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图们江口的国界和国土问题是中俄边界遗留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涉及中俄两国的国界、国土和岛屿等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虽然条约上是明确的，但是沙俄侵略者并不满足它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从中国方面获得的利益；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条约，破坏边界，不断吞食和侵占中国的领土。致使中俄图们江和其他许多地方的两国边界和国土问题日益复杂和成为长久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吉林省东部图们江口的国界和国土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研究，仅供参考。
一、图们江口的国界和乌字碑
1860年，沙皇俄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定了 《 中俄北京条约》（又称 《 中俄续增条约 》 ），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 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次年 5 月，清政府代表与沙俄代表在兴凯湖附近举行了勘界会议，史称“中俄兴凯湖会议”，勘定了中俄边界，并按照 《 北京条约 》 中的有关规定设立了界牌。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和清廷官员的昏庸，这次勘界实际上竟由沙俄代表一手包办，条约中的 20 个界牌仅立了 8 块，一些界牌又没立在条约规定的位置上，使中国领土又一次蒙受了损失。其中尤其是“土”字牌以下至图们江入海口处“乌”字界牌间的问题，一直是中俄东段边界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这一事关中国领土、领水以及领海权益，急应予以解决。
（一）关于“土”字牌的位置
“土” (”T” ）字界牌，是 《 中俄北京条约 》 中写明的一个界牌，按照 《 中俄勘分东界约记 》 （下简称 《 约记 》 和 《 交界道路记文 》 的规定，“土”字牌应立在距图们江入海口不过 20 里的江东地方。《 交界道路记文 》 写道：“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 20 里，立界牌一个，牌上写俄国‘土’字头，并写上界牌汉文”。同文中又指明“土”字牌位置是两国交界图内陆上红线与图们江的交界点，并说明“红色处与图们江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
但在勘界立牌之时，清廷代表成琦等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未亲至现场勘查而由俄国人单方面违约，通过错绘地图等手法将“土”字牌立于距江口 45 里的地方。而且以后又不断侵占中国图们江东岸沿江百余里的地方。
光绪年间，清廷官员吴大澂等发现这一问题，遂上书朝廷，请求重勘边界。此举得到清廷同意，吴大澂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于 1886 年 5 月与俄国代表举行了第二次勘界会议，史称“岩杵河勘界会议”。1886 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会谈正式开始，吴大澂首先提出正确设立“土”字界牌的问题，提出：“应照 《 条约》（指 《 北京条约 》 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牌，方可与 《 条约 》 相符。“俄国代表却提出海口与江口之分，说海水倒灌之地为“海河”，除去海河 20 里，才算图们江口。也就是说由海水倒灌 20 里处再上溯 2Q 里才算立牌的位置。明显是为土字牌立在距江口 45 里处代借口。吴大澂据理力争，指出：“海口即江口” , “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治。 ”（《皇华纪程 》 ， 《 长白丛书 》 本），因海口江口之分说法站不住脚，俄方代表又提出 《 条约 》 中之 20里，系指俄里（即中国的 45 里多），这显然是沙俄的狡辩。当“中俄兴凯湖会议”时，俄国滨海总督彼德 · 卡杂克维赤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康士坦丁 · 布达里斯基签字的 《 中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中，记载“土”字牌位置时已说明：“土” （T ）字界标设在图们江左岸，距图们江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这份由俄国签字的记文中明确使用了中国华里，表明当时 《 条约 》 中确系指中国里程。因此，吴大澂据理反驳，指出条文中之“里”系指华里，“中国二十里即俄国十里。 ”（ 《 吉林勘界记 》 《 长白丛书 》 本）经吴大澂力辩，迫使俄国代表同意改立改后的“土”字牌是在沙草峰南麓尽处沿江岸地方，按 《 中俄珲春东界约 》 所记：“土”字牌顺图们江至海滩俄里十五里（计中国里三十里）．经直至海口俄里十三里半（计中国二十七里）很明显，由于当时沙俄的无理要求和吴大澂的妥让，仅使界牌向原定（即母约规定的）位置移了十几里，中国方面此次虽然收复了某些领土，但仍蒙受领土损失。
（二）关于“乌”字牌
