、韩国甚至美国、欧洲国家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东日本大地震共造成15844人死亡,确认失踪人员3450人。此次地震和海啸不仅造成了远高于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的可达3000亿美元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使相当于大半个东京的约443平方公里的国土沉入水中。大地震和海啸后,日本国土地理院和海上保安厅分别对震区的陆上和海底地形的变化进行了初步勘查,其结果是,宫城县牧鹿半岛向东南移动了5.3米,同时还下沉了1.2米;宫城县志津川港的地面普遍下沉,最多处下沉了75厘米,此前繁华的工厂、码头已经完全沉入海中不见踪影;岩手县山田町向东南移动了25厘米,千叶县銚子市移动了17厘米。宫城县以东海域海底向东南方向移动了24米(一说30米),海底高度增加了3米,日本本州岛整体向东位移了约3.6米。这可能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所观测到的由地震引发的最大规模地壳变动。据此不难推测,日本东北地区可能因此次地震变得“更窄”,其地形图将不得不重新绘制。
造成损失如此巨大的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给日本民众尤其灾区民众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日本著名的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地震3日后的3月14日公开宣称:“应该充分利用海啸好好地冲刷掉私欲和日本人心头多年积累的污垢。我想这就是天谴。”对于石原的“天谴论”,当然有不少的日本人表示反对,指责他没有同情心,在灾民和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更要求他滚出日本。不过,赞成或者至少不反对石原观点者似乎仍然占多数。日本网民的留言有:“美国民众的舆论也有近四成认为是天谴。”“石原说得对,能够指引东京都和日本的只有石原。愿他再次当选。”所以,业已78岁的石原在4月10日仍能以较大的票差优势战胜比他年轻得多的多位竞选者,第四次当选东京都知事。在日本媒体播放的关于海啸的视频中,日本妇女仰望苍天乞求上苍怜悯的镜头,充分展示了日本人敬畏天神、甘受天谴的心理状态。
此次的东日本大地震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日本已是多地震国家,而日本本州岛北半部地区的东部(即日本本州岛东北部)更是地震频发区,而且是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大地震频发区。因为这个地区是日本列岛中距西北太平洋海底的亚洲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挤压带(日本海沟)的最前沿(200多公里),太平洋板块的推挤和亚洲板块的反弹,构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东日本便首当其冲。[2]此次大地震的震中即距仙台仅180公里远的太平洋海底挤压带附近(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加之此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仅有24公里,所以此次地震的陆上震区不仅摇晃剧烈,而且剧烈摇晃持续数分钟之久(摇晃持续时间达到阪神大地震的20倍)。显然,非经特殊加固的房屋建筑很难逃过这一劫。
其实,历史上东日本海岸就曾多次发生大地震。远者不说,1896年6月15日发生的东日本三陆海岸东部海域200公里处8.5级大地震,引发了最高达38.2米的海啸30分钟后上岸,造成21915人死亡、失踪44人、11722户房屋被毁、6930只船舶被冲走的巨大损失。1933年3月3日该地区东部海域距岸200公里处再次发生8.1级地震,地震引发的最高达28.7米的海啸在地震30分钟后登陆。其造成的损失是,死亡1522人,失踪1542人,房屋损失12188户,同样十分严重。更有甚者,1960年5月22日,大洋彼岸的智利发生9.5级大地震,引起了剧烈的地壳变动,其地震波绕地球传送3周,其海啸波在地震发生22个半小时后到达三陆海岸,6米高的海啸造成142人死亡的惨剧,其中大船渡市死53人,南三陆町死41人。应该说,在大地震和海啸频发的恶劣自然条件下,东日本海岸的许多地区似应列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或人类居住的危险地区。[3]
第二,此次地震造成了复合型灾害。地震引发了火灾,引起了破坏力巨大的海啸,摧毁了核电站的设备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核泄漏。其地震和海啸具有的能量竟超过预想80—90倍。尤其大海啸,其摧枯拉朽之势破坏一切,所向披靡。大海啸产生的条件是,地震震源必须处于深水区,地震属于倾滑型海底断层形成的地震。这样一来,地震时断层附近地壳猛烈抬升,造成地壳上部足够大量的海水随之隆起,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扩散,形成大海啸。形成此次东日本大地震的地形完全符合这些条件,长890公里的日本海沟,平均深度为6000米,至鹿岛滩东部深度更达到8412米。此次地震中海底抬升,形成大海啸在所难免。当海啸波冲上陆地后,如果进入口宽内窄的地形带,则海啸波的高度会迅速增加,冲击力成几何倍数增强,破坏力更加巨大。此次地震中的许多地形如岩手县宫古、大船渡、宫城县气仙沼、南三陆町等均符合这一条件,因此必然会遭受十分严重的人财物损失。
在此次地震和海啸中,虽然地震造成大批房屋倒塌,但由于日本的居住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所以,房屋虽然倒塌,只要未形成火灾,则被压在梁檩瓦砾下的难民仍可保命,等待救援。然而由于大海啸夹杂着大量泥沙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到达,遂使这些难民丧失了获救的希望。此次大海啸使青森至千叶6县中的561平方公里过水,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员的绝大部分即因此丧生。
