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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是中国著名的“情报大王”，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与妻子赵瑛1917年结婚，育有三子（李治、李力、李伦）二女（李宁、李冰）。这对革命夫妻患难与共、同度一生，被传为佳话。
在赵瑛帮助下李克农送出第一份情报
赵瑛1898年11月2日（农历戊戌年九月十九日）生于安徽省巢县（现巢湖市）一个商人家庭，原名赵彩英，别名赵曼瑛。赵瑛七岁时被送念私塾，九岁入教会学校，十二岁读公立中学，十四岁进第二女子师范直至毕业。
1917年9月，十八岁的李克农与十九岁的第二女师毕业生赵瑛结成伉俪。1919年后，经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和刘希平的介绍，李克农告别了父母与新婚不久的娇妻，告别了学潮沸腾的芜湖，来到了皖省省府安庆从事进步运动。赵瑛受李克农影响，思想进步，有时还将娘家陪嫁钱物拿出来支持革命活动。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下达通缉令，悬赏五万块大洋要买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李克农逃到他家隔壁的一个布店，赵瑛帮助他从阳台上顺着晾晒布匹的竹竿滑到地面，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等人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赵瑛通过在警察局做顾问的单志伊迅速得到内情。她不顾身孕，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奔跑了四公里，赶到长江边，又乘一艘小木船登上岸，沿着田埂小路艰难行进，坚持赶到小王庄报警。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报信，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了。赵瑛为保卫革命立了一大功。
李克农立即冒险通知芜湖共产党组织，芜湖党组织接到情报后，迅速部署了撤离计划，通知有关同志立即转移地下，使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脱险。这是李克农在赵瑛帮助下送出来的第一份情报。
赵瑛母子掩护李克农打入敌首脑机关
李克农从芜湖潜入上海后，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与胡底、钱壮飞先后打入敌人心脏。
1930年初，李克农遵照党的指示，写信请赵瑛带孩子到上海团聚。因为李克农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如果长期没有家庭，难免引入怀疑。赵瑛虽然有自己的职业，但考虑到李克农工作需要，商得公公同意，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掩护并照顾李克农的生活。赵瑛经常带孩子在门外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 还帮助李克农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事情。
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喜近女色，但怯于夫人，就让其夫人与李克农一家同住一楼，平日里托李克农、赵瑛帮助照看。李克农取得徐恩曾信任后，徐恩曾在外出嫖娼时，把密码本交给李克农，这样李克农就得到了国民党核心机密的密码本。
当时李克农是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国民党中统的情报机构）电务股长，为了配合这个身份，李克农特意在上海租了一处地点较好的房子，还找了一个佣人，这个佣人叫宋志佳，也是共产党员，名义上是佣人，其实是地下交通员。李克农去上班，佣人有时中午要给他送饭，其实是为了及时取回情报，但李克农还要装出国民党官员很霸道的样子，对送来的饭挑三拣四，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有时候还要当着众人臭骂宋志佳一顿，但是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李克农与赵瑛都对他和和气气。
家里收入除了维持李克农的股长身份和一家人生活，还要交党费，交“济难会”费，即帮助那些被关押或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家属，生活困难的由其他共产党人捐钱帮助他们生活。李克农因工作需要外表穿戴讲究，实际上家庭生活也非常困难。赵瑛勤俭持家，巧为安排，善做“三鲜汤泡饭”，就是在水里加入酱油、盐、味精然后泡米饭，虽然低成本，但还好吃。由于家里没有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李伦和哥哥就睡在桌子底下的地上。即使如此，还经常有同志来“打游击”，李克农、赵瑛要负责大家的吃住，所以当铺是李克农一家人常去的地方，没钱了赵瑛就当东西，有了点儿钱再赎回来。李克农、赵瑛把当铺叫做“外婆家”，缺钱了赵瑛就拿东西找“外婆”换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夏衣再赎回来。
忍受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顾顺章叛变后事态紧急，李克农忙完保卫党中央的紧急事情，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让他们赶快转移。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走到胡同一看，到处是警察进不去了，只好回过头就走。虽然惦念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危，但也只能假装路人从家门口匆匆而过。
