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敢叫日月换新天。必交尽公粮难留自用口粮，为国贡献，拼了20多年。
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交公粮交税费。拼了30年。
今天，七十多了，还奋斗在田间【怕口粮不够，也看集体田地荒着可惜】，也按月领有政府发放的55元养老金。
人民公社社员那时，每天5点起床干农活，晚上八点收工，不许乱说乱动。
当年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
农田里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农田田埂上栽种的番薯红豆野菜，这才是农民的口粮。
人民公社社员在集体农庄劳动，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值0.5元，一干就是20多年。
下乡知青和下放老干部，对农村劳动经历都心有余悸；他们说这是劳改，劳动改造受苦受累受不了，非常害怕。知识分子回城后写出了去农村插队的伤痕文学小说，不计其数。
社员们就是劳改犯一样劳动。
人民公社那时饿死的人都是农村种田的农民，粮食都被收走了。
城里人都吃国家粮，饿死的很少。
人民公社那时，小孩在田地里拣拾的麦穗稻谷穗都是不能拿回家滴，要交给生产队过秤折记工分。否则，按偷盗国家集体财物论处，更为严重的还要将家长抓起来，按阶级敌人一样进行批斗。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每家每户每年要出一个男劳力，去进行水利公路桥梁“三线”建设，这就如抓壮丁一样，不去不行；也如秦始皇抓劳工大修长城一样，一年半载不能回家，回家时两手空空，骨瘦如柴，说是由生产队记了满分工。
由于农业户口限制，社员在生产队里是不能去城里打工滴，要么被抓，要么开介绍信去拖板车，每天收入的一大半交给队里。有的偷偷去做了拖板车的装运工人的活，回来可不得了，天天批斗割资本主义尾巴，受辱自杀了的社员不计其数。
人民公社社员就怕“双抢”【抢收抢种】季节，白天晚上地要连干16小时，半夜食堂宵夜分得一碗油饭舍不得吃，留给家中小孩吃，自己只是在水缸里掏碗冷水喝下充饥。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很少有社员家庭不吃返销粮滴。就是说一家几口劳力人【8岁到80岁】下田地干活挣的工分值，不够买下每月定量口粮，还在年底缺粮，再借钱买下国家卖出的粮食。
人民公社社员的小孩，10岁以下都是穿开裆裤的；夏天，八岁以下的男孩是光溜溜赤条条地过完夏季。冬天，小孩的手和脚都会冻伤。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
人民公社那时小孩上学，需要自带桌椅，买笔和本子的钱，要等鸡下蛋去换钱，一个鸡蛋六分钱。
人民公社时，一般农民家庭都是住的自盖土坯草房，好一点的盖有瓦，屋内潮湿光线暗淡，这被后来回城老干部们讥为牛棚，农民根本没见过当时城里水泥地坪沥青马路楼房什么滴。
自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农民经过六十三年的奋力拼搏，终于在晚年迎来了55元养老金，这是自秦始皇以来，没有过的翻身大解放。
人民公社时，农民多用煤油灯，没有通电，晚上开会时在会计家的桌上点上一盏带罩煤油灯，队长及社员们开会、学习、批评、总结、劳动安排、记工分账、调解矛盾、传达上级指示。
人民公社那时，农民居地多半都有水塘，那是灌溉农田蓄水用、洗衣服、洗粪桶、家用喝水、养牛洗澡。。。卫生条件无法保证。
人民公社那时，农家小孩多半大腹便便，那是营养不良的表现。有许多小孩头上长有癞俐，没有草帽戴，放牛晒出来滴。
人民公社那时，生产队拥有一切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田地、耕牛、铁犁、种子、化肥、农药、食堂、打谷稻场、石磙、风播机、石臼、农产品、仓库。。。等等，都归生产队所有，社员都归生产队管理，劳动力为生产队所有。
人民公社那时，社员最盼有肉票、粮票、布票、糖票、煤油票、火柴票；光有点钱没这六大票，生活难熬。
人民公社那时，小孩穿的衣服不戴补丁的很少，穿的鞋袜不露脚趾的很少，大人更不用说了，过年时全家换套新衣穿那是好过的家庭。
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社员们转换了身份，成了农民。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下，四十岁左右的社员转农民身份之后，又转向了农民工身份，在完成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任务之后，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三十年的城镇建设国家基础建设，再去走南闯北挥汗如雨地劳动。
人民公社社员的进城，有如农村包围城市，客观上促成大批国企集体企业工人下岗，面对气势汹汹的不怕吃苦劳力大军，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镇人被逼进了第三产业。
社员去城里打工叫农民工，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要干，开始工资都很低。工作也不固定，有时有活干，有时又没有。
社员去城里打工叫农民工，家里承包责任田要种上，多半是老人妇女留守干农活，男人远走他乡挣点活钱，供小孩读书，老人看病，改建住房危房。
社员成为农民工后，在城里，在工地，没有节假日，没有社保福利。
社员转换身份成为农民工后，留守村就变多了，老人小孩妇女留在村里，男人外出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
人民公社社员转换身份后，成为中国最为庞大的劳力大军----农民工。讨要民工工资的矛盾出现了，克扣、压低、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较多，自杀、杀人、打架、上访诸多事件逐年攀升。
人民公社社员转换成农民工身份后，传帮带，子承父业现象出现了。社二代农二代悄然问世，补充劳务大军，成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就是以他们的出现而光辉起来，GDP突飞猛进，一路高歌。
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与古老的乡村文明农业文明，水乳交融，人民公社社员的形象也得到根本改变。
人民公社社员承包的责任田产出的农产品价格没有放开，实行统购统销，基于成本太高，一般都不愿多种田，够一家人吃就可以了。把自身劳力卖到城里去，得到的现金比在农田里产出的要多得多。
