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现代制钟业发祥地——烟台
许多人都知道烟台制钟历史悠久，但对于烟台是中国现代制钟发祥地这一史实却未必清楚。那么，在上世纪初一个工业并不发达的小城市，何以能产生出在全国领先的精密制造业？
17世纪中期开始，广州、扬州、苏州、南京等地兴起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手工制钟业。故宫钟表馆里收藏的那些精美绝伦的苏钟和广钟，记载着那个时期的辉煌。然而，中国能工巧匠的高技能毕竟抵不过西方机械化的高效率。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洋钟涌进国门，手工制钟业逐渐衰败。
1906年，宁波人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创办了鄞城制钟工场。1912年，工场迁到上海杨树浦，建成“美华利造钟厂”，仍靠手工制钟。1915年，孙氏又在上海闸北天通庵镇开办建筑时钟制造厂，购置了部分设备，开始生产建筑用钟。
在同一时期，烟台作为最早开放的北方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的天时地利条件。面粉、罐头、织布、火柴等制造工厂应运而生。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烟台宣传“实业救国”时，曾称赞“烟台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
1915年7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的一幢平房门前，挂出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的牌匾。如果说“美华利”是中国制钟业由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过渡的转折点，那么“宝时”则是以机械生产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制钟业的一个新起点。创办人李东山当年不会想到自身这一举措的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本是“德顺兴五金行”老板，从经销洋钟中得到启发，决意要办厂制钟，谋取厚利。建厂前后，他以经销商身份3次赴日本大阪钟厂观摩考察，暗中套取制钟技术。外国先进的制钟技术和生产方式开阔了他的思路。他出手不凡，首先投资两万五千银元，购置厂房和设备。刚开业时只有冲床、车床16台，之后陆续添置。据1931年由山东国民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足以证实“宝时”建厂时起点之高。
钟厂开业后，一面生产一些五金产品以维持费用，一面购进洋钟零部件进行组装并配壳出售。同时以技师唐志成为主，对日本钟进行研究仿制，掌握其中诀窍。经过两年多技术准备，于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座式机械摆钟，注册商标“宝”字。初期生产的小批量摆钟，只销在胶东一带。20年代初，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宝时”不失时机打出“国货”牌——每只钟附有《保用证书》，承诺“永远保修”，注有“请用国货”字样。为了与日本钟竞争，钟厂一方面改进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不惜血本压低销价，将每只钟销价由5元降到1元多，当打开市场后再恢复原价。用这种办法“宝”字钟先在胶东立足，随后挺进华北和东北地区，并开始销往南方大城市。1928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进入高潮，“宝”字钟在胶东和东北市场上乘胜推进，最终将盘踞本地几十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市场。
1927年3月，从“宝时”分离的技术骨干创办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注册资金出36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有了“宝时”基础，“永康”开业伊始便轻车熟路，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台钟款式进行生产，其产品水平与洋钟并不逊色，一年后产量就达到1万余只，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1928年11月，“宝时”与“永康”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宝”字、“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在当时国内机械制钟业尚未成气候的情况下，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敢与洋钟相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宝时”、“永康”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炙鼓励”。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1931年，为了逃避按户头摊捐纳税，宝时造钟工厂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此时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只。同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首创第一家”。“九一八”事变后，“宝”字牌钟在东北市场遭到封锁，致使产品滞销。钟厂调整市场重点，在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加强产品推销和广告宣传，建立分销处，使南方市场的销量剧增。在国内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外进步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宝”字钟远销到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在那些国家名声鹊起。
