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爸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虚岁。二○○九年老爸七十九岁时因心肌梗塞在浙一医院住院治疗并装了支架，此后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现在的境况就是吃饭、吃药、看电视，喝酒、抽烟、聊空天。然后就是睡觉了：除了夜里睡，上午睡一次，下午睡两次——人太虚弱，总觉得吃力，只能睡。本来他是闲不住的，每天喜欢踏个三轮车出去窜个门，现在都懒得出去了，我们也不放心，总拦着他。早就想写些什么，把自己记忆中的一些有关老的爸的事记录下来，以免今后忘记。
我们一家子人过去姓蒋、现在姓蒋，将来必然还姓蒋。可其实老爸原本不姓蒋，是出生在义蓬镇蜜蜂村五组的程姓人家，排行第二。据说小时候，有瞎子先生给老爸算了一个命，说是必须得离开血地，不然克父母、冲自身。老爸是在他十二岁那年离开程家，领养给南阳镇雷山村的蒋家爷爷和奶奶，才改名蒋有才的。姓改了，名没改。也有写蒋友才、蒋有瑞的，老爸不识字，人家怎么写他就以为是什么，或者他根本就无所谓。
我们本家爷爷是三房独子，我的大太爷和小太爷虽然育有过儿女，但都在成年前夭折了。同样地，爷爷奶奶也生育过好多胎，可总养不过三岁。为了免于绝后，便领养了老爸。一年后，他们又生下了小爸，终于养成了。老爸常说是他给老蒋家带去了运气，每每说起这时免不了一脸的自豪。
因为老爸大小爸整整十二岁，所以可以说小爸是老爸一手带大的，他们老兄弟俩感情一直很好。但爷爷奶奶可就不同了，毕竟亲疏有别，就更爱小爸一些。其实这是人之常情，老爸很想得通，一点也不记恨爷爷奶奶。毕竟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成人，还帮助他娶媳妇成家，即便娶的只是个没要多少彩礼的跷脚老婆，所以老爸对爷爷奶奶还是十分感激，非常孝敬的。老爸是二十四岁那年结的婚，老妈是甘露伟南人，小老爸四岁。
老爸一结婚就和小爸分家了。爷爷“阿炳师傅”是鞋匠，做的皮革钉鞋在当时也小有名气。爷爷想把自己赚的辛苦钱多留下来些给亲生的小爸，就分给老爸一间正房一个披，当然是草房，早早地让老爸自己张罗糊嘴了。
那时农村的住房状况为：第一等的是砖瓦建筑的平房，我们称之为屋；第二等的是由茅草盖顶的草房，我们称之为茅草舍；第三等的是由稻草盖顶的草房，我们称之为稻草舍；第四等的也是由稻草盖顶的草房，但却是南北朝向直通只有一间的，我们称之为直头舍。屋是可以多年不修的，最多几年理一次瓦片，所以农村里有句话，称住瓦屋是可以“万年享福”的。茅草不容易烂，所以茅草舍建成后前五年内不用修，以后也可以三年修一次。稻草舍就不一样了，不经烂，新建的稻草舍第三年就得修，而且以后得年年修。晚稻草还好，如果是早稻草，不到二年就漏雨了。所以在我们沙地农村，每到冬季农闲时，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得修舍。往往五六户要修舍人家的社员自动组成一个互助组，这几天帮着修你家，下几天帮着修他家，一户一户轮过去。没修之前如果漏雨了，只能临时塞把草堵一堵，而且还常常会越堵越漏，因为要堵就得爬到草房上去，这边没堵上，那边到被爬破了。我家的草房也一样，总是一年四季地漏雨。每当下雨漏水了，为了避免家具、粮食或衣服被淋湿，就得找个盆接雨水。开始用脸盆、脚盆还接得过来，慢慢地，钵头、水桶都用上了，最后往往连饭碗都用完了还接不过来。白天下雨到还好，我们会有准备。夜里下中到大雨也不怕，雨点打在竹园子里会哗哗地响。最怕的是夜里下小雨，不声不响地就漏了，有几次早上醒来，衣服棉被全湿了。
老爸一向很爱甚至娇惯老妈，一点也没有因为老妈脚跷而心生埋怨，只想着怎么样才能照顾好残疾的老婆，让她少受点累、少吃点苦、多享受些和其他正常的新媳妇一样的福，所以总是起早贪黑，一个人干二个人的活。为了让家里的生活好过些，老爸买来几只长毛兔，农活归来总不忘拔些兔草回家，每年也可以剪两次兔毛卖钱补贴家用。老爸还养过母猪，每当母猪生崽时，得和猪吃住在一起，活儿多得更是没法说，每天难得睡几个小时。
开始吃食堂饭的时候是一九五八年，那时的粮食供应有多紧张，是人所共知的，是标准的人人为吃犯愁的岁月。记得我读小学时，学校请来一个王姓的在旧社会曾经当过长工的老农民来作“忆苦思甜”报告，说着说着，来了个过渡句：“要话旧社会的苦么真当苦，再话食堂饭的苦么还要苦——”，校长听到这连忙打断他说，今天的报告会就到此结束。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姐已经五岁，我哥也有二岁了，我家一个季度的饭票却不知怎么的丢失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偷的，反正是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老爸是走遍亲朋好友家借票度日。借来的饭票当然是要还的，所以差不多后来的一年多全家餐餐吃不饱，只差没饿死。老爸为了尽量能使老婆孩子多吃些米饭稀粥，更是不再吃饭，借着家里养母猪需要饲料照顾的名头，每天一早去公社蕉藕淀粉厂去买来蕉藕渣，说是喂猪，实则喂人——把蕉藕渣用卜刀斩短切细后吞咽着填肚子。就这样，老爸落下了老胃病，每年总要发好几次，一发就痛得直叫唤。这病是直到一九七八年迁户到江涂围垦后，吃了猪油白糖糯米饭这个单方后才治断了根。
老爸很积极上进，是村里的第一批民兵（五十年代刚刚解放，社会局势还不稳定，每个村里都有民兵组织）。搞“四清”的时候，上面来了工作组，桐庐的孔同志就住在我家，还有一个陈同志住在邻居的高德钊家。哪年冬天一个雪后的早晨，陈同志去河埠打水时，一不小心把上衣表袋上别着的一支钢笔滑掉到池塘里去了。那时的钢笔，可金贵着呢，更何况没了笔，就无法把调查来的情况进行记录。老爸听说后，就潜水找到了陈同志的钢笔。后来，老爸就是在两位同志的介绍下入的党，他是村里解放后最早的老党员之一。