土改前，田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土改后，刚开始也是分给农民的，后来合作化，再后来人民公社，土地成了集体的。改开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15年，后来又延长承包期到70年，只有耕种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集体或国家征用土地时，解决农转非户口并安排工作；后来工作也不好安排了，就一次性给每亩几百块钱补偿，田地就这么去了。几百块钱花完了，落下个城镇户口，如城市失业游民一样，到处打工，给子女入户上学带来无穷的麻烦，还有各种经济负担。住在农村也享受不到城镇的公共福利，想进城又买不起房，也难适应城镇生活。上不着天进不了体制内吃公饭，下不着地也种不到田。那个空空的户口害惨了多少农民啊！
工人和社员都是为国家出力，说出卖劳力有些不好听，事实就是这样。社员在集体的田地里劳动，劳动产品全部交给国家，这与工人在工厂劳动，产品不能带回家一样。社员记工分，值每月15元，以此买进公粮供一家人吃饭；工人领工资现金，去买柴米油盐。这都是一样滴。都是出卖劳动力。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国家规定60岁退休制，工人领退休工资不再上班，享受国家给与他贡献后的福利。社员呢？就被严重忽视了。国家没有给社员规定退休年龄，这是法制上的岐视。似乎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社员可以象牛马一样干到死，这是不合符客观自然规律，也是极不人道的做法。下乡的知青跑回了城，下放的干部又回去领工资，城里犯人去劳改就是干社员的活，这就是从意识到行动上的国家岐视。由于历史原因，城乡文化差距大，城乡财富差距大，社员被迫成为中国乡下人，记住，是下人，不是吃“国家饭”的人。这样一种事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城乡人。一些城里人过惯了有下人存在的优越生活，享有优于下人的尊严，一旦要给这些下人发放养老金大惑不解，甚至于气愤。别忘了，社员有贡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民公社社员理应象工人一样，享受到国家给予他们贡献后的福利。
国家政府也越来越清醒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步伐，在户籍改革上作努力，在就业安排上作努力，在社员养老方面作努力，在医疗保障方面作努力，在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作努力，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差距方面作努力，我们看到了希望，让大家达成共识吧！
许多人对养老金实行双轨制耿耿于怀。
又有人说退休金和养老金不是一回事，强调国企单位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军队干部才有退休，农民没有退休，抱城乡户籍旧制不放，而忽视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之法定事实。养老待遇也应该是平等相当，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由于老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低下，不能上网呼吁，就被人民政府选择性地忽略其合理诉求，一些公正人士也保持了沉默。
一说起事业单位公务员与企业员工养老金差距大，应者如云。一说起老农民养老金之事，就三缄其口；抑或说有承包田地呢，就是不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还该靠种田养老？人民政府为何就不能象对待公务员企事业单位退休老人一样，来对待老农民呢？
说穿了，这还是旧的“优越性”在作怪！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应该说城乡养老待遇差距太大。老农民每月养老金才55元，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每月养老金2000元以上，这个中国特色差距不是一般地大，是非常大。
养老金双轨制应从城乡打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
六十年来，农民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具体的数据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详细]。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详细]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计257亿元。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详细]。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详细]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详细]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详细]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详细]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详细]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
六十年来，政策给了农民多少歧视？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呢？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一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一，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一）。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详细]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详细]。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详细]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呢？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一纸户口要胜过农民一年的辛劳。”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一切公共事业无一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一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
