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达尔文主义为殖民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殖民主义者又以其残酷的殖民行径将它强加给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从而导致这种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以至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否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概念，都深受其影响。而这种思潮，正是造成全球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之现状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想克服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就必须弘扬以“仁爱”、“慈悲”、“无为”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肃清其流毒，以求改弦更张，除旧布新，为人类社会谋求一条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
一、从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因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起。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
进化论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其正确的一面在于：地球上的生物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在每一种生物身上都绝无例外；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其错误的一面在于：生物的进化实际上只发生在同一个物种之内，而不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即不存在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进化的现象；至于最终得出“人类由猿类进化而来”的结论，则纯属荒诞的臆测。尽管各个物种的出现有着时间先后的差异，但并不能以此推断后出现的物种是由先出现的物种进化而来。
关于进化论，目前在学术界已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欧美一些国家已将进化论从中学的教材中撤掉。对此，就不再赘述了。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其学术价值，不能完全否定。这里所要批判的，主要集中于一点：就是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搬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来，公开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公然将以强凌弱的强权主义宣称为“社会伦理”。
对比于佛法“众生平等”的主张，可以说，佛法是把动物人性化，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把人类兽性化。
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早期资本主义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各国内部对广大民众施行压榨和掠夺，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殖民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进行殖民掠夺，以实现其原始的资本积累。因为，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伦理”，“强者”可以欺凌和压榨“弱者”；“优秀民族”可以掠夺、统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显然，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至于纳粹德国自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军国主义自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实行疯狂的蹂躏和屠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歪理邪说所产出的最残暴的怪胎！
本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歪理邪说根本不具备任何真理性，也不难加以批驳。可是，由于殖民主义者依仗其船坚炮利，强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各国置于其威胁和统治之下，结果使受到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也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激励自己国家的民众发愤图强、救亡图存。因为，尽管你可以否认它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却不能无视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就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枪炮和血腥的支持下，而不是在平等的论辩中，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泛滥，成为强权主义者欣然接受和遭受奴役者被迫接受的“普遍真理”。
最近一百多年间，为什么中国众多的“思想先驱”极力主张富国强兵？归结到一点，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面对亡国灭种的血腥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以暴抗暴不得已而接受的“真理”！
问题的症结在于，什么是“落后”？也就是说，究竟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先进”与“落后”？可悲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评判标准定为财富与武力，而且主要是武力（因为胜者可以掠夺财富，而败者则要丧失财富）。这纯粹是强权主义的霸道，或者质言之为强盗逻辑！
若论思想文明的高度（即主体思想的真理性），东方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然而，东方文明注重内在的精神升华，具有以“和”为核心的非暴力特质；西方文明则注重外在的物质财富，具有以“争”为核心的暴力特质。这就决定了东方文明不可能像西方文明那样强悍。
在中国，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仁爱、慈悲、无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价值的。在印度，则是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为代表的和平传统。这种东方文明，体现了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可是，仅仅因为不如西方文明那样强悍，就被判定为“落后”乃至“愚昧”！显然，这种评判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武力，因而是对真理的亵渎！
由于被判定为“落后”，从上个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以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贬抑和否定；到了本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更遭到致命的打击与摧残。
“五四”运动的最大悲剧，就是“在泼掉洗澡水的时候，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泼掉了”。即以“五四”旗手之一的鲁迅为例，他在批判庸医误人的同时，却把整个中华医学都否定了；他在批判阿Q式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善良与敦厚给否定了。整个“五四”运动就这样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狂潮中，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奄奄待毙。
