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起义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其人】
*【刘文辉】
1895年，刘文辉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上有5位兄长，刘文辉排行第六，谓老幺。刘氏祖籍安徽，清初移民入川安居雅安，后迁居大邑县安仁镇，祖上世代务农，男耕女织。民国年间刘氏家庭平步青云，出了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1个省主席和1个战区司令长官，刘文辉和刘湘叔侄，是刘氏家庭最耀眼的将
（一）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大哥刘文渊陪着他到成都，看望已是川军将领的嫡亲堂侄刘湘。热情接待两位堂叔的刘湘在思忖：堂叔年少气盛如何安置？他岂能长期屈就侄儿之下呢？想来想之，让幺爸（四川话，最小的叔叔）另攀高枝，自己从旁援手为妙。倘若他得意，自己有提携之恩，不难联手对付异姓诸雄：假如他失意，自己问心无愧。刘湘周密营谋后，保举引荐刘文辉投奔川军第八师陈洪范，任上尉参谋。在陈洪范师5年间，刘文辉由上尉参谋而升营长、团长、旅长，升迁之快与刘湘照顾是分不开的。任下级军官的刘文辉对侄子刘湘忠顺不逆，刘湘为培植刘氏家族势力，决定再次援手刘文辉。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经一番策划，让刘文辉由陈洪范师的普通旅长，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明白侄儿的良苦用心，当上混成旅旅长，就能摆脱陈洪范的约束，就可以自立门户、自主发展。这时，刘文辉的眼睛盯上了宜宾。宜宾是长江起点上的重镇，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为云贵入川要道、川边和云贵物资集散中心。这里商贾云集，经贸繁荣，为川南税收丰盈地区之一，征税衙门之聚宝盆。从军事角度着眼：可战可守，可进可退。当上混成旅旅长的刘文辉，在刘湘的襄助下驻防宜宾，总揽这里的军、政、财、文大权。由此后，刘文辉军阀梦油然而生：“这是我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呀！”他想：要在宜宾站稳脚跟，麾下这点点兵是不行的。可要扩展防地就得扩军，要扩军就得花钱，这钱如何运作？他眼前一亮，把最擅经商、与己感情最好的五哥刘文彩请来宜宾，独揽船捐局和四川烟酒公卖事务。此后敛财范围越来越广，从银号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放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从田赋预征到统税杂捐，属掠取领域。为了弄钱，只要有赚头，刘文彩都干。他弄到的钱，大多给刘文辉发展势力，扩大防区，抢夺地盘，提升权位之用。刘文辉在军政上有刘湘提携援手，在经济上有刘文彩支持，做四川督军、称霸四川的野心在心底萌动膨胀。可是，无奈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等待时机。1924年，刘湘倒熊克武，刘文辉倾宜宾财力相助。大获全胜的刘湘投桃报李，让刘文辉收编和接管熊克武部分残部及防地。翌年春，刘湘与杨森在川东打了数战，终逼杨森避退湖北。让幺爸接管了杨森在川东的部分防区，还坐上四川军务帮办交椅。1926年，脱颖而出的刘文辉不露声色闪电般袭击杨春芳部，一举收编该部万余人于麾下，又突出奇兵击溃吕超部，夺下宜宾南六县防区。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加委川康绥抚委员长。至此表面看虽然四川已受南方国民政府领导，但是川军各派系争夺防区和四川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未停片刻。到1928年，川西基本归刘湘、刘文辉主宰，形成二刘和邓锡侯、田颂尧分割四川的格局。为四川督军宏图的实现，刘文辉在成都创办起培养刘氏军事集团干部的军政学校，开设甲级参谋、兵工、炮兵、无线电等班别，除军事专业课外还讲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比一般川系将领更重视政治和军事理论。
（二）
刘文辉，个子瘦高，两颊松驰，光看相貌，很难相信他是四川、西康两地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擅长纵横捭阖之术，有“多宝道人”之称。在同蒋介石长期的周旋中，他呼风唤雨，使蒋介石也奈何他不得，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常常让他三分。三十年代，四川诸多派系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多，地盘不断扩大，终于凭实力当上了四川省主席。为统一四川，问鼎中原，他不顾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打垮了田颂尧，收拾了邓锡侯。之后他不惜亲情，同亲侄刘湘开战。但谁知不是侄儿的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只得逃到了地脊人贫的西康。他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广种鸦片，发了大财。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他的防地。黄炎培曾去西康一游。归途中愤然赋诗道：“我行郊甸，我过村店，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因鸦片大发其财的刘文辉，养了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让他任西康省主席之职。
西康太远，蒋介石鞭长莫及，虽然刘文辉长有反骨，但对蒋政权并无威胁。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找到了收拾刘文辉的机会。但刘文辉心里明镜一般，让他打日本，是蒋借刀杀人之计。他不像还有民族正义感的侄子刘湘，不管蒋介石千方百计，他也不挪窝出西康。结果是：刘湘惨死，他还盘踞在西康。知情人都清楚，刘湘是蒋害死的。刘文辉是知情人。
刘湘和蒋介石结怨，始于三十年代初那场“叔侄斗”。那次“叔侄斗”，是四川军阀史上最残烈，最惊心动魄的军阀大战。蒋介石是刘湘的支持者，帮助刘湘打败了“么爹”，登上了“四川王”的宝座。但此后刘湘不买蒋介石的帐，不卖命帮“中央”打共产党，不让蒋介石染指四川。不仅如此，为了抵制“中央”的压迫，1936年，刘湘搞了个“川、桂、红”计划，联络广西李宗仁和延安的红军公开反蒋，并托中共地下党员王于清给延安送去30万大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到40岁的“四川王”刘湘，主动请缨出四川抗日。蒋欣然应允，立即授予刘湘“抗日救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命刘湘率十万川军驻苏、皖两省。同年秋，日军占上海攻南京。蒋介石命刘湘率部与日军血战于雨花台。刘湘杀敌心切，川军骁勇，但这支穿着稻草鞋，拿着“老土造”的队伍，终究敌不过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此一役，十万川军伤亡殆尽，刘湘看着弟兄们的尸体，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刘湘知道上了当，便领着几个高参、谋士愤然离开南京。到武汉后，刘湘潜入英租界协和医院，欲回川重整旗鼓。刘湘出走南京后，蒋介石到处派人侦探，得知刘湘消息后，蒋通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刘湘传话，要任刘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条件只有一个，刘不回四川。刘湘回绝。刘湘为达到回川之目的，放风蒙骗蒋介石，说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暗中叫谋士张斯用五万美金买通协和医院英国医生毕拉克，让其注入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但此秘计被当时刘湘手下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得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蒋派人给毕拉克送去十万英镑。五万元美金买的是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十万英镑买的是一种叫做金粉砒酸的无色无味无反应的毒药。毕拉克把两种药同时注入刘湘的胳膊里，刘湘便长睡不醒了。刘湘死后，蒋介石亲自为这位抗日将领签署命令，追认刘湘为一级上将，任刘湘之子刘济英陆军中将；并命国家各重要机关隆重祭奠，又从国库中拨款一亿元，在成都武侯祠内举行隆重国葬。
