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海青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副主任
核心提示：李海青教授从党和国家当前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出发，结合大量实例和数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体战略思路、系统战略部署三个方面，对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博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撰稿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人学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数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出版多部个人专著， 主持“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 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
各位上午好！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对于这次会议，国内外高度关注，我们很有必要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深入地学习、领会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这次会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我们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从会议决定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做出改革决策，直接关系我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长远发展。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战略部署。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
这次三中全会召开意义十分重大，它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这一次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当前发展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要想深入把握这一次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和明确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到底面临着哪些难题和挑战，意义就在于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系统思路和规划。
习近平就《决定》所做说明中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对于当前我们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想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做分析。
（一）国际环境：基本稳定 ，但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
从当前我们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的国际环境来说，一个基本的判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整体的国际形势和外交环境可能保持基本稳定，但是挑战与压力会越来越大，形势会趋于严峻。为什么说可能会保持基本稳定，这是问题第一个方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像美国、日本、欧盟，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导致什么？导致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密切了。这种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利益使得我们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第二，现在美国财务赤字和债务负担非常重，美国政府想遏制中国力不从心，债务负担，财政赤字太重。
第三，尽管现在美国想遏制中国，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部分精力有所牵扯。
以上三个因素考虑，使得我们外交环境和整体形势保持基本稳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崛起，我们面临外部挑战压力越来越大，形势趋于严峻。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三个因素考虑的：
第一，国际恐怖势力，像湄公河领域的糯康、包括索马里海盗，及国内分裂分子与境外的勾结。中国的藏独、疆独，本身并不构成多大危险，重要问题在于与外在势力的勾结，像达赖等。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和平崛起的障碍性因素。
第二，美国对中国遏制姿态重新明显。2011年，美国的反恐任务基本告一段落，本·拉登被打死以后，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太，一方面巩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像日本、韩国，另一方面拉拢与中国有矛盾的某些国家，像越南。越南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曾经抗美援越，牺牲很大，但是现在越南从官方到民间反华情绪很重。2010年夏天我去越南，正好碰到美国和越南在岘港港口联合军演，矛盾所指就是中国。所以美国对中国遏制这种姿态非常明显。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障碍除了自己内部问题以外，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全方位的，经济、政治、信息安全，全方位遏制。
第三，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我们都知道，我们周边与很多的国家在领土、领海方面都有争议争端，比如与日本钓鱼岛的问题。很多情况下领土的问题，协商谈判解决不了，历史一再证明，很多情况之下，协商解决问题可能沦为一种空想。像钓鱼岛问题，即使我们想谈，日本方面也没有诚意。
美国对中国遏制的明显，以及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我们外交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增大，形势的严峻，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必须转变以前那种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过于保守的外交理念，本着更为主动、更为积极的外交与军事政策。
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具有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的准备。当然中国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也不想打仗，并且打仗对每一方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战争准备还是要有的。如果你没有战争准备的话，战事一旦开始之后，都会非常不利。
