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12-14 17:37:26)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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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情
分类： 新闻聚焦
她？？
驰车返回西安的路上，对我来说，最触目的是，展望山巅、野岭、川道、河滩，几百里长的公路两旁，几乎都是白杨、白杨、白杨，新栽的，成材的……在这阴坡油松阳坡橡、四旁沟洼核桃多的莽莽秦岭之地，我也几乎只认得出杨树，杨树，杨树……我分辨不出那些杨树是不是优种，只是老秦的话总响在我的耳边：“如果我们都换种优选树种……”
我问书记老梁：“为什么把老秦的杨树研究课题撤了呢？”虽然我知道老梁那时还没来植物园，还在原来单位被当成“走资派”报斗，但我还是向他提出了问题。他倒也答得出来：“园里把这题目让给林业研究所了。”
“记得来植物园第一天，我听说老秦是被掐着脖子，才勉强搞药的。从研究杨树到研究野生药物驯化，算不算用非所学呢？”我知道老梁过去也是农学院的，是懂业务的领导。
“不能那么说。”老梁说，“就好像演员演戏，今天演这个，明天演那个，说不上是改行。”
我不同意地摇摇头。我虽然不懂植物学的分类究竟多细，但高高的乔木和遍野丛生蔓长的草药，它们除了都可称是植物、都是靠光合作用生长叶绿素外，其中差距有多远，我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的。我说：“她大学四年，实际工作六年，搞的都是杨树，忽然丢下榻树搞药，对她个人的研究专业来说，不能不说是改行。就像演电影。话剧的，你让他改唱京戏，即使掐着他脖子也是唱不出来的。”
梁书记解释说：“植物园根据生产需要改变研究课题，是常事。”
“那不能把老秦调到林业研究所吗？”
老梁忙说：“哎哎，老黄你可不能拆我的台啊！”
我也笑了：“现在你就是掐她脖子，恐怕她也不愿放下药呵。”
我又继续问：“锯树是怎么回事？”
“锯什么树？”
“锯外国的杨树品种，老秦为了这个不是跟人大吵过吗？”
“她就那脾气！嘴不饶人，爱吵爱闹。”
“吵得对不对？”
“有时也有道理，就是方法不对头。一次人家在杨树林里搭工棚，她说烟囱熏了树，大吵大闹。我们开了个会，把工棚撤了，换了地方。”
是的，老秦和我说过，梁书记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又问：“锯材呢？”
“那是间伐。一般长到一定年限，木心变色，或太密了，就应该间伐。”
“间伐？”我不言声了。如果应该间伐，老秦大吵，就是无理取闹。
我曾问某同志：“你对老秦在洛南山区的野生药材驯化研究工作怎么估价？”答：“她还是肯吃苦，肯钻的。不过，洛南县野生药材驯化有成绩，也不是老秦一个人搞出来的。何况，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了科研，很多地方都搞成功了。农民自己都会搞。”
“那用超声波科学处理种于的经验算不算科研成果？”我想起了老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对比试验的记录卡片和用“西安植物园科研小组”的署名刊印出来的经验材料。
答：“那是很一般的处理种子的方法，谈不上科研成果，而且也没做否定试验。”
是我对什么叫科研、什么叫成果的提问方式本身不对头，还是？……
我问某骨干：“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对秦官属的批判是否对头？那样的冲击是否过头？”
回答是：“我们园里相当文明，又没打过她，只不过挂挂白袖章，批了几次，短期隔离，劳动劳动。群众运动嘛，她应该正确对待。”
“对这样一位立了专案的同志，该怎么落实政策？”
对方觉得我的提问很奇怪：“她还有什么落实政策问题？都去北京开过会了嘛！又没给她定什么性，档案里也没塞进什么材料。再说，她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她……”
我问曾经是“秦官属专案”组的负责人：“老秦究竟是不是地主出身？”
他很严肃地回答：“填出身订成份的政策界限是硬碰硬的。她上大学时，乡里填送的表格上写着：出身：地主。”
“老秦1951年上大学，这是土改后的结论吗？”
“这次运动，我们又外调了。地主出身是肯定的。”
“那为什么老秦说，政府没给她父亲戴地主帽子。”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他说。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我说。
唉，植物界没有两片相同叶脉的叶子；而人界，却有着统一的表格，出身一栏只够写三五个字，怎么表达得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那么复杂的情况……唉，本来，什么出身并无大碍。毛主席历来倡导：“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是让林彪、“四人帮”祸害得啊，这个本人无从选择的出身，简直要命哩！
我又问另一位骨干：“这么多年来，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对老秦在洛南的工作算是支持的吧？”
答：“支持得不够。但，这是园里的重点科研项目，总的来说……是支持的。”
“那为什么在她这个课题组长的身边，技术人员一直在调换？合作者、助手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老秦脾气暴。另外，作风也不大正派。有个青年技工和她配合挺好，可是她……唉……”
