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早讨论的佯攻战计划的时候，王耀武派出步兵指挥官劳冠英率领58师两个团负责破坏敌军交通的作战任务，对于这种廖龄奇瞧不上眼的敌后骚扰工作，他也懒得去争，就让劳冠英去干吧，后来听说王耀武向罗卓英建议74军全力出击，廖龄奇眼前一亮，主动向王耀武请战。
对于王耀武来说，他早就听说廖龄奇在北伐、“一二八淞沪会战”等战役时的表现，知道这个廖副师长是员悍将，虽说前段时间听到了一些传言，但是毕竟王耀武是个用人的高手，不到真正撕破脸皮的时候他还是想将这员悍将揽入自己麾下的，于是王耀武命令廖龄奇率领58师的两个团进攻日军217联队的阵地。
12月13日，58师副师长廖龄奇亲自率领172团和173团冒着日军的炮火率先发起进攻，173团团长蔡仁杰一马当先，172团团长王伯雄侧面夹击，两团合力一举攻克沙古岭阵地，全歼217联队第11中队200余人，俘虏3人，缴获日军誓死保护的大队旗一面，罗卓英命令廖龄奇将阵地交给友军后继续前进，正在两师交接之时，日军从奉新调来了一个步战混合大队进行反攻。
“廖副师长，你们抓紧走吧”，友军负责接防的军官说，“把这群鬼子交给我们！”
没想到廖龄奇一摆手，“现在贵军还没有正式接手阵地！不就是这一千来号鬼子吗，烦请老兄帮我观敌料阵，看廖某人如何破敌！”说到激动之处，廖龄奇连戏文都出来了。
“蔡团长、王团长”，廖龄奇招呼蔡仁杰和王伯雄，“咱们来招呼招呼这帮小鬼子！”
蔡仁杰和王伯雄都是第一次在廖龄奇的带领下出战，因为都是湖南人的关系，这两位团长平时就跟这位副师长处的不错，廖龄奇虽然不是正职，但是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这两位湖南老乡，廖副师长平时大大咧咧，和58师的官兵们打成一片，他的人缘甚至已经超过了师长浙江人陈式正，所以某种程度上58师内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副师长湖南人廖龄奇为核心的新的圈子。
但是58师的将领们同时也发现这位廖副师长好像一直都憋着一股劲，这次出战廖龄奇事必躬亲，好像一只久没有闻到血腥味道的猛兽，贪婪而又急不可耐的寻找着他的猎物。
在廖龄奇的亲自率领下，172、173两团合力将这只日军打退，之后才将阵地交给友军。廖龄奇带领两个团继续寻找他的猎物去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这次作战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赣北国军总指挥罗卓英的赏识，他专门为其向军委会报大功一次，不久的1940年2月，军委会一纸委任状下来，廖龄奇升任第58师师长，
廖龄奇率58师在沙古岭一带浴血奋战的同时，57师的施中诚在小岭一带遭到日军的阻击。与廖龄奇不同的是，此时的施中诚已经不那么急着要表现自己了，加入74军之后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奉新、高安战役中，施中诚已经向两任74军军长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并初步获得了新任军长王耀武的信任，这次战役他想推荐57师另一位将领具体指挥，他是谁呢？
57师施中诚派李翰卿突击小岭
自从57师加入74军已经1年多了，对施中诚来说，无论是俞济时还是王耀武，对他个人都算是不薄，特别是王耀武，对他本人充满了尊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施中诚内心也有个疙瘩，跟随他加入74军的原57师的老弟兄们近一年来却迟迟得不到重用，自己早已身居74军副军长兼57师师长的高位，但是原57师的兄弟们呢？
施中诚最得力的两位部下是江苏江阴人杨宗鼎和湖北孝感人李琰，当年施中诚任57师169旅旅长的时候两人分别担任338团团长和339团团长，后来施中诚当了57师师长，两人又分别担任171旅旅长和168旅旅长，这两人同出自保定军校，可以说是施中诚的同门师兄弟，跟随施中诚南征北战，早已成为了施中诚的左右手。