我这里毫无责怪前人之意。在当时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面前，为了以暴抗暴、救亡图存，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作一番理性的思考，既不能无视当时的困境，也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的严重弊端。唯有通过冷静而深刻的反思，认清这种被迫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劣而深远的影响，才能如实地去伪存真，为未来探明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歪理邪说，是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的一个缩影，即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都是这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就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既是“强者”施暴的需要又是“弱者”抗暴的需要，经过这一个多世纪的逐步渗透和相互感染，本为歪理邪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终于成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所有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认同的“真理”了！很多人也许连“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名称都不知道，但他们都毫不怀疑“强者就该欺压弱者，弱者就该被强者欺压”，因而也都企图成为“强者”。这其实正是没有冠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此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毒已经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骨髓，人们（甚至包括学富五车的“名流”之辈）已经麻痹到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毒性的地步了！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的恶果
1、为了“强兵”而竞相扩充军备
20世纪人类的一大“杰作”，便是军事装备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的军备扩充和军费增长状况，也许只能以“疯狂”二字来加以形容了。
——这一百年的军费开支，比人类有史以来五千年的总和不知还要多出多少倍，甚至20世纪末每一年的军费开支也要比以往五千年的总和多出许多倍。现在全球每年的直接军费支出高达8000至10000亿美元（这还不算那些为了军事目的而间接支出的巨额费用），前几年稍有削减，近两年又有所增长。
——这每年近万亿美元的军费，按全球人口平均，就是每人每年近200美元。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数字相当于人们全年收入的一半；而对于最贫穷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则接近人们的全年收入。
——人类制造出来的核武器曾经多达5万件；前些年美俄两家签署协议，同意销毁三分之一，至今也不知究竟销毁了多少；而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美、俄、英、法、中五个“核大国”之外，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已相继加入了这个“核俱乐部”，伊拉克等国也跃跃欲试，甚至连穷得饿死数百万人的某个国家也不顾一切地积极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这么多核武器如果全部派上用场，可将整个人类毁灭几十次。
——所有这些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唯一的用途便是相互残杀，以备毁人和自毁。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又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遭到屠杀，使上千座城市变成废墟，使无可估价的众多人类文明毁于一旦，这可算作军事争斗“最辉煌的业绩”。此外，那彼伏此起连绵不断的区域性战争、国家间战争、民族间战争以及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几乎每天都在夺走生命和财产，这可算作军事争斗的“日常性作业”。
所有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就为了争强斗胜——唯有战胜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而唯有强大才能证明自己的“优秀”。这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逻辑”。
2、为了“强兵”就必须“富国”，而“富国”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工业化，于是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国富是兵强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物质基础，兵是强不起来的。
这个物质基础从何而来？
西方国家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走上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因国富而兵强，因兵强而发动殖民战争、实行殖民掠夺而大增国富，因国富大增而兵力愈强，因兵力更强而掠夺更甚。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西方殖民国家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面对国破家亡、尸横遍野、遭掠受辱的残酷现实，被欺凌被奴役的国家怎么办？唯一的选择，便是仿效西方殖民国家去强兵，以求达到以暴抗暴、雪耻救国的目的；而为了强兵，也只能仿效西方殖民国家走工业化道路以求富国。就是这样，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搞工业化，结果导致世界各国都沿着工业化“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怪事——发达国家在前面跑，发展中国家在后面跟，亦步亦趋，不偏不离，全然不去过问这条道路是对是错？对在哪里？错在何处？其尽头又是什么？
其实，工业化是一条被缤纷的色彩掩饰起来的毁灭之路！
如果要将这个判断充分展开，需要一本专著的篇幅，至少也要一篇数万言专论的篇幅，因此，这里只扼要地提出两个论点：其一，这条路是少数国家走得通而多数国家不可能走通的路；其二，这条路的尽头只能是人类的毁灭。
先谈第一点，为什么说工业化道路是少数国家走得通而多数国家不可能走通的道路？
先让我们看看当年那些“列强”为何要发动殖民战争，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和拓展市场吗？
工业化固然带来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要靠大量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来支撑——离了大量的资源，产不出那么多东西；离了广阔的市场，销不掉那么多东西。缺了其中任何一项，高度的生产力水平都无法维持。这就注定了从“圈地运动”到海外扩张的必然性。
正是通过殖民战争，“列强”得以从“列弱”那里源源不断地夺取原料、材料、燃料、金钱和劳动，甚至干脆把数以千万的黑人作为奴隶贩运过去。同时，正是通过殖民战争，“列强”迫使“列弱”开放市场，任其倾销商品，从而得以聚敛更多的财富。
这就说明，工业化的进程必须依赖从别国那里霸占超份额的资源和超份额市场，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尤其如此，而且，工业化程度愈高愈是如此。当年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此，而今到了“后工业化“的时代仍然如此，特别在市场方面，发达国家更加依赖国外。
