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颇有声望的“识途老马”，反戈一击，站到了“正确革命路线”上
马天水，１９１１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１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５０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５０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要用他。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在１９６６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１９６７年初，林彪、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勾结在一起，乘天下大乱之际，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事前，王洪文等集会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接着他们制造了沪宁路全线停车的“安亭事件”，又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使上海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１月４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与亲信密谋。同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５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把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财经大乱的罪责，栽赃在上海市委和主要负责人身上，从而逐步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竭力予以支持。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２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热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当天晚上，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１９６９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当选以后，马天水被连夜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喜从天降，令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里。
１９７２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对邓小平复出心怀不满；邓小平却对其认识不足，惹下麻烦
１９７３年３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不满归不满，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定，他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娑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张春桥没有发火。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到上海访问，马天水接受了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
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估计不足。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在“文革”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其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要陪同菲律宾贵宾到上海访问。６月１１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说：“马老吗？明天邓小平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摸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一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开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
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
邓小平问马天水最近在抓什么，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内容是说重点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纲上来，树了几个典型等等。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邓小平问。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说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去北京开会时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只好故意装傻说不知道。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邓小平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意识到这是讲江青。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接点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说。
邓小平转了一个话题，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邓小平又问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
邓小平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马天水是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着，口里就是不表态。他含含糊糊地说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他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过去了。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１９７５年７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姚文元听罢沉吟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我早就讲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老马，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告诉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揭发邓小平“策反阴谋”，老马又立“新功”；升官在即，可惜是一枕黄粱
邓小平在各条战线上的整顿效果是显著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因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否定，是从根本上对“文革”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１９７５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直送王洪文。马天水的揭发材料中说邓小平于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２日与其谈话，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还点了张春桥的名字。王洪文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并说：“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从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是一次挑拨策反。”这份记录被“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１９７６年２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
