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影片介绍
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最近一段时间来创下了票房新高。绝大多数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包括本人在内，无不为发生在中原大地上那场悲惨的历史事实而震惊、难过、悲愤、不安。不过，大家对电影本身的评价大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字：值！
由于该片的历史背景和内容牵涉到许多关于天主教会的部分，2012年年初开拍的地点就选在了山西省霍州市南杜壁教堂，而且影片中有一中、一外两位神父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影片以本来是家境富裕的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饰）、长工栓柱（张默饰）、佃户瞎鹿（冯远征饰）与媳妇花枝（徐帆饰）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乱世之秋的不力表现、神父梅甘（Fr. Megan）（Tim Robbins饰）、安西满（张涵予饰）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Adrien Brody饰）等人四处斡旋为辅线，重现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饥荒和灾民逃难史。其中涉及到天主教会的场景和情节有以下几个部分：
1）白修德为了解灾情实况来到了河南教堂，梅甘神父接待了他，拿出红苕给他吃，说灾荒之前当地人是拿这个来喂猪的。于是便告诉他说河南灾情是很严重，为了帮助他调查真相，还给他找头毛驴帮助驮运行李，不过也提醒他说，如果跟着灾民采访的话应该会有两个结果：要么得普利兹摄影奖，要么就是饿死或被日本人抓了俘虏。
2）深入灾民队伍中调查大饥荒的过程的确充满了危险和痛苦，但由于他的坚持不懈，历经千难万险的白修德最后向世界披露了饿死的难民已逾三百万，但国民政府却无动于衷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迫使当局调集军粮来赈饥。
3）富有传教热情的国籍神父安西满（人们称呼他为小安），不但在当地利用各种环境传福音，而且认为逃荒路上会让更多的人信教，于是他带着传教的目的跟灾民一同踏上逃荒路。但沿着铁路行走的逃荒灾民，一路上多次受到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一时间满眼血肉横飞，无数个倒下去的生命再也没能站起来。看到一个孩子被子弹打穿，安西满用衣角为她止血无效，情急之下，拿起厚厚的圣经放在伤口上并仰头祈祷。随着又一轮袭击，被炸飞的无数书页四散飘去，在弥漫着忧伤气息的空中来回飘扬。
4）死里逃生的安西满回到了梅甘神父所在的教堂。他向梅甘神父坦白了对“无所不能”的天主的怀疑：如果天主是全能全知的话，祂为什么要让人们遭受如此多的灾难呢？梅甘解释说这都是魔鬼的行径，可是安西满又说，既然天主斗不过魔鬼，那世人还信祂干吗？甚至对梅甘神父说，魔鬼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在预告片中，还有神父们因帮助灾民而被日军杀害的情节，但后来公演时被删除了）
电影毕竟是电影，虽然它的背景和情节有充分的历史事实和素材，但也不乏想象和创作。先放下其他的人物和角色不提，在这里我只想对梅甘神父作详细的介绍，并希望读者能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温1942”。
《一九四二》剧照
二、梅甘神父——真有其人
梅甘神父原名为Thomas Megan，中文名为米干，影片称呼他为Fr. Megan或梅甘神父，其它文献中还称他为梅根，但这只是音译不同所致。目前除了米干生前所写的许多报告和信件外，由美籍圣言会会士万德华（Edward J. Wojniak）神父于1957年时为他写的传记《原子弹宗徒》Atomic Apostle一书，可谓最详实、最有权威性的资料。而本人因与教会历史有关的写作和研究，曾大量阅读过上述的文献和著作，并且在国外求学期间拜访过米干的老家，所以对电影中的梅甘神父自然更多了一份亲切感。鉴于此，我们不妨从米干的生平经历说起。
1899年4月12日，米干出生在美国依阿华州（Iowa）的埃导拉（Eldora）镇。从小修院毕业后，他于1920年7月加入了位于芝加哥北部泰克尼（Techny）镇的传教修会圣言会。1926年5月29日被祝圣为神父，随后被派往中国河南南部的信阳一带传教。在那军阀混战、土匪侵袭的年代，米干曾在不同堂区和教理培训学校工作，熟练掌握了汉语，且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不但注重本地圣召的培养，而且很热衷福音本地化的推动。如今一些在他亲自参与、推动下修建的中国风格的教堂（如位于河南武陟县乔庙乡的教堂），以及部分以国画形式表达的教会要理，就是最好的说明。
1936年7月7日，米干被任命为河南北部刚刚成立的新乡监牧区监牧——虽然没有领受主教品位，但实际履行主教职务。一年后，日军借助“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契机，势如破竹般地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南下。位于铁路沿线的安阳、新乡、信阳等地，没过多久都纷纷落入了他们的手中。
三、“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河南教会
除了日军的占领外，从1937年5月到1939年中，河南北部连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洪水和蝗虫频繁发生，不但毁灭了大多数的农作物也夺取了很多人的性命。饥荒和疾病遍布整个地区。