田家镇之后，杨宗鼎伤势过重，送到后方养伤去了，后来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李琰当了一段时间的旅长后撤销旅部后做了步兵指挥官，王耀武已经答应本次冬季攻势结束后提拔李琰做57师副师长，尽管如此，相比51师系统官员的提拔速度，57师的这帮人提拔的确实慢了一些。
除了杨宗鼎和李琰，当初跟随施中诚来到74军的还有两位团长，一位是原169旅339团团长周义重，一位是原171旅342团团长李翰卿，这两位团长当年在田家镇都是跟随施中诚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特别是这个李翰卿，打仗尤其勇猛，现在是57师的步兵指挥官，本次作战，施中诚有意提拔李翰卿，于是命令他带领169团和170团突击小岭日军阵地。
“山茶花”师团217联队落合大佐最近很郁闷，他的阵地受到中国军队的突袭，第11中队被包了饺子，生死不明，在他的严令下，小岭驻地的一个中队正准备去救援第11中队，中队长正在进行出征前的训话，正在此时，李翰卿指挥57师169团摸上了阵地、占领了制高点。
“弟兄们！冲啊！”李翰卿一声令下，169团的将士如下山的猛虎，扑向这群毫无准备的“山茶花们”。
这群“山茶花们”终于实现了日本军部军阀们为他们命名“山茶花”的初意，一个个如山茶花凋谢一样脑袋落地了，田家镇大战时那个威风凛凛的李翰卿又回来了！
58师和57师以快刀斩乱麻的气魄砸向关龟治的龟壳，而李天霞的51师本次作战却钻到了关龟治的肚子里，当了一回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
51师李天霞奇袭奉新城
1939年对于李天霞来说注定是个意义非凡的一年，从年初替生病的王耀武代理51师师长到7月正式接手51师，李天霞的人生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9年前的1930年，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经过5年的打拼终于坐到了中校团副的位置，23岁的李天霞意气风发，憧憬着自己的团长夏楚中高升之后自己扶正成为团长的美好未来，没成想现实给他开了个小玩笑，他并没有被转正。
商人家庭出身的李天霞人生的前二十几年过的太顺了，年少轻狂的他那受得了这种委屈，一气之下李天霞托病辞职，回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八期任第九队队长。之后三年的时间里，李天霞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低谷：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队长到“南昌行营”第一厅中校参谋，再到保定编练处第6团中校团副，李天霞绕了一个大圈，从一个正规团团副最终做了一个新兵编练处新兵团的团副，3年的轮回渐渐磨平了李天霞的棱角，当一个人能够冷静的对待自己的困境的时候，机会往往就到来了。
1934年初，李天霞在黄埔军校三期的同学王耀武找到他，问李天霞想不想跟着自己干，本来李天霞在上军校时对这个王耀武印象不深，但是王耀武推心置腹的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最终打动了李天霞，于是李天霞成了王耀武补充第一旅第3团的团长，终于实现了4年前晋升上校的愿望。
之后的几年里，李天霞跟随王耀武南征北战，在王耀武老51师团队里面，周志道太老实、吴克定太滑头、邱维达太书生气，只有李天霞综合能力最强，加上黄埔三期的资历，很快李天霞得到了王耀武的重用，一路升到51师师长的位置。
王耀武主动请战之后给51师的任务主要是接收58师的警戒阵地，李天霞不愿意就这样打后卫，于是派出两个加强营分别由刘光宇营长和王俊儒营长带领深入敌后，两位营长就像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的孙悟空，趁着日军防御空虚大闹敌后，搞的日本人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1940年元旦零时，王俊儒营长率部杀进城北的日军炮兵阵地，摧毁榴炮两门，炸毁汽车10余辆，并焚毁3座军用仓库。“山茶花师团”万没想到国军敢攻击奉新，急调在奉新城郊各处守军回援。王营长率部与敌巷战，虽然一度被包围，但是最终全身而退。
1940年1月，冬季攻势结束.