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加起来只占全球人口的8%左右，但这两个国家所耗费的资源却占全球每年出产资源的一半左右。美国是全球石油生产第一大国，同时又是石油进口第一大国。至于日本，本身的资源更是严重匮乏，绝大部分资源都要靠从国外进口。此外，这两个国家的市场覆盖率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近全球的一半。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这些发达国家把国门关闭起来，既不进口资源也不出口产品，他们能够维持经济的运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特别像日本之类的国家，也许要不了一年半载，经济就将全盘崩溃。这就是说，所有在工业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多占的资源份额和多占的市场份额才得以生存的。换言之，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其他国家的不发达为前提的。说得再露骨一点，发达国家之发达，是以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夺与侵害为前提的。那么，如果世界各国全都通过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在资源和市场方面所需的“超份额”从何而来？没有这种“超份额”，高度的工业化如何实现与维持？由此不难看出，工业化道路只能是少数国家能够走通而多数国家绝不可能走通的。
事实上，“列强”正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通过殖民掠夺把“家底”垫厚起来的。而在那以后，由于“马太效应”（即愈是富有的便愈容易积聚财富，而愈是贫穷的则愈容易丧失财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差距越拉越大。三百年前，富国与穷国差距很小（最多不过数倍而已）；今天，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则达到100多倍（最富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0000美元，最穷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足300美元）！
当年，我们那些到外国见过世面的“思想先驱”们，总是感叹人家的繁荣、进步与文明。然而，只要我们透过表象去把握本质，便不难发现：这种“文明”是靠被奴役被掠夺者的尸骨来奠基的，是靠被奴役被掠夺者的身躯来支撑的，而且通体浸渍着被奴役被掠夺者的血汗！简言之，这种“文明”豪华典雅的表象掩盖着残暴血腥的本质！
如今，我们许多到外国见过世面的“思想前卫”们，也总是对人家的物质享受和生态环境啧啧赞叹，甚至有人说：“真不想回国！”然而，他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物质享受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样的物质享受对其本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物质享受将招致何等严重的恶果？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究竟是怎样改善的？其生态环境的质量究竟该如何评价？其生态环境的优化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限于篇幅，这些问题，我不打算一一展开来回答，只是概括地说一句：今天的发达国家，跟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状态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方式更迂回、手段更巧妙、表象更迷人、本质更隐蔽，其实依然建立在损人利己的血腥之上！
再谈第二点，为什么说工业化道路的尽头只能是人类的毁灭？
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人类的正确选择，也不是人类的自愿选择，而是在弱肉强食的严酷现实面前被迫作出的选择，加之经过上百年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刻上了“理所当然”、“唯一正确”的印记，从而几乎没有人怀疑其“正确性”了。
可是，工业化道路本质性的弊端，并不会因为人们认识上的错误而永远掩藏不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本质性的弊端终于暴露无遗了。
工业化道路本质性的弊端究竟是什么？这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即如前文所述，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都离不了超份额资源和超份额市场的支持，这就排除了所有国家都实现高度工业化的可能性；其二，工业化是以地球资源的“透支”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工业化必然是一种短期行为（相对于人类的历史，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也属于“短期”），因而也就只能是一条不可持续的自绝之路。
质言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弊端在于它的两个必备前提：一是对他人（他阶层、他民族、他国家）的剥夺；二是对自然的剥夺。既然是以剥夺为前提，其残酷性、破坏性和必然毁灭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对他人的剥夺，前面已经谈了；这里着重谈一下对自然的剥夺。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即已发出警告：“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步征服行动，都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报复。”可是人们对此置若罔闻，依旧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掠夺和破坏自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相继从昔日的酣梦中惊醒，预感到末日之将临！
正因为如此，当联合国在80年代末提出“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时候，很快便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可是，十余年时间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并没有转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甚至连转入这种良性轨道的迹象也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相当肤浅与模糊。他们普遍以为，将现有的经济模式稍加调整，或者上几个“可持续的”项目，就算是“可持续发展”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对现有经济模式的本质性否定。只有彻底反思和摈弃以往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和谐”二字——能和谐便能持续发展；不和谐便不可能持续发展。既然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弊端在于对他人和对自然的剥夺，绝无“和谐”可言，那么，十分明显，“可持续发展”模式便是对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否定。
既然工业化道路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而当今世界各国依旧把工业化视为“至宝”，依旧沿着工业化道路趋于若鹜、争先恐后，又怎么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这就是当今世界各国一方面向往“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又背离“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状态。
3、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来看待人类社会，是把人类兽性化，其结果只能是人类社会的颓败，而不是真正的进步。
第一，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发生在物种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同一个物种之中。人类社会虽有国家、民族、职业、阶层等等差异，但统统属于人类这同一个“物种”，怎能公然宣扬自相残杀、自相吞食呢？
第二，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是有理性、有智慧的，怎能让人类去学动物那样只讲“力”而不讲“理”，或者以“力”论“理”呢？
第三，人类兽性化，其理性必然遭到泯灭，其智慧也必然被引向争斗、杀伐、阴谋、贪婪的歧途。而且，人类的智慧一旦与兽性结合，必定更加阴险、狡诈、残忍、恶毒，比野兽更甚十倍、百倍！这从德国纳粹集中营和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那令人发指的暴行可得到充分的印证。