永康造钟公司的经营理念更先进一些。投产不久便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设立经销处，并采用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联络许多商家为其代理。同时注重广告宣传，除了在报刊、电影院做广告外，还印制产品样本分送给豪商大贾和达官贵人。为了出口需要，专门注册了“ＹＫ”（“永康”英文译音简写）商标。1933年为“永康”的最好年份，员工达到300多人，年产座挂钟５万多只。193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到烟台时，特意参观了永康造钟公司，并即兴赋诗：“无论钟，无论表，大家都说外国物件好。到烟台看钟表，装置即辉煌，机件又灵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此间，盛利造钟工厂、永业造钟工厂和慈业造钟工厂先后于1931年、1932年和1933年在烟台开业，注册商标分别为“盛”字、“业”字和“慈”字。这3家钟厂的规模虽没有前两家钟厂大，但它们借助烟台制钟已形成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名气，乘势而上，各领风骚。盛利造钟厂最高年产23000只座挂钟，永业造钟厂最高年产座挂钟3万只左右，均销往国内各大商埠。
到1934年底，烟台各钟厂从业人员达到1050名，拥有设备290余台，年产时钟16余万只。烟台时钟已是名噪全国各大商埠，在上海等地的报刊、电影院和繁华街道上，经常可同时看到“宝”字、“永”字、“业”字牌钟的广告。1934年和1936年，李东山先后投资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厂房楼和“金城”电影院，其踌躇满志可见一斑。这期间，各钟厂不断开发新产品——“德顺兴”研制出单、双铃闹钟和15天摆钟；“永业”研制并投产了国内首创的挂式游丝钟；“盛利”研制出国内首创的落地式月球天文钟。
当烟台第六家钟厂仁昌造钟工厂在风雨飘摇的1937年开业时，烟台制钟业开始走向衰败。“七七”事变后，战火掐断了钟厂的材料供货渠道和产品销路。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各钟厂更是雪上加霜，从此一蹶不振。此是后话。
就在烟台制钟业鼎盛时的1932年，上海美华利造钟厂在淞沪战役中被日本炮火摧毁，从此未能复业。“美华利”的夭折，也折断了它作为中国民族制钟业标志性的历史。1933年12月由上海社会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中记述：“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厂为最早最大。该厂于民四（民国四年,即1915年，下同—引者注）开办，…….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业等厂。至于本埠同业以民四创办之美华利为早，此外，民十九年有大中华钟厂，亦专制挂钟座钟，但已于念年停工。至于美华利，则毁于一二八之役。”
其实，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除了“美华利”外，还先后开办了几家钟厂，但可能因其大多夭折或萧条，史籍里极少提及，却对烟台制钟业大书特书。1934年12月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载：“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1947年出版的《上海之工业要览》中记载：“国人用手工仿造者，始於粤东和江苏的扬州，大都是座钟。然用机器制造的，则推山东的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引用中的删节处,均是详细记述了钟厂的注册资金、生产规模、所用设备、所耗原材料等等。
在20世纪初叶的旧中国，一个沿海小城能产生并发展成影响全国的制造业并非偶然。它首先得利于烟台的开埠之先，使烟台人能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兴办工厂者可借通商之便购进国外设备和原材料。其次烟台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合木质钟壳加工。天时地利之外，创业者的精明、务实、执着、敢为人先、善于谋划等品质和高人一筹的技艺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在评价烟台制钟业后感叹道：“制钟厂先开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才之难”。另外，他们以“实业救国”的宗旨精心打造国货精品，是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必然受到国人拥护的重要原因。现存于钟表博物馆里的“宝”字、“永”字、“盛”字和“业”字牌座挂钟的钟壳后身，都贴有一幅文字广告，其中诸如“齐心爱国振兴实业精造我国之货勿用舶来之品”等字样依稀可见。有的挂钟索性在摆前玻璃上印着“请用国货”4大个字。这种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征的时钟，在那个时代的同类产品中是罕见的。