在我七岁的哪年（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我家迁到新地基建了三间新草房。虽然是竹柱竹梁竹椽子，上面盖的稻草扇，但我们全家还是高兴得不得了。新地基比较空旷，老爸就在草房后建了个羊圈，改养起了绵羊，不再养兔子了。只是羊吃草的劲头更好，而这时的姐已经十二岁，会挑花边了，割草任务就落到哥和我的身上。养羊比养兔省事多了，只要能喂它饱草，没什么其它事。由于在室外的缘故，也不觉得那么臭。原来养兔时只能在室内养，臭得不得了。因为兔笼子放室外兔子夜里容易被贼骨头偷走，野猫野狗黄鼠狼也会趁人不在来叼小兔。羊就不一样，个头羊比较大。抱个兔子不打影，谁敢抱只羊夜里在外面走？也不必担心小羊被猫狗叼了去。再一个，剪兔毛是个技术活，兔子太小，一不小心就把兔子肉都剪下来了，而羊毛人人会剪。还有，剪兔毛时机把握很难，剪得早了，毛不够长，会冻死或冻病兔子；剪得迟了，又会被“独角魈”偷了去。“独角魈”是传说中的专门偷人东西的小鬼，长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可据我老妈说，我家确实有好几次兔子身上的毛被它偷去过。前一天晚上兔子身上的毛还长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毛就没了。虽然是在黑咕隆咚的夜里，还偷剪得齐刷刷的，一点也没伤到兔子。如果人剪兔毛兔子还会叫，独角魈来剪，兔子一点声响也没有，不然老爸老妈肯定会惊醒的。我小时候，真的是听得神乎其神。现在想想，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是因为季节变化，兔子已经要换毛了，而老爸老妈还不知道剪，于是兔子自己吃掉了吧？
公社化后，我家所在的是雷山大队第八生产队。生产队里只有两个党员，一个是施维相，一个就是老爸。施维相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道，做了大队支部委员，基本不用做农活。老爸没文化，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口才又不好，成了雷山石宕的石宕队长。所谓的石宕，其实是个采石场。雷山虽然非常之小，方圆不过二里地，可石头非常坚硬，石质是萧山东片地区最好的。采石不过二三年，地平面上的石头就采完了，开始向地平面下挖石头，然后用牵引索把装着石块的钢丝车从宕下面向上拉，非常危险，老爸自己也多次被钢丝车上掉下来的石块压伤。记得是在我九岁的时候，邻居高二伯在石宕干活时，不小心被山石压伤，石宕里的同事们把他抬到家，不久就不治身亡了。老妈联想到老爸也多次受伤，紧张得不得了，坚决不同意老爸再在山宕干下去了，老爸就回到了生产队，做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同时还兼大队小学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委员。
小队长虽然不算什么官，可要让大家全力为集体着想，就像要聚拢一盘散沙一样难。老爸没文化，可他认一个理：门看门，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从此老爸就开始为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而打拼。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生产队是怎么一会事了，在这里补述一下。一九五八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原来的乡都改成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叫做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范围大的是几乡一社。社下面设有大队，一般就是原来的一个村便是一个大队。大队下面是小队，即生产队，每个小队二三十户人家不等。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农民把所有土地都上交给队，大家集体生产劳动，收成都归大队集体，大家一起到大队食堂吃“大锅饭”。这样的“大锅饭”吃了不到三年，就无以为继，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就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由原来的公社、大队二级集体所有制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人们也不再到大食堂吃饭，改为允许每家自己开伙；土地由原来的集中归大队改为集中归生产队，大家统一到生产队里劳作，收成除按规定上交（如公粮、公棉、公麻等）外，余下的粮食按各家的劳动力、人口等分配到各家各户，余下的棉麻等则按白市价卖给国家；还允许每个家庭有一小块的自留地，按人口每人有二厘地积。自留地可自由种植，喜欢种啥就种啥，收成全部归各自家庭所有，队里无权干涉。
社员在队里干活是记工分的，年底按工分的多少来分红利。一个男十足劳动力干一天活记10分，十足的女劳动力干一天活记7分。如果是干重体力或危险性大的农活，比如挑大粪、撑船、打剧毒药水等，每天能加记2分。每年年底生产队开社员大会，给每一个社员评工分。工分一旦评定，次年的全年就按这个工分来记工分，所以一般在评工分前一段时间，社员们干活特别卖力。但评好之后，许多素质一般的社员干活就出工不出力了。所以小队里都有五到七人的队委会，每天农活分工结束就各带一组干活。
生产队干活一般是上午七点出工，到十点半收工，中间歇一次力；下午十二点开工，到五点收工，中间歇两次力。每次歇力的时间一般是半个小时。开工、收工都是有司号员负责的。开工了，司号员提前五分钟吹哨子或喊喇叭，提醒社员按时出工；收工时间一到，哨子一吹或喇叭一喊，大家就拍拍屁股拍拍手回家。那时普通人家是没有钟头的，更没有手表，所以司号员还得一直拎着一个钟头，谁谁迟到了，迟到了多少时间，都由他记录。
老爸每天公社广播一响就得起床。公社广播响的固定时间是早上四点半。洗漱完毕，做好早饭，就得踏着露水或者霜雪到生产队的所有庄稼地里去巡视，弄清哪块地得除草了、哪块地得除虫了、哪块地得松土了、哪块地得施肥了、哪块秧得删苗了、哪块地得补种了、哪块地可翻种了、哪块地要收割了——反正角角落落都要看个遍，算计好今天有哪些活。当然农活是做不完的，所以还要分个轻重缓急，哪些是今天必须得做的，哪些是拖个一两天没问题的。接下来就是盘算着分工——哪些人可以去出料，哪些人得去掘地，哪些人可去除草，哪些人该去施肥，哪些人安排去收割，等等等等。
