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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年11月7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失败了，尤其在1968年8月20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12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残，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198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年8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17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得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入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统治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1980年8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1980年8月。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年8月14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7月1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有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工长来了，要工人们去车间干活。有人胆怯了，向车间走去。
三个年青人着急了，高声劝阻，谎称其它几个车间已经停工了。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还走进车间，为那些胆小的工人关掉机器。
工人犹豫着，工长催促着，三个进行鼓动的工人紧张了。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再有几个人响应工长的号召，不一会儿，这儿就只剩下他们三个被孤立的人。
他们急忙打出一个横幅标语，呼吁大家到别的车间去。直觉告诉他们，必须使这几十名工人走出车间。
他们成功了，三十来名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向别的车间走去。
本来就处于期待和半停工状态的工人被这支打着横幅标语的小队伍引了出来。多数人观望着，但也有少数人大胆地加入到这支小队伍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三个打头的年轻人在鼓动了，许多人都在呼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来不及思考和犹豫的。这一瞬间，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停顿和动摇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走下去。
这支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的队伍，终于与厂长迎面遭遇了。
厂长领着几个人堵在前面。他板着脸，劈头盖面地抛过一句严厉地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队伍里有人回答：“我们停工了！”
厂长又问：“为了什么？”
这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我们现在不跟他讲。我们走！”
这是高明的。否则厂长会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干什么！”于是工人们会提出一大难重大的和细小的、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厂长会说服、解释、许诺，会象一位家长那样用严厉而又不乏爱护的口吻批评工人，于是工人不好意思了，或者害怕了……
他们不能停下来。队伍又向前走，把厂长留在那儿。
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走出厂门，走到二号厂门前。这儿正是十年前那些流过鲜血、付出生命的同伴们出发的地方。
并没有人发令指挥，这几百个人突接沉寂下来，深深地低下头去，向1970年12月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那45个牺牲工人的魂灵一定呼天抢地地呼喊着他们的忿怒和鼓动。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鼓动了。
一分钟后，当这几个百个沉重的头颅扬起来时，他们已不再惊慌和茫然。
他们唱起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
是的，只要工人阶级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只要希望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
几百个大嗓门发出的声音是粗糙的、嘶哑的、不协调的，但歌声所体现的力量和意志却是那样的清晰，这歌声惊动了列宁造船厂，惊动了整个格但斯克；同时，还引来了另一个人——几年前被开除出厂的列宁造船厂电工瓦文萨。
有了瓦文萨的出现，这支刚刚开始的歌终于震撼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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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几百人从大门口回来时，他们的决心已定。队伍在停在厂内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下来。有几个人爬到上面发表演讲，他们呼吁罢工，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成立罢工委员会。
就在这时，总经理格涅赫带着一批人匆匆赶到。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并且伸出手来帮助他登上挖掘机。总经理毕竟是有权威的，人们无法在一个早上就丢掉多年来形成的等级意识。
总经理讲话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大多数的工人用沉默来回答他的命令，但也有几个工人高喊：“不解决问题就不干活！”
双方都避免用罢工这个词。
总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劝说：“干吗要停工？如果谈不成，再停工也行嘛。”
爱喊叫的工人仍然要求先解决了问题，再回车间干活，而真正让总经理吃不住劲的是那一片顽强的沉默。他难以捉摸这沉默中有多少是强硬和对抗，有多少是犹豫和动摇。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总经理身后登上挖掘机，挤到他面前。
“您认识我吗？”挤过来的人问。
总经理看了看对方：一个中年工人，个子很矮。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可能认识几万工人中的每一个，他是通过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着工人的。但总经理能从来人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和威胁。于是他客气而又带着明显暗示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我将记住您，请问……？”
“瓦文萨。”
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总经理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遇上了亡命徒。这是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最令人生怯的事。
总经理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和眼前的事搅在一起。
“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总经理说，“我愿意帮助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我。”
瓦文萨坚决地拒绝了总经理的好意。他说：“不，我不用求任何人。我是一名造船工人，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多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只是为我不能从大门回来感到遗憾，”瓦文萨是从四米高的厂区围墙翻进来的，“这回，我将留下不走了，因为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工人们用欢呼声证实了瓦文萨的判断。人们心里踏实了，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演讲。
瓦文萨转向几百名群众，注视着、思考着，最后他只是大声地喊出一句话：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
三
因调整物价而引起罢工不是第一次；工人开出清单要与政府谈判也不是第一次；区别只在于政府第一次发现无法对反叛的工人诉诸武力……
因商品涨价而引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波兰不是第一次。前面提到过的1970年12月悲剧也是由完全一样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光辉历史的再现，而是悲剧的重演。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怖回忆，并对这种失败过的斗争手段表示怀疑。
这里的序幕刚刚拉开，我们就立即发现它与1970年工潮的开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地点：仍然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
冲突双方依然是政府和工人；
构成冲突的事件也一样：物价上涨；
大背景也相同：普遍的不满和骚乱；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一样，比如说瓦文萨……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指责某些重复的错误、重演的悲剧。但这类指责又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任何政策，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学家的声带割断——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某项政治错误或罪恶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灾难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另一方的重复所担忧——波兰工人准备用罢工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
政府可以忘记，因为他们是最终的胜利者。胜利者当然可以用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可是已经失败过的造船工人还会用已经失败过的手段吗？他们也会向市区进军，也会去进行一场用歌声与枪声的对话吗？
这场序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四
罢工委员会的成立使波兰工人找回了自己的优秀品质——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一次，造船工人没有走出工厂。除了一些身体不好和神经脆弱的人回家了，罢工工人将列宁造船厂的大门关闭起来，近万名参加罢工的工人留在里面。
开始，罢工工人被兴奋而又茫然的情绪支配着，许多人跑来跑去，吵吵嚷嚷，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谈判清单：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还不断有人补充新的要求。
到处都在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找厂长谈，找书记谈，甚至揪住班组长不放。只要围住一个多少掌了一点权的人，就有人提意见、提要求，而更多的人却在旁边吹口哨、起哄。
工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严重退化。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渡过去了，造船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谈判的清单也拟出来了：
一、恢复瓦文萨的公职。
二、每名工人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按民警的同等条件提供家庭补贴。
三、保证罢工组织者、领导者的安全。
四、工人有选举自由工会的权利。
五、为1970年12月事件的死难者修建纪念碑。
罢工委员会还担负起全厂的责任：建立了罢工纠察队，以保护工厂的财产，防止发生不负责任的挑衅事件。
罢工委员会宣布：在罢工期间禁止喝酒。
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酗酒，即便是对政府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酒，使工人缺勤旷工，造成事故。据说，在波兰医院里，有20％的床件由酗酒者占用着；当然，这并不是民族病，而是时代病——除了干活，生活不再有任何指望，他们为什么不喝呢？
造船厂大门外整天都有一大堆人围着，大多是妇女、孩子。她们送来一包包吃的和换洗衣服，也带来焦急不安的紧张情绪。
带着红袖章的罢工纠察队员很有礼貌地检查送来的食品，防止里面有出于好心送来的白酒。围墙上，每隔几步就坐着二、三名带红袖标的工人。大门口，有工人在打扫废纸和烟头。门前，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白-兰-白的造船厂工人旗在一起飘扬。墙上刷写着大幅标语：
“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
“给政治犯以自由！”
“请站到我们中间来！”
“你若同我们站在一起，就停止工作吧！”
这一切都是工人自己干出来的，这些罢工的工人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是在干另一种更重要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充分显示了工人的力量——那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凝聚成的；更重要的，还有团结。不仅有全厂的团结，还有整个阶级的团结——8月15日，三联城的另外几家造船厂也加入到罢工工人的行列。
格坦斯克工人没有匆匆忙忙地走上街头，没有象以前几次那样去呼喊口号，去冲击党或政府的机关，去焚烧警车、与警察冲突。他们只是有秩序地占据着工厂。政府如果试图把工人驱逐出厂，那么它就无法象以前那样，将发动暴力的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而加以镇压了。
这是工人方面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意义重大的胜利——政府除了坐下来与工人进行认真谈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五
这一次，波兰工人没有流血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并获得了政府的让步。如果不是他们以前也得到过类似的许诺，或许这一次也到此为止了……
波兰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他们没有去颠覆政权，没有去攻打政府。他们仅仅——说起来真可怜，仅仅想让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意见，仅仅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切身问题。
为了这么点儿可怜的要求，波兰工人用罢工的方式战战兢兢地敲响了社会的警钟。当局终于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了，愿意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了。
社会得为这种对话付出上亿兹罗提的代价——这真是成本昂贵的谈判方式。
然而比起1970年，这代价就算不了什么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流血和死亡。这或许算得上历史的进步吧？
1970年12月，波兰工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获得对话的权力的。
那一次，工人也仅仅是要求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更可怜了。下面是列宁造船厂罢工工人在1970年罢工期间写下来的十点要求中的主要几条：
一、取消加班工资所得税。
三、提高工资20％。以适应物价上涨。
五、取消表扬性奖金，将此款用于提高工资。
六、公布总经理的收入。
七、精简行政机构。
八、星期天上班，除工资外，免费提供伙食。
全部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点儿政治色彩——工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略微改善一些、略微公正一些而已。这些绝不过份的要求所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
现在——1980年8月，波兰工人总算用罢工而不是流血，取得了对话权。
谈判是8月16日在列宁造船厂举行的。
谈判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工人，厂广播站广播了谈判实况，所有的扩音喇叭下都聚集着一群人，谈判大楼前的工人就更多了。
工人们知道广播喇叭里是谁在讲话，经理、书记、瓦文萨，还有其他代表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出来。对每一次发言，工人都要表态，好象他们都是谈判代表——或是鼓掌，或是打口哨、起哄。
经理的讲话被哄的次数最多，工人代表也有被哄的。
恢复瓦文萨工作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关于罢工组织者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保证。政府方面发给每个代表和罢工委员会委员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们不为8月14日至16日的罢工而受到惩罚。但保证书的下面注了这样一笔，“不受惩罚的保证不包括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当谈判进行到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修造纪念碑时，谈判厅内外的人全都激动起来。
世界上很少有那个民族有波兰人经历的苦难深重——她惨遭过十字军的铁蹄蹂躏，经受过瑞典侵略军的暴戾，还有普鲁士的统治，沙俄的践踏；最近的则有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初期与希特勒进行的瓜分波兰的肮脏交易，以及纳粹德国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仅华沙市，就有80万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为此建造了许多作为民族苦难见证的纪念碑——著名的、纪念死于二战的人的西盘英雄纪念碑就建造在离列宁造船厂不远的西盘半岛上，还有建造在华沙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犹太英雄纪念碑，它铭记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屠杀……
只有记住这些外族人给波兰造成的苦难，波兰人才能保持住自尊自立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政府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然而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却是要政府为自己所镇压过的人修建纪念碑，这等于要统治者为自己的耻辱和罪行修造一永久的标志。
这是波兰工人阶级的远见。尽管死难者不能再生，尽管1970年悲剧的制造者哥穆尔卡早已因为这次罪行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必须让他的继任者记住这黑暗的一页。
一个历史罪恶的记录，就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警告。对一个行使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最沉重、最无情的莫过于历史罪恶的记录。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天，在代表团全体团员情同下，向犹太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面对着他的国家曾经犯下过的罪行的明证，勃兰特总理默默地肃立着。突然间，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这位跟希特勒第三帝国毫无关系的德国现任总理、这位对眼前的历史罪恶并不承担责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沉重的跪了下去。
在场的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没有人将勃兰特总理的跪拜看成是政治家的某种“姿态”。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种道义上难以承受的重负和人类良知的冲击力。
有了这座纪念碑，人类便多了一些良知，少了一些黑暗。
波兰工人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要求修建纪念碑的——他们要统治者承认并永远记住前任的罪恶。
工人自己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修建纪念碑的要求已经提过许多年了，却没有人理睬，反而在他们计划造建纪念碑的地方——就在二号门前面的广场上，12月事件的最初死难者是在那里倒下去的——挖沟、打地基，准备盖一座贸易大楼。工人不答应，填了这些沟。后来市政府又把这个地方周围墙围起来。总之，当局想弄得工人的纪念碑无地方可建，想让他们忘记。
