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唐乱宋”性开放 乱宋txt

脏唐乱宋性开放

——上层腐败是造成唐宋社会脏乱糜烂的根本原因

九孔子论史

史家有言:“脏唐乱宋”。“脏唐”,是指唐朝无礼人伦道德的空前性开放;“乱宋”,既指两宋时期的社会动荡,又泛指宋代的淫欲横渡。

唐朝、五代至两宋时期,无疑是性开放空前的年代,从“红灯区”、“私奔”、“一夜情”、“试婚”、“慰军妇”到家妾待客、僧道蓄妓、尼姑做妾,其开放程度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究其根源,唐宋统治者崇尚享乐所导致的“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大抵是主要原因。

李唐皇室始终秽事不绝。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让弟媳妇成为自己的杨妃。之后,李渊从父兄子、卢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

唐高中李治则在当太子时便与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即武则天)关系暧昧,继大位后便让自己的庶母出任“第一夫人”。

唐玄宗李隆基则夺儿媳妇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宫中礼数实同皇后,可谓“公媳恩爱”。

更有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两对母女公然包养男宠、**宫闱。

皇室如此丑态百出,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

唐代是古代妓业的繁荣期,并形成教坊妓制度,宫妓盛行不衰。

史载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

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教坊妓虽然原则上献艺不献身,但毕竟是皇家的玩物,免不了供皇帝淫乐。

在唐代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

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

官僚贵族们还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的真实写照。

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

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

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

如此诏令,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取乐。

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规模十分可观。当年长安的平康坊,便是著名的“红灯区”。《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的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

《开元天宝遗事》有载:“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富,而好接待四方之士......每至伏暑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桂,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如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唐代名妓的这种出局应召服务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产生的。文献记载,唐代金榜题名的士人有召妓待宴的习惯,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便纵酒狎妓,奢侈极欲。如“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诣名园曲沼,藉草祼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分裂动乱的时代,但其性开放程度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蜀王建喜在宫中用教坊妓表演队舞,还常从青楼中搜集能歌善舞的妓女参加表演。其子王衍即位后,更是“荒淫酒色,出入无度。”他自创《折红莲队舞》,用宫妓几百人集体表演歌舞,场面十分壮观。后唐灭前蜀时,不少唐将把王衍的宫妓掳归己有,如后唐名将郭崇韬就曾夺得“王衍爱妓六十人”。

后唐宫中,佳丽如云。据《新五代·伶官传》所载,庄宗李存勖幸邺之时,曾“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他在宫中设立教坊妓,除自己享用外,还经常用妓乐招待宾客。

南唐李煜“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侈陈游宴。《清异录》说:“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垂醉大书右壁,僧妓不知其为谁也。”

南平高保勗荒淫无节,召娼妓至府署,挑选强壮的士兵,命其随便调戏淫谑,自己则携姬妾一旁观赏以为娱乐。

五代文臣武将蓄养家妓成风。南唐德昌宫使刘承勋极事淫侈,“蓄妓数百人,每置一妓,价盈数十万,教以艺,又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金翠称之。”

南唐孙晟宴客时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类似于日本的“**盛”。

  

南唐韩熙载蓄养的家妓

南唐重臣韩熙载“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在自己府上营造“天上人间”,每天与一帮朋友,夜宴不断,尽情欢娱。

五代时的家妓,不仅供主人淫乐,而且还往往受主人之命陪客侍寝。后周世宗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唐,韩熙载便遣家妓侍之。至早上,陶谷以书谢云:“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乌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弄得满朝文武不知其何意?韩熙载召家妓讯问,方知“夕忽当浣濯”。“浣濯”即沐浴,原来这陶谷还与家妓洗了“鸳鸯澡”。

宋代更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

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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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今贵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

《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

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南宋末年,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当她们玩得疲乏时,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脱去衣服,**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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