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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局召开江青专案审查报告会，华国锋说，“谁能想到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但有的委员认为材料难以信服。汪东兴对一些证词持怀疑态度，却不动声色。许世友说：“给江青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一句话把大家部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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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华国锋亲自主持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的另一端，电话总机上的灯光像绿豆灯泡一样闪烁着。不断打来的电话使华国锋的秘书应接不暇。他同时对着三、四部话筒，对方的听筒里同时也就收到了好几种“喂喂”的声音。
除了已死的和被捕的江青等人外，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十二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四人。
除刘伯承等一、二个人请了病假外，其余的都聚集在这里，审议来自江青专案组的报告。
前来汇报的是一个脑袋稍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坐着的桌前，已经摆好了各种文件夹。他刚转了一下身，发现华国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刚上任不久的党中央主席已经宣布会议开始，他当时感到颈后有点发热，不小心走了神。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报告：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我们终于获得确凿的证据，说明江青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请问，”韦国清举了一下手，回过头去向叶剑英点点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堆材料，问道，“你们发现了她写的或她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
“没有，”报告人说，“但是我们找到了人证。其中一个叫先大启，是中统特务，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负责办理被捕人员自首手续。后任中统局四川省调统室主任等要职。解放后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
“哦，就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特赦的那批战犯。”李先念自语了一句。
报告人说：“他给我们写了一份揭发交代，详细说明了江青被捕叛变的经过。这时，两名工作人员给所有与会者分发了先大启写的材料的影印件。华国锋低下头，仔细地审阅这份揭发：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警察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占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一九三四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底下是先大启的签名，时间落款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陈锡联问：“材料里提到的赵耀珊和阎松年还在吗？”
“赵耀珊的绰号是‘黑大汉’，也是叛徒，中统特务，一九五四年被我镇压。阎松年也是叛徒，后来当了中统特务，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他们都死了。”报告人说。
赛福鼎也提问：“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先大启确实审讯过江青呢？”
报告人打开案卷，说：“我们从公安部先大启案卷中查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写的供词，其中有一段话是：“我还审讯了个女的叫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他亲笔供词中又写道：“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一九三五年初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这两个供词，能证实先大启确实见过江青，知道她的一些问题。
“但为什么先大启那时候对江青，即李云古的自首叛变，没有一个字的揭发和交代呢？”赛福鼎讲话比较随便，他首先笑着摆摆手：“我绝没有替江青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把我们审理的案子办得扎扎实实，不能有半点经不起检验之处。从先大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交代李云古案子看，他似乎对李云古的情况毫无所知，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当年的李云古就是现在的江青。但到江青被捕以后的现在，先大启好像什么都清楚了。他洋洋数百言揭发江青写了自首书，而且还有具体词句，这实在使人难以信服。”
叶剑英冷笑了一声：“当年江青整人的时候，用这种手段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许多叛徒、特务的罪名，就是这样被判定的。关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些战犯和罪人，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能写什么，这有什么奇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华国锋说：“这只是江青叛变材料中的一个旁证。还有其他叛徒的交代嘛。有个叫徐明清的女干部，一九三二年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后又混入党内。她也有个材料，发下去给大家看看嘛。”
于是，又一份影印件到了与会者手里。
纪登奎扶正眼镜，很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一九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来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辞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对我说：‘在西安对你说的有关我在上海被捕后写声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对别人说。’并威胁我‘你如果说出去，我可要找你算账，叫你吃不消。’接着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时我正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我只填写一九三五年上海被捕后，经保释出狱，隐瞒了自首叛变的问题。我把登记表给江青看，江青看后说：‘我的事只要你不胡说，你就照这样填吧，我也不管。’江青为了混进中央党校学习，还要我给她写个假证明，说她是‘九一八时的党员，在上海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也照办了。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我：‘江青被捕有问题吗？’因为江青曾威胁过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变情况说出去，所以我回答：‘没有听说江青有问题’，又一次欺骗了组织。”
