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是团附的刘栋材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他所在的团队和日军打的所剩无几。就在刘栋材准备殉国的时候，部队接到了突围的命令。根据命令，刘栋材所在的160师得从日军正面突围。要完成这个突围任务，就必须以一部对日军发起佯攻，以吸引日军主力的注意，这样才能使160师的主力乘机突围出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任务就是个自杀性任务。人家避之不及，刘栋材到是主动站出来承担这个任务。在他的指挥下，一个营的英雄向日军发起了有去无回攻击，成功的掩护了大部队的突围。或许是老天对于刘栋材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刘栋材竟然奇迹般的在完成任务后归了队，于是他被提拔为上校团长了。
桂南会战的时候，作为第16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的刘栋材奉命随部向甘棠方向的迂回日军发起进攻。根据刘栋材的战地侦察，他主张部队应该从左侧袭击迂回的日军，在控制日军的后路后，利用地形一举突入日军指挥部和炮兵阵地，随后与据守山口的友军合力夹击，可挫败日军的攻势。遗憾的是这一主张没能被66军军长陈骥采纳。结果由于陈骥的由于不决，66军反遭迂回日军的重创。事后陈骥被撤职，66军番号也被撤消，刘栋材却因为提出了合理的作战策略，被提拔为157师副师长，后来又以战功先后担任157师师长和158师师长。
抗战胜利时，158师被裁编，这使刘栋材一度失业。好在有余汉谋的照顾，刘栋材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三期深造，毕业后派任国民革命军第62军副军长兼罗云师管区司令。这一职务使他一直在广东，避开了62军在天津覆灭的厄运。同时，也因为他是师管区司令，手中有大量的新兵，这就给他成为了在徐蚌战场覆灭后重建的国民革命军第63军军长创造了条件。
刘栋材虽然当上了军长，但他对于党国的前途已经不抱希望。甚至在当上军长同时，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把家眷安置到香港，对于部队的训练事宜全部交给了副手和两个师长来分别负责。到了解放军攻入广东时，刘栋材的63军被安排为二线兵团，在德庆、高要地区集结。这使得63军在解放军的初期攻势中没有遭到损失。然而当63军应该派上用场的时候，刘栋材却带着63军一路南撤，放弃了德庆、高要，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才在云浮和解放军交了次手，但却马上带着主力跑到了钦州。
在钦州，刘栋材奉命率部撤往海南崖县。但是刘栋材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队，他在将部队交给了副军长郭永镳后，带着几名亲信去了香港，就此脱离是非之地以避开内战。1977年8月，刘栋材在香港因病去世。
第六十六军
抗日战争初期 创建
民国26年(193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159师与国民革命军第160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6军，隶属于第12集团军，叶肇任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59师长为谭邃，1938年10月陈骥继任师长，国民革命军第160师由叶肇兼任师长，1938年2月华振中继任师长。
1938年4月谭邃接任军长，10月谭邃病故，陈骥继任军长，下辖三个师:国民革命军第151师莫希德任师长，1939年1月林伟俦继任师长，国民革命军第159师陈骥任师长，1938年10月陈骥升任军长，官祎继任师长，国民革命军第160师华振中任师长，1939年1月宋士台继任师长，
1940年国民革命军第66军因桂南会战失利被撤销。
抗日战争中期 第一次重建
1942年3月，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6军，张轸任军长，下辖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9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国民革命军第66军编成后即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国民革命军第66军驻防在腊戍、瓦城一带，1942年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纵队快速向细胞、腊戍穿插突进，第66军分段截击日军。
1942年3月29日日军攻占腊戍，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撤向印度、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退回国内，第66军番号撤销。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为1939年5月由军委会别动队改编成，刘伯龙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0年开赴贵州，隶属滇黔绥靖公署，1942年11月李士奇继任师长，1943年改隶属国民革命军第71军。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9师为1939年5月以第二补训处之一部改编成，马维骥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3年改隶属国民革命军第6军。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为1938年12月以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成，孙立人任师长，驻防贵州都匀，在第一次滇缅战役后转至印度，后改隶属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
抗日战争中期 第二次重建
1940年10月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2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3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4师合编成国民革命军暂编第9军，以冯圣法为军长
1942年12月将暂编第九军改编为第六十六军。该军编成后，在浙江又将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5师编入该军，隶属第三战区，1942年8月改隶属第六战区，12月改隶属江防司令部，1943年2月冯圣法他调，任命方靖为军长。
1943年2月第六十六军撤销。恢复为暂编第九军，改辖：第185师。石祖黄任师长；第199师，宋瑞珂任师长。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2师，为1940年9月以浙江省国民自卫团第一纵队及浙江第六保安团为基干编成．以黄权为师长。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3师，该师原为浙江抗日自卫部队，1940年4月以其第一、第六、第八支队和第五区总队并编为抗日自卫第二纵队，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3师，以萧冀勉为师长，1943年9月周淘漉任师长，该师改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军。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4师，1938年1月成立第三战区游击司令部，该部以浙江省警员及各地常备队、壮丁编成4个支队，7月改编为浙江省国民自卫团总司令部，1940年将所属支队并编为3个纵队，3月将第三纵队改编为暂编第三十四师，彭巩英为师长，1942年3月朱奇任师长，1943年2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副师长吴啸亚任师长，同时改隶属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5师，以浙江地方部队编成，劳冠英任师长，1942年底，该师调至第六战区后，劳冠英被调任夔巫师管区司令，该师被并编。
该军前身一部是第91军194师和浙江地方武装新组建的暂编第32、第33、第34师合编组成暂编第9军，隶属第10集团军。冯圣法任军长，陈式正任副军长，下辖：地94师，陈德法任师长；暂编第32师，黄权任师长；暂编第33师，萧冀勉任师长；暂编第34师，彭巩英任师长。该军组成后，在浙江沿海担任守备任务。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编制调整时，将第194师改隶第79军；暂编第33师改隶第88军；另将新组建的改隶暂编第35师列入该军序列。此时，该军下辖暂编第32师、暂编第34师、暂编第35师。同年9月，该军奉命由浙江西进湖南，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5月，该军参加了浙赣会战。次此会战结束后，该军隶属第10集团军，陈诚对该军进行整编，将其原辖暂编第32师改隶第86军；暂编第34师改隶第18军；暂编第35师改隶第94军。另调第94军第185师和第18军第199师合编为新的暂编第9军。此时，该军长冯圣法调蒋介石侍从室任职，方靖继任该军军长，王毓文、陈式正任副军长，下辖：第185师。石祖黄任师长；第199师，宋瑞珂任师长。1943年2月，该军参加了鄂西会战。同年10月，该军改编为第66军。
抗日战争末期 第三次重建
1943年10月再次以暂编第九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八五师、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九师组建为第六十六军，仍以方靖为军长，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一八五师、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九师1944年8月方靖调任第七十九军军长，副军长宋瑞珂升任军长。
国民革命军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原隶属第九十四军，1940年12月方天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石祖黄接任师长，1943年李仲辛接任师长。
国民革命军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1940年5月罗树甲升任副军长，宋瑞珂接任师长，1943年2月、3月苏令德、周天健相继任该师师长，1944年9月彭战存接任师长。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第六十六军撤销改编为整编第六十六师，由原军长宋瑞珂任师长。1947年7月该师在鲁西南被歼，宋瑞珂被俘。
动员戡乱初期 第四次重建
1947年9月重建该师，以李仲辛为师长。 11月罗贤达接李仲辛任师长。该师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罗升任师长后，由张洁接任旅长，整编第一八五旅，旅长李仲辛，1946年涂焕陶接李任旅长，1947年9月袁樾人接任旅长职；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彭战存，1946年由王士翘任旅长，1947年9月张洁接任旅长，11月由萧炳寅接任旅长职。
整编第六十六师长李仲辛。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1948年3月郑洁接任旅长，整编第—八五旅，旅长周穆深；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张洁，1948年10月萧炳寅接任旅长，该旅于1948年6月改隶属第七十九军，该师及所辖第十三旅，
1948年6月整编第六十六师在河南开封被歼，师长李仲辛自杀。
动员戡乱末期 第五次重建
1948年7月又重建该师，以罗贤达为师长，辖第十三旅，旅长罗有经；第一八五旅，旅长袁樾人。
1948年9月恢复第六十六军番号，罗贤达改任军长，各旅长改为师长。
1949年初改隶第七绥靖区，是年4月该军在皖南又一次被歼。
一．粤军第六十六军
1937年以第一五九、第一六O师2个师编成，以叶肇为军长，该军参加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第一五九师，师长原为谭邃，1938年10月陈骥继谭任师长；第一六0师，师长原由叶肇兼任，1938年2月华振中继叶任师长.
第六十六军隶属第十二集团军.1938年4月任谭邃任军长，10月谭病故，陈骥接任军长.辖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1939年1月林伟俦任师长；第—五九师，师长陈骥，10月陈升军长，官袆接任师长；第一六0师，师长华振中，1月宋士台接任师长.该军于1940年撤销。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开始向我全面进攻，余汉谋奉命派一个军北上淞沪参加抗战。军部于1932年9月1日乃调集人马正式成立，惟该军当时只辖两个师。临出发前，余汉谋乃派教导旅彭林生部归叶指挥，同时北调。
1937年9月中旬，该军全部集中广州，乘粤汉火车陆续北上直达汉口，再由汉口乘轮东下江苏镇江，再由镇江乘京沪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车站下车。当时日军向吴淞口宝山一带进攻甚烈，66军马上开赴刘家行一带占领阵地，对敌作战。由于淞沪沿线濒海，受到敌人强大海军炮击，和我方采取密集队伍作战，伤亡奇重。归66军指挥的教导旅彭林生部，参加战斗冲锋陷阵不到几个回合几乎全部消灭，以后该旅剩余官兵拨归160师补充，取消教导旅的番号。不久，该军转移到广福线作战。是年11月，因右翼大战被敌攻破，并进行向我包抄，乃全线开始撤退。敌人占领上海后，长驱直入，继续进攻南京。
南京保卫战
一般来说，南京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6日句容陷落开始的（城垣战从12月9日开始）。
守卫句容的是叶肇第66军（辖谭邃第159师和叶肇兼任的第160师）。前一年陈济棠搞“两广兵变”时，作为粤军大将，他力挺蒋介石。淞沪打起来后，蒋介石急调抗日情绪高涨的广东军过来，叶肇带部队血战淞沪，伤亡惨重。
蒋介石也认为两广军队是能打的，比川军强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两广之地，古代被视为南蛮；而今之两广，尤其是自明朝末年以来，民族观念极为强烈。但淞沪一战，桂军几遭灭顶之灾，让蒋有点意外，相比之下，广东军虽也消耗多多，但相比于桂军，情况要好一点，所以除了把叶肇的部队拿过来外，还把另一支广东军邓龙光第83军也调过来了。实际上，从上海退下来的各部队，战力都已不足。
在句容，叶肇带人尽了最大力气，但顶不住日军第16师团的进攻。句容后面，就是南京外围的重镇汤山。
打下句容后，中岛今朝吾分兵一小路，沿小九华山北侧潜行，迂回攻击汤山背后的孟塘、大胡山。
对这次分兵，有人认为是为了切断第66军退路。但这路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并不恋战，甚至一度在孟塘、大胡山玩“失踪”。这样目的就清楚了，是为了扰乱中国守军的部署，掩护主力日军突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小股日军确实起到奇兵的作用：他们于12月6日下午抵达孟塘、大胡山一线，随后隐匿山林，跟中国军队周旋。中国守军方面得知有日军疾速插向汤山背后，便急令作为预备队的第36师的一个团和第66军一部对该股敌人进行围堵，但收效不大。就在中国军队还在孟塘、大胡山搜寻这股日军时，汤山一线遭到第16师团猛攻。
期间66军经过苏州、锡澄、江阴、汤山等线与敌作过短时阻击战斗，以后就退入南京城，开始城防战斗。军辖下两个师，因伤亡过半，乃各编并为一个旅，159师以林伟俦为旅长，160师以喻英奇为旅长，参加南京保卫战。
12月12日，南京城的光华门被敌攻破，军心摇动，守城司令唐生智乃下令突围。66军除159师师长谭邃因病特准和唐生智搭电船渡河过浦口外；全军上至军长叶肇，都从太平门突围到达安徽宁国集中。惟其中有一部分官兵，认为突围要从敌人后方冲过好几道防线，脱险不易，乃擅自离队向下关设法渡河过浦口。但这部分官兵，因沿河没有船只，只用门板或杉条浮水渡河，因江面辽阔，江流湍急，结果生还者极少。从太平门突围的部队，中间经过好几次冲杀和迂回偷渡死伤甚众，于1938年1月先后回到湖南集中。
军长叶肇于突围中，也被敌人俘获，乃伪扮伙夫，帮敌运输弹药，然后伺机逃脱，潜入上海某外国租界，以后乘轮返香港，入广州转去湖南防地。部队奉命集中湘东，66军军部驻攸仁县城，159师驻茶陵县城，160师也驻攸仁，该师师长原由叶肇兼任，1938年2月改由副师长华振中升充。
万家岭战役
66军在此开始整训，一面派员到广东接收新兵补充；一面训练。1938年7月间，66军又奉命调入江西省南昌参加南浔线作战，先后在德安、庐山脚、万家岭等处与敌人进行过激烈战斗。
在万家岭战役中，薛岳由于当时合围第106师团兵力不足，迫切地需要一支生力军来进行最后的“堵口袋”。武汉方面是远水难解近渴。德安附近的守备部队拖住冈村，压力更大，当然更不能动。情急间，他打起了庐山上第66军的主意。
叶肇的第66军是蒋介石专门指定放在庐山上，准备在赣北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调66军下山作战，那岂不是在蒋介石头上动土？身边的人替薛岳担心，建议他请示武汉后再说。薛岳当然不傻。前日已从蒋介石手中强留下了74军和187师两部，如今再向武汉请调66军下山，获准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薛岳嘴上说得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新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话，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那年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想调66军下山，看来难关重重。
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踏上了顺途，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设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至于66军方面，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呆在敌后钻山林。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薛岳得到意外的一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日后的战斗证明，当薛岳与松浦淳六郎一直打到最后5分钟时，要不是66军，要不是先前强留的74军和187师，薛岳的万家岭大捷充其量也只能是兰封会战围而难歼的翻版。[1]
返回广东
中间经过一次补充，各师人事稍有更动。159师师长谭邃调升副军长，以副师长陈骥升充师长，1939年1月，160师师长华振中，因与叶不睦被调，以副师长宋士台升充师长。是年冬，敌人分兵进攻广东，未几广州陷敌，余汉谋乃籍兵力不足为名，向中央请调回粤系64、66两个军返粤参加作战。
66军于1939年春，奉命调回粤北的新丰、龙门一带，原在广东的151师林伟俦部同时也拨入66军建制，以后就地开始整训；并同时派部队在牛背脊罗浮山一带作战。
1939年秋末，军长叶肇调升37集团军总司令，仍辖66军，遗军长缺以副军长谭邃升充，副军长缺以159师师长陈骥调升，（1939年10月谭病故陈骥升军长），159师师长缺以副师长官祎升充，同时各师取消旅制改为一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补充团制。
桂南会战
1939年冬，该军除151师林伟俦部留驻粤北外全军奉调广西柳州参加第一次桂南会战，当时159师一个团拨归第五军杜聿明指挥，在炮兵掩护下，经几次冲锋，攻破敌阵昆仑关。不久敌人由南宁调集兵力，准备从永淳渡河向我左翼包抄，战区指挥当局命令叶肇率领66军赶去永淳布防，阻止敌人此种企图。叶肇错误地判敌不会此举，而迟迟未开拔，当发现敌人部队已越过永淳河向宾阳进迫时，叶肇乃匆忙间带66军陈骥部（缺159师，临时指挥110师）两个师，赶赴截击。但敌人主力已迫近宾阳，我后方战局大受威胁，此时军心惶慌，秩序紊乱，部队纷纷向武鸣、忻城溃退，沿途受到敌军追击和敌机空袭，损失惨重。
桂南战役惨败结束后，蒋介石亲到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叶肇不听命令，误失戎机，撤职扣留解办。66军军长陈骥、160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均撤职查办。第37集团军总部、66军军部，均撤销番号。以后该军所辖的159、160师，奉命调回广东粤北一带归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监督整训。几个月后159师拨入64军建制，160师拨入65军建制，原留在粤北的151师拨入62军建制，粤系的66军，从此就宣告解体了。[2]
历任军长：叶肇、谭邃、陈骥
叶肇。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校（原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五期，升汉口初级军校，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
毕业后在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当见习排长。1921年回广东，在陈炯明部下任连长。1923年7月任粤军第四军第六警备司令部(驻新兴县城)训练员。
1927年，在海南岛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代理团长，镇压海南岛的中共组织的活动。是年底率部驻防罗定，并任第三十三团团长。1928年调驻新兴县。是年12月，叶在新兴县派出军警人员拆毁新兴县城郊的岳帝庙、文天祥祠、县城内的关帝庙、龙兴寺等。
1929年5月17日，粤桂军阀混战（粤桂战争），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率部进驻南雄，后升任第五十九师第一一八旅旅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二师师长。
1933年兼任第二师政训处主任。同年春率部回新兴县，协同驻军拘捕县内麻风病患者200多人，集体杀埋于县城望州岭。其间，叶修建县内冼河、船岗等三座公路桥，在县城郊二龙岗、稔村白土村的公路旁，各建一座茶亭，并给县立中学捐建一座两层楼 房，赠送一套《万有文库》。
国民党军对江西红军进行“围剿'时期，叶随陆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所部第二师驻赣南。
1936年6月，陈济棠在广州举兵反蒋，叶与余汉谋依附南京政府率部回粤逐陈，改编广东部队，同年8月先后任国民党第一五二师、第一六O师师长，同年擢陆军中将。
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汉谋将原有10个师，开始组编为五个军，即62、63、64、65、66等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军长由叶肇担任，下辖159师160师。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开始向我全面进攻，广东余汉谋部奉命派66军北上参加淞沪会战。66军马上开赴刘家行一带占领阵地，对敌作战。由于淞沪沿线濒海，受到敌人强大海军炮击，和我方采取密集队伍作战，伤亡奇重。不久，该军转移到广福线作战。是年11月，因右翼大战被敌攻破，并进行向我包抄，乃全线开始撤退。敌人占领上海后，长驱直入，继续进攻南京。66军中间经过苏州、锡澄、江阴、汤山等线与敌作过短时阻击战斗，以后就退入南京城，开始城防战斗。12月12日下午，南京城的光华门被敌攻破，军心摇动，守城司令唐生智乃下令突围。66军全军上至军长叶肇，都从太平门突围到达安徽宁国集中。军长叶肇于突围中，被敌人俘获，乃伪扮伙夫，帮敌运输弹药，然后伺机逃脱，潜入上海某外国租界，以后乘轮返香港，入广州转去湖南防地。160师师长原由叶肇兼任，现改由副师长华振中升充。
1938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八军团军团长，1938年7月间，叶肇又率66军奉命调入江西省南昌参加南浔线作战，先后在德安、庐山脚、万家岭等处与敌人进行过激烈战斗。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四、七两战区分家，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66军于1939年春，奉命调回粤北的新丰、龙门一带，原在广东的151师林伟俦部同时也拨入66军建制，以后就地开始整训；并同时派部队在牛背脊罗浮山一带作战。
1939年秋末，军长叶肇调升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桂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到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叶肇不听命令，误失戎机，撤职扣留解办。第37集团军总部、66军军部，均撤销番号。[1]
1942年任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教育长。
另：对上文“参加抗战”部分之修正：本段原文引自“广州文史”网《国民党粤系六十六军始末》，其中，“叶肇乃忽忙间带66军陈骥部（缺159师临时指挥110师）两个师”。不过原文本身有误。
查曹建浪之《国民党军简史》，当时余汉谋系粤军抗战开始番号为第151-160师，分属第62-66军，其中第66军辖第159、160师，此信息在本段开始已经提及。[2]，作战地区在第一、五战区河南湖北安徽等地，不可能到广东第四战区接受第66军统辖，也不可能参加桂南会战，所以，原文“110师”应为“160师”之误。[2]
1947年秋，任国民党 “宪制国大”代表。1947年任粤北“清剿”司令。1948年2月，任粤赣湘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总指挥，设址于南雄，围剿和屠杀三省边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和乡民。
1949年3月至7月，任国民党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1949年8月，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该署西江办事处主任，率国民党军伍继南等残部600多人，从肇庆窜回新兴。是年10月19日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面围困，逃往云浮县西山。12月底所属残部被歼灭，叶孤身逃往香港，后赴台湾。1953年于台湾病逝。终年61岁。
杀人魔王叶肇传略
黎天荣 李友庄
叶肇字“伯芹”，广东新兴县水尾村人。自幼攻读四书五经，早就学到孔丘“巧伪人”一套骗术，满口礼义廉耻、孝亲敬上，其实他却是一个寡廉鲜耻、残酷嗜血的野兽。
叶初进广东陆军小学，后进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再进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回粤后在孙中山辖下的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部当中下级干部，邓仲元被陈炯明暗杀，李济深接掌粤军第一军第一师时，叶在该师补充团（团长黄镇球）任中校团副。
1925年粤军第一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振球的补充团改编为该军第11师（师长陈济棠）第33团，叶肇任该团中校参谋长（那时中校团副改称参谋长）。
1925~1926年，叶随军到东江和南路攻打陈炯明、邓本殷部后，该团留驻海南岛。1927年春，第33团团长黄镇球调回广州升任新编第3师（师长黄慕松）副师长，叶即代理第33团团长职务，仍驻海南，叶便把海南当作他的“独立王国”。当时“宁汉分裂”，李济深、陈济棠属蒋介石派；张发奎、薛岳、黄慕松属汪精卫派。黄镇球准备将33团带至武汉投汪，但叶与部下三个营长反对。但陈济棠对叶也不放心，想把叶33团调回广州缴械，便派某团（忘记是那一个团）赴海南接替叶驻防地。叶事前获悉陈济棠用心，便“先发制人”，当某团部队先头一个营在海南岛登陆时，叶部把该营包围、缴械，其后续部队不战而退，陈济棠也无可奈何。
1928年，陈济棠任第四军军长后，对叶宿恨未除，调叶33团回广州，准备扣留叶肇，缴其全团枪械，幸得师长余汉谋力保得免。
1929年，粤桂战争事起，叶部参加对桂战争，桂军失败。陈济棠以叶团有功，想拉拢叶，升叶为59师（师长余汉谋）第118旅旅长。
1931年，两广合作反蒋，广东扩编部队，叶升任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出兵湖南讨蒋（当时粤桂军分两路，一路入湘，一路入赣，但都是做样子而已）。恰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迫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御侮救亡的呼声，粤桂蒋即将开始的内战，暂时停止。但蒋对于日寇侵略东北，执行“不抵抗”主义，让日寇蹂躏东北，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倾全力对江西红军进行“清剿”。广东的余汉谋全军开入赣南，配合蒋的“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叶肇师也在赣南达四五年之久。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残酷地屠杀人民，抢劫财物，焚烧房屋，以至庐舍为墟，赤地千里。
