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与德国著名建筑设计师、gmp的老板冯格康汉堡总部的秘书商量采访一事的过程中，偶尔得知多年前的老友吴蔚现在正好是gmp的合伙人，非常兴奋，遂通过冯的秘书提供的电话和E-Mail与吴蔚取得了联系。因冯格康难得有暇在总部逗留回应我的采访，于是我便将吴蔚作为这次访谈的对象。事实上，相较冯格康，吴蔚兼跨中德的文化和建筑理念更适合我的话题。
10多年前我在瑞士做领事时，吴蔚还是一个在瑞士联邦高工建筑系留学的学生。再往前推十多年，现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女士也是在这所世界名牌大学留学，攻读自动化专业的博士。学生时期的吴蔚就很健谈，当时我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所以二人在这方面的共同语言很多。记得吴蔚还跟他的导师介绍，说我对布拉曼特、布鲁内勒斯基以及建筑透视法如何如何了解等等。我知道后，深感汗颜。
10年前我离开了瑞士回到北京，之后又辗转去了德国柏林，于是便与吴蔚失去了联系。此次在电话里听吴蔚的介绍，才知也正是我离开瑞士的那一年，吴蔚开始了与gmp的第一次合作，两年后的2000年，吴蔚正式加入了gmp。
吴蔚本也可以呆在德国的，这样，我们或许不会彼此失去音问达10年之久。但吴蔚在加入gmp之初便提出，如果gmp想把中国市场做好，那就必须得有人在中国。而最佳人选无疑便是吴蔚。因此，吴蔚在加入gmp的同时，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即协助gmp开拓中国市场。
吴蔚在北京初创时，只是租借了一个只有50几平米的办公室，团队包括吴蔚自己在内拢共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当年胡传魁起家时还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呢，吴蔚比胡司令还简陋。因此，吴蔚和他的团队当时只能做一些信息传递工作，没有任何设计方面的力量。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年多，2002年以后，冯格康派了四名德国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小组进驻北京。一年后，gmp在中国市场才出现转机，吴蔚的天空开始明朗起来。
目前，gmp在中国一共有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分部，已经常驻上海的吴蔚统管三个分部的所有业务，包括运营、协调、管理、市场等。科班出身的吴蔚已经淡出纯设计的工作，但他仍然根据中国市场和文化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设计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冯格康对吴蔚的工作也是鼎力支持，不惜成本、锲而不舍地参加中国市场的竞标和竞赛。随着参加投标的频率不断提高，中国建筑设计界和业主对gmp越来越关注，gmp简洁、实用的建筑风格很快赢得了很多专家和业主的认可，中标率不断提高。
随着项目的增多，gmp派遣越来越多的德国建筑师来到中国。为了实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习俗，后来成为合伙人的建筑师舒茨在北京生活的三年期间，一直住在胡同里，整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尽量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融合。这样贴近百姓的生活不可能不对其设计产生影响。也许德国设计师不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化直接植入设计中，但他们肯定会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今年是德国的包豪斯建筑理论诞生90周年。这个理论对现代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虽然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后来包括二战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乃至当今的德国建筑理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去年7月8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德国的六组现代主义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这批建筑物的设计师即包括了鼎鼎大名的包豪斯建筑学派的核心人物格罗皮乌斯。正是借助这一批建筑，格罗皮乌斯等人影响了此后世界建筑业发展的历史。在以格罗皮乌斯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建筑师的倡导下，当时以及此后的德国人放弃了对希腊罗马古典建筑美丽梦想的追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设计出这种充斥着实用主义气息的现代主义建筑，并使其迅速风靡全德国，在二战后又迅速风靡全世界。
当代的建筑师虽然已经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进步，但他们依然秉承以下的共识：简洁并反对过度的建筑装饰，追求空间的质量，重视细部构造，采取合适的节能措施。gmp也不例外。
我在与吴蔚对话的时候毫不讳言自己对再现巴洛克风格在内的古典主义的憧憬。凡是有机会来欧洲旅游或出访的中国人，无不对欧洲古典建筑赞叹有加。以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的中国城市出现了像珠江罗马嘉园这样的仿欧风格的住宅小区。旅居欧陆这么多年，我感触最深的不是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外观上至少是通过不同的建筑风格体现出来的。有的城市建筑风格以巴洛克为主，有的则是拜占庭或哥特式风格的汇聚；年代再古老的，说不定在一个城市里积聚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建筑风格，罗马、巴黎如此，伦敦、布拉格也如此。至于文化迥异的东方，我们也可以从四合院、徽居等地方特色浓郁的民居建筑群落中感受到不同的美、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在现代主义笼罩的今天，无论东西，城市似乎失去了个性，清一色冷冰冰的钢铁、玻璃、水泥建造的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梦想，失去了情趣，失去了节奏，甚至失去了家乡——如果每个人的家乡都是一样的，那还叫家乡吗？
