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人生历程
1987年8月5日5时20分左右，北京一个普通的盛夏清晨，微风习习，树枝轻摇。一位个子不高、白发稀疏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柄长剑，从新街口外大街甲4号的一幢楼里走了出来。老人要去马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晨练，临行前，老伴依然重复着每天都重复着的一句话：“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点。”“知道了!”老人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随后，他走上了人行道，就像往常一样从东向西穿越马路，刚走到马路中心的黄色隔离线，突然，一辆22路公共汽车由北向南飞驰而来，老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车子的右角就把他撞倒了。老人仰面倒地，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手中的长剑也撒手甩到了数米远的地方。
公共汽车司机大叫了一声“不好”，一个紧急刹车，下来一看，只见老人倒在血泊中，头顶的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涌。“快上医院!快!”好心的路人截住了一辆小车，带着老人驶向最近的解放军第262医院。医护人员迅速展开了急救工作，可一切为时已晚，老人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老人的身份很快就得到了确认，当肇事司机得知死在自己车轮下的这位老人的真实身份后，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半晌说不出话来……
老人名叫刘仁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位当年人称“小马克思”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之中，却又鬼使神差般地成了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骨干力量。从“一大”代表到被开除出党，从中国“托派”的骨干力量到被“托派”踢除出局，从托氏信徒到晚年的反省，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沉浮无常，充满了风雨和曲折，也给后人留下了颇多思考和遐想的空间，以至于有学者在一本学术著作中评价他是“参与创建中共和托派的怪人”。
最年轻的“一大”代表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在盛产石膏的湖北省应城县一个教书先生家里。父亲刘世芳乃晚清秀才，自然渴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走上科举之路。孰料1905年清廷的一纸上谕，彻底断了刘世芳的念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结束了。无奈之下，刘世芳只好将儿子送到了应城小学读书。
天资聪颖的刘仁静很快就显示了他在学业上的过人之处，12岁就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中学部。中华大学是武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属于当时比较开放的学校，在这里，刘仁静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阅读了《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大量进步刊物，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就在刘仁静的思想自觉不自觉间有所变化时，他结识了比自己大6岁、时在中华大学部学习的恽代英。
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人组织了以“砥励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进步青年团体“互助社”。刘仁静参加了“互助社”，并经常帮恽代英组织活动，恽代英也十分喜爱这位积极要求上进的中学生，同时对刘仁静身上存在的不足也有了一定认识。他曾坦率地对刘仁静说：“你有坚决自苦的精神，又能积极向上忍让助人，这是可贵的，但惜气不重，又太自信，好争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你与人为善。”可惜的是，刘仁静并没有把恽代英的话放在心上，而正是那些如恽代英所言的性格缺陷，或多或少地导致了刘仁静日后人生的逆转。
1918年夏，刘仁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他告别“互助社”同仁，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刘仁静到北大预科后不久，就转入物理系学习，但由于他对理科不感兴趣，旋转入哲学系，后来又进了英语系。在北大，刘仁静认识了李大钊。虽然年龄小、身体弱，但机灵的刘仁静学习成绩却总是很优秀，尤其是他扎实的英文基础，这一切使他深受李大钊的钟爱。有一次，刘仁静没交学费，李大钊还特地给校方写去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关心爱护之情跃然纸上。
凭借自己良好的英语阅读能力，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刘仁静阅读了不少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除此而外，他还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读了考茨基、克鲁泡特金、罗素等人的理论作品。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17岁的刘仁静迅速卷入了运动的洪流之中。作为普通一员，刘仁静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还和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刘仁静在运动中被警方拘捕。在北大师生和员工们的齐心斗争下，法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判刘仁静等被捕的五名学生无罪释放。当刘仁静等人走出法庭的时候，门口顿时鞭炮齐鸣，口号震天，一路欢呼拥着刘仁静等人返回了北大。
1919年7月1日，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刘仁静在王光祈的介绍下加入了该会，并担任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计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更是孜孜不倦地研读起了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甚至入迷到了一张口就是“马克思说……”的地步。有一次，他不顾自己是低年级学生的身份，在研究会组织演讲、报告之类的活动有困难的情况下，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刘仁静的此次登台，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纷纷称他为“小马克思”。