为了应付各种不测，米干要求所有的会士们都在各自的传教站点为难民们开设救济中心。光是在新乡，米干就开设了两个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的救济中心，同他的会友们一道，俨然成了难民们在危机时刻的保护者和赈济者。在《原子弹宗徒》一书中，万德华神父以见证者的身份（当时他刚到河南不久）这样说：“保护难民成了主教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但正是由于这样，强奸或抢劫的事件在传教站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1] 米干也因此而在新乡人民的心目中成了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为了救济灾民，米干给他家乡的亲人们这样写道：
我讨厌请求之类的事……更有甚者，我讨厌向别人作请求。一个人在面对请求时会有点不知所措，不管你响应不响应。如果一个人给予了一些什么东西，并不是因为他（她）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使他（她）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或觉得自己吝啬小气。因为我讨厌请求这等事情，所以我也不愿意自己去做。然而，有时候，不论我自己的感受如何，我必须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请求……
这就是我的请求，是为了那些挨饥受饿、贫病交加、无衣蔽体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所做的请求，是我冒着使人头疼和作出牺牲的风险所做的请求。我恳求你们在这关键时刻助我们一臂之力，好使我们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减轻他们的痛苦。“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我希望这同样的爱德也能够催迫你们为正在遭受灾难打击的新乡传教区伸出援助之手。[2]
虽然圣言会士们在此灾难临头的时刻，尽量避免了如影片中所刻画的安西满那样借“机”传教的行动，但福传工作却通过神父们和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修女们的生活见证自然而然地进行着，一些在这种苦难环境中产生的教友后来甚至成了教会的栋梁。许多年后，也是美籍圣言会会士的韩克理（Joseph Henkels）神父依然为在修武的难民营中，他亲手付过洗的一位新教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他就是后来台湾台北总教区的狄刚总主教；当年他和他的母亲和妹妹在难民营中接受了信仰并加入了教会，后来遂进入了修院并被祝圣为神父，最终出任台北的总主教。
正当日军在中国的心腹地带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时，远在欧洲的战事也因着德国和意大利迫使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投降，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此同时，德、意两国也从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间对英国进行了轮番轰炸，而日本瞅准这机会及时地同德、意两国结成了所谓的“轴心国”关系。面对如此局势，美国和中国政府只得同欧洲盟国联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所有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和意大利籍的传教士们的生活和工作，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制约。当米干获悉当时的政治形势后，他马上想到了应该派一些德国籍的会士们到新乡监牧区来服务，而在新乡的美国籍会士们则可以去河南由意大利和德国籍的传教士们所管理的其它地方帮忙，这样大家都可以互相照应。
四、“珍珠港事件”以后的河南教会
中日冲突因着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突然袭击而发生了转机。这次袭击迫使英国、荷兰和美国同中国联手对日作战，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援助，最终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但对在新乡的美国籍圣言会士们和方济各医药修女会修女们、在开封的美国圣玛利亚山林主顾修女会的修女们、在信阳的德国籍圣言会士们和在河南其它地方的意大利传教士们，这却是一场灾难。原因就在于如下所述的历史事实――
紧随着“珍珠港事件”，中国公开向所有“轴心国”成员国，即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宣战。当时的国际法规定，战争开始时，敌国一方的公民，无论平民还是军人，都应该被关在集中营中。因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不论是美国人、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都属于被关押的对象：美国人是日本人的战俘，而德、意两国公民则成了中、美两国及其盟国的战俘。面对如此混乱和复杂的情形，在中国各地的美国和欧洲传教士们，包括天主教会和其它基督教会，此时真可谓是前后为难、无可奈何。
1.逃难途中的传教士们
其实，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河南北部的圣言会士们就已经觉察到了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将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也因此而研究制定了一些应急措施，决定离开河南北部到黄河南部的自由区，或者到有教友的山区农村，请欧洲籍的会士们暂时代管北部的传教区[3]。
然而，不论当初作计划时想得有多么周到，一旦危机来临时，大家都免不了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形。“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只有几天，日军从各地搜捕到了十二位在新乡监牧区工作的美国籍会士，只有米干、韩克理和包曼（音译Theodor Bauman）三人得以逃脱。这样，整个新乡监牧区就只能由德国籍的会士们来照料了。