会议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程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简报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呢？”
经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球的皮球，在当晚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的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叫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谈话。张春桥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你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１９７６年４月，“天安门”后，邓小平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６月毛泽东病重，９月毛泽东逝世，１０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很快，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
１９７７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１９７８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精神失常了。
１９８２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１９７８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７７岁。
责任编辑张荣辉
为什么不审判首犯马天水
2008年05月12日 00:03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作者：王文正沈国凡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为什么要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
我所在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十名主犯已经审判结束，“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罪行，早已引起了上海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清算他们的罪行，将他们与其主子“四人帮”一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在这个时候，中共上海市委顺应民心，并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对这伙作恶多端的余党进行公审，以平民愤。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全国人民对这伙“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愤怒。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前夕，在全国足球联赛的成都赛区，上海足球队的队员乘坐的大轿车的玻璃竟被全部砸得粉碎，这些队员在警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撤离球场。这种反常的情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们对于这伙“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愤恨，已经迁怒到了普通的上海老百姓。因此对这伙人进行审判，是顺应了民心，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什么时间决定对这些人进行审判的？大概是1980年12月吧。
也就是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十名主犯还没有结束，上海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了。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少，总不能一开始都押上审判台吧，当时上海市委决定审判的有哪些呢？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列出的一共有四十多名，而首次进行法庭审判的共九名。
他们是：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女）；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交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副主任陈阿大；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黄金海；
原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务委员戴立清；
原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务委员马振龙；
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除马天水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外，其他的都是靠造反升官的。
这些人的原籍和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是：
徐景贤是上海奉贤县人，“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
王秀珍是辽宁省辽阳市人，“文革”前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
陈阿大是浙江省绍县人，“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人；
叶昌明是上海嘉定县人，“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
黄金海是江苏省镇江市人，“文革”前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
戴立清是山东省郯城县人，“文革”前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
马振龙是江苏省泰兴县人，“文革”前是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
朱永嘉是江苏省无锡市人，“文革”前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师，后来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担任负责人。
由此可见，这些人无论是政治水平还是管理能力，都不具备领导一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基础，而“文化大革命”却为他们个人野心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因此他们为着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就紧紧地追随“四人帮”，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清算他们的罪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那个年代，这些人的名字不但在上海，就是在全国也还是很响的，他们在上海的一切举动都直接地影响和波及到全国，但对于他们的历史，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对比，事情就完全清楚了。
要审判他们，就必须搞清他们的历史。为此，以陈国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做出指示，要求按照“联合办案，各司其职”的原则，对九名被告进行侦查预审，以及起诉、审判的准备工作。
可是，当年你们审判后的判决书，为什么只有8个人，而独独少了一个位于这伙余党之首马天水？
我现在顺着刚才讲的内容往下说，在下面会讲到这个至今人们都关心着的问题的。
当时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的联合办公室开始在兴国宾馆，不久搬到衡山饭店。到了1981年5月又搬到延安东路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大沪饭店。
1982年5月，为了准备审判，联合办公室又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上海警备区招待所。这里有一座礼堂，能够容下八百到一千人，可以作为审判庭，原来的客房若干间，作为我们的办公室。
