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胡威之清-爱华网

（之一）

乱世出奇才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３６５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４２７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诗人和大散文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引人注目之处一在于他的五度出仕而后坚隐不出，二在于他的诗文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三在于他的长期被埋没而后又被奉为一代宗师。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奇才怪杰的诞生，常常有赖于两个条件：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人生。正常的时代普通的人生，人的思想融入生活之流中，不会有多余的意识来反观生命本身。只有在得失、成败、荣辱、幸运与乘蹇之中惊喜、向往、痛苦、迷惑，在心理的不平衡中追求和谐，又从和谐中产生新的裂变，这才有了美到极致的情感和意绪，有了深到极致的哲理认识，这才产生了诗人、作家、哲学家。所谓愤怒出诗人，痛苦出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超越于凡人，并不是因为天赋灵气，所谓"天才"只是一种美誉，一种羡叹，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天的不平凡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砺炼。而时代，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心态和生命历程，将其不平凡加诸于个人，并常常以文学或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乱世出奇才的必然性。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４８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

公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３９９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

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　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　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陶渊明》

（之二）

官宦世家

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

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　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职责系于一身，这远比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剌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

《陶渊明》

（之三）

乞食少年

陶渊明的早年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是如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为家贫而到处借贷，可见多么困窘。陶渊明经常陈述自己的贫穷困窘，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洪迈《容斋随笔》所言："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堪堪冬陈；其居，则环境萧然，风日不弊；穷困之状，可谓至矣"。陶渊明的自述，当然是据实而言，有感而发，但一旦形诸笔墨，便难免渲染夸张，这不是惑众乞怜，而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他这种着意渲染的笔墨，却使人们对他生活状况的估计远远脱离开他的实际水平。唐代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说陶渊明"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渐也"。

对于陶渊明的经济地位，既不能仅凭陶渊明诗文自叙，忽视文学描写与实际状况的距离，也不能从君子固安贫乐道的观念出发，将对陶渊明人品的敬仰与对其窘况的同情混淆不分，仿佛陶渊明只有和农民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方更显出其高风亮节，仿佛平民地位、平民立场能增添他诗文人品的光彩，使诗人的形象更加伟大。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理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目前存在的误区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穷益显坚贞，所以宁愿他是一生贫寒，并为此寻找依据；二是陶渊明的大多数诗文名篇作于退隐之后，家境日衰，诗文中穷气日盛，怨气日浓，所谓文穷而后工，他的生计与创作都经历了一些转折，不能由后期诗文中的自叙贫状而得出他一生困窘的印象；三是贫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是相较而言。陶渊明温饱难持的日子并不多，较之当时的达官贵人，较之陶侃、陶延寿，他自然是贫穷不堪，可是较之许多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农民，他还是优裕有加的；

四是陶渊明晚年的诉穷，也是悲其命运之穷，穷途末路，状生计之穷而泄其心志难展的郁闷，假如仅仅是生活的穷苦，又有什么好大书特书的呢？今人从中欣赏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失意、落寞，而只是温饱难持的哀怜，那又有什么艺术美感可言？五是历代论陶，常常为论证某一观点或从某种观点出发，具有一定随意性，其结论不足为今人凭据。

王维举《乞食》一诗为例，　说陶渊明经常乞讨，"叩门拙言辞"是写其难为情之状。"乞食"　二字仅从字面上看确实很能迷惑人。一些人说陶渊明晚年穷得"沿街乞讨"，就是从这个诗题的字面意义附会出来的。诗人晚年更贫苦，所以一般认为这道诗系晚年之作。

但是，一者，《乞食》一诗作于"投来去学仕"之前，写的是陶渊明出仕前"东西游走"的情景，由"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一句看，他此时正是一个欲有所为的青年，二者，作《乞食》诗时，作者大约二十七八岁，时南方连年饥荒，太元十四年（公元３８９年），暴雨成灾，其后两年大面积蝗灾，　陶渊明早年丧父，又无长兄，在青黄不接时向他人求借，也不是太奇怪的事。借有门，并蒙主人留饮，丝毫不见晚年时的窘状和凄意。三者，"乞"　在此时是一种诙谐幽默的说法，往熟人、朋友家讨杯水酒喝，岂是真的乞讨？

那么，陶渊明早年境况究竟如何呢？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陶渊明在当世又不受重视，其生平记载一般较为简略，截至二十八岁陶渊明出仕前，其经历及当时时局大致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３６５年），陶渊明出生，是年晋废帝司马奕即位，前秦慕容氏攻占洛阳，实可谓生逢乱世。陶渊明四岁时程氏妹出生。七岁时桓温率兵入建康，废司马奕，立司马显为简文帝。八岁时，陶渊明丧父，是年简文帝病死，子司马曜继为晋孝武帝。桓温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前的一种荣典。九岁时，桓温病死，谢安执政，前秦攻取东晋梁、益二州。十二岁时，陶渊明的庶母去世。前秦攻凉州，灭前凉张氏。十三岁时，东晋政府任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北府兵。十七岁时，从弟敬远生。十八岁时，前秦吕光进驻西域，至此前秦统一北方。十月，秦主苻坚拟率大军南下灭晋。次年，始兴、南康、庐陵水灾，南方大旱。七月，苻坚南犯。十一月淝水之战，晋军大破秦军。二十一岁时，南方大面积水灾、旱灾。谢安病死，司马道子为相。其后南方连年饥荒。至二十九岁，陶渊明出为江州祭酒。

