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的国人，大多数对戴季英这个名字已经相当陌生了。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然而，只因毛泽东批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戴季英便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从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戴季英（1906—1997），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创建鄂豫边根据地，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1933年历任红四方面军25军政委、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原军区副政委、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领导黄麻起义
戴季英，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檀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县委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11月13日晚10点钟，戴季英和吴光浩、李先念、吴焕先、王树声、陈再道等人带领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14日凌晨4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创建鄂豫边根据地
1927年11月18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10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1929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季英已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1933年3月4日，红25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105旅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决定趁马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3月5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74师为主力的红25军大胜，红军仅伤亡30余人，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
1933年5月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5月13日，吴焕先和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金寨四道河歼敌宋天才第七十五师数百人;26日攻占霍丘叶家集和立煌县顺街等据点;31日，红25军在立煌县大、小门坎山与敌第七十五师二二四旅遭遇，激战至28日，毙伤敌数百人。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被迫撤围。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集调集国民党14个师、4个独立旅共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1935年3月10日，吴焕先、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2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5个营，毙伤敌200余人，敌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400余人。4月9日，又一举击溃敌警备第3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红25军北上商洛，奔袭古镇荆紫关。7月，红二十五军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毙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敌人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此时，红25军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可能北上。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一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带领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地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国民党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数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军部机关直属队在泾川县王村遭敌三十五师突然袭击，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之后，部队在戴季英、徐海东的带领下继续长征。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
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日战争暴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叶挺错误处决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员。其后的2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戴季英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中，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6万余人形成包围之势。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任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季英表现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颇具大将风范，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张国焘主政鄂豫皖根据地时，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受其影响，身为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成了肃反的积极执行者和决策人，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大搞“肃反”，错杀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933年5月，红25军围攻七里坪，以弱对强，粮弹奇缺，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而在我指战员艰苦作战的同时，戴季英却在红25军搞起了肃反。戴季英在省委会议上说：“现在部队里到处都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要一面围城，一面肃反。”
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1934年，红25军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在戴季英的“革命”热情下，“肃反”运动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
这样的肃反扩大化最终搞得红25军军心涣散，七里坪一役下来，红25军损兵折将，部队从当初的13000人减员至6000人，实力大损，被迫撤围。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又将肃反的政策与手段带到了陕北根据地。戴季英鼓动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人在陕北根据地又成立了保卫局，戴自任局长。
在戴季英眼中，陕北根据地所有的党、军队和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10月1日，戴季英指示保卫局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0月6日，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先后被捕。接着，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60余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
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才总算救出刘志丹等人。
抗战暴发后的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戴季英的部下，对戴季英在鄂豫皖大搞“肃反”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告诫部下，不要听戴季英的，凡事多和自己商量。因此，戴季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捏造事实，对高敬亭诬告陷害，挑拨离间高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
1939年5月，四支队主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金银叛逃，公开带人带枪投靠了桂系军队。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因为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一手提拨起来的，戴季英就向新四军军长叶挺打报告说，杨、曹叛逃是高敬亭指使的。在戴季英的煽动下，高敬亭被叶挺抓了起来。戴季英亲自对高进行了吊打，罗织罪名。最终，高敬亭这位战功赫赫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
要官丢了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丝毫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现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认为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于是，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底，戴季英还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回家反省。
戴季英铜像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狱15年。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后来，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杨国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