“乌”字界牌，系 《 中俄北京条约 》 中所规定之中俄东段边界南端最末的一块界牌。《 条约 》 记：“且遵《天津和约 》 第九条议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丸”、“噶”、“达”、“耶”、“热”、“皆”、“伊，．、“亦”、“喀”、“啦”、“玛，．、“那”、“倭”、“怕”、“拉”、“萨”、“土”、“乌”等字头。按字头顺序排列，“乌”字牌当在中俄边界终端。证以 《 条约》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的约文，“乌”字牌当在图们江入海口之左岸地方。
这一位置，除 《 条约 》 所记之外，还有订约，勘界时所绘地图为证。（见海外华人李可名先生提供 《 中俄续增条约补充条款 》 所附的俄文地图影印件）（见图 l 一 1 ）。在图们江入海口处标有俄文字母 “Y ” （“乌”）字．这份俄国人所绘制的地图，非常有力地证明的“乌”字碑的位置。
如上所述《条约》和地图可见，“乌”字牌应是中俄边线上的一块界牌，其位置应在图们江入海口之左岸（今苏联境内）一侧。但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兴凯湖会议时，边界谈判官员一再对沙俄的进逼忍让，竟然根本未去立“乌”字碑，给中俄东段边界留下重大遗漏。1886年，吴大澂勘界之时，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至今仍是悬案。
“乌”字界牌虽然当年未曾补立，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中俄东段边界终端的理解和认识，翻阅中俄有关此段边界的条约和其他文献，均记载明确无误，图们江入海口处的乌字牌，才是中俄东界的终端。其原始记载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特别是俄方提供的地图载明乌字牌的位置在图们江口。总之，中俄前后两次勘界的记文和绘图也都说明“国界线由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即图们江口的乌字牌为中俄东界的终点。
（三）关于“土”字牌至“乌”字牌间的中俄边界线及领水、领海问题
确认“土”字牌和“乌”字牌的地理位里．尤其是确认“乌”字牌的位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其意义在于重新申明并确认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点问题。在中俄兴凯湖勘界会议上所绘制的中俄东界图上看，陆路红线仅画至‘土”字牌处。所以，尽管图上标明了应设的“乌”字牌的位置, 但由于“乌”字牌未设，所以，似乎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端仅至“土”字牌。这一遗误直至今日仍未解决。根据 《 条约 》 文字和当时所绘地图，重新确定“乌”字牌应在的位置，也就重新确认了中俄东界终点的位置所在，那就是图们江入海口处，而且应于其地补立“乌”字界牌，只有这样，才算是遵照了 《 北京条约 》 。
其次，其意义在于重新申明并确认自“土”字牌至图们江入海口之“乌”字牌之间的中俄东段边界向题。即然中俄东界终端应在图们江入海口处的“乌”字界牌地方，那么中俄东段边界线即应由“土”字界牌延伸至“乌”字界牌处．这段边界线在当时绘制的地图上未划红线，按国际惯例，应以江为界。这一点，在李鸿章给吴大澂的电文中已提及，“图们江口之争，由于记文不明，乌字牌未立之故。盖图内红线专为陆路界限，其由江出口，以水为界．无须红线”（ 《 清季外交史料 · 总署致李鸿章请转吴大澂中俄以图们江口为界可照办电 》 ）。电文中指出，图们江口的争执因国界牌未立，记文不确所致，但由江出海口，以水为界，不须红线，此为国际惯例，是足以解决争端，其以水为界，非以江中之水为界，按条约文字的理解和“土”字界牌的位置，应以江岸为界．俄人所写 《 1860 年中俄设立乌苏里河至图们江口国界牌博记》在记述“土”字界牌时说：“国界线由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另据 《 中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 》 记载：土（ T ）字界标设在图们江左岸，距图们江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两相对证，说明中俄“土”字牌以下的边界线应由“土”字牌沿图们江左岸至其人海口处的“乌”字牌，只有这样，中俄东段边界才是符合条约和完整的。
其三，是明确图们江江面的归属问题。既然按 《 条约 》 规定，中俄东界的末尾是从图们江左岸的“土”字牌至“乌”字牌，那么，此段的图们江就应是中国的内河，或是中朝两国的界河，而不是苏联与朝鲜的界河，这一点，吴大澂在与沙俄谈判时已义正辞严的提出：“图们江土字牌经南至海口三十里，虽属俄国管辖，惟江东为俄界，江西为朝鲜界。江水正流，全在中国境内”。（ 《 清季外交史料 · 中俄勘界大臣吴大澂等奏与俄勘界会员会商图们江及宁古塔界牌片》）这里．吴大澂已明确提出中国对江面的领水主权问题。由于吴提出问题的背景是关于中国船只出入海口之事，所以俄国人狡猾地回避了领水主权问题，而以允许中国船只出入海口的答复掩盖了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既然中俄东段边界还有由“土”字牌至图们江入海口之“乌”字牌一段，图们江水域自然应有一部分属中国领水，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
