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以赛亚书6：9
当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中，竭力嘲讽那位杭州籍的美国人时，他没想到此后会用22年多的时间，才重新握住美国人尼克松的手，毛泽东的伤感和由他引发的国家政治灾难，已无法挽回……今天，是要《别了，十字架》吗？
历史是彩虹般的见证
先知以赛亚所处的时代，正逢犹大国风雨飘摇，国力由盛转衰之时，君王昏昧，社会堕落，以赛亚为此向国民发出异常严厉的警告，他说地狱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面对一个以恶为善，以暗为光的时代，以赛亚自己也无奈地感慨“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中国，清王朝内忧外患，朝政根基震动，差不多也到了“日期、废王、立王”的更迭期，这与先知以赛亚所处的时代好有一比。但正如以赛亚当年听闻主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领受的异象那样，一大批效法拿撒勒人耶稣的欧美传教士，告别亲人，远涉重洋，开始踏入中国这块人心荒凉、暗流涌动的古老土地。
浙江是西方传教士最早踏足的地方，传教士们经由宁波港上岸后，再分别前往杭州、萧山、湖州、绍兴、嘉兴、温州等地传讲“十字架上的救恩”，爱与恐怖的十字架关联，与血关联、与生死关联，既神奇又异样，浙江人闻所未闻，听所未听的，一开始都把这当作是聊斋志异般的神鬼故事。
洋人说话叽哩呱啦的，到底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呢？他们很快又发现洋人的眼睛是蓝色的，好像幼儿没发育完全那样。1866年10月，当一位叫曹雅直（GeorgeStott）的独腿传教士出现在温州街头时，整个温州都轰动了，因为他们以为洋人都是只长一条腿的怪物，他们为此还给曹雅直取了一个不太友善的绰号“独腿蕃人”，直到曹雅直的夫人GraceCiggie也来到温州时，温州人才相信原来洋人与我们一样，长的也是两条腿。
基督教福音在浙江的传播就是在各样的误解中起步的，经历好几年的试探、彼此碰撞与情感融合后，浙江人心里的疙瘩开始解开，他们发现洋人除了长相有点“扭曲”外，其实大都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而且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杭州话、宁波话甚至最难懂的温州土话，他们不但用方言传道，而且还告诉人们地球不是方的是圆的，还有几何、物理和天象……所有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对中国传统见识的颠覆。
颠覆的不只是传统见识，还有文化，特别是祖制下的浙江“乡绅文化”。
清代社会大体由三部分构成：官、绅、民，乡绅是官吏与乡民联系的中介，明清时“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因此，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家族兴旺的浙江自然成为中国乡绅文化的社会示范地区，而科举制度的兴盛，“浙地多慧生”又助推乡绅精英层的形成。
由于中国没有法制的社会基础，民间更谈不上法制意识的启蒙，因此，乡绅文化下“宗族皆自治、自治造伦理”。但基督教的福音来了，反对纳妾、反对裹足、反对偶像崇拜也反对祖先敬拜，反对说谎……主张众生平等、男女平等，甚至连乡绅们主持的私塾、民间医疗等传统慈善领域，教会也开始涉足其中……抗拒和逼迫在所难免。
清廷的“天朝观”和闭关锁国，至使民智未开，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们打开始就做好了用命往中国传福音的准备，就像独腿传教士曹雅直，就曾被温州人当作异类，家多次被砸，民众还数次呈请当局要将他囚办或驱逐出境，甚至曹雅直历经千辛万苦筹钱创办的免费膳宿儿童学校，也因谣传学校要拿学生的肝胆做药而一夜之间人去校空。
但奇妙也在这里，恰如《玛拉基书》所言：“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传教士们用承受恩典的方式来承受逼迫，这种感召能力极其强大，浙江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在内地会入华传教150周年纪念讲座上就曾提到：一些本想去教会砸场的地痞、街霸，往往来时气势汹汹地站在后排，一场敬拜结束下来，他们已中规中矩地坐在了第一排，关于人性与罪，他们的灵魂最先被触动，生命在破碎后得以重新复苏。
许多浙江乡邻都十分奇怪，三纲五常、四书五经都教不好的那些人渣，去了教会就发生生命的翻转，原来“洋教”有教人学好的“特异功能”，福音开始如盐撒进水里，又像光照进暗夜，到教会听道的人也渐渐多起来！
浙江现代教育从教会学校开始
中国近代第一位女大学生出自哪里？恐怕谁也没想到，竟然是浙江。
1870年，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在饥寒交迫中得到美国传教士麦加迪的特别照顾，11年后，能说一口地道英语年芳17岁的金雅妹，又在麦加迪牧师和他所在教会的资助下，被送往日本和美国学习医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纽约医院附属医科大学。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邓小平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但今天的浙江似乎正在忘记，早在一百多年前，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们本着“行公义、好怜悯”之心，通过母国教会和慈善团体筹集善款，聘请老师，移植先进教学理念，又透过中西合体，广兴学、溢民智。从历史的角度讲，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教育转型，都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
晚清以先，浙江官、民教育主要是围绕科举制度来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教学都是熟记课文，解释字义，也即是今天所言的“八股文”，在一个文盲率高达95%的国家里，教育日益贵族化和仕途化，“学而优则仕”是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但教会学校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体制性的教育格局。
