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传利：从国家层面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核心提示：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主流。本期是第5讲，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所讲的《从国家层面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层面，主要讲了以下三大方面内容：第一，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第二，富强与文明建设；第三，谈谈民主政治与社会和谐。报告主题鲜明，逻辑清晰；专家引经据典，纵览古今，值得大家仔细聆听、学习、领悟、实践。
今天咱们讲一下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理解。首先我想从历史和现实交汇的角度来谈一下核心价值观，它的形成、它的内涵、它的重要的社会价值。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不同的行业，曾经出现了具有核心价值观性质的一些职业要求、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比如说搞体育的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口号，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搞经济搞交通的，我们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的口号。毛主席还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那对医疗行业曾经有过“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这些基本理念对于传播优良的社会道德，塑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是一个风清气正的年代，那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年代。曾经树立了很多典型，像工人代表王进喜，农民代表陈永贵，解放军代表雷锋，还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些先进典型，对于塑造一代新风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还是一个追求向上，追求进步，积极向上进步的年代。大家相互学习，以进步为荣。比如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相互学习，共同促进进步，这些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性质的一些举措，小平同志讲50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那这段话在文选的三卷第318页。
那么这些良好风气的塑造，对于我们克服、战胜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渡过难关，起了很大作用。小平同志还说，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了2000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的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在人民面前，对群众讲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那2000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期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这里特别提到，党的威信，整个社会风气。这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各行各业的，所概括出来的具有核心价值观性质的这些职业要求、规范有很大关系。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党中央特别强调精神文明，推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双丰收。在1981年，中央提出著名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所谓五讲就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所谓四美，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所谓三热爱，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那么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是1981年2月25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单位联合发出的，所提出来的五讲四美活动。后来又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这对于扭转文革之后所出现的道德水平滑坡、道德水平下降这样的一种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某些是非观、道德观、世界观、历史观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媒体报道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就出现了异样的声音。比如说，当我们央视报道东莞出现的一些丑陋现象的时候，酒店的一些肮脏的现象的时候，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混乱的是非观、价值观让人震惊。什么东莞挺住，什么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什么小姐不哭，你们的爱岗敬业精神永存等。那么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们的金钱观、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同时也说明我们党中央所提出来的，有关文明建设、文化建设上的要求是必要的，是及时的。
我们曾经提出八荣八耻，现在我们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一些要求规范，可以说这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体系，内容很多。我在这里重点分析一下，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富强，那么什么是强？什么是富？怎么理解？所谓强就是力量大，有自主性，安全有保障。所谓富，就产品丰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充裕。富强这种状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来的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提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所要求的那个状态，他就是一个富强的状态，这是累积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宏大心愿。我们过去曾领先于世界数千年的时间，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所以就产生了复兴民族的强烈愿望。
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宏大的愿望得不到顺利的实现，要么制度原因、要么技术原因，要么国外势力的侵略、要么国内的制度腐败等等，所以许多近代的仁人志士抱憾终生。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扬起了富强的征帆，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继着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我们承继着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所做的伟大事业，在中华民主复兴的路途中更迅猛的奔跑，现在让全世界都已经感觉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声。可是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富强？富强可以理解为富与强，大家很容易理解，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国家贫弱人民受穷，可是还有两种组合大家也许不知道。一种组合是国家弱人民富，这种状态一般是坐吃山空这种状态。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不理解，就是国家强大，人民反而生活质量不高，我将对这一点做一些分析和说明。