之所以强调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基于周边局势的紧张，再一个，看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规律。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大国崛起》这部片子，我看了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和经验，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经济发展是前提，但是战争是最有效的证明手段。经济发展很重要，国力要雄厚，战争是最有效的证明手段。看近现代的历史，近现代以来，西班牙的“无敌战队”打败过葡萄牙，法国打败过西班牙，德国打败过法国，英国打败过德国和法国。美国更不用说了，美国一战二战都赢了，霸主强国地位打过来的，连日本也是通过战争确定战略地位的。甲午战争时期，当时老大还是中国的，但是甲午海战打完之后，中国就不行了，从此之后，东亚政治格局完全流转。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我们的东北打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日本又赢了。两场战争的胜利彻底奠定了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
一定发展阶段，世界资源有限，对资源的争夺，有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战争实际上就是利益，所谓利益就叫做资源，为了争夺资源。这个意义上讲，面对全球这样一种能源战略，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国要想实现真正大国崛起，战争这个槛很难避免。当然我们想要避免，一旦战争一起，糟糕的是老百姓，但是这个槛跨不过，很难说你是一个强国。经济承认你很强，如果你军事上不通过实战证明自己，无法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大国。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实际上是相当残酷的，是靠实力强化，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一方面是军事实力，当然也还有软实力，外交价值理念。
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准备还是要有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行。自从70年代末中国军队没有参加过甚至过局部规模的战争，长期和平环境使得军队战斗力受到很大侵蚀和腐蚀。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期的搞军事演习不行，军事演习毕竟是演习。你要真正的实战一次，才会知道到底现在军力在世界上站到几何，什么样的比重。
实际上这样的思路，加强战备，应对形势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已经明确了。十八大报告第九部分，标题叫做“加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十八大报告也讲了“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国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威胁”就是军事，“非传统安全威胁”就是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比如说斯诺登的棱镜门。我们要依靠美国的科技，受制于西方，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次三中全会之所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考虑问题，传统严重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等相互交织，所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然，要求这样。“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世界大战我们打不赢，但是局部、适度规模、可控的有准备的还是可以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标志着我国军事国防建立向更为积极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角色转变了。
习近平多次去军队视察，强调“着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有这种准备。
三中全会就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做了明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包括各兵种比例结构都要根据战争需要做出挑战，从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军事力量体系向适应现代战争开始调整转变，因为这是我们外部形势严峻要求的。这是我们外部面临形势的挑战和危机，三中全会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二） 国内环境：问题、矛盾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就当前国内来说，在当前及未来一段发展时间，在国内建设发展面临的环境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矛盾也非常多很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很多。对于当前我们国内在现代改革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做一下分析。
1.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权力渗透市场，重生产轻消费、重外需轻内需，国强民不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方式没有根本上得到改变。这都是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
我们传统发展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比如现在的污染问题，我们都知道污染非常严重，比如云南的滇池，尽管前几年昆明市政府投入200亿进行治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它是内湖，水不能污染，一旦污染，想治理很难。根本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难度很大。再一点，随着城市里面对生态文明要求建设标准的不断提高，现在很多的污染企业，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转移，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我去过不少地区调研，过去那种所谓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几乎看不到了，那种垃圾污染，化学污染，非常严重。小河沟里面的水不是墨绿色就是红色的化学污染。正是因为现在化学污染非常严重，所以全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所谓癌症村。一个村里面，可能一百多口人，结果得癌症二十多个，三十多个，包括很多发达省份，江苏、山东都有癌症村。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变，不转变确确实实不行，这是我们讲的当前经济中的污染问题。
