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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春节快要到来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春运又要开始了。
在中国大地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期间，每年都会上演一道春运奇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根，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的2.5亿多位农民工再也没有上班的心思，他们都盼着和家人早日团聚。这个时候，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飞机场，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即使那些买不到票的，乘两轮摩托也要回家过年。“春运”和“一票难求”成为媒体最热闹的词汇。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交通运输现象，即大量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群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徙”。中国人讲究春节家庭团圆，工业化的社会变迁，逼迫农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中国农民很少流动，春运问题未引起有关方面关注。80年代中期以来,回家过春节的群体里增添了打工族，节后农民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
1989年初春，内地涌向东南沿海的农民人数剧增。由于铁路运营能力有限，一时许多大车站都滞留数万外出农民，爆发了第一次民工潮。此后，每年都有农民工于春节前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大量流动，春运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名词，客流量为平时的3倍以上。这期间，春运和农民工几乎变成了同一个话题。农民流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但其家庭并没有随之迁移，尤其老人和孩子依然留在农村。农民工家分两处，除少数离家近的农忙时能够回家帮忙外，大多数农民工平时很少回家，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团聚，节后又匆忙返回就业的城市或工厂。新增农民工不断加入这种候鸟式的流动，致使以农民工为标志的春运人口大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有人说，一部春运史，就是一部农民外出打工史、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农民辛酸史。
据工人日报报道，2012年春运期间，中国城乡大约发生了30亿人次的迁徙。在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城里人还在拒绝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在城市里仅仅是“苦力的干活”，而想进城的农民依旧未形成自觉的城市意识。这多少有些类似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了国门之后，不少人到国外去“洋插队”，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苦力，挣美元或者日元。但那些洋插队者，很难有机会融入发达国家。遗憾的是，目前政府依然没有清醒认识到社会结构巨变的现实，有人以“二元结构”形容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很少有人了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心酸。最关键的是，很少有人自觉地将农民工看作他们其中的一员。例如，农民工这个称号就多少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春运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是因为全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汇入春运的人流。外国人则对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充满好奇，惊叹不已。“父母在，不远游”早已被生存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击碎了。虽然古代经商游学的，走西口的，闯关东的，进京赶考的，回乡省亲的，也大有人在，但那时候的人群移动较之今天的春运人群，不可同日而语。“春运”是近三十多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赋予“春运”很多新内容，也使它每年都要“热”一下。
为了缓解订票难，铁路部门推出了网上订票服务热线，从2013年春节开始实行。一下子，电脑抢票成为春运期间的新气象、新风景。然而，现代化的设备让农民工的窘境显现无遗，由此引发了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农民工抢票的尴尬。尽管回家过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的孩子，农民工人流中也许就有他们的父辈，可是抢票还是无情地发生着，以至于一些软件公司，为了牟利，非法出售一些抢票软件，真是发“民难”财。可那些软件，对于那些没有电脑，没有用过电脑，甚至还没有听说过电脑的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他们依旧采取传统的排队办法，在火车站排队十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买票，如果买不到票，就只好受车票“黄牛”的剥削。春运人数记录一次次被刷新，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交通运营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迁徙流动的频度加大，更显示了农民收入渠道的局限——进城打工成为农民所有职业中来钱最快的行业。
当今的青年农民，除了农活不会干之外，很多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全都会。简单一点的，他们可以当垃圾清扫工；轻快一点的，他们可以看大门，守库房；技术含量低的，他们可以当码头装卸工；复杂一点的他们可以工作在苹果手机的生产流水线上。如今，城市是靠大量的农民工来运转的，一旦农民工流停止了流动，城市的瘫痪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如果农民不再生产廉价的粮食给城市，城市的动荡也很快就会发生的。
在自然界里，动物迁移是伟大的壮举。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沿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超长途飞越；总数超过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转场运动，都已创造了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最令人震撼的动物迁移：近18万头北美驯鹿，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
然而，所有动物界那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发生在中国的人类迁徙记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迁徙的记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八亿，总流量超过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
从某种角度看，春运就是“春晕”，即一次农历年间的自我“电击”。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跟农业告别，成为梦中的都市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春运“迁徙”就将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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