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只能导致人类向兽类的退化，甚至是向比兽类更兽类的退化，而绝不可能有利于人类向更美好的生命形态进化。
美好的生命形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和谐的生态环境、和睦的人际关系、和悦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体现了优良的生存质量和优良的生存状态。
可是，现实的人类社会如何呢？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人际关系剑拔弩张，内心世界充满自私、狭隘、紧张、压抑、浮华、烦躁、矛盾、晦涩……这有什么美好可言呢？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颓败呢？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以前，人类历史上也曾发生许多争斗与杀伐，但那毕竟主要是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不像殖民战争那样基于贪婪欲望的支配。尤其重要的区别在于，以前的争斗往往是“以力开局而以理融通”；而殖民战争以来却是“以力开局又以力强制”。
所谓“以力开局而以理融通”，例如中国历史上曾不止不一次地出现外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尽管最初都是靠武力而得逞的，但后来都形成了各族文化相互辉映、彼此融合，进而得以共同升华的局面。整个中华文化，正是以华夏文化为主干，融汇东方各族文化（包括印度文化）而蔚然壮观的一派巨流。数千年的文化融通，使中华文化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而儒家之仁义、佛家之慈悲、道家之无为，始终居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因而整个中华文化之乐章始终贯穿着“和谐”的主旋律。整个历史进程，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所谓“以力开局又以力强制”，就是靠武力得逞之后，仍然靠武力和财力强制推行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前文已经谈到，东方民族是在国破家亡的血腥现实面前，为了救亡图存而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并不是通过平心静气的平等交流和理性思辩而认可西方文化的。
翻开世界近代史，如果作一个最简洁的“素描”，那就是：“列强”以武力掠夺财富，以财富保障武力，并通过国际贸易的“马太效应”一步步榨取“列弱”、一步步推行“西化”的过程。
因此，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文化冲突的过程——西方文化以“争斗”为特质，东方文化以“和谐”为特质；西方文化以武力和财力作后盾，在全球强制推行“西化”；东方文化本不愿意“西化”，却没有实力抗拒“西化”，因而在痛苦中“西化”，又在“西化”中加深痛苦。所谓“文明冲突论”，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而得出的结论。
西方文化理念的主干是什么？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弱肉强食，物竞天选”。
西方价值观念的主体是什么？就是由“弱肉强食”理念所决定的武力与财富。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西方文化拥有了强大的“理伦武器”和强大的实力后盾，才得以在全球成为“主流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的恶果，除了前面第一点所说的竞相扩充军备、军事冲突蜂起和第二点所说的资源锐减、污染剧增、生态破败之外，还有这第三点：道德堕落，犯罪猖獗，社会动荡，人心叵测。
由于对财富的倾慕与追逐，人们的欲望恶性膨胀，纷纷拜倒在金钱的脚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金钱的奴隶，不惜以自己的脸面、人格和良心去换取金钱，导致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可悲现实。道德的堕落，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必然地泛滥成灾了。
对财富的追逐，必然导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加之对暴力的崇尚和渲染，犯罪便越来越猖獗，社会便越来越动荡，人心便越来越暗昧、冷漠、乖张、险恶！
骄奢淫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贬斥的对象，如今却被冠以“现代”、“前卫”、“新潮”、“潇洒”而成为标榜的对象。这便是上述世风颓败的一点写照。
世人一旦沉迷于外在的财富、权势、浮华、暴力，便必然背离内在的良知和真实的自我，也就绝不可能趋于美好的生命形态，而只能趋于浅薄、浮躁、偏狭、颠狂的病态。
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克服当代社会各种危机的必要前提
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分两个大类：一类是生态危机，包括环境污染、资源锐减和人口剧增，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全球三大危机”；另一类是社会危机，包括刑事犯罪、道德堕落和精神空虚，这是世界各国尚未公认的“全球三大危机”，尽管各国尚未公认，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三个方面不呈恶化趋势，所以我认为同样属于全球性的危机。
为了对付这两个类别的“六大危机”，世界各国投入了巨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却完全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些危机继续加剧的势头——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方面似乎情况有所好转，但就全球而言，则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稍有好转，全都在不断恶化。
为何如此呢？关键的一条，就是因为普遍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对症治疗”的肤浅的思维层次上，重“治标”而不重“治本”，尽管有时也深入了一个层次或两个层次，但都谈不上“正本清源”。“治标”固然也有其一定的意义，但只有在“治本”的基础上辅之以“治标”，才能真正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只求 “治标”而不求“治本”，便无异于“大鲧治水”，是必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
“全球六大危机”不仅是一股危害深重的“祸水”，而且是一派其势汹汹的“洪水”。其源头究竟何在？不在别的，就在于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大颠倒——应当肯定的，被否定了；应当否定的，被肯定了。
“和衷共济”，这是人类应有的文化理念，却被“弱肉强食”的兽性理念所取代。人格与良知，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最高价值内涵，却被浮华、虚荣、暴力、强权之类浅薄而短视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根本性的理念一颠倒，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必然随之颠倒，加之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的推波助澜、交相感染、潜移默化、恣意乖张，其结果便只能是浊浪滔天的一派洪水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又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绝不可能得以实现的。以下，就让我们适当地展开来加以论述。
“可持续发展”看起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狭义的、片面的生态文明观念），实际上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广义的、全面的生态文明观念）。因为，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全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其它各个方面的制约，如果其它各个组成部分依旧沿着“不可持续”的方向运行，又怎能设想经济发展模式单独走上“可持续”的轨道呢？