陶渊明出仕前的岁月，与诸葛亮有所相似，中等产业，衣食无忧，可以读书会友，并时时萌生雄心。"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作为仕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藏书甚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颇为悠闲自在。他并无雄才大略，不似诸葛亮精通兵法，这也因为东晋不似三国，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东晋是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民族在纷争中融合，王朝在专权中更替，再加上天灾不断，陶渊明作为一个普通平民，能维持中产者的生活状况，保持观书弄琴的悠然心境已然不易，没有多少腾龙飞凤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兴风作浪的只是那些大官僚大贵族，陶渊明不可能得遇明君圣主。不过，既然陶渊明有机会"历览千载书"，学了当时在一般士大夫间流行的《老子》、《庄子》，　研习儒家六经，学识超于常人，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必然也超于常人。儒家大济苍生的宏愿使他也具有志士的胸怀，豪侠的热血。"大丈夫因时而动"，他也在等待机会。《乞食》一诗，既是他早年悠闲自在，无乐自欣豫生活的写照，也流露出他不甘沉寂，欲有一番作为的心情。

《乞食》写的是陶渊明向亲友求借，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他把在亲友家的这顿畅饮诙谐自嘲地称为"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作者自谓是饥饿驱使人到处奔波，不知到哪里去借贷，走了又走来到这个村落，叩开门后难以开口。"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看样子，陶渊明之所以"不知竟何之"，是因为许多亲友家已经求借过了，不便再次相扰，所以才走了很远，来到一个可能沾亲带故但平素疏于往来的人家。这家主人非常热情，他知道来访者的意思，赠给东西，不让他空跑一趟，并且还摆酒款待，二人言语投机，谈至晚上，每次举杯都一饮而尽，酒酣情畅，高兴新遇知音，于是陶渊明欣然作诗，表示要像韩信一样报答这一饭之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韩信少年潦倒，一漂洗衣服的老妇给他一顿饭吃，激励他要求上进，后韩信拜将封王，不忘漂母，赠以千金。陶渊明说感谢主人这番如漂母一般的恩惠，只愧自己没有韩信那样的才能，谢意敛藏于心难以言表，哪怕是死了也不忘报答。言外之意，正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志：我也要争取像韩信一样干一番事业，而像韩信那样报答漂母之恩。

《乞食》一诗，丝毫看不出陶渊明有饥馑劳顿、沮丧愁苦之状，相反是交结新知推杯畅谈的欢情。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次乞食看作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出来游逛，至饥肠辘辘时叩开一户也许是素昧平生的人家，与好客而意气相投的主人一番畅饮。陶渊明倜傥才子，游手好闲，找人讨一顿饭吃，并以其谈吐博取人家的热情与敬意，并不是什么难事，况且他那时志趣并未固定，性情浮华，虽不能说有似纨绔，也还在寻觅思考阶段。人生何去何从，何求何为，他尚没有下定决心。这种游移不定的心态，导致了他的迟迟出仕，时进时隐。从《乞食》末四句看，他并不是决心要作韩信，对自己的才能、机运都没有自信。他的性格是倾向于消极、闲散的，关于人生前途，"　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念头在他心中并存。

但是，青年的心总是容易激动的，在未一试身手之前，他决不会甘心终老林泉，悲守穷庐。人有天赋的智慧和聪明，凭着三正五行而永世留名，在年轻气盛的陶渊明心中，力求大有作为救助黎民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不满足于居处乡野闲散游戏自得其乐的生活，不甘于做一个乞食少年，而要投身政治风云，奔波求索了。

《陶渊明》

（之四）

初仕归来赋闲情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３９３年），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他"　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因为陶渊明出仕本不只是为了挣得一份俸禄，而是想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期望过高，而心中又先存了一份不敢奢望的悲观念头，所以极易受挫、退却。过高期望而又担心失望是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这种脆弱的心理是经不起宦海风波的冲击的。从小官做起，小心翼翼，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奴颜卑膝，一步步攀上高位，陶渊明不仅受不了这份委屈与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然而，有几个人又能像伊尹、傅说那样从奴隶起为国相，像姜尚、孔明那样由隐士出为军师呢？东晋亦不如隋唐，有科举取士之制，给读书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陶渊明注定在仕途上不会有远大前程。自汉以来一直流行征士制度，将那些有名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征聘为官员，不过到东晋，由于门阀森严，征为幕僚、辅官还有可能，登上高位，据有实权的机会微乎其微。陶渊明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薄，他不仅对这个小官职不感兴趣，对出仕后究竟能有何作为也不抱希望，所以拒绝了。这并不是他主观上的不肯同流合污，也说不上什么气节坚贞，仅仅是不适其性，不遂其心而已。但客观上，这对后世仕途失意及感于宦途艰险的人来说，能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钦羡他能主动、坚决地远离尘嚣。

陶渊明的个性有其刚直、坦率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群、不适世的一面，这既可作为一种品行来称羡，也可以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弱点。在一个污浊、黑暗的时代，孤傲及至偏执是一种反抗的力量，能够升华为美德。但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时代，不要认为东晋果然是黑暗无比、鬼魅狰狞，同时应以普通人的尺度衡量诗人的为人，只有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弱点，才能明白他是如何不能和普通人一般生活在那个时代。不是他着意追求与众不同，而是他的心性、气质决定了他只能高标独立。所谓奇人怪人，往往不是其心所愿而只是无可奈何，既被人视为奇怪，干脆益发放旷不羁，不拘时俗，不循常情。于是奇行怪径内化为自觉意识，处处要违时脱欲俗，奇才怪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　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一篇在他的诗文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言情之作--《闲情赋》。

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其特点是注重铺陈排比，讲求节奏，音乐感很强。陶渊明的这篇赋是他作品中唯一一首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它以始激越终淡然的笔调抒写了那种对美好感情挽留不住、寻觅不得的伤感怅惘，也流露出他闲居期间精神无所寄托的迷茫、无奈。该赋另外一层深意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影子附着在他塑造出的理想化的美人身上，融入他的顾影自怜、怅然若失的情绪，而最后达到自我平衡。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闲情赋》题名"闲情"，"闲"是防闲，即检束感情，使人归之正道。如其序所言："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检束放荡的文辞，尊崇恬淡寡欲，以放任情怀始，以雅正终，以此抑制邪念。陶渊明空怀才情，一事未成。闲得无聊，难免想入非非，神思恍惚，自我困扰，所以用创作来排遣情怀，安定思绪，也是慕前人雅意，一试笔力，遂成这篇绝妙好辞。