再一个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讲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不太信服，谁说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宇宙飞船、航天飞机、超级计算机、蛟龙下海不都很强吗？对。但是这是国家下巨资重点攻关项目，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主要还不体现在国家层面，主要在于社会本身、市场本身，它所具有的内在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国家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在社会本身、市场本身的创新能力方面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像IBM、微软不是国家攻关攻出来的，它是市场创新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市场本身的创新能力，至少就今天来说，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再一点，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争议很多，各种观点不统一。但是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体制维持不变，中国出问题，可能早晚出在国有企业上。为什么呢？现在来看，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所集中的行业领域，机械制造、能源、化工集中在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在未来全球性产业转型升级中，早晚会成为夕阳产业。就像80年代纺织行业整体性成为夕阳行业一样。一旦机械制造、能源化工这一方面的国有企业在未来20年之内，在全球性产业转型升级中成为夕阳产业怎么办？太大了，大得不能倒怎么办？只能不停注资，不能动。私有企业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倒闭，但是国有企业不行，你不停地注资，注资很多年了，你怎么办？最后的代价还是需要国家承担。所谓国家承担，实际上就是由社会承担。社会承担就是由我们纳税人承担，都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行业总会成为夕阳产业，现在国有企业成为夕阳产业，那就麻烦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国有企业恐怕要退出一部分竞争性领域，它不适合你去做。让市场本身去自主选择，私营企业可以自行了断，国有企业不行。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曾经说，美国经济问题出在华尔街，中国的经济问题出在国有企业。这个说法有点夸大，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决定里面也有对国有企业的政策。
2.政治挑战
政治方面，同样我们现在的问题同样也很突出。如果不深化民主制度改革，就不可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中国梦最终就难以真正实现。当前政治体制改革面临两大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众、老百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等到出问题了，只能上访。上访作为事后解决渠道大量存在，说明我们事先制度机制表达渠道不通畅，出问题就上访，上访作为事后解决渠道和机制本身也是不健全的。有人讲一百个上访人里面，有五个得到解决就不错了。针对上访的极端发生，地方政府为了截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形成了职业的上访户和截访者，近似于玩笑了。
第二个问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监督的机构很多，制度很多，但是顶用没有？没办法了，贪污腐败案件很大了，兜不住了，才检查。比如说薄熙来案、李春城案等等都这样，说明我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能说形同虚设，最起码说效力不强。薄熙来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新华社发了通稿，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期间就有问题。新华社通稿发了以后，网友就跟贴，我在网友跟贴里面找了两段，讲得非常实在和尖锐。
有一个网友说，“他是一天就这样的吗？从一个市委书记到了政治局委员，现在说他从市委书记时就有严重问题，可是他一路升迁，那用他的人是否严重失查？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这中间，各级纪委在干什么？”。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专门就纪委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后面还会讲。
另外一个网友讲，“薄熙来犯罪几十年，到现在才让老百姓知道。谁在履行监督职能？”形式上有很多人履行，实际上谁都履行不好。一方面加强民生建设，一方面腐败问题频出，你让老百姓怎么信服你，怎么认同你？这是根本问题，今天必须解决了。这是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面临两大问题，都是很紧迫的问题，不能拖了。
3.文化挑战
当前改革中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反映在文化当中，就是各种社会思潮复杂多样，冲突交锋，价值观领域乱象迭出，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矛盾问题太多了，矛盾问题反映在意识形态里面各种观点都有，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特别是网络上，各种观点都有，发牢骚、抱怨的，争议很多。改革这个时代，肯定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但是我们意识形态里面思潮，实际上有些是明显偏激的，这个必须进一步认识分析和批判地。
原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马立诚出了一本书《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尽管这种分析归纳不全面，但是很有启发意义。他说“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党的意识形态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什么意思？老百姓认为好的就是好，认为对就是对，现在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里面都认为凡是发生官民冲突的，当官都不对，老百姓话都对，这就是民粹主义思潮，这种倾向很普遍。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普遍存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对于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再有一个老左派思潮，尽管现在老左派思潮力量不是很强大，但是影响还比较广泛。有一个著名学府的老教授，曾经给他的学院递了一封信，说要把邓小平开除共产党。现在高级知识分子里面，教授里面还有这样考虑问题的，可见左的思维方式改变是很难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变不过来。
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想，比如政治方面的普选，西方都普选，你共产党不搞普选？比如说土地私有化，我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这就叫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
所以文化领域，现在一团乱象。大家上网可以看到怎么评价毛泽东，网民两极化，有的认为是大救星，有的贬低非常厉害。看了这些评论，我自己精神就像被撕裂一样，同样的一个人物的评价，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差别这么大？大家可以上网浏览一下，两极化。文化领域里面各种乱象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综合现在我们国内的整个改革的问题，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方面，各个方面都说明现在我们的改革重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形势的发展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刻，三中全会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起，那是关键时刻。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创新体制，中国经济驶入快速发展发展时刻。