本次作战，74军军长王耀武主动出击，74军取得良好的战果，共毙伤日军1783人，俘虏21人，缴获步枪1200余支、轻重机枪17挺、山炮3门、马30余匹。同时74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共计伤亡3128人。
冬季攻势结束后，罗卓英命令各军以工兵部队为主组成敌后破坏队深入敌后破坏交通，冬季攻势取得的成功极大鼓舞了蒋介石，他决定在1940年的夏天再组织一次“夏季攻势”，然而这次攻势却没能达到冬季攻势的效果，落了一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胎死腹中”的夏季攻势
1940年春，冬季攻势各战区的战果显著，蒋介石正准备在当年的夏季发动另一场攻势，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战争从来都是互有胜负，正在他雄心壮志的准备“夏季攻势”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夏季攻势”最终胎死腹中。
1940年3月，在第11军总司令位置上为日本军阀们殚精竭虑的冈村宁次被调回国内任军事参议官，做了一年的冷板凳，原因是对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不满，接替冈村的是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园部和一郎，相比冈村宁次丰富的作战经历和对中国深入的了解，园部和一郎仅仅是出任过北海道屯田兵组成的第7师团的师团长和看守日本老窝的中部防卫司令官，可以说此人军事素养远不如冈村宁次，一年后的“上高会战”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刚刚上任的园部的第一战却走了个狗屎运。
1940年2月，冈村宁次决定对北面的李宗仁第五战区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从他住进武汉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冈村宁次跟他南面第9战区的“老虎仔”薛岳较上了劲，而对北面第5战区的李宗仁，或许是慑于广西人“台儿庄大捷”的威名，除了随枣会战不到一个月的“接触”外，冈村宁次没怎么打第5战区的主意，而这次，他打算要会一会这位“桂系名将”了。
但是让冈村宁次没想到的是，刚刚做完作战计划的他还没来得及下达作战命令，日本大本营一纸调令，他被“卸磨杀驴”了，冈村宁次满怀失望回到了国内，他最终没能和那位传奇桂系将领交手，而继任他的园部和一郎一个脑细胞都没死就捡了一个大便宜，1940年5月1日，园部和一郎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冈村宁次播的种，结出的果却被园部和一郎拿走了。
1940年6月18日，枣宜会战国军战败！陪都重庆的屏障宜昌沦陷！！国军负伤50000多人阵亡37000人！！！38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死不相救”！又是这个顽疾！！当日本人从中国占领区各地抽调军队增援园部和一郎的时候，我们各战区的长官们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战区空虚的日军防地发呆！我们已经不能把这种恶习简单的归咎在某个人、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的身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基因中的不仅仅有中华美德，也有很多劣根，这些东西我们的鲁迅先生曾经猛烈的抨击过：内斗、旁观、自私、奴性、官本位?????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虽然强盛了，但是看看我们的国民素养，有改变吗？我们在为我们的烈士鼓掌的同时，请从自我做起根除这些国民劣根性！
当然，并不是国军所有的将领都在看李德邻的笑话，有一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使最黑暗的时候也有希望的存在，他就是第9战区赣北总指挥——罗卓英，枣宜会战期间，罗卓英积极调动赣北国军各部，趁着赣北日军防御空虚，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奉新、靖安两县，但是在枣宜会战惨败的大背景下，这两个县城的收复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1940年6月，王耀武奉罗卓英命令率领74军进攻南昌西南城郊，李天霞的51师、施中诚的57师和廖龄奇58师相互配合，经过1个星期的作战，在没有攻坚利器的情况下，74军官兵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连续攻克不少日军据点，但是鉴于无法取得战略性进展，王耀武下令全军停止进攻。
本次夏季攻势是李天霞、施中诚、廖龄奇三人作为一师之长的第一次配合作战，但是同时也是最后一次配合作战，1940年9月，余程万正式接替施中诚成为57师师长，57师进入了“余程万时代”，而施中诚则留在74军又担任了两年的副军长职务，踏实的辅佐王耀武治理74军。王耀武对余程万不错，余程万也认可王耀武的权威，57师王耀武很放心，他不放心的是另外一个人。
王耀武74军的三类人
自王耀武接任74军军长已经一年多了，一年以来，经历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夏季攻势的磨合，王军长已经基本上掌控了74军大部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廖龄奇的58师。