等到社员全部到齐分工后，就得带着社员去劳作，当然老爸是偷不得懒的，他如果偷懒，社员就得着地坐了。中午或都傍晚收工后，社员们马上就可回家了，队委们却还得汇在一起报告劳动进展情况，以作人员调整。有时社员间干活起冲突了，或者闲嘴杂舌的婆娘们有摩擦了，老爸还得做调解员或裁判员。
所以老爸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几乎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的，根本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别的社员是队里干活打瞌睡，家里做事赛神仙。老爸呢，连自家的自留地也没时间整。别的社员趁队里施肥歇力时偷偷藏一把双精肥田粉（就是尿素，是当时最高档的化肥）带回家撒到自家的私留地里；我家呢，自留地里能下种就已经算不错了，浇料、治虫等常常错过了时机。所以，别人家的自留地庄稼或者蔬菜长得油光滴绿，草毛毛都没有一株，我家自留地上的庄稼却是黄搭烂细、杂草丛生。我们姐弟几个最眼热的是人家自留地上的甘蔗和黄瓜，他们的甘蔗又粗又长，我家的甘蔗却像芦苇梗，还长满虫子；人家的黄瓜又多又大，我家的黄瓜只见藤蔓不见瓜。由于老爸的努力，我们生产队的收成每年总是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中最好的。年底分红时，收成最差的生产队每分工分只有三分钱，我们雷山八队每分工分总有七、八分钱，最好一年有八分三。
在我八岁时，妹妹降世了，我们一家就有了老爸、老妈、姐、哥、我和妹六口人，一大家子人却只老爸一个十足劳动力，老妈只能算半足。工分少，年终分红也就不多，家境在生产队里即使不算最差，也排末游。
在队里长期起早落夜地透支身体，在家里为了能使孩子们吃饱些自己不肯吃足，再加上胃病的长期折磨，正是“一枝花”年龄的老爸却越来越瘦，长得皮包骨头，一张脸就像农药瓶子上面的那个剧毒图标，有好事者就给老爸取了个“骷髅”的绰号。
由于缺钱，有些小毛小病老爸总是拖着，希望能自愈。因为缺乏营养，老爸得了贫血症，身子骨是越来越差，抵抗力也就弱了很多。慢慢地，伤风咳嗽也不肯好了，又舍不得花钱吃药，终要变成肺炎病倒了才不得不去医院。有时走不动路，就由姐去南阳医院请朱福明医师到我家来出诊——朱医师是当时南阳最有名的医师，却成了我家的常客。我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实在病不行了，老爸是躺在门板上被人抬着去医院的，连自行车也坐不住。还有一次是转变为脑膜炎，被人抬着去高少堂坐诊的赭山医院，住院治疗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本来成人是不会感染脑膜炎的，可见老爸的体质有多差。
由于无钱添置衣穿，老爸的一顶人造革鸭舌帽戴了二三十年还舍不得扔，一件棉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还在穿，补丁加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底布是哪一块。应该是我十岁左右的那年冬天，家里养着的一头肉猪终于可以出售了，当然是出售给供销合作社“杀白肉”的。那时的规定是一头猪如果有一百三十斤以上就直接可以作为成品猪卖给供销社，如果不到一百三十斤，供销社是不收的。如果一定想卖，就只能“杀白肉”，即必须得杀了后有七十斤以上的白肉（指杀死褪毛，去掉头尾、内脏后的重量）才算商品猪，每斤能卖七角钱，还可补贴到200斤的饲料票。如果不到七十斤，就不是商品猪，饲料票也就没了。前一天傍晚，老爸把我家的猪捆绑后，用独轮洋车推着送到了供销社杀猪的所在地铜仓。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就背着一捆麻杆柴去杀白了。这也是规定，如果是“杀白肉”，褪猪毛的开水是要卖家来烧的。等到早上六点半播中央新闻的时候，老爸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还算运气，刚刚好杀了七十斤。可是在掏钱的时候，一下就傻了——刚刚放在口袋里的钱居然没了，翻遍了口袋也找不到。连忙沿原路回铜仓去找，也没有。急得老妈大骂老爸毛手毛脚不小心，老爸也弄得垂头丧气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第二年拆洗棉衣时，呵呵，居然拆出钞票来了。原来老爸在装钱时，居然把棉衣破洞当口袋，钞票塞进了棉花絮里面，难怪当时找不到了。
老爸非常具有同情心，尤其是家庭困难的生产队社员。
老丁三伯一家原是原是南阳街道人，居民户口。因为老丁三伯祖上是南阳街道的工商地主，祖上留给他们的家产大多在解放土改时被没收了，只在南阳老街有几间住房。老丁三妈姓曹，原籍兰溪，祖上是更大的工商地主，居说全省有名的兰溪肥皂厂（即现在生产纳爱斯香皂这个厂的前身）就是她家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老丁三妈的父亲和亲妈（她父亲娶有三房媳妇，她妈是小房）在兰溪待不住了，就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小女儿跑到萧山这个大女婿家来避难，而这时老丁三伯一家也是自身难保。这下可好，受到牵连，罪加一等，被没收了老街的房产不说，还被下放到了我们雷山大队第八生产队，户口也由居民变为农民，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一家租住在我们生产队旁边第十二生产队的高其根公公家里。老丁三伯是地主子孙，不会干农活，只能在队里记记工分、划划宣传画（我们生产队队屋里的毛泽东主席像就是他画的），再就是跟着女人、小孩拔拔草等，工分当然不高。而家里却有维民、维农、来兴、维英、小英、秀兰等六个孩子，记得秀兰和我同岁。一大家子要吃饭，工分却没几分，家庭生活可想而知。老爸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评工分时，提议社员给予照顾；干农活时，给安排较轻松的给他们；自己家的私有地可以没时间管，却挤出时间为他们家掘地、下种、施肥、打药水等——因为他们一家对农活一窍不通。