但我等的上述复古和怀旧情结，在专家们的眼里其实是可笑的甚至不可思议。gmp就明确摒弃复古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设计，认为这是和当今时代不合拍的，即使业主给出很诱人的设计费。真正有水准的国外建筑师特别看重自己的风格和建筑价值观，他们认为建筑师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职业，他们是为自己的信仰而设计。如果建筑师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其价值观，宁可不去挣这个设计费。事务所并不是一个超市，可以卖所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设计公司和国外事务所的一个重大区别。吴蔚们最怕的就是沦为“设计工厂”，客户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听了吴蔚的介绍之后，我非常担心外国建筑师的理念会与中国官员的意志相冲突。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长官意志对建筑设计的干涉随处可见，如最著名的北京“大屋顶”建筑，即在现代建筑的顶端加上中国传统的飞檐屋顶。这种不伦不类、可笑至极的风格一度在北京盛行。但gmp是幸运的。他们所遇到的领导都比较尊重建筑师的意见。反倒是来自中国一些建筑设计院的专家们的干涉，很令他们尴尬。因为中国对境外设计公司参与国内的项目明确规定，如果境外设计公司要参加工程设计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设计，必须和境内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合作。因为设计费利益之争和对设计质量控制以及设计工作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国内的某些设计单位经常排斥外国设计事务所。他们不愿给国外建筑师“打下手”，要索取更多的“话语权”。由于中国通过“进口”国外的建筑设计，使得城市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给中国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捷径来了解学习西方先进的建筑设计。现在，中国的建筑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外国同行“掰手腕”了。但这种排斥国外事务所的“关门主义”和“保护主义”其实并不可取，只能使自己孤立在国际建筑市场之外。
在瑞士、德国生活多年，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这两个国家很少有高层建筑，基本上是多层建筑。而国内则不同，虽然“9·11”事件已经给高层建筑在应对恐怖袭击和火灾等方面敲了警钟，但国内许多地方依然对摩天大楼情有独钟。许多地方官甚至把建造所谓“某某之最”和地标性建筑作为吸引投资和旅游的主要亮点和自己的重要政绩。所以现在中国所建的高层摩天大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建筑的高度和规模都是相对的，所谓的最高或最大都是很快会被打破的。好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官员都慢慢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又开始关注起来这个建筑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了，最好能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添上一笔。于是，建筑师们往往在一些政治家的雄心壮志诱惑下也变得亢奋，甚至失去理智，设计出一些非常怪异的建筑。我不知道矗立在北京CBD中心区域的央视的“大裤衩”是不是也应当归于此类。
从吴蔚加入gmp并在北京设立分部开始，gmp已经在中国发展10年了，gmp已经成为在中国发展最成功的境外事务所。目前，gmp正在设计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gmp的成功在德国业内引起许多传闻，说他们在中国有很多高层的人脉，“公关”工作很到位。实际上，gmp主要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的。吴蔚本人忙忙碌碌，但他忙碌的地点很少是在饭桌上。
gmp能够在中国立住脚并有很大的斩获，吴蔚无疑功不可没。但gmp和其他外国事务所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应该注意到东西方建筑理念的本质区别，而这正是目前所忽视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建筑完全或者很少体现了上述理念的差别。这种理念的更深的内涵是文化的差异。比如西方人注重理性、技术、时间、透视法及个性的张扬，东方人则强调感性、情绪、自由、交流等。在现代的城市家园，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家乡的小河、美丽的田野，我们失去的更多的是空间，是邻里交流、孩子集体嬉戏的空间。
愿吴蔚们在营造自己那片天空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园营造更多交流、互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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