第三,既然日本是多地震国家,日本民众和政府理应对如何应付地震、尽可能减少地震造成的人财物损失以及从速重建家园具有极多的教训和丰富的经验。面对强烈地震和海啸造成的严重损失,满目疮夷的家园,日本人表现出的淡定气势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确很值得他国人民学习。日本人为应付地震,做了大量的震前工作,做到防震教育、防震演习、防震设备检查、震后生活物质储备经常化,避震地区及线路明了化。日本人尤其注意地震预报研究,地震研究机构从不以“地震不可预报”为托词为自身开脱责任,而是通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和不断提高的科技手段,在地震预报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因为地震是极易造成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目前人类尚无制服地震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从未将地震预报列为禁区,而是采取有预报胜于无预报的方针,无论公私研究机构或个人,均可随时发表研究成果,以此提高人们的防震意识。政府所属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是日本地震预报研究的核心机构,其研究成果是已发表多年但根据新资料不断更新的日本“地震动预测地图”,对日本全国各地及周边海域的地震趋势作出预测并附有详细说明。任何人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进入其主页查阅这份地图。根据2012年1月13日更新的最新“地震动预测地图”,在未来30年内,日本北海道东部千岛海沟,发生7—8级地震的可能性为50—90%,在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震中稍南部的靠近日本海沟的三陆冲至房总冲[4](东北地区的宫城至关东地区的千叶海面)发生9级地震的可能性为30%,由于面对日本中部、近畿和四国三个地区的南海海槽附近的地质活动频繁,中部地区的静冈和爱知附近发生8级地震的可能性为88%(称“东海地震”),近畿地区的纪伊半岛附近发生8.1级地震的可能性为70%(称“东南海地震”),四国地区附近发生8.4级地震的可能性为60%(称“南海地震”)。日本西南方向诸岛也会有不同震级的地震发生。[5]地震的魔影威胁着全日本,但日本人仍能淡定生活。尤其“日本将发生东海地震”这种说法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虽然至今东海地震仍未发生,但人们并不想否定这一预报,而是坚持做好预防工作。
例如,1978年6月宫城县附近海面下发生的7.4级地震,使仙台一度陷于瘫痪。有关方面据此对该地区的地震史进行研究,其结论是1793年之后当地约37.1年发生一次大地震。遂于10年前提出,1978年大地震后的30—40年内,在相同地区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为99%。日本政府则据此于1981年修改了《建筑基准法》,大大提高了建筑物的抗震标准。尽管如此,百密难免一疏,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2010年2月27日,智利又发生了8.7级大地震,鉴于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日本各方面都高度重视应对海啸,电视台甚至全天实况播放沿岸海水平面变化状况。但最终海面缓慢提升不足1米,且未造成任何人财物损失。人们无形中因此对海啸弱化了防范心理。而在此次东日本大地震时“狼”真的来了,却未能很好应对。更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两日前,即3月9日的11时45分,东日本近海海域发生7.2级地震,12点11分,大船渡检测到了0.54米高的海啸波。这次地震显然是两日后东日本大地震的前震,却被有关方面误判为以前预报的主震,因此不仅丧失了预防更大地震的两天绝佳时间,而且使民众的防震思想准备进一步松懈。再如岩手县釜石市,建有“世界第一防波堤”,2009年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世界“最大最深的防波堤”,“首次真正进行了抗震设计的防波堤”。宫古市田老村,1982年即修筑了长2433米、高10米的防波堤。而岩手、宫城、福岛三县所建防波堤总长达到300公里,人们由此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依赖心理。没有想到这些世界级的防波堤在这次大地震中却是中看不中用,不是被震毁,就是被海啸漫过。而且此次地震后,人们囿于以往应对海啸的经验,以为这次海啸也会在1小时后到达,却没想到最快的地点9分钟后海啸就排山倒海而至。其高度也大大超过原来设想的10米最高限,最高处达24米甚至更高,海啸持续推进的时间也达到罕有的30分钟。所以,此次东日本大地震无论震级、海啸的速度和高度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出预想,造成严重损失不言而喻。
在海啸之后,更严重的威胁随之而至。大地震发生的翌日3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号机组因冷却系统失灵导致炉温升高,最终因氢聚积而发生爆炸。菅直人首相确认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即刻宣布进入“核能紧急事态”,继而核电站周围数十公里范围内的大批居民被紧急疏散。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因其严重最终被定为7级核泄漏事故。核事故阻止了自卫队等各种救援力量进入核污染地区,使得核污染地区的救援努力基本停顿,不仅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核污染又造成了面积更大、时间更长的严重损失。可谓雪上加霜,祸不单行。日本民众批评自卫队救援行动迟缓、胆小怕死、临阵脱逃,这些批评不见得公允。在核污染程度未搞清或明显威胁救援者性命的情况下,自卫队退出或暂不进入这个地区本无可非议。自卫队将事因归结为东京电力隐瞒灾情,批评东京电力公司如果继续隐瞒灾情,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自卫队队员因此而送命。
第四,政府应对不给力,尤其在处理核泄漏方面犹豫迟缓,相关企业可能别有心机。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在首相官邸很快成立了东日本海底大地震紧急灾害对策本部,菅直人首相召集全体内阁成员,共商对策。几个小时之后,菅直人发表电视讲话,安抚民众情绪,表示已就抗灾工作做出部署,已指示自卫队投入紧急救援工作。然而,对于国际社会众多国家表示愿迅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日本抗灾,日本政府的态度却不冷不热,回应淡漠。尤其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不仅政府中的内阁府原子力委员会与经济产业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各行其是,而且政府和东京电力这个超大企业之间,也是矛盾不断。由于政府决策人对核问题多为外行,加之东京电力不能准确地向政府报告灾情,致使政府一开始在处理核泄漏事故时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而陷于非常被动的地步。东京电力甚至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次爆炸后一小时尚未向政府报告实情,招致菅直人首相只得耐着性子到东京电力总部质问其领导层。但在核泄漏的程度日益严重、东京电力已知无法独自制止核泄漏之后,东京电力又主动与政府协调合作,请求美国和法国的相关核专家给以支援。不过,政府和东京电力对核泄漏的严重程度对外仍然是吞吐扭捏,含糊其词,国际社会因此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清晰了解核泄漏的真相和影响,纷纷表示不满。内阁有意延缓发布与核泄漏有关的信息或降低核泄漏的严重程度,拒不听从美国将安全线扩大至80至100公里的建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勉强将10公里的安全线扩大至20公里,进而又扩大至30公里。