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腹径60厘米的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大小类似的陶瓮,瓮上面盖有一层银渣,其内装有金银器和玉器;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银罐内装有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次发现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中外钱币、宝玉珍饰和贵重药材。这次出土的文物被称为何家村唐代窖藏。
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其中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有3件,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十件。
这批金银器的数量非常大,价值非常高。经实测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700多两(唐大两),再外加十副玉带,它们的总价值在唐代大约折合黄金900——1000两,铜钱3830万钱。
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其中的药物在唐代属名贵药物,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有些文物直接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和日本等地,如各种钱币。还有一些文物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仍保留有粟特带把杯的风格,但其上的仕女形象已完全中国化了。这些文物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碰撞、融合、创新的过程。
伎乐纹八棱金杯 唐
伎乐纹八棱金杯,国家一级文物。杯体一侧有联珠环柄,上端附接胡人头像的平鋬。八个棱面各装饰一个手执乐器的乐伎,外有高起的界栏,界栏上装饰联珠纹。八棱形带把杯是粟特地区银器的典型造型。粟特人居住在东西方交往十字路口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素以善于经商和手工业发达而著称于世。这件带把杯有着浓郁的粟特器物风格,极有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鎏金伎乐八棱银杯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高6.6,口径7厘米。侈口、环底、喇叭形圈足、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器身八棱,共饰有手拿乐器的胡人乐伎八人。浇铸成型,鱼子纹地,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手法。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唐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杯为喇叭口,弧腹,线条流畅,有抛光痕迹。四对如意云纹将杯身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中都有一个六瓣团花,团花以厚0.03厘米、宽1.0厘米的金丝编织而成,突起于器物表面,极富立体感,出土时一些花瓣上还见有镶嵌的宝石,现已全部脱落;杯底亦有四朵如意云纹与团花对应,团花一周及如意云头皆饰排列密集的金珠。器物锤揲成型,圈足、花纹与扳均焊接於杯体之上,扳另外还有两个铆钉固定,以加强承重的能力。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高5.1,口径9.1厘米。杯身为八瓣,四瓣为男子狩猎图案,四瓣为仕女乐舞、戏婴、梳妆、游乐图案,相间排列,纹饰涂金,喇叭形圈足,球状联珠形柄。具有西亚金银器风格。
赤金盆 唐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涤或盥洗,从古至今,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实用器。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唐赤金盆图已出现,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则出现于文明发达石器。而金盆则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可以使用。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要用金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
唐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制成的,在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它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唐赤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伎乐纹白玉胯唐