叶肇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有刻骨仇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早在1927年驻在海南时，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一起，叶就立即疯狂地屠杀人民和共产党员。因此，引起海南人民的反抗，叶团部驻在海口市，有一次团本部被革命群众围攻，叶立刻从琼山调来部队进行残酷镇压，抓捕了许多围攻的革命群众，并在海口市及附近乡村中搜查户口，捉了一大批所谓“共产党嫌疑犯”。叶红着眼睛，大声嚎叫“要快刀斩乱麻”，不加审问，通宵达旦地把一批批捉来的革命群众，一个个装入麻袋，用汽车载到秀英炮台附近，全部抛入海里，这样一次被杀的群众就达数百人。海南人民恨之入骨，当时海南民谣：“叶肇想生仔，要到第二世”。有人看他这么残酷，劝过他，叶说：“我在琼州只有一个团，分驻十几个县，不杀到共产党怕，那能维持下去？”这话也是叶常讲的。后来叶随余汉谋到赣南“剿共”时，在赣州孔庙开办“军士训练处”的照壁上，写了“积极准备，抗日剿共”的大标语。叶常对部下官兵讲：“训练的目的要对准日本鬼和共产党。”事实上叶抗日是假，“剿共”却非常卖力，和蒋介石“安内攘外”一唱一和，非常合拍。但叶对红军又怕得要命，亲自拟订“剿共守则”二十余条，严令全师官兵遵守执行。大意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官长穿士兵服装，兵呼官用暗号，一进宿营地立即派警戒，做工事，民房也要挖枪眼，驻地要检查户口等等。叶在江西的信丰、赣州、南康、上犹、崇义一带驻防，杀害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不计其数。一次，在上犹的扬眉寺，对特务营营长李友庄发指示：“以后枪决犯人，用刺刀刺杀，这样可省弹药，又能锻练士兵刺枪术。”红军苏区八名干部就作为靶子被刺死。一次派参谋长林英杰指挥邓琦昌团及廖溟阶营进犯赣南过埠苏区时，对林英杰说：“这里赤化三年，要一律杀光”。当地红军及居民，事先转移别处，林英杰到过埠时只搜出不及转移的男女农民八名，立即遭枪杀。叶常说：“敢杀是军人本色”，对随便草菅人命的官兵，叶是万分喜欢和宠爱的。叶的卫队，无一不是好杀成性的暴徒，叶常鼓励卫兵将枪决的人的心肝挖出来吃，说是“这样可以炼胆”，所以他的卫兵专找人心肝作为补品来吃。在叶的怂恿下，一些官兵也吃人的心肝，师部在南雄驻防时，枪决数名革命群众，叶叫卫兵挖出死者心肝来吃。对红军俘虏，一律枪毙，枪毙的俘虏（其中也有在农村里捉来的农民，部下为了邀功，报作俘虏）难以计数。记得教导团在过埠“剿共”时，俘了红军排长一名，又一次俘虏红军公略学校连长一员，均被杀害。 叶残酷成性，除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加以惨无人道的杀害，就对部下官兵，也非常残酷。叶常说：“施之于法，法行则知恩。”对小有违犯他旨意的人，往往受到打屁股、监禁以至枪毙的重刑。但对于他百依百顺或为他效死的官兵，则另眼看待。叶用“威”、“恩”两手策略，拉拢和镇压，使部下不敢反抗他，而为他利用，使他可以有向上爬的资本。叶平时注意所谓“训练干部”，目的就是造就自己的骨干、死党、爪牙。叶当团长、师长、军长时都先后分别举办“教育连”、“军士训练处”、“学兵营”等，亲自主持训练，挑选骨干爪牙任教职，妄图增加私人势力。并常说：“龙不听话无用，牛听话能耕田有用”，练兵就要叫部下官兵盲目服从。他又常说：“有命令，无理由”，“军人天职，首要服从”等等的一套法西斯的方法。叶自认为孔孟门徒，推崇孝经，曾在军官讲堂讲授，信口雌黄，标榜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信仰者，说三民主义适合国情、适应世界潮流，共产党算“什么”？无耻至极。“物以类聚”，叶对蒋介石非常崇拜，蒋发动“四·一二”事变，叶在海南闻风而动，立即大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叶在江西积极响应，执行蒋的“剿共”计划，大写标语“积极准备，抗日剿共”，企图得到蒋赏识，平步青云。1936年夏，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陈济棠用第六军军长为饵，收买叶以瓦解余汉谋和反蒋，叶拒不接受，效忠余汉谋。陈济棠倒台后，蒋果然对叶十分赏识，升叶为第66军军长兼160师师长。叶那时见蒋派其嫡系部队“中央军”入粤，极为眼红，后发出“中央军来广东食贵米”的风凉话。后蒋召见叶，不但没有斥责这事，反而“温语嘉勉”，加意拢络，叶受宠若惊，对蒋更死心塌地了。
抗日战争开始，叶奉蒋之命，率66军及彭霖生旅参加淞沪战役。这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杀人魔王叶肇，在日寇进攻之下，变成了羔羊，毫无办法，以致伤亡惨重。叶承认：“广东的本钱，都给我输光了”。上海撤退后，叶军负责保卫南京，他一头说“誓死保卫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日寇一到南京，叶没同日寇交锋就抛盔弃甲，全军覆没。他只身逃亡，混在难民群中，躲在老百姓床下，见日军进行搜索，口念“南呒阿弥陀佛，上天保佑”，又学着唐太宗一次兵败时的说话：“谁人保得李世民，你做君王我做臣”，抖颤得举不起步。后来，在逃跑的路上被日军俘虏，叶冒充伙夫，日寇没发觉他是个军长，途中叶负背行李，跟日兵前进。晚上驻宿，他睡在草堆上，没有守卫，叶乘机逃脱。叶对这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逢人自夸，以为得意。听说逃返广州以后，还在中山纪念堂对广东官佐作了“南京突围”的报告，对于冒充伙夫，背敌人行李，描绘得有声有色，手舞足蹈，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于这丧师辱国的败军之将，蒋却十分赞赏、爱护，特别致电余汉谋说：“知伯芹兄脱险回来，如获至宝。”因为叶也同蒋介石一样，“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宝”就“宝”在这里。
南京失守后，叶在湖南茶陵整补后于1939年参加南浔线作战，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打了一二次小仗；薛岳揣摸蒋心意，给予叶66军“钢军”称号，用来挽回叶在南京丢失的面子。后回到广东，升叶为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自吹自擂的说：“我叶肇在外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你们在广东为什么屡吃败仗？”当时第12集团军客家派军官如李振球、黄涛、张瑞贵等，对他无耻吹吁，均嗤之以鼻，对他极为不满。
1940年，蒋介石以叶在南浔线作战“有功”为名，提升他第37集团军总司令，率66军159、160师两个师（151师留守广东），参加昆仑关战役，归白崇禧指挥。昆仑关失败后，白崇禧在柳州召集军事会议，认为叶出席的人都“违命避战”，证据确凿，白崇禧立即把他扣留撤职查办，解重庆受军事审判。后因何应钦知叶是蒋的爱将，从中解脱，由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蒋介石请准，任叶为该战区战干团教育长。
1948年，叶任湘粤赣边区“剿匪”总司令。1949年秋，解放军向江西进军广东，叶部急退广州，受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广州将近解放时，他率队西窜，妄图在广东西江、高要一带负隅顽抗。但这时蒋王朝已经覆灭，叶立脚不住，乃纵兵在撤退路上大肆烧杀抢掠，部队也沿途溃散，最后只身逃亡香港。
九死一生：南京突围作战中的广东部队
唐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却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它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卡头，还是说萝卡头像小鬼子。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捡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6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所以还得继续“几大”。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糟。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与邓友光一样，他也是保定6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路旁，有一堆地瓜皮。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活下去，成了惟一的信念。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一千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国民党仓惶撤退并进行疯狂破坏叶肇动员市民疏散
〔专讯〕广州警备司令叶肇，１４日接见记者谈：本市人口逾百八十万，在平时固感粮食缺乏，遇必要时期，对交通工具，尤感困难，以每日疏散１万人口计，需时亦达１８０天，故本人认为凡不必要在本市求生活之市民，似应先行疏散离境，以免万一不幸而实施疏散时，顿时拥塞交通，影响安全云。
①选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越华报》，标题系编者重拟。
谭邃:
字君密，乳名子淳。幼年体弱多病。7岁丧母，幸得继母袁氏精心抚养，得以成长。但因家贫仅能读书数年，约15岁便在父亲谭赛宏惨淡经营的莳果店做工。18岁得堂兄谭联甫的指引，考进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校读书。毕业后，由学校选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1936年陈济棠下野，蒋介石部队进驻广东，余汉谋将粤军按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改编为第151至160师等部。 谭邃被委任为陆军第一五九师师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汉谋将原有10个师，开始组编为五个军，即62、63、64、65、66等军。159师归属国民革命军第66军。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开始向我全面进攻，随66军军北上淞沪参加抗战。随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下午，南京城的光华门被敌攻破，军心摇动，守城司令唐生智乃下令突围，谭邃因病特准和唐生智搭电船渡河过浦口。1938年谭邃调升副军长，1939年秋末，军长叶肇调升37集团军总司令，仍辖66军，遗军长缺以副军长谭邃升充。[1]
1938年夏秋间，谭邃辞职到香港养和园医院留医，健康有好转。1939年夏，张发奎及余汉谋派人到香港敦请他回粤北共赴国难，他以国家民族兴亡为重，启程回粤北韶关。同年10月10日在粤北翁源前线病逝，终年44岁。
谭邃治军20多年，不谋私利，甚至在保卫南京、上海战役中，国民党犒奖的二万元，自己也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购买急需物资发给士兵。他去世时，余无积蓄，堪称"两袖清风"，还欠下香港养和园医院药费港币数万元。当时该医院医生见其家境如此，乃写信向张发奎及余汉谋索取，得款后全数赠给谭邃遗留的孤儿寡妇作生活费。
谭邃死后葬于曲江乌石区，墓碑写着："故陆军中将第六十六军军长谭邃之墓"。1984年，曲江县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为谭邃修葺陵墓，并将丢失已久的墓碑和陵前石狮子觅回，重新安放。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给假一月休养’，赴香港。在廖承志的配合下，叶挺于11月前往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机关的所在地韶关，见到了当年在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时任66军副军长兼159师师长谭邃。他从谭邃的口中得知，被蒋介石“革职留任”的余汉谋为戴罪立功，重振旗鼓，决定在东江地区成立一个军事机关——“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统筹指挥滞留在东江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组织，开展敌后抗战。指挥部由63军军长兼153师长张瑞贵任总指挥，谭邃任副总指挥，总部设在深圳。谭邃此时因病要前往香港治疗，恐难兼任此职，故不愿出任。当谭邃得知叶挺表示回广东抗日的意愿后，立即向余汉谋推荐叶挺担任该职。余汉谋当即任命叶挺为“东路守备区副总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的武装力量，并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谭邃与叶挺分手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白金钱唛左轮手枪赠予叶挺留念。
蒋介石收到了余汉谋保荐叶挺当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兼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副指挥的报告，害怕共产党又要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余汉谋撤销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回新四军去。叶挺在12月底离开深圳，前往重庆。临行前，他把谭邃送给自己的白金钱唛手枪和两匹白马，交给警卫排的蔡国梁转送曾生同志，后蔡国梁通过吴有恒同志辗转送到曾生手上。[3]
官祎师长（ 1895～1963）字允之。广东始兴人。广东黄埔陆军速成学校步科、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北京政府中央陆军第一师连长、中校副官，山东寿县知事。1922年任粤军第一师军士教导营教官、营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师上校团长。1927年任第八路军教导一师少将参谋长、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师长，第四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议。1945年4月当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9年移居香港。
林诗学：66军干部
黎天荣（1909～ ？）电白县电城镇人，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历任广东保安司令部第十三大队中校副大队长、大队长。后又毕业于南京陆军大学十四期肄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昆仑关会战、粤北会战，历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国民党军六十六参谋处长、六十三军一八六师参谋长、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少将副师长、代理师长，现任广东省越秀区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专员。著有《广州八年抗战记—— 回忆派潭之战》等。 李友庄，广东罗定县人。 后任副师长，代师长。 48年淮海战役被俘。1989年3月1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2岁。
1936年起任国民党驻汕一五七师九四○团长。1938年1月驻防潮汕。6月，日军侵占闽粤咽喉南澳岛，是为占领广东的第一个县，妄图据此犯我华南。驻汕最高军事长官、爱国将领黄涛师长决定收复南澳。团长李友庄奉命开进与南澳隔海相望的海山岛黄隆乡，用无线电报话机指挥由营长吴耀波为总指挥的义勇军赴南澳对日作战。7月14日晚，李团长对首批渡海先锋队官兵训了话。17日，收复了南澳县城，广东军民振奋。接着，日寇疯狂反扑，义勇军与五倍于己之敌血战，毙伤敌约五百人，我方三百六十人中殉国二百六十五人，其中有连长陈永宸（198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此战大煞日寇南侵的气焰，开创华南收复失地的先声，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 [1] 陈骥军长（1890—1974），字骧衢，广东顺德人。广东陆军小学第三期、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科毕业。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西江讲武堂教官、营长、团长。1936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旅旅长。
1937年1月，叶肇组建了六十六军，陈骥任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师长。1939年8月，六十六军第二任军长谭邃病故。陈骥升任军长。1940年3月，因昆仑关战役失利被撤职，六十六军也被取消了番号。后任第三十五集团军高级参谋、第七战区高级参议。1940年8月广东第四区专员池中宽调职，陈骥接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2年4月卸职，由罗献祥接任。1948年5月，任顺德县长，1949年秋赴东南亚。
罗策群副师长
（1893-1937） 广东兴宁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中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 时年44岁。死后被追授为中将。
抗战爆发时任陆军66军159师475旅旅长，参加了淞沪会战，9月在刘行与日军血战9昼夜。又于杨木桥指挥击溃日军劲旅久留米师团，因功升任一五九师副师长；南京保卫战中该师在汤山阻击北上日军，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日军血战两昼夜。 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因师长谭邃有病先期过江，代行师长之职。曾率部在汤山阻击从京杭公路北上之敌两昼夜。12日夜，来自广东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集合部队出太平门，沿京杭公路向皖南突围，率一五九师奉命打前锋，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敌阻击，数次冲击不果，罗策群高呼「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然後亲自率队向敌冲锋，不幸中弹殉国。 宋士台师长（1893—1953），广东花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历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排、连长，粤军第二师五团营长，1928年任第八路军第二师四团团长，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二师六团团长，1936年任第四路军第二师六旅少将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著名的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
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
1946年退役从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士台被划为“恶霸地主”并被处决，终年59岁
彭林生旅长（1898-1951）别号云山，湖南省祁东县金盆乡后南桥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挺进第七纵队少将司令。
少时家庭较贫苦，只念过8年私塾。民国3年（1914）从家乡步行到韶关投许祟智部下当兵，考入粤军演武堂。毕业后，在第一师师长李济深部下当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教导旅旅长等职。民国26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彭林生当时系教导旅旅长，主动请求随66军参加上海保卫战，防守罗店、大场一线，浴血奋战40多天，3次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以战功提升为一八七师师长。教导旅参加战斗冲锋陷阵不到几个回合几乎全部消灭，以后该旅剩余官兵拨归160师补充，取消教导旅的番号。
民国27年4月，河南战事吃紧。他奉命带领一八七师开赴河南兰考、商丘一带作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军事失利，被免去了师长的职务，调任第四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
同年秋天，彭又请求参加保卫九江、庐山、老虎口的战斗，被任命为前敌指挥官。指挥一五五师、一五六师和一个预备师对日作战，抗击敌人达3个多月之久，为南昌一带人民的疏散转移赢得了时间。
民国29年，彭林生任广阳守备区指挥官。次年春，日军进占广东的开平、台山、新会、恩平等4个县。第四战区长官公署任命彭林生为四县自卫队的总指挥，与日军9个大队激战了3天3夜，把日军赶出了海口。
民国33年7月间，日本侵略军兵临衡阳，包围了驻城的国民党第十军。这时，彭林生因非蒋介石嫡系，备受排挤而辞官回乡。据守在洪桥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黄涛，深知彭林生善于指挥作战，邀任随军参谋，出击至衡阳南面、雨母山等地，消灭日军一一六师团千余人。衡阳失守后，祁阳相继沦陷，彭林生回乡与蒋伏生、东安王仡组织祁、东自卫总队。蒋伏生任总指挥，彭林生与王仡任副总指挥。彭曾亲自指挥搭州战斗，拦截日本运输船39只，击毙日军15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解放战争期间，彭林生解甲回籍经商。
民国37年冬，他通过湖南省教育厅主任督学张梅荪引荐与唐生智会晤，秘密策划在祁邵一带起义。彭积极筹备起义经费，卖杉树、田产、铺店共得银洋6.5万元，稻谷1380担。又派人到香港、广东等地购买武器300多件，以支持祁邵起义。后因各种原因，祁邵起义未曾实现。
民国38年6月间，中共衡阳工委委派赵琦组建革命武装。赵琦与彭林生于同年7月下旬在后南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彭林生任副司令员。彭当即拿出300条枪装备部队，并拿出一万块银元做部队活动经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纵队的军需供给由彭林生解决。白崇禧知道后，悬赏通缉他，并把彭家一栋18间的新建楼房放火烧毁。
纵队在赵琦、彭林生等领导下，在石狮岭、天神庵和常宁乐山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堵截。在赵坪铺、归阳，罐子街等地袭击仓库和拦截敌人的军车，为军队取得了部分给养。彭林生带领游击队，配合解放军于1949年10月8日解放祁阳城。同月，彭林生被任命为零陵军分区高级参谋。
1951年8月23日彭林生因反革命嫌疑案被零陵军分区军事法庭错误地判处死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军事法庭复查，给予平反。1985年10月中共祁东县委发给了彭林生家属光荣证。
喻英奇旅长
早年 喻英奇世代居住在苗疆。十一岁时追随父亲喻凯臣（任粤军广东雷州统领）赴广东省警官学校和西江讲武堂学习，步入军旅生涯之始。 毕业后充任警察局巡官。后转入粤军陈济棠辖下余汉谋部队充当排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因作战骁勇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为陈济棠赏识， 升少校营长。后在湘军陈渠珍部任军官大队少校中队长，不久调任新三十四师教导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接着又调任龙山保安团中校副团长。湘军部队改编后又返转粤军陈济棠部队任上校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喻授任为国军六六军一六零师九五六团上校团长，北上抗日参加淞沪抗战。因作战英勇，升任六六军一六零师四七八旅少将旅长。两个月后，受命率部队参加南京保卫战。于12月5日在南京外围汤山，以仅剩一团的兵力与日军交战三小时，身中数弹，仍然奋不顾身，继续督促部属抗敌，流血过多而昏厥。士兵背负喻英奇入南京城内，得美国红十字会鼓楼医院医生掩护抢救。然后辗转经上海至香港养和医院疗伤半年。疗伤后，子弹仍留在右膝，背部也留下无数斑痕，因而得九斑龙之称。南京保卫战后，蒋中正在武汉召见喻英奇，询问作战负伤经过，并颁壹万银元慰恤。喻英奇将这笔钱全数放在保靖家乡创办了"英奇小学"。请于右任题写校名。
1938年，调任独立旅第二十旅少将旅长，移驻惠州，在江西南浔线和广东宝安一线抗击日军。扼敌于粤北清远，佛冈之线，免使广州沦陷。 1939年秋，奉命移防惠阳前线，出击广九铁路之敌，及深圳敌军的军事据点，弹药仓，粮仓，使日军疲于应战。
1940年至]1942年，喻英奇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五期深造。1943年再进入美国驻中印缅军官战术学校受训。曾多次援救盟军飞行员，而获盟军嘉奖。结业后任中华民国海陆丰守备区少将指挥官。1944年冬，再进入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将校研究班受训。 1945年，任中华民国青年军第二零九师少将副师长，直到对日抗战结束。
国共二次内战时期
1946年，抗战胜利后青年军复员，喻英奇入中央训练团兵役班受训。结业后调任广东海陆丰守备区少将司令。
1947年，由粤返湘，竞选国大代表，以高票膺选。时逢宋子文主粤，受命为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五清剿区司令，下辖东江潮安，汕头，澄海，潮阳，揭阳，丰顺，普宁，惠来，兴宁，平远，尧平，南澳十二县市局，公署及司令部设在潮安。千余湘西青年仰慕之，远赴广东投效喻英奇，进入干训班受训。结训后，政工队从事情报，军事队负责清剿区司令部及专员公署的警卫。此时东江的共军日渐活跃，地方治安不复平静。共军渡江后，国军节节失利，战况不断逆转。十月上旬，蒋中正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广东省主席薛岳官邸设宴，召见喻，面授剿共机宜，并示谕国防部发表，喻英奇升任闽粤边区剿匪总部总指挥，官阶中将，驻扎梅县松口，时年四十。
1948年至1949年，往松口履任。未及半年，国军的剿共战役节节失利，大军纷纷南移。胡琏的第十二兵团自淮海战役突围后，辗转至广东，进驻梅县，潮汕一带。喻英奇奉命将该地区的剿共任务交由胡琏的第十二兵团接替。喻英奇的闽粤边区剿匪总部迁至潮安，部队只剩一个保安旅加上中央从台湾抽调的一个步兵师，总兵力万余人。但是多数官兵全属广东籍对当地万事了如指掌，剿共如囊中取物。喻英奇对部属赏罚分明，尤其是对忠烈遗族，募捐筹款以谋抚恤，安生慰死。东江共军视喻英奇为克星，闻风丧胆，未战先逃。共军为了打击喻英奇的威望，削弱剿共的实力，沮丧剿共的锐气；天天在报纸上杂志上充满煽动，挑拨，破坏性的文章危言耸听。诸如﹕在内，离间喻英奇与广东省主席薛岳；在外，诬控喻英奇乱捕滥杀，特别以扣押吴履逊事件制造舆论，扩大仇恨，造成社会误解及不安，甚至于香港星岛日报也加以“霸”，以“王”讥讽，称喻英奇为“粤东王”。
1949年2月，全国时局已全面动荡，通货膨胀，金融混乱。胡琏的第十二兵团为了加强兵力，在潮汕一带抓民充兵 (后日舆论也把这笔帐算入喻英奇)。1949年4月23日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广州。武汉失守，共军沿着衡阳，福建泉州，漳州逼近广东。欲熄灭如此凶猛的赤焰漫延，必需迅速扩充部队筹备军需，军粮，军饷。喻英奇毅然实施两大筹饷税收，一是准许在汕头公开开赌抽头，二在粤东各江港口对出入船只装载的货物按件抽护航税。胡琏具名状告之中央政府谓"喻英奇准许在汕头开赌抽头"，开赌因此被停。只有依赖这笔护航税，使得多个新兵团的军备军饷自给自足。接命兼任陆军第三二一师中将师长。
第三二一师部队于1949年10月8日撤离汕头，抵黄埔时，中央已决定放弃广州再迁重庆。第三二一师部队遂转船向雷州半岛方向撤退。在电白县水东乡驻扎一周，集结整补。 中央政府明令将喻英奇的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改为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授命喻英奇任中华民国暂五军军长，统一指挥撤退。喻英奇整补就绪，兵分三路向再广东南方进发，沿着粤南，统一撤退。包括所有广东南方的党政军，机关，银行，及社团；加上被林彪打败打散的华中长官白崇禧的小部队近万人也投奔喻英奇。沿路撤退，收编地方团队；如滚雪球，部队行至茂名县时，已有足足一个兵团的兵力，加上党政公教员工，总人数已超过八万。大军穿过千山万水，每经过一县，地方报章以喻兵团相称。但是经过一些小乡村，百姓的土墙上，被共军的地下工作人员用白石灰写满"活捉匪首喻英奇"，触目皆是。可见喻英奇的威名声势对共军的震荡与恐惧。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设台湾台北市。
1949年12月8日 至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各院院长，各部会首长，政府公务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
喻英奇身负救亡图存的重责，率领八万"暂五军"部队，日夜不停穿山过水，一县又一县，大军走了将近两个月，1949年12月10日到达了廉江城外。八万人的生命及整个大陆存亡的 关键时刻，要喻英奇来旋转乾坤。因此，即刻召集各将领，部署作战事宜，占领各山头及重要据点，亲往逐一巡视。同时拜会，已在廉江苦战多日的第四兵团司令沈发藻商讨合作对敌战略。因共军善长夜战，双方同意当晚各方稳守阵地防线，明早会合海南岛的支援飞机，十万大军陆空联战。当夜因部队长途赶路行军致久未用餐，遂请沈发藻支援开伙，谁知正值用餐时，喜于夜间偷袭的共军，闪电式的突袭正在用餐中的部队，以弧形对部队包围，而且圈长达四十余公里。沈发藻的两万大军和喻英奇的部队顿时措手不及造成全军混乱。不幸黑暗中已敌我不分，就在这混乱中已全军溃散，是日喻英奇在广东省廉江地区被俘。
喻英奇被俘后，将喻英奇收押在广州东山梅花村。共军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广州市市长方方，相继施以怀柔手段，希望喻英奇能向共方效忠。共方见喻英奇威武不屈，头可断也不投降，因而改收押在广州第一监狱。最终决定予以杀害。
1950年11月， 喻英奇被押返汕头公审。
1950年11月28日，喻英奇被东江共军杀害，限令暴尸示众，不准收埋，数日后，始由不知名的部僚或善社悄悄安葬。
林伟俦旅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林伟俦奉命率一五九师四七五旅为先遣部队，日夜兼程开往上海。连夜进入上海大场和刘家行接替友军阵地，林伟俦左腿中弹受伤，后升为一五九师四七五旅少将旅长兼九五0团团长。
淞沪战场撤退后，林伟俦率领该部撤退到无锡附近，部队还末及集中整理，即奉命防守无锡至江阴第二道国防线，他率一五九师四七五旅星夜赶到防地，沟筑工事。后升任整编六十六军四七五旅少将旅长，配合友军守备南京。接防雨花门、水西门、中华门一带城防线。后伟俦果断地带领部队冲出太平门，正与由紫金山窜来敌军发生遭遇战，部队猛冲猛打，冲破敌军截击，继续前进。行了十多里，至麒麟门附近，又遭遇了强大敌军重重包围截击，后部队进入了山区，沿深林小路继续前进，达了九华山。林伟俦由于右腿受伤未愈，他将部队交由副旅长带领，自己转到武汉医治。随后，林伟俦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和证书。
1938年6月-10月，参加武汉会战的庐山和万家岭战斗。林伟俦率部坚守沙河和马回岭一带高地。