这种作法使许多受核辐射污染地区的灾民未能及早撤离,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就在菅直人多次表示核泄漏不会对福岛地区及日本其他地区的水质造成污染之后不久,3月23日文部科学省表示,日本已经发现12个都县的自来水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这都给人留下政府与企业串通合谋、搪塞推逶的印象。所以,大多数日本民众不认可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是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东京电力有意模糊或压低关于核泄漏的宣传的意图是,面对此特大事故,东京电力仍欲挽回经济损失于一二,能挽回三四当然更好(迟迟不用海水冷却炉温是顾忌海水不够纯净,用海水降温对今后再发电不利)。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许多设备已处于超期服役甚至严重超期服役状态(否则不会发生三重安全装置全部失效、从而炉温升高、燃料棒熔化最终导致爆炸的结果)、东京电力身负多次隐瞒事故、编制虚假安检报告的不光彩历史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还有就是,东京电力不愿意让外人通过参与救援看到其设备究竟有多陈旧,搞清核泄漏究竟有多严重、与制造核弹相关的废旧核燃料棒究竟有多少。至于是否还有不能让外人知晓的更大的秘密,则难作判断。在这一点上,东京电力似与政府达成了默契。
如果说菅直人内阁在应对灾害中有官僚主义,也是应对不给力的官僚主义。其实,菅直人内阁已经付出了努力,但在日本的现行体制中,内阁不能直接命令企业,调动军队也有许多限制,在一些问题上是欲有所为而不可为。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菅直人最终能够调动10万自卫队(接近自卫队总数的一半)参与救灾,已达到最大限度,应充分肯定。政府加强对灾区的管理也是必须的,各国莫不如此。但如果说基层政府在应对灾害中有官僚主义,则是多年养成的行政程序主义在作怪。例如,灾区的基层政府没有及时将仓库里堆满的各种救灾物资分发给灾民。国际社会捐赠的药物在地震后几小时就已经到达日本,但首先需得到日本相关机构的检查和批准才能使用这些药物,然后运送这些药品的卡车还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才能将药品运往灾区,所以不断有伤者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宫城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曾表示:“我们需要对灾民数量以及每个避难所需要的物资的数量进行认真的统计,然后对库房的物品进行归类。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我们才能把救灾物资发到灾民手中,但我们的人手远远不够。”虽然如此,政府仍限制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协助工作。很多民众希望自驾车到灾区为灾民送食物和保暖用品,同样因拿不到警方提供的通行证而无法成行。某航运公司表示愿意提供一艘货船支援灾区,但因“该公司没有获得政府颁发的作业许可证”被政府拒绝。有国际医生团体也“由于没有取得在日本的行医资格”而被日本政府“拒之门外”。[6]
第五,日本人的“神国”意识强烈,崇神、拜神观念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都是各路神灵的意志的体现,对这些自然灾害给自己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只能默默地承受,即或有亲人在灾害中遇难,也多是暗中流泪而已。日本人不怨天、不怪地,很少见到因遭遇灾害而指骂苍天或怒嗔大地者。灾害过后,日本人不会气馁,照样会鼓起勇气,重整瓦砾,再建家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本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也是在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后,虽然政府的救援工作有许多不到位之处,但灾区民众仍能忍耐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因为“神国”意识及多年的优越生活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清高意识较强,自负意识浓厚,自认为高周边亚洲人一等,即便遇到大地震、大海啸,也要保持“规矩”,也要“秩序井然”,而不能张慌失措,不能“丢份儿”。日本人尤其不愿意让外人看到自己困难无助、落魄无奈的样子,这是一种变了型的“家丑不外扬”意识。所以日本人并不希望国际社会像援助非洲不发达国家那样援助日本。此次大地震后,尽管救援条件很差,但灾区的“临时安置房”却建得颇为高档,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从媒体播发的照片看,埋葬遇难者不是简单草率从事,而是尽力沿用极具人道主义的传统方式,一人一棺,诵经献花,亲友告别,简朴庄重,一如既往。日本人的自强不息的性格,在多数情况下能发挥好的作用,但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也会演变为自负、自傲,甚而冷漠,从而产生不利的影响。
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大半年后,一位日本灾民在回顾2011年时说,2011年对我来讲只有三个月,因为大地震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在恐怖和艰难中度过的,算不上过日子。事实正是如此。截至2011年底,核污染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灾区的清理工作任重而道远,住在临时安置房里的灾民仍数以十万计。不仅灾民神经紧张,日本其他地区的民众对地震也是提心吊胆。当传来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消息时,能泰然处之者不多,心慌意乱者却不少。日本人过去以亚洲的“领头雁”自居,以为只要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及高技术,日本便能一往无前,永属胜者。但此次大地震使日本人的自负心理遇到不小的挫折。尤其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人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居住的日本列岛的安全环境,重新审视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的自负心理会发生变化,向往大陆国家的心态有可能萌生。这是东日本大地震的第一个影响,即对日本人心理变化的影响。日本人的自负心理今后将会怎样变化,这一变化对日本今后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形象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的地震及关联灾害应对政策不得力,其看似有效的纸上危机管理体制变成了无效的管理体制危机;对各国的悲情援助淡漠以对,延误救援时机;关于核泄漏的信息通报遮遮掩掩,企图用直升机在高空喷水给反应堆降温的“表演”方式缓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在未与有关国家沟通的情况下多次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在核污染尚未完全排除的情况下就要求各国进口日本的农产品及其他产品,等等。国际社会原以为日本能与国际社会很好合作、有效地应对地震,实则不然,看到的是一个应对地震不得力、对内对外采取双重标准、为自保局部些小利益而无顾忌地损害国际利益的日本。如果说核微粒飘至欧洲上空一时是人力难以控制之事,但在尚可采取其他措施以将污染限制在国内的情况下匆忙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使太平洋遭受大面积的、长期的核污染,太平洋周边国家对这种不讲国际信誉的行为不能不感到愤怒。所以,经过这次大地震,日本的国际信誉度降低是必然的,“负责任国家”的光环正变得暗淡。