但波兰工人不会忘记。每一个周年纪念日，工人都要举行祭奠活动，并爬到造船厂最高的烟囱上挂起致哀的旗帜。
修建纪念碑的谈判终于成功了。当局答应在今年12月16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建好。当局不能不答应，这不仅是谈判诚意的表示，更是不再对罢工工人采取镇压的表态。
增加工资的谈判艰难一些，但气氛不那么沉重了。经理说，每人增加2000兹罗提会涉及到全国的工资制度，他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可以用涨级的方式作些技术上的处理。
工人拒绝其他方式，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涨，但同意减到1500兹罗提。
经理又问：“物价补贴也在内？”
“不，每人1500，外加每月的物价补贴。”
经理为难了：“物价上涨引起的补贴问题我决定不了，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就让上面派人来，来个能解决问题的人！”瓦文萨不动声色地将了一军。
这一军将得很有力，大厅里和各个喇叭下都响起了掌声。
经理沉默了，最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向工人作了保证。
一位工人代表问坐在经理身旁的党委书记：“书记同志能不能对经理的话作担保？”
书记：“可以，我担保。”
又有代表要求经理将他的保证写到纸面上。这个要求也立即被经理接受了。
每一条谈判都成功了，每一项要求都实现了，挺容易的。这时的时钟指在13点30分上。
工人们一时沉默下来，品咂着这个胜利，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们几乎是怀着赴汤蹈火的决心采取行动的，一切怎么会如此顺利和简单！
可是顺利不值得庆贺吗？不用赴汤蹈火达到目的不是更应该欢呼吗？
工人们想到的都提了出来，提出来的也都被当局接受了……那么，大家这种若有所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工人们说不清楚，瓦文萨也说不清楚……
那支书写历史的巨笔在这儿停了下来。
有工人在议论了：
“1970年12月事件之后，他们也作过保证的。”
“经理的保证有什么用？在波兰可没有罢工权！”
“他们可以将经理撤职，那所有的许诺都白搭了。”
……
瓦文萨敏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对当局实现诺言的怀疑。难道这就是不能就此罢休的原因？但瓦文萨立即就否定了这个答案。产生那种说不清楚的情绪不在于此；再说，当局的诚意也需要时间证明，谁也不应该要求马上拿到1500兹罗提、要求一夜之间在二号门前矗立起一座纪念碑。
围绕着该不该相信厂方许下的谎言，代表们开始了一场尖锐的讨论。有的表示应该相信，先复工；另一些人表示不相信，却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和更多的要求来。
到最后，罢工委员会只好作出暂时结束罢工的决议。
这时是16日14日20分，瓦文萨走到麦克风前，向谈判厅内外的全体罢工工人问道：
“如果我宣布罢工结束，有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听见了吗？结束不结束？”
瓦文萨停下来，等待着大家的决定；大家也沉默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决定。
瓦文萨看没有人反对，又说：“工人代表和罢工委员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说过，我将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我宣布，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结束我们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我允许大家在下午6点以前离开工厂！”
总经理格涅赫也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这位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的领导人，没有一点儿失败者的沮丧，他宽容而又不失尊严地对全体经工工人说：“我感谢大家保持了平静，守护了厂里的财产，维护了秩序。我们大家将要精神饱满的在星期一再见。我们将努力把耽误了的生产补回来。”
工人们有礼貌地鼓了掌。他们赢了这一个回合，他们应该有胜利者的大度。
已经有人走出厂门，急于去见巳经三天没有见面的亲人。许多不甘心就此罢休的工人却在大厅门口挤成一团。
就在这个时刻，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小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撇，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出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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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变常常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瞬间。瓦文萨果断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于是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瓦文萨在8月16日下午那一瞬间的醒悟，是波兰工人阶级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为此，他们付出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
人民波兰新的一页应该是从1980年8月16日开始的。
从这一天起，向当局要求善意和施舍的请愿，将让位于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有了这个新的目标，波兰工人将会经历更加险恶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有了8月16日，波兰将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有了8月16日，波兰将不再回到1980年8月以前的那种状态。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1917年11月8日，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1948年9月，铁托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压力，对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和胁迫，坚定地回答说“不！”，于是，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有了第一条裂缝。
现在，1980年8月16日下午3时，如果瓦文萨再有几分钟的犹豫，如果他再一次召集起全体罢工委员，讨论要不要结束罢工，那么，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三个重大的转折或许又要等一个或好几个十年。
瓦文萨以他的敏捷、果敢，要抓住正在消失的历史时机。
瓦文萨没有跟罢工委员和工人代表商量，便突然对他身边的工人宣布：“我们继续占领性罢工！我们必须一块儿坚持到底，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会失掉一切！”
就是这个突然的决定，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使社会主义历史翻到新的一页。
拥护这决定的工人欢呼起来。但欢呼声远没有前几天和刚才谈判的时候热烈。一些人在犹豫，一些人胆怯了……
瓦文萨和几位坚定的组织者分别领人向一号门和三号门走去，许多工人正从这两个门往外走。
工纠队要将大门关上，被瓦文萨制止了。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把人硬扣下来，谁身体不好，感到吃不消就让他们回家，到明天或星期一再来。我留在这儿。我已经说过，我最后一个离厂。谁愿意罢工，谁愿意干到底，谁就留下！”
许多人响应了瓦文萨，另一些人还是要出去。把这些人放走后，大门重新关上了。
罢工有希望继续进行了。但心神不定和担惊受怕的情绪随处可见，三天三夜的神经紧张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列宁造船厂越来越成为格但斯克各界人士注目的中心。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开始涌向列宁造船厂，使形势变得复杂、气氛更加紧张了……
基层教区的神父来了。
神父向罢工工人祝福之后，宣布：星期日的弥撒将于明天上午9时在二号门前举行；神父还说，大家呆在这儿并没有罪，他明天来工厂做弥撒也没有罪。
在波兰，百分之六十的人信奉天主教，教会一直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教会的间接支持显然是一剂镇定剂。
一些传单和地下出版物也在这个下午出现在列宁造船厂。出版物不够分，便有人出来高声朗读。传单中有去年成立的地下组织“青年波兰运动”散发出来的。
广播站，有青年工人在宣读这个地下组织的传单：“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民族大家庭的利益，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的统治之下。”
工人们感到惊愕！即使最激烈的工人语言也无法与其相比——这个宣言不仅针对当局，而且是针对着整个制度的。
有的青年工人在为这个大胆得叫人心跳的宣言喝彩，而一位老工人却流下泪来。打动他的不一定是这个宣言的具体内容，他准是感到自己正在过着一个重大的节日——已经久违了的政治生活终于恢复了；或许，他还害怕：结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些——教会也好，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好，都不是眼前发生的事的最本质的东西，否则，我们便无理由将8月事件当作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教会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一直是与执政当局抗衡的力量。然而，教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斗争的主力；而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用威胁、镇压、收买等手段控制住的。
对工人的挑战却难以应付——在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中，用大规模的镇压对付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事态就正是朝着当局难以对付的方向发展着——越来越多的罢工工厂代表，乘坐着汽车，艰难地穿过列宁造船厂门外的人群开进厂门。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开端总是艰难而又让人茫然。列宁造船厂似乎又回到了14日刚刚开始罢工时的那种局面——
各式各样的要求中，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最重要的，各种观点的人都有，但谁也不能得到绝对多数的赞同。
到17时，这种既振奋又茫然，既欢欣又胆怯的气氛被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这个声音来自工人内部，来自反对瓦文萨的一方。
厂广播站传出了一位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的讲话：
“……我们的要求已被接受了。这当然不是经理一个人接受的，这是上头同意的。上头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难道这一切我们都要失掉吗？如果我们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到下午6时，瓦文萨就不再是造船厂的工人了。你们知道警察和保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撕毁了协议。
“在下午6时以前，我们必须离厂。难道你们愿意流血吗？难道你们愿意10年前的12月悲剧重演吗？我们并没有承担联合罢工的义务，我们必须出去。到下午6时，警察和保安人员就要进厂了。你们知道这里将会了生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吓唬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离开！”
混乱出现了，下午6时军警要进厂的消息使惊恐不安的情绪弥漫开来。大门外，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呼喊着她们的亲人，许多动摇了的人要求开门放他们出去。
瓦文萨和几个外厂罢工代表匆匆赶到广播站。
瓦文萨讲话了：
“我是罢工委员会主席，是我说了算！我已经宣布了罢工，现在罢工继续进行！”
广播里又传来了外厂代表的讲话：
“我是炼油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从早上起，炼油厂就罢工了。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也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是‘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我们从昨天起罢工了。现在仍在进行占领性罢工。我们没有谈判。我们支持你们的罢工，但我们大家必须站在一起！”
瓦文萨又一次呼吁：“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一些听广播的工人发出了响应。
“你们愿意干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回答的人更多了。
情绪暂时稳定一些了。但随着下午6时的临近，不安的情绪不断增长。
对工人阶级来说，胆怯是可耻的，但他们无法不恐惧。那位呼吁大家离厂的罢工委员说得对，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些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中，许多是1970年12月事件的参加者、目击者，他们不会忘记，无法忘记——
波兰工人是有过勇气的，1970年12月，他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迎着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走了过去；他们曾经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他们曾经有勇气用肉体组成防线，向前进的坦克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曾经有勇气抬着被坦克压死的同伴在刺刀和坦克前面缓缓步行，高唱着国际歌、高声地呼喊：“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但那一次——1970年12月，波兰工人的勇气只是加速了悲剧的结局——镇压者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连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了下去；坦克甚至从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碾压了过去，面对这一惨象，连奉命镇压的陆军士兵都哭了……
……
波兰能忘记吗？波兰工人能忘记吗？忘记这一切将是可耻的！
然而，不抹去这样的记忆，人怎么能有勇气作人？！
正是看到了，记住了，工人们才胆怯，才恐惧地躲避下午6时的期限。
6点就要来临。大门外的人匆匆散去，准备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了。
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它给与人的记忆要比法律条文深刻得多。许多统治者喜欢用暴力而不愿用法律进行统治的道理也在于此；统治者不惜让他的臣民流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忆——记住，我们不害怕流血！
幸亏，人民对这种记忆还有另一种解释——记住，决不让它重演！这也是瓦文萨的解释。正是因为铭记着那样的场面，他才选择了现在的人生道路。
现在，这位为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殊死斗争的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沉重的记忆面前退却。
瓦文萨赶到大门口。有人往大门上放了一架梯子，瓦文萨爬上去，站在上面，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必须用坚定和顽强坚持下去！”
他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能说，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休息过了。他用仅有的力量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他要说的都在这首歌里了：他们创造了世界，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宽松和镇压，榨取和施舍，这种没完没了的循环必须打断，他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工人们理解了瓦文萨这些朦朦胧胧的思想。激动人心的歌声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坚定起来。他们又唱波兰国歌，然后是响彻全厂的口号声：
“上帝保佑波兰！”
“波兰万岁！”
“造船工人万岁！”
几个大门口终于安定下来，大家秩序井然地等待着6点钟的到来。
历史终于艰难地渡过了16日的下午6点。没有军警开进来。
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恐吓；或许，在这场勇气对勇气的较量中，波兰工人战胜了。
6时刚过，广播里播出了罢工委员会的一个公报：当局改变了决定，或者是推迟了时间。过一会又有另一个公报：总经理格涅赫乘摩托艇逃跑了。
工人松了口气。7时正，电视新闻播出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巳经达成协议，星期一将开始正常工作”的新闻报道。
这是很滑稽的。于是扩音器与工人有了这样的对话：
“这是真的吗？”
“不是。”
“电视播音员是不是在说谎？”
“是！”
“大家同不同意让西方的记者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真实的消息？”
“同意！”
工人们开心地笑了。
现在就笑，还早了一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不会如此轻松的。
夜降临了，这儿是平静的，外界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当局将会用什么样的对策？明天将会怎样？
这是难以想象的。工人们各想各的办法找地方睡觉——更衣室、车间的角落、木板上……
夜深了，许多人却无法入睡，他们想到了家，想到了亲人。
“又不是战争年代，却有家不能回！这是什么世道？”他们想，感到挺心酸的。
然而此时，工人中的另一些人却根本没有睡觉，他们在开会。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会议——它有21个罢工单位的代表参加。它所讨论的已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而是几十个工厂、甚至是整个波兰工人阶级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会提出什么样的共同要求，也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即将产生的决议会对波兰造成什么样的震荡！
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七
充分显示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社会责任感的21项要求诞生了。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共产世界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1980年8月和1970年12月的另一个较大的区别是平静。在平静中隐藏的结局比明晃晃的警棍、枪支更让人揪心。
8月17日早晨，大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两人一组的警察在巡逻。他们没带武器，没带警棍。他们礼貌而安祥地走过，不阻拦任何车辆，也不查问任何人的证件。
上午9时，列宁造船厂的二号门前的广场上，逐渐聚集了许多工人家属。这些人也是安祥的。她们中有不少是穿着丧服的妇女。
二号大门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樟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的花圈。十字架旁边挂着现任罗马教皇——波兰籍的约翰．保罗的巨幅画像。
许多罢工工人从厂里走来，但仅仅到大门前为止，那儿有一个临时搭成的祭坛。工人和他们的亲属分别站在祭坛两侧。
弥撒开始了。神父在布道词中谈到人和劳动，谈到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
神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的心，引起强烈的共鸣。教会确实选了一个好时机。
波兰教全多年来，成功地利用了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的威信及统治权利失去信心的危机，迅速在波兰社会建立起精神权威。去年夏天，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他的祖国时，引起的崇拜，将人民与政府间的鸿沟掘得更深了。
这一次，教会又赶在政府前边，占了上风。
神父那安祥、缓慢的声音使疲惫而衰弱的心灵得到了滋补。他的题目选得真好！他讲劳动的尊严，使罢工工人对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卑下、屈辱的社会地位有了更加强烈的感触。
连宗教思想都能肯定劳动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一个以劳动人民代理人自居的政权，一个名义上属于工人的政党却可以那么粗暴地忽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神父讲到人的尊严，那是包含在人生来是自由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些古老而浅显的道理中。罢工工人要求的最终就是这些！