1幅16件,每件长3.5—4.5厘米,由10件半椭圆形玉带板、4件方形玉带板及一件圭形玉带板,1件铊尾(缀于革带末端,束系时下垂的长方形带板,常误为铊尾)组成,总重335克。玉质洁白细腻,上带酥光。每一块带板都用剔地与阴线相结合的手法琢刻纹饰,为一胡人形象,或奏乐或舞蹈,形象生动。出土时和更白玉胯一起放在一素银盒内。
盛“光明碎红砂”银药盒唐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几个银制药盒外面或里面唐人墨书“大粒光明砂”、“光明碎红砂”等文字,由于唐朝墨迹极为罕见,故此物件对于书法及药物研究者都很有价值。
盒上的文字应是炼丹家的书法,其风格与颜真卿书法几无二致,显得端庄沉稳,笔力雄厚,不少字与颜真卿的《争座位》和《祭侄稿》绝肖,可见颜真卿书法在唐朝的中晚期确是成为一种流行书风的,颜氏书法的风格的特点早在魏晋残纸中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在残纸的诸多风格中,颜氏风格流行了起来,说明它契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炼丹家的书法由于是药方,所以采用了楷行这一字体,便于操作的人辨认,但同时,又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所以,也显得十分自然随意,加之是圆盒,其形制也显得很有特色,有点类似今天团扇的写法。或上平首下错落、或一行下挂小字、或随形而书等等。从其书法的捺、钩等点画特征以及结构上的特点来看,其书者主要取法北魏楷书以及颜真卿李北海正面取势的特点,尤以颜字为最。在千余年后的今天,其墨痕依然如新,实为难能可贵。是不可多得的书法史料之一。
莲瓣纹提梁银罐唐
这件唐代莲瓣纹提梁银罐,高25.2厘米,口径16.8厘米。贮盛器。银质。鼓腹,圈足外侈,盖大出罐沿一周,盖面略鼓,饰六瓣莲花纹,上有等距虎爪形三足;提梁为半圆形,两端穿过钮口后弯曲上翘,尾巴呈荷包形;从罐颈至罐底饰一排大型莲瓣花纹。
双狐纹双桃形银盘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1.5,最大径22.5厘米。盘身为相连的双桃形,浅腹、平底,窄平折沿,锤击成型,纹饰涂金。两个桃形盘中心以模冲法冲出两只首尾错置、相互顾盼的狐狸,造型极为生动。
狮纹白玉带胯唐
1副16件,每件长3.5—5厘米,由13件方形玉带板、1件圭形玉带板,1件铊尾及1件带扣组成。带扣的扣针可以活动拆下。玉带板边缘较厚,无棱线,中间凸雕一只狮子,狮形态名异以阴线勾勒突出狮子的细部,神态逼真。
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唐
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国家一级文物。高3.2厘米,长径10.6厘米,短径7.7厘米。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亦称其为“耳杯”。羽觞出现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唐代羽觞主要仿自汉代漆器,唐以后罕见羽觞。这件羽觞在工艺上采用鎏金錾花的方法制成,花纹装饰自然、流畅、活泼。器底的花层较多,内壁的折枝花枝蔓流畅,花繁叶茂,并与花鸟纹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些花纹以满地装的艺术手法布满整个器物,加之刻花处鎏金,黄花白地,富丽堂皇,充分显示出唐代金银器成熟而大气之美。此件羽觞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为轰动世界的“何家村遗宝”中的精品。
鎏金双狮纹银碗唐
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
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鎏金小簇花银盖碗唐
赤走金龙唐
摩羯纹金杯唐代
金杯的造型为四瓣海棠形。杯内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戏。在杯的内壁,工匠们以花瓣栏分成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还有如意花纹,口沿处则装饰一周花瓣。
从金杯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摩羯纹就出现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当中,在佛教寺院建筑的塔门中更是常见。摩羯纹随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摩羯纹最早见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为普遍,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这时的摩羯纹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来,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有的是单独一条摩羯鱼,有的为摩羯追鱼,有的是摩羯戏珠。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收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此壶的形制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而设计,壶身两面采用点装手法各装饰一匹奋蹄扬尾的舞马,两匹舞马形体轮廓不尽相同,应属锤打制成。