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旧体诗古体诗和近体诗
——作诗入门之一
我楚狂人
有位朋友出示了他的近作小诗数首，颇有激情，颇见才情，惜乎作诗的一些规矩不大懂。说来也是有缘，我在十多年前给苏州老年大学诗词写作班上过一段时间课，记得当时的要求是让学员学会写七绝。我想这也是积累在那里的现成东西，不揣冒昧，拿出来共享。有些都是自己教诗写诗的一得之见，用来就教于同好。其实早就有前辈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在前头，还有简缩本《诗词格律十讲》可以检索。我年轻时就是从《诗词格律十讲》入手学诗的。我只不过希望说得简单明了些，有趣些，适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罢了。仅此而已。
中国的“雅文学”（相对于小说之类“俗文学”的概念）的主流是诗歌和散文，尤以诗歌为首位。自五四以来，有了白话诗，称之为“新诗”或“新体诗”，而自上古以来的原来的诗歌就统称为“旧体诗”了。说实话，中国的新诗与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没有血肉联系，所以始终是一种发育不良的病歪歪的状态。这个问题上我同意苏大已故的钱仲联先生的观点：新体诗未老先衰，旧体诗老而弥坚。这个问题这里不扯开说，有机会专门说。
中国旧体诗，就广义来说就是韵文，包括诗、词、曲，甚至骈赋。这里只说狭义的诗。狭义的诗，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近体诗也称格律诗，包括绝句和律诗两类，而古体诗则由诗经、楚辞、汉乐府以来的各种诗体，甚至还包括诗经楚辞之前的古谚谣。后世的“拟古体”也是古体诗，如元白的新乐府。
诗歌的格律也是逐步形成的，这是基于我们的先人对我国语言的认识逐步深入。这个问题，我在《唐诗与格律》一文中已经说过，转引如下：
中国的古代诗歌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音乐美的诗歌，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格律把汉语独有的音乐美提升到了极致。汉语独有的声调变化，把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演化得梦幻般地美，这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我们的先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充分认识汉语的声调的，真正认识这个语言规律并研究之，还是到了南北朝的时代，具体说也就是南朝的齐梁时代。梁武帝萧衍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也不懂四声，于是就请教自己的朋友，同列“竟陵八友”的周兴嗣何为“平上去入”。周兴嗣巧妙地回答说就是“天子圣哲”四个字。周兴嗣（502—549年），就是著名的蒙学读本《千字文》的编著者，时任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当做识字课本，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这是一本不可等闲视之的奇书，一千字写尽了天地宇宙，古往今来。更可贵的是，周兴嗣试图通过这本识字课本体现汉语的韵律美，也就是展示“平上去入”声调变化。可惜这一用意往往被后人忽视。我们看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作者卖弄才情，在“歧舌国”一段出现了音韵图，可见直至清代，音韵规律还是高深学问。今天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懂音韵的人越来越少了。
其实在周兴嗣之前就有大才子沈约研究四声。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沈约也是“竟陵八友”中人。
在南朝齐永明年间，有周颐著《四声切韵》，首先提出“平上去入”四声的说法。沈约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说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内容说法不一，这里就不细说了。“四声八病”说为后来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格律诗的真正成熟，还是在唐代。初唐四杰的一大贡献正是格律诗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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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上古卜辞开始我们的先人逐渐懂得押韵，诗经楚辞时代诗歌注意了韵律，南朝开始深入认识四声，从而逐步形成诗歌格律，唐代完成了诗歌格律的成型。这就是我们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找到诗歌韵律美的过程。
那么今天学诗，从古体入手还是从近体入手呢？这要克服一个误区，千万不要以为古体自由，少束缚，易上手。其实，古体不是自由体，更有讲究，更不好学。还是近体有格律可循，易于学习（相对而言）。所以，还是先从学写绝句起步为好。
这一篇就算是开个头吧，正规的说法叫做“绪论”。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