老丁三妈的亲妈（我们都叫她外婆，同样地，我们叫老丁三妈的父亲为外公，叫她的二个弟弟为舅舅，一个妹妹为姑妈）一家当然也没好果子吃，被戴上了“逃亡工商地主”的帽子，也跟着下放到了我们生产队。大舅曹云祥和姑妈曹兰贞读过中学有文化，分别在河庄和靖江做代课老师，后来曹云祥在河庄做了上门女婿，曹兰贞嫁给了一个叫家生的解放军军官，再后来跟老公去了南京气象学院。小舅曹雪才只读了二年小学，只能跟着外公外婆过日子。每逢大会小会，曹外公都得站到台上去示众批斗。曹外公患有癫痫，常常在批斗会上发作，不久就过世了。好在曹外婆很坚强，终于把小舅也拉扯大了，后来娶了同样是地主后代的丁立英做媳妇。曹外婆小脚，干不来农活，却织得一手好毛线衣服，生产队社员的毛线衣服没有不是出自她的手的。老爸同样地十分照顾曹外婆一家，建草房、修草房都是他帮着张罗。平时只要不下雨，曹外婆也总爱往我家跑，我妈挑花边，她织毛线衣。她的两个外孙劲子、小边来了，也常领到我家来玩，玩累了就睡在我家床上，玩饿了就吃一小碗冷饭当点心。那时老南瓜的“南瓜柄”可是当作美食的：把老南瓜上部靠近柄的一个半圆切下，蒸着吃，特别甜。所以一有老南瓜我们就惦记着。可我们家的“南瓜柄”基本上是劲子他们兄弟俩包下的。我们姐弟几个要生日那天才有一个鸡蛋吃，每次劲子兄弟来了却一定有鸡蛋等着他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波及到我们村已经是很迟的了。大概是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吧，第一个知青丁燕华来插队到了我们生产队。当时专门的知青屋还没建造好，她就被安排到了生产队女队长张爱香的家里。我们生产队大多数人家是草房，那时只有施维相、施宜定、秦民、蒋柏森、蒋柏荣五户人家是砖瓦平房。张爱香是蒋柏荣妻子，她家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下半年，知青屋建好了，她就住进了知青屋。丁燕华是萧山人，相对路较近，多数时间住萧山，在队里连续住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两个星期。
第二年知青俞宝昌下乡落户到了我们生产队。俞宝昌父母原是杭州毛巾被单厂的职工，而该厂和我们南阳公社结对为挂钩单位。宝昌家里也很穷：父亲早亡，母亲已经退休，在杭州市安吉路小学食堂烧饭。他上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哥哥们和姐姐已经结婚成家自己过，他和母亲、妹妹玉妹三人相依为命，住在贯桥北面天水路一个建筑面积只有二十个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那时宝昌才十六岁，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杭州，自己的生活也还无法完全自理，烧一餐饭都会搞得满屋子冒烟，眼泪鼻涕地很狼狈，更不用说做农活了。可虽然如此，宝昌却和丁燕华不一样，除了年底回家过春节，平时基本不回杭州，一是为了省路费，二是家里比队里也好不了多少。父母对宝昌很是照顾，从怎么掘地手不会起泡、怎么挑担不觉得吃力到柴灶怎么烧火才比较旺、怎么打蚊堆驱蚊子，都手把手地教。虽然宝昌住在知青屋，但父母经常请他到我家用餐，歇力的时候也邀他到我家吃冷饭。宝昌也不挑食，我们有什么他就吃什么，霉苋菜梗咬咬，炒螺蛳吸吸，吃得很开心。我姐还常常把他的衣服捧到家里帮他洗。
老爸也可算半个渔民。我家有一张旋网，是专门用来捕鱼的。在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家和小爸家有旋网，九队里的王大千和王阿传兄弟俩也各有一张，还有十三队的孟阿羊家有一张，附近的其它人家都是没有的。旋网最上面是网纲绳，绳下连着网，最下面是网袋，网袋上装着锡条。旋网一撒开，就像直径八九米的一个大锅盖。每当下雨天生产队里开不了工，老爸就会背上旋网到河道里去捕鱼。池塘里是不能去的，因为池塘是生产队的财产，那里的鱼是队里放养的（一般放养的总是一些鲢鱼、包头、草鱼、鳊鱼），不允许私人捕捞。河道里的都是杂鱼，最多的是鲫鱼、鲤鱼、小白条、淘沙郎、泥塌菩等，还有就是一种小鳊鱼，叫红眼螃蝙，只有冬青树叶那么大一点点。小白条最灵敏，看到网撒下来了，就飞快地向四面八方逃命，所以又叫闯网鱼，不大捕得牢。因为下雨天河水总是涨得比较高，河道边上又长着野生的芦苇，旋网得抛过芦苇蓬撒向水面，很是吃力，一般十几网撒下来，看看能炒个两三碗，就收网回家了。不管鱼多鱼少，炒好后总会送一碗去给宝昌。
说到捕鱼，就得说说老爸和小爸兄弟俩的合作。小爸也会捕鱼，同样买有一张旋网。我想，他捕鱼的本领应该是老爸教的。每到年底，腊月二十三，生产队里就组织捕鱼了，老爸、小爸两人就合伙一个队、一个队地去帮着捕鱼。每到一个队的塘边，他们兄弟俩总是先搭门排——一种可以载人的、水上捕鱼的简易平台。门排很简单，取材于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就是用一块门板，下面的一头放着一个倒扣着的一个大木盆，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木盆不能漏气，另一头下面放着由两根长冲杠夹着的两个木水桶，当然木桶也不能漏水。门排看似简单，却非常可行，一个成年人站在上面绝对不会沉——当然得站得稳，不能偏。门排搭成后，不用分工，照例是老爸围着池塘四周的岸边撒网捕，小爸撑着门排在池塘中间撒网捕。老爸晕船，不能上门排。这样的绝配，鱼儿肯定是无处藏身的了。年底捕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池塘里的杂鱼，就是那些鲫鱼、鲤鱼、白条、虾蟹等不属于队里放养的鱼品，不管捕到多少，都是给渔家的。而且捕鱼结束，队里还得送给渔家每人两条鲢鱼做工钱。每次捕鱼归来，小爸的杂鱼总是比老爸要多很多。原因很简单：河边的水底下遍布着芦竹菩头、树枝、石块等，一网下去，往往不是这边被兜住，就是那边被扯破。捕鱼不久，旋网就遍体鳞伤了。那些鱼儿就很容易地从破洞处漏网了，小鱼则更容易逃生。河中间则不然，那里没有芦竹菩头和树枝，也很少有石块——即使有也不怕，只要把门排撑到石块上方，网就能拉起来的。所以捕鱼归来，老爸总是得忙着补旋网，小爸则直接可以把网撑开晾晒了。