1940年2月，廖龄奇凭借在冬季攻势中的杰出表现取代陈式正，正式坐上了58师师长的位子，58师上下对这位战功显赫的师长打心眼里佩服，强大的人格魅力往往能笼络很多人心，廖龄奇那条残疾的右臂时时刻刻彰显他“铁血师长”的伟岸。廖龄奇恃才傲物，对黄埔三期出身、后台没有俞济时硬的王耀武总是透着一股不屑，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王耀武的74军虽然按照三个师大体分为三个派系，但是从个人性格方面内部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如王耀武、李天霞，他们一方面能征善战、指挥有方，不愧一代战将，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的另一方面特点往往盖过了第一方面的特点，那就是所谓“中国式的智慧”。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古往今来一个人如果想取得成功，光有能力是不行的， 你必须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有的时候为了平衡一些关系甚至不得不放弃一些原则和正确的东西，特别是对上关系方面，在高层身边服务过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的“奴性”，如果一个人体内代表束缚的“奴性”占据了太多的地方，那么代表自由的“血性”就会相应的减少。
王耀武是个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据说王耀武送礼都送的很“艺术”，他会突然跟某位国民党高官换笔用，当这位高官打开笔帽之后发现居然是只金笔，随之辅以纸条：“王耀武敬赠”；另外王耀武很会经营生意，是一个军界、商界都混得开的人物，正是凭借着这种“中国式智慧”，王耀武才能成为对“三五铁军”贡献最大的人。而李天霞就像是王耀武的影子一样，只是无论在带兵能力、作战水平方面，还是“中国式智慧”方面，李都比王差了一个档次，只能算一个“缩小版”的王耀武。
第二类人如施中诚、周志道、李琰等人，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貌似平庸，只会低头干活，从来不抱怨，与世无争，但是这类人恰恰是有大智慧的那类，他们有自知之明，甘当绿叶，所以说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最好的，基本都是颐养天年，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无欲则刚”，话说回来，貌似平庸并不代表他们打仗不行，他们只是一群不愿意挑战“社会秩序”和“官场潜规则”的人。
第三类人如廖龄奇、张灵甫、余程万等人，这类人或是因为卓越的战功（廖龄奇、张灵甫）或是因为过高的学历（余程万）成为别人眼中“目空一切”、“不好打交道”棱角分明的另类，他们的特点鲜明，但是却不为同僚所接收，他们能力突出，但是个性明显，缺乏“中国式智慧”，是标准的“职业军人”，他们容易得罪上级（廖龄奇）或者同僚（张灵甫），所以往往结局最惨。
王耀武能够容忍第三类人中的张灵甫和余程万，因为一个是他的嫡系部下，另外一个并没有挑战他的权威，但是他不能容忍廖龄奇挑战他的权威，现在施中诚的57师已然臣服，如何将58师彻底收在自己帐下呢？
1940年冬天，王耀武的机会来了，因为74军另外一个第三类人的回来了，南昌会战中负伤的张灵甫经过一年多的调养终于归队了，虽然一条腿残了，但是内心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继续在后方躲着养病，他渴望战斗、渴望军队、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在那些他认为是“庸才”的同僚面前表现自己的英勇。
张灵甫受伤前是51师153旅旅长，回来之后旅长做不成了，做步兵指挥官？有点可惜了人才；做副师长？51师有周志道，57师有李琰，“一个萝卜一个坑”，眼下只有58师没有副师长。王耀武征求张灵甫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去58师做副师长，张灵甫顿时心领神会，二话没说就到58师上任了，张灵甫到58师之后没多久，包括58师在内的整个74军整个提升了一个档次，当然原因不是张灵甫，而是蒋介石。
攻击军和苏式装备
1941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4支部队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全国机动部队（快速反应部队的雏形？），名字叫做“攻击军”。
攻击军的概念很好理解，但是攻击军和普通国军部队的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攻击军的司令部可以作为独立的单位作战，一般国军一个军司令部编制人数不多，直属的部队也不多，打起仗来主要依靠下面的每个师；而攻击军司令部编制人数多，直属部队也多：共计1个山野炮混合兵团、1个工兵团、1个辎重兵团、2个补充团、1个高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重迫击炮营、1个搜索营、1个通讯营、1个警卫营、1个汽车大队、1个特务队，另外还有防毒和卫生兵种。军直属部队不亚于一个师的编制，完全可以在战场上独当一面！
其次，攻击军有专门的“师管区”作为自己招募士兵的兵源地，师管区的司令就是每个攻击军的副军长，这样，攻击军就不用害怕打完仗上面不给补充士兵了（抗战时期这种情况很常见），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有计划的招募、训练士兵。
最后，攻击军可以得到当时比国产武器强一些的苏式武器装备，从而在装备上得到一定的提升。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国军的4个攻击军最早的装备主要是来自苏联援助的苏式装备，而不是某些书里面写的“从头到脚的美式装备”。