1938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开赴吉安集中整补，后经赣州回到广东。返抵广东后，林伟俦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一五一师中将师长，驻新丰梅坑整训。
1939年冬，伟俦指挥一五一师与友军，取得粤北会战第一次胜利。
1940年5月，日军又以兵力4万多人向粤北发动第二次进攻，当敌军窜至英德青圹及翁源三华后，遭到一五一师等部迎头痛击，就不敢前进，敌军骡马及部队纷纷南退。一五一师趁机攻击南退之敌，夺回吕田、丹竹坑、龙头、地派等地，牛背脊、良口之敌，亦纷纷退回广州。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粤北会战结束。
1944年率队入湘解衡阳之围，不久，衡阳近郊敌人又结集重兵七个师团，再向衡阳进攻，衡阳陷落。国民革命军第62军遭敌包围，情况危急，迫得向湘西武冈转移。
1944年间参加桂柳会战，林伟俦指挥该部占领红水河北岸的石龙、双松、正隆、大湾一线阵地。
由湘入侵之敌，陷全州、桂林后，柳州受到两面夹击之势，抗日战争第四战区司令部由柳州转移到贵州金城江地区。六十二军奉命守忻城、嘉仁一线。后敌人西进，攻陷了金城江，四战区司令部再迁广西百色，六十二军又奉命从忻城转到都安，在平治、田阳地区待命。后敌企图经果德侵犯百色，六十二军奉命阻击。林伟俦在当地农民引路下，派出得力部队，轻装从左翼爬上石山小径，迂回果德县城之背，包围侧击该敌，打得敌人狼狈逃回武鸣。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0日，林伟俦率领该部从广西靖西出发，跨过中越边境进入越南茶岭、重庆府，当时尚有小股敌人仍在顽抗，随即遭到一五一师迎头痛击，大部日军纷纷向谅山逃窜，伟俦果断指挥该部跟纵追击，进抵谅山、北宁、河内、海防、康海等地区，着令日军徒手集中河内、海防郊区，解除武装，把武器就地入库封存，派人看守，听候遣送。9月28日，中国受降官卢汉飞抵河内，受降随即结束。接受日军39000多人投降。
越南受降结束后，六十二军奉令继续赴台湾受降。
1947后春林伟俦升任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天津警备司令、津浦铁路北段护路司令兼津沧绥靖区指挥官，下辖一五一师、一五七师及七十六师，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
1948年9月，林伟俦率六十二军从秦皇岛开往葫芦岛。
10月14日，林伟俦率六十二军残部撤回秦皇岛。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伟俦率领赴东北援锦失败撤回的六十二军，初驻唐山附近的芦台、汉沽，1948年11月张家口、新保安战事告急之际，奉调至平绥线。1948年底当解放军迫近天津时，又奉命率六十二军由平绥线调到天津，并提升为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
1961年冬蒙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批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一六〇师庐山金轮峰抗击日寇
1938年9月中旬，日军再集结主力向庐山中央突破，主攻五老峰、归宗寺、金轮峰，企图夺取庐山制高点，向两翼包抄。东、西牯山失守后，战事伸延到归宗寺一带，陈安宝29军79师和刚刚整补不久的66军（粤军）华振中l60师在这里抗击敌军。
此时，日军106师团在德安万家岭已陷入薛岳将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为了解救松浦106师团，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烟俊六大将命10l师团火速打通德星公路，以解106师团之危。
9月26日，日军倾力在飞机、重炮、坦克的配合下，向归宗寺附近的胡思咀、招贤观、金轮峰进攻，守军79师和160师拼死抵抗，很多日军跌下深谷毙命。由于日军施放毒气，招贤观两个营守军全部遇难。归宗寺招贤观被日军占领。
28日，日军再次进攻，101师团长伊东亲自督阵，被79师击成重伤，师团长由佐藤少将接任，战事这才稍稍沉寂。
过了两天，日军见久攻金轮峰不下，于是迂回金轮峰，直扑190师防地青石桥和鸵岑……
160师副师长宋士台在汉阳峰指挥这次反击战役，用2个团和2个暂编营兵力在金轮峰设伏，以袋形战术，击溃敌军津田一个联队。敌军连遭反击，攻占南昌企图终不得逞。
9月26日夜,日军发起夜袭金轮山之战,步兵101联队再次遭到重创,第3大队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铳中队几乎全灭。联队长布施安昌受伤。
1938年10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战地记者石西民的报道，完整记录了陈安宝主力部队第79师的吴祖谟野战补充团，在金轮峰下火烧山悲壮阻击日军的情景，题为《大战火烧山》，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火烧山，坐落在金轮峰下，西边山的西南。这一座低矮的小山，高度不及西边山的三分之一，面积只有二三百米大。
火烧山在地图上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遭受敌机投掷燃烧弹，整个山头的草本完全烧掉了的缘故，大家都以火烧山来称呼它。这样一座无名的小山，有我一团千余忠勇战士，经过三日三夜不眠不食的恶战，在敌人大炮飞机居高临下的猛烈轰炸下殉了国。这种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精神，换得了敌人同等的代价，争取到三天的时间，使我德星公路线上之阵地得到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布置。我们将士的热血染遍了火烧山，它告诉了敌人：“我们的锦绣山河，是一寸也不允许敌人轻易踏进来的。”
敌人占领了公路两侧的孤山和西边山，正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占我左翼宝塔山大脑包几座高山，突破我左翼，迂回到隘口的后面。敌人从左侧窥我隘口防线的企图已经明了，在这紧张的形势下，为了保卫我主阵地，不让敌人轻易深入，我××师的××团，壮烈地担任了在作战地形上显然处于不利的火烧山这一前沿阵地的防守任务。
九月的天气，生长在江南的人，一定谁都知道爽飒和暖，可是我们德星公路上的天气，受着鄱阳湖和庐山的影响，气候变得很快，庐山四周的云雾，更是早已闻名了的。二十日晚上，一团满怀热血的壮士，通过蜿蜒的羊肠山径，进入阵地。天色已经微微透露出曙光来了，归宗寺、澜泥塘、鸡笼山以及鄱阳湖上敌方军舰的大炮，不断向火烧山摇山撼海般地射来；浓厚的露幕，重重地围绕在山头，辨不清手指。正在向前运动的第一连，在西边山与火烧山的山沟里遇到敌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
西边山上的敌增援部队愈来愈多，一连冲杀一小时后，所剩只有一排人了。第一营营长潘正卿接到这报告时，马上下令派第×连第×连两连绕道出击。我们的战士象饿虎一般，冲入敌阵，一场恶战，终于击退了顽攻的敌人，第一连的一排壮士生还了。
庐山的浓雾由稀薄而完全消失了。早晨的阳光，照射在我们的阵地上，“敌人！”火烧山前，发现五六百敌人正在向左蠕动，施其一贯的包围战术。第×连的弟兄，这时也奉到命令参加作战。西边山与火烧山山坳中，又是一幕壮烈的争夺战！敌人的炮火值着清朗的天气，连续不断地向我阵地轰击，敌机也大批活动。火烧山已被翻腾的泥土和火药发散的白烟笼罩了。格格格的机枪声，不停地吼着，敌人连续不断的冲锋，都被我击退。随着战况的激烈，第×连也参加战斗。这一场惨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敌人伤亡不下二百余人，不敢再攻，向后撤退，我们许多壮士，也在敌人大量的炮弹下，忠勇殉国。
二十二日拂晓，敌又集合大队来攻，被我奋勇击退。正午起一直到傍晚，敌又连攻三四次，战况比二十一日更激烈，每次都被我守军击溃。敌人经我数度痛击，伤亡又达三百余人，而我两营忠勇战士，经过这次战斗所剩也只百余人了。连排长受伤的也多，他们都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入晚，敌因连攻不下，恼羞成怒，又增援反攻。一时枪炮声，震聋耳鼓，我阵地经连日敌炮轰投弹后，毁坏尽净，各连轻重机关枪手，都相继在阵地饮弹阵亡。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集合数十官长，亲自进入阵地，发射机关枪，猛掷手榴弹，战至午夜十时，我仅手榴弹一项，便用去××余枚，死尸满填山谷，这次敌人伤亡，几达五百余名，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我阵地始终屹然不动。
二十三日早晨七时，强横自大的敌人，见攻不下我们一个平常的山头，一气之下，动员千余人向陈家岭一带四路来犯。面对着这一股凶猛的敌军，我们火烧山上的官兵仅剩一二十人，可是他们没有后退，他们的心头，只记着一句话：“死守阵地。”战斗不停地继续着，到正午十一时，我们阵地上仅剩二三个人，还是无顾虑地拼命射击，三天三晚的疲劳饥饿，都在“保卫国土”的光荣任务下，忘怀了。到正午十二时，仅剩二三忠勇将士也殉职在火烧山上。一千数百壮士，静静地横躺在山上，枪声听不见了，一切归于静寂。
畏怯愚蠢的敌人，到这个时候，还不敢放胆前进。敌人看见山头一层层我勇士的忠骸，还认为我们忠勇将士，死守阵地不退。一直到下午二时，敌人方敢施放烟幕前进。鲜血染遍了的火烧山，便这样放弃了。可是我们虽然放弃了火烧山，然而我们主阵地的火力，迄今仍可达到山头，敌人至今仍未敢以稍大的兵力进入火烧山。
三天来的浴血战斗，敌人每天发炮不下三千发，飞机投弹与弹药消耗不可胜计，兵员的死伤更与我们相等，以这样巨量的代价，所得的仅仅一个山头，而且连山头也不敢加以占据利用。
当记者赶到××团团部的时候，火烧山的战斗已经过去，团长吴××氏在山头星光闪烁底下带着激越的音调告诉记者：“我部下一千余人全部殉职，打击了顽强的敌人，可算对得起国家。只是我自己，今天尚没有死，我愧对国家，愧对部下。二十二日晚，于情况最危急时，我已决心率领一切勤务伙夫等杂兵，加以编制，到火烧山去与部下共生死，后来由于上峰一再劝慰，报国时期尚长，所以没有去。”吴团长言下，不胜叹息。
天际只有星星，夜是黑的，敌人军舰上的探照灯，不时向山头闪电般地扫来，敌人的重炮，彻夜发出宏大的响声，震动了整个山谷。一间破旧的茅屋，一枝如豆的烛光，照着满面风尘的吴团长，我们二三个人在侃侃谈着眼前刚刚消逝的战事。
吴团长怀念着他已经为国捐躯的部下，他告诉记者许多忠勇的故事：
“敌人方面，有不少伪军，他们在激战两昼夜后，以为我军两日不眠不食，有机可乘，在阵地上大搞反宣传。可是我们全团官兵，无一动摇，大骂出卖祖宗的贼子，我今天的枪弹，正拿来打你们这般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们第一营潘营长，作战最勇敢，负伤数次，曾有一只眼睛作战受伤成瞎。他这一次在火线上，英勇指挥，不幸失踪了，大半怕已阵亡。他平常最富民族意识，常对部下讲，在这为求国家民族生存的抗日战斗中，倘若我部下死伤近百，做主管官的我，即不被打死，亦应自尽。这次最危急时，第一营全营仅剩十几个兵，营部电话机两具皆被毁坏，前后情况完全隔绝。他召集部下四连长说：我部下已差不多打光了，上面的命令是，虽剩一兵一枪，亦不准轻弃阵地，我们只有拼，即使拼到十几个兵都打死了，我还要打，打死为止。这是何等的壮烈”。“第四连排长尚凤歧，是一个臂力最惊人，临阵最沉着的掷手榴弹名手，在崇德作战时，曾以手榴弹打死敌人三四十名。此次在火烧山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站在悬崖上，连掷手榴弹四十余枚，敌中弹伤亡近百。西边山的敌人轻机枪，毫不放松地对准他射击，结果身中七八弹阵亡”。
夜已深了，机枪声和大炮声，愈来愈响，吴团长的谈锋还是健得很。为了一天的疲劳，需要休息，我们的谈话已到了尾声。吴团长临睡前告诉记者：“×副师长说，火烧山这一次战役的结局，真象死诸葛吓退司马懿”。
心灵受了极大感动的我，出了茅屋，远望这连亘的崇山峻岭，这锦绣山河，虎踞龙盘的山岭，正是敌人葬身的墓域，我会心地微笑了。
火烧山我忠勇战士的壮烈牺牲，会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留下最光荣的一页。这座无名的小山，定将与庐山鄱阳同垂不朽。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于德安
（原载1938年10月5日《新华日报》）
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在战地实录《荻岛静夫日记》中描述到：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晴 庐山山麓：战况一切照旧，大队利用第三大队占领金轮峰右翼山腰的形势，在黎明的时候开始发起总攻。首先，第8中队的岛野少尉果断地发起攻击，一举夺取预定的地方，就和右翼第5中队、左翼第6中队联合前进，攻入敌人的阵地，上午10点完全占领联队预定的金轮峰一线。
整个早晨，本部附近都遭到弹雨和野炮的轰炸，令人害怕，本部也有人受伤，各中队以岛野少尉为首牺牲了30多个人”
九月二十五日 晴 庐山
情况依旧，还是没有进展。第2大队决定攻占金轮峰山顶的山岭，却没有取得成功，第三大队长川上少佐来本部商量情况。第1大队仍然还没有占领后方高地，第二大队只是时常进行炮击，后来就安静下来。我还是没有食欲，恶心，乏力，去军医那儿诊断说是胃肠粘膜炎。傍晚，我军以重炮轰击金轮峰，但是没有命中。听说明天要发起全面总攻。补充官兵上来了，还给本部分配了军医。
九月二十八日 阴 庐山中腰
战况迟迟没有进展，敌人越发顽强地应战。第2大队的前线部队牺牲很少，听说后方部队受到猛烈地炮袭，损失相当惨重。报告说伊东师团长也受伤了，从这里就知道敌人的炮袭是如何的惨烈。
我仍然什么也吃不了，在临时包扎所睡觉。
战场上总体状况怎么样了呢？
九月二十九日 雨 庐山山麓
好久没有在这样的雨天体验山上的生活了。听说第三大队的战况是意料不到的苦战，死伤者达到300名以上，遗憾的是第三大队机关枪中队几乎全军覆没，队长也被重机枪击中，战死了。第三大队的将士大部分死伤……
华振中师长
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任第160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1938年1月授陆军中将。
1938年冬率领独九旅驻防潮汕。
1940年初，反共浪潮波及潮汕，华振中大权旁落。
1943年任第十二集团军中将参谋长。
1944年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干训团教育长。1946年2月任广州行营中将副参谋长。
1948年1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当时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
1949年解放前夕随张发奎移居香港，后迁居马来西亚，任华侨公会主席并从事教育事业，
1979年
1939年6月21日，独九旅旅长华振中得悉日军登陆汕头后，即下令各部队死守抵抗。此时，驻扎在汕头市、庵埠镇、新津港这个三角地区的，仅保安第五团、独九旅六二六团一部和汕头市的警察、自卫团等，约3000人。虽处劣势，但防军仍奋起抵抗。
6月25日，日军主力2000余人沿铁路线和护堤公路进犯潮州。独九旅和保五团等部，在华美、彩塘、金石、浮洋、乌洋等地设防抵抗。庵埠到潮州仅30余里，但日军耗了整整2天。
7月16日，华振中集中独九旅、保安团、预六师一部共6000多兵力，反攻潮州城。独九旅六二五团曾攻入潮城，激战三昼夜，后在数路敌军围攻下退出，双方死伤甚众。 [1]
病逝。
六十六军参加万家岭战役经过
万家岭战役第66军第159师战斗经过：1938年10月8日午后6时，我952团和949团一部，协力向老虎尖山顶日军发起进攻，展开血战，我官兵努力冲杀，前赴后继、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火力，向老虎尖最高点攻击，将日军工事摧毁，乘势突入，经过血战，占领了老虎尖。
10月7日，我军向敌开展第三期总攻。第六十六军以第一五九师及第一六一师之一部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之线，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四军之游击部队于7时在刘家岭与敌300余人遭遇；第七十四军经数度猛攻，终将长岭完全克复，并将张古山之敌包围。8日，第六十六军进占石堡山、老虎尖，并以一部与第四军协力攻占狮子崖西北高地。第五十一师于该日拂晓前一度攻克张古山最高点，但天明后，敌千余人凭飞机支援反攻，将该地夺回。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亦于11时由城门山出击，攻占桶汉傅、周家之线。永武路之敌援军，亦被我阻于来龙岭。这样，敌一零六师团在我四面包围中，已成瓮中之鳖。19日，敌我仍在激战中。薛岳考虑到武永路敌人援军源源而来，德星线的日军亦在西进，围攻一零六师团的时间不宜过长。待我各攻击部队迅速准备就绪，遂令部队迅猛推进，各守备部队努力压制当面之敌。第六十六军激战至10日3时，将敌击溃，克复万家岭、田步苏，敌弃尸盈野。残敌千余人、马300余匹。敌北退被我石堡山守军截击，大部转向西退，一部300余人被我包围歼灭。第四军攻占大金山西南高地及箭炉苏东端高地。第七十四军于10日拂晓前攻占张古山最高点。第九十一师于10日拂晓前攻占杨家山东北无名村高地，斩获颇多。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于拂晓前攻占杨家山北端无名村及松树熊，俘敌军官田中善藏
10日晚，薛岳以肃清残敌为目的，令各攻击部队继续攻击，至次日，攻克箭炉苏以西等高地。12日，我军续向长岭及张古山北端之残敌攻击，但无进展。此时，形势对我渐呈不利。德星线上，隘口街于10日晨陷敌；武永路上，敌援兵已突破我杨家山阵地，不断向我构成威胁。我军经半月苦战，实力大损，"按兵团所指挥各部，番号虽及，战力却微，实难派出部队出击"被迫转入守势。16日，左翼敌援一部已窜至甘木关，我预六师、六十师后退，情形开始混乱。薛岳鉴于"目前德安方面兵力平均不到原数三分之一，且新兵又多"，第四、六十六军已进入新阵地，阵线亟待调整，遂下令将主力"转进至永丰桥、岷山、郭背山、郭垅山、王家山、柘林之线"。17日，我军开始总撤退，敌第一零六师团残部和铃木支队达成联系，"第一百零六师团脱离了危机"。万家岭战役至此结束。
我随国民党第六十六军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回忆
黎天荣
我于1930年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便在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叶肇）工作。1935年，叶肇保送我报考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简称陆大），成为该大学第十四期学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9月，陆大奉命停课，并要求尚未毕业的学员分赴抗日前线。当时，叶肇已升任六十六军军长。他主动请缨，率该军赴上海参加淞沪战役。我正准备回归叶肇部效命，却又接到陆大迁长沙复课通知，遂转道长沙继续学习，并于1938年7月毕业。
陆军大学毕业后，我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想法，决心回叶肇六十六军工作。但按军令部规定，所有陆大十四期毕业生必须由军令部统筹分配。我于是被派到军令部服务。但工作才及旬日，军令部次长兼侍从室主任林蔚又将我调到侍从室工作。我在侍从室工作了一年。1939年9月间，叶肇电求蒋介石，调我任六十六军参谋处长。当时，六十六军的任务是守备粤北。11月下旬，六十六军奉调桂南，协同友军对侵犯南宁之日寇作战，我便随军参加了这次战役。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日有关实况，追述如下。
第六十六军，原系粤军余汉谋的部队，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成立，辖有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两师，军长叶肇。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该师由陈济棠的教导师改编而成，而教导师又是陈济棠精心培训的一支精锐部队。第一六○师师长叶肇（兼），该师由陈济棠的警卫师改编而成。抗旧战争爆发后，叶肇请缨，率领该军先后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这支部队英勇抗敌，但损失惨重。南京突围，叶肇脱险归来，甚得蒋介石赞赏，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曾被誉为“模范军人”。南京失守后，六十六军在湖南茶陵整补。
1938年夏，六十六军参加南浔线作战。所属一六○师在金轮峰、一五九师在万家岭痛击敌人，均取得辉煌战绩。特别是万家岭战役，从1938年9月下旬打起，至10月10日结束，在10余天的苦战中，六十六军歼灭日军一○六师团共万余人。敌酋松浦师团师长，仅带残兵二三百人狼狈逃窜。这次战役曾获叶挺将军电贺称：六十六军万家岭大捷乃“挽洪都之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当时六十六军隶属于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叶肇因作战有功，晋升为二十八军团司令。薛岳还给予六十六军以“钢军”称号。
正当六十六军在南浔线万家岭大捷之际，日寇于1938年10月11日在广东惠州大鹏湾登陆。余汉谋部队抵抗不力，仅旬日，广州失陷。余汉谋部队被迫退守粤北阵地。蒋介石为了稳定广东局势，乃将六十六军归还余汉谋统领。叶肇升任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免去六十六军军长之兼职；六十六军原副军长谭邃升任军长；军参谋处长郭永镳升任军参谋长。余汉谋、叶肇、谭邃还分别电求蒋介石，经请准，遂调我（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回粤任六十六军上校参谋处长。此时一五九师旅长林伟俦，由于万家岭战役有功，已调升一五一师师长，上级还将一五一师拨归六十六军统率。自此，六十六军便负责粤北增（城）从（化）线守备任务。六十六军调回粤北约一个月后，军长谭邃病故。一五九师师长陈骥升任军长。所遗师长之缺，则由副师长官袆升充。
日寇华南侵略军于1939年11月15日在钦州湾登陆。由于桂系海防部队兵力分散，加上援军未到，使日寇得以在11月24日攻占南宁；12月4日又攻占昆仑关和高峰坳两隘。当南宁告急时，蒋介石决定派我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第五军开赴广西助守南宁。当第五军迅速赶抵桂林时，南宁已告失守。蒋原想以第五军的兵力优势，夺回南宁，但经数昼夜的激战，战事仍未取得进展，昆仑关也相继被日寇占领。
蒋介石又调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肇升任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六十六军由粤北开赴桂南，参加收复南宁作战。叶肇接任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后，总部指挥机构尚未成立，就急于率领六十六军所辖一五九师和一六○师增援桂南作战，一五一师仍留守粤北，增城东洞、派潭阵地。因总部直属部队建制完全未建立，余汉谋拟拨给四个补充团的编制兵员额，以便于总部成立四个补充团。但战事紧迫，叶肇当时的总司令部仅能从十二集团军总部借用少将高参罗献祥、杨卓修、马克珊、陈定平等四人；所属部队仅是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一六○师两个师。鉴于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均未成立，故不得不借助于六十六军军部的机构，以行使其指挥职能。
六十六军在粤北接到增援命令时，一五九师是军预备队，驻在新丰梅坑，故先行出发。一六○师因有守备粤北阵地任务，故将防务交一八六师接守后才出发。当时军长命我率领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立即行动，从粤北英德青塘出发，徒步行军到达曲江后，便同总部、军部、一六○师部队一起，乘火车抵柳州，再徒步行军，于12月23日到达宾阳。按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抵达宾阳后，便准备开往永淳北岸集中，然后南渡邕江，再分别由永淳、灵山、陆屋西进，破坏邕钦公路，截断敌后交通路线。
但当时情况有变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已作了新的战略部署。即以叶肇三十七集团军六十六军协助北路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五军，攻克昆仑关八塘，并指定六十六军先头部队一五九师配属第五军作战；另调邓龙光六十四军协助蔡廷锴十六集团军东路军在陆屋、灵山一带阻击敌后连络线。
白崇禧为什么对六十六军的使用朝令夕改、重作新的部署呢？情况是这样的：白崇禧于12月中旬曾令杜聿明第五军为主攻部队，担任攻克昆仑关及收复南宁之任务。杜聿明即部署以该军二○○师（师长戴安澜）及荣誉师（师长郑洞国）对占据昆仑关之敌作正面攻击；以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为迂回部队，越过昆仑关八塘以南占据据点，负责截断敌人昆仑关至南宁间的增援及连络线。大约于12月18日开始，正面部队向占据昆仑关之敌发起攻击。杜聿明亲自到前方指挥所南天门督战，白崇禧亦常到南天门督战。白崇禧早就想利用中央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归自己指挥使用之机，克敌取胜，大显身手。约在半年前，我尚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时，不知何故，蒋曾下令免去杜聿明第五军军长之职。白崇禧来电力保，大意是说杜训练军队有方，治军纪律严明，善于搞军民合作，地方反映极好云云。蒋后来终于取消了对杜的免职令。杜对白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白到南天门督战，杜聿明言听计从，执行卖力，督促此部戴、郑两师，对昆仑关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无奈占据昆仑关之敌系参加过日俄战争、号称“钢军”之日寇第五师团中村正雄第十二旅团，是颇具顽强战斗力的劲敌，且又占据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昆仑关，并在其四周构筑强固工事。故担任正面攻击之戴、郑两师，虽经一周苦战，反复争夺，但在昆仑关正面两侧各据点得而复失，兵员损失惨重，战斗力日益降低，以致不得不转攻为守，急待友军支援。此时适逢六十六军先遣师一五九师到达宾阳，白崇禧便急忙下令，将一五九师拨归第五军杜聿明指挥；又令三十七集团军六十六军一六○师在第五军左侧插向佛子岭、渌龙岭及八塘东南高地，发动攻击。
一五九师师长官袆接受命令后，派副师长洪世扬传令已到达武陵之四七七团团长韦德配属第五军作战。并接替戴安澜师守备昆仑关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的任务。官袆又派四七五团团长倪鼎垣攻击立别岭。命四七六团团长钟世谦为预备队。师指挥部则设在立别岭东北高地。有关攻克昆仑关的战斗经过，韦德的《反攻昆仑关》说得详尽，兹引录如下：
一五九师在12月23日晚饭后，由宾阳出发。先头部队抵伶俐时，四七七团刚到武陵。这时，副师长洪世扬命令将四七七团配属第五军作战，叫我（时任四七七团团长）随第五军送命令来的参谋、乘摩托车先到马岭南向杜聿明军长请示任务。杜指着地图告诉我情况后，便让我去见二○○师师长戴安澜。戴令我接替该师一个团守备昆仑关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我回到马岭，率队连夜接替该左翼团防务。途经第五军驻地时，五军官兵见我团士兵尚穿短裤，乘汽车怕冷，有的还披着军毯，就奚落说：'这样的叫化队伍，怎能打仗呢？白费汽油！’我团官兵听了，对五军很反感。24日18时，开始接防。四七七团部署第一营接防六五三高地；第二营接防六○○高地及枯桃岭一带，与第一营衔接；第三营为预备队，处在中央准备策应。迫击炮置于一、二营火线之间；团指挥所设在六五三高地。接防完毕，我在向杜聿明、戴安澜报告时得知：第五军准备攻击昆仑关上的日寇，由于左翼空虚，我一五九师被调到高田，六十六军军部及一六○师也调到高田以东机动。所以我也将接防情况报告给我本师师长官袆。杜军长在电话中对我说：“20时，五军用一
个团（配合战车）攻击昆仑关。你团重火器要适时支援，密切注意攻击部队的联络信号……”我即转令各营、连长到火线观察敌人阵地重火器的发射位置，以便及时支援射击。21时双方火线都发出猛烈机炮火舌，激战约一小时之久，部队发出攻击信号，没有进展，杜军长下令停止攻击。
12月26日以来，我团连续用连排向当面之敌的两个据点发起四次攻击，均未成功。29日拂晓，我用两个连同时发动攻击。第七连攻面包山东南角敌据点，敌人在施放毒气后，出阵地外逆袭。我连长梁锡琼阵亡，士兵死伤过半。经过四次战斗，我六个步兵连都被打垮了。到了30日，我感到心寒气馁，生怕敌人反攻时无力阻挡，因此停止攻击，以整理队伍，加强工事，并亲自到各营、连察看情况，打算要求师长另调一个团来接防。但出乎我意料之外，官兵都说要把当面这两个敌人据点打下，迫使敌人退出昆仑关。这样，一来可把摆在阵地前同事多年的官兵尸体予以收埋，二来也可在五军面前争口气。官兵们的意志使我改变了念头，决定孤注一掷。于是就同营、连长们商量编队，推进团指挥所位置，并打算向杜聿明借蛇腹形铁丝网，架设通向炮兵指挥所专用的电话线，还借了四枝信号枪。同时，要求在我发起攻击时，派战车及一个步兵营在界首附近准备及时占据昆仑关。再向本师师长官袆要了一门士乃德小炮。于是，决定31日拂晓发起攻击，夺取昆仑关。我用电话分别向杜军长、官师长报告，陈述我团的作战决心，并提出了上述要求，杜、官二人都在电话中说四七七团伤亡过半，能守住阵地，就算好了，如再发起进攻，恐无把握。我坚决地要求说：“官兵们的战斗意志坚决，攻击作战有把握。”杜、官二人乃准所请。
我们的部署如下：第三营营长余铁夫指挥突击队及占领队；第二营营长林诗学指挥迫击炮；第一营营长陈庆斌指挥全团重机关枪，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队。而突击队、占领队则乘白天侦察前进路线，均牵双线电话随行，以设置临时中继站；工兵排携带蛇腹铁丝网；弹药排、担架排均在六五三高地预作前进准备。团指挥所由六五三高地推进至六○○高地的阵地东南侧背700～900米处，小炮也设置在附近，对敌反斜面阵地的直接射击测定距离。突击队长花日春（连长）和排长林义、李绍芝等，都事先写下了遗嘱与家信。晚饭后休息，以待拂晓行动。
31日拂晓4时许，各部进入准备位置。5时许发出攻击信号。突击队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冲入敌人阵地。此时天色渐明，我突击队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半小时后，敌人不支逃去，占领队占据了敌据点工事；突击队继续前进，冲进了昆仑关，发出了占领信号，约作了一小时的搜索，便回面包山集结。8时，第五军战车和部队扫荡了昆仑关战场。突击队搜捡带回了部分战利品，其余大批重武器，均由第五军收集后运走。
面包山战场的清扫工作，主要由第五军派人担任。敌人弃尸千具，被击毙的敌旅团长中村正雄也在其中。第五军阵亡者遗体亦以千计。我四七七团阵亡官兵200余人，伤约500余人。我命副官将本团阵亡官兵遗体收集并埋葬于六五五高地东北山麓。各排派代表举行公祭时，敌机20余架进行轰炸。当时，我正回后方处理伤者和战利品呈缴事宜。团指挥所留有一个排及通讯班，被敌机炸死过半，电话机也被炸毁。
