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高度评价了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中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管仲任齐国宰相并被桓公尊为“仲父”长达四十年之久，在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实践中，建立了显赫的功勋，是我国公认的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和思想家。根据认识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我们可以说，管仲没有“富国强兵”、“一匡天下”的实践，不可能产生他的思想体系。要研究管仲思想体系，必须研究管仲治国兴邦的实践经验。本文从《春秋左传》、《国语·齐语》、《史记》等古籍及《管子》一书中的《大匡》、《中匡》、《小匡》记载的史实中，对管仲的治国谋略及实践经验进行述评，以期有助于管仲思想研究。
正如管仲所言，齐桓公“惕而有大虑”，即性急但有远虑。因此，在管仲初任宰相时，桓公对他并非言听计从。由于桓公性急，每每不听管仲的劝告而行事，往往陷入困境或造成重大失误。开始，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诸侯之间无战事，“小修兵革”。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先亲百姓，后“收藏军队”。并说：“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尚未安定，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队，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答说好，但没有按管仲之谋去做。第二年，齐国愈乱。桓公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桓公不听，“果为兵”。明年，桓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并说：“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救宋，齐国大败。桓公不甘心失败，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在齐桓公大发脾气面前，管仲还是说“不可”，并说：这样齐国就很危险了。因为“内夺民用，士劝于勇，乱之本也。外犯诸候，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牙得知此情，也劝说桓公，并要求桓公“必用夷吾之言”。齐桓公还是不听，命令加强军备。同时，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以禄赏作战勇敢者。鲍叔牙很着急，问管仲：从前桓公同意你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你怎么办？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悔，姑少胥其自及也。”意即桓公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牙担心国事受影响，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少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意思是说：不会受大影响。国家的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进犯我国。可见，齐桓公采纳管仲的谋略是有一个过程的，而管仲对说服齐桓公实现自己的谋略是有信心的。桓公未停止对外用兵。“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君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得已乎？’公不听，果伐。”桓公对付鲁国无斗智设防的思想准备，两军相对，鲁不迎战，只设关防守，请求以关内侯次位，服从于齐，齐亦勿侵鲁，桓公许诺。鲁请盟，桓公不听管仲劝告，会盟时不带剑，为鲁劫持。幸当时管仲随机应变，冲上前去说：“请君把土地归还给鲁，以汶水为界”。桓公许诺，才解桓公之危。至此，桓公始听信管仲的进谏。史载：“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弥洱师。”意即桓公致力于内政，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息兵罢战。
齐桓公重内政之后，曾多次询问管仲治国方略，管仲一一作答。开始管仲提出：“承圣王治天下之道，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杀、生、贵、贱、贫、富），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禁御。”继之，管又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再继之，管又提出：“亲四邻”，“合诸侯”，“尊周室”，“攘夷狄”等方略。此外，还有许多具体措施及阐述，且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和发展。现概述如下。
第一，参其国，伍其鄙，完善齐国的管理体制。管仲在回答桓公关于如何治国问题时说：“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参者，三也；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这种国鄙管理体制，将国划分为三，鄙划分为五，以利君主统治。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农）十五乡。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君主帅中军，国子、高子各帅左右军。由君主和国子、高子两位上卿共同管理。据考，国子、高子为天子任命的齐之守臣，子孙世代有上卿高位，为齐国执政者。身为下卿的管仲也执齐政，被尊为“仲父”，以最尊荣的身份参与决策。管仲这种维持旧制度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政局的稳定。接着管仲提出设立机构和选贤任能：“臣立三宰”，使掌群臣。“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对工业区、商业区、山林区、川泽区等设立管理机构和官员，各司其职。