“可持续发展” 的实质何在？我认为正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唯此才是化解一切危机的根本途径——实现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即可化解各种生态危机；实现了“人类本身的和解”，则可化解各种社会危机。显然，只有实现上述全面的和解，实现广义的生态文明，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
进一步看，“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包含着人类同自然及人类本身两个方面的和解，这两个方面和解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认为，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因果相依、相辅相成的。
说两者之间“因果相依”，是因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要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础、为保障，即只有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而只要实现了“人类本身的和解”，则“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便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反言之，没有“人类本身的和解”，便无法达成正确的共识，也就绝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目前全球的状况正是如此—— 一部分人辛辛苦苦地营造自然，维护生态；大部分人却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因而尽管在局部地区、局部方面有所成效，却全然无法遏阻整个世界各种危机不断恶化的势头。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可持续发展”岂不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吗？
说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是因为“人类本身的和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提供了保障，而“人类同自然和解”的进程又反过来促进“人类本身的和解”。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便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样的良性循环持续不断，便能让整个人类社会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下去，没有后患而大有后劲。
再进一步看，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类本身的和解”，那么，又如何才能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呢？这就回到本文的主题了——唯有彻底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从“兽性化”的泥潭中解救出来，恢复仁爱、慈悲、清静无为的美好人性，才能达成正确的共识，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
这就是说，正是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人类社会走上了一条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不可持续”的歧途，才导致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因此，唯有彻底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人类回到兼顾自己与他人、兼顾局部与整体、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可持续”的正道，才能克服重重危机，创造美好未来。所以说，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克服重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回复正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目前以西方文明为主流转变为将来以东方文明为主流，其中又以儒家之“仁爱”、佛家之“慈悲”和道家之“无为”为主体。
这并不是要以东方文明去“战胜”西方文明，而是要以东方文明去“融汇”西方文明。因为，东方文明的特质便在于“和”——和平、和谐、和乐、和祥之“和”，有若七彩同辉而又各呈异彩、千姿百态而又浑然一体。东方文明既然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具备“争”的特质，又何从谈起战而胜之呢？
所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彻底批判，绝不等于对西方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意味着对西方文明的如实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利抑弊，扶正去邪。这个过程，是理性的，是非暴力的，是无痛苦的，因而是有利无害、皆大欢喜的。这是最高层次的“文明融合论”。
当然，要想把这些道理宣扬开去，让所有人都理解、都接受，肯定是路途漫漫而困难重重的。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毒，几乎在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目前几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都占着主导地位。
然而，由于人类已经深深陷入生态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六大危机”，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又是克服种种危机的前提，加之这种批判过程的高度理性、有利无弊，相信人类社会为了有一个长远而美好的未来，最终还是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些道理的。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只能从理论界开始，通过讨论和辩论，激浊扬清，澄清是非，达成共识；然后通过媒体逐步扩大影响，通过教育逐步深入人心，最后通过议会影响到政府决策，才能使整个社会从各个方面去肃清其流毒，改弦更张，除旧布新，走上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全球全方位的生态文明。这是一条全人类的幸福康庄之道，也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唯有挣脱相争相残的“兽性化”的恶浪，汇入相敬相亲的“人类之爱”的善流，才能够彻底改变危机重重的现实，迈向和乐融融的未来。
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问题上，必须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深入研讨，让西方学者心悦诚服地认清西方文化中“争”的特质及其弊端，认清东方文化中 “和”的特质及其哲理。所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是东西方学者共同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自己弄清中华文化中“和”的特质及其哲理。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振兴中华”我们责无旁贷。然而，究竟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振兴中华”呢？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争霸世界吗？不是。“振兴中华”的真正意义，应当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真研究，积极弘扬，以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祥之光辉真理奉献于世界，造福于人类。由于这是利济众生、不树一敌的，因而也才是真正无敌于天下的。这是中华学子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应当作出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