这种领悟非常重要，它减轻了工人的犯罪感，而增添了一些崇高感和力量感——尽管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居然要由宗教思想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和价值，确实令人可悲。
弥撒是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呵，人民向您恳求”的呼吁中结束的。可见目的是波兰和人民，而不是上帝。
弥撒结束后，十几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造船工人，抬起了巨大的十字架，缓缓地走向广场。人群有秩序地让出一条道来。
十字架在广场旁的一块草地上立了起来，1970年12月，三名造船工人最先在这儿倒下去的。
一位工人庄严地说：“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一片肃穆——神父默默地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孩子们默默地将鲜花高高地堆在十字架前；青年们默默地举起了点燃的蜡烛和火炬；老人们默默地流淌着眼泪……
沉默中响起了几声轻微的呜咽和抽泣，那是从穿丧职的妇女发出来的，很轻微，她们抑制着，努力将自己的悲哀和生命融化到这片巨大的沉默之中……
沉默是被一声雷鸣般的吼声打破的。它不是来自悲剧的记忆，也不是来自教会和上帝。它来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呻吟之后，终于响起了一声震馆世界的吼声！
当教会显示了它的力量之后，罢工工人终于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感到了另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从他们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力量。
中午，从列宁造船厂向罢工工人，向格但斯克，向波兰，向全世界发布了第一号公报。公报是以“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公报说：“根据沿海地区各罢工工厂企业达成的协议，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于8月16日深夜成立，会址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
这次从头天深夜开始的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将工人阶级的全面要求及行动步骤规划出来。但看看这个公报的主要几条就知道，波兰工人阶级在几十年的渺茫、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能撬动这半个世界的历史杠杆。
公报宣布；“现决定继续罢工直到职工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厂际罢工委员会授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组自由工会。”
波兰工人阶级有了这个威严的宣告之后，既没有忙于进一步宣传、解释，也不急于了解当局的反应。他们是沉着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他们不再根据别人的脸色来确定自己乞求的数量。他们要告诉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转动一切齿轮！”
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却又不失时机的在几小时后，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旦工人阶级从颤颤惊惊的乞讨者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他们就不再只看到一点儿可怜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在这次继续到深夜的会议上，波兰工人第一次显示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他们将波兰存在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他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讨论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临近午夜，代表们终于拿出了共产世界里最能体现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远见的纲领。
这就是著名的21项要求。
http://www.bikongmingyue.com/bbs/viewthread.php?tid=838&extra=page%3D1
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以下是21项要求全文：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对独立的出版社不采取镇压措施，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
4，恢复下列人员原有权利：
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
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
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兹沃夫斯基的迫害；
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
向公众发表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充分消息；
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提高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贴。
9，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增加。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取消议价和所谓内部出口商店中的外汇销售。
12，实行按业务能力而不以党派隶属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统一家庭补贴标准；
取消特殊销售。
13，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即食品券制（直到市场形势得以控制时为止）。
14，将妇女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子降到55岁或者不论年龄而以妇女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作满30年，男子满35年为标准。
15，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
16，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保证劳动妇女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相应的名额。
18，实行三年制带薪产假。
19，缩短等待住房时间。
20，出差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实行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代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1980年8月18日
“21项要求”定稿并经全体委员通过，已经是18日凌晨了。罢工进人第五天。
与三天前罢工工人在谈判清单上列出的五项要求相比，我们很难相信这21项要求是同一个阶级在几乎同一时刻提出来的！
但这是事实。
从21项要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他们。团结和觉醒使波兰工人阶级在一两天内解脱了在几十年的屈辱中形成的那具异化了的躯壳。
巨人苏醒了……
八
政府可以不怕动乱，不怕流血，却不能不怕以异乎寻常的理智呼吁着秩序和社会责任感的工人阶级……
波兰是一个出巨人的民族。五百年前，波兰的一位巨人曾经动摇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一丝光明，因为他定住了太阳，转动了地球！他就是哥白尼。
今天，这位刚刚醒来的巨人也将象哥白尼一样，要把颠倒了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遗憾的是，行使权力的最高当局并没有很快地察觉这次在瞬间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蜕变。一个长期不被反对和警告的政权，已经迟钝到近乎于麻木。
回答这位刚刚苏醒的巨人的吼声的，是飞机的轰鸣声。
从清晨开始，造船厂上空就一直有飞机盘旋，撒下了要求工人复工的传单：
“工人们！你们不要卷人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传单中还有总经理格涅赫的呼吁书，重申原来的所有提案都得到了解决，每个职工都得到了增加工资1500兹罗提的成果。
工人领袖们是沉着的，根本不理睬这老一套的威胁和安抚手段。他们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早晨，向全体罢工工人宣告21项要求，并派人向格但斯克省省长呈交21项要求的清单。
要求加入罢工行列的单位更多了，为此，制定了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登记原则：
1，只有参加罢工的工厂才能登记；
2，申请登记的工厂必须派出两名代表；
3，对21项共同要求表示赞同；
4，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各厂罢工委员会可以随时就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同各厂领导进行谈判。但这类谈判的结果对决定何时结束罢工没有影响；
5，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并决定罢工或复工。
上午，登记单位达到60多家。三联城的私营出租小汽车司机联合会也来登记参加罢工，尽管罢工会给他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们还每天派出4－5辆小汽车供厂际罢工委员会使用，并捐出二万兹罗提作为罢工经费。
为罢工和为修建1970年12月事件纪念碑的社会捐款越来越多了，广播里不断在报告捐款单位和数目。
到傍晚，罢工登记号已增加到156家。比这种数量增加令人振奋的是，罢工工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作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化学家伊切赫．格鲁谢茨基博士分别带着格但斯克地区文学艺术界和科技界的声援信件走进造船厂，并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他们之后，是三十名格但斯克工学院的教授报名参加了联合罢工委员会……
社会各阶层都把视线集中到工人阶级身上，并逐步承认工人阶级是代表社会的主要力量。
罢工工人很快就证实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并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
厂际罢工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医疗部门、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生产食品的企业部门要保持正常生产；
对社会财产，罢工委员会也表现出主人翁的对任感——罢工纠查队负责公共财产的保护，钢厂的罢工工人必须保证炼钢炉不灭，以避免造成损失……
一切都是全新的：组织、宣传，他们必须使目标明确，秩序井然，必须使整个工人阶级在整体目标下团结一致并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和参与。
这些工人阶级能做到——
他们印刷传单。条件很差，纸张欠缺，他们用广播车向社会呼吁，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宣传手段。除了传单，还能印制篇幅较大的情况通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尽管这种宣传手段是粗陋的，与政府所具有的80年代水准的宣传工具相比太原始、太可怜，但至少世界不再只听到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了；至少这儿发生的事不会任凭一些人解释成“少数流氓煽动闹事”或“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制造动乱和反对国家利益”了。
现在，工人阶级要说出他们罢工的真正动机。1980年8月19日，波兰工人镇定地向最高当局发出了呼吁：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我们肩负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成立独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雇主之外的自由工会。
“因为只有那时才能保护职工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赢得自由工会会之前，保卫我们利益的唯一方式只有罢工，然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代价最高的谈判方式。
“成立自由工会的第一步是通过当局派遣代表到格但斯克造船厂来，并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中央当局对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我们期待中央当局的代表的到来。拖延一天，将是当局不愿意承认波兰劳动人民有权选派自己真正代表的证据。我们谨以我们所代表的职工的名义声明：我们将渴望尽快复工——然而是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工厂的真正的共同主人而复工。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亿兹罗提的损失。我们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拖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当局。我们再一次向当局呼吁：要审慎，要有负责精神！”（[波]沃．盖乌任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尽管纸张很差，印刷质量也不好，但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兰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呼吁——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驻波兰新闻机构，此时都赶到了格但斯克：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还有新华社……他们用各种文字将波兰工人阶级的呼吁传到世界各地。
以往，这样的呼吁是由政府发出来的。
以往，工人只要离开劳动岗位便会受到警告：不准制造混乱，不准破坏纪律和秩序；甚至不惜以武力使工人恢复秩序。
现在，当波兰工人阶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智和秩序时，当局才感到到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远远比示威口号和因愤怒而挥动的拳头可怕！
波兰政府陷入到更加痛苦的困境之中。
九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声中，政府只好打破痛苦的沉默，极不情愿地采用了政治解决……
波兰工人阶级的宣言震憾了全世界。各国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次来势凶猛的事件。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却保持着沉默——这在西方是审慎的沉默；在苏联、东欧却是一种痛苦的沉默。
罗马教会也开始采取严格的克制态度——从开始的支持变得审慎的观望了。教会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对抗；或许，教会是不愿意波兰在共产党和教会两大势力之外又产生第三个权力中心。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紧张地注视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另一方的“北约”又十分严厉地注视着“华约”。
与这种沉默和紧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世界各国的工会组织，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工人阶级。
在九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代表着大约七千万名工人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8月18日发表声明，敦促波兰政府不要忽视罢工工人的要求。
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西班牙全国工人委员会也于同日发表声明，“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工人的斗争”。
西德最大的冶金工会，8月19日发表公报：“波兰罢工工人可以指望得到它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8月20日，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发表了一项由34名执行委员签署的声明：“强烈支持波兰工人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要让波兰当局知道，它对这个国家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以及坚决反对对波兰工人实行任何压迫手段的态度。”
现在该轮到波兰政府表态了。
波兰政府不能不表态，它的内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自己怎么能回避？但问题是，从这个党三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根本找不出解决眼前危机的经验。
波兰有过的几次危机都是由人民的忿怒和动乱造成的。尽管政府对这类动乱表现出极大的警惕性，甚至夸大地宣称已经危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事实上，一个控制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政党并不害怕这样的动乱，因为它可以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而不必担心失败。
当然，武力会造成流血和死亡，但统治者不害怕流血——严格地说是不害怕流人民的血。这类动乱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让他们流血的。
政府无法回避，又不能对秩序井然的、呼吁着理智和责任感的工人诉诸武力，剩下的只有政治解决了。
当局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解决。
以往的政治解决都是镇压之后的安抚，动荡之后的改组，是内部的调整，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一类的政治解决得有一个前提——首先需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某个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发动进攻，需要人民不惜以流血为代价去声援另一位政治家；还有，更重要的还得有一个领袖人物出来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
这些条件在现时的波兰都不具备——
波兰工人阶级这一次并不反对谁或支持谁，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为政治家的权力斗争付出代价了。他们在1956年曾经为把哥穆尔卡拥戴上台而流过鲜血；1970年正是这位哥穆尔卡下令开枪镇压他们。那一次，他们又以流血为代价把哥穆尔卡赶下台去而换取了与新领导的坦诚对话；然而，那一次人民与新领袖的蜜月仍然是短暂的。
因此这一次，他们不再为此付出代价了。
在政府方面，也缺少一个政治解决的条件——此时还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
按这类国家的惯例，一个领袖必须下了台，才能由他承担责任，而不是因承担责任而下台。
这是一次不准备承担责任，追究责任的政治解决。无论由什么样的政治家来完成这个任务，都只能是虚伪的、做作的。
第一个被挑选出来承担这个倒霉差事的人选是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
1980年8月19日，佩卡副总理终于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了自己的活动。其实，这位副总理五天前就飞抵沿海地区了，他公开出场是因为罢工工人定出原则：跟他们谈判的至少得是一位副总理。
中央对佩卡副总理的沿海之行也定了一个十分坚定的原则——只同各厂的罢工委员会谈判，而决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政府拒绝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说明他们对工人联合起来的意义确实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然而它对此时已经有250家工厂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置若罔闻，则表明了它无视现实的鸵鸟精神。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不仅领导着这场罢工，并且实际上在管理着城市、领导着城市的公共经济、交通、供应工作——格但斯克的电力、自来水、煤气、卫生部门都是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继续工作的；甚至按瓦文萨的提议，还组织了罢工工人去帮助郊区农民的秋收。