烟台制钟业的影响深远还在于它把现代制钟技术传播全国。1932年德顺兴造钟厂鲁宣民、孙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开办了北洋造钟厂；1934年德顺兴造钟厂的刘玉秀、陈书祥在青岛开办了时辰造钟厂；1935年德顺兴造钟厂技术工人赵传尧、徐宝任先后离职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3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赵传尧去上海与丛顺滋、李志海等人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4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徐宝任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了长城造钟厂；1945年德顺兴造钟厂的李典章、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1946年德顺兴造钟厂的职员陈玉武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这些人推动了当地制钟业的发展，使烟台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现代制钟的发祥地。
从“宝时”到“德顺兴”
清代中期至晚期，我国苏、粤一带出现了制钟作坊。能工巧匠们模仿着西方技术，用手工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钟。然而，随着对外通商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洋钟涌进国内。手工作业无法与西方国家机械化相竞争，制钟作坊相继倒闭，民族制钟业雏形随之消失。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工业有过一个短暂的发展机遇。烟台作为北方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有利条件，面粉、罐头、织布、火柴等制造业应运而生。宝时造钟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一、“宝时”的初创
宝时造钟厂的创始人李东山，生于1873年8月，山东威海人。李自幼家贫，未曾读书，十五岁时到烟台商家学徒。因长于勤俭，善于筹谋，几年后便握有大笔资本。1892年，李东山在烟台开办了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兼营百货商品。李素有“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的自立恒言，创办事业专视缺门，独资经营。德顺兴五金行经销部分日本“马球”牌座钟及零件，引起他的动意，认为制钟业是我国的空缺，必有利可图，便与唐志成磋商创办造钟厂。唐志成，山东掖县人，略有文墨，从事钟表、汽灯修理。因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所需零件，与李东山结识。俩人一拍即合，决定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另有商号投入少量股金，于1915年7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创办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
宝时造钟厂开业伊始，制钟技术方面是空白，主要靠唐志成反复拆装日本“马球”牌座钟来掌握技术要领，并仿照日本钟进行试制。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李东山多次东渡日本到大阪马球钟厂，以购买设备需要观摩为名套取技术。他一方面在生产现场眼看心记，另一方面利用请吃向日本技师请教。对于一些日本人不肯传教的关键技术，则以重金贿买。李东山学到的技术，回国后再传给唐志成。经过李、唐二人潜心钻研，反复试制，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由外购零件进行组装的座钟，商标为“宝”字。同年增加了铣床等设备，工人增加到50多人。试制期间，工厂兼制伞铤、汽灯、汽炉和门锁等五金产品，以维持收入。外边的股东见工厂利润甚微，便抽走股金，李东山却矢志不移。
1920年，宝时造钟厂以日本“马球”钟为范本成功仿制7天机芯，从而开始了以机械加工自制时钟机芯的历史。除了铜材、铁板、钢丝、发条等原材料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外，钟壳和其它零部件基本可以自己生产。同时，钟厂又开发投产了挂钟。外观款式方面，座式多是参照日本座钟，挂式多是参照欧式挂钟。在外观装饰方面，则加入了一些民族民俗艺术的元素，使产品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钟厂投产初期，年产座、挂钟两三千只，在胶东一带销售。几年后，钟厂生产经营逐步成熟，产量逐年提高，便开始进入北方市场。1928年全国各地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宝时造钟厂抓住机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讲究商业信誉，打出“永远保修”的承诺。在每只钟壳后身贴有《保用证书》。加上钟厂讲究经营策略，压低售价，不怕亏本，待在市场创出声誉后再提高价格。因此“宝”字钟很快畅销胶东各县，行销华北和东北地区。尤其在东北三省，百姓中祖籍山东者居多，反日情绪更盛，加上“宝”字钟质优价廉，深受东北人民欢迎。因而其市场越来越大，逐渐将“马球”等牌号的日本钟挤出东北市场。
二、“宝时”更名“德顺兴”
为了吸引资金，扩大规模，1927年7月宝时造钟厂实行了股份制，组建“烟台宝时造钟股分有限公司”，设股金总份数10万银元，实际到位股金25000银元。经理为仍为李东山。