我向杜军长及本师师长呈缴战利品，如手摇警报器、图表、手枪、日记本、手旗、军刀等。杜军长奖赏我团10万元，并赠给我一匹高大洋马。
31日，叶肇、陈骥接到一五九师师长官袆报告我四七七团攻占昆仑关的捷报后，欣喜若狂地说：“这是又一次万家岭的大胜利！”他即刻电告行营，并向九战区薛岳报捷；当晚，陈骥偕我又到一五九师指挥所向官袆表示慰问。当时，官袆正在与前方通电话，得知陈到，立即收线并简略汇报了四七七团攻下昆仑关的情况。他说：“第五军担任主攻昆仑关任务，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攻下昆仑关附近敌人的几个据点，但我军牺牲很大，终未能攻占昆仑关。其关键在于面包山上的两个据点为敌人所固守，是以牢牢控制着昆仑关关口。我四七七团官兵，因及时拔掉敌人这两个顽强堡垒，所以能打下天险昆仑关。”这固然是与我官兵士气旺盛，具大无畏战斗精神有密切关系，而第五军的重炮支援，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用望远镜看到那些炮弹所落之处，敌阵一片狼藉，真感无比自豪。
我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团攻克昆仑关的消息一传开，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次日，行营主任白崇禧即派来俄国顾问，到六十六军军部常驻指导；同日，杜聿明派第五军参谋处长（姓名忘记）到我军部联络。叶肇、陈骥设宴招待俄国顾问和第五军参谋处长，我也列席作陪。席间，俄国顾问对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士气旺盛、战胜强敌、攻克昆仑关一事，倍加赞扬。
1940年元旦，叶肇、陈骥接到薛岳元旦贺电。电文中称颂六十六军攻克昆仑关之举，乃是继“万家岭战役”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勉励官兵们要：“乘胜前进，收复南宁。”
反攻昆仑关的同时，即12月24日，一五九师自接受配合第五军作战的命令后，除如上述派四七七团接替戴安澜师守备昆仑关以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及发动向昆仑关攻击外，又派四七三团（团长倪鼎垣）攻击立别岭，经过激烈的争夺战，我军四七五团攻占了立别岭。敌人退据西南方高地固守，两军形成对峙状态。1月2日，敌炮兵观察员潜入我立别岭阵地前沿侦察。官袆当即指示倪鼎垣团长不要开枪，特选派两名精于武术的军士赴阵前活捉他们。我两军士潜到该敌背后攻其不备，敌不甘束手就擒，拼命挣扎，我两军士用拳术击之，使敌观察员受了重伤而为我所俘。当时，师部派人把日军俘虏用担架押送往六十六军军部，行至中途日俘虏不支而毙命。
与此同时，师部派出四七六团（团长钟世谦）攻击鲁梗岭，经激烈战斗而占领之。敌人退据四一五高地固守。该团连日来继续向四一五高地攻击，于1月2日晨攻陷四一五高地。1月4日拂晓，四七六团再协同新二十二师攻击九塘。8时许，四七六团先攻占了九塘东北部；11时许，新二十二师攻占九塘西部。
叶肇率六十六军军部及一六○师于12月27日抵达高田，接受白崇禧命令：六十六军占领高田南北之线协同第五军作战，攻击敌侧背。那时一五九师如上述已占领昆仑关东侧六五三高地、六○○高地、枯桃岭阵地之线，攻击当面之敌。叶肇即命令一六○师宋士台师长御接一五九师左翼攻击拂子岭、渌龙岭之线敌阵地，然后，继续攻击敌背后侧；并阻击敌增援部队。
宋士台接受命令后，即作出如下部署：①四七二团（团长谢伟豪）为右翼队，攻击佛子岭之敌阵地而占领之，并与我一五九师攻占立别岭之四七五团严密联系；②补充团（团长张国梁）为左翼队，攻击渌龙岭之敌阵地而占领之；③四七九、四八○团为第二线机动部队，位于三堆岭、富兴村地区，随时准备策应第一线战斗；④师指挥所设于渌龙岭东北侧高地；⑤第一线团于27日下午就攻击准备位置，严密侦察敌情、地形，28日拂晓开始攻击。
经一天激烈战斗，谢伟豪团攻占了佛子岭，张国梁团攻占了渌龙岭。敌人退据八塘、九塘东南高地，凭据点顽强抵抗。
张国梁团攻克渌龙岭后，为了截断敌人与后方联络的联络线，于29日派第七连进至七、八塘之间公路东侧某高地构筑地事，伏击敌人。次日即远远发现有敌兵千余，战车10余辆沿公路由南北驰来。我全连官兵，在连长（姓名忘记）英勇沉着指挥下，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毫不畏惧，待敌接近我机、步枪火力有效射程内，即猛烈发射，予敌重创。敌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冲入我阵地内。我军英勇的士兵，即时与敌展开肉搏战，终以众寡悬殊，我全连将士壮烈牺牲，生还者仅士兵三人。其中有一生还军士，亲口向我叙述该连英勇杀敌情况，实在感人肺腑。
敌自南宁来的增援部队，击破我补充团七连伏击阵地后，于30日拂晓在炮兵掩护下，向我补充团渌龙阵地猛烈攻击。妄图迂回我军侧背，为被我困于昆仑关之敌解围。我补充团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我阵地前沿，即利用有利地形发挥轻重武器优势火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至中午，敌人仍退据半山腰对峙。宋士台观察战况，为了解除我军侧背之威胁，即命令四七九团中校副团长郭健率该团第一营为突击队，潜进渌龙岭南端，袭击敌侧背。敌受到不意的奇袭，不支而退回八塘东南高地，构筑工事。在战斗中，副团长郭健（广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以身殉国。这次战斗，由于宋士台出奇制胜，击溃退敌援军，策应我一五九师韦德团，攻克了天险的昆仑关。
1月1～4日，我一六○师为了配合第五军及我一五九师对九塘之敌攻击，乃令佛子岭之谢团、渌龙岭之张团，向八塘、九塘东南高地侧击，连日攻击未有进展，只能收到牵制敌人不能增援九塘军力的作用而已。自我军攻克九塘后，敌我双方即成对峙状态。
我军自1939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1940年1月4日占领九塘以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对敌发动攻击。而敌人则在八塘两侧加强工事构筑。我对此曾询问郭永镳参谋长：“上级为何不继续发动对敌进攻，收复南宁？这样旷日相持，恐对我军不利！”郭说：“白主任有克复南宁之决心。吸取这次坚攻经验：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炮兵，才能克敌制胜。听说白主任已向委座请准，调集全国野山炮200余门、山西阎锡山的炮兵也要调来，广东邓龙光六十四军也要调来。一俟集中好，就发动全线攻击。”过了一两天，苏联顾问来到参谋处，叫我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来研究，并问我：“就当前敌我对峙态势，你对敌情有何判断？”我不假思索，立即指着地图答道：“依当前敌我态势判断，敌人为了解除我大军围攻南宁的威胁、可能海运援军从钦州湾登陆，直奔永淳渡河，向宾阳方向进犯，迂回攻击我大军侧背。”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判断。谈话结束后，我未有向上级反映谈话内容。
自1月4日我军攻占九塘后，约一周时间内，前线仍呈对峙状态，此时李延年第二军已调来昆仑关参加作战，李曾派一参谋到六十六军军部联络，其军参谋长赵家骧与我同系陆军大学十四期同学。他有亲笔信给我，信内说及王××（名已忘记）同学（陆大十四期同学）现任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第九师与一五九师在九塘并肩对敌作战，要密切保持联系云云。
大约1月12日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据报敌增援部队步、骑兵万余人，在钦州湾龙门港登陆。过了两三天，敌人直奔陆屋，再过两天行营转来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发自灵山的情报：“敌步、骑约万余人向那楼而来，大有进犯那楼、永淳之势。”次日（18日）永淳即告失守。敌人用橡皮艇渡河，向北进犯。白崇禧给叶肇通电话，命令六十六军一六○师派出一个团截击永淳北岸之敌军迂回部队。陈骥军长在旁听着，立即表示不满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叶肇也不满地在电话中对白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这样说当然触怒了白崇禧。两人电话就中断了。我当时在旁听后，也感觉不妥，如有意见，可稍加申述，并提出建议，似不应对上级命令持顶撞态度。无怪白以后曾对人说叶“骄横跋扈，不听指挥”。
1月18日下午，行营来电令叶肇率六十六军直属部队及一六○师于明晨由高田出发，进击永淳北岸敌军迂回部队。依照上级命令，19日晨，我集合军司令部人员及军直属部队，在大草坪地整装待命。正待出发之际，郭永镳参谋长跑来对我说：“行营来电话，陈诚已到指挥所，原部署有大变动，六十六军暂停出发，静候命令。”这样，我只好宣布各回原驻地候命。当天下午，行营拍来电令，要旨如下：①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统率李延年第二军仍守备九塘阵地（缺第九师）；②傅仲芳九十九军（缺一二八师）及第×军（已记不清，好像是甘励初第六军）于明日（20日）开始行动，向黎塘、古辣、武陵之线开进，攻击迂回我军侧背之敌；③陈骥第六十六军仍守备九塘附近阵地（缺一五九师），配属一二八师于明日（20日）出发向甘棠、那河前进，侧击迂回之敌。
叶肇接受命令后，精神非常兴奋。因总司令部指挥机构尚未成立，故立即召集四位高参面谕：罗彦祥代理参谋长，杨卓修代理参谋处长，陈定平代理副官处长，马克珊代理军务处长。随又下令调一六○师补充团第二营为总部临时警卫营，调六十六军军部无线电排无线电一班随总部出发。
1月20日，陈骥即依照命令率所部：以六十六军之一六○师为第一梯队，以配属之一二八师为第二梯队，向甘棠、那河方向前进。每天行程约30公里，在某地（地名忘记，记得在九塘、甘棠之间）宿营。在进入宿营地前，陈骥看见一二八师有一士兵，以步枪挑着一小猪前进，就怒气冲冲地说：“这样扰民害民的军队，怎能打仗？”一进宿营地，陈骥就想找一二八师师长（姓名已忘记）来当面申斥一番，但该师师长不买账，只是叫其参谋长魏某（姓名已忘记）在电话中敷衍几句话了事。可见不同系统的军队，互不信任的情况颇为严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军队的战斗力，在此顺提一笔。当晚叶肇到宿营地后，曾与留守九塘之一五九师师长官袆通过电话，叶叫官转达陈骥，要他积极抓紧战机，勇敢对敌作战，争取建立大功。可惜，此时陈骥与官袆之间尚未有通电话设备，故叶的积极意向，未能及时传达给陈。
第二日（21日），陈骥率部队继续向甘棠前进。行军约15公里，一六○师的前卫谢伟豪团即发现远处敌人的驮马辎重队伍。此时，我们队伍的左侧方向（即北方）也闻枪炮声。当即下令队伍停止前进，掩蔽休息。陈骥军长，宋士台师长，我和作战参谋何恺寿等四人即登上松林之高地，用望远镜观察，对照地图，始悟迂回之敌人正以密集枪炮火力，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属广西绥署）猛烈轰击。我立即向军长建议：一六○师应迅速向左侧方之敌展开攻击。陈骥问我理由，我答：“德国顾问强调教的：'闻枪炮声而赴之’这是战术上的一句名言，在情况不明时，哪方有枪炮声，就向哪方攻击。”陈骥竟出我意料地说：“你的战术'唔驶得’！”（粤语方言即行不通的意思）。我听了十分气恼，平时，他对我无比器重，为何这次却对我说出这样轻蔑的话呢？因考虑到这是处于整个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所以我强压住心头的气愤，冷静地向他分析当前敌我态势对我军非常有利！我一六○师如向左转（即向北方），袭击迂回之敌，控制敌人的后路，打到敌军指挥所及炮兵阵地，便可与守山口之独立团，互相呼应，前后夹击敌人！机不可失。军长提出质问：“如果敌人还有后继部队怎么办？”我答：“如果敌人有后继部队，我们有第二梯队一二八师可以对付。”此时，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一圈，然后向山口方向飞去。军长对我的申述，仍是犹豫不决。宋师长也默不表态。事后，我才知道，一六○师步兵指挥官刘栋材，在另一个山顶观察，也提出了与我一样的主张，力主向左侧方向迂回之敌发动攻击。可惜当时没和他在一起，我的意见，没有人附和，过了片刻，陈军长即下令部队就地宿营。部队进入宿营地后，军长召集宋士台师长，郭永镳参谋长和我四人，研讨我军的行动。我先发言，仍坚持原来意见，并再次详述理由。郭永镳则主张后（西）转，向九塘一五九师靠拢。宋士台仍沉默不表态。军长只好说：“按上级命令，我们的任务是向东攻击甘棠、那河之敌。我认为向后转没有理由。”但我忖度郭的意图，似乎向后转与本军一五九师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应付当前危急的局势。可见上级在指挥兵力方面，破坏建制，已造成不利于我军作战的心理。针对军长的意见，我则说：本部任务虽是攻击甘棠、那河之敌，但是目前情况已发生变化，敌军已通过甘棠、那河向北迂回于我主力军侧背，现正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攻击。我应抓紧战机，迅速向北展开攻击。这样，三人各持己见，会议议而不决。最后，军长决定，向行营报告请示。谁料在此关键时刻，无线电台忽然发生故障，以致与上级失去联系。等到晚饭后，军长还下不了决心。在约18时，军长即去就寝，叫我守在电话机旁。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在此紧急关头，还能睡大觉。我即亲到军长床前，恳求军长下决心，庶乎不可失歼敌良机。军长说：“你和毅甫（宋士台别号）商量好咯！”我想：你当军长的下不了决心，我与师长商量，有何作用。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三日（22日）陈骥仍率所部继续东进，到达甘棠宿营，沿途未发现敌人，但传来不好消息，说是叶肇临时指挥的三个军已与敌人接触；情况非常混乱，叶肇行踪不明。此时陈骥所担心的就是叶肇的安危，叫我们到处打听“阿黑”（叶肇浑号黑鬼）的下落。他决心把队伍带到陶墟候命。就这样继续行军二天，第五天就到达陶墟。我们在陶墟休息了两三天，叶肇才带着张营到来。那时，叶肇的行李已散失掉，郭永镳急将自己的被服让给叶用。据叶说：“当他指挥的李延年军在古辣遇敌发生战斗后，三军不听指挥，各自往后撤退，状况非常混乱。”他感叹：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不是自己的队伍，很难指挥。战后，在柳州开会，其时，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对我说，当李延年军在古辣与敌激战时，行营曾电令六十四军和六十六军向古辣急进，围攻迂回之敌，但行营的无线电呼不到六十六军的电台。便与邓龙光通电要其转达，仍无法接通。后来邓说：“此役我军王德全师（一五六师）在黎塘遇敌激战时，如六十六军能接到命令协同行动，那多好呀！”
战后，官袆师长对我说：“当敌人窜抵宾阳后，我昆仑关大军后路被切断，各友军便纷纷自动撤退，杜聿明第五军后撤时，也没有通知，仅是第九师撤退时通知。后来，第九师在撤退途中，遭敌机轰炸，师长王××牺牲。我一五九师则坚持始终抵抗敌人，掩护友军全线撤退。
战后，蒋介石在柳州召集有关昆仑关战役之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诚、白崇禧、李济深、张治中等人。会议开始，先由行营参谋长林蔚报告昆仑关战役作战概况、各部队长官报告作战经过。当陈骥谈到六十六军在向甘棠、那河前进途中，闻到山口方向枪声甚密时，当场即被陈诚责问：“为何不向枪声密集的方向前进作战？”陈骥无言可答，只得含糊其辞。待各部队长官汇报完，蒋介石指出：“此次战斗，行营指挥失当，部队作战不力，应负战败的责任。”陈诚自称监军不力，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白崇禧自称指挥失当，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林蔚宣布：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命避战，交军法审判。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军长陈骥被撤职；一六○师师长宋士台被撤职。
昆仑关战役最后的失败，正如蒋介石所指出的，乃“行营指挥之失当，部队作战不力，实应负战败的责任”。陈诚原来不负责指挥，为何自请处分呢？据我所知，如前面所说，当战况紧急时刻，行营使用叶肇六十六军进击永淳北岸敌方迂回部队之际，救兵如救火，行动理应迅速。此时，陈诚却以监军身份，来个战略大变动。既延误了一天时间，又搅乱了指挥系统（把叶肇的建制部队六十六军调开不为他所指挥，在兵慌马乱之际，当然指挥失灵）。所以我认为陈诚自请处分，表明是出于内疚的。
柳州会议后，叶肇被解至重庆受军法审判时，白崇禧因对叶不满（如前所述说他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要求军事法庭判叶15年以上徒刑；后来，余汉谋出面要求何应钦讲情，由军法总监何成濬判他7年徒刑。周亚卫是军法审判官之一，开庭审判时为他（叶肇）辩护也甚得力。当时军法规定：七年以下徒刑，准予保释服役。以后，叶肇由薛岳保释，戴罪服役，并派他任第九战区干训团教育长。
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后，一五九师纳入三十五集团军六十四军建制；一六○师纳入六十五军建制，副师长莫福如升任师长。在柳州，先是邓龙光找我，要调升我任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陈骥要我回韶关为六十六军军部办妥结束工作后，才赴任新职。同时，左江兵团司令吴奇伟（指挥蔡廷锴二十六集团军及邓龙光三十五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张守愚，也找我面谈，要调我任吴奇伟兵团部少将参谋处长，因我已应了邓龙光之约，便婉辞了。张复叫我介绍六十六军军部参谋人员到吴兵团服务，逢官升一级任用。我带军部上尉参谋何恺寿，回韶关为六十六军办理结束手续时，余汉谋即晋升我任一八六师少将参谋长，何恺寿也升少校参谋任用。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要说明粤军高级抗日将领对六十六军人员的重视程度。
陈骥到韶关后，看到军令部颁发对六十六军的嘉奖状（军令部于1939年秋检阅全国100个军的参谋业务时，六十六军被列为成绩最优的“甲等”）时，对我说：“六十六军在抗战中取得了优异战绩；轮到我当军长时，竟被取消六十六军番号，本人实感愧疚。”他发誓如不恢复六十六军番号，不再出来做事。他哪里知道，六十六军的光荣番号已被陈诚的十八军派系拿去，装饰壮大自己了。这是蒋军嫡系排除异己的结果。陈骥在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之后，有一天，又对我说：“早就有人说，六十六军的臂章使用'十密十’的代号，是不祥之兆”（注：广东人赌牌九，如捡得'密十’就算是全输了）。这不过是他逃避自己应负罪责的遁词而已，其实，六十六军臂章取这个代号是有意义的：“十十”是标志着六十六军于1939年10月10日万家岭战役大捷后取得了'钢军’称号，“密”字是当时新任军长谭邃（别名君密）的代号。其意就是为了鼓励六十六军官兵要发扬“钢军”的精神。
以上便是我据参战的亲身经历，就记忆所及，简述出来的六十六军沿革、奉调桂南作战经过、攻克昆仑关实况、首战九塘、克复渌龙岭及佛子岭等情况，兼及国民党军队派系斗争和势力消长之内幕。材料未敢自诩完整，然也可从中窥斑见豹，并借兹显扬六十六军当年抗日军功，以告慰为国捐躯之忠魂。如斯而已，岂有他哉！谬误在此难免，致有识之士，幸勿吝赐教。
二．第六十六军
1942年3月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第六十六军，张轸为军长.辖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二十九师.该军编成后即编入入缅远征军参加作战. 新38师孙立人（师长） 112团 113团 114团
新28师刘伯龙（师长） 82团 83团 84团
新29师马维骥（师长） 85团 86团 87团
该军配置在腊戍、瓦城地区机动使用.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快速纵队向细胞、腊戍突进，该军分段阻击日军.29日日军攻占腊戍.新编第三十八师退入印度，新编第二十八师撤回国内，该军番号撤销.
新编第二十八师．1939年5月以军委会别动队编成，刘伯龙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0年开往贵州，隶属滇黔绥靖公署.1942年11月李士奇接刘任师长，1943年转隶第七十一军
.新编第二十九师，1939年5月以第二补训处一部编成，马维骥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3年转隶第六军.
新编第三十八师，1938年12月以财政部税警总团编成该师，孙立人为师长，驻贵州都匀，该师在滇缅路战役后转至印度，后编属新编第一军。
4月29日拂晓，日军猛攻腊戍，第66军伤亡惨重，当天中午，日军占领腊戌，第66军各部退守新维。所谓曼德勒会战已经彻底成了泡影。此时撤退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新编第三十八师及师长孙立人战绩，详见新一军来龙去脉
马维骥
别号希良，四川新都人。黄埔二期生。1904年生。抗战时任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1942年初进入缅甸参加滇缅路战役，后因战败被撤职查办，部队番号撤消。1948年3月22日授少将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 第一次远征缅甸
1942年3月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第六十六军，张轸为军长，辖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九师。该军编成后即编入入缅远征军参加作战，该军配置在腊戍、瓦城地区机动使用。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快速纵队向细胞、腊戍突进，该军分段阻击日军，4月29日拂晓，日军猛攻腊戍，第66军伤亡惨重，当天中午，日军占领腊戍，第66军各部退守新维。所谓曼德勒会战已经彻底成了泡影。此时撤退已经成了当务之急。5月1日全部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第200师、第96师、第66军的新38师徒步轮流掩护撤退。1942年5月8日上午，日军攻占密支那，杜聿明按蒋介石7日的命令向国内撤退。1942年5月9日，由于在杰沙（又译为卡萨）发现日军，并且新38师先到杰沙掩护的只有一个团，而新38师、新22师主力至少需要一天半才可以从前线撤下，杜聿明认为日军有可能从南北包围将远征军歼灭，从而下令第93师在右翼掩护，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分路回国，自寻生路。[3]
第一次远征中国远征军以失败告终，66军也同大部分参战国军一样，大部分阵亡将士长眠在缅甸野人山，损失惨重。
怒江对峙
从1942年6月～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为怒江对峙局面的第一年。主要是由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单独担负滇西战场的指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第11集团军除作战方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师的兵力控制腾冲以北地区并不断袭击腾冲一带的日军，同时还经常派出约一个团的兵力袭击芒市至龙陵、松山间的日军，收集情报、破坏交通、以及征购腾龙一带的粮食解决部分军需，另外还搞一些重要的事情，尤为突出的是整训部队和成立大理干部训练团 。
怒江对峙局面出现时，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的建制大致如下：
第71军：军长钟彬，下辖36师、87师、88师，第66军：军长张轸，下辖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新编第38师。这两个军是第11集团军的基干。
但是，张轸的66军由于在首次入缅会战中失利，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率其残部退往印度，张轸自己指挥新编28师、29师，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被日军完全打散。大多数都几十人或三五人一群，沿着滇缅路两侧向东溃逃，更有甚者，他们还沿途抢劫，弄得鸡犬不宁。宋希濂派人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至6月底，总共收集张轸残部人员5000多人。为了整饬军纪，申明赏罚，宋希濂将张轸所部情况向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汇报，并建议将66军军长张轸、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29师师长马维骥革职惩办，将66军及新编第29师番号取消，保留新编28师番号，将所收容的5000多士兵作为兵力，归第71军建制，第71军的36师作为独立师，归第11集团军本部直接指挥。宋希濂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刘伯龙（1899— 1949），国民党陆军中将。贵州龙里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是康泽系要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委员，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
1940年12月授陆军少将，新编第66军第28师师长、入缅作战。后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第89军中将军长等职。1948年底率部驻防贵州，后与省主席谷正伦发生尖锐矛盾。1949年11月14日上午，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爱国人士，原黔军总司令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令贵阳全城震怒。1949年11月18 日，贵州解放前夕，卢焘的原部下、故旧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至晴隆县政府，伏兵枪杀。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一带时，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张轸军长
1941年7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六军军长。1942年3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第六十六军，张轸为军长。辖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九师.该军编成后即编入入缅远征军参加作战，新编第三十八师长即使著名的孙立人，所部很有战斗力，但很早就脱离了军的指挥，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九师则是由康泽别动队改编的，战斗力很差。张轸由于是空降上任 ，对这三个师都不能确实掌握，该军配置在腊戍、瓦城地区机动使用。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快速纵队向细胞、腊戍突进，该军分段阻击日军。3月29日日军攻占腊戍。4月27日上午，日军向守卫腊戍新城的新编第二十八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有一股敌人袭扰腊戍老城的新编第二十九师防地，企图一举击溃六十六军。4月28日晚六时，张轸的侄子张致广胸部中弹阵亡。4月29日下午二时许，军部直属部队撤到古开，休整了半天，张轸命令工兵将桥梁炸毁，一面急电令在遮放(中国境内)停止待命的新编第二十八师陈团急速乘车限令于五月一日抵达防地。张轸军长当面命陈团担任防守正面，布置完毕后，张轸军长亲到陈团防地，对陈团下达口头命令，要他坚守阵地三天，以待后续部队的增援。5月2日上午10时许，阵地易手。全军剩余部队由公路右侧退入大山密林中。此时，张轸身边仅有少数随员，特务营一个班和通信兵营的一个无线电班，乘车撤退到中国境内畹町，遮放。由于66军的快速溃败，导致第一次远征军彻底失败，张轸被撤职查办，由于程潜的疏通，1943年至1946年调任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兼豫东南行署主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9年起义。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1957年，张轸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张轸受到冲击。1975年，张轸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被彻底平反，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终年87岁。
三．“土木系”第六十六军
第194师浙江地方武装组成的暂编第9军 该军前身一部是第91军194师和浙江地方武装新组建的暂编第32、第33、第34师合编组成暂编第9军，隶属第10集团军。冯圣法任军长，陈式正任副军长，下辖：地94师，陈德法任师长；暂编第32师，黄权任师长；暂编第33师，萧冀勉任师长；暂编第34师，彭巩英任师长。该军组成后，在浙江沿海担任守备任务。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编制调整时，将第194师改隶第79军；暂编第33师改隶第88军；另将新组建的改隶暂编第35师列入该军序列。此时，该军下辖暂编第32师、暂编第34师、暂编第35师。同年9月，该军奉命由浙江西进湖南，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5月，该军参加了浙赣会战。次此会战结束后，该军隶属第10集团军，陈诚对该军进行整编，将其原辖暂编第32师改隶第86军；暂编第34师改隶第18军；暂编第35师改隶第94军。另调第94军第185师和第18军第199师合编为新的暂编第9军。此时，该军长冯圣法调蒋介石侍从室任职，方靖继任该军军长，王毓文、陈式正任副军长，下辖：第185师。石祖黄任师长；第199师，宋瑞珂任师长。1943年2月，该军参加了鄂西会战。同年10月，该军改编为第66军。
1943年10月暂编第九军改为第六十六军，仍以方靖为军长，改辖第一八五、第一九九师.1944年8月方靖调任第七十九军军长．副军长宋瑞珂升任军长
.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隶属第九十四军.1940年12月方天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石祖黄接任师长.1943年李仲辛接任师长.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1940年5月罗升任副军长，宋瑞珂接任师长.1943年2月、3月苏令德、周天健相继任该师师长.1944年9月彭战存接任师长.