现在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详细]。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里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详细]
事实上，虽然现在农民能够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详细]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详细]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一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详细]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一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详细]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详细]，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等，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详细]。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一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呢？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详细]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着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着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详细]
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一倍多。
迅猛的价格增长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一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保障也被剥夺。[详细]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详细]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详细]。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一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一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一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一只蚂蚁。”
结语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一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
农村土地是国家给农民的基本生存生产资料，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让农民在其田地上面耕种劳动产出农产品得以交出公粮税费，也能分配一点【大集体时】或自留一点【承包后】得以养家糊口。这就如让工人进厂上班产出工业品，国家单位发放工资或自赚一点【个体户】得以养家糊口一样。当然，2008年后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制度，并逐步建立新农保制度，这是社会进步！
如果国家征用了土地，以前是安排被征地农户的人在城镇就业并农转非户口，现在就不安排工作了，给予一定补偿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也不都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当然也不能再种田地了。如果是老农民交出了田地承包权得到的补偿不够交养老保险的话，就只能依靠补偿金和55元来养老了。许多老农民因身体状况也丧失了劳动能力，也没钱缴交养老保险，就只有55元养老，生活肯定艰难。承包的田地不多，也种不了几亩，投入成本大、体力也跟不上，粮价受控不值钱，只能产出够口粮就不错了，难能有钱去几千几万的交社保；找儿女们要钱去交，还不如让儿女们给点粮尽孝道养老，何必让儿女交出钱给国家，得个政府养老的名声呢？
老农民繁重体力劳动辛苦一辈子，看上去都至少比城里相龄人老10岁以上。国家也没规定农民60周岁退休制度，这是基于减轻国家经济负担来考虑。但是，国家没有建立农民60周岁退休制度，是犯了不注重民生的错误！
而工人所在工厂因经营不善垮了倒闭了，也可得到一笔安置费；同时原来上班工龄和扣缴的社保金也起作用，能在社保局领到养老金。城镇户口的老龄无业人员如家属老人，有的地方还给予低保金几百块钱补贴生活。
对于拿基础养老金55元的农村老人来说，年轻时交的公粮税收就如国企职工在工资中扣社会保险金一样，还有改开后因政策造成的农产品剪刀差，这都是国家已剪的羊毛。以物易物的农业社会商贸交易，变成了以物易钱易保险的方式而已。至于交养老保险，要看到剪刀差，用粮食换现金就被剪掉价值许多，剪刀差就是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脱离。如粮价中国是2元人币一公斤，日本是20元人币一公斤，拿这么不够劳力成本的低价粮出卖换来的钱又去与城里人一样交保险金，你看合理吗？