不久，刘仁静又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发起组的名义向全国已成立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每个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张国焘要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北京小组推为代表，可剩下来的一个代表名额却让北京小组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李大钊公务繁忙，而且是名教授，目标太大，不宜去上海开会；邓中夏、罗章龙等其他同志也皆因事务缠身，不能赴沪，而刘仁静则要于7月1日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大家认为刘仁静虽说也是事务在身，但在南京开完会后可以顺道去上海参加“一大”，于是便推举他作为代表。这样，中共“一大”代表的殊荣就落到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身上。
在“一大”上，刘仁静表现得十分活跃，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公然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人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李汉俊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刘仁静见大家都支持自己，不禁洋洋自得起来，竟一下子背诵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刘仁静的勇气才情和他的得意忘形，使一些代表对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
当刘仁静正要踏上北上的火车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并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刘仁静定睛一看，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几天会议下来，刘仁静与毛泽东彼此都很熟悉了。他十分感谢毛泽东能来为自己送行，激动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毛泽东紧紧握着刘仁静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显然，与先前的恽代英一样，毛泽东也准确地看到了刘仁静的弱点，但他不方便像恽代英那样明说，便委婉地提出要他不光只读马列书本，还要理论与实际结合，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然而，刘仁静虽然此时的身份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但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与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同样没把毛泽东的金玉良言当回事，甚至连想都没想就将它完全地忘记了。
成为“托派"
刘仁静回到北京后，开始从事职业的革命活动，负责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他与邓中夏一道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由于刊物政治性强，适合青年的特点，深受北京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在国内也小有影响。后来，《先驱》还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正是因为刘仁静主持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期间的突出表现，使他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信任。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正式通知他：中央决定派陈独秀、刘仁静、王俊(长辛店铁路工厂满族工人)三人出席即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三人便化装成商人，踏上了北上的行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旅程，陈独秀一行终于抵达了彼得格勒，此时共产国际四大已经开幕好几天了。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代表共有408人，大会主席团成员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俄共著名领导人。由于身体欠佳，列宁向大会做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后，便由托洛茨基等人向大会宣读其他一些重要报告。托洛茨基素以演讲家闻名于世，常常以滔滔不绝的演讲打动人，刘仁静原本就十分欣赏托氏的理论才华，常常将其著作奉为经典，对于此刻能亲耳聆听到托洛茨基的演讲更是兴奋不已。
陈独秀等人组成的代表团是中共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他们应邀要在大会上发言。由于团长陈独秀不能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当翻译的瞿秋白虽然也参与了代表团工作，但他不是正式代表，不能代表中共发言。于是，年仅20岁、血气方刚的刘仁静便承担起了大会发言的任务，他的发言还刊登在了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刘仁静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打下了伏笔。
当共产国际四大接近尾声时，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又紧接着于12月4日开幕，刘仁静以中国的唯一代表身份，参加了共青“三大”。共青“三大”结束后，刘仁静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莫斯科呆了四个月专门学习俄文，直至1923年4月才随专程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张国焘一道乘上归国的列车。
回国没几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刘仁静与张太雷、恽代英一道参加并主持了大会。会上，刘仁静当选团中央书记。负责起团中央工作后的刘仁静，总会以团中央的名义发布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服从中央，并在通告中一再强调个人作用。时任上海团地委书记的施存统对刘仁静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通告中一再强调个人作用，弄错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遂公开表示反对刘仁静。
刘仁静不仅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反而负气地以回北大参加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任凭团中央的一些委员怎样挽留，刘仁静都无动于衷。他虽然参加了北大的毕业会考，却因为不及格而没有获得毕业证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与干劲。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