（三）
淮海战役之后，“中央军”惨败，蒋介石开始崩溃，也更加看重西南这块退避之地。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电促刘文辉飞赴南京“共商国是”。刘文辉到了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也是中央赖以反共的基地。中央准备最近迁都四川，在那里同中共决战。中央要借重自乾先生……”未雨绸缪，蒋介石先撤了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给了王陵基，接着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刘文辉从西康来成都后，蒋又在刘公馆的对门住了一连兵，四周布满便衣，甚至还想给刘家派佣人。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在成都玉沙街的刘公馆，西康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三星上将刘文辉，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暖房，幽微的灯光下可见壁上挂有名人字画。特别宝贵的是一幅张大千画的长轴《川康风情图》；那是大千先生深入康定采访写生后画的一幅精品，为感激刘文辉照顾和帮助，大千先生离开康定时送给他的。这时王陵基登门求见。刘文辉对王陵基是恨透了。在三十年代初，刘家叔侄大动干戈，双方厉兵秣马。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王陵基是蒋介石当年的红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能意气用事。王陵基是衔蒋介石之命而来。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毕业，又非“浙江同乡”，但深得蒋的信任。在“川西决战”，建立反共复国基地大业之时，蒋介石把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调来四川，委以省主席职务重任。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万石，借粮900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持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9日，他下令让军警开枪镇压“要民主，要自由，争温饱”的游行学生队伍，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九惨案”。蒋介石自来川之后，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此来是传达蒋旨意，通知刘文辉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联合办公”。刘文辉推托道：“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座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说到这里，刘文辉起身送客。王陵基从刘公馆出来，又去见邓锡侯。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正在等待王陵基的到来，因为他刚才接到王陵基打来的电话。邓锡侯同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比刘文辉年长七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在定陶战役中被解放军击败，被撤职。1948年任徐州“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守西南，又委任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邓的公馆“康庄”同古色古香的刘公馆大相径庭，西味颇浓。公馆门口虽也是老格式：红漆大门，双狮把守；但一进门，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楼却是一幢很考究的两层楼的洋房。邓中等身材，面皮白皙，爱穿西服打领带。这会儿，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装，坐在中西合璧客厅的沙发上品着盖碗茶，眯着眼听京戏。刘湘被蒋介石害死后，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坐镇四川，就让邓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抗战期间，他率子弟兵出川在山西抗击日军时，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1948年3月20日，蒋介石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四川，向邓提出急调十万石粮食出川，被邓回绝：“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现在，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还有啥子粮食可以调出去嘛？”同年3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国引起轩然大波。邓的副手，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能个，要夺权，枪竿子来取！”话一放出，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曰：“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处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坐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在绝望之余，两次向张澜问计。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是抓牢枪杆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10月29日，邓同刘文辉、熊克武向在重庆的代总统李宗仁再提要求撤换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李宗仁苦笑道：“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倒拐”在四川话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在张群于12月2日找他们面谈时，三人均婉言拒绝。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话里软中带硬，可谓说到家了。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事后，胡克林通过刘文辉的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刘文辉送走邓锡侯、潘文华，又和胡克林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细节，向胡克林了解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隆兴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刘、邓、潘宣布起义后，紧接着又有20几起四川军队来电响应；刘、邓、潘所辖政府也纷纷来电拥护，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甚至跟蒋介石很紧的杨森和董长安，也派代表去隆兴寺，进行过试探性接触。