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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戏《顾家姆妈》观后感：粗糙
在2012年全国地方戏展演中，苏州市滑稽戏剧团给北京的观众奉献了一台现代题材的滑稽戏《顾家姆妈》(2013年1月16日北京儿童剧院）故事以新中国以后的重大历史时期为背景，以苏州为地点，以一位扬州保姆收养房主留下的一对弃婴为故事，以一只“红木盒”为悬念，展示这座古城的人性和道德。扮演“阿旦”和“江南雨”两位演员的演技精湛娴熟，张弛有度，拿捏有寸，演出了“活灵活现”的人物，是这出戏成功主要因素。由于滑稽戏不同于其它的地方戏，它可以自如地使用江浙一带地方戏的曲牌，民间小调，比如本戏中运用了苏州评弹，扬剧，淮剧，沪剧，越剧，苏北民歌，江南小曲的各种戏曲音乐元素，使得整个剧沉浸在浓浓的地域文化的氛围中，很容易在全国找到“知音”。
看着说明书上一个个编创演职人员头上长长的头衔和一圈圈光环，让那些想有点善意建议的人“望而却步”。邀请观戏的朋友受剧团委托，希望我对这部戏提出一些建议，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提上几点，仅供参考。
横观2012年几十部地方戏展演，纵观滑稽戏历史上享誉全国的《满意不满意》，《小小得月楼》，滑稽戏《顾家姆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粗”。而造成此戏“粗”的基本“硬伤”是剧本本身。不管剧情是否来自“真实故事”，剧中表现的很多背景铺陈，情节彰显，人物特征，行为演绎，如果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很多“不可能”“不可思议”，以致于“不可信”。如果一个故事编得让人不可信，这就是“失败”。不管它今天能“荣获”多少“美誉”，只能是“昙花一现”。现今有很多曾经历过剧中那个年代，那类城市，那类事件的人，他们最有发言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任何一种戏剧成功的基本标尺。不能用现在人的“理解模式”写历史。一个脱离了真实历史，脱离了典型的环境，脱离了真实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都是惨白的，没有生命的。
《顾家姆妈》的题目很好。“顾家”，它给人信息有多层：“姓顾的人家”；“姑苏人家”（“顾”和“姑苏”的“姑”谐音，“姆妈”为“吴音”的“妈妈”，对于知道地域文化的人，很容易由此联想）“顾家”作为定语，还可以理解为“非常照顾家的”。“姆妈”两字对吴地以外的人联想到的是“保姆和妈妈”，而这个身份正是剧中人角色演绎的亮点。
先说说女护士顾雪飞人物的设计。“顾雪飞”是“顾家”的由来，而这位女“房主”的身世和行为，超出常情，为后面剧情的延展埋下了一个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悬念”。在姑苏“文人荟萃”之地，能上“护士学校”，也是“文化人家”，传统家庭教育会使这位护士坚守贞操女子的名声，平日很注意自己的行为操行。当她“独身”“独居”租房住在“单身”“说书人”房东那里，其成份，身世，行为就是邻里街坊议论的对象。要想领回“一对弃婴”需要顾雪飞付出“损害名誉”的牺牲。在一个人们社会生活相对比较封闭的年代和地方，一位有“文化”的女子更在乎自己的名声，“她”是不敢冒着“不洁”的骂名，走出“收养一对弃婴”的第一步。如果是“慈爱和怜悯”的高尚道德人品，让她冲破“可能被街谈巷议的唾液淹死”世俗樊篱，那么只有在她认为有可能的情况下，比如，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抚养条件（在“凭证供应”的六十年代初，一个护士是不可能养两个没有户口的人外加一个保姆。）都可以自行解决的前提下，才敢收养弃婴；如果在没有条件收养，事前想好收养后就把“抚养”问题转嫁给“保姆”，那么“顾雪飞”的人品就值得商榷了。收养弃婴又把弃婴丢给保姆的行为，不符合人品行为的正常轨迹。从剧情看顾雪飞收养弃婴是要靠雇佣“保姆”抚养，在“不付房租”“不付工钱”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不符合“典型人物”道德准绳。这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国人饱受“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政治背景里，在街道居委会“戴红箍”的阿婆阿嫂铸成的“天罗地网”，“马天民”式的户籍民警成天穿巷走户“为人民服务”的环境下，顾雪飞如何能失踪，如何能去“南非”！如果真是这样，顾雪飞根本不是“顾家的姑苏女人”，而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可以说“顾雪飞”这个人物背景的设计是本剧的第一大败笔。