刚巧赵瑛带着两个儿子正在菜市场买菜，回家时发现家门口情况异常，判断情况不对，断定李克农出事了，于是带着两个孩子躲进市场，悄悄溜走，没敢回家。赵瑛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大街上流浪了一个多月，吃尽了苦头，直到1931年5月才遇到民生中学校长、地下党员宫乔岩，通知她不能再待在上海了。组织上把赵瑛母子安排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民宅内，又设法让李克农与赵瑛在上海泰东图书馆匆匆见了一面。
李克农告诉赵瑛，他要去苏区，要赵带着两个儿子回芜湖老家。由于时间紧张，两人只是相互叮嘱一下就分手了，从此失去联系。
在老家芜湖，赵瑛经常买国民党的报纸，看上面写的有关“赤匪”、“朱毛”的报道，每次都喃喃自语地说，“红军还在呀，也许克农就在队伍里吧”。
1934年，李克农从江西瑞金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妻子赵瑛，一封给在亲戚家生活的李力，两封信的内容是相同的。接到信的赵瑛和家人，这才知道李克农还活着。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去上海开会，路过芜湖时顺路回家。当李克农叩响家门时，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去开门。李克农离家多年，李宁早忘了父亲的模样，认为是“陌生人”，赶紧把门关上，跑回屋对李克农的父亲说：“爷爷，爷爷，要账的来了，您快躲躲吧！”正当李克农的父亲设法躲避时，听到门外人说“我是克农”，李宁才开门。李克农与赵瑛别后重逢，这次李克农连饭也没吃，又匆匆走了。
李克农第二次回家是1937年12月4日，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撤退时，李克农和叶剑英开着一辆旧吉普车撤退，再次路过芜湖，于是李克农又与赵瑛匆匆见面，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李克农的父亲看到李克农夹着皮包，又坐着车来，就把李克农悄悄拽到一边说：“你如今当大官了，有钱了，家里现在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儿钱给家里用。”听到父亲李哲卿的话，李克农为难地说，自己也没有钱，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一旁的叶剑英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津贴十几元钱塞给李克农，让他留给家里人。哪知赵瑛眼疾手快，赶过去把钱塞回李克农手里说：“我知道你若有钱，早就寄回家了。现在你们去武汉，路上花钱的地方很多，这点儿钱你们留着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要。家中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放心吧！”李克农见赵瑛态度坚决，只好把钱收回。妻子对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让李克农热泪盈眶。
1938年春节过后，赵瑛让李宁、李治和李力在长辈李佩之、李泽纯带领下，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前往西安、延安；李佩之、李泽纯又返回芜湖，接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母亲詹红贞、赵瑛等大小十几口，经十几天长途跋涉到达桂林。在桂林，李克农、赵瑛与李伦、李冰会合，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941年春，李克农、赵瑛及李冰、李伦等从广西桂林撤回延安，住在枣园。在延安期间，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赵瑛则被安排进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赵瑛既要做好机要工作，又要照顾李克农的身体，还要照管几位老人与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1946年下半年，赵瑛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撤出延安前往华北，一路风霜颠沛、劳累紧张，来到晋绥兴县，婆婆詹红贞病情加重，12月11日病故。李克农坚守陕北不能赶去参加料理后事，家事由赵瑛负责，晋绥分局领导举办追悼会，组织上派李力代表不在山西的子女，在祖母詹红贞灵前祭奠，并安慰祖父。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在灵前讲话忆述詹红贞生平，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自己一家的迫害，《晋绥日报》 作了报道。
赵瑛担心母亲病逝对李克农打击太大，影响身体健康，就趁中央警卫团领导也要回延安的机会，与儿子一起回到延安。李克农听赵瑛讲述母亲丧事办理情况时很平静，但看了《晋绥日报》又很不安，认为母亲丧事不该如此隆重，更不应登报张扬，他诚恳地给有关领导打电话提出意见，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李克农称妻子“母仪典范”
李克农离家在外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赵瑛的肩上。赵瑛顾全大局，克勤克俭，全家人无不钦佩，但她从不表白，处处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孝敬公婆，和睦妯娌。