佩卡副总理选择了格但斯克港务局和船舶修配厂。
谈判是在格但斯克省政府纹章大厅举行的。
船舶修配厂的工人代表、厂长、厂党委书记参加了谈判。
会谈一开始，便由佩卡副总理带头作自我介绍：他是副总理，跟第一书记盖莱克共事二十多年，他俩是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是第一书记家的常客；他还是一位教授，曾经写过一本经济改革方面的书。他说，“就象匈牙利那样的经济改革，只不过还要好得多。你们看到这本书吗？呵，没有，你们不可能看到，因为只发行了1200册。”
于是副总理埋怨道，波兰就是这样，那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书可以大量发行，而好书却发行不上去。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重要的是他这次来格但斯克，是因为他喜欢格但斯克。他为这里发生了罢工感到痛心。他希望能迅速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他呆多久就呆多久，那怕呆到年底，呆到明年。
副总理特别强调，他这次来，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同志本人授予的解决问题的全权。因此，他“有充分的资格进行谈判并作出决定”。
工人代表也都作了自我介绍。这些年轻人并不轻信，他们都说得简单、迟疑。他们表示不打算谈政治而只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副总理报有气派地说：“那就把你们的要求都提出来吧。”
代表们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一位工人代表递给佩卡一份厂际罢工委员会起草的21项要求全文。
副总理看了看，简单地谈了自己对这21项要求的看法，表示所有各项都是可解决的。
对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他这样表态：工会工作做的不好，大家有意见，是应该改造。他说，“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后，将继续活动，也可以选进现有的工会里去。”
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建议。
接下去，副总理又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跟代表们商量：是实行三年制产假好呢，还是多建些托儿所好？他谈这个问题时，一点儿也没有副总理的架子，到真象一位写过书的经济学教授。
他说：“我们要算一算那种做法经济一些，我们就决定采用那种。”
佩卡的谈话是坦率的、干脆的、毫无官腔的。和女工代表谈到女工工作条件时，他甚至幽默地把女工代表称为“大婶们”。
副总理谦和、随便和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将许多人迷住了。到晚上九时，又有好几家小厂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进来。佩卡仍无倦意，精神抖擞地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住房紧张吗？他知道的，格但斯克有12万人在等待住房。
“没问题”，他说，“我们给你们建两个房屋工厂。一个是普通的，生产水泥预制板，第二个是法国进口的，生产独户房子，非常凛亮的小房子。这对你们够可以的了吧？”
肉食供应紧张吗？这他也知道。
“没什么”，副总理说，“已经决定进口六万吨肉。问题解决了。”
“这肉什么时候来，副总理先生？”一位女工代表问。
“什么时候？等一等，我们问问部长。呵，不错，从欧州经济共同体进口，两个星期之后就到货，如果从阿根廷进口，要用三个星期。”
有代表对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批评。
这个问题难一点，副总理的回答略长一些。他说书报检查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方面的放任。他又忍不住对他那本非常好的书只印了1200本表示了忿忿不平。
他认为问题在于记者们不好，“是他们掩饰缺点，是他们在报刊上把一切都写得那么圆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把盖莱克同志和膘肥肉壮的奶牛照在一起，他们对什么都一律赞扬。可是黄油没有还是没有，尽管记者们说，‘我们这儿牛奶满成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进口黄油……”
“我抗议，副总理同志！”
佩卡非常遗憾地中断了他与人民共义愤的珍贵时刻，不无不平地问：
“您是什么人？”
“我姓加卢斯，是《沿海之声报》记者。副总理同志，我们只能发表你们允许发表的东西。”
副总理确实是一位好好先生，他马上附和道：“您说得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不过加卢斯同志，您好像很疲倦。您的脸色很难看，您应该去睡一觉。”
“谢谢，我能坚持。”
副总理又称赞了记者同志的工作热情，并且向工人推荐：
“怎么样，卢斯加同志可以参加罢工委员会吧？”
佩卡又继续讲下去，粮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讲到20日的清晨5时。他对什么都一口应承。
工人所提出的，副总理所应承的大多是眼前的、物质的要求。
只要工人阶级不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出现，只要参加谈判的工厂个体只着眼于本单位的具体问题，他们也只能提出这一类的要求。这确实证明了当局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决策之英明。
工人代表将这一大堆具体的、已经被副总理承诺了的要求归纳成12条，并决定形成谈判协议。
如果佩卡副总理的这次谈判成功了，紧接着便会有一系列的跟各个工厂的个别谈判，那么，所谓的政治解决便会成为各个击破的政治瓦解。
庆幸的是佩卡没有成功。
上午九时，当12点内容的协议文本写好，需要双方签字时，佩卡突然要求在后面再加上一条：“本协议将呈部长会议批准。”
工人代表大吃一谅，质问副总理：不是说过他自己有充分的权力签字吗？
佩卡诚恳地要求大家能理解，他上面还有政府。还有政治局，他不能绕过这些权力机构。但他保证说，二个小时之后，华沙便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谈判协议立即送到了首都。
华沙的答复很快就下来了，尽管不是副总理所说的二个小时，而是五个小时，但就这类国家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行政效率了。
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只同意了12点协议中不太重要的三点：
关于建造房屋工厂；
关于进口肉食以及罢工委员会；
罢工结束后仍能参与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活动。
对一些关键性的要求，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下午五时，工人代表又回到谈判大厅，副总理显然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挫折。虽然他又打起精神，重新许诺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但工人代表却以抗议、挖苦和不友好的喊叫一次一次地打断他的讲话。
会谈最终是在愤怒的气氛中收场的。
第二天，佩卡被召回毕沙。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副总理雅盖尔斯基。
临上飞机前，佩卡副总理含着眼泪，痛心地说，他是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工人谈判的，他希望多许一些愿，先结束罢工，然后再慢慢地实现这些诺言。难呵，他没有成功。
佩卡失败了，也宣告了那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的失败；佩卡哭了，这让人感到是一个衰败的政权在哭泣。
这次谈判的失败对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使他们不再想去尝试已经被多次证明过的、失败的手段。
副总理佩卡被召回华沙的当天，三个满脸通红，惶惑不安的小伙子来到列宁造船厂，找到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
“我们受我们厂的职工委托，叫我们先到这儿来，”他们小心谨慎地试探道，“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可能我们的整个代表团都要来。”
他们被重新接纳了，尽管有讥讽，却是欢乐的、善意的。当这两个厂的代表团进来时，列宁造船厂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之后，扩音器里传出了主席团的一个简短公报：船舶修配厂和北方修造厂跟我们在一起，分裂消除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增补了两名新成员——船舶修造厂和北方修造厂的代表。
此时，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增加304个厂家。
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工人出身的盖莱克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希望他曾经勇敢的为12月悲剧承担责任，并且有过与工人的真诚对话。
波兰的危机明明已经到了政府诺不付出代价就难以解决的地步，当局居然还用佩卡式的解决方式去胡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盖莱克政权的可悲之处。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下结论，说盖莱克是完全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领导，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体察民情的官僚，则有失公允。
要是有可能将波兰统治者当局的个别人作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造成过许多社会灾难的波共领导人，并不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那样专权：暴戾、残酷；恰恰相反，波兰近几十年出过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身上有许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民主倾向。
从贝鲁特、奥哈布、哥穆尔卡到盖莱克，全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
57岁的现任第一书记盖莱克，出身于一个矿工家庭。童年时，父亲因事故死于矿井。他与母亲流落法国，13岁开始下井挖煤。这个流落异邦的小矿工，下井干活时因个子矮小，手提的矿灯拖在地上，他只好把矿灯提手弄得短些。
盖莱克了解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且确实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投身革命的。
盖莱克还是共产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那就是说，他是在比东方民主得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行为时，常常夸大文化心理的因素，盖莱克的全部经历证明，政治或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70年底，黑暗的12月大屠杀刚刚过去，巨大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使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盖莱克的上台执政，曾经使波兰人感到巨大希望就如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在1956年被人民拥戴上台时，曾给人民带来过振奋一样。
我们不能说盖莱克只是扮演了哥穆尔卡在1956年扮演过的角色，不能说他只是把哥穆尔卡演过的戏又演了一遍；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在演戏、欺骗人民。
不，无论1956年的哥穆尔卡，还是1970年的盖莱克都曾经是真诚的。
1970年12月20日，盖莱克接任波共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社会，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去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为了找回已经失去的同人民的联系和共同语言，盖莱克作出了七十年代共产世界的一个重大决定。
1971年1月24日，也就是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仅仅一个月，一架专机从华沙飞往沿海工业城什切青市。飞机上有盖莱克，有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飞机起飞时，这些几乎包括了全部政府班子的乘客们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方针政策，他们到工厂去，是为了解实际情况，为了听听刚刚在动乱中流过血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找到导致这场流血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在什切青市，他们同造船工人会见，讨论持续了九个钟头。
领袖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相互寻找支持和信任。厂里的广播站转播了会见的全部过程，成万名造船工人和城市居民拥在扩音喇叭前，倾听他们的代表和领袖的对话。
这是一次心对心的对话没有演说，没有官腔，没有决议，没有秘密，没有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政客辞令。
盖莱克一行又从什切青直接到了格坦斯克。这次会谈继续了8个小时。
瓦文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二十多位工人在对话中讲了话。这些发言对盖莱克的震动很大。
瓦文萨也讲了话。
盖莱克不认识瓦文萨，也没有通过这次对话与瓦文萨相识，但这位工入的讲话内容曾经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瓦文萨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原本指望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活，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是公平合理的。”盖莱克的讲话很简单，一点没有领袖人物所有的威严和无所不知的自信。他请求大家原谅，他来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处境有多困难。他说：“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象帮助人那样来带助我吧！……怎么样你们肯帮助吗？”盖莱克发的话音刚落，他面前就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回答“我们帮忙！”这个回答很快就成为1971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
在会谈中，工人们曾当着政府领导的面，用一分钟默哀悼念一个月前死于政府镇压的死难工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以沉默向工人们的悲痛来示了深深的理解、羞耻和自责；或许，双方在这一分钟沉默里所有的沟通，超过了八、九个小时的语言交流。
当盖莱克离开造船厂时，工人用掌声欢送他。当时，工人充满了新的希望；盖莱克也怀着巨大的决心决不再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意志，一定要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样对待工人阶级！
这次沿海之行，对盖莱克来说，是一次痛苦而苦涩的公民教育课。
正是这次坦诚的对话，缓和了波兰的紧张局势，并开始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蜜月。
十一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革。
从沿海地区返回几天之后，波关召开了八中全会，对十二月事件进行评价并追究责任。
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认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是党的领导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对话，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
盖莱克首先谴责了在12月悲剧中使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造成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全会公布了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于12月15日指示格坦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经过。
这次全会作出决定：哥穆尔卡“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和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同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克利什科等人。他们是领导国民经济、内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盖莱克对这些经常受到人民信任和尊敬的政治家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政治舞台，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过去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考虑，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盖莱克的愿望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而他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及时的、有魄力的。
然而，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是短暂的。我们从十年后的波兰社会现实已经看到了，那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给波兰代来过巨大痛苦的政治、经济危机又在盖莱克时代明显地显露出来。
盖莱克和他的前任一样失败了。因为他在经济上仅仅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而且把生产力低下仅仅当成纯经济问题。
盖莱克提出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三高政策，而没有全面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央控制的经济权归还给社会，使劳动者能因经济上的自立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人。
盖莱克的盲目的高速度经济政策引起了投资过热、外债骤增、比例失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危机。
政治上的改革更被忽视，盖莱克仍然采用了那种苍白无力的惩罚人、撤换人的老一套方式。这种短期有效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政治手段，丝毫没有触及造成波兰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
盖莱克不可能靠个人权力、靠制度自我更新的幻想去改变这个制度的内部结构；相反，倒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很快就被这个制度所改造了。
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位很具民主作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仅仅三、四年之后，就变得“拒谏饰非、个人专断，听不进批评意见”了。（[波]米。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造。算上盖荣克，这个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已经糟蹋了四位出类拔苹的领袖人物了而且越往后来，完成这种改变的时间越短。仅凭能把好人变坏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政权形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彻底改革。
现在，尽管盖莱克还没有把哥穆尔卡曾经走过的道路重复完，但我们已经看到他正面临着哥穆尔卡执政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对危机完全相同的评价。
我们难以判断的只是，盖莱克会不会无视历史的进步，而在最后时刻采取哥穆尔的方式，用暴力去对付工人阶级？
1976年，盖莱克曾经在这个历史进步的分界线上犹豫过……
1976年6月24日，盖莱政权的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肉食、黄油、食糖涨价；同时还宣布，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
总理的电视讲话之后，首先在拉多姆地区，工人离开工厂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动乱发生了。
这是盖莱克执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但与1970年事件的起因却完全一样。一个政治家应该有这样的记忆！
抗议和罢工在十多个省蔓延、局部地区还发生了街头冲突。
这次，盖莱克发表了强硬的、哥穆尔卡式的讲话。
他宣布：“我们不允许国内落后人物、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盖莱克将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紧急调到出事地点。