纪登奎注意到徐明清写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比先大启的早十天。很明显，这些材料都是经专案组的人员做工作后才写的。专案组的工作，他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和各种罪犯，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同样，汪东兴对徐明清的揭发，也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江青会对她说那类话。他对那个名叫徐明清的女人的情况，略知一二。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曾给国务院打了个报告，声称：“一九三五年四月，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在上海‘教联’（全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因叛徒莫仲侨出卖，在上海被蒋匪警察局逮捕，三个月后解押杭州蒋匪浙江反省院小车轿分院。徐在蒋匪反省院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向敌人屈膝投降，写了‘自白书’、‘悔过书’，填写了‘自首自新人登记表’及‘同党线索表’，供认了参加‘教联’活动和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身份，据本人交代出卖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九人（证明材料为五、六人），叛变了革命。根据这次审查结果，徐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向敌人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性质严重，应重作组织处理，为此，我们认为：应定为叛徒。”
徐明清看了此决定后，以当初写的材料都是在刑讯逼供下写的为由，多次申诉要求重作决定。其中，好多信是写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其中一封信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为了能够正确的解决我的政治生命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您请求帮助，请原谅。”
江青看了这些信件，随手一丢，很轻蔑地说：“自己写了自首书，白纸黑字，别人能帮你什么忙？这个徐明清呀，我对她还有印象，软骨头啊，”她亲自对汪东兴说，“告诉中办的同志，凡是这类翻案材料，一律不予理睬！”
“江青同志，”汪东兴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据说，徐明清过去和你非常要好，是你的战友，是不是……”
江青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就是再好也得讲究原则呀，我总不能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给人民群众泼凉水。”
汪东兴想到这些，不由自主地笑了笑，是啊，政治斗争就是如此残酷。没有铁石心肠，没有置敌于死地的勇气，没有敢于冒险而不顾一切的气魄，是很难战胜对手和取得胜利的。
在江青专案组汇报的材料中，还有一份汪东兴认为纯属低级趣味但又能起败坏江青名誉的材料，所以仍旧使用而且决定向全党公开。
这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名叫斯季英的揭发：
“一九三四年十月问，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这份揭发的时间写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说，江青被捕两个星期整，斯季英就写了这份不伦不类的材料。而且汪东兴很清楚，材料中所提到的郑毓秀已死。这是一份死无对证的流言之作，怎么能拿来充当证据呢？汪东兴暗暗埋怨专案组的无能和低劣，但此刻他不能说这个话，只能默认。
看得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有疑问，也都不便表示而已。
最后，专案组又拿出一份名叫覃晓晴的揭发交代，她于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现在浙江省。她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来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汉’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掂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过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进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戏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一九三五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材料落款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华国锋听完汇报，看完材料后，显得很激动地说：“看来，阶级斗争的确非常复杂。谁能想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她的事呢？”陈永贵问。“难道毛主席就毫无察觉吗？”
吴德犹豫了一下，也说：“仅凭现有的材料就定江青是叛徒，似乎有些勉强。当然，她是不是叛徒都不影响对她的处理。但是要向全党全国公布，我们就要慎重。”
叶剑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材料很重要，足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要是能找到她写的自首书的原件，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我要提醒诸位，江青一伙整整猖狂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借破四旧、抄家、破坏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案件，搜走和销毁了他们大量的罪证。这就给我们的专案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究竟会不会有自首书那样的罪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吴桂贤说。