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当日，曾经力劝李宗仁、刘文辉活捉蒋介石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11日，早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21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与此前后，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刘文辉出走的当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的盛文（胡宗南的亲信），奉蒋介石之命袭击刘公馆。用15辆大卡车载了两个连的兵力，在盛文部二五四师师长陈岗陵指挥下，将刘公馆秘密包围。当盛部向公馆内冲时，遭到院内猛烈火力的抵抗，原来是刘公馆内警卫排的人员，在省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的带领下，自觉保护刘公馆的。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到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令人眼花缭乱。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憩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家，皆葬身火海。
（四）
全国解放后，刘文辉因站在人民一边，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的光明大道。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安排刘文辉到解放军医院疗养，给予保护，未受到冲击。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邓锡侯】
（1889－1964），号晋康，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回龙乡。他曾先后出任过护国军营长，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部队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储及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重要职务。
【早期经历】
邓锡侯出身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故俩长感情甚笃。少年时，邓曾就读于乡中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布线优异，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清朝末年，朝廷统治腐败，内忧外患日深，民台倒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地处川北偏僻之乡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之大事，曾叹息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与挚友相约，忍痛离开养育自己的舅母和故乡，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1906年，邓锡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虑之际，恰逢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募新生。于是，邓决心弃文习武。由于他身材魁伟，脑子机灵，遂被录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因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党人的教育下。邓锡侯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毅然回四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又转到四川陆军刘存厚的第四师任职，先任副官，后为连长。
护国战争爆发后，正在川南叙州(今宜宾市)、泸州一带清乡的川军刘存厚率先响应"反袁护国"的号召，时任营长的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的入川滇、黔军作战。他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凭借险要地势和自身的英勇机智，给北洋军以重创而荣立战功。随即受刘存厚的派遣，前往驻大洲驿滇黔军总部向蔡锷报告战况。蔡见邓还是一个年不过二十、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顿生爱惜之情，奖慰有加，要他回去转告刘存厚，要进一步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蔡锷特对邓锡侯说："梁任公(启超)电告，护国军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经宣告独立......倒袁必胜。"蔡并专拨枪械五千以补充川军。待日后向北洋军发起总攻。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市北校场。
1917年7月，川军师长刘存厚等与四川督军罗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战。邓锡侯因率部阻击支持罗佩金，戴戡的滇黔军有功，并处决了纵兵殃民的祸首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奖赏。1918年，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邓为培植壮大自己的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所辖各团，营军官集中轮训，每期四个月，获得了明显的成效。1920年，邓升任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等地。他又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隙。在保宁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再次培训全师中下级军官。1922年，邓在军阀混战中率领第三师第一次进驻重庆市，并举办了"浮图关教育团"。这时，邓锡侯作为川军将领已逐渐形成一文独立的军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内从事内战活动了。
1922年8月，四川陆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邓锡侯想当军长而对废除军长职衔的决定不满为由，秘密挑动邓的旅长刘铭吾、刘汉鼎反邓。但事机泄漏，邓锡侯乘春节在重庆看戏之机将刘铭吾、刘汉鼎二人解职、扣押，并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对刘成勋，挥兵直捣成都。嗣后，邓锡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击，被迫撤离成都，败退川北绵阳，阆中一带。不久，邓又联合北洋军阀支持的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指责熊克武、刘成勋等"擅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由此，邓锡侯受到曹锟、吴佩孚的嘉奖，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1923年冬，邓锡侯、杨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庆、成都．反熊各军胜利以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省长。他考虑到成都乃杨森所控制的地盘，不愿脱离驻在重庆的部队，于是成都的省长公署形同虚设。1925年5月，北京段棋瑞执政又改任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另委赖心辉为省长。![[转载]【起义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其人】 刘文辉起义成都街头](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24455t019cd7ff51b0df6113.jpg)
