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视角看民国——《袁氏当国》读后感
前几天,读完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有很多感想和启发,一直想写一篇读后感,但因为工作太忙,心不静,也就迟迟没有动笔。
最近几天,突然又想写点东西,就先把过去要写没写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这就有了前两篇关于与儿子讨论爱情、友谊和宇宙的文章。本来,还准备写一篇和儿子讨论音乐的文章,但怕关于《袁氏当国》的文章迟迟不写,那些灵感就会随岁月而消失。毕竟,音乐的话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谈。另外,最近又陆续读完了一些书,如果这个不写,后边的也将被积压,所以,决定还是先写《袁氏当国》的读后感。反思一下,其实,还是自己的惰性问题,因为只要想写,总还是有一些时间的。 我之所以读《袁氏当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作者是唐德刚先生。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尤其以写名人传记和口述而著称,我最开始读的是他写的《张学良口述》,非常喜欢,随后,又读他的《胡适口述》、《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梅兰芳》等,就越来越喜欢他的风格和独到的视野。前段时间,去厦门学习,中间在北京机场转机,等候飞机的时候,在机场书店偶然发现了这本书,一看作者,就决定买下,一路上,读了几段,回家后,虽然工作一直很忙,但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不是很厚,但分量很重的好书。下面,就说说读本书的几点心得。
首先,这本书进一步证明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辛亥革命其实融合了日本政府的一个阴谋。日本人为了分裂中国,成立了黑龙会,目的是让满洲和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使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想把中国从封建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他实际是日本政府重点利用的对象。孙对日本也抱有一定幻想,他在日本就住在黑龙会领导人的家里。在日本的影响下,孙中山辛亥革命时的主张,虽然是推翻满洲政权,但他心目中的中国,实际是原来明朝的汉人疆土,不包括满洲、蒙古,甚至新疆、西藏,这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最初本意。孙中山曾以此为条件向日本争取资金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和支持。所以,如果最后孙中山未能与袁世凯结盟,那孙中山在日本人支持下建立的中国将不包括满洲和蒙古,甚至不包括新疆和西藏。那时,满洲和内蒙古可能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外蒙古和新疆可能就成为苏联的殖民地,西藏可能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客观的看待那段历史,我们不该过高神化那批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伟大形象实际是后来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塑造的。其次,辛亥革命所以能成功,袁世凯的功劳也不可磨灭。原来以为,辛亥革命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主要是靠国民党人的力量,后来才知道,辛亥革命所以没有马上被剿灭,其实是袁世凯的故意纵容。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后中国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光绪和慈喜死后,小皇帝上台,摄政王怀恨袁世凯当年出卖光绪,担心袁世凯成为第二个曹操,就迅速革了袁世凯的职,袁世凯也开始了隐退后的晚年垂钓生活,并写了《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将自己和商朝的伊尹相比,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实际上,袁世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确实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当辛亥革命一爆发,国内部分地区也出现叛乱,朝中则无人能出来退敌,清政府只好再把袁世凯请出来,袁世凯心里明白,如果不是革命党,他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所以,对革命党的势力,他是不急于去消灭的,相反,他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更大的理想,开始,他并未坚定废除满清政权的决心,但在同盟会派来人员与他说和之后,他才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汪精卫的劝说下,孙中山也主动向他承诺,只要他能劝清帝退位,大总统的位置马上就让给他。因为那么时候的国民党势力,也确实太单薄。从二次革命的迅速瓦解,就能看出国民党的实力是多么脆弱。因此,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袁世凯前期的纵容和后来的逼宫。
第三,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好基础。民国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选择的是类似美国的总统制度,那是一个总统掌握实权的体制。后来,因为要将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于是,宋教仁等就匆忙修改法律,变成了类似法国的内阁制度,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总统的权利,增强国民党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后来证明,这种改变趋势给袁世凯的执政带来许多麻烦,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坚定了后来袁世凯干脆放弃这套制度,选择恢复独裁,甚至最终走向了极端——帝制。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在老百姓的骨子里,还是原来的统治思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皇帝没了,总统又是个没实权的主子,政治大乱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袁世凯开始的时候,威望也非常高,但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出来搞国会选举,拉去了大部分选票,直接威胁到袁世凯的地位,袁就开始准备对付国民党,他采取的方式无非是拉拢和打压。袁就派人去拉拢宋教仁,准备委以重任,后来,袁的手下当时的总理可能是出于对袁的爱护,也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危机感,在宋教仁准备北上见袁世凯的时候,派人暗杀,从此,暗杀就成了中国政治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
宋教仁被杀,造成国民党二次革命,袁世凯也干脆驱逐国民党,实行自己的独裁统治。为了奠定自己的执政基础,袁还特意从美国请来当时世界最著名的法学专家古德诺,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古德诺经过综合考察,了解到中国的实际,得出自己的观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不适合民主政治,更适合寡头政治,而寡头政治中,世袭的寡头要比非世袭的寡头更稳定。客观说,古德诺的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了共和,那是不是还要走回去呢?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百姓,对共和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有着知识背景的政治家们,多数都将共和当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个时候,如果放弃共和,哪怕是放弃这个假的共和,走回那个大家都非常痛恨的帝制(很多人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原因都归结在这种制度上),大多数人是很难完全接受的,但袁世凯最后还是被左右一些人忽悠了,错误地选择了向回走。国外势力正好趁机消弱中国,内部反对势力也蠢蠢欲动,最后,包括他自己的班底北洋军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那些本来有机会接总统的人,怎么可能同意放弃这个机会呢?结果,袁世凯的皇帝梦没做几天,就以悲剧收场了。
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几乎都吸取了袁世凯的教训。老蒋再独裁,也不恢复帝制,即使到台湾让儿子接总统,也没有改变共和的外衣。蒋经国不搞世袭,人格魅力和历史使命值得佩服,但台湾迅速混乱,群龙无首,至今还在动荡。后来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几乎都选择了“宁可换酒,绝不换瓶”的方式。朝鲜最近搞了个三代世袭,可能也是出于蒋家的经验教训。如果从稳定角度讲,实行三代世袭,外界压力虽然很大,名声也不好,但不一定不是一个理性选择。对于亚洲这些长期寡头统治的国家来说,只要上层不乱折腾,经济正常发展,保证社会精英被选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那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
篇幅所限,关于袁世凯背后推动“五四运动”、梁启超和蔡锷策划“起兵讨袁”背后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只想说,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总能给人许多的启迪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