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科学和数学才是训练学生推理能力所不能缺少的，除了道学（圣经学）外，浙江各地的教会学校陆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地理、音乐和体育等课程，一些教会学校还着手社会底层事工，为这个“东亚病夫”的国度培养现代医务工作者，如由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办的广济医学院，就开设了生物学、动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临床学等20多门课程，并引进了X光机、发电机和显微镜等为实战教学所用，这些闻所未闻的学科和各样形形色色的器械，让以“中国状元省”为傲的浙江人，第一次开了眼界，世界之奇妙，只是不知道！
“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恐怕也是由西方传教士们最先发起的社会关爱！浙江各地教会学校，创办伊始，几乎都是免吃免住免学费，传教士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教会有钱，传教士们几乎过的都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他们秉承圣经教导，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人若知道是善，而不行，就陷在罪中了”。既然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如此，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且这一权利不容剥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浙江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受益的不只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有那些被习俗诅咒的残障人、街头流浪儿、智障小孩、私生子等社会弱势群体。
中国第一位女大学生金雅妹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也许金雅妹也不知道，从她开始，一场由浙江席卷全国的女学运动，正以教会为推手，随后十几年里波及到了整个大中国区。有人形象地比喻，这才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晚清之前，中国女性一直受到世俗伦理和宗法关系的压迫，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永远屈尊于男权社会的配角，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被人为剥夺，但随着浙江第一批女子教会学校的出现，历史的坚冰就此打破，中国各地女学教育开始兴起来，并与此后的天足运动，天乳运动、婚姻自由遥相呼应，形成清末民初蔚为大观的妇女解放思潮，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纵观西方传教士在浙江的福音事工和兴学历程，从1842年第一位传教士米怜（Milnc）入甬伊始，至1952年杭州之江大学外籍教师被迫离华，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传教士在浙江建立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十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制，除了之前提到的广济医学院外，从宁波崇信义塾和杭州育英书院升级而来的之江大学，更是培养出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和数学家、翻译家张理京等一大批社会栋梁，之江大学不但成为浙江最好的大学，而且还是全国十三所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之江大学的创办人，传奇人物司徒雷登（JLeighton Stuart）先生，1919年后从之大聘往北京燕京大学任校长，他用浙江之江大学的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仅用三十七年时间，就将一个破烂不堪的燕京大学打造成世界最知名的高校。1949年后，燕京大学为中国贡献了50多位院士；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随团21人中，燕京学子就有7人。有人评论说，北京燕京大学其实就是放大了的浙江之江大学，浙江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可以管窥豹。
宁波大学谷雪梅在题为“传教士在近代浙江教育活动述略”一文中说“西方传教士在浙江大力推进福音宣教的同时，还创办了一定规模的教会教育事业，主办了各类教会学校，其中有的学校在全国都有开创之功。”这篇文章还对1923年以前的浙江教会学校作了统计，西方传教士共在浙江42个县开办有219所教会学校，差不多每个县有五六所教会学校，这无疑是那时代社会教育的主流。
温州奇迹的背后
为什么一篇写浙江的文章，却要把温州单独列出来，形成独立的篇章？因为整个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的浙江。
今天统治温州的是谁？当然是政府，这没得说，你的回答十分标准，从政治与行政逮属关系来讲，的确也是如此。但我要表达的是，今天真正统治温州的是教会和商会，一个统领人心，一个主宰财富。
这是当下中国任何地方都不曾有的“温州特色”
没有温州的浙江是不可想象的，就犹如没有教会和商会的温州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或者这样说吧，今天，中国各地都建有温州商会，但只要有温州商会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温州教会。温州人赚钱只做三件事：投资、奉献和建教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这恐怕算得上是商界中的异类了吧？事实表明：温州商人，绝非传说中的“经济动物”！
2014年以来，浙江省拆毁了1300多个教堂的十字架，但惟有三间教堂的十字架没人敢动，其中就有温州的城西堂，城西堂建堂已有116年历，迄今仍是温州最大的教堂，是浙江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字架因着厚重的历史得以存留。
不是说饮水思源吗？不是说忆苦思甜吗？城西堂的建堂牧师叫苏慧廉（WilliamEdward），1881年，年仅20岁的苏慧廉受英国循道公会的差派，前往温州传教，苏慧廉在温州服事了25年，十万温州人中，有2000多人领受了他所传讲的福音，成为基督徒。而今天温州，人口已超过700万，基督徒和慕道友倍增到了200多万人，教堂逾万间，温州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实在是实至名归！
这些新时代的信徒，几乎都是苏慧廉和独腿牧师曹雅直撒种的收获！