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又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关键节点，我们现在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处于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处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提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从现代化初中期阶段向现代化中期跨越，要跨越就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越是在这样的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破除各种障碍，度过这个节点，中国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实现质的突破。现在我们需要实现一个质的突破，从1992年创新体制确立以来，中国不断发展，不断积累量变因素，量变因素积累多了，要实现质变。从这个高度认识三中全会的意义，关系到现代化发展阶段，关系到现代化水平质的突破。如果过不了这个阶段，现代化就会成为烂尾工程，盖了一半盖不了了，不可能最后成功。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重大战略意义。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
这一次三中全会基于当前改革形势，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也就是说，针对当前改革的问题、难点，我们党中央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分析问题的，怎么样一步一步认识这个问题的，怎么样一步一步规划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路和设计是什么？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战略思路，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像革命一样，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战略思路。毛泽东提出了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这就是战略的一部分，你的战略成功了，你的革命就有基础了。所以革命要想成功，战略很重要，战略要对头，同样改革今天要成功，战略也很重要。实际上三中全会这一次《决定》里面，仔细解读的话，中央已经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
这一次三中全会着眼于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要求，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一系列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任务、重点核心、基本经验等，《决定》里面都有。对以上内容的分析，需要对《决定》的原文进行分析，进行归纳，表明中央已经形成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战略思路。我们先来看一看《决定》的原文怎么讲的，然后再对这些原文进行一个分析、整理和提升，把在这个原文中体现的系统战略思路，我们再归纳出来，概括出来。
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决定》里面都有，第一部分总论里面都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要具体分析。
总目标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是5+1+1。
1.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
3.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强国
4.社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5.生态：建设美丽中国
6.国防和军队：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7.党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重点核心
重点核心我们都知道，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主要经验
主要经验也有在总论第一部分里面讲到了，四个方向，一是政治方向，二是精神状态，三是价值趋向，四是基本原则。这些咱们《决定》里面都有，这是我的概括。对以上内容的分析，因为它本身说法内容比较多，比较乱，需要进一步分析。对以上内容的分析和归纳表明，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这个战略思路包括战略起点、目标、价值、方法、布局、重点、方向、保障、主体，这是一部分总论概括归纳出来的，我们要看到战略思路的逻辑。
（一）战略起点：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
首先你要知道改革从哪儿出发，你处在什么阶段，从哪儿出发？改革处在什么阶段。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现在我们全面深化改革面对都是难啃硬骨头，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这是李克强讲的。
（二）战略目标：扫除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叫国家治理体系？什么叫国家治理能力？这个要重点理解。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我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回答，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这是国家治理体系比较准确的解释，就是一套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完善，这个制度结构不断合理化，那么治理能力也就必然提升。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规范化、程序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这是结构决定功能。国家制度体系，制度结构不断的规范化、现代化，相应国家治理能力功能都强化了，提高了，这个很好理解，结构决定功能，制度结构不断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规范化，那么治理能力，治理功能就提高了，这很好理解。
（三）战略价值：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知道了战略的起点、目标，还有战略价值：我们实现总目标为了什么？战略价值，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之所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价值趋向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是我们价值取向与宗旨。
（四）战略方法：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明确了战略起点、目标、战略价值，你怎么样进行改革？方法是什么？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这实际上涉及到你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的问题了。
