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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思成
史飞翔
（《清远日报》2014年2月9日）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当时,他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不仅如此,他还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建国以来几乎所有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或参与人。如此高的荣誉和地位,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轻易能达到的。应该说建国初的梁思成还是春风得意的,如果说当时他也能像有些人那样,乖巧一点、听话一点,也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命运转折。问题在于,梁思成偏偏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
早在建国初,梁思成就已经预见到古都北京与新首都之间的矛盾,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梁思成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主张“从整体上对老北京进行保护”,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后来,梁思成曾对学生说:“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梁陈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面对蔓延全国的大拆大建,梁思成无能为力,只能代之以痛哭。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代的一天,梁思成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他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无论如何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不料对方却说: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最终,殿还是拆了。梁思成在被批判的岁月中,常对亲人感伤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一时的失意与黯然的话,那么“文革”的到来,使得梁思成真正地陷入了万劫不复。“文革”一开始,梁思成就被定为“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其实,早在此前的1955年,全国范围内就已经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只是这时变得更加血腥、残忍。梁思成变成“反动学术权威”后,被赶入清华园北院的一间平房里蜗居,停发工资,时时挨批斗、毒打,并被迫与父亲梁启超划清界线。当时每次开批斗会,造反派都会将他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破旧的手推车上,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那日复一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与羞辱。随着“文革”的发展,梁思成越来越沉默,性格也由当年的幽默开朗变得忧郁胆怯,长期的谨小慎微使得他的脑子不听使唤。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被安排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访谈,组织一再叮嘱他“随便地谈谈体会,不要像检讨似的。”结果这次谈话还是失败了。“文革”期间,梁思成怀疑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走错了路。直到生命最后的一段岁月,梁思成才黯然地对妻子林洙说:“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长期的折磨使得梁思成的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他预感到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于是忍不住对家人叹息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无比的痛苦与困惑中遽然离世。去世前几天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妻子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