如果我们走在街头或者在大学课堂上，我们找人来提一个问题，打一个分数。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打分，我想相当多的人打分是不高的，要么60，要么70，有的可能不及格。所以我有必要深入的分析一下富强这个概念。富强存在着一种国家强而人民穷。刚才打分数比较低的同志，他内在的一种逻辑，那个逻辑就是，因为人民受穷，人们吃不好，穿不好，所以国家建设不好，所以给那段时期我们打分，分就比较低，60或不及格，打70算好的。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吃不好穿不好只能说人民生活质量不高，但他不等于国家建设搞的不好。有的时候相反，在这个国家艰苦创业的时期，有可能压缩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转化为国家发展的积累。
这个特殊的时期，领导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在短时间内把国家的基础工业搞上去，为未来的腾飞准备基础性的条件。再一种选择就是先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吃好穿好，但是国家建设、国家基础工业的建设可能将滞后将延缓。关于这个问题呢，在1953年毛主席和梁漱溟发生激烈的争论，粱先生在政协会议上就说，农民生活在九重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重天之上，要求共产党爱惜农民，要施仁政。主席呢，毛主席当时很生气，说粱先生，如果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你粱先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历史一贯反动，说话一点都不客气。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半个多世纪了。现在的人们在评价这个事件的时候，往往认为粱先生是正确的，毛主席是简单粗暴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说，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要想搞明白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也就是1953年，在政协开会，毛粱发生争论的时候，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有两个大事我们不能忘怀，一个就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就是和平停战协定签字。这个事情就是，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两个大事和毛粱的争论密切相关，如果搞不明白这三个事件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你很难对毛粱争论做出评述。如果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你会发现，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数字和事实。这个战争共打了接近3年，共歼灭美军39万。39万，你掂量掂量，接近3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的激荡战争，我们一次战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歼灭国民党55万、52万、47万，这就是三大战役的战果。三大战役我们共歼灭敌人150多万，时间各自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三年，我们才仅仅歼灭39万，为什么？为什么身经百战的毛泽东同志在决定出兵朝鲜的时候，彻夜难眠，那是他一生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为什么跟随毛南征北战的将军们也不敢轻易言战？为什么黄继光用血肉之躯来堵枪眼？为什么毛主席曾经跟志愿军说，你们一次战役，我们一个军能歼灭敌人一个营，就是很大的胜利，一个军对一个营，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来做一个解答，大家知道1949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15.8万吨。出兵朝鲜的时候，1950年我们国家钢产量是多少？60万吨。而美帝国主义钢产量多少呢？8785万吨。我们国家的钢产量连美国的零头的零头都不到。表现在火器配备方面，我们一个整编军的配备赶不上美军一个团的配备，我们的战士只能用血肉之躯来迎接这场钢铁大战，战争打的极为艰难。
我们再看其它装备，其它方面的比较。出兵朝鲜1950年我们钢60万吨，他8785万吨；原油我们是20万吨，他是2.6亿吨；飞机我们是作战飞机军事飞机60架，它是3.1万架；国防开支我们是7亿美元，他是150亿美元。表现在部队方面呢，我们一个整编师，陆军师作比较，同样陆军师，美国有炮兵团、步兵团3个，我们也3个；炮兵营美军是4到5个炮兵营，我们是2个；他们一个师，坦克营他一个，我们是0；坦克他拥有149辆，我们是0；榴弹炮他是72到84枚，我们是0；高射炮就是入朝时，中国陆军师的装备情况，高射炮美军陆军师他是64枚，我们是0；装甲车美国是35，我们是0；无线电通讯机他一个师可以武装1600部，我们是20部；汽车他可以3800辆，而我们是0；人数他是1.8万，我们是1.3万。这为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呢？很简单，我们是农业国，我们没有钢铁，或者钢铁极少，没办法，很雄厚的来装备我们的部队。
通过战争毛主席党中央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什么，没有现代工业，便没有现代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言外之意，在建国以后应当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应当做的事情非常多，但这纯粹是理论上的和愿望上的。但现在呢，现实呢，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勒紧裤腰带。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科学理解这句话。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这个第一的要务前边还应该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不保证的情况下，难以谈国家发展。那么5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处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状况，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做决策，要围绕国家安全。靠什么来维护呢？工业、工业产品、军工产品、钢铁产品。言外之意，建国初期，我们的领导人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不是不想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他暂时的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锻造国家安全的钢铁脊梁和钢铁保障，可能暂时的牺牲我们的生活品位和质量。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这是一种英明的决策。
这样一分析，我觉着粱先生讲的不能说人家错，他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但是治理国家略显苍白，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面对百姓生活质量不高，非常的无奈，非常的痛苦，但是治理国家方面他们非常的英明，富有远见。在这里不是谁对谁错的关系，而是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家两种思维方式所发生的碰撞，正因为他们的社会、职业、角色定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产生的观点冲突。那么毛主席他们那些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那知识分子梁漱溟先生看到的是什么呢？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历史就这么充满着神奇，你很难说谁对谁错。