与此同时，管仲选贤能者任官，并向齐桓公陈述其任职理由及其职责。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判案中平，不妄杀无辜、妄诬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同时他也说了自己的能力和长处：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你想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主之业，则要靠管夷吾了。管仲在荐贤中把他们的才、德、能从任职要求上衡量评估，确能胜任，且与自己对比，突出了他们的专长，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自己，很有说服力。因此，他推荐的这些人都被齐桓公重用，在富国强兵的霸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管仲还提出建立在秀民中选士的制度。他说：“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他认为，从秀民中选士不仅能干，且足以信赖，并强调有秀民不荐、不报者要治罪惩罚。这对于提高齐国的官僚队伍素质有积极意义。
对于鄙里，管仲重视建立居民组织和管理机制：“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其目的是要达到管理有序，使之“各保尔所，无或淫乱而不听治者。”这对于建立层层负责的责任制和加强组织管理，保证政令畅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民安居乐业。管仲提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为老百姓着想，使之有安定的居处，稳定的职业，并能精益求精，以达到安居乐业，便于统治百姓的目的。他对此有很多具体论述。首先，他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意思是说，四民是国家的基石。杂处的弊端是说的话做的事不一样，不易管理。他认为，“处士便就燕闲，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即安置士住于闲静之地，工匠靠近官府，商人靠近市场，农人住近田野。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士”与后来的“士”，含义有所不同。
“四民”的职业与生活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通过调查，管仲指出其特点与集中居住的好处。他说：“令夫士群萃而州处，燕闲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对于工匠的职业生活特征，他这样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意思是：使工匠们居处相聚集中，察看好的材料，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并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做能使他们互相议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对于商人，他说：“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这是说使商人居处相聚集中，他们观察年景饥凶，了解国家情况，观察四时变化，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车，以周游四方；估计物资多少和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孚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对物价的了解。由此可见，他对商人的深刻了解。对于农人的生产、生活特点，他同样是熟知的。他说：让农家集中居处，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齐全耒枷镰等等。在天气渐冷时，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业劳动。管仲在分析说明了士、农、工、商四民的生活特点及集中居住的好处后，还强调四民分居有利于其子女的教育。他说：四民按职业分开居住，早晚从事于他们的职业，“以之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告而能。”士之子常为士，工之子常为工，农之子常为农，商之子常为商。这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形式。由此可见，以职业来划定民居，有利于管理和社会安定，有利于把发展生产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生产知识和技术水平，有利于培养下一代，有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知识及生产技术工艺的传递和发展。管仲的“定居之居”和“成民之事”的举措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修旧法，改旧制，使民脱贫致富。管仲在回答齐桓公询问安国之策时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意即修改旧法，选择并继承发扬有用的，抛弃无用过时的东西；尊重老百姓的意愿，使百姓脱贫致富，以达到民富国安的目的。管仲为此还提出几项具体措施：
（1）“相地而衰征”。管仲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即视土地肥瘠差别而征税，人民就不会流动。当时齐国实行的是公田制形式的劳役剥削制度，曾出现农人不愿耕种的情况。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新的地税制，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2）山泽按时封闭和开放。管仲曰：“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即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山林、川泽为古代黎民重要财源之一，也是当代人们重要财源之一，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山林、川泽并非取之无尽，用之无竭，必须加以保护并控制使用，人们才能得以长久地享受山泽之利。