波兰面临着继1956年，1970年的大规模流血之后的又一次严峻时刻。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能避免流血。但要说明的是，只有两位工人死亡；而且是由于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正是盖莱克的努力，才避免了1970年悲剧的重演。
他用警察驱逐游行队伍，却决不允许开枪，并且很快就撤销了涨价的决定。这可以算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
在宣布涨价24小时之后，总理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盖莱克成功地将问题压了下去，而不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甚至已经没有五年前那种解决危机的耐心和诚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他在五年前所有过的誓言，用诚挚的对话解决与工人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家对什么事能保持记忆？
看来，对领袖人物的选择，应该把记忆力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盖莱克采取了对专制者说，最省力、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严厉的制裁。
拉多姆事件之后，六百六十名工人遭到拘捕和审判，九百三十名工人被解雇。
仅用了五年时间，制度就完成了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
现在，1980年8月，人民波兰出现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几次危机的重复，而处理危机的政治家又是由制度从同一个模子里组造出来的，那么，盖莱克会不会又一次采用他在1976年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手段；甚至更退一步，去采用哥穆尔卡在1970年所用过的极端手段？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因为1980年的盖莱克与1970年的盖莱克已判若两人；我们倒是从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卡身上找到了眼前的盖莱克……
十二
工人等待着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政府等待着工人放弃联合行动；知识分子说，谁试图采用暴力，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三百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秩序井然地占领着工厂，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十多万工人实行有效的镇压。
罢工工人不上街游行，不感情用事，甚至也不急于实现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只要求政府首先承认他们。
工人已经等待了八天人夜，这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
处理格担斯克工潮危机的政府委员会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接替了佩卡副总理，但他仍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新任政府委员会仍然无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不承认它是全权的谈判对手。政府委员会只是试图让一些小厂厂长、书记和厂工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直接与政府谈判。
如果当局连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罢工领导机构厂际罢工委员会都不愿承认，那么更不可能接受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而这是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条。
随着事态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一条要求的重要意义。他们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犹豫让步。
为了重申这一点，304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声明：“没有独立工会，其它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罢工工人对官方工会的评价并不过份。波兰工人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官方的工会对此毫无承担责任的检讨精神；相反，它的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居然跑到格坦斯克召集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议，宣布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交出权力”，也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官僚看来，工会的职位只是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当然，什德拉克的幼稚做法失败了，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轻而易举地反击数百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团仅有的两部电话机前排成队，轮流使用电话向本厂职工吩咐：“不跟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结果，这位官方工会的最高领导人只召集到14名工厂工会代表，来参加他的格坦斯克省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这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又赶到什切青，尽管他把目标盯在一些小厂的工会理事会，他的分裂企图也未能得逞。
罢工工人等待着，他们必须保持团结有共同的更求并以一个整体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总算作到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要坚持下去，还得保持秩序，避免因急躁和愤怒而感情用事。
现在，害怕产生社会动乱的反而是工人方面。
罢工工人保持了秩序和平静。在这方面，瓦文萨坚定、果断和自信的个性起了作用，罢工纠察队的严明纪律也起了作用。
三联城是平静的，没有破坏，没有动乱，甚至没有醉鬼；连以往滋事很多的咖啡馆、舞厅、剧场也平安无事，因为去的人寥寥无几。民警只记录了偶尔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但连民警都承认，这类事件比平时少多了。
罢工工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组织城市生活。在全面罢工的状态下，这是很困难的。这他们也作到了。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工人阶级学会一切。
这些工作是由瓦文萨直接负责的。他既要使罢工坚持下去，又要让三联城人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必须决定哪些行业应该罢工，哪些部门却必须承受更多的工作任务。
瓦文萨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干脆的，有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决定；有的当场由主席团集体决定商业运输罢工了，但食品送货照常：面包运；糕点不运。
火柴厂请示该不该罢工？
“不，这是人民需要的，应该生产火柴！”“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农业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当然应该！！”瓦文萨还组织罢工工人去带助秋收。
警察阻拦了给居民分送食品和煤的汽车，怎么办？
“让司机在汽车前窗玻璃上写上”居民生活必需品：肉、粮食、煤！“”要是警察还是不让怎么办？“”避免冲突。警察要取下罢工标志，就让他们取下来，往前开一百米再挂上！“”没有汽油了！“”用广播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向省长告急，告诉他，居民总得吃饭！给我们燃料！“水果加工厂代表团来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你们工作吧，不能造成损失。问题我们马上解决。“托伦发生了火车事故，急需血液！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呼吁献血。炼油厂，造船厂有一百名工人去了献血站……
工人以难以置信的效率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看来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
谁说工人阶级不会运用民主权利、不能充当社会的主人？
当然，工人阶级能在这种非常时期使三联城的人民过上正常生活，是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980年夏天，格坦斯克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独无助的。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不能没有经费。这很快就解决了。仅列宁造船厂三号大门一处，五天里就从本市居民处得到16万兹罗提捐款。一个退伍军人组织，还派了代表团来到格坦斯克，要把给罢工工人的捐款亲手交给瓦文萨。
除了钱，还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礼品：一位农民送来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送来了一束鲜花。姑娘直接走进主席团会议宣讲台，说：“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的花，祝大家坚持下去。”三联城联合医院的护士小姐们送来一封信，说她们全体护士和卫生员的心是同罢工工人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参加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但她们在信里鼓励说：“祝你们坚持下去！”两位非常害羞的女士走进造船厂，站到麦克风前说，她们是从西里西亚来的。西里西亚可是出好样儿的矿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最富有斗争精神。造船工人欢呼起来。
两位女士羞得满腔通红，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俩是来格坦斯克度假的，她们只能代表自己。但她们一定要把格坦斯克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去！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西里西亚人同你们在一起，”两位西里西亚女士流下泪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你们不要屈服！”除了物质的、情感的、更有力的支持还来自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
波兰作家协会格坦斯克分会发表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作家们在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尽快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说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8月21日，由64名知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传到格坦斯克，这些知识分子敦促政府尽快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
他们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知识分子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点明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这等于警告当局别以流氓滋事或反革命动乱为借口镇压工人。
呼吁书写道：“……我们呼吁政府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为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十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知识分子诚恳而公正地对双方进行了审慎地劝告：“要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的那一套呆板公式；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持温和态度。”最后，这64名知名人士以历史的名义，严厉地警告那些胆敢在波兰民族生死悠关的严峻时刻采用非理智、非民主手段的人。
呼吁书警告道：“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们。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这份呼吁书的内容立即就被政府方面知道了，并且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表明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呼吁书的64名签名人委派《联系》月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盖雷梅克教授亲临列宁造船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递交这份呼吁书。
瓦文萨接见了两位知识分子。
瓦文萨问：“你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带助。”是的，从战斗的罢工阶段到谈判的准备、再到即将来临的谈判阶段，工人会面临一个新的战场，这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这些仅仅靠勇气和纪律是无法完成的。
理解了瓦文萨的困难，盖雷梅克教授提出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瓦文萨采纳了，并委托马佐维耶茨基主编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由1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使波兰工人有了更加深思熟虑的斗争策略。
现在，艰难的占领性罢工已经进行到第九天，罢工工人已经不再为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怀疑了。他们保持了团结、纪律；他们不仅有了政治上的成熟，还丰富了政治上的智慧。
在前两天，当瓦文萨被记者问到“如果你这次输了呢？”时，他还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说：“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而现在，瓦文萨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说：“1970年我输了；1976年，我输了百分之五十，当时，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百分之百赢的希望！”带着这样的信心，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地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最后一份敦促谈判的通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罢工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工是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在这里，工人阶级反而比政治家显得成熟、大度。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一个掀起了动乱的、还未被官方承认的工人组织，居然比一个肩负着社会秩序的政权更迫切地呼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和责任感。
政治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眼前的盖莱克政府的处境窘迫？
盖莱克是一个不走运的政治家他遇上了不呼喊口号，不挥动拳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盖莱克政权终于度过了难以选择的困境它的前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与工人举行判，并且承担责任。
无论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谈判判结局如何，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三
谁也不指望靠几个小时的会谈去消除半个世纪形成的隔阂和怨恨，意义只在于政府终于和工人坐到一起了。
罢工斗争的僵持阶段在8月22日结束的。
白天，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用电话跟政府委员会主席雅盖尔斯基取得联系。政府方面提出先派三名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接触。工人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副总理接见了三位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
双方商定：于8月23日下午2时，由格坦斯克省省长来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初步谈判，制定谈判方案。正式谈判于23日晚八时举行。
尽管工人领袖们已经断定，政府除了妥协、谈判已别无选择，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禁不住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为期待这一天，他们绷紧神经度过了九天九夜；而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整整30年的期盼！
工人并不是为可以松弛一下而欢呼，相反，他们都感到就要来临的这个时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负起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第二天出版的第一期《团结报》上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份报纸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23日下午二点的预备会议按时举行了。
格坦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是第一个走进列宁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的官方人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被迫的、晚了许久的，但在整个东欧，仍是率先走出的一步政府对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并被迫与他们进行一次平等伙伴式的对话。
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在谈判大厅为晚上的谈判作准备：摆桌子、放椅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为了铭记住这一历史时刻，工人们在谈判桌上放满了各种廉价的磁带录音机。
人们早早地就等待着，对此，他们的首领既高兴又担心。于是，瓦文萨象宣布纪律似地作出警告：“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参加。我们必须表示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其实瓦文萨自己就不是一位绅士。前天，他跟记者谈到斗争性时，他说自己喜欢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工人没有为瓦文萨的训诫生气。对的，他们要当主人，首先就应该学会一个主人所有的自尊自重。
大伙用欢快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理解。
“鼓掌为时尚早！”瓦文萨继续说，“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作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做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掌声更热烈了。
政府委员会于八点整乘坐一辆大轿车到达列宁造船厂。
进了厂门，他们受到了礼貌却又十分冷淡的迎接。
沉静是由随后跟来的喧闹的、抢镜头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打破的。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便表示了对谈判对手的充分尊重和自己的谈判诚意。