自从逃离河南北部后，包曼在一些山区村庄中躲避了几日，便径自来到了四川的重庆；在那里，他寄居在美国玛利诺会神父的地方继续为圣言会工作，直到二战结束。至于米干和韩克理二人，他们一起在河南和山西交界处的一个叫范家岭的山村中隐藏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应教廷代表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的要求，米干和韩克理遂离开那里到河南南部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洛阳、郑州、南阳和信阳给意大利和德国传教士们找麻烦，蔡宁总主教希望米干和韩克理可以利用他们的美国国籍来同中国政府交涉。
在一些天主教游击队和正规军首领们的暗中协助下，他们偷偷地渡过黄河来到了郑州贾师谊主教的驻地。在那里，他们二人分开后，米干又马不停蹄地奔西安而去，因为当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对其它地方的“轴心国”传教士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陕西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们自然免不了他们的骚扰，西安的万九楼（Pacificus Vanni）主教此时也不得不向米干求救。西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洛阳的巴友仁主教（Assuerus-TheophaneBassi）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米干的身上。米干于是又匆忙赶到那里同政府官员交涉，而韩克理此时则只能留在郑州代理意大利传教士们管理教区了，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已经命令他们必须全部集中到设在内乡的集中营里去。
就在绝大多数来自“轴心国”的传教士们被关进了内乡的集中营，而米干和韩克理又在东奔西跑地忙于拯救他们的传教区的同时，中国当时声名远扬的国籍主教于斌，于1942年底从南京来到了河南；他一方面是到内乡去探望被关押在那里的传教士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同国民党的各级政府首脑们商议寻找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在洛阳同米干和韩克理会面并作了一些相应的计划后，于斌又赴四川重庆去跟蒋介石亲自面谈。借此机会，除了劝请蒋介石对“轴心国”的传教士们能够网开一面外，于斌也不失时机地向蒋建议，任命米干来负责耀汉小兄弟会的服务工作，因为雷鸣远神父于1940年6月24日在重庆去世后，他们一直没有领导，而且他们的总部就在洛阳附近。最后，米干个人为此也亲自去了趟重庆。经过同蒋和于的一番协商后，他同意接受这一委任。所以，影片中梅甘神父和安西满身着耀汉小兄弟会的会衣，就不光是一种巧合，而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反映。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耀汉小兄弟会以“督导团”的名义而从事着某些当时被认为是军事性的活动，这一决定在后来给米干带来了许多麻烦。
2.救助灾民
1942-1943年间，除了日军的蹂躏外，河南中南部地区因连年天气不佳和蝗虫肆虐而颗粒无收，大批的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无数的人被活活饿死，侥幸活下来的也只能向西迁移，希望能在陕西甚至甘肃找到一线希望[4]。为了了解真相，白修德和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两人，于1943年2月取道西安到达洛阳与米干碰了头。两天后，米干陪同他们骑马出发，继续向东行进，他们的目的地是郑州。然而，从城镇到村庄，越逼近乡村，他们看到的情形就越不堪入目。一路哀鸿遍野，到处都是死亡或行将待毙的衰弱躯体。晚年时，白修德身边仍然留着一张菜单，那是他们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他们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5]。
在河南灾区，白修德就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第一时间从返回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拍发了过去。而通常，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1943 年 3 月 22日，这篇著名的揭示河南大饥荒真相的新闻稿在《时代》周刊上刊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后来还面见了白修德，目睹了他亲自拍摄的灾民惨状照片，这才开始了赈灾工作。
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从国际救济机构那里获得援助，河南成立了“赈灾委员会”。又是在于斌的建议下，米干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而韩克理则是鲁山地方赈灾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正是由于米干和美国军队的特殊关系，以及在“赈灾委员会”的特殊角色，再加上于斌的大力推荐，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委任他为“中国精神服务军团”（China’s MoraleServiceCorps）的主任，并授予他中将军衔。