（3）推行授田制。管仲曰：“陵陆、阜丘、田畴均，则民不惑”。即山陵、陆地、阜丘、平地、田畴都能因地制宜，人民就有信心。管仲推行授田制，使每个农户得一份亩数相等的土地，为他们收获均等创造条件。授田制鼓励农耕，有利于农人脱贫致富。
（4）无夺民时，不掠牺牲。《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对桓公曰：“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他要求贵族们不要在农忙时节征调百姓为之服务。使农人的生产和收获耕种时间得到保证，农人可得温饱。放养牛羊是农人的主要副业，但是有的贵族，往往任意掠夺农人的牛羊。管仲建议：君主约束贵族，以达到牛羊生长兴旺的目的。管仲在《管子·小匡》中还说：“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减少刑罚，薄收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
第四，作内政而寄军令。在各国兼并和大国争霸的形势下，管仲在与齐桓公议论“正卒伍，修甲兵”时认为：“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得矣。”接着他提出：“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候，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他是说，在各诸侯国致力于军事建设，加强军备之时，要想加快步伐取得优胜地位，应当寓军于政，寓兵于民，实行军政合一的办法。古代战争的胜负往往依赖于兵多将广，粮草充足。寄军令于内政，能迅速有效地加强军备。齐桓公称善，管仲就在各地行政组织中建立军事组织。“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立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据考：周制五人为伍，百人为卒。今管仲亦以五人为伍，而以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组成此三军后，就严加训练和管理。“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且以田猎，因以赏罚”。使“百姓通于军事”，“内教政既成，令勿使迁徙”。即训练既完毕，就严格管理，不朝令夕改。管仲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伍之人，祭祖同福，死伤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欢？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将能祸福与共、同心同德的人组成队伍，就能“守则同固，战则同疆”。管仲满怀信心地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横）行于天下”，可以达到“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之目的。管仲是我国古代寓兵于民的先驱和典范，对于组织民众，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增强战斗力有积极意义。
第五，选贤任贤，严明刑赏。管仲用多种办法帮助桓公治理内政。首先是选择任贤，严明刑赏。例如建立高级官员述职、考核、选任、赏罚制度。他首先提高高级官员的素质，引导和带动各级官员修德进贤，严格刑赏，引导民众弃恶从善。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高级官员乡长、五属大夫复事制度，严明刑赏。规定每年正月乡长、五属大夫向桓公述职，报告公事以考其政绩。要求报告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二是“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三是“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治国之事千头万绪，管仲抓住领导者的素质考核这一关键问题，促进各级官员修德进贤，同时立以刑罚杜绝弄虚作假，实为治国安邦之大计，高瞻远瞩之举措。
（2）选贤任贤，推行“三选”。桓公实行乡长、五属大夫复事制度后，乡长、五属大夫“退而修德进贤”。对于推荐上来的贤者，“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随后，“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即桓公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成绩，且命令挑选新官中之贤者上报。“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究，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这是说桓公亲自调查其乡里意见，加以考验。然后召来并与之共坐，以细察其素质，了解其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举拔，就待时而用之。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了解其能力，没有大过的，便提做上卿的助手。此所谓“三选”。即由乡长、五属大夫所进，官长所选，公所咨相，包括调查了解。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不仅改变了贵族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提高贵族阶段官员素质和管理能力有积极意义。
上述做法产生了很好效果。从叁国？这方面说，“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如此层层加强所辖区的治理，直至于家。从伍鄙方面说：“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如此，使全国形成弃恶从善的氛围：“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这样一来，普通人做好事，也可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从而“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民皆勉为善”。即乡里无越长之行为，朝中无越权之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大家都争做好人善事。通过以上举措，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了爱国、爱乡、爱家、从善向上的社会风气。