（五）战略布局：“5+2”
下面看战略布局，我刚才讲了“5+2”，整体推进。
（六）战略重点：经济体制改革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战略重点是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它是重点？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现代化初中期向现代化中期发展，这样一个现代化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所以经济改革仍然是重点。
核心我们都知道，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前说“基础性”作用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太准确，跟盖房子一样，房子有基础，上面还有结构，现在说决定性作用，这代表着我们突破。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权力过分干预市场，导致市场不能按照自身的规律，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市场不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挥作用，经济发生转变不可能。由于权力过分干预市场，导致腐败特别严重，吴敬琏叫做“权贵市场经济”。习近平说，做出这样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手不要太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规范化了，权钱交易就没有这种基础了，就会少一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完善，不仅仅涉及到资源怎么样更好的配置，实际上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能局限于仅仅从经济发展上理解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划分关系，规范化，相应的寻租腐败基础就没有了。我们视野更宽一些，不应该从经济方面理解，实际上也是社会治理方式的突破。
（七）战略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革呢？战略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为什么三中全会讲这个，因为当前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像权钱交易、环境污染，都是因为市场经济引起的。当然我们说现在有一些问题和市场本身有关系，但是很多的问题不是由于市场本身，是由于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完善引起的。所以我们进一步规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习近平也讲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三点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八）战略保障：道路保障与思想保障
改革的布局，5+2明确了，改革的重点、方向都明确了。那么改革的保障是什么？你怎么样保障你这种布局能够推进？重点能够推进？怎么保障改革的方向呢？战略保障、道路保障各项保障，这都是我们《决定》提到的，我进一步归纳出来了。
道路保障，基本经验里面第一点就讲到，“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要想实现改革目标，达成改革的价值趋向，这种道路的保障肯定要。十八大讲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习近平也强调多次，这一次三中全会还在讲这一句话，说明我们当前必须对这个含义是什么要深化认识。不走这个老路我们都知道，老左派那些思想言论，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想回走不可能了，中国社会没有这个基础。
关键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做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是针对当前自由主义的泛滥所讲的。刚才我讲了政治上要求普选，像西方一样搞普选就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现在县里面搞普选都不具备条件。为什么西方可以？西方小城镇，小市镇社会组织很发达，它的选举通过社会组织运作，社会组织通过候选人，进行运作、宣传、推介，我们社会组织不发达，一个县几十万人谁认识谁，除了老乡以外，我都不认识，不了解，怎么选举。
今天搞普选没有这种基础，缺乏西方社会的基础。当然邓小平说早晚要搞选举，本世纪中叶可以，要等2050年差不多，至少今天不可以。尽管这是民主的要求，要看我们实际情况，不能从头脑出发，关键从实际出发，西方社会跟我们不一样，社会组织很发达，我们社会组织不发达，相互不熟悉，怎么搞选举。我在我老家就认识那么多人，一个乡镇办事处很多人不了解，不认识，怎么搞选举。
再一个经济方面要求完全私有化，就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农村中征地拆迁问题非常多。所以有的人就讲，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私有化，只要把土地分了，土地明确了权益，一人一块，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就没问题了。这种问题看问题，太过于简单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搬到中国来开这么一个药方，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当前农村中征地拆迁，主要问题不在于公有私有问题，主要问题是权力不受制约，不管私有还是公有，即使私有了想征你的地，你也没有办法。大家地分了，这个地就是我的了，你有办法吗？没有办法。问题关键不在这儿，问题关键权力不受制约。比如香港土地是公有的，为什么问题不如大陆这么多，因为香港法律严谨程序规范，问题关键在这儿。
第二，如果当前中国农村大规模地迅速地推行私有化，会怎么样？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土地寡头阶层，毫无疑问。像俄罗斯一样，俄罗斯2000年左右，包括一九九几年，把土地分成几股，人人皆有，但是很快这些股份就迅速的集中，不规范的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面。所以，寡头垄断是必然的。今天如果农村里面大规模搞私有化，我们可以预见很快就会通过种种不规范的方式，土地会被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面。一旦这样的结果出现以后，对于农村的稳定是致命影响，对国家政权存在也是很大威胁，药方形式上很好，但是实际上考虑问题简单，不实用。
共产党讲公有制，讲了将近一百年，现在突然搞私有化，你怎么向社会解释？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瞬间就崩塌了，没人相信你了。到底共产党搞什么？搞了90年公有制，突然搞私有化，从这个考虑也不行。
再有现在征地拆迁，涉及到的农民大约几千万，尽管数量众多，但是它是一小部分，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全面推行私有化，就把问题放大了，实际上考虑问题也不妥当。
现在老百姓本身也没有私有化的愿望，只要他的土地权益得到维护就可以了，本身没有私有化的要求。所以，从以上各种问题分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私有化这个药方好像很管用，实际上不行。这个意义上考虑，要求我们中国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于问题我们要正视，但是私有化的药方确确实实不行，要开一个药方问题解决了，哪有那么简单了，如果这样的话，社会不叫社会，历史不叫历史，如果可以开一个药方问题解决了，谁都可以干总书记。
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当前思想界的有些学者专家，坐而论道，书生误国，对中国现实不了解。我跟他们沟通交流有障碍，完全的西方逻辑、西方语言考虑问题，对中国实际问题根本不了解，怎么解决问题？关键要从实际出发，这是道路保障。如果道路走错了，走老路、走邪路，改革的目标、改制都实现不了。