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泄漏,暴露了东京电力这一日本经济的骨干企业多次隐瞒事故、设备老旧超期服役的实情,暴露了国家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行政机制僵硬刻板,官僚主义严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顺,等等。这些问题使人们明白了曾是“东亚优等生”的日本已经走过了其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主党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在2011年2月已降至21%,但在东日本大地震后,由于“国难当头”,菅直人等也在努力救灾,2011年6月27日制定通过了《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法》,欲通过发行“复兴债”为复兴灾区提供资金支持。菅直人等政府要员多次赴灾区视察,拉近了与灾民的距离,博得好感,其支持率也有所回升。根据NHK调查,5月份时最高达到28%。但好景不长,此后多种因素导致救灾措施不力,支持率随之下降,至7月降至最低的16%。此时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了转折性变化,自民党的支持率(23.4%)大大超过了民主党的支持率(13.6%),如果民主党再不换帅,则民主党政权就难以为继了。在这一背景下,菅直人下台,9月2日民主党的野田佳彦内阁成立。从总体上说,民主党政权虽然暂时度过了难关,但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政治危机并未过去,民主党政权必须继续谨慎从事。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国民经济也造成很大影响。面对三重灾害带来的巨大损失, 政府制定并由国会通过《东日本大地震复兴特别区域法》(2011年12月7日)和《复兴厅设置法》(2011年12月9日),欲在内阁中设立复兴厅全面负责领导灾区复兴工作。实际上,至2012年1月,在各项救灾复兴工作中除居住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外,其他众多问题解决起来仍很吃力。住的方面,丧家灾民的98%已住进临时安置房,但冬季保暖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日常生活方面,岩手、宫城、福岛三县推计失业者达12万人,许多家庭月收入仅有10万日元,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领不到失业保险金,而且东京电力对灾民的核泄漏污染损害赔偿金额太低,生活由此陷入窘境;清理废墟方面,三县震后废墟上的废杂物估计有2400余万吨,历经10个月仅清理完成总量的3.5%;福岛核泄漏污染警戒区的清理工作尚未着手进行,核污染土壤的集中置换工作量很大,尚未真正开始。[7]所以,如果加以综合评估,对地震灾区的救援复兴能拉动日本经济的增长不能抱太大期望,实际上因为救援复兴需要大笔资金,它已成为债务沉重压身的日本发展经济的一大负担,而且是不能拖延许久之后再予以解决的负担。针对这一状况,2011年12月24日野田内阁阁议决定了一个综合性的庞大的《日本再生基本战略》,其主要内容是:承诺要在经济、社会、国际三个领域努力,克服日本面临的各种危机,使日本经济在2011年度至2020年度名义增长率达到3%,实质增长率维持在2%的水平。这显然是考虑到救援振兴灾区的负担而维持国民经济最低水平发展的目标。振兴灾区是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工作。振兴灾区和完善社会保障所需资金通过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解决,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提高与全体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鉴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教训,必须提出新的能源政策,对核能的使用和开发要谨慎,要努力开发利用其他新能源。日本仍然要加强国际贡献,以提升日本形象。这个战略过于庞大,实际上日本民众关心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实际利益问题,如社保、税金、核能等问题。至于其他长期性问题,不用说野田内阁,民主党内阁能持续多长时间都是一个未知数,制定再详细、再庞大的战略也难免有画饼欺世之嫌。其实,民众的担心并非多余,在2012年1月6日野田内阁就提出报告,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提高到8%,2015年10月进一步提高到10%。提高消费税增加了民众的生活负担,一定会招致民众的反感。以往凡是在竞选时主张提高消费税的政党都以失败告终,野田内阁计划提高消费税,就等于为本已不稳固的民主党政权增加不稳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国民主党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失败而丧失政权的话,日本民主党步其后尘是完全可能的。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核能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东京电力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地破坏了日本人生活的安全环境,不难想象,现在拥有55座核电站、259处核设施的日本,今后若再遇到大地震(这是非常可能的)或其他非预想因素,造成几个核电站同时出问题,日本人则会为再无可安居家园可寻而发愁。所以,大多数的日本民众对政府的既有核能政策采取了明确反对的态度,政府若再不修改核能政策无疑将会失去民众的支持。5月,菅直人首相即表示会考虑摆脱依赖核能的政策,并要求中部电力的浜冈核电站停止运转。7月内阁能源环境会议决定降低核能依赖程度,制定至2050年的进度表,改革电力公司的地区垄断体制,发电系统与输电系统分离。9月野田上台后也立即表示,必须在摆脱依赖核能的基本潮流中,认真制定能源基本计划。检修中的核电站在确保安全、得到当地理解的前提下可再运转,已到使用年限的核电站不再更新,也不再新建核电站。10月经产大臣枝野幸男在国际能源机构理事会上表示,在提高核安全性达到世界水平的同时,向世界传授核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为提高国际核安全作贡献。后来枝野还表示,摆脱核能与继续出口核电技术并不矛盾,日本与印度等国的核能合作提上了日程。