第六，亲邻国，强甲兵。内政既修，桓公又欲以武力征服诸侯，管仲曰：“不可，邻国末？吾亲也。”因为“邻国亲，足以为援，不然将为之害”，“难以远征”。管仲亲邻国的政策是：“审吾边疆场而返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丁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於是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谋与邻国相亲。与此同时，南面对鲁返其侵地常、潜二邑；西面对卫返其侵地合、原、姑与漆里四邑；北面对燕，返其侵地柴夫、吠狗二邑。这样以来，齐国周围的邻围都与之友好。齐国还“正其封疆”，把周天子原来封给齐国的疆城定位为：南至岱阴为界；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四邻相亲，齐国就无后顾之忧了。
针对齐桓公提出的“寡甲兵为之奈何”的问题，管仲提出了“强甲兵”的两项重要措施：
一是扩充壮大甲兵。其基本办法是“轻过而移诸甲兵。”是说轻其罪过，使以甲兵赎其罪也。具体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即对重罪如死刑者要求赎以犀皮之甲和一辆车戟。第二是“轻罪赎以盾一戟”，即对犯轻罪者如劓剕之属，要求赎以有纹缀革之盾和车戟一辆。第三是“制小罪责以金分”。即小罪罚金。第四是“宥间罪”。即释免可疑者，第五是“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即对于经再三审定而没有冤屈之从事诉讼者，罚以束矢。采取以上措施，不仅可以扩充兵源，充实军事装备，而且可以激励罪人立功赎罪。
二是精制武器和装备。管仲提出：“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土壤。”就里要选择精美的高质量的金属，铸造研制利剑和战戟，并在狗马身上试验，取得成效后再大量生产使用。用粗糙的金属制造农具在土上削草、平地，试验后再采用。这里，管仲提出了军备建设上的科学实验思想：一是作战武器要求先进精良；二是精良的武器要靠试验研制出来，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在管仲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齐国“甲兵大足”，很快征集“革车八百乘”，军队约有三万余人,兵力很快强大起来。
第七，“尊王攘夷”。管仲相桓公初始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在周国力衰落、“礼崩乐坏“之时，管仲建议桓公以维护周王朝的尊严和权威号召天下，以惩罚淫乱，攘除夷狄入侵来维持周代的统治。这对增强各诸候国的联合，抵制夷狄的侵扰，维护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伐淫乱。在管仲的一系列治国举措见效之后，他支持桓公对外用兵。当南方莱、莒、徐夷、吴越等地出现淫乱时，齐国出师伐之。“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越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据《春秋左传》记载：齐桓公三十年春正月，齐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楚遂答应入贡，齐即与之盟于召陵。由此可见，齐国“尊王攘夷”是秉承并履行先君太公遗愿，并奉召康公之命夹辅周室的，实际上，此时齐国已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位子上了。
（二）制戎狄。北方山戎时常侵扰燕国，于是齐国“北伐山戎，荆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于是“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此时，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即命令燕国仍按召公之礼法治国。接着齐国又与各诸侯戮力同心，西征白狄之地，至于河西。齐师乘胜前进。“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后又“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即越过太行、辟耳两山及辟耳之拘夏溪谷，皆险要之地，悬钩其车，缠束其马以渡。“西服流沙西吴，南城于周。”齐师一直打到雍州之地。此时，鲁僖公十三年，周襄王庶弟子作乱与扬、拒、泉、臬、伊、洛之戎人联合出兵打到周襄王王城，焚其东门不克。齐桓公使管仲等征诸侯之兵戍周而城之。从此“秦戎始服”。可见齐国在制戎狄中用了强大兵力，取得了显赫战果。
（三）救邢救卫。齐桓公二十五年，狄人出兵侵扰邢国。管仲向桓公说：“戎狄的性情和豺狼一般，是无法使他们满足的；诸夏之国皆亲戚，不可丢了他们，请发兵救邢。于是桓公派兵打退了狄，救了邢。两年后狄人又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马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即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其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携玉进见桓公，请求齐国的关内侯，桓公没有同意。桓公二十六年。狄人伐卫。卫败，狄人灭卫，并追赶卫之遗民至黄河边。桓公派兵助卫戌守鲁地。后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无育，桓公与之马三百。对于齐之迁邢、封卫之事，《左氏春秋》记载：“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封忘亡。”齐国救亡的举动，不仅邢、卫感戴，同时博得了“天下诸侯称仁”的美誉。
第八，宾服诸侯。管仲帮助桓公对诸侯实行“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策略，小国诸侯“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至此，“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诸侯，莫不宾服”。桓公则“率天下，定周室。”值得注意的事是以下几件事：