我家还有一个推斗，是一个装了一根长竹竿的边长约一米左右的三角形，下面装上尼龙布网斗。网斗是老爸买来尼龙网布（这种布像极蚊帐布，只不过是尼龙丝织成）后由老妈自己缝制而成的。初冬季节，池塘、河道里的麦草管虾（是一种小河虾，成虾只能长到两厘米长）就特别多，雾虾（也是一种小虾米，成虾只有两毫米长）也在这时节才有。遇上大雾天，队上又不出工，老爸就会背上推斗去推虾。麦草管虾喜欢藏身在游水藤草（水草的一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河道、池塘里随处可见，一长一大片。可以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割，是喂猪的好饲料）下面，只要把推斗推到草下，往上抬起，再拉出来，小虾米就都在推斗里了。雾虾喜欢群体活动，成千上万的小虾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团雾在水里移动，遇到推斗，它就留在里面出不来了。推来的麦草管虾除了少量留下做菜外，大多拿到南阳街上去卖，换来米、盐、酱油等。雾虾是没有人要买的，就放上一些盐腌着当“长下饭”。
老爸还特善潜水。夏天的傍晚，收工后，男人们都爱到池塘、河道里去洗澡。老爸在洗澡时总会顺便带上个小克篓（一种口子装有竹箬漏斗的竹编小篓，东西放进去后，即使倒置也不会掉出来），摸一些螺蛳回来。老爸可从不去摸池塘边芦苇蓬里的螺蛳，那里摸起来麻烦，何况人人可摸就所剩不多。老爸专挑深水处去摸，那里的石块下面少有人去摸，螺蛳就比较多。一般人潜水，一口气下去最多只能憋气分把钟，老爸却一次能潜水三五分钟。他的特技是在水下“换气”——含一口水在水下吞吐，模拟呼吸，人在水下就能待得更久一些。所在老爸总能在几分钟时间摸许多螺蛳回家。
当然地，雾虾也好，螺蛳也罢，我家饭桌上有什么，宝昌吃饭时也就有什么。
宝昌也把我父母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跟着我们叫阿爸、姆妈。宝昌是一九七九年春返的城。他返城后，也一直惦记着老爸老妈，千方百计搞一些青霉素、链霉素针剂寄到我家来。七九年下半年我开始到杭城就学后就直接由我带回家。老爸的老肺炎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医治断根的。一直到现在，他每年总要来看望老爸老妈一二次。今年国庆时宝昌儿子结婚，还邀请我们全家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宝昌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返城后一直与插队时的老乡还像亲戚一样在走动的知青，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有第二个。
一进入七十年代，自行车在农村就开始慢慢普及了，大多数家庭都陆续有了自行车。慢慢地，在我们生产队，只的蒋柏春、蒋勤过、施维灿、戚雪林等少数人家没有车的了。我们家也属于这少数人家之一。一九七七年春，我姐订婚后，老爸用姐夫家送来的彩礼钱去南阳街里买来了一辆行车。车子一到手，老爸就“老爷上车”边学边骑回家来了。我们都知道，学骑自行车，首先得学会“趟”，“趟”熟练了，才能学劈腿上车试着骑。老爸没有车，之前也从不碰别人家的车去学习，所以只能“老爷上车”——不趟车，直接在车子停稳当的情况下骑坐在自行车上，然后一只脚踩在车踏脚板上，另一只脚踮着地一踮一踮地推动车子往前行，幸亏他个子高，两条腿长，一跤都没有摔。那时除农产品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供销社独家经营的，所以供销社商店职工的服务意识几乎没有，服务质量很差。就拿这自行车来说，零配件到店后，装配人员把车子大致装配成形就算万事大吉了，根本不在乎螺母有没有铰紧、车胎有没有打气之类的。老爸不懂行，就这样把一辆气没有打足、螺母也没有铰紧的车子骑回了家。由于钢丝螺母没有铰紧，到家时自行车的钢圈都已经变形了，推动起来“咔咔”地响。所以虽说买了新车，我们全家却高兴不起来，反而肉痛得不得了。我姐和我哥连忙推着车子上丁姓桥头王师傅的修车摊里去把这辆买到手不到几个小时的新车修了。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南阳公社决定向六工段围垦迁户。迁户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每人能有50元的搬迁补贴，还可以提供给每户一吨水泥和10根碗口粗细的毛竹。我家这时候住的是油毛毡舍，刚刚被暑假期间的强台风刮了个支离破碎，到处是破洞，补也没法补，更何况我家当时六口人只有父母两人分有自留地，如果迁到围垦，自留地就能扩大三倍。当时父亲身体很不好，医院里查出来的结论是：肺炎、胃病加贫血，母亲有点迷信，还疑心是舍基的风水不好。父母思量来思量去，最终合计决定迁户围垦。
在亲戚朋友和队里社员们的帮助下，我家在十月底迁到了围垦，建起了四间斗子砖砌墙的毛草舍。当时由于父亲正好生病，身体虚弱，只能出出注意，许多具体事情要靠姐、哥和我三人去做。我这时正在读高二。毛草是十八岁的哥哥和曹雪才等合伙撑着船去绍兴里畈买来的。斗子砖是哥哥国庆节的时候从雷山六队借来制砖的木架子，再青龙山买来的饭子沙，和水泥、水一起拌成混泥土，自己土法上马做成的。我那年只有十六岁，也一样帮着去青龙山撑沙，最吃力的是拌砂，全靠腰里用力，那腰肌后来痛了有两三个星期。吃力归吃力，但我们全家心里还是兴奋得很，毕竟三间千疮百孔的稻草风玻的油毛毡舍改变为四间卷光滴滑的墙头毛草舍，显得又大又宽敞又气派多了。
在围垦，南阳公社所有迁户围垦的人家成立为向阳大队，我们雷山大队各生产队迁出来的各户口社员合成为一个生产队，即向阳大队第九生产队。老爸仍旧做新成立的第九生产队的队长，这个队长不是选的，是老大队雷山大队的党支部讨论决定的，也就是封的。