还有一件与核有关的事情,因此次东日本大地震而再次显露出来。以往日本出现的制造核武器的议论已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2002年,小泽一郎曾说:“如果中国过度膨胀,日本会很紧张。制造核武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日本愿意,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数千枚的核弹头。我们也拥有可以转作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2005年,大前研一说:“日本在90天内就可以制造出核弹,日本储备了50吨以上的铀,可以造2000枚核弹头。”2006年,自民党内阁通过阁议:核武器只要在自卫所需最小限度内,拥有它未必在宪法禁止之列。[8]在东日本大地震的前三天3月8日,英国《独立报》报道了对石原慎太郎的采访,石原表示,日本作为全世界唯一曾受核弹攻击的国家,理应发展核武器,以对抗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威胁,他更主张日本在一年内研制出核武,向世界发送出强有力的信号。这些日本政治家率直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着实令周边国家吃惊不小。日本核电站很多,而且多使用快增殖反应堆。这种反应堆是用来制造核弹所必不可缺的钚的最佳选择。日本的武器级钚储备位列世界前茅,据说日本现保有钚32吨,如果按8千克一枚核弹计算,日本在短时间内可造出4000枚核弹来。这将成为捍卫东亚和世界和平的重大不利因素。此次发生核泄漏重大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拥有400个核废料桶,从中是否能提炼出武器级钚不得而知。东京电力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救援迟缓,信息公开扭扭捏捏,人们怀疑其中内藏与此相关的玄机,恐怕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个问题上,周边国家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对外关系、尤其对美日同盟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要求美国给予救灾援助。奥巴马总统表示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将给予尽可能的援助。奥巴马命令正在日本海参与日韩军事演习的“里根”号航母赶往地震最严重的岩手县外海,位于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也率领多艘驱逐舰和运输舰以及卫生救护船驶往灾区。这使日本人受到很大鼓舞。但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日益严重,这些船舰均退至距海岸100公里以外,发挥的救援作用受到限制。有些日本媒体谴责美军“临阵逃脱”,但日本未能向国际社会提供准确的核泄漏信息才是这一“逃脱”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美国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尽到了同盟国的责任。据日本外务省网页介绍,应日本要求,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命名为“盟友作战”)。截止到2011年8月底,共投入人员24500名以上、舰船约24艘、飞机约189架(最大时),已配送食品等物资约280吨(运送货物3100吨),以及水770万公升、燃料4.5万公升。[9]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资金、救援队、核电站冷却剂乃至无人机和核专家等方面的援助。所以,有调查说,过半数的日本人认为,在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救灾援助中,首先应深深感谢提供了强有力支援的美国。显然,美日同盟关系因此次地震、海啸尤其核泄漏的救灾支援,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民众层面都得到了加强。
作为回报,则是日本明确表示积极参与美国看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在政界、财界、经济各行业及地方政府尚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野田佳彦首相于2011年11月11日公开表示,要在翌日召开的夏威夷APEC首脑会议上,与有关国家协商参加TPP谈判事宜。野田与奥巴马会谈后,美方发表声明说,日本首相表示全部物品和服务都可放在贸易自由化的桌面上进行谈判。日方要求美方更正此声明内容,但遭到美方拒绝。其实,在参加TPP方面,日本国内的牵制势力仍非常强大,反对意见认为,参加TPP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地方政府试算后都认为将造成收入不同程度的减少,尤其农业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实际上野田内阁是想玩一次一箭双雕,通过参加TPP既对美国表示了支持,又能保留各项贸易、服务等方面的壁垒。不过,这一次美国没有客气,在金融、医疗、农业、制造业等多方面提出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撤消壁垒、真正实现自由化的要求。在前述12月24日阁议通过的《日本再生的基本战略》中,虽然日本仍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参加TPP谈判事宜作为当前施策的重点项目之一,但实际上推进这项工作必将困难重重。
另一项措施则是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2011年12月27日,日本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关于防卫装备品向海外转移的标准》并向内阁报告,其基本精神是,根据2010年12月17日通过的《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同意大幅放宽过去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禁运政策。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当天发表谈话说:“我国过去与美国进行了防卫装备品的共同研究和开发,在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为确保我国的和平安全及国际的安全保障,在加强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与我国在安全保障方面有合作关系的美国以外各国联合,通过与这些国家行进防卫装备品等的国际共同研发与生产,以获得最新的防卫技术等,巩固并提升我国防卫产业的生产和技术基础,并降低成本。”[10]此处所谓“防卫装备品”实际就是攻防两用的军事装备,通过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今后日本要在进一步与美国协调合作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生产更高水平的军事装备,为美国的全球政策、亚太政策服务。