事实上，该军团的功能同米干已经负责领导的“督导团”的功能并没有多少区别，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日占区组织学校、提供医疗和通讯服务，这样不但可以帮助中国的老百姓们忠于自己的祖国，而且还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不是日军的宣传机器所炮制的谎言。有了这一军衔，米干现在不但可以指导他所领导的大多数都是由天主教修士、修女和平信徒们组成的“督导团”成员，而且还可以直接调派中国军人了。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米干写来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而白修德后来也这样描述米干说：“他敦实、乐观、强健，是一个忠实的美国天主教徒……据我所知，基督教会是这里和理性世界连接的唯一纽带。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6]
真实生活中的米干真实生活中的白修德
在新乡服务的美籍圣言会会士们（米干为前排中）
五、从1944年的中原大战到日本投降
1944年春，苏联红军和其它盟国对德国的反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也开始在太平洋地区失落其先前占领的许多有利位置。因为情势所迫，日军急于沿着平汉铁路打通一条大陆运输线。于是，1944年4月18日，他们在郑州一带越过黄河，打响了中原大战的第一枪。虽然中国军队当时在被划分为是第八作战区的河南驻扎着四十万人的兵力，由汤恩伯和蒋鼎文将军统率，但他们对南下的日军似乎一点儿抵抗都未作就匆匆忙忙地撤退了。这样一来，日军得以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他们便占领了许多在河南中西部的主要城镇。
再说米干，他预料到日军对洛阳的占领只是迟早的事。自“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就用重金悬赏他的脑袋，他意识到留在那里不过是白白送死而已，遂于5月8日离开了洛阳。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伙同大批向西逃亡的难民，其中还有一些“督导团”的成员，于25日到达了陕西的洛南。由于洛南离商县只有40英里，三天后，也就是圣神降临节过后，米干就来到了商县，同几天前到达那里的韩克理会面。
此后不久，米干开始着手在离陕西和河南边界不远的一个叫华阴的地方，为他的“督导团”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而韩克理则仍然住在商县的天主教堂里。由于不久前美国空军的一个分队刚从昆明被调到了西安，米干于是请韩克理到西安去作他们的随军司铎，韩克理遂欣然地应允了。从1944年7月直到二战结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便在西安为美军服务。
六、内战前后的米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后，除了那些获准回国探亲和养病的之外，米干和其余的传教士们全都陆续返回了新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刚刚回来的米干里里外外都不再是过去他们所熟悉的“米主教”了。经过这些年来出生入死般的颠沛流离、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无数的失落与恐惧，米干似乎已经失去了他昔日的耐心和蔼可亲的态度；很多时候，不论是他身边的会士们还是教友们，都会被他莫名其妙的严峻面孔和严厉的言词所震慑，而不得不敬而远之。然而，谢天谢地，所有这些都只是这些年来的艰难岁月留在他心灵深处的伤痕和烙印。慢慢地，米干又重新找回了他往日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个性和作风，大家都因此而松了一口气[7]。
由于新乡的教区中心大楼被美军的轰炸机在打击日军目标时所摧毁，对这些重返故里的会士们来说，着手修房补屋就成了当时“和平时期”迫在眉睫的工作。当时所有在新乡的圣言会士们，在米干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来扩大学校、医院，并新建一些必须的机构。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和平民老百姓所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园，重建社会结构和复苏经济命脉的压力与挑战使人望而生畏。同时，战后的中国还必须要对付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纠纷，而且，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一场声势浩大的内战终于爆发了。由于战事，原先还算比较平静的新乡监牧区东部一带，现在也变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所有在那里的圣言会士们、在医院里工作的修女们以及各种重要的设备器材，此时也不得不开始转移到较安全一点的地方。
就在这一系列的撤离和转移工作接近尾声之际，已在河南从未间断地工作了二十二年的米干觉得他应该回美国老家一趟了。一方面，他希望通过与有关各方的直接接触能够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和人手的问题，新乡是不是应该被升格为教区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他的确也渴望见到他离别已久的老母、兄弟姊妹们以及养育了他的依阿华小镇埃导拉。同当时在南京的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总主教协商过后，米干于1948年1月8日在众人的惜别和保重声中离开了新乡。
回到美国后，米干被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聚餐、宴会和演讲所包围。每到一处，他都鼓励大家支持福传工作，同时也为即将成为教区的新乡监牧区募捐。在一篇刊登在《基督徒之家》的文章中，除了对美国的最初印象赞叹不已，同时对中国的悲惨局面伤感万千外，米干也表达了他对新乡的未来所抱的信心和希望：
