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学理论作业:E.H.卡尔《历史是什么》读后（上）
作者：连大历史, 陈诚
前不久，当我刚刚开始理解何谓作为一门哲学或方法论的史学理论时【1】，我感到有些兴奋。使人尊重的史学理论家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着历史与史学的概念，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及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还谈论着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与时代使命等等。在这样一方天地里，似乎他们总是试图攀上某个思想的制高点俯视历史学的林林总总。但这不同于伽利略借助天文望远镜这种物理器材观察静止不动的星空，史学理论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依靠自己的目光所及，其研究对象是不具备完整客观性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学本身而非历史。因此，他们的独特工作及其或多或少的哲学属性所造就的那种近乎遗世而立的学术姿态，也极易使史学理论及其研究者本身陷入一种尴尬的困境，即过分的抽象化和主观性。显然，“抽象化”使史学理论沦为了一堆空洞、枯燥且令人费解的教条，当今社会没有几个人会对这种东西满怀兴趣。即使有，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去实践这些教条，甚至这些教条的写作者自己；“主观性”则使史学理论丧失了科学的光彩，换言之，即丧失了持久的生命力。譬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式微，就是因为它们挟带了太多的主观预设，以致历史研究的过程几乎成为了为这些既定的预设补充有利的材料与证据的偏执的过程。这当然是不值得人们全盘接受的。也许一位学者穷毕生精力艰难的得出了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却突然在他行将就木之时被无情的推翻，这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但在史学理论界却是屡见不鲜。这使我相信，许多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对史学理论表现冷漠，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然而，卡尔——比之于“历史学家”这个名头，我更愿意称他为“史学理论家”——他的睿智与执着使他从不轻言放弃。这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从没有停止过自己对史学理论的不懈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使自己的《历史是什么？》陷入如上所述的那种“过分的抽象化与主观性”的渊薮。从体系上看，这本史学理论界的经典之作一共有6章，分别阐述了6个不同的，同时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主题：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历史研究者本身与其所处时代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及其相互关系；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大致路径是进步还是衰落抑或循环；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否是不断扩展并充实的。从内容上看，这本薄薄的演讲稿集充满了朴实无华的文字、深刻独到的见地和大量与生活密切关联的、恰到好处的例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这本书绝不是了然无趣的坐而论道抑或没有激情的迂腐文章。
一.
第一章的题目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卡尔的切入点在于历史的事实。“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更加仔细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根据卡尔在书中所述，他认为：
第一，历史事实并不同于非历史的“过去事实”。历史事实仅仅是经过历史学家选择了的少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而另外一些影响不大的事实则只能不幸的被划入非历史的范畴而加以摈弃。【3】譬如，“1850年在斯塔布里奇.威克斯，一位卖假货的小商贩因小事发生争执，结果竟被一群疯狂的暴徒蓄意踢死。这是一件历史事实吗？”【4】卡尔认为，当没有历史学家引用并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么这就不是一件历史事实，充其量只是一件过去事实。历史事实过去事实与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一个则不是；
第二，历史事实不同于历史的基本事实或原始材料，而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诠释并融入后者的思想认识与情感体验。譬如，“秦始皇”、“前221年”、“中国”这些是一些构成历史基本框架的原始材料，但并非历史本身。而“秦始皇于前221年统一中国”，尽管这种说法会有很多争论，比如，当时秦始皇所统一的仅仅是一个并未覆盖当今中国全部版图的特定区域，意即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但是，就这种说法本身而言，它却可以算作历史学家的事实。
我们发现，卡尔对历史事实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将历史事实同历史本身剥离了开来。他也坚持地认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首要的工作就是进行这种“剥离”，即从纷繁的历史本身当中去完成对你所需要的历史事实的找寻、搜集与整理。而这一过程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尔赞同里顿.斯特拉奇的话：“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无知可以让人简单、明了，也可以让人有所选择和省略。”【5】并认为古代、中世纪史的魅力就在于，“在这里，令人心烦的历史事实与关于过去的其他事实之间的界限消失，因为已知的这些不多的事实全部都是历史事实。”【6】言下之意就是，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可以因避免了或较少地去进行那种困难的“剥离”而感到轻松。