《闲情赋》的第一节极尽夸饰之能事描写美人之容貌与品行："夫何飘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容貌举世无双，德行也远近闻名，"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既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又有深谷兰花的芬芳，情怀超世出俗，志趣高尚入云。这与其说是写美人，不如说是在自我表白。这位美人就是作者理想的外化，是作者心志、情怀的投射与再造。屈原《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显然是陶作的样板，只不过屈原是自赞自怜，而陶渊明含蓄地用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一位美人而已。"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美好时光易逝，人生旅途艰辛，百年之后都将同归尘土，何必郁郁于心！这是在劝慰美人，也是在劝慰自己。"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一步状写美人的情态。

第二节写诗人对美人欲亲近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　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一系列四字句，短促顿挫，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平素持重淡泊的男子，此时面对仪态万方的绝代佳人，心脏在急剧跳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慎冒礼为□。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有心无胆，犹豫彷徨，正是陶渊明性格的写照。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魂不守舍，须臾之间几番往返，末二句极得恋爱中人心之真态，令人好笑又感动。

第三节是全赋的高潮，一反作者朴素淡远的风格，炽热无比。"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云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天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之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连翩，一气呵成，要化己身为美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美人，陪伴美人。一连串拟物手法的运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十种物事，寄托同一个美好心愿，十番转折，十种设想的结果，表达同一种担忧，尤为衬出心愿的强烈。

空怀十愿，无以表白，作者情绪渐渐变得低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讷，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轻松之余阴。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悄想以空寻！"抒情主人公过分消极，仅仅停留于心愿，不敢付诸行动，很有无故寻愁觅恨的味道。凭空设想出一个情人，本就只是为了抒发心中那份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本就只是枉自嗟怨，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有什么结果。

第五节诗人由美人乏不可求回复到自己平生志愿之不得遂上来。"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　步徒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瓢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悼，譬缘崖而无攀。"这里梦中情人已退居次席，作者开始比较直接地表现自己不知路在何方的迷惘，一事无成而时光易逝的惆怅。坐卧不安，神魂飘游，是为了那始终追求不到的梦中情人一般美好而又缥缈的理想。

赋之末节，诗人经过一夜辗转苦思，终于在无计可施中放弃了追求，也平复了烦燥不安的情绪。"　于是毕昴盈轩，北风凄凄。久久不寐，众念徘徊。"四字句的再次夹入，表明情感的再度转折。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运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郡南》之馀歌；但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诗人极力使自己认为没有希望，万种相思只是徒然自寻烦恼，以让自己完全放弃努力也放弃心愿，让他胸中的郁闷与梦幻付诸清风流水。发乎情而止乎礼，浮想联翩的白日梦终究没有什么意义，诗人要摒除各种杂念，保持一片纯心。

《闲情赋》表明作者并非"浑身是静穆"，内心也有过激情。

不过，通观全赋，总体来讲作者的情调还是低沉、消极的，即是"十愿"，也把那股火一般的情感深深压抑，以悲观的情绪来淡化。末几节更是将其消解至无，诗人之心仍然回复为一汪死水。

男女情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共同主题，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是他们的共同态度，不论是虚伪也好真诚也好，不论其心思如何，表面上是要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　自吹面对绝代佳人的逗引毫不动心，司马相如作《美人赋》禁绝邪念，张衡作《定静赋》，蔡邕作《静情赋》，陈琳作《止欲赋》，　王粲作《闲邪赋》，应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张华作《永怀赋》，都是同一主题，同一格调。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的"奕代继作"。他自称是"复染翰为之"，似乎是因袭前人，但实际上，这篇赋深深打上了他个人性格、情绪的烙印。文中的美人是作者缥缈思绪的幻生物，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抒发了自己的无望、悲哀情绪，炽热的表白、尽情的宣泄正是为了释放身心蕴积的生命力，从而达到火山爆发后的死海般的平静。

这篇赋结构新颖，想象丰富，辞句清丽，灵活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中的十愿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荡除了汉赋那种着意铺排、堆砌辞藻、典故、用语生涩的积弊，清新自然，因此被人们久诵不衰。

陶渊明的才能本在为文而不在从政，但以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不能不一试锋芒，熟料初仕即告挫败。回家闲居的岁月，他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痛苦中孕育而成。《闲情赋》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产物，这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并不足以补偿他心灵的缺憾，他仍然郁郁寡欢，苦闷彷徨，可对于今世读者来说，却不能不为文学史上多了一篇千古绝唱而倍感欣幸。

《陶渊明》

（之五）

再奔仕途

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至隆安四年（３９９年）间，陶渊明的次子俟、三子份、四子佚先后出生。这一段政局依然动荡不已，３９６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安帝年幼无知，司马道子以太傅摄政，引王国宝为心腹，使之参予朝政，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３９７年，南兖州刺史、北府兵首领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在京口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响应。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

请求王恭退兵。３９８年，王恭再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延期、广州刺史桓玄起兵响应，沿江东下，会攻建康。北府兵前锋刘牢之倒戈反击王恭，王恭兵败身死，刘牢之伐王恭统率北府兵。桓玄、殷仲堪退至洵阳，共推桓玄为反晋联盟的盟主，桓玄自任为江州刺史。３９９年，桓玄火并殷仲堪、杨延期，占据长江上游，东晋政府被迫任命桓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马道子昏醉多病，其子司马元显掌握中央实权。元显鉴于桓玄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自己指挥的新军，于是强征兵役，导致孙恩起义。十月，义军攻下上虞，人数很快发展到数万。