1980年12月22日开始，从市公安局、检察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抽调了140多名干部，组成了联合办公室。当时的负责人是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凌青，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明，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杨时共同负责。
可是，整个审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三家各有不同的职责，因此在每个阶段根据案情的发展，由主要部门负责人担任招集人。也就是说，在预审阶段以王凌青为召集人，在起诉阶段以陆明为召集人，在审判阶段以杨时为召集人。
现在先来看看联合办公室下面的机构设置，下面分为侦查组、起诉组和审判组，侦查预审组由王凌青负责，李西夫从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国家公安部对“四人帮”预审工作回来后，就协助王凌青工作。检察起诉组由陆明负责，审判组由杨时负责，我从北京特别法庭审判结束后回到上海，开始协助杨时同志工作，参加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法庭审判。
在这三个大组下面，各自设立了八个组，即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八个预审、起诉、审判组。这里就没有了马天水。
在关于马天水为什么没有进行审判前，我得先来说说法院设立的八个审判组的情况，以便能全面了解这场审判是如何严格地依照法律办事的。
鉴于徐景贤、王秀珍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并窃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罪行严重，案情复杂，在全市和全国造成重大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由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进行审判。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和朱永嘉六名被告人，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进行审判。
徐景贤审判组：负责人张增祥。张是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张春桥之后，于1980年回到上海，接着参加了徐景贤案的审理。除张之外，还有李海庆、李志辉、包如星和王犁等。
王秀珍审判组：由郭椿和、范乃廷、曹余德和蒋丽珍等组成。郭和蒋都是女同志，郭后来调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任人事处长，蒋后来在审判时担任书记员。1982年6月组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王秀珍时，我已从特别法庭回到上海，被任命为刑事审判庭庭长并担任王秀珍一案的审判长，审判员范乃廷、曹余德，人民陪审员马骥、庄咏文、吴翠婵、陈铭珊。
如果马天水不出现意外情况，我想也肯定放在我们高级人民法院来审判的。
中级人民法院的组成人员与高院大体是一样的，因为整个审判都是由我所参加的联合办公室审判组来负责的，这个办公室由市委第二书记、市政法领导小组组长胡立教担任主要领导。
陈阿大审判组：由梁振寰、朱永权和崔剑平参加。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梁振寰，人民陪审员是马东侠、张龙祥，崔剑平担任书记员。
叶昌明审判组：由陆效良、吴肇邦参加。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陆效良，人民陪审员是夏爵一、曹玫玫，书记员是吴肇邦。
戴立清审判组：由许锦峰、刘玫英（女）参加。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许锦峰，人民陪审员是李有则、夏宗辉，刘玫英担任书记员。
马振龙审判组：由邵和云、殷蓉蓉（女）参加。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邵和云，人民陪审员是黄擎宇、应华，殷蓉蓉担任书记员。
朱永嘉审判组：由张仁良、沈晓华参加。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张仁良，人民陪审员是刘金、董世忠，沈晓华担任书记员。
黄金海审判组：1982年7月组成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时，审判长为陶全成，人民陪审员是张国华、张舜华，书记员蔡绍祥。
马天水由于没有被列入审判对象，因此也就未对他成立专门的审判组。
当时被列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共计四十多名，受到法律审判并判刑的三十多名，这当中前面谈到的八个人，是被列入第一批审判的。在此之后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织审判的还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施尚英、王知常、王日初、萧木、廖祖康、钟定栋、游雪涛、王湘君、薛干青、徐成虎、王明龙、张国权、刘和德、邱玉泉、刘浩德、张振学、陈敢峰、李伟民、秦学能、夏云开、夏宗珈、李家振和唐行南共23名。
从以上8个审判组的组成情况来看，参加审判的人民陪审员不少，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人民陪审员？
因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所犯下的罪行，不光是在党内，同时对于全国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祸及千家万户，因此让更多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就是对人民权力的一种肯定。是在“四人帮”的专制统治结束之后，一个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人民陪审员除了在法庭内外参与审判这伙余党的罪行之外，也是人民对于国家执法机关执法是否公正的一种督促，这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人将国家的法律抛在一边，依靠所谓的“专案组”来审查干部和迫害群众的做法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据我所知，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之前，开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27名审判员中，全都是中共党员。这在讨论时民主党派的代表就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不光是中共党员，还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人员，因此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审判员是不合理的，应由民主党派派代表参加这场决定共和国前途与命运的大审判。
因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件大事，意见提出后会就无法再开下去了，只好宣布休会。
后来主持会议的彭真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小平同志认为这些民主党派的意见提得正确，于是由各民主党选出一名代表参加特别法庭，这就组成了特别法庭的35名审判员，实际上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可说是参加特别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他们不但同台参加审判，同时也同我们所有的法官一样具有表决权。
当时虽然粉碎“四人帮”不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但对于他们的审判是依照过去一套利用“专案组”的办法，还是依靠法律来实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走向法制的重要标准。为此我们是采用国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时允许他们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法律程序，如果他们自己愿意，也可以由法院帮助他们寻找他们认为可以相信的律师出庭辩护。
被告徐景贤，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海林、钱立、孙根才提起公诉。钱立曾经参加过秦城监狱对“四人帮”的预审，回沪就投入了对徐景贤的预审工作。法庭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一律师顾问处的律师李树棠、庄胤森。
被告人王秀珍，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郁荃、陈一华提起公诉，这二人中郁荃是一名女检察官。法庭辩护人是上海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赵珪、杨勇，这是两名女律师。