赵瑛一直坚强、刚毅。她于1940年正式入党，在这以前，她不给孩子们讲父亲的事，但是孩子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母亲赵瑛白天去学校教书，放学回来就做家务，深夜还在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或给儿女缝补衣衫、做鞋子。
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赵瑛，公公对她很尊重，他叫赵瑛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赵瑛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长辈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妯娌仨团结友爱，从未发生矛盾。为减轻家庭负担，她把大女儿李凤修（李宁）介绍到南京图书馆工作，让二女儿李双凤（李冰）报考芜湖戈矶山医院学护士，好早点儿找个职业在经济上自立。
赵瑛与李克农曾经几次生离死别，做妻子的承担了更多的苦难。李克农对妻子深存敬意，1950年小儿子李伦与儿媳羡蕴华举行婚礼时，请了一些人吃饭，李克农发表了很有感情的讲话，讲着讲着竟流出眼泪。他哭着说出对赵瑛的感激之情：“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
1952年8月26日，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病故，由于李克农在朝鲜板门店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不能归国奔丧。毛泽东沉重地说道，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当即指示杨尚昆担任主祭，全权处理老人的丧葬事宜。当赵瑛将这个噩耗通过电话告诉李克农时，他非常悲伤，得知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他父亲的丧事，又很感动。
李克农想起父亲对他革命事业的支持与帮助，想起父母去世都没在身边伺候，心中万分难过，常常独自伫立朝鲜高山村头面向北京，肃立默哀，并从此蓄起胡子纪念父亲。
赵瑛到朝鲜照顾李克农。他俩身穿朝鲜民族服装合影。回国后李克农心脏病加肺气肿寝食难安，赵瑛焦虑操心，竭尽全力昼夜照顾。
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突然摔倒，危在旦夕，几个儿女日夜守候，赵瑛顾不得多病的身体，经常去医院照顾李克农。有一次，赵瑛流泪拉着李力的手说：“老父这一次看来是不行了，今后我们家可怎么办呀？！”
李克农经精心治疗竟然痊愈，他对赵瑛开玩笑说：大约是马克思认为我们工作做得太少，因而叫我滚回来了！
1961年1月6日，赵瑛患胆癌医治无效去世。1月9日举行追悼会，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送花圈；总参二部部长刘少文致悼词，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祭并献花圈。
追悼会正面挂着赵瑛的肖像，上边悬挂“赵瑛同志追悼会”的横幅。挽联的上联是：为革命长期埋头苦干历尽艰辛三十年服务人民垂千古；下联是：教后代永远英勇奋斗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留典范。
李克农亲自操办赵瑛的丧事，亲笔写了四个字“母仪典范”的小横幅，连同敬献的花圈，陈放在赵瑛的灵桌前。
李克农一直保持赵瑛住房的陈设不变，每日早晚在赵瑛遗像前伫立默哀一会儿，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李克农在他与赵瑛一张年轻时的合影上，用红色铅笔写道：
赵瑛同志像
此相片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一年中，埋头工作．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
李克农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立秋日）
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心情悲伤，身体不好。李克农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仍然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遗留）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
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哪些人是共产党人还是坏人，所以他给邓小平写了报告，邓小平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在上海市委调查部、上海市公安局协助下，访问烈士家属，查阅历史档案，同时调查了解曾在隐蔽战线上做出成就的老同志们的生活、工作现状，并给予妥善的处理、安排。他在写给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提出：“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李克农说这也是对妻子赵瑛的纪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王俊彦文，摘自《百年潮》2013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