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共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氏的党籍，之后，苏联政府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原本对托洛茨基的感情逐渐演变成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刘仁静学习期满，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做任何请示，便自作主张地去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后，浪迹天涯，居无定所。为了寻找托氏，刘仁静从波兰、捷克、德国一路寻了过去，最终才从德国托派报纸《民意报》办报人乌尔班斯那里打听到了托氏的下落，并最终在土耳其一个荒凉的小岛——太子岛上找到了托洛茨基本人。看到这个历尽辛苦、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托洛茨基十分高兴，握着刘仁静的手兴奋地说道：“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欢迎你的到来。”
太子岛虽然荒凉，但很幽静，阵阵海浪拍打岛岸，倒也悠然自得。托洛茨基与刘仁静时而在岛上崎岖的小路上散步交谈，时而从渔民那里租条小船边划边谈，一会用英语，一会儿用俄语，谈得十分投机。刘仁静在太子岛上不过呆了十几天，思想上却完成了倒向托派理论的全部转变。他不仅明确表态自己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要在回国后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托派组织，而且还为自己取了个俄国名字“列尔士”，并将在中国的通信地址留给了托洛茨基，带着日后成为中国托派纲领、托氏写的《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的任务》一文，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托洛茨基。
从太子岛出来后，刘仁静先是从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马赛，又从马赛去了巴黎。在巴黎时，刘仁静碰到了廖承志和章伯涛(章伯钧的弟弟)等人，章伯涛当面质问刘仁静：“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月?你去哪里了?”刘仁静做贼心虚，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了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与他在一小旅馆中见了面，刘仁静再度隐瞒了自己赴土耳其见托洛茨基一事，而且公开以反对派的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刘仁静的变化引起了恽代英等人的警觉，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仁静私自拜访托洛茨基的事很快被组织所掌握。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1929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之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对这封公开信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
“奇怪”的托派生涯
刘仁静在中央路线和托派路线之间选择了后者，并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可他回国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了两个托派组织，一个是“我们的话”派，一个是“无产者”派。刘仁静一回到国内就与这些托派组织打得火热，不过很快，他的傲慢与自大引起了其他托派的反感，大家不仅不愿接受他的领导，甚至不愿意与他合作。刘仁静无奈，只好纠合王文元等人另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十月”派。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托派小组织“赞斗”派也宣告成立，这样，中国国内便有了四个托派组织。
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便竭力做四个组织的工作，希望四个组织联合起来，以便形成一个大组织。在他的多方联络、广泛工作下，1931年5月，中国的托派组织在上海开了所谓的统一大会，但大家却选举陈独秀当了中央总书记，刘仁静只做了个中央委员。恼羞成怒的刘仁静又写信给陈独秀，说道：“你把我放在一边，看你们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过是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我和老托的关系，你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我的作用一点也不认识，我只要写信给老托，就叫你垮台，你们等着瞧吧!”接着，刘仁静便给托洛茨基写信，报告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希望他进行干预。但此时的托洛茨基自身都难保，更遑论插手中国托派的内部纷争!在回信中，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领导权的问题一个字也没有谈。
1932年，托派分子谢少珊被捕，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一网打尽，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中国托派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上海沪东等三个区的托派书记召开紧急会议，拼凑了由刘仁静、陈岱青等人组成的“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成立临时委员会的初衷，无非是在托派中央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后临时主持托派中央的工作，可几个委员却只对权力地位感兴趣，闹了几个月，临时委员会除了激烈的内哄和无休止的争吵外，一事无成，只得另行改组，刘仁静退出临时委员会，由任曙任书记。
退出临时委员会的刘仁静自然成了“孤家寡人”，可这时的他已经结婚，为了谋生，百无聊赖的他便带着妻子一起来到北京，靠给美国记者伊罗生当翻译为生。不料，安静日子没过几天，刘仁静就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并被押送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1935年11月，刘仁静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刘仁静在反省院的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宣讲自己的阶级调和、一致对外的主张。而中国托派的核心主张就是将民族矛盾从属于阶级矛盾，唾弃一切统一战线，还把党团结抗战的路线斥为投降路线，他们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队伍里出现鼓吹“投降路线”的异己分子。身陷狱中的陈独秀读到刘仁静的文章后，大为光火，强烈要求托派开除刘仁静。1935年12月15日，托派中央临委发布《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至此，颇具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托派骨干力量刘仁静被自己热衷的“事业”彻底地拒之门外，这对他而言不啻一个莫大的讽刺与嘲弄。