1927年3月，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的一部分人员另行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注册资金360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有宝时钟厂的技术基础，永康公司开业之初便起点较高，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台钟款式进行生产。产品一出厂便一鸣惊人，主要销往南方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国家。翌年，永康公司与宝时公司一起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宝”字牌钟和“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在当时，全国尚无第二座城市拥有制钟企业的情况下，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敢与洋钟相的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烟台宝时、永康两钟厂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炙鼓励”。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今越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1931年，为了逃避按户头摊捐纳税，宝时造钟公司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此时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只。当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会上，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第一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德顺兴的产品主要销售市场遭到封锁，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阻，企业经营困难。为摆脱困境，工厂一方面积极开拓南方市场寻求新的销路，一方面解雇了部分职工以减轻负担。由于加强推销和广告宣传，南方市场逐步开通，“宝”字钟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颇为畅销。在国内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外进步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如新加坡华侨开办的华兴公司，自愿承担包销“宝”字时钟，向南洋群岛等地发售，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划款，每年出口的时钟1万多只，销到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1933年，德顺兴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分销处和经理部，产品销路不断扩大，当年产量恢复到年产4500余只。这时，企业共有职工350人，有各类设备110台，其中包括动力设备、生产作业机器、铣床车床、钻床、铜钉机、直条机、压力机、滚铜机、电动机锯、电动刨床等。
1931年至1933年，盛利造钟工厂、永业造钟工厂和慈业造钟工厂先后开业，注册商标分别为“盛”字、“业”字和“慈”字。至此，烟台的制钟业群体已形成。
1934年是德顺兴造钟厂的鼎盛时期。工厂拥有职工500多人，厂区占地面积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年用黄铜板45吨，钟发条9万条，黄铜棒约13吨，钢条220公斤，铁条750公斤，木材330立方米，漆片820公斤。年产座挂钟45000只，单价5.5元，产值近25万元，利润10余万元。自1934年至1935年间，德顺兴造钟厂先后在朝阳街南部投资兴建了新厂房楼和“金城”电影院。1936年，钟厂技术人员又试制并投产了单铃、双铃闹钟和十四天机械摆钟。这两种产品在当时均属全国首创。
宝时——德顺兴的兴盛已成为当时实业界的关注热点。1931年十月由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宝时造钟厂“设于烟台朝阳街源森巷民国四年七月成立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注册以造时钟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公司性质经理李东山股东李西川李五卿等职员七名月薪最高者五十元最低者五元工人一百四十八名每人每月工资最高者三十元最低者二元该厂所用原料为铜片铜条钢条钢丝钢弦木料油漆等类购置本国及德国瑞士等处每年所需原料约值洋五万九千八百元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1933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一书第三章中记述时钟制造业时写道：“……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该厂于民四开办，资本十万元，男工童工近五百人，年产座钟十万只。每只扯价七八元。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乐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业等厂。然年来国货工业之风起云涌，而制钟厂无闻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材之难。时钟虽较大于表，然内部机件之轻重厚薄，大小配置，一黍之差，便难合辙，非可操切从事者也。”
1934年12月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述造钟业时写道：“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宝时钟厂于民国二十年更名德顺兴，惟出品商标，仍沿用宝时两字。”