我的心一沉，朴朴实实的老秦……？我问：“那青年多大岁数？”
答：“二十五六岁。”
我的心又一沉：“怎么搞的？！
对方说：“是啊，她把他介绍给自己女儿搞对象，现在八成都快成她女婿啦。”
我惊讶得眼睛都直了：“那怎么样哪？那又怎么样哪？”
“别人议论可大啦！”
天啊……
最后，我问老梁：“你说，报道老秦的这篇文章我是写，还是不写？”
“你写，你当然可以写。”
“你们园里干部和群众，对她有意见的不在少数。我写了，会不会有反作用？”
“不碍，我们组织上做工作。大家也是说说罢了。现在各人都有一摊业务，忙六分之五还忙不过来呢！管不了那么多……”
是啊，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是不是不同意秦官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有的同志回答说：“赞成。”有的却说：“也没什么，去也去了，反正有个名额，可以去个人，但是起标兵作用，向她学习，那可办不到！”
“我为什么写她呢？”我也不知是问自己，还是同书记。
“老黄同志啊，落实政策嘛！华主席、党中央大抓科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嘛！”
那秦官属算不算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又是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来说，上帝的安排和法定的例行假日，都关系不大。在我又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有多少问号在我脑于里翻腾！我苦于自己政治理论水平太低，逻辑思维能大太差。我不知道自己碰到的情况，说明什么问题。但老秦在洛南山区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想写写她。
我的脑子都想胀了，就强迫自己先翻翻植物学方面的书籍。我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着阅读摘记：
纤维素——是使植物具有刚性和强度的物质。假如没有纤维素，所有植物都会像胶状物那样柔软；而当下雨时，就会被溶化掉。……不溶性、抗热能力和高抗张强度，使纤维素分子对植物极为有用……所有这些，都起源于依靠太阳能所进行的光合作用。就像老秦，她在党的阳光下……（呀，怎么拿老秦和植物类比？）
我接着阅读：
植物生长发育的必须元素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铜、锌、钼、硼等……数一数，必须元素在十五种以上，而有些人只会给植物“二二三”“六六六”“DDV”，天天打除虫剂还了得。（行了行了，思想别开小差……）缺少某一元素时，植物体就会出现某种病症。只有补加所缺元素，病状才能消失。秦官属缺少哪种必须元素呢？她为什么过早地白了头发？她的性格为什么变了；她本来在学校里爱唱歌，爱打球，爱傻笑……（哎，我干吗又连上她？）
我继续阅读——
自由水：不被植物细胞内的胶体所束缚……束缚水：与植物细胞内的胶体结合，而不能自由流动的水分。抗热性、抗旱性和抗寒性较强的植物，体内束缚水较多。老秦束缚水较多……（糟糕，老秦不肯退出我的“植物生理学”笔记了！）
是的，是的啊！三年枝柴五年椽，七年矿柱十年檩。老秦同志，你自己已成长为一棵挺拔的、枝叶茂密的直木——大杨树了。风媒传花结籽。洛南县地图上的斑斑红点里，也都长出了秀丽的杨树苗苗。正是：
似杨枝沾土就活，
效丹参红在根本，
如桔梗开花漫野，
怀远志感报春晖……
忽然刘抗出现了：“大星期天的，还把人头搡在书上！走，到我家玩玩去。今天不许工作，也不谈工作。”没二话地把我拽走了。
嗑着瓜子，喝着茶，聊着这个那个，我也不记得了。反正谈着谈着，瓜子不嗑了，茶忘喝了。不知咋的，我就谈起老秦的事儿来了。当我讲到“老秦就在大杨树前头一站，大喝一声，谁敢锯！要锯就先锯我！”时，刘抗同志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说：“太好啦！我们有这样的女干部，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本来对她了解很不够……”我觉得她相当了解老秦。要不，老秦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去北京开会？可是刘抗同志为什么还是不提她去过山区的事？
我说：“有人说那树该锯，是间伐。”
刘抗说：“噢？……我想对杨树种圃该不该间伐，从西安植物园来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秦官属吧！”
“矛盾着的问题很多，我希望向省科委作一次正式汇报。”
“你和杨戈同志谈一下吧，我来约时间。”刘抗说。
我一见杨戈同志的面，他就对我说：“关于锯杨树的问题，间伐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植物园领导决定间伐，实际是挑粗粗大大的伐，主要是盖房子要用材料，因此秦官属同志怒火三丈是对的。这连老梁也承认了。这件事说明秦官属同志的斗争性是很强的。”
我对杨戈同志说：“报告文学一般以表扬先进为主，写出主要人物先进的一面。现在秦官属同志的问题已超出了记者调查的范围，是否请省科委派一个调查小组去调查落实，比如秦官属同志的地主出身问题……”
杨戈同志说：“就是地主出身，又为什么不能写呢？重在表现嘛！就是地主出身，可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洗刷了地主阶级烙印，证明我们党的力量嘛！”