这个新队长的位置，对老爸来说，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在原来的雷山八队，主要是我们蒋姓和施姓两大姓人家，社员们都是从小和老爸一些成长的赤裸兄弟，老爸身体为什么慢慢地不好了，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老爸身体再弱，他们有的只是同情和帮助，有的只是齐的心协力。但在这里就不同了，全队近四十户人家二百来号人，全部是赶拢班子，尤其是那些和老爸年龄差不多大的，像戚阿炎等，没能成为队干部，心里颇有些不服。于是就煽动那些年轻力壮、有文化、会计算的毛头小伙和老爸抬杠。慢慢地，即使老爸再大公无私、起早贪黑，也感动不了人家的铁石心肠。
事情终于在第二年的春季爆发了。春季是播种的季节，队里开始播种毛豆。因为新生产队的队舍没建好，队里的种子毛豆是全部寄存在我家的，用好几个大甏装着。每天早上开工时，把种子毛豆用秤称了后，发给社员们去播种。到傍晚收工了，再把没播种完的毛豆汇总到一起，用秤称了后仍放回到甏里。那天早上开工时，有人造谣说我们家偷种子毛豆了，于是社员们群情激愤地要求彻查。老爸很冷静，对大家说：我们家只有一蛤蟆壶甏毛豆是我们自己家的，除此之外的每一粒都是队里的，我就坐队里，你们去查好了。于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赶到我家开始了搜查。一番翻箱倒柜后，除了几个种子甏和一个蛤蟆壶甏，再也找不到半粒。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有人嚷嚷，把甏里的毛豆全部倒出来盘一下秤，看到底有没有少？于是人们又七手八脚地把甏里的毛豆全部倒出来过秤。过秤后一计算，居然多出来了三斤半。这时大家都没说话了。可还是有人不甘心，说：毛豆不多不少才标准，怎么会多出来呢？肯定有猫腻！于是大家又赶回小队部去质问老爸。老爸说，有一次因为收工后在地里巡视，回到家时大家都已经散了，就把克篓里的毛豆自己直接倒回甏里去了。还有可能是，毛豆比刚刚装进去时还潮了一些，也就重一些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喊：我们不相信，换队长！老爸气极，大声说：这个淘气队长，我还刚好不想做了呢！后来老大队雷山大队和新大队向阳大队都派人下来进行调查，并劝说老爸继续任小队长，但老爸早就心灰意冷，坚定地谢绝了。
辞去小队长职务后，老爸担任新建的向阳小学筹备组成员，负责校舍建筑管理。之后又去外六工段围垦担任大队小围垦的管理小组组长。大队围垦的管理小组只有七八个人，老爸的工作相对地轻松多了。这时候家里经济稍稍宽裕，粮食也不用愁了，又有宝昌带过来的药物治疗，老爸的老胃病、贫血、肺炎等顽疾也慢慢地都治愈了。
后来，大队改村，村土地承包到户了，可大队在外六工段的围垦土地却没有承包到户，还是集体经营，老爸也继续在那管理。
一九八O年，我哥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后来又担任大队治保主任，我家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一九八一年，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虽然工资不高，但总算每个月家里有了固定的现金收入，所以经济条件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吧，钱塘江边掀起了捕捞鳗苗的热潮。淡水鳗是回游动物，虽然生活在淡水中，却必须回到大海里去产卵。每年的冬春两季，小鳗苗从卵中孵出来后，又顺着钱塘江潮水回游到上游的淡水中成长。小鳗苗只有一号绣花针长短粗细，根本做不来菜，但据说国外的日本、国内的广东、福建已经大面积发展人工养鳗了，所以需要大量的鳗苗。又由于鳗苗是一种稀缺资源，价格飞涨，很快从200元一斤涨到了4000元一斤。鳗苗走私团伙也一拨拨地涌入了我们江边围垦乡镇。于是县里建立鳗苗捕捞管理处，统一颁发捕捞证，设立收购站进行管理，当然卖给公家肯定要便宜不少的。走私团伙收购鳗苗是按尾计价的，每尾2.5元，但他们自己是不敢出面的，大多躲在旅馆里或某一本地人家中，委托本地人以每尾2元进行收购，收购到一定数量后再转倒给他们。刚开始时钱塘江里的鳗苗实在太多了，一人一网捞一个潮，往往就能捞个二三两，虽然后来捕捞的人越来越多，但一次捞个十几二十尾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当时家家户户都置备了半身下水裤、捕捞网，干起了到钱塘江中捞鳗苗的营生。老爸和我哥当然也加入了这支捕捞大军。
捕鳗苗不但是个又苦又累的力气活，更是非常危险的拼命活。虽然说涨潮时人们是不下水的，大家都是在退潮时才开始捕捞鳗鱼，但若捕捞者一旦在捕捞时不小心被江水冲倒，江水立马就会灌入下水裤中，人是再也无法再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了。也有在拉网时一不小心踩入深渊的，也有在小船上不小心被网绳缠住手足拖下水的，反正每年的钱塘江水，总要吞噬十几条捕捞人员的生命。
老爸在捕捞中也经历过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那是一个冬天的夜里，一场大雨过后，月明星稀，老爸从外六工段围垦的管理小茅房中起来，背着捕捞网、穿着半身下水裤、提着手电涉水来到江中捕鳗苗了。小茅房离钱塘江不到一里路。因为刚下过大雨，江中几乎没什么其他人，鳗苗相对的就比较多，半个多小时下来，老爸就捕到20多尾鳗苗了。可不知不觉中，月亮、星星不见了，风却大了起来。老爸感觉不对头，就收网准备回岸。收好了网，老爸拿手电往四周一照，立马就紧张起来了——坏了，居然看不到岸边在哪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浊的江水，原来是起雾了。老爸就像一个瞎子，不知道该向哪里走。他只好按自己的设想确定一个方位，一直向前走去。可走着走着，水不但没有浅下去，反而更深了，只好换一个方向再走。要知道，江边的滩涂本来就是高低不平的呀，何况人在失去方向时还会走圆圈路呢。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原来的雾变成了小雨。老爸也不知道在江水中走了多少个小时，又累又冷又饿，脚步都拖不动了，但还是得走下去。慢慢地，小雨变成了大雨，老爸浑身湿透。老天保佑，老爸居然看到了一丝灯光，就拼命地向灯光奔去，终于来到了岸上，原来灯光是从四工段的水闸上发出来的。外六工段到四工段，直线距离就有三十里，真的不能想像老爸在水里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就这样，老爸再从四工段回到外六工段的围垦小茅房，扔掉鳗苗网后又从小茅房回到家里，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六点多了。我们全家人看到老爸浑身泥沙的模样，都惊呆了。老爸哆嗦着说，我今天这条命是捡回来的。老妈问他为什么不在围垦舍头先做点吃的？老爸说火柴都打湿了，点不着火，只能吃“伤筋膏”——由于哆嗦，老爸连“生年糕”三个字也说不清楚了！