那么主席他们看到了安全，历史确实如此。50年代我们面临的两场战争，北边抗美援朝，南边抗法援越。60年代面对三场战争，1962年中印之战，1965年中美在越南之战，1969年中苏之战。那20多年的时间，没有消停过。大家可以想，从1840到1949这100年的时间，我们国家饱受外敌的欺负，饱受他们的军事打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领导人难道他不应该把国家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吗？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他一定要做出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抉择。那么这个抉择要以什么为代价呢？要以人民生活的质量为代价，要牺牲掉，暂时的牺牲掉人民的生活质量。
这个观念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基本是一致的。
比如少奇同志，在1950年一篇文章，题目是《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专门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家、使中国工业化而为了要大规模的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掷于经济事业。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那么这个思路和毛主席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都是那样的一种境界的大政治家所必然所共同拥有的一种认识。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之间，有时候有矛盾，但根本上他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国家发展，国家强，可能暂时的牺牲掉人民群众的一些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根本上二者应该是一致的。没有国家的强，就不能保证人民长久的富，暂时的一时的富，如果没有国家强大做支撑，他就不能持久的，本质是一致的。那么经过了抗美援朝，经过抗法援越，中国人民迎来了比较惬意的艰难时期，经过万隆和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有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什么呢？就要建立富强国家的一种目标。1955年3月，毛主席他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而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历史的新时期。
大家可以仔细研读一下会发现，这句话实际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所以我说完整的、系统的、明确的提出4个现代化，是周总理在7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提出应该是一个过程。我看1955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应该是4个现代化提出这个漫长过程的一个节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要以为那个时期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不是那么回事。三代领导集体在富强国家，在强国富民方面，他们都有各自的巨大贡献，只不过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他们选择的路径不完全一致，他们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而言，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对国家富强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性的贡献。
那么这里边还要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国家富强，我们在建国初期其实已经有了开放，现在一种说法，开放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好像七八年以前没有开放似的，这与历史相违背。我们可以说1978年以后，我们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开放，是定为国策的开放，但不意味着过去没有开放，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建国初期我们从苏联引进的156项工程，就没办法理解香港为什么不收回，那是为了一个窗口，对外的窗口。就没法理解我们恢复安理会常务理事会的席位，就无法理解1972年尼克松访华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把开放像1978年那样以后那样定为国策，那样全方位那样大规模而已，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不开放。
为了国家富强，建国初期，我们面向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国家富强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通过开放，通过我们对苏联东欧的一些开放，使我们国家富强迈向了新的台阶，这样才有了这样的一种画面，一种局面。那就是连洋油、洋车、洋钉都不会造的一个国家，一个螺丝钉子，一个钉子、煤油都生产不了的国家，连火柴都生产不了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下子我们能造飞机，能造精密仪器、能做电真空管、能做自动电话交换机、能做原子能反应堆等。我们国家的第一架国产飞机是1954年7月26号，由南昌飞机制造厂，南昌红星机械厂制造出来的。第一座精密机械工具厂就是哈尔滨量具厂，是1955年1月18日投产的。1955年12月29日，第一座机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建成。1956年8月，第一架喷气飞机歼5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制造成功。1958年6月，我们有第一座原子弹反应堆建成。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开放，通过学习，消化吸收。我们在50年代富强国家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刚才我们有一个论点，为了国家富强可能牺牲暂时的耽误人民的生活质量，那个时候的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宁愿舍小家也要顾大家，正确的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很著名的一个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成千上万的东部的一些工人、工程师、干部、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士，离开自己的城市、家园，奔赴大西南大西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工地上去。那么三线建设指什么呢？他指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的全部加上京广线以西、长城以西的粤北、桂西北、湘西、鄂西、山西、豫西和翼西等广大地区建设后方军事工业基地，数百万中国工业企业精英进入大山深处，开始艰苦卓越的创业，被称为大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对于改变西北和西南的落后的局面，对于巩固我们可靠的战略后方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不毛之地、荒凉之地，迅速的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像攀枝花，过去连名字都没有，因为建设大军的到来，使得他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有许多工程，很多地方现代化发挥的作用，像二汽、湖北十堰、像西昌卫星发展中心、像成昆铁路、像攀枝花钢铁公司等等，其实都是三线工程。我们的建设大军风餐露宿、撇家舍业、艰苦卓绝，他们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做出了公民应有的，担负起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所以国家富强，国家富有时候是以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的，但这个牺牲不是白白的牺牲，而他为了为未来的后代们的美好的幸福生活，他奠定基础。