第10集团军是常德会战主战场的主要防御部队.所辖的第66军与第79军是土木系部队中的精锐.第10集团军原来位在浙江,负责浙东海防,编制的暂9军与第88军为浙江保安团队考编的次级部队.1942年浙赣会战,这两个军损失惨重,王敬久总司令的整个集团军总部与暂9军的残部被调到湘西整训,暂9军的军部考称第66军,其三个暂编师在湘西被解散考编,第66军则自原第18军与第87军拨入两个主力师,平衡战力.这两个师一个第185师原是武汉警卫旅,一个第199师为湖南保安部队考编的土木系收编部队.第10集团军考辖第66军与夙负盛名的第79军.反而成为土木系的另一支中坚部队.
第10集团军的奋战
11 月4日,第一线兵团各部均开始依战区命令转移主力至主阵地,国军之转进过程
经过规画,秩序井然,迟滞抵抗的后卫部队亦能沉稳应战,并未因日军的数量优势而自乱阵脚.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上将也派出第13师向津洋口集结,待命策应第10集团军.国军雄师第18军也在江防阵地中向前推进,待命驰援.
11月5日,第10集团军与第29集团军分别向第一线主阵地集中.此时战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据日军战史记载,第13师团作战参谋樱井中佐被国军击毙,这个参谋随身携带有这次攻势之重要命令,以及该师团战后将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的相关资料.第13师团司令部像炸锅似的一团大乱,侦骑四出,务要将尸体文件抢回.虽然日军战史称该批文件’无损收回’,但国军显然已经从中得到重要情报.
5日孙连仲长官电令调整战区布署,开始调动江防军南下应援.江防军中第86军第13师,第18军奉命向第10集团军防区推进,第26集团军与第33集团军则准备机动策应此方向攻势.显然第六战区已经确认日军没有转向攻击江防军阵地之企图.国军战史称此时国军”已获悉敌之企图在压迫我军西移而攻掠常德”.
在这五日的战斗中,国军主力己整齐转进主阵地,并迫使敌暴露其主力所在.战区从容用兵,前敌部队也能努力迎战,战况尚佳.但日军四路大军完全渡过长江,投入战场之后,战局因兵力悬殊,立即转入不利态势.
11月7日,第一线兵团两个集团军已在王家畈,暖水街,红庙一线形成一整然防线,以第74军为主的第二线兵团则仍在运动中,抢占后方桃源等要点.日军渡江集结完毕后,以第3,13,39,68师团主力及协攻之第40,58师团部分部队(联队级支队)向国军展开全线进攻,战局立变.第44军于南县,津市一带接敌,日军第39师团兵分多路,第44军被迫展开阵线,点点堵漏,至5日第44军已展开百余华里,犯下兵家大忌.
7日上午正当第一线之第79军暂6师己因伤亡惨重而撤退,王敬久总司令电令前线
各部奋勇逆袭,恢复阵地,均未奏功.战况危急.暂6师在街河市与敌激战四日后,退入第10集团军主阵地的中枢-暖水街.第79军的第98师与第194师努力抗击当面之敌,第199师则于暖水街侧翼机动邀击日军.第79军已形成以暖水街为核心的防御态势.
此时蒋委员长于开罗盱衡战局,电令王敬久总司令以暖水街为重点,向前勇敢击破当面之敌:“限即刻到.恩施孙代长官,太平街王总司令敬久.着第10集团军王敬久部,立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并将部署与实施情形具报.中正手启”.
蒋介石这个在暖水街破敌的方针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一点,即当面日军的数量过大,不是一个第10集团军就能应付得来的.日军在集结完成之后,向暖水街推进的部队有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也在一边施压,这一面总兵力便在四万人之上,而第10集团军5个师三万余员已散在各处,难以集中全力突进.此时责令王敬久集团军上前,该集团军力有不迨,而即将开到的战区预备队,则因孙长官的一步错棋,而未能发挥功用.敌众我寡,外无援军,王敬久总司令若一步不慎,整个集团军可能在正面攻击中瓦解.这个局面严格考验着集团军的作战能力.
7日下午,孙长官电令王总司令固守暖水街主阵地三日,却没有派出因应援军,反而将第33集团军与第26集团军就近运用于荆州当阳一带,直接向当面日军攻袭,以威胁其后方,围魏救赵.只是这个作法难救急火,反而延迟预备军南下进援的时机.
8日,日军主力进抵暖水街,第10集团军全线激战,主阵地战况惨烈.但是孙长官仍然未能领悟日军规模之大.上午8点,孙长官电令苦战中的第10集团军与第29集团军”即转移攻势”,意图让这两个集团军攻势防御,独力击退日军.在这种悬殊的兵力下,以一般素质的国军部队出击,无异以卵击石,但王敬久总司令却在这个不利的局面下,打出国军的威风.让优势日军不得不转向,另寻它途.
此时两个集团军均已将部队展开,奋力阻击.而日军源源不断,显然不是已上阵的十一个师所能应付.事实上在这个战场,日军已然居数量上之优势.如果不速派援军应援,则防线崩溃是迟早的事,这两个集团军自然没有能力转移攻势.而在9日之前,孙长官似乎都低估了日军的兵力,一直没有积极派出援军.此时国军两面激战.第44军在津,澧一县奋力周旋,第150师许国璋师长亲自率兵一团在津县县城内冲杀,逐退日军.而横山勇则将重点摆在左翼,第10集团军的暖水街阵地.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将军在奉命出击之后,妥为谋画.王总司令深知所部处于守势状态的两个军,在兵力与机动力皆不如日军的状况下,无从攻击取胜.但江防军方面援军不能轻出,右翼第29集团军正遭严重打击,后援的王耀武集团仍未赶到,第10集团军势必得靠一己之力取胜.王总司令是警卫军出身的猛将,统率国军精华第87师长达六年,是两次淞沪会战的主要将领,之后则率第25军纵横第三战区,战功显赫.王总司令对日军的特性亦有相当了解.深知日军作战,以冲力为主,若能善用防御,迟滞日寇的突入惯计,逼使日军猬集,则在双方主力对决之下,劣势国军亦有取胜之机,所以最要者,在以防御抵消日军之机动力.第10集团军虽然兵力居于绝对劣势,王总司令只有不足五个师可与日军近三个师团对打,但这五个师是精锐的土木系部队,斗志高昂,豪气干云.王总司令决心遵奉蒋委员长训令,大胆采用攻势防御战术,以暖水街,王家畈阵地为核心,将日军吸引诱集于此一三角带,
而集团军的主力则不拘型态,采活泼步调,内线作战,或冲突或合围,拘束日军,并相机逆袭包围.王敬久总司令以第79军暂6师为暖水街防卫部队,担任吸引日军猬集的”磁铁”,其余四个师则且战且退,将日军诱入暖水街阵地周围.
11 月9日,日军果然向暖水街大举进犯.据国军战史记载,日军假优势兵力,强攻暖水街,暂6师奋起抵抗,击退第39师团的多次攻击.日军猛攻不克后,乃发挥机动力优势,争取迂回暖水街的侧翼,其部队”如波逐浪,拥进不己”.第10集团军在暖水街外围的四个师兵力不足以拉开一条完整的防线,乃大胆机动,不顾一镇一地之得失,专以日军之野战兵力为攻击目标.第194师与第199师协同,先力战阻绝日军的迂回突进,再奋进出战夹击,逐退日军迂回部队.第39师团澄田师团长探明国军实力后,集全力进犯,第79军王甲本军长大胆让开正面,纵敌深入,争取外线,日军乘胜突进,第185师奋兵突出,迎头痛击.勉力将日军主力挡在暖水街侧面.
而暖水街主阵地内,暂6师赵季平师长死守核心阵地,在淋漓大雨中坚苦抵抗,战况惨烈异常.部份因坚守阵地而被冲断的单位,也能力持到底.暖水街阵地抗抵之强硬,使日军大出意外,国军于战后检讨中亦盛称暖水街南北主阵地带韧性之强.第199师守备外诰赐山的一个营,被日军团团围住,死守到底,竟历会战全期两个月坚持确守.足见土木系部队的气慨.
虽然日军在暖水街方面的第13师团与第39师团虽占有绝对优势,但因王敬久总司令攻防并用的活泼防御战略,始终未能攻下暖水街.在第11军的计画中,日军将以暖水街为前线四个师团的攻击中枢,而且若连暖水街都无法突破,四个师团也不可能如期进抵常德.横山勇在暖水街前气极败坏,进退不得.日军正面强攻不得手,绕击侧翼的圈子愈绕愈大,而王敬久总司令紧致而灵活的攻势防御,也能利用内线优势,抵消日军的快速迂回,屡挫凶锋.孙长官要求第10集团军守三天,王总司令竟在面对一倍以上敌人的窘况下,坚守了六天.
11日,日军加强以联队级兵力冒进,意图多点施压,冲散第10集团军.在河口冒进的一个第104联队被第194师龚传文师长一个标准的弹性防御给包围起来,日军居然调了整个第13师团主力来救,龚师长只有舍去到口肥肉,跳圈而去.第10集团军各部均以灵活的攻防并用战术拘束日军的攻势,使日军在周围打转,无从推进.国军战史记载,”敌我阵线交错,互无进展”.11日夜间,日军突击队攻进第10集团军总部驻地太平街,直属部队独立工兵第30营奋起抵抗,掩护总部撤离.足见当日战况之激烈.
此时暖水街主阵地反而阵线犬牙交错而孤悬敌后,侧翼曝露,王敬久总司令乃电令暂6师赵季平师长突围.暖水街阵地虽然坚持半周,依然力持不垮.赵师长奉到命令后,才率暂6师含泪突围.不过因王总司令布署有方,第79军王甲本军长仍大胆运动第98师与第199师,突进侧击,而第66军也固守防线,适时配合转移攻势,日军或进或退,皆遭节节阻击.所以即使暖水街弃守,日军仍然无法突破第10集团军的防御地境.只能一直绕着暖水街打转绕圈圈.
江防军方面的支持到11日才略见起色.孙长官用兵持重,第18军一直没有加快步伐.江防军方面调来的援军以第13师领头,中间为第18军,侧翼则为第94军一部,互相掩护,稳步前进,并不时回盼,严防日军回马直扑渔洋关江防军门户.
11月12日,日军在缠斗逾一周之后,仍猬集于第10集团军当面.横山勇见王家厂,暖水街一线胶持日久,无法飞渡,而江防军方面的援军以渔洋关为依托,正稳步推进,再不想办法突破僵局,就会在江畔被国军夹攻.而且此时进攻部队伤亡甚重,已达三千余人,长久僵持,有弊无利.于是决心考变主攻方向,将主力调往新安,石门一线,将冲力摆在第29集团军正面,暖水街方面只留第39师团两个多联队原地构筑工事,迟滞国军.日军这个转向,果然突破了国军的第一线兵团防线.
常德会战结束后军委会的检讨报告,对这一阶段的兵力使用有深刻反省.第10集团军原来应坚持第一线兵团的使命,略战即退,让开正面,让日军直扑第二线兵团,而后才寻求侧翼歼敌的机会.否则就违背”后退决战”中,第一线兵团的使用原则.”第10集团军在开战之初,原应依原计画向渔洋关方面转进…俟敌转向后,向石门方向侧击”.而军委会竟电令第六战区,以第10集团军之力主动攻击,反而消秏第10集团军的战力.当一线兵团开始转向侧击时,集团军已展开的部队与敌纠缠,集结不易,导致在侧击时无从集中全力,因而压力不足,不能顺利尽歼日军.
军委会对王敬久总司令大胆出击的作风,亦有微词.检讨报告中称王总司令奉令转移攻势之后,对军委会的”原意”作不恰当的扩张解释,以”收复长江南岸失地”为战略目标,命令第79军攻掠新安,第66军收复新江口,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导致集团军正面战况太过激烈,而无从贯澈侧击任务.第10集团军的攻势被视为贪功轻进,于是常德会战中的初期战果便这么给弥盖过去.其实这可以视作军委会的诿过之词.王敬久总司令既奉到攻势取胜之命令,证明军委会在开战之初低估了日军实力,所以未遵照既订之后退决战方针规画战局,这是军委会的不是.而第10集团军的攻势防御,不仅实际战况精采淋漓,而且也确实达成阻敌于暖水街,不使敌西窥渔洋关的使命,第11军的主力,不得不放弃原订计画,绕道石门.而第68师团斜插战区的构想,也因此受阻,第10集团军可谓功绩灼然.只是国军方面战史编修,一律以战后检讨之批评为本,着眼于后期战事中,第10集团军无法全力侧击的事实.这不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笔者认为,第10集团军在会战初期的努力,不仅作战英勇,而且以师为单位正面攻击日军的进击部队,显示集团军领导能力的卓越,值得大书特书,流美后世.
1943年六十六军参加滇西反攻，配合同属陈诚土木系的远征军54军第36师和198师经过浴血奋战，和第8军及第71军主力一同全歼松山龙陵之敌,战后,李仲辛将军所指挥的一八五师为六十六军获得"飞虎旗"一个，并和一九八师，新编二十二师和新编三十八师一批获得全美械装备，一跃成为六十六军的主力师，李仲辛将军被称之"抗日名将"。
豫湘桂会战
其后,66军于1944年参加豫湘桂会战,并成功坚守广西梧州，在军长宋瑞珂的带领下守住广西南宁门户梧州长达几个月之久，多次打败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取得毙敌数千人的辉煌战绩。只是由于汤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队面对日军作战全线惨败,日军又集中三个师团对六十六军进行合围,非常惨，国军第六十六军伤亡惨重。
整编第六十六师,1946年5月由第六十六军整编而成,由原军长宋瑞珂任师长。1947年7月该师在鲁西南被歼,宋瑞珂被俘。9月重建该师,以李仲辛为师长。11月罗贤达接李仲辛任师长。
该师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罗升任师长后,由张洁接任旅长职,
整编第一八五旅,旅长李仲辛,1946年涂焕陶接李任旅长，1947年9月袁樾人接涂任旅长职；
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彭战存,1946年由王士翘任旅长,1947年9月张洁接任旅长,11月由萧炳寅接任旅长职。
整编第六十六师长李仲辛。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1948年3月郑洁接任旅长,整编第—八五旅,旅长周穆深；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张洁,1948年10月萧炳寅接任旅长,该旅于1948年6月拔隶第七十九军,该师及所辖第十三旅6月在河南开封被歼．师长李仲辛自杀。7月又重建该师、以罗贤达为师长,辖第十三旅,旅长罗有经；第一八五旅．旅长袁樾人。
1948年9月恢复第六十六军番号,罗贤达改任军长,各旅长改为师长。1949年初改隶第七绥靖区。是年4月该军在皖南又一次被歼。
李仲辛师长
长相斯文，皮肤白白净净，十分英俊，一副娃娃脸。曾任军令部无线电信教导大队少校队附，1935年 任军令部上校科长，抗战爆发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侍从参谋，参加南京保卫战，1939年6月任第94军185师参谋长，1941年7月任第94军185师553团团长，1942年3月任185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0月任第66军185师少将师长，曾参加宜昌、鄂西、常德会战，1943年10月任刚刚从缅甸战场回来休整的美式机械化军66军185师少将师长，后率185师受顾祝同第三战区指挥，1944年7月配合新四军攻打淮阴城，并重创驻守淮阴日军精锐部队松井联队。李师长1945年10月率66军185师驻防昆明后，又和邱清泉的5军及另一远征军54军和李天霞100军（后来的整编83师）的部队奉一代抗日名将国民党昆明防守总司令关麟征之令一同配合关麟征带出来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六大主力"52军参与12月1日发生的昆明"一二一大惨案"，打死反内战的西南联大学师生16人，重伤40多人，这是李师长的人生最大的污点。1946年任整编第75师副师长，参加全面内战。1946年8月指挥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整编75师第6旅李邦华部配合新7旅及整编65师105旅和国民党整编83师及整编66师和整编3师这三支国民党精锐王牌部队进攻新四军苏中根据地海安。1947年9月任整编第66师师长，1948年6月22日在豫东战役中于河南开封被我解放军流弹击中阵亡，年仅36岁，9月9日被国民党追赠为中将。
古城情恨电视剧总共有20集，以1948年解放战争，我军发动豫东之战前后为背景，反映年轻的国民党军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死忠于蒋家王朝的人生悲剧，给他的爱妻周黛西女士带来极大的痛苦，取材于真实的故事。
激战五日开封首次解放
1948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开封人照常炸糖糕、炸麻叶和包粽子；照常在门头上挂一把艾蒿；照常给孩子们穿上一双“五毒鞋”。尽管陇海铁路时通时停，开封东边的几个县和鲁西南，国共两军还在激战，但解放战争快打3年了，老百姓不再惊慌，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人心，谁也不再相信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那些骗人的鬼话。就在好多人家刚刚吃完过节的粽子、麻叶，还沉浸在节日亲友聚会余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枪炮声，事前没有一点儿预兆，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就来到了跟前，包围了开封城。6月17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由陈士榘、唐亮将军指挥，以突然奔袭的手段迅速夺占了开封城关，依托城关对开封展开强攻。与此同时解放军还有近三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布置在开封周围，担任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这就把开封守军完全陷入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
开封守敌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打得惊慌失措。他们仓猝应战，至6月18日黄昏，守关之敌除一部分被歼外，大部分放火烧关后退入城内，凭借城墙进行顽抗。为不使敌人有喘息的机会，我攻城部队一面组织力量灭火，一面争分夺秒，加速攻城，当夜24时，先头营即突破了小南门，占据了城门楼。但由于城门楼两侧敌人的地堡群没有全部被摧毁，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而负责攻打宋门的部队于6月19日凌晨炸开封闭的宋门，打开了通道，后续部队紧随进入城内。其后小南门、大南门、西门相继被我攻破。守敌据险顽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冒着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投掷大量燃烧弹、引起的熊熊烈火和六月酷暑，昼夜进攻，逐街逐巷和敌人展开战斗，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法院、河南大学、鼓楼、绥靖公署（省府西街）和省政府等要点，战斗最为激烈。当然在这些地方，歼灭国民党军的人数也最多。国民党守军主力最后以龙亭为中心，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进行顽抗，但经过近5小时的近战和肉搏，国民党弹尽援绝，6月22日晨国民党守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师参谋长游凌云被俘，战斗胜利结束。
国军六十六军一八五师原属警备部队最精锐的德式机械化师，后被陈诚所收编，发展成为陈诚的土木系部队,一九四三年划归六十六军,并曾经参加滇西反攻和松山反攻,并在时任一八五师少将师长李仲辛将军的指挥下,配合同属陈诚土木系的远征军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和一九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和第八军及第七十一军主力一同全歼松山龙陵之敌,战后,李仲辛将军所指挥的一八五师为六十六军获得"飞虎旗"一个,并和一九八师,新编二十二师和新编三十八师一批获得全美械装备,一跃成为六十六军的主力师,李仲辛将军被称之"抗日名将",其后,第一八五师在李仲辛将军的率领下于一九四四年参加豫湘桂大决战,并成功坚守广西梧州,和六十六军十三师和一九九师共同守住广西南宁门户梧州长达几个月之久,多次打败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取得毙敌三千人的辉煌战绩,只是由于汤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队面对日军作战全线惨败,日军又集中三个师团对六十六军进行合围,非常惨,国军第六十六军伤亡惨重,特别是李仲辛的一八五师损失最大。
解放战争结局：一九四六年，六十六军整编为整编六十六师，一八五师编为一八五旅，涂焕陶接任一八五旅少将旅长,同年六月率一八五旅随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和第一九九旅一同进攻中原解放区,打响全面内战第一枪,一九四七年在羊山集战斗中坚持抵抗中野十几个纵队轮番攻击,伤亡惨重,几乎所有参加过滇西反攻和松山的老兵都拼光了,最后守了半个多月,一八五旅全部拼光,旅长涂焕陶和中将师长宋瑞珂被俘.
一九四七年九月,李仲辛将军继任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后,便以张成元的整编三十二旅为基础重新组建第一八五旅,报国防部呈上,任命张成元为一八五旅少将旅长,并和张洁的第十三旅共同组建新的整编六十六师曾一度随李仲辛的六十六师师部及十三旅部队进驻开封,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奉李仲辛之命驻防河南偃城,同年十二月,在河南偃城战役被我中野陈谢兵团包围全歼,旅长张成元中弹身亡,一八五旅仅仅重建三个月,再度被歼灭,这是一八五旅第二次被歼.第三次重建的一八五师战斗力差,远远不能和李仲辛所带的一八五师相提并论,一九四九年在渡江战役中随六十六军军部及十三师再度被歼.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历任师长(旅长)(1942-1949)(归属六十六军,整编六十六师时期)
师长(旅长)履历
石祖黄 (任期:1942年7月-1943年10月)(一八五师少将师长任上)
(1905-?) 不详
李仲辛 (任期:1943年10月-1946年4月)(一八五师少将师长任上)
李仲辛(1912-1948) 李仲辛，陆军中将。湖南长沙人，生于1912年8月12日。黄埔军校第6期交通科、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李仲辛长相斯文,皮肤白白净净,十分英俊,一副娃娃脸.曾任军令部无线电信教导大队少校队附，1935年任军令部上校科长，抗战爆发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侍从参谋，参加南京保卫战，1939年6月任第94军185师参谋长，1941年7月任第94军185师553团团长，1942年3月任185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0月任第66军185师少将师长，曾参加宜昌、鄂西、常德会战，1943年10月任刚刚从缅甸战场回来休整的美式机械化军66军185师少将师长,后率185师受顾祝同第三战区指挥,1944年7月配合新四军攻打淮阴城, 并重创驻守淮阴日军精锐部队松井联队.1946年8月指挥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整编75师第6旅李邦华部配合新7旅及整编65师105旅和整编83师及整编65师和整编25师一部这三支国军精锐王牌部队进攻新四军苏中根据地海安.1947年9月任整编第66师师长，1948年6月22日在豫东战役中于河南开封被华野共军流弹击中阵亡，年仅36岁。其其妻周黛西是国军陆军总部医院护士长,因得知李仲辛死讯后,紧紧抱住李仲辛的尸体不放,又哭又喊持续几个小时痛不欲生
涂焕陶(任期:1946年5月-1947年7月)(一八五旅少将旅长任上)
涂焕陶(1910-1993)
涂焕陶，陆军少将军衔，少将旅长。生于1910年8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别号泽之，别字诚中，笔名水余，湖南浏阳人。中央陆军步兵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毕业。历任国军第三十三军排、连、营长，师中校参谋主任，副团长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八五师五五四团中校副团长、代团长。1944年任第一八五师少将参谋长，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副师长。1946年-1947年任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少将旅长。
张成元(任期1947年9月-1947年12月)(一八五旅少将旅长任上)
张成元(1910-1947)
张成元（1910-1947）湖南邵阳人，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科,和比他年龄还小两岁的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将军为同期同科同学.生于1910年11月2日.陆军大学第14期毕业,和李树正将军等陆军大学关糸要好,曾参加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1943年又调任远征军66军185师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的185师少将师长正是李仲辛,二人开始密切合作,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前起调任整编32旅任少将旅长,不久便归属时任整编75师中将副师长李仲辛指挥,解放战争爆发后,先后跟随李仲辛参加进攻苏中,苏北解放区以及山东解放区,1947年9月,李仲辛任整编66师中将师长后,将原属他指挥的整编第32旅改编为整编66师185旅,并配备先前组成的新编第13旅组成新的整编66师.张成元任李仲辛的66师185旅少将旅长,曾率185旅一度随李仲辛的66师师部及13旅部队进驻开封,1947年11月,奉李仲辛之命驻防河南偃城,同年12月,在河南偃城战役被我中野陈谢兵团包围全歼,张成元中弹身亡,时年37岁.在开封的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将军闻讯十分悲痛,和夫人周黛西互相对望不知道怎么跟深爱张旅长的夫人林女士说吧,两人沉思许久.