其四，在于明确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海口的问题。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端在图们江入海口处，图们江水域自然有一部分即是由中国内河入中国领海驶向国际公海，这是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吴大澂勘界时已明确向俄国方面提出。由于清朝方面言之有据，所以俄方不得不予以承认，但在 《 中俄珲春东界约 》 中所云：“中国有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一语，语义含混，易生误解，显系吴缺乏外文谈判经验，中俄国人狡诈之计所至。此后，中国商船曾长期由图们江出海，直至 1938 年“张鼓峰事件”后，才因日本军队封江致使出海活动中止，今天重提这一向题，绝不是一般的商贸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边界领域之问题。
最后，提出中国对图们江口“乌”字牌处日本海的领海权问题，既然图们江口东端的“乌”字牌处归中国所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日本海就应有中国的海域，这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过去，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尽管某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并未提出，更谈不上解决。而今，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关系重大，必须提出和应予解决的问题。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地边界最东部以图们江为界，其最终点在图们江入海口处。由于满清勘界大员成琦昏聩，畏俄国人的淫威及路途遥远，竟不去亲自勘界，任由俄国人私立界碑，肆意曲解。
成琦的做法无疑满足了俄国人欲壑难填的胃口。俄国基于封堵中国在日本海出海口的考虑，将“Y字碑”划在紧贴入海口的江岸线上，这既可以解释位于图们江口近水处的江岸上，也可以解释为图们江口近陆岸线的江水中。前者的解释自然对中国有利，但俄国人不同意。后者是俄国人唯一能妥协的。这也是中国在图们江入海口因此迟迟不能立碑。至今只有防川的“T”字碑（土字碑），而没有入海口处的“Y字碑”的原因。
无法立碑，并不等于没有主权或放弃主权。根据《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东界约纪》等历史条约和勘界条款，中俄边界的最后一块界碑“Y字碑”在图们江入海口处紧贴江岸的水中，中国拥有图们江江面的领水主权。也就是江岸不是我的，但图们江的江面属于中国。
领水主权可以理解为领土主权的特殊形式。所谓领水，就是覆盖流水的领土。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是中国被不平等蚕食、宰割、挤压的结果。是在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及尊重不平等条约基础上产生的最低限度的主权权益。
中国既然拥有图们江领水主权，就拥有基于图们江水面领土主权的所有衍生权利。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拥有这块覆盖河水的特殊领土，中国就是标准的日本海沿岸国家，享有日本海邻海国家的全部权益。
今天中国的这一特殊的领土主权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国内某些只知搞经济建设的蠢材异化成了图们江的航行权。领土主权和航行权（通过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点需要警惕！
那么我们法理上在图们江口拥有的权利包括哪些呢？
首先，固有权利包括，中国就可以自主的经营、管理、处置自己的图们江上、中、下游及至日本海的全部领水以及入海口处的12海里领海的主权事务。
衍生权益包括，由于中国享有俄罗斯一侧的全部领水主权，俄朝就不再是陆上邻国，（只是海上邻国），苏朝友谊大桥及今后可能会有的俄朝公路大桥过境中国领水，需要经过中国许可。苏朝友谊大桥（今俄朝友谊大桥）所有运输物资需要向中国缴纳过境费，并保证对中国国家利益无害。
由于中国是标准的日本海沿岸国家，因而享有所有沿岸国家的应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研等各项权利。渔业捕捞等经济权利自不必说，以军事权利为例，中国的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可以自由穿行图们江进入日本海。虽然由于图们江水浅、江窄，中国的军舰无法航行，更无法在日本海驻泊，但可以绕行朝鲜半岛、对马海峡定期造访，或者派小型舰艇沿图们江下行，赴图们江口维护领水主权及入海口处的领海主权。保持自己在日本海的军事存在。
还有一项重要的衍生权益容易被忽略，即，图们江的领水主权（排他性的，至少排除俄罗斯）属于中国，则基于图们江领水的冲击岛屿、沙洲等潜在领土也属于中国。不论是邻近俄罗斯一侧江岸的水中岛屿，还是入海口处嵌入海中的冲击岛。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领土呢？经查阅卫星地图，确实有这样一座岛屿，该岛屿恰恰位于图们江入海口处，地理位置极佳。
中国应尽快派渔民或军舰至该岛建立主权标志物。考虑到中国在俄罗斯租地建港建港未果，正谋求在朝鲜租地建港，占有并经营中国在图们江口的这个小岛十分重要。
岛屿虽小，但却是中国在日本海的重要战略支点。占据这个岛屿，同时有助于强化图们江领水权。希望中国有这个战略眼光，中国海军有这个胆识和勇气，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战略地缘岛的价值寸土寸金，美国暗吞关岛、东萨摩亚、波多黎各要的就是在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加勒比海的战略支点；日本为保住冲之鸟礁盘，挖空心思变礁成岛都是基于这个考虑。