经过1949年开始的国家富强的艰苦的创业历程，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76年，我们国家在富强之路上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可以做一下数量对比，1949年我们的钢产量是15.8万吨，到了1976年我们是2016万吨；原油1949年是12万吨，1976是8716万吨；煤炭1949年是0.32亿吨，1976年是4.83亿吨；化肥1949年0.6万吨，1976年达到582.8万吨；普通中学在校生103万，到了1976年是5836.5万；电力、锭厂、木柴、水泥等都是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富强国家我们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他渗透着多少中国人的汗水和辛劳，支撑共和国大厦，支撑共和国富强大厦的是广大干部群众，工农兵各条战役线所付出来的艰辛的劳动。
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时代，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我们可以看这些画面，这是大庆王进喜，这是大寨，那么大寨穷山恶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战天斗地，数战“狼窝掌”，建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歌可泣。还有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攀枝花精神，这都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如果看照片呢，我们会注意到那个时期的人们，精神抖擞、精神焕发，表现出广大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富强那种豪情壮志，精神抖擞、精神矍铄、精神焕发。
当然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党领导我们富强国家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曲折，这个曲折一方面表达出我们走一段弯路，另一方面又表达出这种弯路是难以避免的。
面对这种曲折，有人哭天抢地，把个人的这种不幸，一种不幸的遭遇，过分的渲染和夸大，没有能够从国家富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想起来，在文革结束不久，报纸上有篇诗歌，那个诗写的非常精彩，他配合了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的一种历史要求。团结一致向前看，那诗中说：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
我的朋友
还得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背影留在背后
愉快的回头挥挥手
时间不会倒流
生活却能重新开始
我的旅伴
我的朋友
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
明天比昨天更长久
我觉得这个诗是超越那个时代的，就现在读来，当我们人生出现坎坷出现不幸的时候，读读这首诗，品味品味，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明天比昨天更长久，可能能获得一种启迪，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启迪。
那在理解富强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节约，要注意富强与节约，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人均GDP，人均产值还不高，没有理由奢侈浪费，我们没有资格奢侈浪费。经过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发展要进了一个新的台阶，但绝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有条件有资格大兴奢靡之风，那个时期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当代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党中央发出，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约的要求，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这正好体现了节约的一种精神。可以说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节约还是我们国家走向更强、更盛、更富的一个法宝。富了但不能奢靡，因为奢靡最终能导致一个富国一个强国走向垮台。
历史上有许多因奢靡而亡国的例证，商纣王据历史考察说，据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曾经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一个政治家，可惜的是，他后期陷入了奢靡的腐败的泥潭，酒池肉林、迷恋妲己、陷害忠良，好端端的一个国家，顷刻间垮台。还有杜牧，曾经写过《阿房宫赋》，对于强盛的秦朝走向迅速的衰败，他提出许多引人深思的一些思考和结论。他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还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篇文章选入了咱们的中学教材，在执政方面很优秀，在思想方面拿到今天来看，依然闪耀着光辉。因为这篇文章发人深思，提出来一个问题，越是强盛期越要注意艰苦奋斗，共产党把艰苦奋斗作为传家宝，这是他头脑清楚、视野开阔、胸襟远大、朝气蓬勃的一个表现。
在国外也存在这样的例子，国家强盛了因奢靡而走向衰亡，比如古罗马，现在咱们国家，咱们的国人到国外去旅行去旅游成为一种时尚，如果去古罗马原统辖区去看一下，我们会发现，古罗马他在非常强盛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泡在浴池中的一个国家，他的大浴池，皇家浴池，公共浴池特别多，豪华至极。从温泉到大理石地面到酒馆，浴池里面的吃的喝的用的，一应俱全。一个罗马人曾说，浴池、美酒和美人腐化了我们的躯体，但这些又何尝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呢，他们道德腐化深入骨髓已经成为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于到什么程度，乃至于这个国家腐化到不生孩子，都到这种程度。那他这个国家怎么能长治久安呢。所以我们党中央提出，反对形式主义、关联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这是一个清醒的政党，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集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清醒的意识和观念，使共产党走向繁荣的，是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一种保障。所以现在我们各级干部、各个机关单位，一定要配合响应党中央关于节约的八项规定，抵制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要拥护党中央所提出来的关闭一些私人的豪华会所这样的一种举措和号召。因为这种豪华的奢靡的场所，这种豪华的奢靡的一种行为，极大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党风影响社会风气。
我们有一个思路，那就是以良好的党风来带动社会风气，首先党员干部带头。
下面我再稍微谈一下民主，在民主问题上，首先搞清楚民主这个概念是个非常抽象的。首先要搞清楚是谁的民主，在民主问题上有的学者，尤其西方学者和西方政治家、政客们也谈民主，但是他们一般情况不对民主本身赋予什么呢，赋予主体，是谁的民主。我们这要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不是资本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不是敌对势力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大家知道有位人大代表，当代表几十年了，用半生见证了中国民主的进程，那就是谁呢？申纪兰同志。大家还记得，曾经有媒体恶炒爆炒这个事件，我觉着，我们应当头脑清醒。申纪兰用半生见证了中国民主的进程，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这一理念。西方的民主是资本的民主，他不是劳动的民主。