（一）“九合诸侯”，匡扶周室。据《齐语》记载：“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体现桓公对诸侯“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匡扶天下的举措。主要盟会有：（1）北杏之会。桓公五年，齐国邀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在北杏会盟，平定宋国内乱。因召遂阳赴会，遂没派人参加，齐便灭遂，开始显示齐国挟天子而令诸侯之举。（2）鄄之会。桓公六年，齐邀陈、曹两国派兵伐宋，并向周天子请派王师，迫使宋国屈服后，冬天与宋、卫、郑三国在鄄会盟。周天子派特使单伯参加会盟。次年齐、宋、陈、卫、郑五国又在鄄会盟，增强了这五国的联结。（3）幽之会。桓公十九年夏，齐鲁和好，齐又征服了郑国，邀中原诸侯会盟于幽。第二年桓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伐卫。此时，黄河下游的诸侯国联结起来。（4）阳毂之会。桓公二十九年，大会诸侯于阳毂，目的是阻挡楚国势力扩张。而楚国恰在此时接连伐郑。于是桓公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出兵入蔡，顺道伐楚。（5）首止之会。桓公三十一年，齐邀各诸侯在首止与周太子郑相会，确定了周襄王的王位，以安定周室。（6）葵丘之会。葵丘之会是在桓公三十五年，齐国富强昌盛时期。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会盟于葵丘，寻盟、修好，合于礼制。周襄王派周公宰参加，代表国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二）桓公受奖。葵丘之会，天子使孔宰致胙（祭宗庙之胙）对桓公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祀文王武王）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天子重赏赐爵一等，并免行下拜礼。“桓公召管子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不必下常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车、龙旗九旒和渠门赤旗。桓公受奖，说明其匡扶周室有功。而受赏时行礼还要问询管仲，可见管仲在桓公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三）对诸侯拘之以利。管仲注重齐国对诸侯国从思想上沟通，政治、军事上给予帮助，同时注重经济上给予实惠，具体措施是：（1）“轻其币而重其礼”。在与诸侯国交往上，齐国少收进见币，多给回敬礼。天下诸侯“以瘦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各诸侯以缦帛皮四介为币来见，齐以文锦虎皮回报。各诸侯国的使者，总是满载而归。天下诸侯小国自然归顺。（2）通货财。齐国开放鱼盐市场，使诸侯得鱼盐之利。“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以前，齐国的鱼盐禁运与东莱，现在首先向东莱开放关口，免征关税，进而扩大到诸侯国，不仅使东夷获利，且有利于扩大各国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不仅有利于齐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与各国的交往，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3）筑边塞，卫诸夏。齐帮助各诸候国修“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等边塞。这四处皆是与山戎众狄接壤之厄塞，筑之以御戎狄，禁止暴掠诸夏。同时“筑五鹿、中牟、盖舆、牡丘，以卫诸夏之地。”这四处皆为诸夏要塞，筑之使诸夏安全得以保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的权威这对于维护边塞地区的安全和社会安定都有重要作用。
以上事实基本上概括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和实践活动。此外，以下几个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评价：
第一，管仲相桓公称霸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众所周知，“春秋”取名于《鲁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出于奴隶制危机加深，各国、各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原各国之间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弱下去，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各诸侯国林立的状况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兼并和争霸，促成了各地区的统一，为全国形成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创造了条件。管仲相桓公起自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至桓公四十年（公元前645年），处于春秋初期。齐国在列国中是首先强大起来建立霸业的。齐国的富国强兵之道，对中国当时及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中国多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尊王攘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春秋时期，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威信下降，中原诸侯混战迭起，戎狄势力进一步发展，他们与经济文化先进的诸夏各诸侯国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尊重和支持权威下降的周天子，有利于增强诸夏各国之间的团结，有助于抵御戎狄之侵扰。齐桓公用管仲之谋，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第三、诸夏各诸侯与戎狄之间的斗争性质是夏、商、周以来经济、文化发展先进的诸侯国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落后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一定的暴力和非暴力斗争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实现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
（原载《阜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