杨森当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全川。这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辉、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分兵几路向成都进军。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担任主攻资中、资阳的任务。在宝兴场的遭遇战中，杨森的主力团被击溃。杨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邓率部进驻成都。随后，联军头目在自贡召开分赃会议，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因而分得盐税专收权，月征三十万元，并占据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彭县、广汉、新津、灌县、郫县，以及松(潘)茂(县)等广大地域。此时，邓锡侯已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之一，独霸一方，在川军中以其保定系关系而颇孚众望。
当1926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抵武昌时，川军各部也相继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邓锡侯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任军长。他将该军扩充至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目一十四个团，另有炮兵特科部队若干。邓及其所部之旅、师长在自己的驻防区内，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就地筹饷，预征田赋；抓丁派夫，扩充部队。驻地有民谣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一年几征粮，百姓饿断肠"。同时，他在松(潘)茂(县)等藏、羌民族地区，实行所谓"用阳刚的手腕，图温和的成绩，举国家的财力，实力，强制其同化与统一"的大汉族主义政策。邓锡侯还一度控制了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以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
1932年秋，四川军阀之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混战，即"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由于邓锡侯暗中协助刘湘袭击了刘文辉，刘文辉愤恨至极，曾欲设"鸿门宴"诱杀邓锡侯及其部属。邓获密报出走新都宝光寺，在旅长以上官员的会上动员说："大家要众志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克成都。这一仗打胜了，薪饷才能按月发放。"当刘文辉指挥第二十四军攻占崇宁县后，刘、邓两军便在毗河两岸对峙，并砍掉都江堰内河的马杈，造成毗河两岸泛滥成灾。邓锡侯感到对峙局面于己不利，乃不得已通过刘湘的高参刘从云向刘湘讲明：邓、刘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第二十一军出兵，刘文辉必定垮台，甫公(刘湘号)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下令出兵。果然，第二十一军一出击，刘文辉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溃退。在邓锡侯、刘湘、李家钰的联合进攻下，刘文辉部全线瓦解，只好率残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正当邓锡侯与刘文辉在毗河鏖战时，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一面调集"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阻止红军北上，一面委派刘湘就任四川"剿总"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锡侯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剿川北苏区；他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完成剿灭共军的任务，"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但会后他却不听刘湘的调遣，把第二十八军的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定期轮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以免输光本钱。他命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与刘湘周旋，自己则坐镇设在绵阳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里督师。
1933年11月，邓锡侯部十多个团先后到达昭化，广元一线布防，伺机出击。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王树声部自动缩短战线向后撤退，邓军得以踯躅前进，半年多才占领旺苍、南江两县。
1934年6月，邓部奉命进攻通江，进抵小通河沿岸与红军对峙。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军威大振，迅即回师西向，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锡侯部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邓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他对惊魂未定的部属说；"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军撤至广元县不久，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转移。邓锡侯令其前敌总指挥陈离率部在剑门关堵截，结果一个团被红军歼灭，邓只好命令所部退守江油、中坝、梓潼一带。当红军西进茂县、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区时，邓锡侯又令四个团在松(潘)茂(县)地域设伤，妄图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果又被红军击溃。
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又迅速攻占天全、宝兴，欲与在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邓锡侯奉命率部企图从后山侧击已抵达宝兴县之红军。行军途中，他接到红军总司令、护国战争期间就已认识的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信中恳切劝告邓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邓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为保存实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刘的要求给红军让路，一方面又要向"剿总"交差应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踪部队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不时还要对空乱放几枪几炮。就这样一直尾随红一方面军离开宝兴，翻越夹金山。