东日本大地震与中日关系
欲分析中日关系当然应先分析一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及中日两国各自的的发展状况。概括地说,2011年中国和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经济方面,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尚未看到光明的前景。国际政治方面,利比亚战争之后,从中亚到北非仍是矛盾重重,叙利亚、伊朗又成为矛盾的焦点,世界格局的乱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大国的情况是,美国为挽救整体上的颓势,维护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欲以庞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造张狂霸道的气势压倒对手,打出“重返亚洲”旗号,宣传所谓“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组成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但“占领华尔街”运动仍暴露了美国外强内弱的一面。欧盟的经济也遇到了很大困难。虽然2011年12月9日26国达成协议,欲通过政府间条约实现进一步联手,限制赤字,保住欧元,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达成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但各国实力不济,英国又在旁掣肘,“抱团取暖”能否挺过寒冬仍是迷惘难料。欧盟的底气已大不如前,在国际舞台上只好退至次席。俄罗斯的发展状态尚好,然而“大意失荆州”,没想到反对派杀将出来大闹一番,又有美国煽风点火,如果普京的“铁腕”最终未能战胜希拉里的“钻心术”,俄罗斯国内再现动荡,则俄罗斯重温昔日大国梦之日恐怕又会延期。
在这一场衰落大潮中,日本同样未能幸免衰落的光顾,表现是多方面的。日本经济多年不振,2011年度公共债务总额将达到1000万亿日元(合12.8万亿美元),将超过GDP的两倍。日本政府想通过提高消费税(甚至达15%乃至20%)增加收入,这无疑会进一步压制本已衰减的民众消费。国民社保难保,失业率、自杀率连年高企,社会开始弥漫阴沉之气(世态冷漠、独善其身、人生无常),元气大失。日本经济仍将会较长时期处于下行状态,“高速增长”只能是美好的历史回忆,再难成为现实了。若没有美国、中国的支撑和高科技的支撑,以及众多的国家仍然相信日元,债台高筑的日本恐怕已难逃破产的命运。政治方面的老化现象更加明显,政界丑闻频出[11],政权交替频繁,政策乏有效果,民族保守主义成为社会思潮主流;对外积极追随美国,国际舞台少有独立作为。在国际社会日本正在被边缘化。现在的日本,正如作家五木宽之在2009年所说,若以登山相比,日本已进入下山道路。日本人对此要认头。明明已进入衰退期,还幻想着非要让太阳升起、今后继续高速成长,或必须在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竞争中获胜而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应当抛弃。日本人应坦然接受事实,有对衰退的精神准备,争取实现“优雅的缩小”,成为世界上受尊敬的智力小国。五木的观点符合事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12]
在各大国中,唯有中国表现突出,仍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社会稳定,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今后的稳定发展是思考中日关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但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只要认真研究、政策适宜,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对外方面,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破解周边外交困局,要有危机意识。[13]仅说中日之间,日本将“战略互惠”变成单纯的东海要求,甚至对它划出的中间线以西部分也提出权利要求,却拒不承认中日关于钓鱼岛群岛存在主权争议,当然更拒绝就此进行谈判了。中国渔船在北纬27度线以南捕鱼并不违反中日渔业协定,但由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干扰,中国渔船无法在此海区正常作业,中国巡视船也难以进入钓鱼岛周围12海浬之内。最近,据日本《产经新闻》2012年1月16日报道,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要在本年度内(至2012年3月底)优先着手完成作为日本专属经济区划分基点但尚无名称的、冲绳尖阁诸岛等39座离岛的命名工作。”[14]对日本的非法无理做法,中国《人民日本》立即发文批驳,“2010年9月,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中方严正指出,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企图对钓鱼岛附属岛屿命名,是明目张胆地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之举。”“日本应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重,以东亚和平稳定为重,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试探中国维护主权的意志和决心。”[15]此文又一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1、2010年9月的撞船事件,是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而不是相反;2、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是非法之举;3、钓鱼岛群岛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决心维护主权;4、日本对钓鱼岛附属岛屿命名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5、日本如果一意孤行,必将自食恶果。尽管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但按照历史的经验,攫取、改名、肢解是日本扩张领土的惯用作法,这一次日本也不会因中国的警告和反对就改变作法。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住钓鱼岛,并以钓鱼岛为基点在东海划出中间线,然后在东海开发上占便宜。中国对此必须作好下一步有效回应的准备。