毛主席他讲的民主，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让人民参加社会管理，参加社会公共事业管理，让人们参加社会管理，他与人民用选票选，再用少数人控制选票，获得执政地位，这样的一种民主与毛泽东提出来的人民直接参加社会管理，显得非常的低俗、低级，而人民参加社会管理，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民主状态。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谁的民主要说清楚。
第二点要说清楚，民主和民本它之间有区别。民主这个概念是近代以来传到我国来的，他不是我们国家本身就有的。我们现在虚荣的许多概念许多名词人们都注意到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有中国文化这个大树上自然生发出来的，他不是。比如说在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西方强调是管和治，而中国强调是理。西方他叫世界叫全球，而我们传统里面叫天下。西方叫民主，而我们叫民本。民本在古代文化里面，能找到渊源，但民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难找到。这就意味着，仅仅在中国出现100多年的一种理念，他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我们中国老百姓、普通百姓遵守的一种理念，很难。就意味着在实行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国情，因为他与我们的国情要做一种必要的配合。
就民主在亚洲的实践，大家会注意到，在亚洲的实践显得非常的怪异，西方的民主在东方社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在西方他适应多少年，他适合于他们地方的国情，但是跑到中国来有可能水土不服。我们需要干吗呢，探索我们符合国情的这些民主的样式民主的形式，要恰到好处的来推进我们民主化的进程，但绝不意味着照搬西方。
现在亚洲地域很多热点，政治上的冲突都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点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在亚洲树立两个民主的样板，一个是台湾地区，再一个就是菲律宾。可是这两个地方你会发现，盲目的、超前的，不注意本地区情况的一种引进，导致政团极为混乱。在台湾是这样，在日本也是这样。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的议会里边，个小的当议员要吃亏，那是力气活，动不动就打斗，把一个严肃的场所变成了什么呢，上演政治闹剧的舞台。那么国情不同民主样式肯定不同，当然我们不能是说因为国情所以我们不搞民主了，不是这样，要积极探索我们的民主样式。西方古希腊，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地图很清楚，他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航海业、工商业比较发达。所以，他有契约，他也有合同，他讲究什么呢，主体的相对独立性。民主他们最早城邦国里面搞公民大会，而公民大会他都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这个公民大会后来就发育成西方的议会民主，由广场民主发展到议会民主。而我们是农业国，农业国的农业讲究秩序，生产交换不发达，所以契约也就不发达。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靠血缘、靠亲属关系就可以维持社会基本的秩序，老族长的、年长者的一句话，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他有效调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个人他为了集体为了整体，他讲如果西方强调个体而东方他强调整体，维护秩序可以牺牲自己，所以集体主义比较的盛行。那就带来什么呢？就带来以后清官来代替自己就可以了，民本思想就产生了。
西方很容易产生民主，而我们东方，像中国历史上很容易产生民本，那这样的一种文化基础，你如果照搬西方民主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有三个标准，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是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生产力是否持续发展？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生产力提高，这是三个标准，而不是你能不能上街，能不能搞街头政治为标准，不是。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不是空谈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具体的人民民主，也提出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留下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还提出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自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
那么十八大还提出我们的制度分三块，一是根本制度，一是基本制度，再就是具体的制度。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完善我们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丰富我们的具体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么加强民主政治，进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十八大提出，就7个方面要做努力，一是支持和保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利，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西方的议会民主，我们是协商民主，概念不一样。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利约束和监督机制，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等。
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政治制度改革的7个方面。民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我今天讲的抛砖引玉。
今天的讲课讲到这里，同志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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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传利教授商榷 王传利 方闻昊
以前并不知道有个王传利教授,近日在清华听课才得以一睹,王教授也不容易,带病给我们讲课,令人肃然起敬,然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作为名校教授,看问题应该全面深刻,即使不能全面深刻,最起码也要中立持平,不能与年青的学生一样过于偏激.
王永利：“日语”米西米西的由来
王永利：“日语”米西米西的由来在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经常有日本兵很猥琐地嚷嚷，米西米西。这个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就是吃饭的意思，这是国人模仿日语发音时出错造成的，真正的日语发音应该是飯 (めし) ，读作卖西。日本男人说话粗一点
王瑞民：从家长到顾问的管理哲学
王瑞民：从家长到顾问的管理哲学文/姜朝霞王瑞民是典型的儒商，国学造诣深厚，言行举止温文尔雅，对下属永远和风细雨。他经常引经据典，口吐莲花，对人生的超然态度，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文人。然而与所有的商人和企业管理者一样，儒商也要处理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