旧中国积贫积弱、工业基础薄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曾经向各国申请援助，最早开始援助中国的是德国和苏联，尤其是德国，蒋介石曾经希望在德国的援助下整编60个“德械师”，可惜的是1938年德国政府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停止了援华计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援助最多的是苏联。
苏联抗日战争期间的援华始于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此后的几年里，苏联通过直接援助武器、提供信用贷款等方式改善国军装备，派遣军事顾问训练国军士兵并替国军出谋划策，甚至还派遣空军志愿队到中国参战。但是1941年发生了三件事让苏联放弃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即皖南事变的爆发、《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德军入侵苏联。
至于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援助，在抗日战争的早期，其实是杯水车薪，美国真正开始大规模援华是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所以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1941年2月，国军四大攻击军装备的应该主要是苏式装备。
英国人对中国的援助相比上述三国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既然能得到这么多好处，四个攻击军的名额立刻引起了各军军长们的竞争：蒋介石任第一任军长并一手提拔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当仁不让第一个入选；第2军的入选也不意外，老军长蒋鼎文是蒋介石和何应钦国民党一、二把手面前的双料红人；第三个名额给了国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取得“昆仑关大捷”的第5军；最后一个名额竞争相当激烈，PK到最后剩下两个候选名额，一个是方天的18军，另一个是王耀武的74军，前者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罗卓英、黄维的国军战将先后继任18军军长，当时的军长是方天；后者的老军长是蒋介石的红人俞济时，新军长是跟何应钦关系不错的王耀武。
74军和18军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1941年的战绩也基本上差不多，所以当时两只部队难分上下，最后只好让蒋介石拿主意最后一个攻击军的名额给谁，最终蒋介石的选择是——王耀武的74军。
得知被军委会定为“攻击军”的消息后，74军上下官兵极受鼓舞，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去庆祝，新的战斗接踵而来，1941年3月，日军第11军新任司令园部和一郎就在他手下一个师团长的忽悠下向赣北国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九章 74军荣耀的顶峰——上高会战
百团大战的威力
1940年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发起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就像踢在侵华日军屁股上的一脚，让只顾忙着在正面战场和国军较劲的日本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屁股后面原来还隐藏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他们认为只需要少量警戒部队和伪军维持秩序的占领区其实并不安全，遭受打击后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结果日本人发现针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挥出的这一拳就像打在了棉花上，“百团大战”之后的八路军面对日军的“扫荡”，化整为零，退入山区和乡村利用游击战和地道同日军周旋，华北的日军根本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日本人似乎也明白“贼不走空”的道理，既然共军狡猾找不到，那就打国军，于是日本人将目标转移到驻防在晋南中条山一带的国军卫立煌部，决定调集兵力发动“中原会战”吃掉在敌后硕果仅存的晋南国军。
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卫立煌将军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他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1941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加强华北治安、进攻晋南一带的国军，决定将第11军麾下的第33师团调往华北，2月24日，调令正式下达，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这边正忙着收拾行李打算率军北上作战，没成想他的一位同僚的贪功心切，让他的33师团遭受了成力以来最大的失败，这位同僚的名字叫大贺茂，是新上任的“山茶花师团”34师团的师团长。
一个师团长贪功引发的惨案