一九八五年冬，我哥也联系上了一个福建来的鳗苗走私客户，让他躲在我家里，由我们出面收鳗苗。他先后来了两次，每次就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这，我们也赚了五六千元钱，于是第二年，我家就开始筹划建楼房了。那年八月中旬吧，新房建得差不多了，准备办上梁酒。老爸趁一个阴雨天，建筑工休息的日子，骑着自行车去南阳老家请亲朋好友及老邻居们来喝酒。那知下午竟刮起了龙卷风，南阳岩丰大队和河庄建设大队好多人家的房子被大风推倒了，把老爸急得一刻也待不住，冒着大风大雨就往家赶。当时南沙大堤上的树全被大风刮倒了，匍匐在地把路全挡死了，老爸就一会扛着自行车从树上过，一会猫着腰从树底下钻，天已经全黑了的时候才一身泥巴地回到家，直到看到我家的毛坯房还矗立着，那提着的心才放下。
一九八七年的时候，我哥结婚。不久，哥提出想单过，就和我们分了家：底楼三间的东间归父母（南半间是灶间，后半间做卧房），中间堂间给我，西间半是楼梯半间房给哥做灶间；二楼西间是我妹雅秀的房间，预留今后给我做婚房，中间是哥嫂的新房当然给他，东间半间是平台半间是房间也给哥——毕竟他是长子，而我又住在学校宿舍楼，无所谓；当时我家还欠有二千债务，哥负责一千二，我负责八百。一九八八年春，哥辞去了村里的治保委员、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的职务，自己办了个个体针织内衣厂，我也入了股，并做帐。当年老爸还不到六十岁，经常骑着脚踏车带着三箱内衣一起过赭山至七堡的渡船到杭州城里去送货。
几年后，外六工段的围垦土地也要承包给个人了，老爸动员我表哥沈阿水来投包，居然投中了，阿水哥就在这块土地上挖了几个鱼塘开始了养鱼，老爸呢，一边弄了块地种庄稼，一边帮阿水哥管理鱼塘。就这样，老爸在外六工段围垦前后工作了有十几年。
再后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大发展，大队在外六工段的围垦土地也租给董根生办化工颜料厂了，老爸也确实年老了，就回村给叶张水在我村办的水泵厂做起了门卫兼炊事员。当然家里的三四亩的口粮地还是得种的。老爸在做炊事员时，常常把自己家菜地里的菜割了去做给那些外地职工吃，免费。他说，反正自己家吃不完，给他们吃了总比烂在地里划算。他所说的划算，打的可是外地职工的算盘，他自己可是得多割、多搬、多洗、多炒、多盛、多分，不知道要多辛苦多少，一点也不划算的。
一九九八年，我自己建房时，老爸已经年近七十了。虽然年老体衰，可老爸还是忙着帮我收拾这收拾那，劝也劝不住——儿子建房，做爹的高兴。一天中午，我在新房里收拾建筑废料，老爸又来帮我了。在使用井字架卷扬机吊废料时，我在下面开机器，让老爸在三楼帮我把钢索往装着废料的畚斗车上套。钢索套好后，我按动升的开关，吊机开始上升，钢索套信的畚斗车就会荡开来了，然后我再按动降的开关，畚斗车就下来了。在吊第三车废料的时候，危险出现了：在我按动升的开关后，竟然发现老爸和畚斗车一起荡了开来！原来他的左手的大拇指不小心被钢索夹死，甩脱不开，就被带出去了。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紧张得大喊起来，一步跨到翻斗车下，准备托接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老爸。可老爸却出奇地冷静，他把身子扑在装满废料的翻斗车上，右手紧紧攥着上面的钢索，对我说：“扣慌，慢慢放！”。我提心吊胆地退到开关处按了降的开关后，赶紧又回到了翻斗车下，屏住呼吸，盯着老爸和翻斗车慢慢下降。翻斗车终于落地了，我才稍稍松了口气，扑向了老爸。老爸嘴唇哆嗦，脸色发白，瘫坐在了地上——毕竟十指连心哪。我捧着老爸满是油污的左手，看着露着白骨的手指，一边庆幸菩萨保佑，一边心疼得要命，连忙找来一块干净的毛巾包住老爸的手，拖出摩托车，把老爸送到了萧山第四人民医院。好在经过治疗，老爸的手指保住了，只是再也没有原来那样伸屈自如的了。
二○○四年秋开始采棉花的时候，老爸告诉我他看东西有点糊。我当时没当一回事，还对他说，别人像你这年纪早就老花眼了，你算好的呢，现在才花。直到有一天傍晚老妈对我说，你阿爸昨天骑车去你舅舅家，说是看着路边的庄稼骑的车，根本看不到远处的东西，我才出了一惊：老花眼看远处没问题呀，老爸一定是患别的眼疾了！就连忙问：阿爸现在在哪里？老妈告诉我，他去向公村杜德堂那里求菩萨去了。我连忙跨上铃木王摩托向向公村赶去。车子开到小泗埠闸，看到老爸的自行车停在老江塘上。塘下有两间矮小的瓦房，我知道老爸已经从庙里回来了，肯定是在此处憩息——这里租住着我们同村的善根老王，他比老爸大几岁，吃长素，在这里以给迷信人家念经念佛过日子。老爸果然在那里和老王说着话，我就把老爸的自行车推下来寄存在老王那，载着老爸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老爸来到了六里桥眼科医院看眼睛。通过检查，结果连老爸自己也不相信：他的右眼早就被白内障封死了，根本就看不见光线；而左眼视网膜已经大半脱落，这样的年纪根本无法治，只能任其自然的了。医生建议做去除右眼白内障，如果手术成功，有一只眼睛亮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于是我先给老爸办了住院手续，再回家取了被褥、替换衣服、热水瓶、脸盆等，住院等待做手术。因为要工作，我除双休日能在医院陪老爸，只能白天在学校，夜里去医院。一天晚上，我从学校赶到医院，老爸指着食堂门口对我说：你看那个妇女，从中午站到现在了，他在做什么？我看了后大笑，对老爸说，那只是一个倒着放的拖把！
经过手术治疗，老爸的右眼完全复明，可左眼终于慢慢地失去视力，最后是一点也看不出东西了。