被告陈阿大，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孙正东、唐光棋提起公诉。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陈瑞谟、毕道德。
被告人叶昌明，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陈三宝、华关根提起公诉。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石钟祥、傅玄杰。
被告人黄金海，由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检察员张俊义、代检察员张鹤云提起公诉。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李国机、戈仪。
这几份（82）沪高刑字第1号、（82）沪高刑字第2号、（82）沪中刑字第372号、（82）沪中刑字第373号、（82）沪中刑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上都记载了这些，这说明是真实可信的，也是按法律程序执行了。
还有几份当时下达的判决书，也真实地记载了这一点。
这些判决书是（82）沪中刑字第375号，上面写着被告人戴立清，由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检察员薛良生提起公诉。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戴汉民、许润生。
（82）沪中刑字第377号上面写着，被告人朱永嘉，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林遇良、张福道提起公诉。辩护人是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倪彬彬（女）、王一鸣。
说一说这些被告人聘请律师的具体情况。
有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就举王秀珍的情况来说一说，因为这个案子整个情况我都是亲自经手的。
在开庭之前，王秀珍提出要聘请韩学章女士作为她的辩护律师。她的理由是韩学章在北京特别法庭上把姚文元的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事给辩护掉了，因此她要聘请韩学章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这说明王秀珍认为律师辩护起了作用。
但是由于韩学章工作较忙，征得王秀珍本人同意，法庭给她委托了上海律师业务水平较高的上海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赵珪、杨勇女士为其辩护律师。
在这些余党中，也有不要律师为自己辩护的。这个人就是马振龙。
（82）沪中刑字第376号判决书上面写着被告人马振龙，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余源浩、吴国璋提起公诉。但是上面没有辩护人，这是因为马振龙当时提出不要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
他为什么不要律师呢？也许是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吧，或者是他认为请律师没有什么用处。
为了及时了解广大人民群众这场审判的各种反应，在正式开庭审判前，由徐宗耀负责了解审判庭外的反映和被告人的思想情况。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是完全合乎法律程序的，也是顺应了民心的，但是不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很多人到现在都认为不可理解。
马天水在这伙余党中是一个在上海为“四人帮”当掌柜的角色，不审判他人民群众自然不能答应。但法律是严肃公正的，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伙人的仇恨而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不经过法庭审判而将一些罪名定在他们的头上，那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马天水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曾听有人说马天水是因为他的老战友在中央某某部门工作，给上海打了招呼才没有受审的。这全是谣传，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就是马天水有这样的“老战友”，就是说了，我们法庭也不一定会听他的！
那么马天水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受到法庭审判呢？
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些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
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关押期间，中央派人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到后立刻脸上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双目发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然后便发出一声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可见这件事情已将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击垮。
在关押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马天水患了反应性精神病，经常会独自一人发呆，有时傻笑，完全丧失了供述、申辩能力。
话说“四人帮”余党马天水
2009-4-11 10:57:52 陈章
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的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是“四人帮”余党骨干，在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中是跳梁小丑一个。最近在凤凰卫视看了关于抓捕“四人帮”全过程的访谈，使我对马天水有了另一番看法：
首先看马天水的“忠”——当然，这是从“四人帮”的角度来说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
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上京开会。
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说，马天水到北京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但他坚持反动立场。马天水先是反问，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要抓起来？后又提出两点要求：
一、与“四人帮”见面；
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陈云、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五人找他谈了许久，但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口出狂言：毛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怎能这样做？这是宫廷政变！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愚蠢，很顽固”。10月10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被中央召到北京，面对现实，哭哭啼啼说，我上了“四人帮”的当……。多么鲜明的对比！（后来，王秀珍获刑17年，因为法律不相信眼泪。）
二看马天水的“智”。
10月7日凌晨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通知进京的电话，马天水就觉得突然。一是时间太早，当时天还没亮；二是历来例会之外，上京开会都是王洪文办公室通知他的。于是，他连发四问。一问，开什么会？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二问，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三问，还有谁参加？周说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四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徐、王不去而是军界要员周司令去，马天水大感情况异常，上京之前，先召集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分析形势，指出北京可能出事，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到了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自己也立即被软禁之后，他巧妙利用中央需要他与上海方面通电话的机会，告诉徐景贤等人，他老胃病又犯了。马天水是否长期患有胃病，在旁监听的8341的警卫战士是不知道的，因此觉不出他的话中藏有玄机。而徐景贤、王秀珍和马天水的爱人一听到这句话，马上意会。因为他们都知道，马天水从来没有胃病。何来“老胃病”？徐、王等人凭此判断北京出事，当天下午，他俩即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你看，这就是马天水的“智慧”。