截止2010年,中日贸易额已达到3018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10%和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约20%。中日互访总人数达到692万人,其中访日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319万人(其中大陆人141万人),访中日本人373万人。[16]尽管东日本大地震后这两组数字会有所下降,但已说明中日关系已经具备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和人员往来基础。但遗憾的是,事实已说明,东海问题(包括东海划界与开发问题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绕不过去的障碍。非但如此,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却积极地参与南海事务,和印度携手来南海浑水摸鱼,还成为美国操纵组成的“价值观联盟”的“积极分子”。日本的这些举动更增加了解决东海问题的难度。
处于衰落态势的日本对处于上升态势的中国,担心其发展会带来威胁,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面对这种所谓的“威胁”,日本民主党政权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是日本“傍大求安”的传统心态的表现。但如果行事过分,以为只要“靠美”就可以不听中国政府的警告,可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就大错特错了。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民众对日本民众遭受的巨大灾难深表同情,并努力克服困难向日本民众及时提供了相应的人力和物质援助。据日本赤十字社的公告,截至2011年12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捐款约合9亿日元,香港红十字分会捐款约16亿日元,澳门红十字分会捐款约合4430万日元,台湾红十字会捐款约合16.8亿日元,另有缔结协议捐款额44亿多日元。[17]另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中国政府派出救援队15人,捐出救灾物资有:12人用帐篷500顶,6人用帐篷400顶,毛毯2000块,手提式应急灯200个,饮用水6万瓶,垃圾袋325万个,临时厕所60个,厚橡胶手套1万付,轻便运动鞋2.5万双,另赠汽油和柴油各1万吨。另外,中国台湾和香港也都有大批量捐赠。香港捐出食品罐头3万听,袜子10万双。台湾派出救援队28人,捐出发电机688台,毛毯2099箱,睡袋2587箱,睡垫236箱,衣类4671箱,食品16.5吨加12577箱,取暖设备953台,口罩404箱,怀炉150箱,饮料1125箱,睡具457箱,奶粉895箱,卫生用品112箱,手电6箱,尸袋24箱。[18]国际能源专业人士甚至非专业人士都知道,在遭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后,日本视能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开始大力储备能源,尤其储备石油,现在日本实际上已超过储油3个月的目标而达到100天,在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也远远高于中国。中国尽管国内用油非常紧张,仍出于“大义”捐赠给日本2万吨柴汽油。中国并依照国际惯例,将各种援助物资都运送到受助方指定的位置。中国民众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日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中国遭遇各类自然灾害时,日本也提供了较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所以,中国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对日援助给予肯定。温家宝总理还利用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机会,在人们仍在为核泄漏而惶恐不安的气氛中,于2011年5月21日访问了东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宫城县名取市閖上地区,向正遭受苦难的日本灾民转达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诚挚的问候。有个别人说中国的援助和温家宝总理的慰问别有所求,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中华民族具有的友爱、大度的胸怀可昭示日月,剖露天地。
但日本方面的回应却有些不尽如人意。地震发生后,中国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准备派出80人的救援队,但日方犹豫之后只同意中国派15人的救援队,并不能携带搜救犬。当地震灾区的中国人撤回中国时,有些日本人说,中国人都跑回中国了,不能同甘共苦,靠不住。当然,这些中国人如果愿意留在灾区和日本人一起救灾,这种行动应予以肯定,但如果这些中国人愿意回到中国,这在客观上也是以增加自己负担的方式减轻了日本政府救灾的负担,同样是不应予以非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不妨从对方的角度反省一下,可能就能使内心的块垒得到释然。[19]
关于中国进口日本农产品问题,地震后的6月17日,法国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发布公告称,一批重162千克的、含有超标放射性铯的日本绿茶近日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被截获。另从4月上旬开始,就发现福岛县发送往日本各地的食用牛遭到严重的放射性铯污染,有些“铯牛”受污染程度甚至超过安全上限73倍。7月18日又发现从福岛县和新泻县进入流通环节的“铯牛”435头,加上截至17日查明的“铯牛”143头,进入日本国内近40个都道府县流通环节的“铯牛”增至578头。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于11月23日访问中国时,仍希望中国放宽从日本进口农产品的限制。中方对放宽进口日本农产品的限制采取了积极认真研究的态度。但仅数日后,日本明治乳业公司12月6日公布,该公司生产的“明治STEP”奶粉检测出微量放射性铯。11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从日本福岛市以及福岛县伊达市、二本松市的大米中接连检测出超出国家暂定标准(每千克500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福岛县产大米的安全性受到质疑。福岛县政府称,在9、10两月对收割1周前的稻米进行了先期调查,并对收割后的稻米展开了正式调查,在两个阶段的抽样调查中均未发现辐射超标。10月12日,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宣布福岛大米是安全的。但福岛县内各地大米开始出货后却发现辐射超标。县政府高官表示无奈,辩解道“该做的都做了,不可能逐一进行调查”,而被暂停出货的稻米产地的农民甚至表示:“本来就是辐射较高的地区,对大米辐射超标不感到惊讶。”联想到在2008年所谓“毒饺子事件”中,日方对中方的不依不饶的劲头,对于日方采用双重标准的做法和某些人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和行为,只能感到遗憾。