不应把普遍老农民个人与城镇少量低保户来作比较，这明显是物不对称量不对称；还有城镇户籍制度优越性在作怪；也是不合理的，是错误滴；
政府负担一部分，集体承担一部分，个人上交一部分，这可与城里企业职工对应。问题是1992年以前没保险制度都已拿退休金的城镇人怎么说？与其同龄同时代的老农民养老金怎么算？这些92年前退休的城乡老人要区别出来吧！
政府负担的那一部分是大头，占80%吧！据此推算为何城镇有1600元基础养老金，而农村只有55元的基础养老金呢？
62周岁在前两年交3万多，现在每月可领800多养老金，三年多就回本，还可有寿命换回钱的机会。
那人过70古来稀的70多岁的人，去交几万块钱买保险，风险大多了吧？
还有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与60多岁人一样，都交一样的养老保险金，那多干的二三十年岂不是白干不计工龄了？他们可是长一辈的吧？这公平吗？
养老金就是年轻时给国家集体有贡献，年老时才有资格享受的福利，现在这福利要靠这些老人拿钱去与年轻的下一辈的人一样去买来，这不荒唐可笑吗？
这不是革了他们的命吗？
那些没有年龄界限的人，只搞共产不先贡献的人，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人，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吧！
至于年轻力壮的农民和工人失地失业后的就业问题及至生活来源问题，就要靠自身去解决了，同时也依靠国家政府积极提供就业机会，这是与60周岁及以上的农民和工人老人是有所不同滴，也不是国家扶助的需要“老有所养”主要对象。
有人如是说，所以要发展工业、推行城镇化。单纯的发钱没有意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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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60多年了，为何工业对农村农业农民只有55元养老金的反哺报答？政府在劳动成果分配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该给的一定要给吧，国家经济成果非一人或一部分人之贡献，而是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贡献。发展成果应惠及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一部分人独享果实。
国家早已对工人授之以渔了，进厂矿上班领工资养家，老了给2000元退休金养老，这是授之以鱼。
国家早已对农民授之以渔了，进生产队当社员挣工分换粮食养家，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种田地，给国家交公粮税费消化农产品剪刀差之后的收入养家糊口，人多地不够又加上种地亏本，就被逼去城里打工做农民工挣钱养家。老了国家给55元退休金【基础养老金】养老，这也是授之以鱼。
只是授之老工人那条鱼有20斤重，而授之老农民这条鱼为何只有半斤重呢？是不是国家看到老工人的胃大于老鹰，而老农民的胃小于麻雀呢？
渔和鱼都授了，并进行对比，看出在哪里不合理，然后予以纠正，你再来谈“如或不如”了！？
书本上的东西不结合实际解决问题，就是夸夸其谈，就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后果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吧！
再说，发钱是应该的，而且可以刺激农村消费经济，促进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好处多呢！被极少数人掌握钱财能消费多少呢？相反造成社会不稳定。
农民基础养老金从55元提高到1000元；土地仍是集体所有制，领有养老金的农民退出承包土地交由集体流转；平原地区实行现代农田大面积机耕作业,对于丘陵山地实行集体总承包经营责任制,所产农产品向城乡自由销售,放开农产品限价;这不就搞活了吗?
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保)
●缴纳比例：企业缴20%，职工缴8%
●账户管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领取条件：企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性职工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且个人缴费满15年的，退休后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覆盖范围：截至2011年底，全国参保人数2.8亿人。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
●实施时间：2009年试点，2020年前实现全覆盖
●参保范围：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在户籍地自愿参保。
●缴费方式：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领取条件：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覆盖范围：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计3.58亿人参加新农保。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
●实施时间：2011年7月试点，2012年实现全覆盖。
●参保范围：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可在户籍地自愿参保。
●缴费方式：居民缴费、政府补贴
●享受待遇：参保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内的养老金。已年满60周岁、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居民，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覆盖范围：截至2011年底，27个省份试点，覆盖面约为60%。
●待遇支付：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235万居民领取城居保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