【抗战名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的一番激情壮浯，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他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全中国民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的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省许昌县，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9月初，他指挥所属部队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山西前线。
10月22日，邓锡侯偕副总司令孙震等抵达西安时，日军已越过娘子关，经盘石，岩会进犯平定、阳泉，寿阳告急。于是，邓部奉命驰援晋东。11月1日，邓将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马首村，然后到寿阳面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决定行动部署。随即命令陶凯、王志远两旅在寿阳、阳泉一带协同友军阻击日军。当时邓部武器装备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追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邓部将士全凭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之敌拼死搏斗。因伤亡惨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拟向太原靠拢。
11月6日，邓锡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并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邓及邓部的抗日爱国热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和合作。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壮烈殉国。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1938年1月14日，邓部川军初到鲁南前线，就在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个，缴获枪械一批，首战告捷，军威大振。鲁南群众特作七律一首以颂赞邓部将士：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目前胜败无足怪)。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年初，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现在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稍后，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领衔川军起义】
1948年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专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部进行反共内战，挽救国民军队的败局。邓认为在抗战八年期间，四川的粮、税和壮丁的负担已经太重，胜利后再苛刻征调，情理难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于是婉言拒绝。蒋对此十分不满，再加上邓在处理四川学运问题上又不得力，便召邓到南京。蒋介石对邓说："共军刘伯承部队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随即，邓被迫辞职"养病"。后来，蒋介石虽然也曾发表邓锡侯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陕区绥靖主任等职，但邓已明知纯属是敷衍自己，以减少反蒋力量，于是以种种借口，拒不到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亲自坐镇重庆，分别结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等部于川陕边和川、鄂，湘边，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此时，邓锡侯也正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排斥，处于失意、徬徨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决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更加怀念往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张澜等对自己的关照与厚望；另一方面，邓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全国解放后会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说服、开导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了这三条原则。
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的电报对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率部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他们三人更加经常地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为延缓大陆的最后解放，蒋介石特派与邓锡侯关系较深的张群对川军将领用尽了安抚、拉拢，威逼等手段，但均被邓锡侯等应付搪塞过去。12月7日，蒋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邓、刘，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邓锡侯等于当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团的护送下抵新繁县的龙桥。此时，川军将领王缵绪接受蒋介石的派遣也从成都赶到龙桥，劝说邓等回心转意，遭到严辞拒绝。为防胡宗南部的攻击，邓等遂转赴彭县。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全国人民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于12月21日率3万人马在金堂、广汉起义。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于12月24日在彭县通电起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此外，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喻孟群、刘兆藜诸部。
24日，邓锡侯等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电报说："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并要求邓等所属部队，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响应第二野战罕的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这时，刘文辉、潘文华卧病在床，邓锡侯便主动担负起义的组织指挥工作。他命令所属部队紧急动员，择要设防，对胡宗南部采取临战姿势，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人；又派出部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非，罗广文等兵团的部队起义。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的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后，邓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陕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