三看马天水的“顾全大局”。
尽管马天水忠于“四人帮”，用我们的话说“很愚蠢，很顽固”。但当中央要他回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时，为了上海这个火药库不至于爆炸，他还是顺应历史潮流，10月13日下午，回上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消防灭火。……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王洪文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又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要“接受严重考验，准备打大仗”。10月8日，上海已设立两个临时指挥所，一个在华山路丁香花园，由徐景贤负责全面指挥和舆论准备；另一个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指挥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武装民兵已彻夜巡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当时因不明真相，正在听取王秀珍等人做战前动员。内战一触即发……
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说，那天晚上，中央找马天水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马就对房说，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一旦干起来，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房佐庭说这话，显然没有为马天水涂脂抹粉的意思，但我们从“现在是大势所趋”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对“四人帮”忠心不二的马天水，还是愿以全国大局为重的。
房佐庭还说，马天水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是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事实证明，房佐庭的分析完全正确。
马天水回上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话音刚落，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当即质疑说，凭这些就能把四人抓起来？（从“凭这些”三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抓捕“四人帮”，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看来，是“理据不足”的。由此也可见，稳定上海局势之不易）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叛变了。
结局大家都知道，后来上海的事情，和平解决了。大家也还知道，有关方面从来没有提及马天水在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问题上的作用。不过，有两点人们可能都不知道，一是马天水曾被“四人帮”余党指责为叛徒；二是在1980年11月20日北京林、江反革命集团审判台上和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审判台上，都没有马天水。据说马天水是患了精神病，保外就医，由其弟弟领回河北老家赡养了。
“我曾听有的人说，这是马天水自己装出来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对他的审判。当然，各种说法都有，这不奇怪，因为没有对马天水进行审判，人们总觉得这场审判有些不够完美。人民群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事，马天水的精神病是经过严格科学检查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马天水，1912年出生于河北唐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2月，在上海去世。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再无必要纠缠、探索马天水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了解了上述马天水当时的立场态度和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对他这种非正常处理，也可以正常视之。
(稿源：陈章)
四人帮在上海的留守帮党的帮首马天水是如何变疯的？
马天水，1912年9月生于河北省唐县，汉族，曾用名马登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
人生历程
1931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县立师范毕业。
1927年至1937年9月在河北省唐县、定县任小学教员。其间：1928年初至1930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唐县第七区分部委员。
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任唐县四区动员会主任、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
1938年8月至1939 年12月在延安抗大学习。
1939年12月至1941年12月任中共冀晋区委秘书。
1942年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山西繁峙县委书记，中共晋察冀第五地委书记、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第三地委书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平北察东分区地委书记，中共冀热察区委副书记。
1949年5月至1951年12月任中共皖南区委第三书记、副书记、第三副书记、书记，皖南区委农村工委书记。
1952年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6年7月至1959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1959年7月至1962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
1962年1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7年2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１９７３年８月任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6年10月至1981年12月接受审查。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5年7月被开除党籍。
1981年12月被判刑，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2年4月至 1988年12月因病取保候审。
1988年12月在上海去世。
走入歧途
马天水，青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马天水身躯高，背微驼，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他穿着很朴素，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1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有五六千家。每到一家工厂，他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他因此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到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时，还是想到要用他。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甚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张春桥找马天水，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
1967年初，林彪、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勾结在一起，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