我们不要重蹈自己近海的岛礁苏岩礁、日向礁竟然被韩国侵占，至今尚未讨还的惨剧，必须尽快占据图们江口的沙洲、岛屿，何况那本身就是中国有历史法理依据的固有领土。
图们江口至绥芬河口的中国十四个岛屿
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和勘界所立牌文：乌苏里河口以东俄罗斯国境内的“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人均不得占”；而且条约和牌文还进一步明确：“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以及“所有东边界内原住之中国人民，其向来谋生出入行走之路，应听其便，俄国人不得拦阻”等。特别是条约和牌文中一再申明北起乌苏里河口至图们江口的中俄边界，主要是指当时的空旷之地。即“上所言，乃空旷之地”。这样根据当时中俄两国签订的正式条约（尽管是不平等条约）和勘界所立牌文，在当时中俄边界以东的俄国境内是有许多中国人的居住和渔猎的“飞地’。这些土地是中国领土，这里的人民是中国人民。又据条约的附录《旗户渔猎居住册》记载：“自土门（即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俱有卡台住址，俱系旗人渔猎之地”外，还有“海中间十四个岛屿”也“向系旗人渔猎之处”。关于此十四个岛屿的名称，按同治七年六月十七日（1868年8月5日）吉林将军富明阿奏折所称有：胡勒格岛、阿拉萨拉岛（《吉林通志》作阿萨尔乌岛）、倭勒伯绰岛（《吉林通志》作鄂尔博绰）、倭勒伯绰岛（《吉林通志》作翁郭勒绰）、法萨尔西岛（《吉林通志》作法萨尔吉）、翁尔初岛（《吉林通志》作舒图）、霍尔图岛（《吉林通志》作和尔多壁）、特依初岛（《吉林通志》作特依楚）、岳杭阿岛（《吉林通志》作岳杭噶）、扎克当尼岛（《吉林通志》作扎克塘吉）、萨尔巴西岛、搜楞尼（即黄岛）（《吉林通志》作搜楞吉）、勒富岛（同《吉林通志》。因为以上十四岛屿均是满语地名，所以在译法上各书不尽相同。另外据后来中国的官方志书《吉林通志》（成书于光绪21年，1895年）记载：还有珲春东南的珊珽岛，小多璧岛，西斯赫（可能即富明阿奏折中的胡勒格岛），位于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二百六十里；现将《吉林通志》中记载的其他岛屿的大体方位和距离录之如下：
阿萨尔乌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二百七十里；
大多壁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二百七十里；
妞妞斐颜（妞妞，满语爱小儿的意思，斐颜色也）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里；
扎克塘吉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里
法萨尔吉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里；
岳杭噶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二十里；
鄂尔博绰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二十里；
特依楚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二十里；
翁郭勒绰岛，距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三十里；
和尔多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一千三百三十里；
搜楞吉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二千里；
勒富岛，珲春东南，距吉林城二千一百里，宁古塔城八百八十四里；
舒图岛，珲春界，在宁古塔城东南五百九十三里。
以上诸岛见《吉林通志》珲春城图和吉林新界全图。（见附图3-1）这些岛屿的方位、距离，由于当时中国测地技术落后，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不错的。它们是在沙俄境内的中国领土，即“飞地”，对这些中国领土，按《中俄北京条约》和有关规定，俄国人是永远不得侵占的。但沙皇俄国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根本不把两国签订的条约放在眼里。他们对中国的土地不断进行蚕食，对中国的边民进行种种迫害，最终达到其将中国这些领土据为己有的目的。他们的法西斯暴行，中国人早已记录在案，光绪十一年（1885）曾奉命密探俄情的中国官员曹廷杰在《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中写道：“查海参崴西南．图们江东北，海中大山数十岛，俄人现俱插立标记，禁止华民叉海参，捞海菜，取蟹肉诸大利，欲藉以片取重税也”。这些岛屿自古即是中国领土。它们是中国人捕鱼、捞虾、得蟹的地方。而俄国侵略者则到处插立标志，禁止中国人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并将其据为己有，这是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中国应该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而且必须拥有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