应该说，这位副总理是诚恳的。他的个性和谈判方式都与前任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副总理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雅盖尔斯基的诚恳并未表现在他能诚恳地解决问题，而是诚恳地表示他无力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谈到21点要求的第一条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时，他承认“这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又说，“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政府“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关于21条要求的第二条中的罢工权利，副总理表示，这很难在当前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对波兰，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因此现在不宜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并征求公众意见……
副总理的谈话立刻被厂际经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维希涅克斯基打断了。
维希涅克斯基说：“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公众意见'，我们这儿代表着382家工厂的职工。我们就是公众意见！”雅盖尔斯基无法再谈下去，否则，他要么激怒舆论，要么就得牺牲他的诚意。
不过他表示：“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他们不触犯波兰法律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副总理的话立刻在整个造船厂引起了一片口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尽管如此，谈判还是有礼貌和有秩序地继续下去。这次谈判原本就没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目标。要先确定的只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对21项要求的观点，所以会谈时间只限定为两个小时。
谁能指望用二个小时去解决半个世纪的问题？
谈判继续进行，当双方谈到第五条，“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时，会谈陷入僵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格坦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向全社会报告；相反，官方的宣传工具一直没有停止对罢工进行歪曲报道。
瓦文萨问到：“副总理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雅盖尔斯基：“我没来用及看。”瓦文萨：“可我来得及看。他们污蔑我们！”工人要求，在提供群众性的传播工具之前，首先修复格坦斯克与全国各地的电话联系。
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回答说：“同什切青可以恢复通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如果在这里不能谈论中央决定的事，”瓦文萨质问道，“那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副总理只得承认，这个问担应该由他来解决。
瓦文萨继续说：“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全社会，让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儿发生的事。”这是让工人方面产生怨恨的话题。
主席团激进的成员格维亚兹达说：“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着成是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局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我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机会……”瓦文萨；“什么期限？”“明天。”“好，一整天。”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不愿作过多地接触而使矛盾深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取消原订于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正好，副总理已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华沙参加波共的四中全会。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以非常稳妥而成功的一次行动，给波兰带来带来巨大的希望当天夜里，什切青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赶到格但斯克，它带来什切青地区82家工厂职工的委托。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将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会晤的第一条决议是：只有实现独立自治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从格坦斯克到什切青，只有六、六百公里的距离，但对波兰这个仅有3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七百公里构成了她的生命线这是她的全部海岸线，最发达的工业区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波兰工人的阵地扩大了。
当双方进行试探性地交锋之后，工人没有为初战告捷而盲目欢呼，他们得利用休战的时机，坚固前沿阵地。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邀请专家组的成员来列宁造船厂会晤，就许多重大问题请专家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验证。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报刊主编；甚至还有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
这些硕土、博士、科学院院士风尘仆仆地从华沙赶来。
工人阶级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专家们也毫无保留地、负责任的谈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团作重大决定时参考；当工人作出决定后，专家们又帮助使这些决议的思路更清楚，最后还要对某些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进行语言加工。
主席团要作出的决定很多有的并不紧迫却具有深远意义：为1970年牺牲的造船工人修建纪念碑。主席团批准了造船厂设计师皮涅特鲁什卡工程师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并决定纪念碑在三个月内建造好，以在今年12月16日的周年纪念时揭幕；他们得保持着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的联系，他仍在华沙。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因为通讯联系的封锁还没有解除；每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都得时时与各自的工厂保持联系，随时将主席团的决定告诉那些因谈判停顿而焦急、困惑的罢工工人；主席团还决定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瓦文萨必须睡觉，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十四
全世界的媒体都走进造船厂后，终于促成了波兰的新闻工作者不愿继续当喉舌的反叛波兰终于知道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和21条要求的存在……
最让主席团忙于应付的是记者们。
在列宁造船厂的波兰记者有五十多位，而外国记者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ABC ，CBC 和NBC 都派来了记者；还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新华社的记者也到了格坦斯克，但只在造船厂大门外呆了几天。他们谢绝了进入造船厂的邀请，说：“谢谢，就这样也已经一切都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全世界的大报，《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周报》、《新闻周刊》、《人道报》、《费加罗报》、《巴西日报》等也都有采访记者进人造船厂。
可以想象，这一百多名记者多日聚在一起会有怎洋一番热闹景象！现在，双方的休战、沉默又加倍地刺激了记者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每个记者都力图从寂静中挖出些能震撼世界的消息，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游逛，有机会就拉住主席团成员发问：“还恢复谈判吗？”、“什么时候恢复？”瓦文萨更是记者们紧追不舍的对象；当然，他总是撵走他们。他最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有时候记者们也能在瓦文萨走路或吃饭的时候有所收获。尽管瓦文萨以他特有的干脆，回答得非常简短，甚至对问题本身进行了否定，但瓦文萨的活仍然被电波传送到全世界。
通过这些答记者问，这位十天前还没有工作的失业工人终于被世界所了解了问：“成立独立工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瓦文萨：“历史与我有何相干！我感兴趣的是我的21项要求。现在要实现的只是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建立我们的工会。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问：“有人在谈到目前的事件时，想用欧州共产主义去解释……”瓦文萨：“胡说八道。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您认为独立工会是什么？”瓦文萨：“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我们希望劳动者能干预那些同他们有关的决定。
问：“您知道西方国家的工会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瓦文萨：“我们的条件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西方的工会，还是波兰以前的工会对我们都不合适。”问：“你们如此为之奋斗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政治？”瓦文萨：“不，不是政治，这是21项要求。”问：“您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工作经验？”瓦文萨：“1970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问：“您读过工会方面的书吗？”瓦文萨；“读过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有关著作，但最好的老师是生活。”问：“您对波兰的前途有何理想？”瓦文萨：“日本的经济，瑞典的政治。”问：“您是天主教徒，信教对你意味着什么？”瓦文萨：“作天主教徒就是作人。”问：“假如您有机会同西方劳动者交谈，您首先向他们谈些什么？”瓦文萨：“我说，应该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工人团结起来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问：“您觉得从8月份以来，您有变化吗？”瓦文萨：“我从前是人，现在仍然是人。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很容易冲动，这使人嫌恶，但我充满继续斗争，永不退让的决心。”…………
瓦文萨走了，去处理那许多未来的和眼前的问题；还得执行主席团的规定，睡够五个小时。于是记者们游逛起来，争吵起来，并且互相交换一些“绝对可靠”的消息：“政府方面并没有排除在最后时刻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苏联方面已经向第一书记盖莱克发出了警告”；“盖莱克将提出辞职”…………
或许，这些新闻的布散布是一种烟幕，是同行间进行新闻争夺时发出的干挠波。记者们真正关心的是事件的内幕和事态发展的预测。
除了瓦文萨这个目标，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造船厂一间陈设船只模型的房间，主席团在那儿设了一个新闻处。越来越多的记者集中到那里，将主席团成员邦德科夫斯基团团围住。
邦德科夫斯基是主席团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公报非常简单：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日期仍未确定，因为格坦斯克与全国的电讯联系仍然不通。
记者们的怨恨具体化了，尤其是波兰记者，他们不象外国记者，即使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也总能千方百计地把搞到的新闻传递出去。
波兰记者对官方封锁通讯使他们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出表示焦虑，而对许多虚假的、歪曲的报道却大量充斥报刊表示愤慨。于是，波兰记者聚在新闻处，召开国内记者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表示抗议。
这次会议有点儿象乱糟糟的群众大会，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太多的方案；连这份抗议交给谁，都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是交给波兰记者协会，还是党中央新闻部，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在签名问题上的犹豫就更多了，该不该签？敢不敢签？一位记者签上了名又划掉了，然后又签上，并表示了歉意。
这场良心与忠诚的喜剧演了很久，直到他们被工人撵出新闻处，因为那里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波兰记者们只好搬到室外一棵大树下继续签名。
这份抗议声明终于有了36名记者的签名。声明被送到波共中央新闻部、波兰记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当天晚上就被“自由欧州”电台报道了。
抗议声明的全文是：“我们，此时正在格坦斯克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使我们感到痛心，并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道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并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记者们的行动是迟迟疑疑的，但意义重大。。继学者、教授们的积极介人之后，新闻工作者的反叛使格坦斯克的政治氛围更加炽热了。
这些记者大多来自首都新闻部门，人们一直怀着敬畏心理把他们称为官方的喉舌。
这次小小的、异乎寻常的造反给了当地新闻极大的勇气：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第一次谈判的实况；格坦斯克《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格坦斯克存在着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及它所提出的21项要求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人难道还可以不把格坦斯克危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件大事，而不作最高层的表态吗？
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注视着、等待着波兰共产党的进一步表态……
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月24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52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年，在把哥移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1970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1956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在1970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14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1956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年8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作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自从1944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使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1980车，波兰工人才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8月26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苹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20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进口肉食的决定，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
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革新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不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那是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1956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1970年，1976年和现在1980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7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6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到三联城。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特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26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29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担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雅盖尔斯基和格坦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坦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倾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劾簿的挖苦；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年8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担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1980年8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11000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有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800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18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21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月28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这位37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内瓦文萨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21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21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日19时30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29日20时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性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苹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政府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主席团成员安。格维亚滋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担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无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坦斯克协议小心地放人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现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继续进行较量！
