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纪念陶祖伟校长逝世二十周年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是北京八中老校长陶祖伟先生去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回想二十年前，陶校长在任上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锐意改革，以超人的胆识在全国率先实行校长负责制、结构工资制和教学改革试点，建立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教学体系，1985年提出了教育要“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的教育理念以及1986年由他亲自起草制定和试行的《北京八中学生素质大纲》都对八中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说，北京八中被公认为素质教育的先驱，陶校长功不可没。在他和领导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八中从1984年至1992年经历了一段从未有过的辉煌！
在陶校长去世后，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各届校友发出为他塑像的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笔者受同学会委托负责塑像的具体事宜，曾于1992年6月24日与我会陈小鲁会长推荐的著名雕塑家曹春生教授前往八中采访，老师们这样赞誉他：“精气神”是他的写照，“真善美”是他的化身，“德高望重”用在他身上是当之无愧的，使我和曹教授深为他在师生中的人格魅力而感动。陶校长精湛的领导和教书艺术、对事业的进取精神和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对教职工的知人善用及体贴关怀、对学生执着深沉的爱，甚至他的多才多艺和浪漫情怀都振奋、鼓舞、感染着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使整个校园的氛围也都呈现着朝气蓬勃和热火朝天的景象。而我们老三届校友在八中就读的那个年代就对陶祖伟等老师们的教学风范敬佩不已，在经历过令人切齿和愧疚的“文革”之后更对陶祖伟校长及老师们的仁厚、大度和关怀而感动不已，……。一年之后，由田纪云副总理题字“模范校长，一代名师”和署名“北京八中校友敬立”字样的陶校长半身铜像座落在八中校园内。
时至今日，北京八中在90年的历程之后已然旧貌换新颜。我们祝愿陶祖伟校长和他们那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祝愿北京八中以更新的姿态和业绩告慰先人，并永远成为我们学子永远的骄傲。
谨以此文和以下收集到的老照片纪念陶校长！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
2012年5月24日
究竟是我们主宰了时代，还是时代主宰了我们？
——陶祖伟逝世20周年祭
来源： 邓溥的日志
究竟是我们主宰了时代，还是时代主宰了我们？
2012年5月2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一，国旗又在八中的操场上飘扬而起。不知有多少人晓得，那天对于八中这所学校，和一种叫做所谓“素质教育”的理想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992年5月28日，八中的老校长陶祖伟走完了自己的艰辛一生。此后的北京八中，像是一艘失去了舵手的航船，在云波诡谲中整整漂泊了20年。回顾自从陶祖伟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光，八中的沉浮并没有逃离时代的命运而主宰自己。也许斯人的病逝仅仅是一次偶然，但即便如此，他和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早就在时代中注定了收场的命运。
1984年，改革之风渐染到了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一次八中同四中一起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陶祖伟成为北京八中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校长，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在那年教代会上，陶祖伟就职，他掏出一封应届毕业生寄来的书信。那封信记录了作者的身份：一位进入清华的天之骄子。她说：“当我回忆中学时代的时候，充满了对母校和老师的爱，甚至一想到老师的辛勤和清苦就流泪。但我也充满了恨，恨中学时代失去得太多太多：青春、友谊、爱好和生机勃勃……”五年后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这段情节：“捧着这封信，陶祖伟思绪翻腾。八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每年升学率都很高，岂料受益的学生竟会有恨。这恨使他领悟到，学生需求的不仅是一所理想的大学，还需要美好的青春及个性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陶校长在教代会上宣布了他的教改思路和方案。”这些口号，一直喊到今天；而伟大的尝试，却锁进历史的尘埃。
短短一年多时间，校服、校徽、校歌、校训；社团、学生会、拓展选修、野外实习；素质教育的纲领，超常教育的实验，一应俱全。电子计算机、英文打字、科技摄影、电器维修和缝纫，合唱队、田径队、管乐队和篮球队，科技节、艺术节乃至体育节，一个不少；教师聘任制，工资改革，校办企业，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样惊人的活力在当今任何一所学校恐怕都难得再见。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如今，我们也只能从自己身上的校服依稀领略那个年代的人们内心中的阳光、大气和开朗。有时，质朴甚至清贫的生活也可以充满希望与幸福；而纸醉金迷的时代也可以病入膏肓。