2011年12月25日至26日,日本野田佳彦首相访问中国。此次访问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再次确认了中日关系的“战略互惠”框架。这种“战略互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日本应能认识到,这种利益关系是内向的,并不排斥他人获得利益。所以,日本发展与中国的互惠关系,与坚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无矛盾。如果日本感到其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靠美对中”或“从美弃中”,一定是判断上出了错误。目前,中日之间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难解问题仍旧是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开发问题。虽然难解,只要日本注意克制言行,相向而行而不是背向而行,则这些问题终究会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或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会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2012年1月18日完稿)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称,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地球自转加快1.6微秒,地轴移动了6微米。此次地震造成朝鲜半岛向东移动了5.16厘米,甚至中国的北方地区也出现了几毫米的东移现象。
[2]甚至有美国学者预言,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已经处在了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漏斗”之上。如果再发生几次这样的大地震,很可能除了南部的琉球群岛以外,日本列岛都将面临滑入大海沟的灭顶之灾。
[3] 日本《读卖新闻》2012年1月11日报道,2011年3月至11月,岩手、宫城、福岛三县共迁出居民43000余人,是前一年同期的4倍。其中福岛县迁出居民最多,达31400人。
[4] 日文的“冲”意即临近陆地的海面。
[5] 见http://www.jishin.go.jp/main/yosokuchizu/index.html。
[6]难怪美国《时代》周刊3月22日揶揄道:“也许在日本,只有黑社会是唯一可以不用得到许可就能迅速展开救援活动的组织。”
[7]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可能外泄的放射性物质为人体致癌物碘131及铯137,其半衰期分别为8天和30年,而长远的辐射遗害可分别长达80天和300年。其中铯137污染泥土及水源后需要长达300年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失。
[8] 关于日本核武装的议论,参见《日本学刊》2009年第一期,江新凤、尤文虎《近年日本军事转型探析》一文。
[9] 见http://www.mofa.go.jp/mofaj/saigai/pdfs/operation_tomodachi.pdf。
[10] 见http://www.kantei.go.jp/jp/tyokan/noda/20111227DANWA.pdf。
[11] 野田佳彦内阁连续两任外行防卫大臣露怯,受到社会嘲弄。日本政界人才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12] 五木宽之《衰退时代日本人应有的精神准备》,载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2月号,第32—39页。
[13] 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就罔顾事实,宣称位于东海的苏岩礁和位于黄海的日向礁为韩国的最南端和西南端领土,分别命名为离于岛、可居岛,2000年以后在这两处暗礁上开设建设所谓的科考站,还将苏岩礁附近的丁岩礁命名为波浪岛。南海形势亦不乐观。越南占了32个岛礁,宣称拥有南沙全部岛礁,近日甚至无理要求中国将西沙群岛“还给”越南。菲律宾占了8个岛礁,也宣称拥有南沙全部岛礁。马来西亚占了3个,宣称拥有北纬8度线以南的全部岛礁。文莱占了1个,主张200海浬专属经济区。印度尼西亚也以纳土纳群岛为基线主张200海浬专属经济区。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已经开始对南海油气资源进行开采或勘探。印度则不仅在边界问题上与我叫劲,而且也要在南海浑水摸鱼。
[14] 见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116/plc12011618150014-n1.htm。
[15] 《人民日报》2012年1月17日第3版《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不容试探》。
[16] 依中日两国各相关官方机构网页公布数字列出。
[17] 见http://www.jrc.or.jp/vcms_lf/111215_kaigaikyuenkin_uchiwake.pdf。
[18] http://www.mofa.go.jp/mofaj/saigai/pdfs/bussisien.pdf。
[19] 据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9、10月间进行的调查,与2010年相比,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由20.0%上升至26.3%,感到不亲近的日本人由77.8%下降至71.4%,但发生大地震的东北地区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感却逆向升高。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人由8.3%升至18.8%,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日本人由88.6%降至76.3%。见http://www8.cao.go.jp/survey/h23/h23-gaiko/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