报告人马上回答：“肯定有，只是我们没找着。”
韦国清说：“我看定江青是叛徒的问题，还是不要太操之过急。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前，也不要这么说。我们最好听一听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对这类事有经验。”
李先念迟疑地看了叶剑英一眼，又望望华国锋，说：“叶帅分析得很好！江青的自首叛变的直接罪证，恐怕现在很难找到了。但这不能说定她叛徒就不妥当。其实，他们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和罪行，极为严重。给他们定什么罪名，都不会过份。”
“对，对，”许世友马上响应道：“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江青这个卖嘴货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所以，她的灭亡是肯定的。给她戴什么帽子都可以，戴个‘叛徒’帽有何不可？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嘛！”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苏振华说：“据我了解，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一伙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他们还在上海、苏州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杀人灭口。”
倪志福盯着那位负责专案的报告人问：“你们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有！”那人端详了一下摆在桌上的那些纸张，略微寻找了一下，说：“原在江青处工作过的秘书和服务人员周金铭、杨银禄、刘玉庭、刘真、周淑英都分别写了材料和揭发。前四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揭发中说：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偷偷地销毁她的历史罪证。每次销毁罪证材料时，都要把门紧紧关上，烧完了还要把纸灰捣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她抱着一堆材料，还有许多她自己保存的她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到十楼一个小房间去销毁。她让杨银禄同志去拿火柴，并作贼心虚的对杨说：‘这是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整我的黑材料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去吧，我自己烧！’江青关上门，烧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江青还经常对我们说：‘有人整我的黑材料，谁也整不出个名堂来。’江青自己保存五个保险柜，保险柜的锁匙她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洗澡时都要带到浴室。一九六七年以来，她清理了五次，每次清理时她自己都要销毁一些材料。：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证明一个问题。”
陈锡联怔了一会，说：“我们也常常烧毁一些过时的但又不能流传出去的材料，每个领导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江青烧的究竟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查证。”
华国锋说：“肯定是罪证。如果对她有利，她早让拿出来展览了。江青我早把她看透了，她是一个恬不知耻地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人。
说到这里，他对着房间那头的一面镜子照了照，在镜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眼睛直对着坐在自己这张长桌另一头的一个女记录员的眼睛。她正在吴桂贤耳边窃窃私语。吴德和纪登奎也咯咯地笑着说什么。华国锋轻轻地搔了一下脑袋。这些日子，他正蓄发，以便把他往日的小平头变为像毛泽东那样的背头。干政治家这一行，生就一副招人喜欢的样子是个有利条件。
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声音：“这份材料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哦，这是周淑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揭发，她写道：大约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时，有一次江青发疯似地大怒，说有人整她黑材料，并说已被她拿到手。她说：‘谁想整我，什么都别想抓住’。她把许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全部销毁了。不许我们任何人进，烧的满屋子都是烟。江青为了掩盖其丑恶历史，私自销毁许多材料。周是江青的生活秘书嘛。”
汪东兴不动声色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但没有让给任何人。他对这段历史了解，而且有些材料是他亲自办的。
所谓黑材料，是戚本禹指示北京几个院校的红卫兵搜集来的有关江青在二十年代的材料，其中有她和俞启威的一些照片。俞启威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后，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他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并和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出狱后也一直在找她。他后来改名叫黄敬，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冀中区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广州病逝，活了四十七岁。戚本禹等人看到有关江青的这些材料后，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我要写江青同志的回忆录，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和入党的情形，就是一部最精彩的作品。”江青听后脸色大变，吼道：“好啊，你竟敢私自搜集老娘的材料，你胆子不小啊！”不久戚本禹被抓后，江青指使汪东兴去搜查了他的住处和办公地，收集到了那些材料。
汪东兴没有往下再想，也没有作解释。他抬了一下手，对负责专案材料的那个报告人说：“请你重点把有关江青掩盖她被捕那一段的材料给大家介绍一下。”显然，江青是否叛变已成为一个有着含蓄而炽烈吸引力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着，以免听错。