思想保障：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什么要思想保障？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思想障碍，所以需要不断的解放思想。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姓公姓私的争论，关于私营企业的争论，以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没有止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么理解马克思的想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九）战略主体：党和人民群众
战略保障清楚了，谁搞建设和改革呢？下一个问题，战略主体，党是领导主体，人民是建设主体，所以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战略起点、战略目标、战略价值、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方向、战略的保障、战略主体，这是我们从《决定》第一部分，总论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归纳、概括提炼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战略思路。
所以，我们学习文件怎么学？要通过文件的内容，把党整个的改革的思路理清，从文件各个部分的内容，进一步通过学习来归纳、概括提升出党这一个时期的全面的改革思路。实际上对于我们学习文件来说，把握内容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体现在总论那一部分的系统的改革思路。通过总论的学习，我们应该把握党在这样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战略思路，从战略起点一直到战略主体，这样一种归纳概括，逻辑性就比较强了。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战略部署
所谓战略部署，就是5+2。
（一）经济改革
首先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方面有六大内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一讲重点。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两个不动摇。这一次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有两大突破，第一，把非公有制经济也明确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了。以前是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是重要基础，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并且文件中把它和公有制经济相并列两个毫不动摇，地位提升了；
第二，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习近平讲到几个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限定它的范围，公益性领域，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当然现在要求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不太现实。在国有企业不可能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前提下，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可以提高红利上缴水平，国有企业平均上缴利润15%。2020年提高到30%，每年提高2%。另一点就是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要求很多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现在不太现实，今天现实可以做，一是提高红利上缴水平，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开一个缺口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
混合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具有公有的股份，也有民营股份，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在一个企业里面。多元化产权结构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企实力加上民企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超过各自原来的体制，吸收各自的优势，是一种双赢市场化选择，也是国企渐进改革的路径之一。今天要求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不太现实的前提下，一方面让它上缴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多元化市场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本身增强活力和竞争力，吸纳更多民营成分在里面，推进它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效益不断提高。
从三中全会《决定》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高潮。现在很多地方混合所有制早就实行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局限于国有企业二级公司和三级公司，大的央企没有，小公司或者子公司和民营企业有多元股份这种情况。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面的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的土地必须通过政府的征收，进入交易市场，由于政府的介入，使农民的收益减少，因为政府有土地创收。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地同价。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分析了。对这个问题，《决定》讲得非常清楚，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里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是明确事权。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自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后，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承担方面不匹配，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降，导致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同时承担任务比较多，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方面压力比较大。现在一方面中央政府财权上收，财权上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削减。有一次到一个市里面，市委书记跟我聊天讲起来，他说李老师，现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这样的：中央越来越强，省市喜气洋洋，县市平平常常，乡镇骂爹骂娘，财税上收，导致地方没钱。一方面地方政府搞建设，一方面公务员的工资由你负担，负担比较重，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所以这次政府提出部分事权上收，财权是什么，事权是什么要匹配。