我说：“我的意思是她家在解放前几年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她父亲和她自己教书的收入，土地剥削量不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当然旧知识分子的经历是复杂的，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也有结论，应该说是清楚的。解放初期，她父亲是地区林业局局长、政协主席、技术干部，而她的母亲则是个有着卖身契的壮族女奴。和秦官属挨肩只差一两岁的弟弟、妹妹都是职员出身，她为什么是地主出身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她父亲被扫地出门，遣返原籍，身染重病。秦官属把他接回城里，死在她家——这就构成了她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主要罪状。”
杨戈同志沉默半晌，说：“宗英同志，我看你大胆写吧。你亲耳听到了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对她的反映，你亲眼看到了她在山区的艰苦努力，你为什么老嘀咕你没有看到的档案里的材料呢？出身问题我们帮你调查调查，存而后论罢。我看，你是不是心有余悸啊？”
我说：“她父亲即使是战犯我也敢写她！可情况得明啊。这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的起码条件。秦官属的家庭成员中，有七个是搞林的。她父亲，她两个弟弟，两个弟媳，她爱人，都是搞林的。你们陕西榆林地区干得颇有成绩的飞机造林——第一批去的成员里，就有老秦的爱人。搞林业，有多艰苦，不用我说。……地主……孝子贤孙……他们一家子疯啦，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竟然野心勃勃，想分霸祖国荒山大漠？他们想当‘林主’吗？！”我不知是跟谁生气，一肚子火，连说话都粗声粗气了。好在杨戈同志并不在乎，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写吧，你就写吧。我们支持你，不要怕。”
我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很勇敢的人。我的工作是要用笔向社会说话，怕也白搭，悸也无用。我要尽可能地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情况，以便把握住他的基本素质。当然，秦官属也不是没有缺点。世界观完全改造好了的人能找出几个呢？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今天，促成一个人做出成绩的优点，以后又往往成为他犯错误的前因。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决定于他做出成绩的大小、犯过错误的多少。要紧的是他的基本素质。如今呢，秦官属同志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虽然我的采访日记里已记了满满一本子，可还是个乱线团，没摘出个头绪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人（包括自己），也一下子知道了许许多多本来不认识的人的事情。有人一提到某某，人们就说：“噢——我知道。”他们相识吗？不。“大字报上写的……”“小报上登的……”“批斗会上听的……”啊，有多少不做结论的专案，没有入档的材料，以及存而后论的出身、成分、问题……飘洋过海，传播四方，抹不掉，洗不清。西安植物园里的同志们，本来对秦官属并没有什么个人成见、个人恩怨。造成如此局面的根由、造成致命内伤的元凶，就是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强迫人们戴上了形而上学的眼镜；“四人帮”阴毒地使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彼此相看时，“管窥蠢测”地只看对方的污点、缺点——扩大了的、硬上纲的变了形的、无中生有的……是“四人帮”发明了种种新式刑具一打着冒牌“马列”标记的思想的镣铐，刻着“全面专政”钢印的眼睛的枷锁……善良的人们啊，让我们尽快地清醒过来，团结起来。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对我来说，当大雁从北方飞来的时候就可以写了。可是，踌躇再三，难以动笔。矛盾写不写？写出来能发不能发？发了能不能解决问题？目前全国都在大力落实政策，陕西省也不例外。我现在发稿也许过时了吧？没有必要了吧？老秦毕竟是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毕竟比更大量的、默默地工作着的知识分子们的政策落实问题要好办些。从典型的普遍意义来说，真过时，真没必要了，那可是大喜特喜了。我嘀咕来，嘀咕去，仿佛进入了梦乡。我梦见：
大雁飞过我的窗前，盘旋，盘旋。大雁们围在我的书桌前，站成一个半圆，在观看、在议论我写下的草稿。只听得头雁用宽厚的男低音说：“呃，——这种情况很熟悉嘛，很熟悉。我们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飞到北方，常常碰到，常常碰到！”
大雁们马上用各种声部参加讨论；“快——研究研究。”“快——研究研究。”
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街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
（原载《十月》197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