盖莱克因妥协而受到制度的惩罚，成为人民波兰第三个为制度承担责任的领袖；然而，新上台的卡尼亚就能赢得这场从未见识过的战争吗？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三十多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为代价，才丢掉了由上面来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幻想而认识到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１９８０年８月，经历了十七个绷紧神经的昼夜，挺过了充满恐怖、焦虑和随时都可能失败的十七个日日夜夜，进行了无数次既尊严又理智的谈判之后，波兰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１日，波兰政府终于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在格坦斯克签署了同意工人"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治工会"的协议。
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胜利；更重要的是现在工人手中握有保持住这个胜利的武器一个持久存在的威摄力量，而不会象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１年那两次，用流血赢得的让步很快就化为乌有。
在波兰共产党一方，格坦斯克协议的签定，意味着它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但又是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率先在整个共产世界作出榜样：从法律上允许一个强大的党外反对派存在。
然而问题是，如果波兰共产党能长久地容忍在它身边有一个人数更多的、真正独立的工会存在，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在波兰的绝对统治。这是这个制度所不能容忍的至少它不能长久地接受这次妥协。
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敢断定：格坦斯克协议的签订绝非工人阶级与国家对抗的结束，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进行较量。
东欧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
历史刚刚将炎热而又多事的八月送走，充满着迷一样的九月就降临了。于是全世界的政治视线仍然不能离开波兰这个舞台，这幕伟大而悲壮的历史剧还要演下去。
第二幕是由制度对领袖人物的惩罚开始的。
即使盖莱克是奋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对格坦斯克工人作出让步，他也立即受到了制度的惩罚。
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维护者，盖莱克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渎职罪。在他以前，领袖的渎职行为只限于政治、经济策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或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最多使这个制度不能十分正常地运行而已。可这一次的伤害是致命的，它危及到这个制度的存在。
格坦斯克协议签定后的第五天，益莱克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８０年９月５日，在突然召开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盖莱克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制度将这位在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改造成一个专制制度的代理人，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他的政治生命扼杀。
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三个落到这种下场的领袖。
在波共的四任领导人中，除了贝鲁特是死在领导岗位上外，其余的都没能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制度要它的代理人作出这么多牺牲、需要这么多的殉难者！
这是这个制度给另一方造成的劫难。
１９７１年初，在刚刚上台的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他要尽力解决波兰的危机，等把国家搞好了，他就引退。他要开这个自动退职的先河。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他被新闻界描写成一个"自始至终抓住权力不放"的专权者而被可耻地赶下台去。
从１９７０年８月到１９８０年９月，盖莱克把哥穆尔卡式的悲剧从头演到尾，连结局都是雷同的他们俩都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政治局解除职务的，理由都同样是"出于健康原因"；他俩也都是在医院里得知对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的……
然而这些相似仅仅到此为止。当这位白头发的前矿工被赶下台之后，我们在波兰看到了与以往领袖更替完全不同的反应。
这不是偶然的，它或许能证明那个"领袖便是祖国"的时代终于不可挽回的结束了１９５６年的哥穆尔卡和１９７０年的盖莱克取代了他们的前任，登上了权力阶梯的最高一级时，整个新闻界都在"向新领袖表示敬意"而呐喊。下了台的统治者还来不及摘下王冠，整个波兰便已经呼喊起来"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尽管老国王还可能活十年或者更久。
然而这一次，波兰人民对这种在以往看来几乎是改朝换代的领袖下台，表示出惊人的淡漠。
在５３岁的卡尼亚接替盖莱克的当天，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华沙街头问一位卖报的妇女，对党中央的改组有什么想法时，这位显然不会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波兰妇女回答："人事变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卡尼亚只不过是另一个官僚而已。"这位平民妇女一语道出了波兰人民的成熟推翻领袖，改换政府是无法打碎官僚政治的，之后肯定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官僚政体，而且它一定比原来的更糟。
在上层，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新上台的领导人已无力扮演那种万能的救世主了。以往，新领袖会向人民强调危机当然是前任造成的危机但总能对克服危机表现出政治家的自信，同时会用雄心勃勃的计划去鼓舞人民。
这一次，人民听到新领导的第一次讲话，却是他对领袖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否定。
９月５日，突然被任命为第一书记的卡尼亚在没有来得及准备讲话稿的情况下。发表了他当选后的第一次讲话。
卡尼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波兰、党会面临象今天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们所赋予的、责任如此重大的职务会落对我的肩上。
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使我为之震动。有一些发言里说我应该成为党的领袖。不，同志们职务不能把人造成领袖，再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党是否就需要领袖……"并不是个人品质的谦和，或者是资历浅薄才使这位新领袖的第一次演讲如此欠缺力度。５３岁的卡尼亚曾经领导过很有权力的党中央行政部，并且从１９７１年起，他就担任着负责警察、军队和公安的中央书记。
真正的原因在于，卡尼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工人的强大组织存在着，领袖和他所代表的政权，便无法扮演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形象。
新任第一书记卡尼亚并没有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感觉；相反，他一登上历史舞台，便看到一个高大的对手虎视眈眈地站在他的对面那正是早他５天登上台来的波兰工人阶级。
卡尼亚产生了任何一个领袖在此刻都不会有的那种苦涩感，于是他说了上面那一段话；同时，卡尼亚还感到，必须对这位强大的对手表示善意。于是他又说："我主张真正更新工会，以使它成为工人利益和完全自治的有效捍卫者，成为行政的伙伴。"卡尼亚慷慨地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愿意与这个对手共同统治波兰。
然而，即使在此刻，卡尼亚也十分明白，双方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自己被送上台来。正是要与这个强大的对手进行角斗；同样明白的是，他和这个对手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
卡尼亚必须进行角斗即使必败无疑，也得向前出击，他得为这个制度赢用重新培养一个重量级斗士的时间……
二十
面对着突然变得和善世界美国总统里根接见了瓦文萨的父亲；政府给了他一套住房从来没有害怕过失败的瓦文萨反倒表现出对胜利的畏惧……
强大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远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稳。对面，是一个五天前还握有对她实行生杀予夺大权的对手。尽管对方被迫同意她站到台上来，但远非心甘情愿。对方肯定随时都想将它排挤下去。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整个东欧都不能给波兰工人阶级提供这方面的蓝图。波兰工人阶级必须与这个随时都想把她赶下台去的对手合作，而不是把对手彻底打垮尽管要把这个目前颇为虚弱的对手赶下台去并不困难。
从这个意义讲，波兰工人阶级同样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必须放弃政治斗争的传统目标夺取政权，甚至放弃使现政权陷入崩溃的任何过激行为；同时，它还得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的长远目标，而只以能够对各级政权进行监督，对政策的制定进行干预、参与为满足。
这就是即将成立的独立工会和瓦文萨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
现在，瓦文萨已经堂而皇之地坐在格隆德瓦尔大街１０３号的一间房子办公了，即将诞生的独立工会总部将设在这里。
瓦文萨仍然穿着那件皱巴巴的褐色外套，８月的胜利似乎并没有把他变得尊贵，用他的话来说"我还是我。"但实际上，这位一个月前的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９月１日，美国总统竞选人里根在美国会见了瓦文萨的父亲。瓦文萨双亲是１９７３年到美国去探亲的，他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他的当木匠的老父亲便留在美国的瓦文萨家族那里。
里根对老瓦文萨的会见，标志着瓦文萨已成为世界级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这无疑是瓦文萨个人生活的新起点。
在此之前，瓦文萨已经四年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靠做临时工和朋友接济维持家庭生活。四年来，他四处奔走寻找工作都是徒劳。
瓦文萨说："不管在那个工厂，只要人事科长看了我的劳动手册，刚才还空着的位置马上就没有了。"现在这个使他饱受凌辱的世界突然在他面前变得和善、谦卑了。
最早的青睐是从政府方面传过来的。
瓦文萨被告之，由于他将是全国最大的工会领导人，他有权获用按这个国家等级折算标准，相当于一个部长的优厚待遇也就是说，他有权拥有汽车、别墅和高薪。
瓦文萨非常坦率地拒绝了政府的厚意。他说他的新工会将是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纯社会组织".还有，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则干脆建议他"接受官方工会的领导职务。"他当然也拒绝了。
瓦文萨个人生活的变化是他的八口之家得到了一套客１１４平方米楼房套间。对一个波兰工人来说，这算得上豪华的住宅了。但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连外国记者都对此评论说，瓦文萨毫无羞愧地接受了这个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礼物，说明他心中没有鬼。
瓦文萨首先要适应的是自己心理上的变化这位靠着果敢和自信，靠着工人对他的神秘莫测的信任使波兰、东欧以及那类有着与波兰相同危机的国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斗士，居然在初次胜利后表示出胆怯。
９月１日，也就是罢工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位美国电视台记者向瓦文萨："在反对波兰执政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您从来没有害怕过遭受失败吗？"瓦文萨回答："不，没害怕过失败。"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倒害怕过我们会胜利。"这句话显示出瓦文萨具有惊人的现实感。８月的胜利带给瓦文萨的将是全新的、更加重要、更加艰难的工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靠盲目的自信和蛮勇是无法承担这副更加沉重的历史重负的。
９月对瓦文萨来说，是一个更加伟大而陌生的开端，他得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新工会工作。他如何才能使工人在８月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权力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这当然是一道极大的难题。因为从来没有独立工会在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活动的经验。
为了解开这道难题，瓦文萨辞掉了他在列宁造船厂刚刚恢复不久的公职。面对着这项陌生而艰巨的工作，这位以自信和勇气著称的工人领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较为保守的重新估计：瓦文萨首先宣布，他的新工会应该局限在格坦斯克，最多也只局限在沿海地区。
他说；"我在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我顾不上波兰其它地方了。"然而，就如任何一位被人民选中的政治家一样，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会被历史的潮流所左右尽管这些政治家常常因为能驱使和决定多数人的行动、命运，而误以为自己在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无论他是不是真正具备和他的位置相称的能力，他都必须干下去；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走下去！
１９８０年的波兰既然选中了瓦文萨，他就不得不干历史注定了要由他来干的事情。
就在瓦文萨表示自己的自信和能力只能承担格坦斯克地区的新工会工作几天之后，华沙以及西里西亚等地新成立的独立工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代表去格坦斯克向瓦文萨取经。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工会代表聚集在格坦斯克，并且否定了瓦文萨的意见而提出筹建波兰统一的独立自治工会。
９月１７日。来自波兰各地的独立工会代表在格坦斯克会晤。会议产生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独立工会的提案，总部将设在格坦斯克。
这次会议有２５０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着３１个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在闭幕会上，瓦文萨向全波兰宣告："我们建立了一个象中央权力机关的组织，我们现在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谁都不该对我们的组织制造困难。"显示了力量之后，工人阶级又表示了对波兰命运的责任。
会议的最后决议说："自由工会感到，它们应该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分担责任，我们希望对战胜当前的危机有所帮助。但是这一切只有当局不设置障碍才可能实现。"五天后，全国３６个独立工会再一次在格坦斯克聚会，通过了独立自治工会的章程，并且用瓦文萨的一句口头禅"注意团结"，作为新工会的名称。
团结工会诞生了。独立自治工会获得这个名称之后，她的形式和宗旨也就变得温晰了她应该是波兰工人力量和团结的象征。
这时，报名参加的所属工会已拥有３００多万会员。
团结工会的全国性机构是全国协商委员会，下面设有主席团、以及社会工会事务中心、出版宣传等办事机构。
全国协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瓦文萨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都是在不声不响的平静中完成的。
波兰很少有过如此的平静，历史很少有过能在如此平静中获得巨大进步的时机。
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波兰各阶层都在行动：先是教师们成立了独立工会，接着是波兰人民军的文职人员于９月１７日也决定成立独立工会，以代表军中文职人员的利益。
为了不放过这个历史时机，连最喜欢大喊大叫、惊天动地的大学生都开始默默地、迅速地干起扎扎实实的实事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代表，９月２７日在格坦斯克聚会，决定按照瓦文萨的独立工会的方式，成立独立学联，以与官方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
"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是波兰唯一的、官办的学生组织，波兰４８万大学生中，７０%以上属于它。
８月是激烈的，９月是平静的；８月是艰难的，９月是辉煌的。到９月底，当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向华沙地方法院呈递批准章程的注册申请时，它已经拥有５００万会员了。
９月在政府方面也是平静的。它并没有表现过反悔的举动，也没有对迅猛蔓延全国的独立自治运动进行干扰或发出威胁的警告。
如果政府方面的平静是由深刻的反省、检讨以及伟大的历史性妥协构成的，那么，我们将为波兰感到高兴；但我们又会对历史的进程如此顺利而表示怀疑那么，这平静到底是惊魂未定时的养息，还是一时无法找到对策的惆怅？
９月就要默默地逝去，政府克制地行使着它那已被大大削弱了的权力，而工人在迅速建立全国性统一行动指挥机构的同时，仍在默默地尽自己的职责劳动。
打破平衡的，是在９月２９日，团结工会的发言人宣布：将于１０月３日在波兰全国举行一小时警告性罢工，以抗议政府没有实现增加工资和让团结工会使用宣传工具的诺言。
发言人说，警告性罢工将在１０月３日到底下午２时至３时举行，罢工只限于１５００工人以上的工厂。小企业是否要以罢工进行声援由他们自己决定。
这次罢工的宣布是克制的、有理智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留有挽回的余地：工会表示，如果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能在全国电视上露面，表示将履行上月为结束罢工答应的一切条件，并让新工会使用宣传机器，工会将取消罢工。
团结工会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力量。这是充满理智和节制的力量，它不是咄咄逼人的一个小时的罢工毕竟算不了什么；何况还给政府留有４天处理危机的时间……
９月终于平安地度过去了。一进入１０月，我们就发现，９月的平静原来蕴藏着更大的风暴。
对抗开始了：１０月３日，一小时警告性罢工按计划、有秩序地举行了。
独立工会重申要求办一份与官方工会报纸《劳动之声报》具有同样规格的全国性日报，要求使用官方出版社、以及要求地区和全国电视台、广播电台为独立工会提供广播电视时段。
罢工是在"波兰的未来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口号声中结束的。
瓦文萨对这次罢工表示满意，他说："我们表现出我们懂得如何发动罢工，如何结束罢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标。"１０月４日，新任波共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中央全会上严厉地越贵了这次罢工。
１０月６日，团结工会却以更加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卡尼亚的谴责。工人方面说："如果卡尼亚不理解这次罢工的理由，那么他必须做的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要求他本周就来。"同时，团结工会还要求卡尼亚在电视上公开解择对一小时警告性罢工的批评态度。
团结工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她能以数百万工人的名义向最高领导人发出命令，而不再害怕某一个领袖或某一个政党对她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地干预了……
然而，这支实际上存在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却不能顺利地得到法律的承认。
１０月５日，华沙地方法院审查了团结工会申报注册的文件后，提出了三点意见，拒绝给团结工会登记。
这三条意见是：１、在团结工会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领导。
２、章程规定工会可以到波兰各地广泛展开活动，而８月的格坦斯克协议则明确规定只在所属地区展开活动。
３、章程规定，不准许政治组织的负责人在团结工会中担任较高一级的职务。法院认为，这项规定违反人权。
政府想通过法律手段，使新工会在通过章程时被束缚住。
团结工会于１０月７日驳斥了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同时致信政府当局，对法院的反对意见表示惊讶，对可能由此引起新的对抗表示了担忧。