在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如斯认识之上，卡尔就认为“历史事实与非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不是固定的或不变的；比方说，一旦人们认识到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任何事实都可以上升到历史事实的地位。”【7】那么‘历史学家的身份就是将那些非历史的过去事实或原始材料转化为历史事实的关键。因而历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值得关注的。对此，卡尔在书中主要强调了一个方面，即历史学家与普通大众一样，都是时代中的个人。他说：“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时，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8】；又说：“历史时代中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受该时代人类状况的约束。他使用的所有术语——像民族、帝国、战争、革命等——其含义都与现实有关，他无法脱离这一语境而使用这些术语。古典学家一直喜欢使用诸如城邦、平民之类的固有术语，只是表明他们没有掉入这个陷阱。然而，这并不能帮历史学家很大的忙。”【9】。实际上，卡尔对历史学家作为“时代中的个人”的解释在第二章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我们稍后再作讨论。在此，我的想法是，历史学家们研究过去一个时代，但自己却无可奈何的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因此，他们忍受着肉体与心灵彼此隔离的苦难，他们的挣扎是为了使自己不迷失，但同时，他们也需要这种撕裂带来的痛感刺激自己勇往直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也是一群长期的精神上的矛盾者。正因如此，历史学家的情感更加细腻，思想更加深沉。加之他们受到过专业的史学方法训练，使他们相比于普通大众能做到对过去与现实的一切幸福与苦难都更加敏感。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卡尔认为只有历史学家选择的事实才能成其为“历史事实”的原因。尽管现代人认为这是一种使史学“精英化”、“高端化”，但同时也使它“不可亲近化”的做法。这不仅使历史为少数人所垄断，更狭隘了“历史”的外延。毕竟，民众所感知的历史事实尽管是粗糙、散乱而肤浅的，但为什么要否认那同样是历史事实呢？历史学家的事实与民众的事实甚或目前还没有归属者的事实的划分尽管便利了史学的学术研究，但对那些客观的存在，岂不是繁琐和不必要的吗？
无论如何，卡尔选择了这种“否认”和“繁琐而不必要”。在他那里，历史完全变成了历史学家的事情。而他认为，这些人的研究方法就应该是：
第一，“当我们研究一本历史著作时，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不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事实，而是这本历史著作的作者”；【10】
第二，“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11】
第三，“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12】
并且，当历史学家面对他的历史事实，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而是“平等与互动”。【13】实际上，这里暗藏了卡尔的一个观点：尽管历史事实是由历史学家筛选并整理出来的，但历史并非由历史学家制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连续不断、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4】因此，历史学家无需畏畏缩缩的同他的事实亦步亦趋，也不应以创世人的姿态凌驾于这些事实之上，而必须以一种平和的心情与后者进行交流。卡尔在书中借用了柯林伍德的观点来说明问题。他指出，历史学所关注的实际上既非历史事实本身，又非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单向考量，而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15】这种解释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不过，我倒觉得，现代的史学学习者与研究者对待这一说法务必慎而又慎。因为它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似乎史学研究在本质上仅仅等同于史学史的部分研究，仅仅等同于对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及历史事实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心情的研究。这是明显的以偏概全。我以为，研究历史的确必须考虑“人”，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时间”、“空间”和“人”共同组成的一个三维的存在。但是，这个“人”该是什么“人”？我想说的是，这个“人”一旦沦为少数人——也就是历史学家们——的代名词，那就很危险了。我们的视野可能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无论如何，我现在在想，倘若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的鼻祖——那位伟大的兰克先生知道了卡尔对历史与历史事实的这种区分及其对历史学家在此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认识，他会做何感受？兰克提倡的是“如实地说明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家观察他的行为对象，完全可以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一样，删除自己所有的政治、宗教观念和个人情感，最终得出不偏不倚的教诫；然而卡尔却说，如果没有历史学家个人的选择与诠释，历史就根本不能成其为“历史”，更加谈不上什么“历史研究”了。他说：“历史学家尊重事实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排斥解释——解释是历史的生命血液”【16】、“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17】尊重历史并大胆的去选择、解释历史事实，这个过程本身产生历史。因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卡尔认为历史事实是是经过历史学家筛选与解释的，但这并不与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性相冲突）本身不会回答何谓“历史”，只有借助历史学家的思考与表达才能被赋予生命。我们发现，这种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真是一件令人感到既紧张又愉快的事情。也许，“历史本来就既是科学的，又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18】；历史研究本身就既是实证的，又是诠释的。那么，当我们再看兰克与卡尔，会发现二者是殊途同归的，或者用一个更准确的词，叫做有所沟通的。
二.