宋瑞珂军长
1926年10月，被分发到新组建的第一军补充师第三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特务队任队长，后任该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1927年，随军北伐，编入东路军，由闽赣打到浙江、南京。宋瑞珂所在第二十一师在浙江龙游县、严州、浪石埠和孙传芳部激战，并将其击溃。
3月间，第二十一师进占江苏吴江、同里。22日陈诚团连夜追击，宋连为尖兵，时近半夜进入苏州。4月上旬，宋瑞珂随第二十一师奉命进入南京。5月间，蒋介石继续“北伐”，调第二十一师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第二十一师又调回南京。
1929年7月，宋瑞珂调任第十一师师部参谋。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宋瑞珂任第六十四团团附。中原大战结束后，宋瑞珂升任第六十三团团长。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宋瑞珂任随第十一师参加了第三、四次“围剿”。
1935年4月国民政府重新评定军衔，宋瑞珂被授为陆军步兵上校。12月宋瑞珂升为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旅长。
1940年5月，宋瑞珂升任第一九九师师长。6月参加宜昌战役，与敌人激战地十多天，第一九九师伤亡官兵三千余人。8月下旬，第一九九师将阵地交给新组建的第五十一师，宋瑞珂率部开往后方整补。
1943年春，宋瑞珂升任第六十六军副军长。5月，参加鄂西会战，至6月上旬，取得“大捷”，中国军队恢复到5月5日以前之原有态势。
1943年10月，宋瑞珂与军长方靖率领第六十六军参加常德战役。1944年8月，宋朝瑞珂获五等云麾勋章。同月，方靖调，宋瑞珂升任第六十六军中将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宋瑞珂奉命率第六十六军于1945年9月10日到达武汉，宋瑞珂兼任汉囗、汉阳区警备司令。
1946年5月,第六十六军改编为整编第六十六师,宋瑞珂任师长。
1947年3月,整编第六十六师奉武汉行辕转陈城命令,开往豫北地区归郑州指挥所和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指挥，参与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
6月30日夜，经过修整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豫西南地区吃紧，陆军总部即调在豫北的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增援鲁西南。整编第六十六师守羊山集，该师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一直鏖战到27日，羊山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解放军进入师部所在村庄，双方展开巷战和逐层争夺。整编六十六师全部被歼灭，宋瑞珂也被俘。宋瑞珂被俘后，先后在解放军教导大队和功德林监狱学习，改造。
1960年11月28日，宋瑞珂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
1983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瑞珂被选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后又兼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8年又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 1995年逝世，享年88岁。
鄂西会战
第26集团军 总司令 周碞
副总司令 区寿年
第66军 军长 方靖
第185师 师长 石祖黄
第199师 师长 靳力江 常德战役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陆军中将王敬久
第66军 军长 方靖中将
第185师 石祖黄少将(李仲莘代)
第199师 周天健少将
宋瑞珂军长
1908年生，陆军中将，山东青岛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35年4月被授与陆军步兵上校。12月升为任第18军第14师第42旅旅长，40年5月，升任199师师长，6月参加宜昌战役，激战十多天，199师伤亡官兵三千余人，8月下旬，第199师将阵地移交给新第五十一师，199师开往后方整补，43年春，宋瑞珂升任第66军副军长，5月参加鄂西会战，至6月上旬，我们胜了！！!中国军队恢复到5月5日以前之原有态势! 43年10月，宋瑞珂与军长方靖率领第66军参加常德战役,44年8月，宋瑞珂获五等云麾勋章，同月宋瑞珂升任第66军中将军长！方靖9月调任第79军军长，日本鬼子投降后，宋瑞珂率第66军于45年9月10日到达武汉，任汉囗、汉阳区警备司令，次年5月,第66军改编为整编第66师,宋瑞珂任师长，35年之前的没法写，写了必被删，不如不写！宋瑞珂的命运在羊山集逆转，他回电报给蒋公中正说部下伤亡甚多，突围甚难，决不能丢弃部下不管！蒋公中正听至此处，质问顾祝同：王仲廉在何处，让他在最快时间内赶到，否则他要负一切后果！ 难道还要让张灵甫的惨剧在66师重演吗？ 宋瑞珂此战后做了俘虏，他的对手看见宋瑞珂，拔出手枪就要毙了他：宋瑞珂，我毙了你！ 可见羊山集之血战惨烈！
活捉宋瑞珂
活捉宋瑞珂的历史真相
发布日期：2012-01-31访问次数: 2502字号：[ 大 中 小 ]
1947年6月30日夜，我晋翼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天险，发起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在首战克郓城，再捷六营集，歼敌3.7万人的基础上，于7月13日包围了畏缩于山东金乡羊山集固守待援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
7月27日黄昏，我军围歼羊山集守敌的总攻开始了!炮兵分队和各攻击部队以各种火器对敌阵地工事火力点实施破坏、压制射击。我所在部队是二纵六旅，当周发田旅长、刘华清政委带领我们攻入第一道寨门时，在寨门的上面有三个碉堡、三挺机枪在喷着火色疯狂扫射着，阻挡了我们的进路，周旅长要求我们赶快找一个屋设为前线指挥所，我和通信兵来到路北一民房中，啊！一看呢，满屋子的国民党士兵尸体，像麻袋一样堆到屋顶，我们清理后，通信兵将电话机放在膝盖上，周旅长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后命令十六、十七、十八团停止进攻，我问周旅长，打得好好的，为啥停止呀？他说：前面的房子都被国民党推到了，没掩体了，如进攻，伤亡势必很大，我们绝不上他这个当，赶快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这样我们又挖壕沟掩体。
我二纵六旅三个团担任西面主攻任务，16、17团由羊山集及街南侧向东突击。经激烈拼搏，我旅各团突击队不断向纵深发展，将羊山守敌南北的联系切断，敌人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地方，陷入绝境。
上级决定，27日下午7点钟对敌人发起最后一次总攻击。下午三点来钟，周发田旅长带着我，来到部队前沿阵地上，做总攻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羊山集西半部及羊山周围的敌阵地均被我军攻占，号称“主力”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深陷重围，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于是，他调派飞机在羊山集上空盘旋轰炸，俯冲扫射，投递《蒋中正手令》，给宋瑞珂的六十六师打气。
7月22日晨，国民党飞机投下了用黄色绢缎写成的要宋瑞珂坚守羊山集的蒋介石手谕。后来，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宋瑞珂困守，难逃灭顶之灾，又命令他向南突围，但是宋瑞珂已成瓮中之鳖，突围无望。于是蒋介石再次命令宋瑞珂坚守待援，然而援兵一部即敌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已于7月22日被歼于万福河以北，王敬久所率敌五十八师被我军拒于三十华里以外的金乡县一带不能北援，蒋介石深知六十六师的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只好向宋瑞珂发出悲鸣，祈求上帝的保佑。
他在给宋瑞珂的电报中写到：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暨同志，目前处于危急之际，亦应固守到底。希望依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的胜利。宋瑞珂接此电，大失所望，更加惊恐不安。
此时，我军已完成最后围歼敌六十六师的战斗部署。刘邓首长决定，以二、三、六纵队从西、东、南三面，于7月27日晚总攻羊山集之敌，一纵队在羊山集以东的大义集，接替冀鲁豫独立旅的阻击任务。我和周发田旅长正走着，见东北羊山脚下的一个高坡重机枪阵地上，有两个机枪射手站在地堡顶上，朝西面我方阵地高喊：“同志们，做好准备，敌人要突围啦！”那两个战士喊了一阵，见没人理睬，跳进工事，操起重机枪，便开了火。周旅长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观察了一下敌人阵地然后对我说：“不好，敌人真是要突围了。”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去传达他的命令：附近的部队，不论先后，马上向敌人进攻，决不能让宋瑞珂跑掉！
我应了一声便迅速向西跑去。因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找部队指挥员了，我便边跑边喊：“周旅长命令，所有部队马上发起进攻，宋瑞珂要突围了！”
我一喊，不但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而且四面八方都喊开了！与此同时各团指挥所都接到了命令。我军的炮火、机枪都吼叫起来，整个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连天。
我随着攻击部队前进，没想到穿过几所院子就找不到部队了。我正犹豫着，忽听到南方有我方人员的呼唤声。于是，我急忙向南跑去，出了一所院子，来到一条三、四丈宽的东西大街上。街面半尺深的积水已成泥浆，被打死、打伤的蒋军士兵一片一片地躺倒在紫红色的泥浆里。因为当时时值雨天，流出的水都是红色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不敢在外掩埋，都堆放在屋里，有的尸体堆到屋顶。而大街南侧，停放着几十辆美国十轮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解放军战士，端着刺刀看着战利品。
突然，一支队伍向东奔来，带队的是十八团一营二连指导员葛玉霞。他手提驳壳枪见到我就喊：“队长（我在任旅宣传队队长时，葛是宣传队员）！我们与营失了联系，全连就剩30来人了。现在听你的命令，你说往哪打？”
我毅然答应他的要求，说：“咱们顺街往东搜索，哪有敌人，就往哪打。”说完。我和葛玉霞带着二连队伍沿街向东搜索前进。
“啪”，豁然在前方的左侧响了一枪。
“敌人！”有个战士报告，“在左前方约三百米处的那座小楼上。”我和葛玉霞商量：敌人小楼据点在东北方向，我们绕道接近小楼去消灭它。
我们来到东西大街的拐弯处，迅速将三十人的队伍分为三个组，每组十人，各带一挺轻机枪。以两个组攻击小楼所在的寨门内的敌人，以一个组负责掩护。任务布置完毕，葛指导员命令：开始！两个组分别由两名排长带队，从两侧冲入寨内，迅速占领了两厢，绕开了敌机枪火力对寨门的封锁。我和葛玉霞率后面一个组就能靠在门西墙边，乘敌人机枪换梭子之机，猛地冲入寨内，正跑着我们撞见一个蒋军士兵，他跪在地上，向端着刺刀的战士求饶。我让这个俘虏兵站起来，我问：“你说，宋瑞珂在哪里？你不说实话，用刺刀挑了你！”
那俘虏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后一指；“我是三十二师的，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就住在这个店铺后院的对面……”（待续）
(岳春普，男，1926年出生，河南冀县人，羊山战役时任6旅宣传科干事。电影《大转折》中的岳参谋即指岳春普，因当时随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在前敌指挥所工作。1963年任旅大警备区守备1师政治部主任。1977年离休。)
1947年6月30日夜，我晋翼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天险，发起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在首战克郓城，再捷六营集，歼敌3.7万人的基础上，于7月13日包围了畏缩于山东金乡羊山集固守待援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
7月27日黄昏，我军围歼羊山集守敌的总攻开始了!炮兵分队和各攻击部队以各种火器对敌阵地工事火力点实施破坏、压制射击。我所在部队是二纵六旅，当周发田旅长、刘华清政委带领我们攻入第一道寨门时，在寨门的上面有三个碉堡、三挺机枪在喷着火色疯狂扫射着，阻挡了我们的进路，周旅长要求我们赶快找一个屋设为前线指挥所，我和通信兵来到路北一民房中，啊！一看呢，满屋子的国民党士兵尸体，像麻袋一样堆到屋顶，我们清理后，通信兵将电话机放在膝盖上，周旅长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后命令十六、十七、十八团停止进攻，我问周旅长，打得好好的，为啥停止呀？他说：前面的房子都被国民党推到了，没掩体了，如进攻，伤亡势必很大，我们绝不上他这个当，赶快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这样我们又挖壕沟掩体。
我二纵六旅三个团担任西面主攻任务，16、17团由羊山集及街南侧向东突击。经激烈拼搏，我旅各团突击队不断向纵深发展，将羊山守敌南北的联系切断，敌人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地方，陷入绝境。
上级决定，27日下午7点钟对敌人发起最后一次总攻击。下午三点来钟，周发田旅长带着我，来到部队前沿阵地上，做总攻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羊山集西半部及羊山周围的敌阵地均被我军攻占，号称“主力”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深陷重围，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于是，他调派飞机在羊山集上空盘旋轰炸，俯冲扫射，投递《蒋中正手令》，给宋瑞珂的六十六师打气。
7月22日晨，国民党飞机投下了用黄色绢缎写成的要宋瑞珂坚守羊山集的蒋介石手谕。后来，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宋瑞珂困守，难逃灭顶之灾，又命令他向南突围，但是宋瑞珂已成瓮中之鳖，突围无望。于是蒋介石再次命令宋瑞珂坚守待援，然而援兵一部即敌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已于7月22日被歼于万福河以北，王敬久所率敌五十八师被我军拒于三十华里以外的金乡县一带不能北援，蒋介石深知六十六师的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只好向宋瑞珂发出悲鸣，祈求上帝的保佑。
他在给宋瑞珂的电报中写到：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暨同志，目前处于危急之际，亦应固守到底。希望依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的胜利。宋瑞珂接此电，大失所望，更加惊恐不安。
此时，我军已完成最后围歼敌六十六师的战斗部署。刘邓首长决定，以二、三、六纵队从西、东、南三面，于7月27日晚总攻羊山集之敌，一纵队在羊山集以东的大义集，接替冀鲁豫独立旅的阻击任务。我和周发田旅长正走着，见东北羊山脚下的一个高坡重机枪阵地上，有两个机枪射手站在地堡顶上，朝西面我方阵地高喊：“同志们，做好准备，敌人要突围啦！”那两个战士喊了一阵，见没人理睬，跳进工事，操起重机枪，便开了火。周旅长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观察了一下敌人阵地然后对我说：“不好，敌人真是要突围了。”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去传达他的命令：附近的部队，不论先后，马上向敌人进攻，决不能让宋瑞珂跑掉！
我应了一声便迅速向西跑去。因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找部队指挥员了，我便边跑边喊：“周旅长命令，所有部队马上发起进攻，宋瑞珂要突围了！”
我一喊，不但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而且四面八方都喊开了！与此同时各团指挥所都接到了命令。我军的炮火、机枪都吼叫起来，整个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连天。
我随着攻击部队前进，没想到穿过几所院子就找不到部队了。我正犹豫着，忽听到南方有我方人员的呼唤声。于是，我急忙向南跑去，出了一所院子，来到一条三、四丈宽的东西大街上。街面半尺深的积水已成泥浆，被打死、打伤的蒋军士兵一片一片地躺倒在紫红色的泥浆里。因为当时时值雨天，流出的水都是红色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不敢在外掩埋，都堆放在屋里，有的尸体堆到屋顶。而大街南侧，停放着几十辆美国十轮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解放军战士，端着刺刀看着战利品。
突然，一支队伍向东奔来，带队的是十八团一营二连指导员葛玉霞。他手提驳壳枪见到我就喊：“队长（我在任旅宣传队队长时，葛是宣传队员）！我们与营失了联系，全连就剩30来人了。现在听你的命令，你说往哪打？”
我毅然答应他的要求，说：“咱们顺街往东搜索，哪有敌人，就往哪打。”说完。我和葛玉霞带着二连队伍沿街向东搜索前进。
“啪”，豁然在前方的左侧响了一枪。
“敌人！”有个战士报告，“在左前方约三百米处的那座小楼上。”我和葛玉霞商量：敌人小楼据点在东北方向，我们绕道接近小楼去消灭它。
我们来到东西大街的拐弯处，迅速将三十人的队伍分为三个组，每组十人，各带一挺轻机枪。以两个组攻击小楼所在的寨门内的敌人，以一个组负责掩护。任务布置完毕，葛指导员命令：开始！两个组分别由两名排长带队，从两侧冲入寨内，迅速占领了两厢，绕开了敌机枪火力对寨门的封锁。我和葛玉霞率后面一个组就能靠在门西墙边，乘敌人机枪换梭子之机，猛地冲入寨内，正跑着我们撞见一个蒋军士兵，他跪在地上，向端着刺刀的战士求饶。我让这个俘虏兵站起来，我问：“你说，宋瑞珂在哪里？你不说实话，用刺刀挑了你！”
那俘虏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后一指；“我是三十二师的，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就住在这个店铺后院的对面……”（待续）
(岳春普，男，1926年出生，河南冀县人，羊山战役时任6旅宣传科干事。电影《大转折》中的岳参谋即指岳春普，因当时随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在前敌指挥所工作。1963年任旅大警备区守备1师政治部主任。1977年离休。)
羊山集战役
文修 撰稿
羊山集是个山东西南部有居民千余户的大镇。这个古老的镇子依山而据，此山名曰羊山。
不知是哪位有灵性的人给它起的名字，一个“羊”字把这座不大的山点化活了。它东西走向，五里长，东头有一个圆圆的山包，似仰着的头；中间一段曲而长，似躬着背的腰；西头小山包包一个个挤在一起，似翘着的尾巴。远远望去，极像一只仰着头、极着尾、跪着腿、躬着背、正在吃奶的小羊羔。
这方水土自有战争开始，便是屯兵据守之地。羊山的周围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明末时期的寨墙；寨墙外面，东、南、西三面有丈余深的水壕，这是侵华日军、汉奸队盘踞时留下的。国民革命军整编第66师开进羊山集后，又在寨墙、水壕之间加筑了一道坚固的鹿等。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碉堡、射击孔密匝匝地分散在鹿碧之中，火力可控制羊山周围1000米开外的地区。第66师师长宋瑞珂是个有战术眼光的人，他巧妙地利用羊山的羊身、羊头制高点，与山下集镇的民房构成核心阵地，隐蔽工事一层又一层，像个铁筒，易守难攻。除此之外，宋瑞珂又在羊山集二里开外的村庄和中共四野做了布局，开辟了辐射状的野外阵地。
第66师系蒋校长的黄埔嫡系精锐，配置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张灵甫的第74师比起来，除编制配额略少外，战斗力一点也不逊色。师长宋瑞珂毕业于黄埔3期，因出类拔革而留校任内务长官。北伐开始后，他几次打报告请求参加北伐军，学校不允。他说动了校医，开了张“患肺病”的证明递了上去。学校教育长也知道这是一纸假证明，但终被他的诚挚所感动。那时的宋瑞珂是个满腔爱国之情的热血青年。他个头不高，斯文白净，像个绍兴师爷，却没有绿林和行伍之气。他是地道的山东人，青岛市的崂山人，因家境艰涩，只读到中学就缀学，进工厂当了名保全工，后经人举荐考入黄埔。
北伐开始，陈诚是筹备处主任，他很赏识这个“小白脸”、“小个子”的精明和热忱，说：“把他留在我这里。”从此宋瑞珂便一直追随陈诚，成了“土木系”的中坚骨干，极受恩宠。
内战爆发时，宋瑞珂30多岁，骁勇而足谋，在国民革命军少壮派里是姣姣者，可谓前程无量。他是“中原停战协定”的签字人，墨迹未干，又第一个登台亮相，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
在鲁西南战场，宋瑞珂虽未能受命统帅三军，但他很知道如何执行王敬久的命令，很知道如何选择进攻路线和驻扎营地。一进羊山，他就开始营造这个一面靠山、三面环水的要塞，凭险而据。
1947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32、70师全军覆没，第66师被团团围住；一夜之间，羊山的野外阵地亦被收拾干净。王敬久命宋瑞珂突围，宋瑞珂没有动。他在“羊背”一座居高而又隐蔽的石屋里拿着望远镜，东、南、西三面眺望，很冷静。
7月13日19时，中共刘邓第2、3纵队扫除了羊山外围阵地；按作战部署，第2纵队攻“羊尾”，第3纵队攻“羊头”，东西两路向羊山集实施攻击。
中共进攻道路多水。解放军部队爆破鹿等向镇子突击时，羊山上“头”、“背”、“尾”和镇内制高点国军四面火力一齐压过来，攻击未果，拂晓撤出战斗。
7月16日，中共两个纵队召开党委扩大会，对兵力火力重新做了调整和部署，于17日晚再次发起攻击。第3纵队第8旅第22团主攻“羊头”，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人海战术，突破层层封锁，跃过水壕、鹿砦和寨墙，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冲上去，终于越过峭壁，攻上“羊头”；但“羊头”石坚土少，一时无法构筑工事，天一亮，解放军全团兵力便暴露在山上，伤亡很大，无法立足，拂晓又撤出战斗。第2纵队第19团主攻“羊尾”，情况与第3纵队相似，虽然攻上了“羊尾”，但天亮后国军居高临下轰击，中共部队三面受击，伤亡太大，最后只有3营扎在“羊尾”的15个小山包上，其余撤出战斗。
7月19日中共投人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向羊山压过去。自14日开始连下大雨，羊山脚下成了一片沼泽地，水壕水深超过两米，山上泥溜苔滑，国军阻击的枪弹密集得像一堵墙。解放军主攻部队又一次艰难地攻上“羊头”、“羊尾”，与国军反复争夺山头。“羊头”是国军第66师防御体系的核心，存亡之关键。宋瑞珂增调了兵力、兵器，多次冲锋、反扑。解放军主攻部队另由镇南、镇西突破前沿，楔人纵深。宋瑞珂又把火力集中到这里。国军炮火像山洪压下来，攻击的解放军部队一排排应声倒下，一批批被埋在炮火掀起的泥土里。解放军已经有十几个旅团干部负了伤。
天亮前，解放军指挥部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解放军连攻三次未成。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水壕里的水漫了出来。整个羊山集成了泽国、水乡、血海，一片汪洋。
金乡距羊山仅有20华里，国军第32师、第7O师被歼之后，王敬久既怕第66师也被歼，又怕自己被围，每夜都爬到金乡城内的宝塔上观察战况，指挥驻在城北的榴弹炮营向羊山集附近炮轰。
7月16日，王敬久传蒋介石的指令，再次要第66师突围。
宋瑞珂复电：
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不忍遗弃。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故各级军官都决心固守待援。
蒋校长深为学生宋瑞珂在此危急之时犹以伤员为重而感动，同时又忧心宋瑞司的险恶处境。他电催顾祝同，速调五个师进鲁西南，以解宋瑞珂之围，全歼中共刘邓。
顾祝同正为山东战局慌乱，蒋校长一调就是五个师，真是捉襟见肘。徐州的兵不能减，山东的兵不能调。筹来划去，还是去挖豫北、陕西、武汉、洛阳的国军整编第10、40、52、82师和青年军第206师编成第4兵团，命王仲廉为司令长官。
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对此颇有异议：“王仲廉最大的本事是营私舞弊，此人万不可重用。”
顾祝同的高参顾鸣歧也说：“去年王仲廉两次与刘伯承交手，两次均为败局。鲁西南已失两师，此次援军之帅，事关重大，总司令三思而行……”
顾祝同脸色难看。他并非器重王仲廉，只不过是无奈之举。他气恼地反问：“以二位之见，哪个又比王仲廉强呢？”
郭汝瑰、顾鸣歧无话。
顾祝同下了调令，仍不放心。远水不解近渴，第66师危在巳夕，如有闪失，蒋介石不会轻饶作罢的。于是他一面严令王敬久率兵为第66师解围，一面派飞机盘旋于羊山集上空，为宋瑞珂助战。
王敬久接令后仿佛患了牙疼病，吸溜了半天凉气，还是觉得自己不能亲自出马，于是想到了第66师留驻在金乡的第199旅。
王敬久叫来了第199旅旅长王士翘，说：“你是宋师长一手栽培的，如今他和66师弟兄被围在羊山，你理当拼死相救。你的任务不是单纯过河，是接应66师突围。接不到宋师长不准回来，这是死命令。”
王士翘像没听懂司令长官的话，凝视着王敬久。
“明白吗？”王敬久问道。
“明不明白，都一个样。”王士翘掉头急步离去。
王士翘悲壮地率领着他的第199旅急驰羊山集。行走10余里，到了万福河南岸石家店。
河对岸，中共刘伯承已部署了冀鲁豫第7分区和冀鲁豫独立旅的阻击部队，防守严密，炮火激烈，国军第199旅被阻于万福河南岸，数天不得前进一步。
王敬久天天用报话机催战，天天是“限令即日晚间时到达羊山，否则以军法从事”！
7月19日，万福河对岸突然停止了炮击。
王士翘对他的同僚说：“人家张好了口袋等着我们，明明是去送死，还是让我自杀了吧！有我在，你们就下不了台；我自杀了，你们倒好找出路……”
言毕，王士翘拔出手枪。
左右压住枪口，对王士翘说：“反正都是一死，索性大家死在一处。”
这时援军第58师已经到了万福河附近，王敬久电告该师师长鲁道源：“整编66师是陈诚的基本部队，你们必须到羊山集去解围，否则陈总长不会饶恕你们的。”
与此同时，王敬久又授命第199旅归属鲁道源指挥。
在双重压力下，第199旅从对岸敞开的“口子”过了河，随其过河的还有第58师的一个督战团。
王士翘过了河，进至距羊山集五里的万福庄，伏兵从路两边一跃而起，第58师的督战团见势掉头即撤，第199旅孤军抗击，半小时后，溃不成军。在混乱中六个营长有四个阵亡，两个团长剩下了一个。王士翘头部负伤，眼见全旅官兵进了网，无奈只身逃往万福庄以北的高粱地Z一直藏到午后，头部伤口血流不止，他想回去是死，躲在这里还是个死，于是走出来，向解放军交械投降。
宋瑞珂派出接应第199旅的一个团也被歼灭。最后仅有第199旅的连长姚辉和一个排长、两个士兵“杀”进了羊山集。
宋瑞珂听姚辉叙述了经过，半日无语，直到天黑，站在电台前授电文：
校长：66师据死坚守羊山集，现已弹缺粮绝，料难再供驱驰。
1947年7月19日 蒋校长乘飞机亲临开封督战。
机翼上是耀目的阳光，机翼下是翻滚的云海，冷热气流猛烈碰撞，“美龄号”专机颠簸得微微发颤。
蒋校长靠在沙发座椅上，系着安全带，双目仍闪着锐利的锋芒。
7月初国军丢了郓城、定陶，国军第55师被歼。六营集一战，勾销了70、32两个整编师。与此同时，连接南北的大动脉-津浦路又被外线出击的共军切断。7月17日，山东南麻整编第11师突遭陈毅部袭击，此危未解，羊山第66师又告急。切肤之痛使蒋校长连日来情绪浮躁，脾胃不振；想起孟良岗一战，痛失第74师，爱将张灵甫壮烈殉职，更是郁愤冲怀：决不能让整编第11师和第66师两支国军之精锐重蹈第74师之复辙！
开封，蒋校长寓所小客厅只有顾祝同和蒋介石两个人。
蒋校长问：“你调的部队呢？”
“都在路上，日夜急驰，鲁道源已经赶到羊山附近……”
“那个王仲廉呢？”
“连日大雨，车辆辎重陷于泥泞，我已电催，限他23日前必须赶到羊……”
蒋校长“呼”地从藤椅上站起：“娘希匹！他现在哪里？！”
顾祝同惶惶然：“王仲廉部在龙凤集附近。”
“告诉他，21日赶不到羊山，军法从事！”
1947年7月23日鲁西南羊山集，天似乎被解放军炮火轰塌了，大雨不停，肆虐的风疯了似的东冲西撞，呜呜地呼啸着。7月24日，宋瑞珂手持望远镜，站在羊山集北侧高地上了望。进入望远镜的是一片汪洋，东、南、西五里以内全是共军构筑的工事。他抬高望远镜，向10里以外了望。烟雨蒙蒙，能见度个好。他仔细望着，寻找着，希冀视野里出现援军的影子。站在他身边的卫兵端着一碗水，托着几粒白药片，站了很久，终于开口：“师长，吃药吧。”宋瑞珂有严重的胃溃疡，多年了，这些天病犯得厉害，豆大的冷汗滚在消瘦的脸上，卫兵常常不忍看。宋瑞河回身吞下药片。
7月21日，宋瑞珂接到王敬久的电报，告之王仲廉兵团已到龙凤集附近，预计23日可到羊山集，希与之联络。后又补电，说王仲廉兵团因雨受阻行军迟缓，25日可到羊山集。宋瑞河自刀日晚便令无线电与王仲廉联络，每夜呼叫；但王兵团无线电只接应，却不肯告到达地点，去电报也不回复。
更令宋瑞珂恼怒的是王敬久的代理参谋长刘秉哲打来的电报：
余锦源（第72师师长）、陈颐鼎两兄已率所部由嘉祥南来，23日到纸坊街（羊山集东北 25里），至迟25日可到羊山集与兄会师。
宋瑞珂大骂：“卑鄙！”把电报撕得粉碎。
远处，在萧萧的雨声中伴随着马的嘶鸣哀嚎。又在杀马了。一个师两万多张嘴，粮食是一粒也没有了。马是有数的，马杀完了还杀什么？
昨天下午，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飞机空投给他的信：
奉蒋总裁的电话谕转告吾兄，苦战一周，既未能突 围，即在羊山集固守待援；但最好能占领葛岭，使占领区域大些，以便空投粮食，而利固守。
宋瑞珂让第37团团长李竹泉带领部队攻占葛岭，冲了几次，像冲在网上，只好息鼓收兵。
宋瑞珂研究过老百姓拥戴共产党的原委，认为“秋毫无犯”是取信于民的根本。所以他的部队不允许有烧、杀、抢、掠的行为，甚至有行军不许踏倒田间青苗的规定。现在撑不住了。第185旅旅长徐涣陶到羊山集搜刮了几次，与民争食，把羊山集翻了个底朝天，仅23日一天，镇上的牛就被宰掉了58头。
宋瑞珂此刻是进亦无路，退亦无路，固守又无粮草弹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援军上，但援军天天说到，天天未到，只丢给他一个一个的精神安慰。
一发炮弹呼啸着飞来，在离宋瑞河十几米处炸响，迸裂的弹片和碎石扎进他的左臂。他喊卫兵，不见回声；一回头，只见卫兵躺在血泊中，残肢断臂没了模样。
参谋长郭雨林跑上来，正要说什么，突然一把抱住宋瑞珂，两人摔倒在泥水里。
炮弹又飞过去。
宋瑞珂站起来，用手指掸了一下帽子上的泥。
参谋长郭雨林向他报告：“西寨门失守！”
25日天放晴了。雾气在山野里升腾，沸沸扬扬。太阳像个白炽的蜡球，刚爬出山梁，便蒸腾着暑气扑面而来。
四通八达的堑壕里积满了泥水，解放军吃睡都在泥水里，伤口泡得发白、溃烂，直流浓血。炊事员开始还把饭菜放在木板上，推着到各班送饭，后来干脆把锅漂在水上，用力一推，铁锅就晃晃悠悠自己浮过去了。
遍布在壕沟旁的国军战士遗体，终日水泡雨淋全腐烂了，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
羊山的“尾巴”上在7月17日的第二次攻击时就被钉上了钉子。中共第2纵队第5旅第13团3营在三面受国军枪击下筑起了工事。部队伤亡很大，但是国军再没有夺回去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15个小山包。
天一晴，国军的飞机就来了。嗡嗡地叫着，不是投炸弹，而是投食品、弹药。运输机不敢低飞（有两架已经被共军机枪打下来了），国共双方阵地又相距很近，空投下来的子弹箱和麻袋装的大米、白面差不多都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
1947年7月25日中共刘邓命令：7月26日对羊山集国军发动总攻。
7月25日夜里大雨倾盆，直下到26日黄昏。解放军壕沟里灌满了雨水，掩体工事被冲垮，中共总攻计划无法实施，推迟到27日。
这天得到情报，蒋校长向顾祝同发出命令：
中共刘邓被大雨所困，交通、通讯均发生困难，是围抄歼灭的良好时机。命王仲廉一日内赶到羊山，与金乡王敬久集团、鲁道源58师合击刘伯承部。此战若予以彻底打击，则结束山东战事，指日可期。自明日（7月26日）起，各部队即应逐渐与匪主动接战，望各级官兵猛打穷追，达成任务。希饬遵照。
此时，王仲廉率整编第10师、第206师，第82旅已抵冉固集，距羊山仅一天的路程；王敬久距羊山10里；鲁道源在万福河对岸，与羊山隔河相望。倘若援敌“主动接战”，进展迅速，不但打乱了解放军的总攻部署，甚至有把第66师接应出去的可能。
刘邓的解放军对漫天风雨焦灼不安，如果第二天仍是大雨……
1947年7月27日天一破晓，满天云霞，斑斓似锦，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将数日的阴霾驱尽。羊山集外的解放军准备动手了。
7月27日下午6时30分，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解放军方面的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万炮齐发。天上的流云急促地飞逝了。大地剧烈颤动，连人的脚都站不稳。开始还可见山上的国军影影绰绰，渐渐烟雾把羊山、羊山集包裹起来。解放军炮火进行了40分钟，“羊头”、“羊腰”、“羊尾”如同喷裂的火山，红透了。