穷山恶水出刁民，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却打破了中国这一传世诅咒，成为中国信仰中心和经济发动机，这究竟藏有怎样的奥秘？
有人说苏慧廉和曹雅直就像当年的摩西和亚伦，让困顿的温州人带着敬畏之心重新出发，不是鲤鱼跳龙门式的，而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大于他们当受的；而他们获得的恩典，也大于他们当得的。
温州之于浙江，或者温州之于中国，因着信仰的力量，确实有着不同凡响影响！
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温州作为对台前沿和国家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不足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人均耕地仅有0.14亩的温州，全区有2/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十万温州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弹棉花、补鞋、打帮工不一而足，也有一些人冒险偷渡到海外打黑工……正是这群“细菌部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通晓市场，熟悉门路的东方“犹太商人”，苦难化作恩典，他们率先完成了温州第一轮原始积累！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像如今拆十字架一样，随着温州市场化的急速发展，当年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及其两任继任者董朝才和刘锡荣，原本也是带着指示到温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只要敢斗硬，不但贫穷会急剧反弹，而且温州财政也将自行崩溃，袁芳烈们只得偃旗息鼓，绕道行驶！
温州经济开始真正驶入快车道，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它地区GDP翻了五六翻，但温州翻了五六十翻。
这还不是温州的全部意义，与深圳的政策诱因，浦东的“吸盘效应”和苏南的产业模式完全不同，温州的改革主体和市场冲动主要来自民间，这种以最贫困的方式起步，最原始的方式积累，最悲壮的方式发展，最顽强的方式拼搏，使得温州超越了深圳、浦东，成为后来中国改革的通行发展模式，其市场化的经验，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的改革成本。
今天十字架下的温州，还会有怎样的际遇呢？谁会成为新时代的袁芳烈呢？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或许也并不重要，当福音的开拓者苏慧廉和曹雅直们离去后，信仰的芥菜种已在温州长成了大树，谁有本事挪走真正的人心呢？
事实如此，今天，整个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的浙江；而整个中国，看起来也越来越像温州化的中国！
难道不是吗？
谁在为信仰战兢？
2008年11月17日，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魂归故里，他的骨灰落葬于杭州安贤园内的文星园，这时已是司徒雷登先生逝世46年了！
司徒雷登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到他这辈，他家起码是两代的传教士了，司徒雷登参与创办的浙江之江大学、京陵神学院和北京燕京大学，这都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的大学，司徒雷登自已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事实上，他比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直到死，也要叶落归根。
信仰是没有国度的，而没有国度的信仰，也只有一种，这就是基督教——惟一跨地域、跨文和跨种族的宗教。他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也给曾经的中国带来了什么？想必连我们执政掌权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就像刘亚洲上将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他说：“外国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刘亚洲反思结果的是：儒释道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唐僧们取经后都荣归故土，而司徒雷登们却乐于在传道中客死异乡。这是一种信不类聚，人以群分的境界。
儒释道历来都好作王师，政教合流之毒害，今天仍在祸及信仰的纯正。如此，我以我之所信得着了明白：社会的沉沦，往往不是从政治开始的，而是从信仰的破口，漫延到整个社会肌体的，政治与信仰的互粉，必生发人道灾难！
当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中，竭力嘲讽那位杭州籍的美国人时，他没想到此后竟用了22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握美国人尼克松的手，毛泽东的伤感和由他引发的国家政治灾难，已无法挽回。
今天，是在《别了，十字架》吗？等等，不用回望历史，上帝连影子都没动，结局却如先前预料的那样，早已注定了！
谁会为信仰战兢呢？作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谁又如此仇视这爱的信物——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呢？妓女都能悔改，瞎眼的也能看见，而仕者却“把眼睛长在了额头上”，这个时代，还需要像先知以赛亚那样发出“祸哉”的疾呼吗？
海德格尔称“国家是活着的上帝”，但他所支持的纳粹却失败了；试图打造“人间天国”的东方阵营，一夜之间流水落花，土崩瓦解，而《诗篇》一开卷却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浙江，你当听！虽然我也晓得：“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谨慎以此文纪念内地会入华传道150周年！
本文文献索引——
1、清代乡坤与乡坤自治，作者：李京涛
2、传教士在近代浙江教育活动述略，作者：宁波大学谷雪梅
3、浙江教育史，作者：张彬，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5、浙江教育简志，作者：浙江教育简志编纂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6、温州市志，作者：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