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他先来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组织的关系，未成；接着又乘船回武汉找陈独秀，陈拒不见他；lO月，刘仁静又写信给伊罗生，要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拿斯帮他带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帮助自己恢复组织关系。可托洛茨基在次年2月致格拿斯的信中却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刘的不信任与反感：“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写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托洛茨基的态度让刘仁静倍受打击，只好离开武汉到了重庆，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
在三青团没干两个月，特务头子康泽又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不肯，便离开三青团到了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士四团任上校教官，教授俄语和历史。教官没干多久，刘仁静就跑去担任了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先后在国民党的《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的邀请，刘仁静又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开始写起了反共文章，最终在国防部政工局挂了一个专员的虚位上一直混到了解放。
晚年境遇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并没有像刘仁静预想的那样对自己进行报复性镇压，而是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政策，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生活费，还安排刘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刘仁静到北京后，刘少奇亲自找到刘，批评了他过去反党的错误。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明确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虽然刘仁静开始对过去的错误有所认识，但由于他在许多问题上遮遮掩掩、避而不谈，因此，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刊登他与另一位托派干将李秀的声明时，便加上了个措辞严厉的编者按。
本来，刘仁静在北师大的公开身份是教师刘亦宇，师生们并不知道刘的真实身份。可当北师大的学生们看了《人民日报》后，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改派他为苏联女教授加勃娃做翻译。但学生们对此依然不满意，现实已不允许刘仁静在北师大继续呆下去，中组部便对他的去向做了重新安排，先是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后来又通过人事部安排他到了人民出版社。
刘仁静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的是编译工作，正好发挥了他的专长，加之他年龄较大，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同事们对他都很尊重，刘仁静的生活境遇远比解放前要好得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被关进了监狱。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当即表态：“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就不要关了吧。”毛泽东的态度保护了刘仁静，他不仅被释放了出来，而且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他再次被红卫兵揪斗，特地将其安排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并在学习、生活上提供极大的方便，每月还安排专车到北京城一趟。
就这样，刘仁静过上了“隐居”生活，这一“隐”就“隐”到了文革结束。当刘仁静安全地回到昔日的家中时，他已是一个身体硬朗的76岁老人。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程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写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的末尾还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向世人展示了晚年刘仁静的内心世界：“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刊登后，许多人都慕名而来，每当有党史工作者来访时，他都能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对历史从不添油加醋，对自己的错误也毫不避讳，明确表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是正确的英明的，承认自己错在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太少。1987年1月，党在落实各项政策时并没有忘记刘仁静，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生活待遇有了大幅度改善。面对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最高荣誉，刘仁静感到莫大的欣慰与自豪，总想着为人民做点什么，他坚持锻炼身体，也是想回应城去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然而，这场飞来横祸，使刘仁静的愿望成了永远的遗憾。
车祸发生的当天，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海容分别到医院和刘仁静的家中对家属进行慰问。北京市政协委员、作家杨纤如悲痛地说：“像刘仁静这样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还有几个?对他们应该妥加保护，要他们能为历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亲笔题写了“天外飞来底祸事，泪填恨海总难平。杀人可问辗头价，碎玉岂如弹指轻”悼词，表达自己对刘仁静的追忆之情。
1987年8月12日，刘仁静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刘仁静生前的好友许德衍、屈武、谌小岑、罗章龙等人送来了花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参事室、国家出版署及北京大学、上海“一大”纪念馆、湖北应城人民政府等部门也送来了花圈，首都各界人士200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老人身穿灰色中山装，须眉修剪得整整齐齐，安详地躺在青松鲜花丛中，虽然追悼会上没有悼词，但刘仁静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而又坎坷的刘仁静而言，身后能安息在共产党人、革命烈士忠魂萦绕的八宝山，应该是一种无尚的荣幸，也算是一种无声的评价。
《文史天地》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