我是带着一些希望而回到美国的。我希望能够为修建新乡的教堂――一个简单但却适合祈祷的地方――而获得一些帮助，好能方便许多新教友们同天主交谈。我也希望能够开办两所新的中学，因为我们需要培养未来的教会领导人才。同时我也希望带去一些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以便继续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工作。
虽然我在美国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我知道，当我回到我在新乡的福传家乡后，我是满载着将带给我许多美好回忆的记忆而归的。[8]
就在米干快要结束他的美国之行，准备回中国去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当时的圣言会总会长亚劳舍司·凯彭博（音译AloysiusKappenberg）神父的信。在这封写于1948年7月15日的信中，凯彭博神父告诉米干说罗马已经决定不许他再回到中国去，他应该就留在美国服务。罗马传信部之所以要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不在其它，而就是米干在二战期间所介入的政治和军事活动。首先是他同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后方和战场上都积极参与了服务工作的“督导团”的密切关系，其次是他与美国军事人员的来往。在一段时期，米干和韩克理两人都穿著美军随军司铎的制服而且领取相当于上校军衔的工资，而米干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中也拥有师长级别的军衔。所有这些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不管是由于环境的逼迫还是自愿的效劳，现在都成了米干介入间谍工作的证据。
在罗马审查米干的过程中，虽然圣言会总会也尽力地为他们劳苦功高的模范会士作了辩护，但罗马最后还是决定米干不但不可以晋升主教职务，而且也不许再回到中国去，即使只是以一个平常的传教士的身份。作为亲眼目睹了米干在得知这个决定后的第一反应的见证人，万德华神父这样描写了此事对米干的打击和震撼：“米干在接到这个宣布后一阵眩晕（reeled）和摇晃（staggered），因为被打击得最厉害的地方正是这位身经百战的传教士最脆弱的地方：他同他在心爱的中国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事业之间的终身联系。”米干一开始向身边的几位曾在新乡一道工作过的会士们宣布这一消息时吐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还有我的信德和我的司铎身份，我不会抛弃它们！[9]” 不用分说，这实在是一个被击垮了的人在痛苦万状时所做出的无奈呻吟。
此后差不多又是一年的时间里，米干一直在苦苦地找寻天主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新的旨意和计划，最后，他终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圣言会美国南部省会在密西西比州的哈铁斯博各（Hattiesburg）所管理的一个美国黑人堂口。从他上任的第一天（1949年10月7日）直到他因中风而突然去世的那天（1951年10月4日），米干以他独特的风格和精神，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奉献给了他堂口的美国黑人教友和非教友们。但，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远在中国河南的新乡监牧区也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
米干在乔庙修建的中国式教堂米干监牧
（现在仍保存完好）
七、结语
不论是以前阅读米干等传教士们对发生在河南的战乱和灾情所做的报告，还是现在观看《一九四二》，我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和悲伤。我真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恐怖的传说”，但理性又告诉我，这就是曾经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真人真事。也许，我们会说：谢天谢地，这一切都过去了！然而，每天在网络、电视和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却又告诉我们，不，这样的悲剧其实今天正在叙利亚、缅甸、苏丹、阿富汗、北朝鲜等地持续上演着，而我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今生永远也不会遭此不幸。于是，我一边读、一边看、一边反思，有时我也会像影片中的安西满一样出现信仰方面的挑战和困惑：全能全知的天主看到他们正在经历的痛苦了吗？祂为什么不立即解救他们出离水火呢？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我想在影片中所刻画的，而在生活中曾真实存在过的米干和白修德等人，应该可以带给我应有的鼓励和启发！
[1]见万德华：《原子弹宗徒》，87页。
[2]见米干：《为了爱德的缘故》For Charity’sSake，载于《基督徒之家》The ChristianFamily（1938）9, 34页。
[3]见万德华：《原子弹宗徒》，119页。
[4]在为《基督徒之家》撰写的报告中，米干较详细和直观地描述了当时河南的饥荒现象。见《饥荒在中国》Famine Hits China，（1943）330－331页。
[5]参见“白修德的1942：人吃人的河南！”《大公网》，2012-11-30。
[6]同上
[7]见万德华：《原子弹宗徒》，147页。
[8]见米干：《再见，中国！你好，美国！》Goodbye China, HelloUSA，载于《基督徒之家》（1948）184－185页。
[9]见万德华：《原子弹宗徒》，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