三、“德顺兴”的衰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经济衰败，交通封锁，销路堵塞，加上日货倾销，民族工业凋零，德顺兴造钟厂与全国民族工业的遭遇一样，只能减产停产直至歇业，工人全部遣散回家。1939年钟厂重新开业，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又因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工厂失掉了原料来源，产品产量迅速下降，为了勉存苟活，只得把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再后来，工厂靠只卖不买来维持生存挨时度日。
日军占领烟台后，日伪政权随即控制该市经济。德顺兴作为赢利大户，早被日本人视为肥肉。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企图插腿后掠为己有，被李东山婉言拒绝。后来伪商会要给李一个席位，引诱其入伙，也被谢辞。日伪政权脑羞成怒，于1939以李东山曾开过花炮厂搞硝磺是为了资助八路军抗日的罪名将其子李殿章抓进宪兵队，羁押数月，托人花钱贿赂宪兵队才获释。被迫无奈李东山只得与日本人合作开办一家华兴商行，实际日方并未出资，不过是日本人敲诈勒索的一个渠道。在这种环境下，工厂经营每况愈下，股东对企业失去信心。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股东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头析分。其后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办理，因无现金，股东只能分到产品，又不再析分。李东山心灰意冷，无心再经营工厂，便与唐志成一起退居为顾问。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典章担任，厂长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而这时钟厂职工不足百人，年产时钟五、六千只。
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烟台市由共产党接管。李典章、唐志成、唐绍祥等人离开烟台去上海创建了时民钟厂，工厂由主会计姜国璋主持。李东山原籍的部分农民和工厂少数工人，准备依照农村土改分田地的办法分掉德顺兴造钟厂的设备财产，中共烟台市委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阻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了生产。李东山为此感激人民政府。他对主持工厂的姜国璋交待：凡人民政府需要工厂办的事尽管办理，不必找他商议。这期间，钟厂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1946年7月24日李东山在烟台逝世，享年73岁。李去世后，人民政府搞工商登记时，将姜国璋注名为经理。为了扶持钟厂恢复生产，中共烟台市委派区委书记到工厂协助领导工作。政府还向工厂贷款，每次两三千元，货销即还，还后再贷，使钟厂起死回生。
1947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撤出烟台的市总工会领导秘密嘱托姜国璋，一定要把工厂和工人维护好。因此当李典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拟把设备买掉时，姜国璋耐心做了有关人的工作，阻拦了卖厂行为，保全了钟厂。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时，钟厂已不足百人，年产几千只，处于奄奄一息境地。
四、烟台制钟业的新生
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德顺兴以及幸存下的其它2家钟厂。1949年，以德顺兴为主的各钟厂共生产摆钟480只，闹钟3000多只。建国后，全国的销路陆续开通，德顺兴凭原来的信誉，可先订货付款后发货，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1950年，德顺兴纯收入3万多元。另外的新德造钟厂（由原永康公司改组而成）、胜利造钟厂（由原盛利造钟厂改组而成）和永业造钟厂也都恢复制钟生产。1952年，烟台几家钟厂共生产摆钟和闹钟23000只。
1953年，国家将钟表生产纳入统一计划，国营百货公司对钟表产品上行包购包销。德顺兴等各钟厂可以集中力量扩大生产。1954年，德顺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烟台市委派进3名干部进驻工厂，建立了中共德顺兴造钟厂支部。同年，永业造钟厂、新德造钟厂先后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5月1日，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钟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注册商标“宝”字，隶属于山东轻工业厅。
烟台造钟厂成立后，加强了技术和管理工作，使工厂的生产经营走向正规化，产量大幅增加。1957年，年产摆钟22.8万只、闹钟17.5万只。1958年，烟台钟表恢复了中断20年之久的出口。鉴于“宝”字不易为外国人接受，便重新设计了“北极星”商标。1959年12月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1960年1月正式使用。1960年，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营烟台钟表厂。在此后的十几年中，钟厂不仅在生产规模上不断扩大，而且先后开发了船用钟、日历座钟、怀表、手表等新产品。为了发展烟台钟表业，1975年初烟台市领导者决定，以烟台钟表厂为基础，按专业化生产原则进行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分别组建了烟台木钟厂、烟台闹钟厂、烟台手表厂等专业生产厂。当年便实现产量翻番。1976年生产摆钟50万只，闹钟67万只，之后，又新建和转产了几家钟表配套厂，形成了完整的钟表生产体系。改革开发后，烟台钟表得到进一步发展。烟台从中国现代制钟业的发祥地，发展成为新中国重要的钟表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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