就在桓玄兼任荆州刺史的这一年，三十六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

千余年来，论陶家对陶渊明的仕玄评价争议甚多。从诗人崇尚儒家名节的角度说，

桓玄这么一个利用王室与士族间矛盾，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家，陶渊明对他应该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历代论陶家多以为仕玄是陶渊明一生之斑点。颜延之《陶征士诔》中对此事以"初辞州府之命"一言带过，绕过要害，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则"力辩先生未尝参仕桓玄。"

南宋的叶梦指出："盖浔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知自足以全节而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已。"这种解释，应当说比较合理。历代易朝之际，但凡稍有名望的人，往往被新朝征用，以稳定人心，巩固新政权。而亦常有志节坚贞或迂腐不堪者坚决不肯合作，惹来杀身之祸。桓玄取东晋而代之的野心已久，陶渊明这样颇有才华的人他必然要想方设法收罗门下，而陶渊明没必要"犯其锋"，触怒这些说变脸就变脸的军阀。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人自危，仕于桓玄幕府，不失为一条苟且偷生之道，无可厚非。强求每一个人都为名节去死，实在是不通情理。人人有求生本能，只要不伤天害理，不祸及他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至于陶渊明此番出仕，是否还有假群雄纷争之机有所图谋的念头，已不可考。假如有，也可以理解。当时时局混乱，陶渊明这么一个读书人，也辨不清形势，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踏上这条道路。不论他后来文名多么显赫，在当时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微小的一个，常常是身不由己。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把他出仕的原因探究得那么复杂。人首先是为生存而生存，不是为功名利禄，更不是名节道义，如果先认定了他是一个伟人，强加今天的理想和立场于他，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一生。他自己经常承认他是因为家贫而出仕的，这种目的似乎太不高尚，太无可夸可羡之处，但这比大济苍生更来得真实。人的社会理想起源于个人理想，首先是为了自身，才推己及人，因为个人需要清明世道，所以才想为清明世道的实现而努力，因为自己需要救济，才想到要大济天下。这是个人心愿的一种变相表达与满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因为自己亦乃一介寒士，才发出呼吁，他也是承大庇者之一。龚自珍"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由自己心愿出发，渴望有晋身之路，才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如果认定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才伟大，认定了兼济天下的无条件的高尚，一味高歌"人民性"而忽视个人的心愿，就会曲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陶渊明就是为了一饭一食而出仕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他后来的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小人，只是心气高傲，而且厌官已久，不必上升到气节坚贞的高度。况且，此番仕玄，他也许还是受尊重的，所以虽然多有不快、不适，还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不论陶渊明仕玄的动因如何，他心情的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小吏，文人的闲散性格也不适合于为杂务奔波，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他这个时期的心境，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三首诗中得窥。

《规林二首》是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返途中经过江西，准备顺道省亲而被风所阻时写的。其一，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起句，既写出他归心似箭，想要早点见到慈母、亲友，"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的心情，也流露出他对仕宦生活的疲累和厌倦。"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归路弯弯曲曲，太阳又早早西坠，"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　一语双关，　写出作者对世道艰难、前途莫测的忧虑。"凯风负我心，戢戢守穷湖"，南风违背我的心愿，使我只好停船困守在这荒僻的湖上，言外之意，既是嗟叹生不逢时，在仕途无所作为，看不到前程，又是愁苦生计艰难，　寻不到一方清静乐土，进退两难。"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越过繁生草木，家园已经在望，却不能够投入她的怀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是到家也不能久留，还得怀持一线希望，去宦海浮沉挣扎。

《规林二首》之二，着重写行役之苦和对故乡的怀念。"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因公务而在外跋涉，这份辛苦作者其实是早就感受到了，只是今日归舟为风所阻，才尤为强烈地体会出来。"　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万水千山举步维艰，还有难以逆料的风波，经历了这么多的险阻，于是"久游恋所生"，想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边，却不知"如何淹在兹，"　耽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田园美好，官场不值留恋，大好年华能有几多，不必这么忙忙碌碌，身心交疲，还是归还田园，过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吧！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次年即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赴假途中经过涂口，友人临流送别，因作诗抒怀，表明做官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准备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诗人回顾自己出仕前的生活，远离尘事，没有世俗的人情缠绕，诵读诗书，养性怡情，悠闲自得，可不知自己怎么抛弃了这一切，跑到西荆来做官。"叩点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青青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霄尚孤征。"月亮升起时开船出发，对着前来送行的朋友，诗人慨叹自己公务缠身，顾不上睡觉，半夜里还要孤身远行。凉风萧萧，月光冷冷，辽阔的天空和平坦的大地使诗人更觉凄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诗人认识到像宁戚那样以悲凉低沉的歌声向桓公自荐而被举为上卿，不是他所能和所愿做的，归田隐居，与家人并肩耕种才是他的心愿。"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弃官还乡，决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在简陋的茅屋里修身养性，自己会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从以上三首诗看，当官已成了陶渊明的一种心理负担，一种精神折磨。

显然，俯仰由人的小吏生活，扭曲了心高气傲的诗人的灵魂，他决然要摒弃爵禄荣利的梦幻，回到安宁静谧的精神家园了。

这时节，农民起义军与官军连续作战，五月，义军攻下涞口，与官军激战于刑浦、山阴，官军大败，朝廷震惊。十一月，孙恩又大败官军于余姚，时局更加动荡。陶渊明情知仕途更加艰险，隐心日重。４０１年冬，生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再度从仕途解脱出来。