每年八月五日玄宗生日这一天,朝廷都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玄宗接见并宴请群臣,训练有素装扮华丽的宫廷舞马也进行祝寿表演。时任宰相的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这样描绘:“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银壶上的舞马形象正与诗文描绘相符。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14.3厘米。大口,短颈,腹圆鼓,喇叭形圆足盖,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鱼子纹地。腹两侧均以鹦鹉纹为中心,四周绕以折枝花,形成圆形图案。盖顶中心为宝相团花,周围饰葡萄、石榴和忍冬卷草纹。盖内有墨书两行:“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
鸳鸯莲瓣纹金碗: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金碗纹饰富丽,外腹錾出两层浮雕式的仰莲瓣。上层莲瓣内錾刻鸳鸯、鹦鹉、鸿雁、兔、獐、狐、鹿、鸭等珍禽异兽。下层均作忍冬草、如意云头。内腹底刻宝相花。内侧墨书“九两半”三字,表示碗的重量。它是目前所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纹饰最精美的器物之一,是西方金银器工艺与东方审美结合的佳作。
凸圈纹琉璃碗唐
口径14.1、高9.8厘米。淡黄色,透明度较好,直筒形、深腹、平底,器腹外侧为一周凸圈纹,为波斯萨珊朝器物。琉璃碗出土时放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三足提梁盖罐内,盖里以墨书注明所贮物的名称、件数:“玉杯一、玛瑙杯二、琉璃杯碗各一,珊瑚三段,颇黎等六段,玉臂环四”。罐内别的物件均比照相符,蓝、红宝石则与颇黎等六段相契合。凸圈纹琉璃碗、水晶八瓣花形惟与“琉璃杯碗各一”相对应。看来琉璃、水晶、琉璃这三个概念,值得在此明晰一下。琉璃,古称颇黎、琉璃,《酉阳杂俎》“千年积冰,结为颇黎。”陈藏器《集解》云:“玻黎,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曰千岁冰所化”,说明唐人认为玻璃是天生的,如天然宝石之类。
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载碧玻璃来自拔汗那(属罽宾),红碧玻璃来自吐火罗,赤玻璃和绿玻璃来自拂菻国。琉璃古人认为是烧制,《南洲异物志》:“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可释”。水晶,古称“水精”,“千年冰”等,化学成份二氧化硅,元人伊世珍《琅环记》中说:“贞观中冬月祁寒,韦维家池水彻底具冻,至季春池凝如故,使凿之,乾坚如石,谛视皆水精也”。古人不了解水晶是天然矿物而误为千年冰。有趣的是唐代玻璃也被认为是“千岁冰化”,可见唐代水晶可能有时也被归为玻璃之类。墨书上将水晶杯题为琉璃杯当为辫析不清造成的误记。
兽首玛瑙杯:海内孤品,中国政府禁止其出境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划得维妙维肖,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划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rhyton)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唐代
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下面几件都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陕西其他地区出土的金银器:
金银平脱四鸾衔绶纹铜镜唐
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长乐坡出土
金银平脱镜是唐代制镜技术的一种新工艺,属特种工艺镜。其制法,是先铸成有缘无纹的素面镜,将裁切好的金银纹饰片用胶漆贴于镜背,其上再覆漆数重,然后细加研磨,使金银饰片与漆面平齐显露,最后在金银片上刻划细部,构成完美的图案。镜背主题纹饰为四只口衔绶带的鸾鸟,这是唐代极为流行的纹饰题材,藉“绶”、“寿”谐音来表达祈福之意。
金头饰 唐
1988年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国际机场贺若氏墓出土
唐代妇女的装饰品包括首饰、耳饰、项饰、腰饰、手饰、冠饰等,琳琅满目,举不胜举。1988年发掘唐舒国公夫人贺若氏墓时,在墓主贺若氏头部及附近出土金梳一件,金钗四件,金耳坠一对,用作项饰的东罗马金币一枚。而此件金头饰出土时仍戴在墓主人头上,但其丝绸编织物已全部腐朽。金头饰由金萼托、金花钿、金坠、金花等各种饰件和宝石、珍珠、玉饰等三百多件连缀而成。造型精美,豪华富丽。仅由此观之,唐代贵族妇女们浓妆艳抹,钗簪盈首,玉链饰头,雍荣华贵,珠光宝气之盛装姿态历历在目,令人神往。
鎏金铁芯铜龙唐
1975年陕西省西安市南草场坡出土
此龙从造型看属盛唐时期物。其出土地位于唐长安城永乐坊东南隅,玄宗时此处是宰相燕国公张说的宅第,因此有可能是张说府的遗物。《唐两京城坊考》引《常侍言旨》记载讲,法师曾告诉张说,其宅西北处有王气,不宜取土,一个月后,法师又讲,其地被取土,恐有祸事。此龙出土有一对,埋龙于地,可能就是为了恢复王气,达到消灾免祸、祈福求瑞的目的。龙为铁芯铜壁,铸造而成,表层涂金,其工艺在唐代铜器制作中极为少见。
鎏金双凤纹银盘 唐
西安市北郊坑底村出土
鎏金折枝纹葵花形银碟唐
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