上海夺权后，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他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反戈一击”、“义愤填膺”地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为张春桥开脱，为王洪文发迹立下大功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热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此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张春桥就把从林彪、江青那里摸到的“路线”，向马天水交底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大事。”“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八个人……”这些“路线”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泄露的“天机”。对于马天水这样的政客来说，这叫“路线交底”。对出卖灵魂的人来说，这个“路线交底”，就是“升官之路”。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当选以后，马天水被连夜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
不仅如此，马天水还为王洪文的发迹立过大功。1968年10月，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主席时，就为王洪文（注：其时王洪文尚在上海工作）提出要求见毛主席。于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王洪文，这为王洪文捞到了“资本”，抬高了身价。
马天水为王洪文立功，最大一次要算在中共十大上。1973年8月，中共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酝酿，别的省有人对王洪文提出异议。这时，马天水跳出来仗“义”执言，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揭发邓小平“策反”阴谋而一时传为佳话
1975年6月12日，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想对马天水这个在“文革”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他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6月12日，邓小平到达上海。傍晚，邓小平约见马天水。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邓小平听了片刻，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评经验主义很生气……你想过没有？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
邓小平转了一个话题，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邓小平又问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邓小平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此次见面后不久，马天水就将邓小平与他个别谈话的情况报告了姚文元，姚文元很快又将情况告诉了张春桥和王洪文。1975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王洪文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毛泽东。这份记录被“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１９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上，马天水在张春桥的鼓励下，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叫到钓鱼台谈话，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已经给你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你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正春风得意时遭到致命栽跌而精神崩溃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7月，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据《党史文苑》“文革”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当时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
马天水若不站错队，国企就不会垮
作者：安庆仁 2010-04-2216:56:56 发表于：博客中国
马天水若不站错队，国企就不会垮
文/安庆仁
马天水抓工业无人能出其右，当年上海几千家工厂，哪个厂子有多少人，有多少设备，生产多少种类型的产品，质量如何以及产量与年耗电、煤比率马天水可随口道来，甚至连车间主任的名字，马天水都能叫出来。
张春秋对主抓生产的干部一向刻薄，一次市常委会讨论工业工作，张春桥专拣边边角角的话题问，马天水对答如流。张春桥怀疑马天水欺他外行，就哪个本子记下里，然后派秘书一一核实，结果跟马天水回答的丝毫不差。自那以后，张春桥对马天水另眼相待，在政治上保护马天水，在工作中提携马天水。
马天水主抓工业很有大局意识，当时国家搞的是计划经济，据于上海工业的实力和产品的知名度，只要马天水张嘴，国家计委没有不满足的。但马天水不搞本位主义，视全国经济为一盘棋，凡是国家调拨的指标，保质保量的完成，凡是不应该属于上海的，绝不吃偏饭，这一点不但让国家计委感动，包括国家领导人毛、刘、周也是非常认可的。
1963年，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马天水一开始不是很服气，因为就他的感觉而言，搞工业能超过他马天水的还没出现。马天水虽然行伍出身，但由于他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加之肯学习，爱动脑筋，所以在工业方面就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包括许多工厂的专家，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才高八斗的柯庆施很少会把别人放在眼里，尤其是下级干部，柯庆施表扬的少批评的多，但唯独对马天水，柯庆施极为尊重，一直称马天水“马老”。这样的待遇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是不多见的。但马天水并不因此沾沾自喜，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低调的朴素，或正因此故，当他实地考察了大庆经验后，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从大庆回来后，马天水在上海工业企业全面推广大庆经验，要求厂领导干部带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待工作要“严格、严密、严肃、严谨。”有个厂领导说假话，遭到了马天水的严厉批评，马天水告诉那个厂长说：你敢说一句假话，工人就敢生产一车假货，厂长们都像你这样，上海工业就完蛋了。
无论今天怎么看待马天水，那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年上海产品所以能领先全国，首功当推马天水。上海生产的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经久耐用，虽然在外观上不如国外产品秀气，但质量却不输于国外同类产品。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不是产品竞争能力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管理者的素质。
人是万物之神，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个观点，认为体制如果科学，懒汉也能培养成万元户。莫许有那么几个懒汉的确如此，但这绝对不具有普遍意义，正因此当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才豁然开窍，西方社会其实并非我们原来理解的那样靠体制取胜，而是跟我们的昨天一样，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看成是第一位的。
一般的观点认为，欧美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模式，宏观上有控制，微观上全面放开。这其实是误解，准确的讲，欧美是社会产生靠市场，企业生产靠计划，比方说通用汽车，哪怕是产生一块倒车镜，都要有高度的计划性。欧美的跨国公司大的不可想象，但是内部分工非常明确，生产必须执行调度的指令。