《陶渊明》

（之六）

居丧躬耕

晋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年），　三十八岁的陶渊明居丧在家。

这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桓玄总揽朝政，改元大亨。

农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虽然孙恩战败，投海自杀，卢循又被推为起义首领，率领义军继续与东晋王朝及各路军阀争锋。农民起义不论最初是出于何种天灾人祸的原因，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后总是被野心家利用。卢循此时已与军阀无异，给人民带来的只是骚扰、伤害。而且农民起义固然能推翻东晋王朝，可其结果仅仅是促成朝代更换。它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不如它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黎民百姓的危害来得严重。除了出于政治原因的肯定，一般有智有识之士对农民起义不会有太多的认同，至多是悲天悯人而已。陶渊明诗文中根本不提及孙恩、卢循起义一事，既有避免惹火烧身的一面，也是因为他不过把这次起义看成危乱时世的灾难之一，感到厌烦和无奈，懒得去想更不愿去写。

这期间，陶渊明作有《和郭主簿二首》，反映了他二度辞官归来的生活与心境。

《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作于仲夏，写闲适生活的美满和愉快，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冷漠与厌弃。"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堂前茂盛的林木贮积着清阴，不仅凉爽，而且幽静。反过来，心静自然凉，只有闲居在家，才可能在盛夏享受到这番清凉滋味。苏东坡"三更待漏靴满霜，不如日高睡足北窗凉"，可为注解。亦见历代文人心情同一。一个"贮"字，更加状出庭木之茂，清阴之浓，虽拈来信手，却不可替换。"回飚开我襟"，　南风在院内回旋，其中意趣非深居深户高门、官府朝院中人所能领略，吹开我衣襟，也是吹开我心怀。诗人之安恬心境，仅此四句尽出。"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疏有馀滋，田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断绝交游，看些闲书，弹琴自娱，自斟自饮，还有小儿绕膝，呀呀学语的天伦之乐，真是惬意已极。园中有菜，仓中有储谷，不求富足，能过得温饱、舒坦就行了。"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田园生活淳真而有乐趣，诗人忘掉了功名富贵，遥望时舒时卷的白云，不由深深怀念起古圣先贤不慕利禄、轻于得失的胸臆。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对古圣人的仰慕。这里的圣人，当是诗人所好的《庄子》中赞美的圣人。《庄子天地》篇中写道："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诗人要为自己的闲隐生活找到一种印证与认同，从他人与古人那里。如此，他才能够恬然自得，并上升为一种美好的诗意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从而肯定自身。因此，他才怀念起古圣人。"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枝，卓为霜下杰。"萧瑟的秋天，已无春之和泽，云气不再低垂，露水凝为寒霜，一派凄凉景象。但奇崛俊逸的山峰仍然高耸，青松在山峰上仍然傲立，菊花怒放，给天地增添了无限色彩与生机。逸峰、芳菊、青松，都是以比兴的手法引出古代的高士，他们也一样保持着坚贞秀丽的姿色，卓然不群，堪为霜豪杰。"衔霜念幽人，千载抗尔诀。"　诗人在千载之后，还从古代隐者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坚守着他们的节操。"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日"，诗人之心，可惜没人理解，好友郭主簿很久没有来信，诗人郁郁寡欢，十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仍然为时光的白白流逝而感到迷惘。末二句急转前意，真实展露出诗人的复杂心境。毕竟，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隐逸态度都是作者想象、诗意地美化的产物，不可能真正解除他心中的苦闷。所以，末二句似乎破坏了全诗的意境，破坏了后世读者的美感，可这正显出作者真实的心态。陶渊明之真，真就真在他不着意将自己诗化，掩藏于诗的意境之中，而坦率地展示出他作为常人的情绪。

这年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即为其外祖父孟嘉所做的别传。

历代文人为他人作传，如果不是应制遵命之作，往往是借自己所欣赏的人来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气性。从陶渊明描写的孟嘉的形象里，不时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这简直就是陶渊明自身的写照。亦可见陶渊明受其外祖父影响之深。

元兴二年（４０３年）春，年近不惑的陶渊明开始亲自参加耕种。躬耕的体验可由《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得窥。其一云："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自有人，春光岂自免？"由此几句可以看出，亲自耕种是由于家中贫困，贮谷已尽，再不身体力行就要饿肚子了。但清高的诗人还要以古代贤者隐居躬耕的事迹来自我安慰与美化，雅兴一点不减。这就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　夙晨理吾驾，启涂情已缅。鸟瞰欢新节，冷风送馀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农夫，就在于他不仅仅着意于耕作，还能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田园。鸟儿为新春的到来而欢唱，清风徐来，使诗人舒适畅快，这种种美好感觉，都化为了清丽的诗句。"　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　植杖翁"典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陶渊明不以劳动为苦，亦不以为耻，反而甘做植杖翁，在这远离尘世的地方悠然自得。诚然，以诗人之才，不得其用，却要从事绝非所长的体力劳动，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诗人能够安然于此，不因其鄙而痛苦，也显出其豁达的襟怀。"　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躬耕自资虽比不上那些通达者的作为，但它所保全的志节却不浅陋，诗人的这番自询也是一种自励。世事无常，一个人一生不知会沦落到何种处境，但只要在任何一种处境中都能找到一个安然的理由，并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一种幸福。

《怀古田舍》之二继续为自己寻找躬耕的理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先师遗训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话："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从君子立志当高远的角度提倡君子忧道不忧贫，这自然足以为训，也符合社会分工的原理。劳心劳力本当有差别。但是倘若衣食不保，还不自给自足，那就是迂腐了。所以陶渊明虽然早就在熟读《论语》的过程中汲取了先师的遗训，依然坦率承认自己做不到，只有转而立志事农。现实、真率，这就是陶渊明的态度。饿着肚子去忧道，不是虚伪，就是异化、变态，生活在空中。"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诗人不仅自己劳动，还专门作了一首长诗《劝农》来鼓励农民耕种，这是为生之根本大计。"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欢欣。"由麦苗即看到收成的希望，这正是农民的乐趣所在。陶渊明于躬耕中理解了农民。"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人人劳动，远比像孔子那样为济世而奔走要来得实在。"　日入相与归，壶桨劳近邻。"耕作归来，邀邻舍同饮，劳累一天后再事休息，浑身说不尽的舒泰。"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做一个农民，也别有一番美好滋味。当然，由一"聊"字，也看出诗人并非否定"忧道"，只是无可奈何，才以苦以乐。并且可以想见，一旦事农的新鲜感丢失，诗人真正沦为农民，他也会不堪其苦的。

