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影《芙蓉镇》中的男主人公，因为有所谓右的言论，而被“专政”，不仅被打倒，还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不得翻身。女主人公因过去开过小店，也算是有资本主义倾向，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男女两人全都孤身一人，同遭厄运。两人都被“专案组”安排在镇上监督劳动改造，每天清扫镇上的亍道。患难之中，萌发恋情。在那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心里都渴望着成双配对，结婚成家。然而在这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就连结婚这种自古以来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都受到干涉和剥夺。两个坏分子怎能结婚呢？于是为争取自己生活的权利，争取属于自己不幸中的那一分微薄的幸福，男主人公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副对子：“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横幅“牛鬼蛇神”。并向全镇乡亲们公开宣布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得到他们的认同。反抗了“专案组”一帮对人性、人权和合理要求的厄夺行径。这是电影的故事情节。
其实，为分清“敌、我、友”，以便明确在革命中“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后又颁发一些补充决定，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作进一步划分为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等13种。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上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点。
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上，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但政治上却处于不平等、严重政治歧视的状况。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分为高低不同的群体。这种政治分层仍主要是革命胜利前的“敌、我、友”的一种身份的确定。地主没有土地，资本家没有资本。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上的客观评定标准，而是由政权给予的一种政治评价。家庭出身这种身份与被评价者个人行为没多大关系。而“右派分子”“反革命”“坏分子”的身份一般讲与个人行为有关系的，但也有无关的。例如，江总书记当年在武汉市武昌一热工研究所工作时，他单位打成“右派分子”的指标差一个人，没办法，他将一个同右派言行无关的人凑着上报给上级。后来这个人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为这件事，他一辈子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个同事。“反坏右”只是根据某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确定，一旦确定，几乎终身不变。“地富反坏右” 被称为“黑五类”，“文革”中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两个基本估计：建国17年来（1949——1966），在教育战线上基本是资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受信任的阶层。群众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毛泽东说：“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可教育子女中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比“走资派”子女身份还要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只打洞” 的血统论影响下，“走资派”一旦官复原职，他的子女就是革命家庭出生。而“地富反坏右”子女是继承的身份，甚至第三代还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即使他们背叛了父母（如揭发、检举），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右派分子“摘了帽”，还是“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
“地富反坏右”身份的人失去公众信任，人们也不敢与他们亲近。相当多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他们常常是被怀疑和审查的对象。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歧视使他们背上沉重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身份不好的人几乎失去了上学、参军、提干等机会。职工分工时也考虑身份。身份不好极难进入国家要害部门。考大学时，原子能、无线电、军工等专业只有具有“保密表”的学生才能报考。而“保密表”只发给政治身份好的学生。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分层，不再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不再把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
我是不希望再回到政治身份的年代去的。如果再回到那个岁月，单凭写的博文作证据，将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将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