二是透明预算。只有预算透明了，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如果预算不透明，政府花钱没效率。预算透明要卡住政府的钱袋子，保证透明预算。如果预算透明了，监督制约加强了，不但政府花钱有效率，还可以避免腐败。现在我们很多预算不清楚，不透明。为什么说预算透明可以避免腐败？我记得去年12月份《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我们中国1996年国民财富的收入一样的，都是人均2800美元，但是同期美国的腐败程度是中国现在的7-9倍，标题叫做《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当时美国也是很腐败的。后来为什么好了呢？原因很多，重要的原因就是完善预算法规，实行透明预算。
一个美国的预算是“全面”的，只要列入政府开支都上预算。现在我们不行，现在我们政府预算里面，不包括国有企业收入，也不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不在预算里面，这就没数了。再有“具体”，事无巨细都要做一份。这方面我们也有差距，我们搞预算装修办公室，就这一句话。装修怎么装修，灯买多少个，杯子买多少个，都得详细，装修办公室经费20万，不详细。再就是“透明”，把自己的经费预算情况，完全事无巨细放在网上，公民可以随意查询，并且可以随意的问询，都比我们今天规范。在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并且预算透明，不像民主选举那么敏感，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做的，做也没有什么风险，阻力相对小一些。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大家关注最多的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如果真正赋予农民真正的财产权力，相当于我们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我们知道战争年代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那也是土地革命，使得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具有政治性质。第二次土地革命，我们叫做土地改革也好，是1976、1978年，这个时候农村里面承包责任制，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它具有经济意义，经济性质，温饱问题。但是温饱的解决，实际上发挥了土地的自然属性。今天我们说土地流转，农民房产可以抵押，财产权利，实际上是中国土地第三次革命。这次土地革命让农民更多更好地富起来。和第二次不一样，第二次就是温饱问题，现在不但解决温饱问题，还解决发展问题，富裕问题，所利用不是土地自然性质，种多少粮食，它所利用的是土地资本性质。这个地本来应该是我长期所有，我要享受土地的财产权利，可以抵押，可以转让，让土地作为资产活起来，给农民这部分的收益。所以看这三次土地革命特点不完全一样，但是都说明什么，都说明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革命会成功，改革也会成功。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革命不可能成功，改革也不可能成功。所以，今天我们说实际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充分发挥土地资本的功能，资本的利益。
这一次三中全会也讲到“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我们先试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从三中全会这样一种论述，我们可以确定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是什么？依托我们既有的体制资源进行改革，完善我们已有的制度机制，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任务。我们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等等，但是不完善，健全完善已有的制度体系是我们改革的任务。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不能搞大规模的选举。所以，我们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件讲了什么，另一方面看文件没有讲什么，它没有提出选举的任务在里面。完善我们已有的制度，但是对于选举不放开，确确实实今天普遍地放开选举也不行。我分析过了西方社会与中国不一样。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要是我们今天从基层普遍放开选举，比如说乡镇、县、地区、市放开选举了，上面没放开，下面放开了，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一篇文章讲到，他说“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选举民主不宜从基层开始向上步步推动”。郑永年说，“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中国选举先从地方选举普遍展开，会导致中央权威的大规模丧失。两种不同权力的来源会碰撞，碰撞之后，会导致政治体制内部内耗。一旦上面直选，下面是选的，就没法弄。
再一个原因，对中国改革问题不能从理想出发，从理想出发很好，应该搞全民大选毫无疑问，但是不行，应该搞阶层选举，一步一步往上推，应该的事太多了，但是现实不行。所以思考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够从理想出发，不能够从原则出发，从实际出发。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里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什么？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现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审判权、检察权，一是地方化，二是行政化，都很严重。所谓地方化，就是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委、地方政府。本来司法机关是什么？对公民权力进行维护，进行救济，而公民权力是相对于国家来说的，它具有普遍性。现在受制于地方政府，你怎么有效地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呢？办案过程中肯定受地方政府，地方党委的约束，不能够独立审判。
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曾经有一篇文章，今年5月份发在报纸上，题目是《我们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冤假错案的形成，实际上和司法机关本身关系不大，为什么？因为司法机关办案的时候，受到很大地方政府的制约。像河南的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的强奸案，这样的案子，地方政府能做出保留余地的判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地方司法判决中受到各种地方的干扰。最高法专门给中央写信，司法办案过程中，受到太多的外部势力的干扰，不能保障独立审判。中央把文件批给政法委，政法委批给司法机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使得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查权。本来我是审判长，我判了，我判完之后交给庭长、院长再批准，实际上庭长、院长不一定熟悉，他的批准有时候审批是错的，按照专业主义的方式，你审判，你负责就行了，你审批像行政机关一样，不符合法律专业主义的精神。行政主义需要一步一步审批，但是涉及到专业主义的东西里面，不需要一步一步上报审批了，他可能不了解。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实际上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让审理者来判，谁审谁是最终裁判，不要审完以后上报领导一级一级申报，由裁判者负责。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这句话听了很多遍，不能过分依靠党员干部的自律，不能老是讲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依靠党本身没错，更要依靠人民，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度是保障，人民是主体，要往下运行是一个现实的突破口。今天三中全会提到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凡是上清单的都是你的权力，凡是清单上没有列出的，地方部门一律不能行使，这个约束很强。把你的权力列单子，就这么多，单子上没有列的都不能行使。“完善党务、政府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实际上突出了纪委对党委相对的独立性和制衡性。“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对于这个问题，领导干部财产公开，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一个基本的想法，分部分地逐步地推行。现在新任的领导干部、后备领导干部中间在推行，全部推开阻力很大，只能选择一部分，渐进式的推行，分部分的，分层次的推行。实际上这是我们改革一贯的策略。如果说整体推开难度很大，先搞一部分。