《劝农》一诗写于同时，系四言体，分六节，每节八句。这是一首说理诗。首先从上古人类不知耕稼说起，然后列举后稷、舜、禹等圣贤哲人躬耕的事例，强调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既是为自己的被士大夫视为鄙俗的事农找到高尚的理由，也表现了传统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孔子、董仲舒轻视体力劳动、不问耕耘、超然农务之外的美德，他既表示敬仰，但也婉曲地表示，自己无法仿效，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一些，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生存之本。对于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　的不劳而食之辈，则加以斥责："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一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人士大夫鄙视劳动生产，要做人上人的传统，到魏晋六朝那些穷奢极欲的士族子弟身上发展到变本加厉，所以陶渊明对"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的赞美，便超出了个人的好恶褒贬，具有了时代意义。"民生在勤"，　大圣大贤亦不能例外。这不仅是诗人对农业劳动的态度，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勤勤恳恳，身体力行，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陶渊明并不否定"孔耽道德"和"董乐琴书"，相反明确表示"若能超然，投迹高轨。"可既然他没有机会与能力去扬道寄世，那么躬耕自足、独善其身不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吗？

这年十二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浔阳。假如要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来苛求陶渊明的话，那么陶渊明的及时退隐，算是免去了卫道士们的许多微辞厉语。

国事如此，陶渊明的家事也日渐艰难。诗人毕竟不是一个好农夫，他的生活越来越困窘。《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终于一扫初事农务的欢欣，而颇有一些凄意。"寝迹衡门下，　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隐居茅屋一年，远离尘世，知音邈绝，无人问津，柴门常闭，孤寂难耐。"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飘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北风凄凄，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连最简单的饮食都成了问题。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却实在乐不起来。室内空空，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唯有书，还能给他提供精神食粮。"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留名后世的志节之士给了陶渊明坚守穷节的勇气，使他暂时从眼前的困境中超脱出来，去理想的世界遨游。"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世人共趋的仕途不走，甘心受这份苦楚，没有什么后悔的，但这番心意只有表白给与自己在一块的从弟敬远，别人有谁知道？陶渊明渴求理解、渴求支持。尤其是在他躬耕一年，所得不能自给，心中不免生疑生悔、有所动摇之际，他更是苦思苦想，需要倾诉、表白，听到别人的回音。他做这首诗，已不无自嘲之意。"谬得固穷节"--胡乱求得"君子固穷"的节操，全然无慷慨激昂之意，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哀怨。如果后世认为他此时仍然隐心不改，强加尊敬于他，无啻于是残酷了。他更需要的是同情，对一名生不逢时的大诗人的穷困潦倒的怜惜与感叹。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陶渊明的三度出仕。

《陶渊明》

（之七）

三仕刘裕

元兴三年（４０４年），　政局发生很大变化。桓玄入建康篡帝位以后，非常残酷专横，作威作福，引起下面许多臣子的反对。二月，建武将军下邱太守刘裕联合文武官吏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的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兵进建康，桓玄败走，从江州把晋安帝挟持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帅各方面军力继续讨伐桓玄。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于湓，进驻浔阳，刘敬宣因破桓歆有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不久，桓玄被杀，刘裕起兵成功，以镇军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和南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

此时的陶渊明，在经历一年躬耕生活后，日感艰难与悲观，经常借酒消愁。由《连雨独饮》一诗，可以想象连日阴雨使诗人更加愁闷，独饮消愁愁更愁。他由人的关于饮酒可以成仙的说法，想到人终于不免一死的自然法则，无须为短促一生中的成败而伤感。"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人生自古谁无死？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都不知何处去了，"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年纪大的人说饮酒可以成仙，初饮果然忘记了许多烦恼，连饮就把天的存在也忘记了。"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仙鹤在天地间任意往来，诗人奋斗四十年却仍然不得施展。"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人的躯壳都要化为尘土了，不甘平庸的心虽还未死，当此时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作者年已不惑，却无所做为，反而为生计而苦，他怎么能不产生生死无常、一切皆空的凄凉感？但这也正表现出，诗人仍然心有不甘。

这期间所作的《停云》、《时运》、《荣木》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同样表达了老之将至而壮心未已、满腹惆怅和百无聊赖的心情。

《停云》自序说是思亲友之作。"停云，思亲友也。湛新（酉翟），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满襟。"新酒酿好，　园中花开，　却没有友人对酒谈心，诗人的心如同凝积不散的云，只有深深叹息，以诗来排遣郁积的情怀。"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平路伊阻"，虚指友人因道路阻塞而不能来到，实指世道艰难，心志难遂，知音难求，只有静坐东窗之下，搔首独饮。"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此节与首节头四句反复，但略有变动，深得《诗经》四言诗一唱三叹之妙。有酒呀有酒，可是没有酒边知音，诗人的心情似要爆发，但终于平息在咏叹声中。"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花开得如此烂漫，对苦恼人来说却只是平添愁情，满腹心事，与谁促膝而谈？"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飞鸟尚有好语相和，人却不得不忍受寂寞，诗人如何能不抱恨？

《时运》一诗据作者自序说是暮春记游之作。身上穿着春装，在和煦的春光里，以影为伴，独自出游。内心交织着欢乐与感慨的复杂情绪。对比《论语先进》篇中所载，孔子问学生们的志向，曾子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赏。诗人追慕古人的志趣，然而，他却是"偶影独游"，怎么能不"欣慨交心"？"童冠齐业，闲咏以旧"，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我爱其静，寤寐交挥"，　昼思梦想古人恬静的风度，但是官场失意，生计艰难，知交远绝，时运不济，"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诗人只有空望兴叹了。