“赵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审讯江青的中统特务，也是江青自首叛变的重要人证。前面的材料已经说过，他就是所谓的‘黑大汉’，打过江青一记耳光。江青在和记者及一些场合的谈话中，也念念不忘地记着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饶漱石专案组查找赵耀珊的下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原中央专案二办饶漱石专案组给江青写了一个报告，说：‘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郑玉龙、老韩，安徽人。一九三二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苏北劳改农场。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二三号。’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才不再追问那个人了。”报告人说。
“她心中肯定有鬼嘛，”华国锋咧嘴笑着说，“她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总怕人们知道，所以千方百计地迫害知情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亲笔揭发说：‘一九六四年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对我说过，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区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的指纹档案，要我查找送给她看。一九六六年我还听说，江青要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同志去查过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这是江青企图销毁她被捕叛变罪证。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我们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使王济普同志致病身亡。’王济普在被关押期间也写了一段话，说：‘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没有敢讲出来，就是六六年的四五月间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档案处查过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谈了一下经过及大体时间，当时敌人是误捕了人。’这些也足已说明，江青是千方百计地毁灭她叛变的罪证的。”
虽然华国锋说得振振有词，纪登奎还是感到疑问越来越大：怎么他们查了档案后都闭口不谈江青究竟有无写自首书的事？如果说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就开始销毁她叛变的罪证，那么是谁帮她查找的泥？那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并无权力和地位，他们根本左右不了上海的形势呀！他坐在会议桌前，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无聊地用一根火柴棒清洁牙齿。
报告人请示华国锋：“还有两份比较重要的材料，你看还需要念吗？”
华国锋说：“文字太长，不要念了，给大家把影印件发下去，大家审议后再说。”
于是，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面前又多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江青逮捕不到一个月内写的揭发，内容血淋淋，读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份是王育民写的他的遭遇，他当过中央专案组的成员，读了也令人感慨万千。
陈锡联像读小说那样读林立衡的材料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开始不说，并叫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江腾蛟就安排我在另一处住。后来我又一再追问林立果在干什么，他向我吹嘘说：江青、叶群给他一个‘任务’，借‘除四旧’、‘查黑帮’，同江腾蛟的女儿、周建平的女儿等，抄三十年代跟江青在一起的一些人的家，把凡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搜集起来，装了一麻袋。二月份，我回北京后，在毛家湾见叶群、林立果连夜清查麻袋里的东西，听见叶群说，江青这么多化名，除了‘蓝苹’这个名字外，不知哪些是有关她的，还是交给她去处理吧。”
“约于一九六七年，我听叶群对林立果说：江青要逮捕孙维世，说这个人是‘特务’。叶说江青要叶群派人到大庆去抓这个人，江对叶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群说孙维世是个老演员，知道江的老底。后来我曾问过叶，孙维世怎样了？叶群听说‘死在监狱里了。’江青杀人灭口、蛇蝎之心，何其毒也！”
陈锡联很清楚江青后来和林彪、叶群一家的矛盾，最后闹得你死我活，迫使林彪、叶群乘三叉戟飞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沙漠里。作为林彪的女儿，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江青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但，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考虑这份材料，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至于王育民的那份揭发，更叫人感到莫名其妙，陈锡联几乎是轻声读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和叶群、戚本禹等人在京西宾馆，布置我们四个人到上海调取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当时指定陈虹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在上海接收档案的过程中，市公安局管档案的同志说，有一部分‘通天’材料，让我们最好也带回北京。当时经请示，江青批准我们把材料全部带回来。我们把材料运回北京后，江青要我们看看这部分材料是些什么内容，并写一报告。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等。报告江青后，她说这些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可以写个报告销毁。我们根据江青说的内容，以陈虹和我二人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经过江青反复修改，上送批准以后，这些材料就全部销毁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江青却反咬一口，说我们搜集她的黑材料，搞她的黑专案，对我们搞逼供，把陈虹同志关进监狱六年多。江青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迫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三十年代的一点丑闻，欲置我们于死地……”
陈锡联闭上眼睛，面前出现了江青的身影。
根据他的直觉，这些揭发人的材料，并不完全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问题远远不会那么简单。不过，到了政治斗争一边倒的时候，他也只能随潮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