解放军步、炮、工兵各部队象人海巨浪从四面八方向羊山集疯狂涌来，突破了国军的强固防线。
国军第66师不愧是国民革命军中的精锐，在经历了这样野蛮的狂轰滥炸后，抵抗仍是顽强的。解放军突击战士一排排倒下，后面的又一批批冲上去，前进的每一步都付出惨痛代价了鲜血。
解放军攻击部队向“羊腰”摸近。接近鹿砦时，国军暗堡的火力点猛然复活了，十几挺机枪在鹿砦前打成一道火墙，解放军的尸体堆积在鹿砦上，而后面的步兵仍然踩着战友的尸体冲锋，不久解放军攻击部队控制了交通沟，国军为夺回阵地成连成营地反冲锋……羊山主峰“羊腰”最后失守了。
中共第2纵队第5、6旅的第16、17团由羊山集西北对国军实施主要突击，其第18团由羊山集街道向东突击。羊山集内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巷战激烈。国军战斗相当顽强，第18团每占领一个碉堡都要经过激烈拼搏。
7月27日晚12点多钟，羊山的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了，宋瑞珂知道已经不能再守了。在这前几个小时，蒋校长还派飞机投来他的亲笔信。信中写道：'羊山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暨诸同志，目前虽处于危机之时，亦应固守到底，援军日驰夜骋，不时即到，希弟信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
整整一夜，羊山集火光通明，杀声震天。拂晓时，羊山全部被解放军占领，羊山集国军也大部被歼，宋瑞珂的三个警卫连也缴械投降了，但是不见宋瑞河。
这时只有集镇东北一幢带院墙的高楼内还有国军残部。那是国军第66师的指挥所，宋瑞珂在那里。
宋瑞珂之所以坚持固守，希望正是在援军。可是25日已经到了冉固集的王仲廉怕钻刘伯承的'口袋阵’，部队跬步行进，每天只走10华里，直到28日66师被歼还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儿。王敬久近在咫尺，除了一尺次次欺骗的电告，并不肯接近羊山一步。宋瑞珂当时已经认识到：'战不胜，守不固，非吾之罪，内自致也’。
到28日中午，宋瑞珂给185旅打电话，电话不通。给13旅打，电话线也断了。羊山已全部失去，羊山集东西已被突破，宋瑞珂知道大势已去。这时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把宋瑞珂的头发烧着了。宋瑞珂拔出手枪要自杀。卫士金和甫一把将手枪夺了过去，说：'师长，你死了，我们怎么办？’
宋瑞珂心里很悲凉。仗打成这个样子，他觉得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这时候，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宋瑞珂想，这仗如果继续打下去，无疑徒招更多的伤亡，便说：'再打没意思了，你们哪个出去告诉解放军，我们不打了。’中尉龚振华站出来，说：'我去。’
过了一会儿，龚振华带进一个解放军指导员、宋瑞珂和参谋长以下的参谋人员、一个旅长、八个团长被俘。当宋瑞珂一行走出人大院的时候，一个执行押解任务的士兵端着枪，很高兴地看着我，说：'师长，欢迎你！’宋瑞珂一看，原来是前几天投降到中共那边的原自己的兵，身上的衣服还没换，只是去掉了帽徽和臂章……
当宋瑞珂被解放军押解走出羊山集时，中共第2纵队有个干部见到宋瑞珂后，咬牙切齿，气急败坏，扬手打了宋瑞珂。因为，这个人的不少战友、上司在此战中被国军击伤、击毙，包括解放军第5旅参谋长在内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5人被国军击伤，营级干部伤亡32人，连以下伤亡更多。
历时12个昼夜的羊山集保卫战结束了。国军此役损失20000余人，击落军机两架，损失野炮12门、迫击炮16门、各种小炮102门，轻重机枪367挺，手提机枪158支，长短枪数千支，汽车36辆，电台七部，骡马400多匹。
我的父亲 宋瑞珂
黄埔三期宋瑞珂之女 宋华斐 撰稿
弛骋抗日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开始了新的战争威胁，1932年发动“一二八”上海战争；1933年发动长城战争；1934年制造伪蒙政权；1935年12月又策动汉奸制造华北五省独立。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中日战争势难避兔。乃决心加紧准备，整理军队，轮流调集整理师的师长、旅长、参谋长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受训。1936年1月父亲调去陆大将官讲习班第一期学习，入学后，每一学员发《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为内容的小册子一本。当时为了避免日本借口制造麻烦，将书名更为《大学》，编有书号，由学员亲自保存，如有遗失，以军法论罪。
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巳亟．虎视耽耽，战云密布。父亲为轻装上阵，抗击日寇，先后将我和哥哥送回青岛老家，由祖父母抚养。那时我才两岁，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重回父母身边一视尊颜。父亲克勤克俭，治事严谨，待人诚实，廉洁自持。这与祖父母的教育和老师的长期薰陶是分不开的。在父亲身边，他管教我们十分严格，要求我们勤奋读书，认真修身，不许我们沾染不良嗜好。父母要我们的衣服自己洗，督促我们洒扫庭院，养成勤劳习惯。我还记得那时我穿的衣裤，大半是哥哥穿旧的衣裤。这些看来是小事，但在我们整个成长中，却受到益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的新战争。日军侵占平津后，又调集大量兵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抗击日军，为民族尊严不惜流血牺牲，为祖国荣誉，宁愿肝脑涂地，挺身而出，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这次战争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威风。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而上海一战，我军坚守了三个月。由此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为八年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五十四年过去了，“八一三”淞沪战争中，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的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史册，永世长存。
淞沪战役
淞沪战役从1937年8月13日爆发至11月12日大军西撤，历时三个月，江苏、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副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父亲是武汉行营高级参谋调往前敌总部参赞戎机。
开战之初，日本帝国主义者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妄图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先后投入兵力十四个半师团共约三十余万人，战舰三、四十艘，飞机四百廿十架，战车三百卅辆。我最高统帅部为粉碎日军进攻，倾注精锐兵力抗击敌军。上海一战就打了三个月，彻底打破了敌人所谓三天占领上海的迷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国的威望。
据父亲回忆：淞沪之战，我军调集了七十多个师投入战斗，参战官兵以抗日救国的神圣使命与不怕牺牲的决心，与敌开展搏斗。十八军(父亲曾在其中当过团、旅长)亦于八月间调至上海战场。官兵同仇敌忾，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在日军绝对优势的现代化装备和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进攻下，前仆后继，备勇拼搏，毙伤日军九万余人，迫使日军不得不从国内和华北、台湾四次增援。
淞沪战役这一仗打得很艰苦，表现轰轰烈烈，真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前线官兵相互勉励：“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是青山”，其意境之高，胸怀之广，令人敬佩。淞沪战场上的壮伟事迹是用鲜血谱写成的，我高级将领亲临第一线指挥杀敌，伤亡极重。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因大场失守而悲愤自戕，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国，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黄埔一期)在罗店负伤，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在泗安负伤。在淞沪战役中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就有八十八师旅长黄梅兴(一期)，六十七师旅长蔡炳炎(一期)，五十八师旅长吴继光(二期)，一七0师旅长庞汉祯(陆大)，一七一师旅长秦霖(陆大)。负伤的旅长有三十六师旅长陈瑞河(二期)，第一师旅长刘超寰(三期)。至于伤亡的团长就父亲所能记忆得起的，就有第一军阵亡团长杨杰(四期)、陈友梅(四期)，负伤团长文于一(四期)、王应尊(五期)。父亲原所在的十八军阵亡的团长有六十七师四0二团团长李维藩(三期，山东莱阳人)、九十八师路景荣和李远新(均为四期)、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韩应斌(四期)、副团长汪化霖(三期)、薛先维(五期)。负伤团长有傅锡章(三期)、高魁元(四期)、赵天民(四期)、侯思明(三期)、 曹振铎(四期)、曹金轮(四期)、叶迪(四期)、荣孝雨(四期)。营级以下军官伤亡更为惨重。据父亲回忆阵亡的营长有雷汉池、张培甫、崔家声、唐仁炳(四期)、毛炳蔚(五期)、负伤营长有王士翘(五期)、刘秉君(军官班)、张杰(五期)、林映东(五期)、蒲青(七期)。至于连排长伤亡者难计其教。每个师先后补充四、五次之多，伤亡达一万二千人左右，可见战斗之激烈。
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其壮烈事迹不胜枚举。如坚守宝山县城的十八军九十八师五八三团第三营，在受日寇舰艇三十余艘炮击，飞机轮番轰炸，坦克四面冲击下，一全城已成一片火海，营长姚子清(六期)和全营官兵坚守阵地七个昼夜，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当时上海《大美晚报》载文赞扬道：“……此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光荣，亦为世界人类的光荣，其感人史迹，将永垂史册而不朽。”
又如雷汉池(军官班)营坚守徐宅。日寇以战车廿余辆进攻雷营阵地，并施放毒与，雷营长誓死血染徐宅。令人感泣的是雷营的十八位弟兄，身缚手榴弹一齐伏卧阵前构成一道血肉长城，痛击来犯之敌。人亡战车毁的壮举，在中外战史中亦属罕见。
在淞沪战役进入后一阶段，上海将沦为“孤岛”的严峻时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长韩宪元(三期)在闸北阵亡，副团长谢晋元(四期)率杨瑞符(五期)营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巍然屹立于敌包围之中，八百壮士以宁死不屈的精神，发扬了民族正气，争得了国格。八百壮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全国人民为之振奋鼓舞，国际舆论也给予广泛同情和赞扬。用血和泪濡写的战争史，留给我们后代子孙，让我们体会一下那一场民族存亡的战斗是经过怎样的搏斗，又是怎样扭转过来的那种辛酸艰困的情景，是完全必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在罗店地区的争夺战中，同样流传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罗店陷落后，六十七师四0二团副团长汪化霖，自告奋勇带领一个排在金家宅附近占领前进阵地，掩护全团构筑工事。临出发前，团长朱志席考虑到正面是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心情沉重地说明任务艰巨，希望能多坚持一些时间。汪化霖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不敢预期，成仁确有决心。不到日暮，决不生还。”他带领全排官兵进入阵地以后，就遭到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他坚守阵地，经过反复拼杀，直到黄昏，胜利地完成掩护全团构筑工事的任务。但是他和全排官兵却壮烈成仁。汪化霖湖北黄岗县人，在黄埔军校与父亲同期同队。父亲在十一师任团长时，汪任一营营长，同窗好友，情同手足。父亲缅怀老战友，曾作诗寄哀思：
英雄少年气如虹，十载相随念虎贲。
今日海疆成壮节，临风洒泪哭元戎。
1936年蔡炳炎将军与父亲同在十八军任旅长，抗日军兴，并肩战斗。蔡炳炎在1937年9月初罗店血战中殉国。闻安徽省政协为蔡炳炎烈士移墓蜀山烈士陵园安葬。父亲寄诗悼念：
神州风烟起，联辔赴战场。
碧血染罗店，鲜花荐国殇。
君怀报国志，终得先烈偿。
豪气发黄埔，英名天下扬。
典见颜我独在，抆汨享清觞。
徐州会战
1938年春，父亲任预八师副师长，参加这次会战。据父亲回忆：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之后，集结重兵于津浦铁路南北两段，形成夹攻徐州态势，期能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占领徐州。纵然不能胁迫我作城下之盟，亦可沟通南北战场，使南北汉奸组织能协同贯彻其政治侵略，配合军事侵略的阴谋。
1938年3月12日至5月的徐州会战进行了两个多月。敌以四个师团兵力由津浦南段北上，以六个师团兵力及特种部队由津浦北段南下。5月19日，从战略考虑，我军撤离徐州，日军妄图歼灭我野战主力的计划宣告失败。
在这次战役中，临沂歼敌和台儿庄大捷，我军摧毁了日军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主力。不可一世的矾谷师团被歼过半，共约二万余人，缴获大批装备敌军，受挫严重。粉碎了敌军捕捉我军主力的迷梦，同时也扫除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情绪，增强了长期抗战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心。
武汉会战
日军侵占徐州打通津浦线后，其第三期作战计划则是进攻中原夺取武汉。1938年父亲参加这次战役。
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距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铁路的衔接点，是我国的腹地，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上的必争之地。当时的武汉是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的意志，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为止。”
武汉会战是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会战是以武汉三镇为中心，以皖西、皖南、豫东、豫南、赣北、鄂东、鄂南为外围而展开的。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徽的安庆起，直至10月25日我军撒出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属开激战。日军集结了十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一个机械化兵团和三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一百肆拾余艘，约三十五万兵力。我方长江南岸为第九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辖薛岳、张发奎两个兵团；长江北岸为第五战区，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辖孙连仲、李品仙两个兵团。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
会战结束后，日方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加之我敌后游击根据地日益壮大。日军侵华感到师劳无功，举国焦闷，不得不改变其速战速决战略，逐渐转入相持阶段。但在相持阶段，大规模的战役仍未间断。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上高会战、枣宜会战、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中条山战役、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中原、湘桂闽粤等多次战役。
日本阿部首相登台之日，为缓和国内反战情绪，宣称：“决以全力解决中国问题”。故板垣抵华之始，首谋夺取长沙，企图压迫我军于川、黔，以打击我长期抗战的国策。
1939年9月12日，敌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新设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于南京，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其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及在华中方面的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军之作战任务。
9月上旬以来，敌冈村宁次的十一军以五个师团及波田支队和长江舰艇二百余艘，分向赣北、湘北六路进犯，企图攻占长沙，于10月上旬被我痛击之后，回窜到其原来阵地。父亲说，这次战役，我军改变待守阵地的打法，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高度集中兵力，机动出击敌人，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并用，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在战术上开创了诱敌歼灭战之新纪录。
1940年，父亲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十八军一九九师少将师长，参加了枣宜会战。据父亲回忆：自我军在豫南、鄂北发动对敌冬季攻势以来，侵占武汉之敌，日益感到大洪山、桐柏山一带我军之威胁，江汉平原之谷仓，亦无法利用，遂调集四个师团的兵力，先向枣阳、襄樊窜犯，继向沙市、宜昌进攻。6月上旬，父亲在宜昌外围土门垭及近郊镇境山、南明山、小溪塔(今宜昌县)指挥所部与敌拚搏。激战两月余，毙敌十三师团联队长(团长)柴田。父亲的一九九师五九五团团长章紫云亦在此役壮烈牺牲。全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二。步兵三个团十二个营，编成四个营，仍坚持战斗。在战斗激烈时，父亲仅率参谋洪毅烈、卫士黄正贵及传达兵数人，在将军岩顶部第一线指挥战斗，敌炮每日炮击四、五百发，并兼有烧夷弹，电线被烧毁多次，父亲在将军岩三昼夜没有下山。每天黎明前和黄昏后，炊事员从山下送来两餐稠稀饭。指挥所左右常落敌炮弹而无伤亡，待父亲下山那天，同僚开玩笑说： “将军岩托将军之福，日本鬼子的炮弹总是打偏了。”在这次战役中父亲曾写诗多首，以舒情怀。
记枣宜会战：
庚申日寇侵宜沙，受命渝州即建牙；
何幸阵前麾龙剑，歼除强敌卫吾华。
记将军岩第一线指挥所战斗：
镇境山头几拚杀，将军岩上亲督察；
赫赫战绩毙敌酋，强虏不敢越三峡。
记毙敌联队长柴田：
陈兵南津关，壮志薄云间；
笑斩柴田头，放歌南明山。
吊章紫云团长殉国：
小溪塔役起悲笳，英雄殉国落日斜；
南明山上忠魂在，黄柏河边吐血花。
反攻宜昌
1941年父亲仍在六战区鄂西战场率第一九九师参加策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反攻宜昌。1942年策应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赣会战反攻宜昌。反攻宜昌当面之敌，以牵制其转用兵力。父亲亲临第一线，在桃坪王士翘团指挥所指挥战斗。胡强营攻占南津关；洪毅烈营攻占小溪塔(今宜昌县)。
鄂西会战
1943年父亲升任第六十六军中将副军长，参加鄂西会战。自日军侵占宜昌后，北受我汉水中游部队之截击，南受我沔阳、监利地区之牵制，尤其经我反攻宜昌之后，敌深感长江不足以力固，遂于1943年2月，首先举兵：扫荡我沔、监地区，以求减少尔后渡江之困难，于三月间渡江进犯，经我反击，将敌击退于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亘宜昌天宝山、转斗湾之线，成犬牙交错形势，我军停止攻击。
1943年4月下旬，敌企图击破我鄂西野战军打通长江中游航线攫取我洞庭谷仓，以达摧破我重庆门户．抽调七个师团精锐部队约十万人，飞机百余架，由十三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向我疯狂进犯。我军迎头痛击，自5月5日至6月中旬，奋战月余，我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克复宜都，我六十六军一八五师克复枝江，一九九师克复刘家场，我七十九军克复松滋、洋溪、磨盘洲、新江口后，恢复了5月5日之前的原态势。当战斗激烈时，六战区司令长宫陈诚打电话问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守住石牌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其忠勇爱国竭诚尽节的英雄气概，于此可见。
常德会战
1943年冬，父亲参加了常德会战。
敌自鄂西会战失败后，忙于整顿补充，加之我各战区不断对其进行局部反攻，有四个多月未能有所行动。嗣后，敌鉴于太平洋盟军之攻势逐渐增强，敌海洋航路渐有中断之势；而英、美、苏三国于1943年10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同盟军对日、德、意作战到底之形势，益形坚定。尤其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亦将于11月下旬在开罗举行，势必又将加强对日作战的全盘战略有所决定。日军为此深感威胁。因而出于其政略的目的，发动了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自1943年11月上甸开始至12月30日结束，历时两个多月。10月下旬，敌以原踞湘北、鄂西之第四十、第十三两师团各一部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之前进阵地为掩护，分别由赣北、荆沙、安庆、芜湖各方面抽调第三、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9师团全部，第三十四师团大部，第三十九师团及独立第十七旅团一部与毒瓦斯、辎重、战车等联队及航空兵等部共约六十万人，于10月初，集中于华容、石首、沙市、江陵一带，由敌十三军司令官横山勇驻沙市附近之观音寺指挥，于11月2日分路向我第六战区以常德为主攻目标，向我作广泛正面的进犯。
据我父亲回忆，他先后在刘家场、茶园寺、西王坡、一铲子坪、仁和坪、卸甲坪、赤溪河，石门、澧县、津市等地指挥作战。从11月初起到12月底止，北起松滋、公安、澧县亘石门、慈利，南到常德、桃源、汉寿、沅江等地，我军冒严。寒风雪与敌奋战。各路之敌，均被我击溃，窜回原阵地，敌妄图占领常德企图被粉碎。横山勇用通讯袋所掷下的退却命令，被我一八五师留置敌后的朱超群营截获。
此次常德会战，无论空战、地面战斗，皆甚激烈。时我空军有所增强，调集驱逐机、轰炸机百余架，由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在恩施指挥，协同陆军作战。日军第十三师团长赤鹿里，第三十九师团长滋田赖四郎以下伤亡四万余人。我军伤亡亦大，守常德的王耀武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一期同学)官兵大部牺牲。我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四期)、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六期)、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忠烈殉职。父亲的六十六军一九九师五九六团团长叶迪(四期同学)亦在赤溪河中敌毒气，牺牲殉国，典范永存，令人感佩。
策应长衡会战
1944年2-4月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登陆，日军因太平洋制空权为美军掌握，海空损失很大。当时盟军用越岛攻击战略，将敌海上补给截断，敌鉴于海洋交通日渐危殆，遂想打通粤汉、湘桂、桂越路，所谓大陆交通线，补海上补给线之不足。5月22日日军攻占郑州，遂发动长衡会战。是年父亲担任第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当时防区北起宜都亘百里洲、松滋、新江口、申津渡、津市，南到安乡，蜿蜒三百里与日军对峙，时有小接触。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运输线，发动对湖南的进攻，为了策应长衡会战，防敌转用兵力，六十六军向当面之敌三岔河、藕池口局部攻击，以牵制日军，我小有斩获。
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
1945午上半年，父亲调去重庆山洞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调训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长官)，学习大军战术及空军战术和海军战术。毕业后，于1945年7月，回到湘鄂边界暖水街(在刘家场南)六十六军军部。当时六十六军防地右接九十二军(侯镜如)，南起安乡黄山头，北沿松滋河、虎渡河到洋溪、枝江老城，左邻三十军(鲁崇义)，蜿蜒三百里，与日军对抗，时有小接触。父亲的陆大同班同学孙蔚如，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职以来，即计划反攻宜昌、沙市，策应我中国陆军总部所指挥的一、二、三、四方面军反攻广州、韶关、衡阳和雷州半岛，以求打通海口，接应盟军在广州湾、汕头以及东南沿海登陆。父亲遂即督饬六十六军积极搜集情报和加紧作战准备。
8月15日夜，获悉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暖水街顿时灯火齐明，湘鄂边区原野，全民沸腾，竞相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炮竹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抗战胜利武汉受降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日本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御前会议)。当时一度拒绝投降，并谓“日本政府决心战至最后悲惨结果。”其后美国于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中国军队为配合盟军，积极准备在华南发动攻势。8月8日苏联也对日本宣战。日本如不及时投降，将遭到更大的毁灭，昭和天皇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失败劫运，遂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无条件投降。并派遣其御弟秩父宫到东北宣慰关东军不再抵抗。
1945午9月9日上午9时，日军投降代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与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校址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胜利地结束了。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国共两党的广大将士在抗日最前线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8月27日，父亲接奉第六战区长官部发出接受日军投降的电报命令，宋瑞珂的六十六军进驻汉口、汉阳，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进驻武昌，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统辖两军取道岳阳进驻武昌。27日晚，恩施长官部又打电话给父亲，除十三师(罗贤达)暂留湘鄂边区侯命归、还建制外，六十六军限9月10日到达汉口。父亲连夜通知各师，命一八五师(李仲辛)取道沙市、潜江，军直属部队及一九九师(彭战存)取道藕池口、郝穴、沔阳到汉口。28日由暖水街出发，行至中途，斗湖堤溃决，无法通过藕池口，前进受阻，遂决定绕道江陵太平口渡长江，通令全军即日起以急行军兼程急进。于是日行百里，父亲记得到岳口、仙桃镇(今沔阳县)那两天都是半夜到达，翌日凌晨又出发前进。官兵虽感疲惫，但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而忘记了长途跋涉之苦。终于9月10日按期到达汉口、蔡甸(今汉阳县)。九十二军也为洪水所阻，尚未到达，故在蔡甸以东汉口近郊停止休整。
9月11日，父亲偕副军长阮齐、参谋长王美珩到汉口巡视一周，山河依旧，景物全非。战争灾难的痕迹到处可见。工厂关闭，商业凋敝，昔日繁华景象，今却十分冷落。旧市政府附近，模范区以及一元路以东地区，断垣残壁，触目皆是。武汉人民在日军的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可以想见。龟山脚下原汉阳兵工厂旧地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狐横行。在回程中遇到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一见父亲一行是抗战回来的人，他们欣喜若狂，齐涌过来，挥舞头巾草帽，向父亲一行人问寒问暧，热情攀谈，父亲看到这些动人的情景，虽不相识而胜似亲人的民族感情，不期而然地从心中升起。父亲作诗云：
思亲每泪涟，戎马忽八年；
今朝返故里，喜报乡亲前！
又感慨地说，武汉人民遭受日军蹂躏达七年之久，作为一个守土卫目的军人，内心深感歉疚！
9月15日，六十六军和九十二军同时入城。九十二军进入武昌，六十六军进入汉口、汉阳。上午八时部队在矫口广场集合，举行入城式。父亲首先巡视部队一周，然后讲话，大意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战争。参战国之多，战场之阔辽，战役战斗之频繁，均为历次战争所无法比拟。各国对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贡献，虽各有大小，但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是这次大战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国家。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这对制止日军北进(进攻苏联)、迟滞日军南进，鼓舞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在印缅战场和滇西战场挡住日军西犯，恐怕德、日侵略军早在中东会师了，那战争的结果将另是一种局面。因此，我们应不自夸地说，我们为战胜德、日、意法西斯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我们的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无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单就正面战场来说，大规模的会战就有二十二次，重要战役达一百十七次，大的战斗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三次，小的战斗每天都有，不计其数。抗战八年，我国军民牺牲千百万，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抛头颅、 洒热血为国捐躯的。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垂不朽!父亲又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不平等条约取消了，百多年来的国耻扫除了，东北三省、台湾、澎湖等我国领土将璧回祖国，我国人民渴望和平，今天和平来临了，将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从事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遵照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一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国家。讲话结束后，父亲下令开始入城。