再说说保姆“阿旦”。阿旦是“背进离乡”从“扬州乡下”到苏州顾雪飞家作保姆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苏北贫穷”人人皆知，“弃婴”也是平常事，阿旦不会不知道，她出来作保姆首先是解决“饱腹”，问题，如果房主不在了，自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怎么可能收养“房主的孩子”。如果真有无法抚养的“弃婴”，当时的“人民政府”完全有义务有责任，更有可能去抚养“失踪房主的孩子”。不可能让一个“身份不明”，户口不在“苏州”，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去抚养“弃婴”。对于“八月”和“十五”的身份，房主“江南雨”知道，紫衣巷的居民也知道。如果是顾雪飞的孩子，入住“江南雨”出租房时就会被人知道；如果是顾雪飞带着“一对孩子”入住紫衣巷的，这种“奇怪的家庭结构”很难逃过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户籍民警的调查，和坊巷老太婆的“敏锐眼光”，紫衣巷的居民一开始就知道“八月和十五”的身份：他们不是顾雪飞的孩子。如果“阿旦”是为了想替房主照看孩子，顶替作“姆妈”，离开紫衣巷在苏州生活更不可思议。在户口随人走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年代，不敢想象“没有户口”的“姆妈”带着一对没有户口的“儿女”能够在苏州“隐姓埋名”地生活。只要是一直生活在苏州，要想隐瞒阿旦和“八月、十五”关系，几乎不可能：那时的苏州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住在平房庭院式的简陋建筑中，邻里乡亲非常熟悉，家庭成员的关系隐私很难隐瞒，如果有了“户口”，阿旦的孩子的关系必然为邻里所知；如果没有户口，就没有计划供应的“油粮”，也就更难生存。江苏在1963年-1970年曾经发起一场“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下乡运动，像“阿旦”这样无正式工作，白天打工，夜间“男扮女装”踏三轮的城市市民，无论如何都无法躲开这场运动的。这一点为“阿旦”的可信性大打了折扣。
“江南雨”应该是本剧中凝聚苏州历史文化，传统美德，人师兄长式的人物，可惜“噱头”把这位本可以塑造得更为丰满的“说书人”，描写的有点“猥琐”，和“顾雪飞”通信更是“莫名其妙”。想一想剧中的“南非”来信是哪一年，那时中国和南非有什么“外交关系”，一封来自这样国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的信会给“说书人”带来什么后果？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清楚的。
“红木盒”是贯穿全剧的“悬念”。而看完全剧这个“悬念”，如同侦探故事，在采用了各种刑侦手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对破案一无所获时，才想起“监控录像”的作用一样，让人感到这样“设计”如同鸡肋。那种“红木盒”的秘密是藏不住的。想一想如果是像“八月”那样的有胆量的调皮男孩，对那个年代的使用这种木盒上的“传统锁”不会没有好奇心，在“好奇”心理的驱使下，打开盒子不是难事。如果认为红木盒里有巨额财宝，莫非是“金银首饰”一类，用手“摇一摇”盒子便可知晓。如果仅仅是一张“告之自己非孩子的母亲”的纸条，而作为“悬念”的揭晓，这种“故弄玄虚”的解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要想使一个情节的结果在预料之外，而产生戏剧效果，重要的是在设计和铺展故事时一定要在情理之中。“江南雨”在十六年之后乘三轮，重逢“阿旦”，并去阿旦家，告诉顾雪飞下落，
“八月和十五”得知身世，这一节的编排有点牵强，缺乏“情理”。如果把这段故事让任何一位在那段时间有个类似生活经历的苏州人去审视，他们会有与我类似的感觉。编剧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文化人，不应该会出现这种比较“不合情理”的“设计”。由于剧本脱离现实，需要细细推敲的地方太多。
在思考为什么剧本会出现太多的“不合情理”的故事时，我也从编剧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太拘泥原本的真实故事？也许把几个故事揉在一起时对人物性格的脉络在时代大背景下的真实反映缺乏生活？也许是“越俎代庖”“张冠李戴”的产物？
关于情景布景的设计。还是一个字“粗”。苏州有太多的文化积淀，它在园林，庭院，河桥，坊景有太多的得天独厚的背景可借用。即使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苏州仍然可以见到深巷老宅，庭院幽静，粉墙黛瓦，雕门花窗，假山一隅，修竹几杆，金鱼睡莲，婀娜盆景。所有这些具有苏州特点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布景。我在六十年代去过苏州，当时我的感觉“苏州就是一个园林城”感慨不愧“人间天堂”的美誉。而本戏布景的设计缺少“老苏州的韵味”。
在结束本篇观后感之前，我想起前不久也是在地方戏展演看到的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演出的吉剧《桃李梅》，打开说明书，头衔成摞，光环刺眼。可是首都的观众把掌声一次次送给扮演大姑爷赵运华的国家三级演员张泉利，该演员扎实的唱、念、作基本功把一个小人物演活了，演神了，相比之下，个别主演就显得浅疏而单薄。观众听戏是来欣赏演员的功夫，不是来看光环的。
浓聚历史的苏州孕育出厚重的独特地域文化，博深的内涵融进在园林建筑，美食佳肴，柔柔吴音，款款苏式。所有这些历史文化积淀的精髓都可以融进“滑稽戏”中来，让人通过这个“窗口”看到姑苏文化的典雅，精美，清新，柔美，细腻，厚重，隽永。
要想使《顾家姆妈》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精品剧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