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退步集》可谓是一个杂文集,其中涉及绘画、摄影、城市、女性等等话题,随时隔几年,但也颇具当下意义。总结起来主要是对当下中国的体制问题(无论是教育体质还是其他行政体制)进行纰漏,把自己认为的真话说出来。他说,“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其实,陈丹青所说的这些体制问题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问题,只是大家都安于现状,没有把它讲出来,陈丹青的最大意义就是把真话讲了出来,但也只是讲了出来,仅此而已,并不能改变或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要说有什么意义,也只是引发众人的思考,但仅就这一点就已弥足珍贵,要知道,现在有几个人还在说真话?
说到中国的体制问题,只要在国内生活的人谁不曾受这体制的影响?活在这体制之中?即使是把这“真话”说出来的陈丹青,也是难逃这体制的影响,也被迫按这体制来行事。从纽约回国后,陈丹青受到大家的追捧:清华美院的聘请、各种杂志的约稿、各种名目的演讲……使得陈丹青迅速成为公众人物,但也使其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纯粹的心境来绘制像《西藏组画》那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油画作品了,他自己也说过他再也画不出那样的作品了。难道陈丹青归国后的种种表现做法不是反映了中国的体制问题?当然是。现今的各种所谓的画家、艺术家均被行政体制所累,身上背负了各种名目的政治头衔,受其牵绊不能聚精会神地从事单纯的绘画事业。所有这些也就是为了“饭碗”问题,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从事所谓的事业。在这里,陈丹青也不例外。
陈丹青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倒是持有宽容的态度,这一点与民族主义者的黄河清是大不相同。他很理解行为艺术的过激,也同情当代艺术家的境遇,(这也许跟他在纽约的十几年经历有关,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发生在美国的当代艺术司空见怪,回国后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就见怪不怪了。)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前途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也对单纯的架上绘画的前途表示担忧,主要是观看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的架上绘画遭遇摄影术或照相术的威胁。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关键是怎么样解决。在陈丹青的论述中,他列举了多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但并没有偏执哪一项,“我以上的结论又像说‘正话’,又像说‘反话’,但我说的是真话”,他是地道的矛盾主义者,也是中立主义者,也许这样才能不偏不倚、明哲保身。
陈丹青在答记者问谈到传统绘画的原作时说“当我在谈论笔墨,就像吴冠中先生在说‘笔墨等于零’,我们在谈‘四王’,谈董其昌,事实上,我们见过多少他们的原作,了解多少?整个学术话题都建立在一个没有视觉经验的前提上,从文本到文本,从而导致学术层面的肤浅。”在这里,陈老师谈到了造成当今学术肤浅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观看的绘画原作少,对它们的了解不够深入,所知道的也只是从前人的著作中观看的绘画复制品而已。这就像是拾人牙慧一样,吃别人咀嚼过的食物,其营养价值当然不会高。
陈丹青在这本文集里提到的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对我们这些晚辈很具有启发意义。
曹颖
指导老师:汪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