《新湖北日报》鄂中版主任谢蔚明(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日报》副刊主编，现已离休)长篇报导了当时的情况：“9月l 5日从市郊正式开进市区。除了军师指挥官站立在临时借来的大卡车为前导，部队一律在车后跟进。卡车用最缓慢的速度缓缓开进市区。宋军长和副军长以及师长们都站立在车厢内，向沿途夹道欢迎的市民含笑致意。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几十万市民在日军刺刀下生活，盼望国军驱除日军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整整等了七年，现在终于看到了中国的旌旗和军队。所以当部队通过矫口、汉正街、三民路、六渡桥、中山大道、一元路一带时，成千上万的市民连走带跑涌上街头迎接受降部队，人们为抗战胜利武汉重光而欢呼跳跃，情绪之热烈达到了沸点。部队经过三民街时，宋瑞珂军长等军师将领，一度下车向矗立在街头的孙中山先生铜像瞻仰致敬。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式仪简单而隆重，陷身于日军残暴统治之下的武汉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为了这一伟大胜利时刻的到来，全国军民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不惜任何代价苦斗了八年。现在开进武汉市区的中国军队，全体官兵几乎都是赤脚草鞋，军装上打着补钉的也很普遍。对比之下，我看到武汉市区内待命缴械投降的日本侵略者，从服饰到武器装备就比我们优越得多。但我军是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正义之师，是爱国的热血健儿。今天他们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武汉市区，和神色颓丧的日本侵略军，又构成鲜明的对比……”。“宋瑞珂军长和我也是熟人，我在战地办报，就得到过他的关心和照顾。宋军长是青岛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他的部队以军纪严明著称。宋军长当时的表现传为美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在武汉的一个伪军头目邹平凡，被妥为暂编××军军长，此人在六十六军开进市区前夕，就拿出两辆小汽车，要送给宋瑞珂军长，遭到严词拒绝。但他并不死心直登六十六军军部请求宋军长接见，宋避而不见，嘱副军长阮齐再次拒绝。又一次此人准备了丰盛的酒筵邀请宋军长赴宴，又遭到拒绝。这不是矫情，而是宋瑞珂对丧失民族气节之徒的鄙弃”。
1945年9月18日下午三时在汉口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受降仪式，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签降。从中山公园大门口到受降堂附近，都有六十六军派出的战士和宪兵担任警卫，气氛严肃。上午三时正，郭忏(六战区副司令长宫兼参谋长)、王东原(湖北省主席)、王敬久(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周*(第廿六集团军总司令)、侯镜如、宋瑞珂等步入受降礼堂受降席入座。观礼席上有邵华(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徐恕宇(中央社武汉分社主任)及新闻记者数人，六十六军师长彭战存、李仲辛、九十二军师长郭惠仓、刘春岭及两湖监察使苗培成、汉口市长徐会之等人出席。
受降仪式开始，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及其参谋长中山勇少将走到受降堂大厅口肃立，脱帽向孙蔚如行礼致敬，孙欠身示答。冈部当场解除佩刀，双手递交谢士炎(六战区代副参谋长)，谢随即捧着佩刀呈孙蔚如，以示冈部所率第六方面军所属的二十一万日本侵略军全部向我缴械投降。孙蔚如令冈部直三郎交验代表签降证明文件，冈部走近孙前敬礼后，双手呈交冈村宁次授予他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和有关文件，孙蔚如当面审阅毕，即以中日两种文本的降书各两份交给冈部，冈部双手接捧，又向孙一鞠躬后，打开降书恭谨地在降书上用毛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然后将两份降书呈交孙蔚如签名盖章，孙以一份交冈部领收后，冈部退回原位，孙令冈部退席，冈部遵命后退三步，然后正步走出礼堂。在签字仪式进行中，冈部自始至终表现。出严肃而沮丧的神情，动作拘谨。
这次受降日期选在9月18日意义深远，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日军强占我东三省开始对中国进行新的战争威胁之日，而今日的“九一八”让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一次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
我军进驻武汉后，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彭善为副总司令，吴光朝为参谋长，侯镜如为武昌地区警备指挥官，父亲宋瑞珂为汉口、汉阳地区警备指挥官。
在武汉地区的伪军叶蓬、邹平凡、李宝琏、张其璜所部三万多人，遵上级指示一律资遣，士兵拨补各军，六十六军没有一要。1946年3月，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将历任伪军要职的两湖绥靖主任叶蓬押送重庆予以正法，以为丧失民族气节者戒。1946年4月，在武汉地区的日军俘虏和日本侨民按政府命令一律遣送回国，其中有位中尉军医是医学博士，医术高明，战前在横滨自开医院，被征调来华服役。他在日军投降后，被我驻汉口军属请去治病，有的多年宿疾被治愈。到遣送时，遍找无着。其军医总监斋腾少将请父亲帮助查找，在研口张家找到了这位军医，他一再要求说，回国后生活困难，希望特别照顾，留下来自开诊所。父亲虽同情其处境，但限于上级命令，还是劝他走了。到四月底，在武汉的日俘和日侨全部遣送回国。
国共两党共赢国是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内战的兆头初露端倪。父亲和他的袍泽担心八年抗战刚才胜利，若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感忧虑。后来得知蒋介石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飞抵重庆。国共双方首脑进行和平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愿望的体现。《双十协定》虽然签署，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仍未停止。
迅速停止内战已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也引起国际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中国。美国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与国共两党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由国共美三方委员会举行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等问题进行商谈，10日达成《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都对所有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揭幕。中国将得到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机会。父亲对此极其兴奋地说，他将请似回青岛把我的祖父母接出来，尽点孝道，以报养育之恩。但这个愿望终成泡影，父亲深感遗憾。他还说，停战比打仗好，和比战好，但停战谈判有美国人参加，有辱中国尊严不好。
按当时的整军方案，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之比，在十二个月内，全国陆军应缩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国民党占九十个师，中共占十八个师。当时武汉地区已于1946年6月完成了第一期整编。郭忏曾告诉父亲，到第二期统编，将以胡琏十八军编成的师、宋瑞珂六十六军编成的师和在豫南李先念所部王震三五九旅、皮定钧三五八旅以及王树声纵队编成一个师，归武汉军区，内定郭忏为军区司令，但后，来未能实现。
我的父亲半生戎马，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打青岛，父亲尚在童年，战争带来的灾祸他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军兴，父亲驰骋战场，辗转大江南北八年之久，劫煞临门，万家赴难的情景，他忘不了。父亲牢记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训，他渴望和平建国。他常对袍泽说：照孙先生的建圉：方略，我们要修建一百万公里的公路，十万公里的铁路。解甲归田没有那么多的土地给我种，将来我们请求集体转业，我带你们去修公路铁路，发展交通造福人民。借此补偿我们在抗战期间没有尽到守土之责，致使许多地方沦于敌手，虽然我们也曾竭尽全力，但作为军人不能不感到歉疚。
1946年1月22日，父亲在信阳一次有共产党朋友参加的招待会上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促进全国人民大团结，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亲如手足。我们两党的将领，有许多是黄埔同学，不应骨肉相残，消耗国家元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我衷心希望国共两党领导人，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真诚合作，共同建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留强的现代化国家。”讵料音尤在耳，历时未及半载，战火又起。父亲感慨地说，战胜日本法西斯是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全国人民浴血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回顾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由于人为的各种因素，掀起了一场全面内战，这是历史的悲剧。抚今追昔，千言万语，思绪难平，父亲的沈重悲痛和梦魂萦绕之情，难以抑止。
丹心写赤诚
父亲对士兵管教如严父，爱护如慈母。据父亲的老部下回忆说，他经常深夜起身巡视兵舍，为士兵盖被盖毯。他当连长时与士兵同吃同住。当营长时常徒步行军，让马给有病的士兵乘骑。他当团长时仍严格要求自己，丝毫不苟。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月付四元伍角伙食费(按当时规定军官十二元)，食粗粝之伙食，洒然不以为苦。当团长的头一年，父亲做过一次统计，月薪三百余元，全年收入约四千元，其中慰问伤病员，接济部下，周济失业同学，所费二千四百余元。他以五分之三的收入关心资助部下和同学。父亲常说：“忠于国家孝于民族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乐为本”。
他在战区常拨出公积金救济难民，如在宜昌的桃坪、白杨山、罗佃溪一带，多次拨粮拨款救济灾民。每逢秋收季节，他抽调部队帮助农民收割。1941年父亲所部驻梁平、葫芦坝、分水镇一带整训时，他自带伙食率领官兵帮助当地农民收割。
1944年父亲所部驻松滋县的刘家场、陈家河时，河堤被洪水冲毁，他发动军部直属部队修复河堤，并与其副参谋长余右壬亲自动手抬石块，未及一周即将溃决的河堤修复。
1946年冬到1947年春，军部及直属部队驻湖北谷城石花街(今石花市)时，他派工兵部队为当地修建了三座桥梁。又为当地贫民修盖了几幢房屋。某日居民失火，焚毁房屋十六户，父亲令警卫营迁让住所，收容被火劫的农民，并用军锅作膳食供给灾民。父亲又令部属在十天之内为灾民修复茅屋，当灾民重回家园时，欣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在石花街天主堂的空院内命工兵营修筑六十余平方米的校舍，办起贫民学校。聘请当地公正人士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专收贫苦子弟免费入学，书籍纸笔均由学校供给。学校经费是由六十六军团长以上军官捐助的。同时又拨款两万元交由一九九师连长左绳武在安陆王家店创办贫民学校一所。
移防前夕，父亲派专人赴老河口林场购来树苗五千袜，于1947年3月12日亲自率领军部直属部队官民将树苗栽植在石花街附近及公路两侧，
“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父亲为办学植树而感到责无旁贷。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父亲常以此自勉。父亲衣着俭朴，爱穿旧衣。1935年在杭州买的一件灰卡叽布小大衣，穿旧了折翻个面制成棉袄，直到1947年他还穿着。然人常以衣帽取人，1945年1月，父亲由宜昌三斗坪乘轮去重庆，登轮时遭宪兵盘问，某乘客说，他是宋军长我认识他，宪兵执疑不信，直到父亲的卫士吴光有从图囊中取出了护照给他看，宪兵才信以为真，当宪兵给父亲敬礼时，父亲说，你执勤认真负责，我到万县倘若遇见你们的团长李楚藩(黄埔四期)，我将告诉他嘉许你。又一次记得景19 47年3月，父亲从江陵自驾吉普车到汉口，经矫口宪兵检查站又遇到了麻烦，宪兵令停车检查，同车卫士金荣甫说，他是我们的军长，宪兵似疑惑，直到父亲取出他的中将符号给宪兵看后，才敬礼放行。车驶抵汉口六渡桥附近，父亲去眷属宿舍看望军属时，众眷属均误认为父亲是司机。后来经一位科长的妻子接待，她们才知道司机是现任军长的家父。那次父亲写了个便条，给每户发若干安家费和若干大米，并请他们去驻汉办事处领取。
又记得住在南京的陈伯母(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陈颐鼎的夫人)1982年替父亲做了一双棉鞋，至今父亲在家里还穿着。我的丈夫叶云鹏的一件旧军呢大衣1980年送给了父亲，我母亲把它染成黑色后改制，父亲穿了十年。最近父母磊来北京参加会议，我见到他还是穿着那俘旧大衣。
彭战存师长，号铁如，萍乡县(今萍乡市)人。先后就读于鼎新小学、萍乡中学。1925年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随军北伐，初在东路军指挥部参谋处见习。入浙，因作战有功升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中尉连附。1927年夏，调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受师长陈诚看重。后历任十八军连长、营长、第十一师参谋主任，先后在河南参加中原大战，在江西参与“围剿”红军。1934年春，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受训。次年春，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返部参加淞沪抗战，在争夺罗店、新镇，驰援蕴藻浜等作战中表现突出，数次击退突入阵地之日军，接替第十一师六十六团团长。次年1月，升师少将参谋长，率部投入武汉会战，在彭泽、湖口、瑞昌、修水等地，部队伤亡惨重，后开赴湖南翁江驻防、整训。1939年任第六十七师一九九旅旅长。继任七十九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五十四军参谋长、十四师副师长兼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教育处处长。1944年3月，调任远程突击队队长，率200余人到印度巴比拉接受英国突击训练。9月返国，升第六十六军一九九师师长。
抗战胜利后，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期受训。1947年4月，任青年军整编第二0二师副师长，次年7月，彭战存擢青年军第二0一师师长，率部由安徽芜湖调驻台湾，9月晋授陆军少将。次年升第八十军副军长，驻守金门。1950年1月，调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参谋长，升任副司令。10月，在古宁头参与抗击解放军渡海进攻金门作战。1952年1月，晋升陆军中将。1954年9月，调任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委员。 萧炳寅旅长（1904--1957）国民革命军少将。号绥亚，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科、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18军55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11月任整编第66师199旅旅长，1949年2月任第79军副军长，11月在鄂西战役中于湖北咸丰被俘。
周穆深旅长，又名周木森，周竹青，1909年3月出生，湖南省祁东县黄土铺镇人。祖辈世代务农，1915年跟随乡秀才读旧书，1920年就读祁阳秋塘坪邹氏高等小学，1925年转入衡阳道南中学。
1926年3月，赴长沙备考，适逢大革命高潮，国民革命军北伐直逼武汉，民众革命激情高涨，遂决定投笔从戎，以身报国。是年4月考入广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第一团第四营十六连，营长陈明仁。入学不久，由唐生智、张翼鹏介绍加入国民党。入粤之初，国民革命军部队开往前线作战，后方空虚，入伍生团担任守备任务，站岗放哨，巡弋海岸，遂生消极念头，自动离校，不久考入中山大学中国历史系，因家贫无力接济，主动辍学，并于1926年底，再度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入入伍生第二团一营一连，1929年6月毕业，分配至陆军第十一师六十二团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驻湖北襄樊。时值军阀混战，作为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先后在湖北、河南攻打冯玉祥、唐生智部，不久又随部调赴津浦线对阎锡山晋军作战。1931年春在湖北孝感任十一师独立旅第三团迫击炮连上尉连长，尔后奉命调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1936年升炮兵第八旅十六团第二营副营长，担任武昌金口江防要塞守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遣调上海嘉定前线任国民党第四十八军六十七师三九八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与日军苦战三个月。1938年升任中校副团长，驻宣城，同年底，在绩溪任六十七师四零一团上校团长，参加苏南、浙江战场抗日战役。1941年冬，调任衡阳二十军新编二十师五十八团上校团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1943年夏，派任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战干团教官三个月，年底赴湖北宜昌国民党十三师任上校参谋主任，翌年春任该师三十八团团长，同年冬，赴四川酉阳任六十七师上校参谋长，其间于重庆军训团学习。抗战胜利后，因部队整编调任国民党孙连仲部三十军三十师少将副师长，1946年任十八军司令部少将炮兵指挥官驻山东济宁，与解放军对峙。1947年部队转驻河南开封任十军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翌年，部队编入河南驻马店黄维兵团，参加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前夕，调任十二兵团十四军少将师长，因部队正在作战未到职。1948年底，战败被俘，送永年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八个月。
1949年夏，资遣回乡。时值长沙和平解放，衡阳至广州火车尚能直达无阻，十二兵团司令胡琏以副军长职务邀之至汕头报到，因俘后精神、物质上均受到优待，感恩之念时存脑际，同时认定解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故毅然拒绝。1949年秋，湖南衡宝战役时，解放军第五、十二兵团在祁阳黄土铺围歼白崇禧主力部队，周主动组织战斗支前委员会，任该委员会主任，并捐稻谷二十多担做活动经费，宣传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为解放军筹办粮草，并协助解放军作战，先后供给粮食400余万斤、散枪200多支，大量燃料、担架等。衡宝战争胜利后，协助区人民政府剿匪反霸，保管粮仓。1950年抗美援朝时，任祁阳县“支援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祁阳人民政府成立时，被选为祁阳县人民代表，曾出席祁阳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土地改革时认定为开明绅士。1950年8月由祁阳县人民政府委任为群益铁矿副矿长，代理矿长，1952年7月受到不公正对待，1972年7月回乡务农，1980年6月彻底平反，当选为祁东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以原矿长职务退休，1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1年、1984年先后被推选为祁东县政协副主席，周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游凌云参谋长[，号毅澄，1907年出生于湖北浠水，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第2期、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1948年6月21日豫东战役中，以中国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参谋长、少将身份在河南开封被中国共产党俘虏。后被特赦。1974年在北京逝世。
石祖黄师长
1932年4月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深造，1935年4月毕业后历任军政部少校科员、军政部次长陈仪的中校随从副官、军政部第六处上校科长、第十四师第七十九团团长。
1938年，石祖黄任第一八五师参谋长，不久任该师第五四六旅旅长。1939年，石祖黄任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参谋长。1940年，石祖黄任第一八五师师长。 1941年10月14日，日军向母猪峡发起猛攻，企图跨过长江天险，突破江防“石排”要塞，插进湘蜀边境，然后直逼重庆陪都。第六十六军第一一三师师长石祖黄亲临战壕，指挥战斗，鼓舞士气。一天打退了日军第六师团的五次进攻。1941年12月底，施巴警备司令石祖黄将叶挺迎至恩施。率部参加随枣会战、常德会战。1943年10月5日，石祖黄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3年，石祖黄毕业于国防研究院战术班后，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后赴美国陆军装甲学校学习装甲部队机械化战术，1945年11月，装甲兵教导总队在重庆成立，石祖黄任总队长，辖有四个战车团、一个装甲炮兵团及搜索、工兵、辎重等营，另辖有战车修理工厂。战车第一团是由陆军第四十八师装甲兵团及驻印军战车第一营扩编，驻地在徐州，团长谌志立，继任蒋纬国。战车第二团是由原来战车第二团编成，驻地在郑州，团长郭彦。战车第三团是由驻印军战车第二、三营为基干和接收日军的战车所成立，驻地在北平，团长张广勋。第四团赴东北原预定接收日军战车，但到达时日军战车已被苏联军队交给中共，故改为装甲汽车团，团长是鲍熏南。装甲炮兵团由驻印军第一、二营炮兵连及第四十八师炮兵营等单位编成，团部及第一、三两营驻河南商邱，第二营随战车第三团驻北平，团长曾荫槐。
1946年下半年，石祖黄调任国防部高参。1947年8月，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带了得力干将车蕃如、石祖黄、戴朴等赴东北上任。1948年9月22日，石祖黄晋升陆军少将。1949年，石祖黄移居香港，在香港只呆了很短时间就去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还担任了“反共救国委员会”主任，后来退休，据说养鸡度日。
罗贤达军长（1905--1950），字建三，湖南长沙人，国民党陆军中将。中央军校长沙分校第6期炮科毕业。1938年10月任第18军11师31旅62团团长，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31团上校团长，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9月任第18军11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2月任第86军67师少将师长，1945年6月任第66军13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66师13旅旅长，1948年7月任整编第66师中将师长，9月任第66军军长，1949年4月29日在防御解放军渡江战役中被俘。1950年11月于关押中逃跑，被抓回后枪毙。
罗有经师长：国民革命军少将。
号绍泽，字纬臣，云南云县人。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66军13师39团上校团长，1945年参加湘西会战，1947年任整编第66师13旅副旅长，1948年6月第66军13师少将师长，1949年4月在防御解放军渡江战役中被俘。
袁樾人旅长 Yuan Yueren(1907- ) 字尔后，湖南宁乡人。生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中央步兵学校第三期。曾任连长、营附、参谋。1939年秋任第九十四军第一八五师第五五五团团长。1944年任第一八五师副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整编师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副旅长。1947年8月升任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旅长。后任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副参谋长。1949年秋到台湾。
涂焕陶旅长，1911年生，湖南省浏阳人。字诚中，号泽之。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第一总队步兵科、中央陆军步兵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毕业。国民党军起义将领。 1929年5月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派任第11师（师长陈诚）下级军官。1931年9月调升第59师（师长陈时骥）第175旅（旅长杨德良）第350团（团长周化南）上尉连长。1933年9月考入中央陆军步兵学校第二期学习。1934年9月步校毕业后派任第99师（师长郭思演）参谋处（主任崔鉴）少校参谋兼军事教导队队长。1935年9月调升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军训大队中校大队长。1937年1月5日叙任陆军步兵少校。10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第185师（师长郭忏）参谋处中校主任。1938年6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85师（师长方天）第554团上校团长。1942年8月调任第5师（师长刘云瀚）上校参谋长。1943年4月28日晋任陆军步兵中校。10月升任第5师（师长李则芬）少将副师长。1945年4月30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946年6月调升整编第185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947年，涂焕陶奉命率部与解放军作战，在山东鲁西羊山集被包围，他早已厌倦内战，向往光明，立即通过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1948年5月出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兼校长）军事教员。
1950年6月军大改编为华北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仍任军事教员。1951年3月步校改称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仍任军事教员。1952年6月步校改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仍任军事教员。1955年6月步校改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滕海清），升任战术系副主任。1956年12月转业在河北省政协工作。1969年冬，错划为历史反革命，遣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调回石家庄，同年离职休养。1993年2月21日在河北石家庄逝世，终年83岁。
1956年3月被授予大尉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58年11月当选政协河北省委员。1984年9月当选民革河北省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黄岚）。1988年10月当选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首战“羊背”失利
国民党66师是蒋介石的主力之一，师长宋瑞珂也是蒋介石的亲信。刘伯承和邓小平没有小看他，准备用两个纵队攻打羊山。
1947年7月15日，天空阴雨连绵。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身披雨衣、骑着快马赶往羊山集，途中收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电报。“两位首长催促我们攻打羊山了。”陈再道和政委王维纲、参谋长王蕴瑞说。“看着别人吃肉，心里不是个味啦！”王维纲说。“我们不是没肉吃，要看我们敢不敢吃。”王蕴瑞接着说道。陈再道被王蕴瑞将了一军。“我不敢吃掉宋瑞珂？笑话！我陈再道不是孬种！”
商量完攻打羊山的作战方法，陈再道派第4旅、第5旅分别向羊山集的西南和西北进攻，第6旅紧随其后，伺机参加战斗。得到消息后，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也命令部队攻打羊山。出乎意料之外，战斗进行得并不顺利，经过两天的激战，部队从“羊背”上败下阵来。
冒雨夜袭“羊尾”
“羊背”之战后，宋瑞珂变得有些得意洋洋，还收到蒋介石的祝捷电报。电报称，“屹立羊山集的是宋将军，稳住鲁西南局势的也只有宋将军。”
首战失利后，陈再道和陈锡联都分析失利的原因。他们认为，羊山集东、南、西三面都是沼泽地，水虽然不深，但从沼泽地里行军肯定很缓慢。随后，他们又观察羊山西面（“羊尾”）的地形，这里没有沼泽地，且工事比较薄弱。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将主攻方向定在“羊尾”——羊山集西南。
7月18日夜，空中飘着细雨。陈再道暗喜，认为这是夜袭的好机会。随后，陈再道披着雨衣、带着4名警卫员来到第5旅旅长雷绍康的指挥所。通过电台询问第4旅和野战军炮兵阵地的情况后，陈再道下达进攻命令。
“羊尾”上的战斗很激烈。国民党554团离开“羊尾”时，二纵第5旅发起攻击，并占领了“羊尾”。脚跟还未站稳，国民党554团又返回来了。经过激战，攻占了“羊尾”。
由于第3纵队没能配合参加战斗，陈再道仍然没有攻下羊山和羊山集。陈再道分析认为，两个纵队拧成一股劲才能攻下羊山，两个纵队必须统一指挥。陈再道将这一见解汇报给刘伯承。陈再道还立下军令状：下次如果不能活捉宋瑞珂，我就解甲归田。
活捉中将师长
邓小平分别征求了陈再道和陈锡联的意见，决定以陈再道为主进行统一指挥，陈锡联协助指挥，联合攻击羊山集。
1947年7月27日下午，羊山集前线出奇地平静。“今天下午对方为啥不进攻啦？”宋瑞珂感到有些异常地问。突然，宋瑞珂仿佛意识到什么，大惊失色地吼道，“陈再道要动手了。”
宋瑞珂话音刚落，羊山集四周炮声隆隆，一发炮弹穿进指挥所里咝咝冒烟，宋瑞珂和郭雨林急忙跑出门外。此时，羊山集外，解放军发动总攻。第7旅直逼羊山、第5旅从“羊尾”发起攻击……
西门阵地是国民党部队的核心阵地，这里明暗堡结合、工事坚固、火力强，第4旅18团连续冲击数次，均未成功。这时陈再道来到阵地，他在断墙后观察国民党的核心阵地，发现对面那座4个枪眼的大母堡火力最强，而其附近的子堡火力较弱。3个爆破组连续爆破3次，大母堡的火力中断了。18团团长李开道命令一营冲进核心阵地。
“羊身”、“羊头”阵地失守，炮兵阵地被毁，核心阵地也被突破，宋瑞珂带着警卫营400多人收缩到东大院，凭借楼房作为掩体负隅顽抗。第4旅、第7旅等4支部队均向东大院前进。李开道绕过据点和碉堡，率先冲到东大院跟前。18团9连连长张振清率领爆破组炸开了东大院西边围墙，随即带领全连冲进大院。18团2连随后跟进，指导员葛玉霞在现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再不缴枪就丢炸药包炸楼啦！不久，郭雨林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投降。随后，宋瑞珂从楼上走下来投降，羊山战役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