（三）文化体制改革
针对当前价值观领域的混乱状况，我们强调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不断提高，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针对当前文化体制中存在政企没有进一步理顺问题，我们强调进一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四）社会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大家关心比较多的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因为确确实实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严重了，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这种高度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关系高度紧张。随着改革的推进，到今天中国社会有暴富阶层。中国暴富阶层让人厌恶的一点是“炫富”，网上有各种炫富行为，富家女，富二代。我看到一个报告，2010年10月份的报告，一系列的豪华车队从河北石家庄开往河北正定，干吗呢？不是迎接领导，也不是迎亲，是迎接一个从青海玉树花了三百万买的一条藏獒，有钱不知道干什么，难道一条狗就这么珍贵？反正我不太理解。这是中国的暴富阶层，为什么？他没有经过长期市场文明的熏陶。我们常讲英国绅士，英国绅士是英国几百年市场经济熏陶出来的。我们市场经济刚搞几十年，我们有钱了之后不知道干什么。
什么叫做社会底层？北京街头巷尾摆摊、收垃圾的就是社会底层。我专门对社会底层的人做过研究，包括收垃圾的，确实感觉这个体会很难受。底层社会生活比我们想象更糟糕。为了争夺一个空瓶子，就可以大打出手，一个塑料瓶子不到一毛钱，为了争夺垃圾你捡还是我捡，拔刀相见酿成命案。因为社会底层掌握资源越来越少，为了争夺这一点资源，社会底层内部的竞争加剧了，生存的逻辑，生存的伦理扭曲了。没有办法，我还要活着。所以，对这个社会底层来说，你看到生存伦理、公平竞争看不到，他要活着。
就这个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讲过，“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希望比什么都重要，不能失望，更不能绝望，要看到希望。
李克强在上个月30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他说“要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确保网底不破，可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避免陷入生存窘境”。所以高层对这个问题非常清楚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法治思维化解矛盾；二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五）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什么意思？对于公共的资源，是产权人真正到位，如果公共资源产权不到位会怎么样？会导致“公地悲剧”。西方经济学家哈丁曾经提到“公地悲剧”，公共的牧场是公共资源，好多的牧人放牧，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度放牧不好，但是公共资源你不去放，他就去放，都去放，最后导致土地沙化。如果公共资源保护不到位，会导致对公共资源过分使用与浪费。比如说河流污染，河流反正不是我的，你排污，他排污。所以必须使得公共资源产权人到位，国家所有，必须建立机制，加强管理，加强自然产权制度，使得公共资源真正产权人到位。
（六）深化国防和军队建设
深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我就不讲了。
（七）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这个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所以成立这个小组，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政策，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小组的话，各个部门分别出台改革政策导致什么？导致各个政策之间不协调，这个问题很要命，各个问题九龙治水，政策不协调，不配套，影响改革的推进。再就是即使有好政策推行不下去，为什么？没有强力机构推动实施。我们的历史经验，改革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机关去推动实施，中央政策很难贯彻下去。比如1993年朱镕基做副总理，为了实行分税制，朱镕基专门到17个省与书记挨个谈话，最后分税制实施成功了。后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些决策，像土地流转，地方政府根本不太理睬，因为没有强有力政策实施。一方面政策要协调，另一方面已有的政策，好的政策要推动实施，必须成立一个更强有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非常具有必要性。
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重大战略意义，总体战略思路，系统战略部署。可以说，三中全会《决定》部署非常详细。
最后一分钟讲一点：把握时机，深化改革。三中全会出台非常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我们期望在未来一段时间，要把握这样一个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改革措施进一步推向实际。
为什么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改革的有利时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改革共识重新凝聚，改革动力重新汇集，尽管现在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局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再一点，尽管发展方式转变艰难，但是公众的预期相对乐观，中央有这个能力，保证经济7%左右，能够发展一段时间。尽管贪污问题比较严重，但是中央对高层，社会对中央，对高层还是高度认同的。再一点，尽管既得利益十分强大，但是现在既得利益必须依附于我们这个体制，既得利益治理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心和态度，中央政府对总体局面具有可控性。
综合以上因素，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们改革非常有利的时机，这样一个有利时机，必须要把三中全会已经出台的措施有力地推动落实，取得改革的时效。到2020年还有七年时间，七年以后，我希望我们会带着一种自豪，一种满意的心情来回顾这七年的改革历程，我们也期望中国的改革确确实实推动前进，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