从本质上界定，这些跨国公司搞的就是计划经济，比方说美国的四大粮商之一的ADM公司，旗下有270家各种各样的制造厂，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如可可、玉米加工、食品添加剂、营养补助品、类固醇、食用油等生产和销售，但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个环节之间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一个环链套着一个环链构成的超级环链。他们虽然不肯叫计划经济，叫经济一体化，其实都一样。
当跨国公司的规模足够大，或曰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实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那个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缺点不用说了，早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说的烂了，但计划经济的优点我们可能有点忘了，不过这不要紧，只要经济一体化有什么优点，计划经济就有什么优点，而这，不用看《资本论》，因为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分析的一清二楚。
不过这里有必要说一点，那就是经济一体化或曰计划经济，需要素质极高的管理者，而马天水身上，恰恰就具备了这个素质。可惜的是马天水站错了队，否则中国不至于搞什么特色的市场经济，只要把工业交给他主抓，那么按照他当年“抓先进、带中间、促落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必定能够重换生机。
事实上，邓小平也是很看重马天水的才干的，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曾经把目光投在马天水身上，然而二人话不投机，一个认为批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一个认为我们上海就是靠批判唯生产力论才把生产搞上去的。无疑，没有靠山建国后一直立功不受奖的马天水，只因感念张春桥的知遇之恩，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都交给了张春桥。
有人说马天水糊涂，这话的确不无道理，但使他能聪明一点，明里一只船，暗里一只船，至少不会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更惨的是，马天水后来疯了，发病时满街乱跑，胡言论语。马天水显然不是被吓疯的，连死都不怕的游击队长岂会害怕坐牢，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想不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心智迷失，遂导致精神失常。
令人扼腕叹息的，到还不是马天水的悲剧人生，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多高人群策群力搞了好几年，居然越搞越糟糕，最后只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古人说一将无能累倒千军，老百姓们说，熊瞎子一百个也不顶用，老虎一个就能劫道。马天水不是老虎，但抓工业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四人帮”上海余党策划暴乱经过
四人帮, 中央办公厅, 警卫员, 政治局, 平安
十月六日
政治局采取了果断措施，将王、张、江、姚隔离审查。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与“四人帮”失去联系。
十月七日
马天水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去北京开会，他在电话中企图摸底未成。
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王秀珍得知马天水将去北京开会，感到意外，觉得情况反常，认为一定出了什么事情，特别是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马去京开会，未事先得到“四人帮”的通知和指示，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十月七日中午
王秀珍、徐景贤去机场送马天水时，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佑庭，无论如何要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
十月七日下午和晚上
王秀珍打了许多电话找“四人帮”及他们的秘书、警卫员，都找不到，找金祖敏也找不到，所以王、徐断定情况不好了。
十月七日深夜
王秀珍多次打电话到北京，总算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佑庭，房在电话中说“马老在洗澡”，又说，“我的老胃病发了”。（黑话：意即右派得势了）
十月八日
王秀珍为了摸得确切消息，还在当天上午派金祖敏、廖祖康立即去北京刺探消息，并规定用三个暗号发回电话。（1）肚皮疼——情况一般。（2）老胃病发作——右派得势力。（3）心肌梗塞——王、张、江、姚全部跨台，被抓。
下午廖祖康潜到公安厅祝家辉处，给王秀珍、徐景贤打电话说，“老娘心肌硬塞了”。证实四人帮已跨台。
下午五时多，王、徐等人在康平路召集市委常委会，参加的有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人。他们在会上叫嚷，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决一死战，并关照只留一人在康平路看家，其他人都转移，以免被一网打尽。
随即王秀珍与徐景贤分兵两路，去抓报社，电台，写作品，造舆论对抗中央。
十月九日凌晨一时
王秀珍在市民兵指挥部开会，参加者有：廖祖康、叶昌明、陈阿大等十余人，王在会上煸动说，“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血战到底。”王还恶毒攻击中央通过的两个决定是“为了扯旗子笼络人心，搞反革命政变。”
会上决定要搞个作战指挥部，地点设东湖招待所，下设若干联络点。廖祖康让民兵指挥部到城建局去搞几套详细的地图。
会上还决定，民兵指挥部立即向下发枪、发子弹，设电台。擅自调动全市民兵进入一级战备。总工会和妇联24小时搞战备值班，值班人员增加一倍。
后来王秀珍等人又转移到东湖招待所继续开会，直到天亮才散会。
上午在北京的马天水与王秀珍通电话，要王、徐他们去北京开会。王、徐十分惊慌，临去前工作做了布置，要叶昌明等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两、三天内不回来，就挑动上海工人和民兵同中央决一死战，并关照对他们去北京开会一事严守秘密。临行前叶昌明等人要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一定要来电话告诉情况，以便决定方针。
王、徐到京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后，在打回上海的电话中仍不明确表态，只是会上糊糊的说，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吧。
十月十二日
王洪文秘书肖木，廖祖康在康平路参加市委常委会，在会上立即煸动起来，说，马、王、徐三人到现在没有回来，看来是被扣住了，如果他们能回来，那也肯定是投降了，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在会上大造舆论，大讲秦汉，大讲刘项之争和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煸动反革命暴乱，并拍胸脯说，民兵、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广播，要搞就大干。由于有人感到没有把握成功，不赞成在马、王、徐回来前就动，意见未能统一。
午夜前，廖祖康、王日初（市委组织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等窜到总工会400室和叶昌明、陈阿大等继续策划，有的人主张立即起事，有的叫嚷要破坏电台、水厂、对中央施加压力，但也有的不赞成，说市里两个老头子态度不坚决，光下令搞不起来。最后决定，先向下“吹风”（即制造反革命暴乱舆论），同时印好传单（煸动反革命暴乱），标语，口号。如果明天马、王、徐再不回来，晚上就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时
叶昌明通知总工会大部分工作人员来机关，会上叶昌明“吹风”说，现在我们和在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据外地传来的消息，外电的广播，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张、江、姚等人被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煸动机关人员对抗中央。
上午十一时，马、王、徐等回到上海，但仍对下面封锁消息。
下午一时，叶昌明要总工会工作人员在各区，向工会通知，立即尽快向下“吹风”在当天晚上要吹到各个基层单位，挑动广大工会干部和工人对抗中央。刮起了一个矛头直接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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