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关于道教的一句名言说开去张东宝
一
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暑‘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而在同年的一个多月前,即1918年7月5日,同样是致许寿裳的信,鲁迅写道:“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有意思的是,不少专家学者在引用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时,均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有些道观也将鲁迅的这句名言张贴在显要之处,造成一个鲁迅虽反孔反儒,但对道家道教却青眼有加、格外推崇,鲁迅是道家道教的无上知音的假象。通观鲁迅在信中的关键词无外乎为:《狂人日记》、道教、《通鉴》、食人、国粹等于放屁(土生土长的道教不是国粹又是什么?)。而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发表在1918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一号的白话新诗——《他们的花园》,诗中有“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意为封建势力对已俄化的先进青年和他们传播的新思想的诬蔑和责难云云。况且,“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说,并非首次出于鲁迅之口,“此说近颇广行”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然而,出于欲抬高道教地位之意图,借伟人之言以造势,情有可原,尤其是在极“左”年代。仆以为,道教在中国的地位没有鲁迅之言,丝毫不减其崇高与伟大。一个老子、一个庄子,就足以在中国文化的高峰和世界文化的高峰立脚显荣。
回过头来再谈鲁迅这句名言,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无非是指道教集中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的眼中,中华民族虽不乏优良传统,但“民族劣根性”居多,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大量的杂文便颇能说明问题。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国民性为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法甚至是“人吃人”等。
18世纪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幽默作家奥利弗·霍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对人的科学研究是所有知识中最艰难的一门”。妙哉此言!我们现在研究鲁迅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他的言与行的矛盾,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对中国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极尽挖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哪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一个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作者,一个咒骂“中国国粹,……等于放屁”,号召中国青年“不读中国书”,说“中国古书,页页害人”的作家,一个鼓吹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人物,难道会去赞美导致产生中国国民性的“道教”吗?!即便是按鲁迅的思想进行一番逻辑推理,答案也是否定的!
二
笔者看到,有的书在解析老子《道德经》的封底上,赫然印有鲁迅所谓“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之言。然而,查遍《鲁迅全集》,却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此非咄咄怪事?!相反,笔者却在鲁迅1926年撰写的代表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文字:“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还说:“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总之,鲁迅对道家的开创者老子,评价并不高,并且语带讥刺,还说什么《老子》一书缺乏系统条理的表述。由此可见,鲁迅与老子境界的差距之大,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至于说,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云云,再加上《狂人日记》中的所谓“吃人”,前后一对照,人们不难看出,这分明是说,由于道教及其他传统文化(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中国国粹”)才导致产生了“民族的劣根性”,才有了“食人”、“吃人”的历史。请注意,鲁迅当时的战友钱玄同,就在1918年3月14日《新青年》四卷四号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发出了“废孔学、灭道教”的呼吁,说什么“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应该说,这一时期,鲁迅与钱玄同的观点大体上是相近的。鲁、钱二人既是同一时期的战友,总不可能一个要骂道教、灭道教;而另一个却要去赞道教、兴道教吧?钱氏所谓“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崇拜’的思想。二千年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1918年《新青年》杂志五卷三号——《随感录》)。在钱氏的眼中,儒学之愚民与道教之骗人是相辅相成的,是狼狈为奸的。而钱氏上述之话,则是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名言的最好注脚。故而,钱氏主张废孔学,灭道教,不读中国典籍,“样样都该学外国人”,“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总之钱氏与鲁迅对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没有分歧的!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吃人”的文化,这岂不是等于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野蛮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从何而来?!中国古代的杰出人物又从何而来?!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虽有“吃人”的现象,但中国古代文化是可以“养人”的!是不容诋毁的(战国时期的农家代表人物,楚国的许行就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即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即便是国君也不能例外。而农家思想也是道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试问,没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养人”之效,会有你鲁迅的文化成果吗?!中国古代文化如果仅仅是野蛮地“吃人”,这个民族还能生存繁衍下来、并且成果辉煌地圪立在世界的东方吗?!
笔者以为,由于中国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因而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于是乎,“全盘西化”论和“全盘俄化”论才有了市场。可悲的是,国人不是从国家制度上找原因,而是愚蠢地将板子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将中国的汉字、中医、京剧、书画、武术、以及道儒佛等,统统列入该毁该灭的黑名单。这就好比一个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却将家庭败落的责任全部推到爸爸妈妈身上,甚至于爷爷奶奶、曾祖曾母身上一样。老话说:“百岁的父母保不了千岁的儿”。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没有图强奋发的精神,却要去怪罪父母及祖父母,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绝对是一个没出息的低能儿!打开世界历史,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现代人物一样,去恶毒地咒骂本民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鲁迅的知音、典型的俄化代表人物瞿秋白咒骂“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不错,中国的繁体汉字是难学一点,但请不要忘了,就是这被“五四”精英人士诅咒着要灭掉的汉字,铸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载有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据2004年12月5日的新华网报道,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发明了冶炼和铸造生铁的技术,并运用达2000年之久,欧洲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到明代的《天工开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花大力气研究中国古代各门工艺技术的代表作——《天工开物》。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集中了三千多名高级科技人员,专门研究、开发、利用这本书里的技术。可以说,日本在发展科技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吸取了很多的技术成果和思想,再结合一些现代科技而拿到了“一步炼钢法”的世界性专利),从定量制图学到新仪象法要,从四川都江堰到赣州福寿沟,从《周髀算经》,到《九章算术》,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等等,用李约瑟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来说,中国曾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总之,我们的老祖宗够对得起他们的后代子孙了。倒是近、现代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后代子孙!在此,笔者想问的是,难道繁体汉字过去曾培养出了杰出的人才,一到“五四”前后,就会培养出无用的蠢才?!不要忘了,正是民国时期的繁体汉字培养出了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等的著名科学家(新中国的科技人才,哪一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学了繁体汉字的?),写着繁体汉字的林语堂、钱穆、牟宗三、余英时、杜维明、饶宗颐、张大千、金庸、李安等等都在海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所以说,人不争气,不要怪老祖宗留下来的汉字(当然,太繁难的汉字也应改一改,这叫与时俱进)。现如今,在人文环境太差,生态环境更糟的状况下,多从道家思想中吸取生存智慧,已是刻不容缓了,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呀!
张东宝个人简历
张东宝,男,汉族,江西南昌市人,1950年生。
着有《问鲁迅,汉字何罪》(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并先后在北京《汉字文化》、河北《社会科学论坛》、与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等刊发表文章。作为民间学者,其以文为尊,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结下深厚情谊。现为福建省老子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