1940年12月2日，“山茶花师团”师团长、上任以来以龟缩防守闻名的关龟治调任日本陆军公主岭学校校长，34师团在关龟治的任期内实在有愧于日本“介错精神”之花——山茶花的美名。大概是觉得关龟治沉稳有余、激情不足，日本大本营这次派了早年一直在骑兵部队任职、后来任日本陆军骑兵学校校长的熊本县人大贺茂担任“山茶花师团”的第二任师团长，日本的军阀们大概是想让大贺茂将骑兵冲锋的精神注入到这支现在略显沉闷的师团。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日本骑兵在战场上已经无用武之地，每个师团的骑兵联队干的大都是搜索、侦查、战后维持治安等闲杂活，偶尔配合师团主力进行一两次快速突击就已经是很拿得出手的战绩了。大贺茂曾担任过隶属日军第7师团的骑兵第7联队联队长，后来又在日军专门设立的骑兵集团的26联队任联队长，在塞北的赤峰和通辽等地驻扎了3、4年的时间。随着骑兵地位的下降，大贺茂也深深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再不转行恐怕就要失业了，于是在他晋升为中将的第二年，大贺茂下马转行做了步兵师团的师团长。
大贺茂来到“山茶花师团”之后才发现这个师团从组建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战，前任师团长关龟治将这支部队带的四平八稳，这让习惯了带领骑兵在草原戈壁上纵横驰骋的大贺茂很是郁闷，同样的兄弟部队，“老二”第33师团多多少少还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鄂南战场的作战，“老三”第34师团却一直蹲在家里守家。
1940年2月，当日军中国派遣军关于第33师团北上的调令刚刚到达的时候，大贺茂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虽然第11军下辖很多师团，但由于第11军横跨湖北、江西、湖南三地，实际在赣北这一亩三分田上的一直只有两个师团，早期是第101和106师团，后来换成了第33和34师团，如果按照中国派遣军的这个计划，调走第33师团，让1940年12月才在上海编成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接替第33师团在赣北的防御任务，以后赣北的中国军队万一发动进攻，他们在兵力上将处于劣势。
“何不趁着独立混成第20旅团已经来到而第33师团还没有北上的这个时间差，集中兵力对赣北的重庆军进行一次扫荡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樱井君走后我的压力了，另外也可以通过这次战斗证明我带领的34师团不是泛泛之辈！”大贺茂心中盘算着，于是向第11军总司令园部和一郎主动请战，同时不遗余力的挑动“山茶花师团”各级军官的战意，在他的积极鼓吹下，“山茶花师团”的请战书像雪花一样聚集到第11军司令部园部和一郎的手中。
此时的园部和一郎也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接任第11军总司令之后的他第一次作战就走狗屎运取得了枣宜会战的胜利，但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次会战是冈村宁次早就策划好了的，他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一定要亲自指挥一场属于自己的会战并取得胜利，于是1941年1月，园部集中第11军3个多师团向国军第五战区的豫南地区发动进攻，意图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的威胁。
不过让园部和一郎大失所望的是，李宗仁根本就没想跟园部硬碰硬，国军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主动退避三舍，园部的大军在豫南地区“武装大游行”了近两个月也没找到第5战区国军的主力部队，零敲碎打的打了几次小规模战斗，最后园部弄了一个自讨没趣、悻悻而归。
面对大贺茂这个同样来自日本九州岛熊本县同乡旺盛的战意，园部和一郎如同遇到了知音一样异常的兴奋，既然大贺茂对此次作战信心十足，他决定鼎力支持这位同乡的方案，于是园部和一郎以第11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推迟第33师团北上的时间，并发动针对赣北国军的“鄱阳湖扫荡战”。
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同意了园部和一郎的请求，园部立刻命令第33师团、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兵分三路，自东向西杀向赣北国军驻防重地上高，其中北路为樱井省三的第33师团约15000人，南路为池田直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约8000人，中路主攻部队为大贺茂的第34师团约20000人。
这边日军杀气腾腾，那边赣北国军总指挥罗卓英通过侦查也发现日军最近调动频繁，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于是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次罗卓英充分总结了1939年冬季攻势和1940年夏季攻势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参照薛岳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做法，也在赣北摆起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打算将来犯之敌烧个粉身碎骨，而被罗卓英放在第一线诱敌的，是湘军第70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