相比第一章，第二章是更容易被人理解的。它的主题仅仅是对于历史，历史学家们既要能以个人的眼光去看待，又要能从社会的角度去品读。对这一主题的原因的讨论构成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卡尔认为既然历史事实是由历史学家选择并诠释出来的，那么，理解历史学家本身就成了理解那些历史事实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以此去把握前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事实而忽略另外一些的动机；而研究历史学家的这种动机的前提，又必须是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因为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19】作为一个成长在红色中国时代的年轻人，我想，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的典型的马恩式论断。而且，我也认同这种论断。人区别于自然界里的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我们身处于交绕着纷纭复杂的各种关系的社会之中；没有谁能不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包括历史学家。而由于这些影响，历史学家们看待一件事物通常很不一样。譬如，同样是写二战，德国史家写的是一个样，英国史家写的是另一个样；同样是写秦始皇，汉朝人写的是一个样，宋朝人写的又是另一个样；同样是法国史学家，兰克学派是一个样，年鉴学派又是另一个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比如曾国藩，欧阳兆熊就说他“一生凡三变”，即早期崇儒、中期尚法、晚期尊道。当然，也许你会说曾国藩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卡尔在书中举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迈纳克的例子就一定让你无可辩驳。他说：“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三个不同的迈纳克,每一个迈纳克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言人....”【20】迈纳克1907年出版的《大同世界与民族国家》表达了俾斯麦的统治带给他的民族主义理想；但1925年出版的《国家至上观念》则表达了他对魏玛共和国的困惑与不安；然后,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起源》和《德国的浩劫》则表达了迈纳克对纳粹主义及其失败所带给他的绝望与沮丧，使他悲哀地相信“历史是受冷酷的、无情的偶然性来摆布的”。【21】
对社会及时代环境予以重视，对历史学家究竟有多重要？我想，两个来自台湾的知名学者——余英时和杜维明，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的研究都是魏晋南北朝，都研究儒学。不同的是，余英时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等角度切入，杜维明则从儒家经文、逻辑哲理等角度切入，这样，前者被称为“历史学家”，后者被称为“儒学家”或“哲学家”。所以，这已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尽管看似契合得天衣无缝。
这一切，使我感到，事情真的如卡尔所说：“历史学家毕竟是单个的人。像其他单个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22】卡尔说，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支“游行的队伍”，那么历史学家将只是队伍中一位与其他成员一样的普普通通的游行者而已，也只是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这支队伍映入他眼帘会呈现出何种形状只是取决于他的位置与视角。【23】也就是说，假设历史是一道刻有“0”至“9”十个数字的横坐标，那么历史学家如果站在“0”的位置上，他看到的将只是在他前面有“1”至“9”这样一串数字；如果历史学家站在“9”的位置上，看到的则会是他后面有“8”至“0”这样一幅图景；历史学家如果站在“5”的位置上，看到的又会是他后面有“4”至“0”，但同时前面又有“6”至“8”这样一幅景象。因此，历史学家面对历史之所以会得出千差万别的结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视角不同。正如那首著名的唐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身在其中”使历史学家“当局者迷”，即使他研究的是一段看似遥远的年代，也无法避免自己的社会与时代作用在他身上的那种影响。但是，这恰恰成为了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研究前代的“历史事实”的一个突破口。譬如，尽管荷马史诗描写的是前13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似乎并不涉及“黑暗时代”，但是由于它的作者是生活在约前8世纪的荷马或者其他生活在这一年代的一大批游吟诗人，无论如何，他们是生活在黑暗时代及其以后，因此，我们能知道荷马史诗反映的是荷马时代的信息，它是研究荷马时代而不是爱琴时代的文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史。《金瓶梅》描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因为作者是明代人，所以反映的主要是明代的社会生活。因此，历史作者及其社会与时代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种认识似乎使历史陷入了一种我并不愿承认，但似乎又没有理由不承认的境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我只是想提醒自己，关注历史学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寄予的某些当代的意义。对此，卡尔在书中列举了格罗特的《希腊史》和蒙森的《罗马史》。前者呼吁英国当局实行民主政治，后者吁请一位强人来引领德国的权力政治。【24】毫无疑问，二者都是借古喻今之作。而他们之所以产生那样的吁求，是各自所处之时代环境所致；卡尔对这种吁求的肯定，实际上也流露了他自己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因为在卡尔那里，历史只有两重功能：“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和“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25】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互动就是历史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种互动“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26】，这就注定了，唯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27】，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显然，我们应当赞赏卡尔对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双向性的透彻认识；但是我反对那种企图完全依赖现实理解历史或以历史理解现实的愚蠢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古今之“异”。没有哪件历史事实给予我们的教益是完全适用于现实社会的，也没有哪件现实的事情可以完全用古代的相似事件的逻辑来解释，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统统不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不可能因为认识到李自成农民军迅速败亡的教训就立刻停止自己在天京的腐化与堕落；慈禧太后也不可能因为认识到了吕雉专权给汉代社会带去的动荡就放弃专权；我们也不能秉持着今人的“民族平等”的调调去理解岳飞抗金或者文天祥抗元，从而把他们看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历史进步的反动者，这不公平。所以，历史学家心中应该有一根绳子用以界定比拟古今的标准。我们应该更多的替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尽管这很困难，但并不能因此成为我们贪图便利，进而用现代的思维去理解古人的举动的借口；也不应该一味套用古代的或者异域的所谓“经验与教训”，而应当更多的对当下社会的具体状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总之，卡尔在这一章里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历史研究的镜头一定要对准“人”，而这个“人”不是关于单个的“人”，而是关于社会的“人”。社会与个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本身并不存在斗争。因此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普通大众，都不必杞人忧天的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如果我们脱离社会来尝试运用抽象的个人概念，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过去，也不能真正理解现在。”【28】
注释：
【1】这里涉及到我对“史学理论”的定位。我认为它有两重属性，一是史学的，二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也许您不会认同我对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哲学的这个定位，不过，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我不知您是如何区别“历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几个概念的。但我一直认为，历史学首先是一门“人学”。既如此，它也就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社会科学。那么，当代中国的史学是否是屈从于社会科学的婢女，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及其与史学关系的理解。我是一直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总括性的名词在使用，而并不认为这是一门具体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就像“水果”与“梨”的关系。将“梨”与“水果”对立是没有意义的；必欲将“梨”从“水果”里独立出来并将二者等量齐观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被我看作同一比较级。这样，就不存在“小小的史学”屈从于“大大的社会科学”的问题。反而，把史学放到一片更宽阔的天地里，并作为这片天地里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又有何不可？
【2】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91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3】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91和9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4】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9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5】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9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6】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9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7】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20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8】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8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9】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0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0】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0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1】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08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2】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0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3】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1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4】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1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5】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0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6】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1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7】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1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18】语出北京大学朱孝远老师
【19】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3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0】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8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1】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8和12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2】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3】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4】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4和12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5】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4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6】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4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7】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4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28】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2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