面对着数百万工人的强硬立场，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克制态度。１０月１４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打电话给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团结工会，约见主席团全体成员。
团结工会则表示，无论主席团是否去参加这次会晤，都不会向政府当局让步，不会改写工会章程。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已有６００万会员，不管有没有法律承认，都会进行活动。"１０月２４日，华沙法院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决定给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但却擅自给团结工会提交的章程增添了一条关于承认共产党领务作用的条款。
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改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团结工会忿怒地拒绝接受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批准。瓦文萨在当天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瓦文萨谴责道，法院在最后一分钟对章程作单方面的修改"是违反我们意志的，是没有得到我们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令人厌恶的。"瓦文萨向新闻界宣布：团结工会将就华沙法院科希切尔尼亚克法官的裁决，向波兰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次围绕着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争执经历了半个月。此期间，还未从８月失败中缓过劲来的政府当局，采取了痛苦的退却，希望双方能寻得妥协的解决方法。
在此同时，以政府总理平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和以瓦文萨为首的４０人工会代表团于１０月３１日举行会谈，作出实际上承认团结工会的姿态。
政府对工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基本上同意团结工会出版一份周报；准备向团结工会提供电视播出时段，下令发还几周前被华沙机场海关警察扣留的西方工会送给团结工会的印刷设备；甚至还同意了工人有权决定提薪如何分配的要求……
独立工会存在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政府有了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政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身边这位并不温顺的伙伴有会什么样的反应……
团结工会的确不是温顺的，即使政府有了这样的耐心，有了这许多让步，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种隶属关系而要求平等伙伴式的地位……
二十一
波兰政府和最高法院选择了妥协。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妥协，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１１月初，政府当局无法回避的对团结工会能否真正独立，作出法律上的最终判决时，全波兰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团结工会的诞生，将是历史的顺产，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人们的紧张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团结工会中的激进分子早在１０月２４日华沙法院裁决下来的当天，就要求总罢工；瓦文萨虽然坚持要慎重考虑，但也明确表示过，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那么团结工会将于１１月１２日，也就是国庆日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
这又是一次只要具有常人头脑就不难作出的选择除了妥协，政府别无选择，最高法院别无选择但问题是，在人类政治史上，不是有过许多连常人头脑也不会作出的愚蠢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吗？因此，波兰仍然紧张地等待着１１月１０日最高法院的开庭，紧张地等待着可能使双方难以避免的摊牌。
这次开庭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被西方记者称之为"出人意料之外"的栽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
波兰政府又一次以它无可奈何的历史性妥协，为共产世界的独立工会运动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
瓦文萨用扩音喇叭对群众说："最高法院今天干了一件漂亮事。我们没有改变章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更没有删去其中的一个字。"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
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是的，政府作出了妥协，支持了工人的上诉；而工会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华沙法院增加的那一条款放到工会章程的附件中。
波兰当局和瓦文萨都无需对这样的妥协惭愧妥协是政治艺术中最必要、最伟大的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因此，历史不仅应该记住英勇卓绝的斗争，也应该记住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这在８月是盖莱克，在１１月则是卡尼亚和瓦文萨……
尽管双方的强硬派都认为自己一方向对方屈膝让步，但波兰毕竟获得了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这在人与历史的博斗中无疑是一个巨大胜利。
政府方面没有庆祝这个胜利，可见政府中强硬派具有的实力；工人方面的强硬派从这个妥协中感到了投降的耻辱，他们扬言要于１１月１２日举行罢工。
然而就工会一方论，瓦文萨毕竟比卡尼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冒冒失失的工人激进分子没能将他们的过激行为付诸实践。
当天晚上，在华沙的一家最大的剧院里，团结工会以一场座无虚席的义演音乐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当瓦文萨以快捷的步伐走进拥挤的剧场时，受到了狂热的欢呼。这位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以他那简洁、快速的语言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人们想到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希望的列宁时代，想到了同样是矮个子、同样具有奔放热情的列宁……或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联想表示抗议。
是的，瓦文萨不能与列宁相提并论。列宁是革命的化身，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受敬仰的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还有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思想力量……这些都不是瓦文萨可以比拟的。
然而此刻，人们明明感到了一股巨大历史冲击力，明明感到了一位史诗中的民族英雄凸现在眼前。
是的，是的，这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可以比拟的两个历史瞬间那一次，列宁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刻，登上舞台的是人民自己；那一次，列宁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人类的英雄；这一刻，波兰也寻得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位民族英雄就是工人阶级。
庆祝仪式的高潮是舞台上的一位演员演唱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女演员动请了，毫无掩饰的流着眼泪。突然，的梗噎住，唱不下去了。她害羞了，用她双手掩住满是泪水的面孔……一个观众站了起未，接着唱下去……
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站立起来，加入到这个没有任何人号召、指挥的合唱中来……
人们歌唱着，泪流满面，他们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波兰，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自己。从此，波兰将重新成为波兰，人民将重新成为人民……
二十二
团结工会认为"彻底的职工自治"才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首先控制了生产，才能最终成为社会的主人。
团结工会提出了六十年前就有过的旧话题……
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决战，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妥协，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都十分成功的完成了。波兰该松一口气，波兰人该去恢复最终能使他们进步的社会生产了。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意见，也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人民的意见。
瓦文萨在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当天，就向全体波兰工人阶级呼吁："我们的要求已经全邻得到了满足，波兰工人现在必须回去工作。"社会最终得靠生产维持，工人最终得干活。工人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得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劳动，这与几个月前是没有差异的。
难怪一些看透了政治的虚无主义者会说，"闹腾什么？工人到什么时候还不是干活！"然而，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当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这次历史性震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后，他们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原来使他们对工作产生厌恶和负担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无权的卑微和令人忿慨的不公正。他们并不嫌弃劳动，并不想让厂长来替代他们工作，他们厌弃的只是那种与已无关的强制性劳动。现在，不公正和邪恶并没有因独立工会的成立而立即消失，但工人们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些令他们忿怒的不公正开始变得躲躲闪闪，而不象以往那样肆无忌惮了。
工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的存在他们可以思考怎样使不公和腐败少一点，可以对其进行抗议和纠正了。波兰工人阶级有了干预的欲望，也有了干预的可能他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常规力量团结工会；他们不再为临时集合这种力量而遭受另一种常规力量的镇压了。
波兰工人阶级能有这种新的感受，我们才可以说，团结工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她取代了官方工会，不仅仅是瓦文萨政代了官方工会主席克鲁契克，不仅仅是一批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取代另一些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工会官员。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前几天，政府和团结工会就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作用的较量会那样顽强？这种语意上的争议，在局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却将决定团结工会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官方工会。
团结工会仅仅是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治理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参与。团结工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政府当局对它勉强承认的行政伙伴的干预，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历史课题。
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全新战略目标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战斗。
对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来说，参与政治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经常发出号召，要人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然而以往所谓参与政治，只意味着参加到政府一边模范地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意味着站在党的一边参加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现在，波兰工人必须将无条件拥护，变成共同承担国家命运的政治参与。
另外，就要行使政治权利的波兰工人还面临着另一难题：几十年来，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萎缩，他们能担起这副新的历史重担吗？
波兰工人阶级必须学会承担国家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历史利益创造时机。
工人阶级在六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而半个世界至今还在吞食的苦果，正是六十年前的那次巨大时机的流失所至那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在生产上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的机会……
二十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工人自治原则。
为此，"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反对"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是苏埃维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
托洛茨基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们认为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柯伦泰对"一任制"的反驳更为尖锐。
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业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性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未，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作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作。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去提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合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务。"１９２０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在６０多名党员代表中，只两人支持他们。
"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在这场党的领袖与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绝没有任何谴责的意味。即使在６０年前那场争论的结论已经十分明显的今天在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只会使社会主义政权蜕化、被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取代的警告已越来越被历史证明的今天，我们也无权说谁比列宁更聪明更伟大。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愚蠢的、狂妄的。历史比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都更复杂，也比任何杰出的领袖更有力量。
我们展现出无产阶级在６０年前往有过的这次机会，是要为历史不允许这个时机成熟而表示遗憾，同时也为人与历史的必然失败的对抗表示敬意。
六十年过去了，但它在历史巨册上却只是薄薄的一页，所以，我们至今仍难判断，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然而，这无关要紧，我们至少可以做做六十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至少应该比六十年前有更多的勇气和更深的认识。即使我们又失败了，也会留下更多的经验和更壮观的创举，但如果我们错过了历史时机，却只会留下耻辱。
因此，无论历史的时机是否成熟，波兰工人阶级都必须做下去象他们的前辈所做过的那样。
新成立的团结工会一开始就表明她的存在是任何政治反对派所无法取代的，他所显示的威力是任何空洞的思想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有了自己常设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可以迅速对违背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事作出反应，即使这些事件是微小的、还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１１月１４日，在波兰南部的琴斯托霍瓦省，省长给工厂经理下令阻挠新工会的活动撕掉工人张贴的布告，不准新工会使用厂里的广播和印刷设备立即受到团结工会的强烈抗议。
团结工会琴斯托霍瓦省的负责人与省委书记谈判，对省长使用紧急状态这个词表示抗议，并要求撤换省长。
省当局不得不重视来自工人方面的抗议。
在格坦斯克，卫生、文教系统的团结工会会员进行了静坐罢工罢教，要求提高工资和从国家预算中拨更多的钱用于文教事业。
这个地区的团结工会敦促省政府尽快就教师和医务人员提出的要求举行谈判，否则，工会将号召学生举行同情罢课。
团结工会的警告是很具有权威的。１１月１４日，波共第一书记要求会见瓦文萨，讨论格坦斯克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波兰的社会、经济形势等问题。
或许，在这次会谈中，瓦文萨并不能拿出比政府智囊人物更深刻的见解和更有效的对策。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政府终于懂得在处理任何社会问题时，应该先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见；这次会晤还表明，团结工会已被承认为共产世界中唯一一个国家里的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
我们强调这次会晤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并不是以往没有过最高领导人和基层人士的接触；相反，这类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领导人接见某位工人或某位农民的新闻报导。但这类接见多是一种姿态。我们常常从空洞而虚伪的关切中感到了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巨大的等级差别。
以往的这类会见，在劳动者方面是由于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领袖的颂扬、敬意和忠诚；在领袖方面，则是出于对政治忠诚者的嘉奖。
１１月１４日卡尼亚对瓦文萨的会见则是平等的。事后，瓦文萨称这次会谈是"坦率的、无话不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互相谅解了。"谅解是一回事，消除社会危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国家与社会的对话不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才开始，那么这次领袖与人民所达成的谅解或许能为波兰带来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发展的时机。
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了，既然人民参与政治无法避免，那么暴露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避免。无论卡尼亚和瓦文萨能有多么真诚的和解愿望，工人参与的结果不可能是和解和安定，而是迅速使被掩盖、被粉饰着的矛盾、危机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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