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素质教育”的旗号如今已经蒲孔英般地飘遍大江南北；而“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很难想象它在20多年前就已经被一句中学的校训命中。这是否仅仅是一次偶然？至少经验告诉我，八中这所学校的沉浮，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航标、缩影，抑或晴雨表。这或许和八中的身世相关，anyway，这都不重要。
我们难以想象，那之后的学生，是以一种怎样的魂魄和心潮为校刊冠以《时代》的名字。就像老人的咒语，一言成谶。如今在八中二层的实验区门楼，依然挂着一幅大字：“东风劲吹，姹紫嫣红”。
1989年，形势出现了逆转。
次年的北京高考发榜后，教育界一片哗然。《人民教育》杂志重点关注了八中高考成绩的异动，开篇就是一句：“北京八中升学率滑坡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这事如果出在其他学校，不会引起多大震动。可是，北京八中不是一般的中学。”在文章中，作者还是为八中的改革作了极力的辩护：
“改革给八中带来的变化，使每个教职工和每个学生都受益。这就是昨天的事，谁能忘记？八中出于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的考虑……招收了80名低于录取线的其他学生，是这届学生的入学分排到全区14位。生源如此，势必影响高考成绩，本是意料之中的……这届的老师们——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最终，八中的区排名为第七位。“在局外人看来，这就是下降，就是八中的失败，并且，把它归咎于改革……这种看法不对！……希望八中人挺直腰杆，顶住压力！”谁知为了一个理想，为了兑现一句承诺，八中人用青春和血汗活活顶了20多年，顶到今天。时代给了八中弄潮的机会，却也给了八中难以承受之重，给了八中“顶住”的命令，却也从此没有了下文。
“真正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便随时代沉浮；时代抛弃了我们，我们便要主宰整个时代。这是八中人不曾干成过的事业——逆水行舟——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顺水推船。当一个时代的宠儿走上了自力救济的道路，时代就变了，并且也许还会再变。
从那以后，一向豁达乐观的陶祖伟，陷入了重重的心事。不久，他的病情出现了严重的恶化，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从肺部，一直病变到腰、肾和大脑。根据《人民日报》的描述：“这不啻于一份死亡通知书”。这是1991年5月的事情了。病重住院的日子，陶祖伟手书了四个大字：“志存高远”，把它挂在病床前，同病魔进行最后的抗争。他魂牵梦绕地想回八中，回去挽救危在旦夕的素质教育理想，然而命运却首先捉弄了他自己。
1991年12月28日，老陶已经难以挪身，弥留之际的陶祖伟最后一次回到了他一生的归宿——北京八中。下午5点，披着落日的余晖，他踽踽独行，瘦长的身影在初冬的寒风里一摇一摆。在会议室里，他和苏联大使馆的客人见了面。他用虚弱的嗓音，皲裂的嘴唇带头唱起了苏联的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喑哑的歌声在傍晚的校园里回荡，苏联客人全都失声痛哭起来。三天前，苏联宣告解体。
一年多以后，《人民教育》1993年第五期，晋堂发表评论员文章《第三座高峰——陶祖伟同志周年祭》。从1992年5月28日到2012年5月28日，没有了这位改革的领路人，八中整整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一把辛酸泪。
后陶祖伟时代的八中迎来的第一位校长是龚正行，这也是一位在八中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老人。卸任校长以后，他时常回到八中，跟昔日的同事们嘘寒问暖。如果碰巧的话，现在你在八中食堂里偶尔还能看见他穿着西装的笔挺身影。早在陶祖伟担任校长时，龚正行就能够在超常教育方面独当一面，著述颇多。他执笔的《超常儿童的鉴别和教育——北京八中超常教育实验班（1985-1989）实验报告》曾在《教育科学研究》上引起不小反响。他继任后，少儿班的开办较之以前更加如火如荼，普通高中的教学也有不小的斩获，在1996年，八中文理科成绩全面奏凯，并一举把状元收入囊中；2003年，八中的区排名急速飙升占得西城第二，而那个年级组的班底，后来成为2011届的主力军。不过，这一切终究还是强弩之末；八中的光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日薄西山的那一刻。
似乎可以认为，龚正行真未见得对此负有多大可得归责之事由。毕竟时代变了，改革也不得不调整它的方向和锋芒，没条件了。毕竟人也变了，没人指望他能够在教育界的历史上超越陶祖伟的显赫。就像今天，人们传唱着一首名叫《好大一棵树》的歌，那里写着：“头顶一片天……好大一棵树”。它隐喻着在80年代末逝世的胡耀邦死而后已的故事。成长在“五四”一代的强大气场荫蔽之下的“一二·九”一代，或许能够很伟大，但是恐怕无论如何也很难在风雨浪潮里忘乎所以首当其冲，超越前人的远见卓识了。
不过今天，或许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回合呢。从1992到2012，走到今天，陶祖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0个年头了。我们应该已经走很远了吧。从那里出发，下一站在哪儿呢？还远吗？那里一定很美吧，最好从来没人去过。如果可以选择，哪怕苦点累点，还是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时代吧。Anyway，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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