诗人落泊至此，假如没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也就会这样自怜自慰地了此残生了。时事的变化，刘裕的兴起，使诗人看到了一线转机。虽然结果表明这仍然是一场空，但当时形势不明，诗人又在穷途末路之中，所以虽然不敢奢望，还是三度出仕，投身刘裕幕下。

刘裕这个人，固然不如三国时的刘备那么有名，但从他后来建立刘宋王朝的业绩看，也不愧为乱世之雄。只是刘备代表汉家正统，而刘裕则是篡国奸雄，所以史家对他没有好评。而陶渊明的仕裕，也就容易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与其被史家认定的贞洁品行不符，让后世深为迷惑，如不贬责，就要极力为他开脱。其实，作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诗人，他不可能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楚。他的行动，也不会完全为什么道德准则或政治信念来支配，而往往是根椐自己的心愿、需要来做决定。盖棺论定的结论是后人下的，陶渊明能对刘裕作何原则、立场上的判断？他想要摆脱生活上的困境，想要因时而动，有所作为，这理由已足够了。

刘裕本来是一个出身下层的军人，在孙恩起义后四五年中，就由一个无名小辈，一跃而为都督八州军事的大将，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他攻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凡之处。如东晋王朝的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但是经过刘裕"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　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既能以身作则，　又有威禁的魄力，他在时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这样一个新起人物寄托一些希望是很合情理的。传统学界有两个思维误区导致对陶渊明仕裕的争议：一是今朝光明，前朝黑暗，新社会进步、旧时代腐败的观念，使学者们常把出仕与同流合污混为一谈，而把隐居视为品行高洁，尤其在乱世，出仕就等于是助纣为虐。二是对于历代君主，凡统一天下变乱世为治世者则为正统，名正言顺，像刘裕这等于偏隅之地改朝换代的人不过谮位之君、跳梁小丑而已，有德行的志士应当敬而远之。陶渊明仕于他幕下简直是污点。这些偏见，这些因陈的传统观念，会对品第、理解历史人物构成障碍，导致许多纠缠不清而没有意义的论争。

陶渊明仕桓的原因并不复杂，《荣木》一诗序言中就已表白得很清楚了："《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　白首无成。"　木即木槿，落叶灌木，夏秋开花，朝开暮落。诗人由木槿的朝开夕落联想到自己，少年时就学得了儒家的治世之道，老大还没有什么作为，人生短促，老之将至，应该振作精神，有所作为。"采采荣木，结根于兹，　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人生有世如同寄居一样短暂，终将有憔悴老死的时候，想到这点，诗人心中无限怅惘。"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坚贞和懦弱在于自己，祸福却没有定准，人应该依循治世之道努力从善。"　嗟余小子，禀资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合，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诗人嗟叹自己才资浅陋，岁月蹉跎，学识未增，事业无成，志向虽未改变，　但饮酒成了习惯，心中无限不安。"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孔夫子的教诲，诗人仍然不忘。"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诗人信心不减，要重新振作起来，哪怕路途遥远，成败莫测，也义无反顾。本诗由"中心怅而"、"怛焉内疚"　到"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千里之遥，孰敢不至"，笔调逐渐高昂，显示诗人的豪情。《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诗，亦是睹物生情，由西园花盛将复衰，　想到人应该及时有所作为，"感物愿及时"，"逸想不可掩，　猖狂独长悲"，诗人建功立业的念头如岩流奔涌，不可遏止，既让他焦灼，也促他奋起。

来到刘裕幕中，欲要再试身手。

但是，东晋并不是汉末群雄并起、三分天下的局面，刘裕也不是刘备那样的求才若渴，礼贤下士，陶渊明更不是诸葛亮那样大势了然、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介文人。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

虽然，从《归去来兮辞》中"诸侯以惠爱为德"一句看，刘裕对陶渊明表面上还是客气、尊重的，但他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视、重用陶渊明。所以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对仕途失望了。刘裕其人，虽有其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当时他虽然只是掌握了东晋王朝的部分军事、政治权力，羽翼未丰，就排斥异已，杀害了对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及无罪的王愉父。并且凭借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当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极为重要的官职。刘裕属下官吏为非作歹，结党营私的劣迹更是不胜枚举。陶渊明对这一切都看不惯，并难免有自危之感。官差的劳顿而无意义--对于诗人来说是无意义，不感兴趣，更使他由满怀期望变得失望与厌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反映了他这次的思想变化。诗中，诗人首先怀恋起年轻时虽然清贫但悠闲的田园生活。"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虽然粗衣淡食，　依然自得其乐。"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笔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一个偶然机会的到来，　诗人投书入仕，　暂时告别了田园。一个"暂"字，表明了诗人还会回来，对仕途不抱太多期望，　对田园生活不能割舍的种种心思。"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千里官差，归念在心中回旋，眼睛看腻了异地的山川，神思回到了久违的故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　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当初怀着率真淳朴的思想，谁料如今拘于形迹，疲于奔命，还不如云中鸟儿，水中游鱼那么自在。诗人无奈地想，暂且就听凭命运安排吧，但最终，他还是要回到隐居之处的。果然，他在刘裕幕中不到半年之久，就一无所获地离开了。