原先，虽然老妈迷信入骨，老爸却是不那么迷信的。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立新风”的时候，他甚至跟着大伙儿去砸过庙。文革前期，我家就连逢年过节祭祖宗，老爸也不点蜡烛、不烧纸钱。可随着年岁的增长，老爸也慢慢地迷信起来了。特别是看到那些曾经冤枉过自己的人一个个地或者恶疾早亡，或者中风瘫痪，或者什么什么的，他就更觉得“人在做，天在看”，冥冥乾坤之中自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世间万物。所以当向前六组管志根的后氏老婆戚风仙向他说起其他村里都有庙，就我们向前村里没个庙屋，信佛之人拜个菩萨都得跑远路时，他觉得他应该为这些信佛众人做一件好事，建一座向前村自己的庙屋。于是他找来几个“老迷信”，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展开了募捐活动。凭着一些老面孔，他们居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于是购来砖瓦水泥，请来泥师木匠，买来木雕菩萨，一座小庙宇居然在不久后真的落成了！于是，他们又召集本村及附近村的一批迷信老太婆，轰轰烈烈地办了几场佛事。场面最大的那次，他们在村里的主要道路上铺满了黄纸，堆满了纸钱，谓之“金砖铺地”。再后来，哪里有念“天佛”了，老爸也多次跟着老妈一起去。在他眼里，这也是做善事。
二○○五年夏，高志刚颜料桶厂运载铁皮卷的大卡车把钱江桥头三座桥中南北方向的直桥压塌了，为了解决群众过河问题，河庄镇里租来了一座钢板桥，据说是二十万一年。第二年秋，江东开发区中心直路上的公路桥落成后，这座重金租来的钢板桥就拆除了。这样一来，群欢村人、群建村人、横湾以南几个厂的村民、职工、学生要到湾北的学校读书或商店购物，就必须多走三里多路绕道中心直路上的公路桥，很不方便。虽经群众多次反映，终因江东动迁即将开始，镇里决计不再理睬。老爸是个直性子，看到这些，认为非管不可。他倒是没有去村里吵镇里闹，而是联系了陈富根等人，募集资金准备筹建毛竹桥。有了上次筹资建庙宇的经验，很快，一座崭新的毛竹桥建好了，老百姓们直夸老爸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老爸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足不出乡，认识的人不多，除了队里的，就只几个亲戚。老爸一生中最敬重的人应该是大娘和大姑夫了。大娘是我蒋家奶奶的记名女儿，打小就没了爹妈，把爷爷奶奶看成是自己的亲爹亲妈，同样地，待老爸和小爸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弟。大娘虽然也没文化，可待人接物恰到好处，漂亮能干又会说话。大姑夫叫高宜灿，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是当时我家所有亲戚朋友中唯一一个吃皇粮的人。大姑夫有文化，表袋上总别着一支钢笔，他世面见得多，处理事情总有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老妈如果有什么委屈，总爱找大娘诉说，老爸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也爱找大姑夫商量。每当逢年过节，爹妈第一个想到要邀请的客人就是大娘姑夫。正月里请客，如果大姑夫还没来吃过饭，会成为爹妈的一桩大心事，无论如何是得请他来吃一顿的。大姑夫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叫秀凤、秀梅、梅凤，其中秀凤、秀梅和我姐年龄相仿；有两个儿子，叫尔明、尔焕，尔明和我哥同年，尔焕和我同岁，我们从小就一起打“匹子”、玩弹皮枪长大。可惜的是，我大姑夫正当壮年时就因公去世，老爸为此伤心不已。大娘是五年前去世的，她去世时老爸身体已经很弱了，可他一定也要亲自前去吊唁，哭了有好几次。
老爸虽然从小就离开程家，可他与程姓娘家的关系一刻也没有间断过。老爸被领养前已经有一个哥哥（即我大伯父）、一个弟弟（即三伯）和一个妹妹（即姑妈），后来那个大伯父因病夭折，再后来程家奶奶又陆续生了四伯、五伯和小伯（小伯比老爸要小二十一岁，只比我姐大五六岁），正可谓是人丁兴旺。老爸年轻时，每当下雨天做不来农活的日子或者逢年过节时，总会记着去义盛娘家探亲，程家的爷爷奶奶叔父叔妈们也爱来我家做客。
程家爷爷个子不高，感觉一米七也不到，国字脸，一年到头戴着一顶乌毡帽。他患有哮喘病，天一冷就会发，老咳嗽吐痰，虚胖的脸，显得比较老相。程家爷爷抽烟抽得很厉害，他裤腰带上挂着个烟荷包，一天到晚烟枪不离手，抽起来吱吱地响。他对我们姐弟几个很和蔼，对我家也很关心。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季，那天天下着大雪，程家爷爷挑着一个铺担来我们家了，是送棉铃壳来的——棉铃壳像木头一样坚硬耐燃，是种火熜的好材料。那时的人们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衣服穿，一到冬天全靠火熜烘脚、烘手、捂被头，如果用麻杆种火熜，不到两个钟头就烧光了，用棉铃壳差不多能旺四个小时，所以程家爷爷可以说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暖冬。第二年的初冬程家爷爷去世了，老爸是以出嫁女儿的身份戴的孝，我们全家人当然都去了。丧事轰了有好几天，反正是一天到晚地都是哭，就连出殡后的好几天，我耳朵里还嗡嗡的全是哭声。
程家奶奶却是高个子，应该有一米七五吧，反正比爷爷高。她身子骨特别硬朗，走路做事风风火火的，大嗓门，是妇女小队长，在生产队里很有威信。程家奶奶如果来我家，她就是主心骨了，上灶炒菜都得由她，我们什么也不用操心。老妈么，只有打下手的份，连烧个火也会被奶奶骂。程家奶奶较长寿，过世时我也结婚好几年了，享年八十多岁。在办程家奶奶的丧事时，老爸既出做儿子的份子钱，也出做女儿的份子钱，他觉得程家奶奶生养他一场，他作为一个儿子却没能在身边侍孝，只有这样做才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