陶渊明居田园时不堪清贫、寂寞，出仕又苦于奔波、思念田园，陶渊明的这种矛盾心理，不能简单谓之"围城心态"。围城心态有时仅是对拥有的不珍惜，视得不到的为可贵，但有时则是找不到位置或尚未找到归宿。无论城里城外，都是暂寄之所，所以思出思入，总不安宁。这是很多人注定难免的折腾。不到日暮途穷，不会有大彻大悟。陶渊明的心态是偏向于田园的，时世、心性等种种主客观原因决定了这点。但倘若不在另一条道上走到头，直至完全厌弃，他是不会决然归去的，归去也不会有彻底的安宁，不会有找到归宿找到精神家园后的轻松与欣喜。年龄也对人的心态起作用。青年、壮年都不会甘于寂寞，总想再折腾一番，而年纪大了，心也就淡了。此时，四十岁的陶渊明尚未完全知晓和认同天命，所以他还要继续求索奔波。离开刘裕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跳槽"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刘敬宣就驻军在他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陶渊明既知刘裕帐下不可久留，又不甘心这么快就带着空空的行囊返回家园，只好暂寄刘敬宣帐下。刘敬宣军府离陶渊明的家乡不远，陶渊明可以不必"心惮远役"，而且进退自如，聊持观望态度。这时陶渊明已经四十一岁了。

这年三月，晋安帝复位，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奉命使都，经钱溪时，作了一首诗《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来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以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　安得久离析？终还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诗人由依然如昔的山川，认识到风云变幻、岁月迁移中也有不变的风景、有不变的人生哲理，再次对自己的忙忙碌碌、勉强从事这种苦差表示怀疑，欣羡大自然中万物各得其宜。"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句重复《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真想在初襟，谁谓形迹拘"的意思而又有所转折，一个"似"字表明他的心从来就不曾为形迹所拘，素志不可移的决心已日渐不可动摇。他越来越怀念田园，想着要乘船归田去，像严霜中的松柏那样坚定不移。

《陶渊明》

（之八）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的归心虽然日坚，但尚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归心有时只是宦海中人的一种情绪，如苏轼，虽然说"一夜归心满旧山"，却并不立即挂冠而去。人之心念多端，可不一定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陶渊明四仕刘建威的告终，不是他的主动辞去，而是因为赏识他的刘建威告退了。由"诸侯以薄爱为德"一句看，刘建威也是赏识、敬重他的诸侯之一，能够为不谙官场之事的陶渊明遮风挡雨。刘建威一去，陶渊明也就呆不住了。所以此番退仕，客观原因仍是主要的。那么，陶渊明的五番出仕，不论其内心多么矛盾，都不足为奇。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４０５年），　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所载是这样的："？？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　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

由萧《传》可见，陶渊明虽然不想再在官场混迹，但担心衣食不饱，所以想为归隐生活做好物质准备。因为陶渊明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归隐在当时又被视为高尚，故此执事者愿意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出任彭泽令，他由此得到上百亩公田，有差役代他耕种。彭泽离家又不远，陶渊明可以悠哉游哉等待"退休"。他还送了一个仆人帮儿子砍柴挑水。"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说明陶渊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文人。但他此时决不是一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官吏。较之苏东坡的在杭州治西湖，在徐州治水灾，在密州甚至收养了几十个弃婴，陶渊明似乎过于注重个人的出隐心情，进退道路，而很少做些哪怕微小但却实在的事情。公田悉令种秫，是为了用糯米作酒，经妻子力求才种些以饱腹用的粳稻谷。好酒若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上进心了，只能为后代文人提供一段雅话而已。是数度沉浮，几番失望，使陶渊明消极沉沦，锐气磨落，只想常得醉于酒以足，此外就是心气愈加孤傲。年终督邮来县视察，陶渊明连束带以见的礼节也要人提醒，可见他诗人的不羁个性根本不适为官，他也只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既然他本不在乎这个职位，自然不愿束带去见一个小小的督邮。以他昔日为镇军参军、受诸侯惠爱的荣耀，如今为酒食屈就县令，要低下诗人高傲的头折腰向乡里小儿，心理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只有解绶辞去，以维护自尊。欲有所为者是能屈能伸者，胸怀大志者可受跨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尽洗前耻。陶渊明却再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再没有什么新的光荣来增添与补偿，因此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可这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又岂是一般人注意得到、体会得了的！

《归去来兮辞》序中自叙辞官经过与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耻。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节序言中，陶渊明坦率承认，他因为家里人口多，耕种不足以糊口养家，又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谋取生活所需，在亲友劝说下就想谋个小官做做。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其实"文以载道"是韩愈之类高官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说出的，做官也是在俸有保障的前提下才想要有所作为。完全不考虑个人生存只忧虑天下人的人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而且这类圣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不可推偏及全。陶渊明的考虑及作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强加圣贤、高士理想于他后才会替他的微不足道的衣食之忧而难堪。陶渊明的厌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他一度想做官还求之无门呢，是因诸侯见爱及叔叔陶夔提拔才得几次机会的。只是官越做越小，又要曲意逢迎，劳于公务，受口腹役使而生的羞渐这才占了上风。何时辞去他犹豫不决，县令一职有若鸡肋。正好这时妹妹去世，他又为要束带折腰见督邮而心理不平衡，所以借奔丧的客观动因促使自己下定了决心。几番出入，他再不会对为官抱任何希望、有任何兴趣了。《归去来兮辞》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是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荡，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诗人的心已经累了，只想赶快回到安宁的家园。

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从挣脱母腹、挣开母亲怀抱起，就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返家园、叶落归根的一念。陶渊明此时已经四十一岁，跋涉得够久了。他需要真正的彻底的安宁，而不再是那些奇丽而虚幻的信念与梦想。他的归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

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他畅想初归的情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桓。"稚子欢天喜地相迎，将要荒芜的家园因主人的归来而顿显生机。诗人自斟自饮，打量着久别的庭院，无限开心。住室虽窄，也可安居，只要知足，就能常乐。没有交游，每天独自在园中走走，自有趣在其中。拄着拐杖走走停停，悠闲自在，有时抬头看天，云朵无忧无虑地从山峦间飘起，鸟儿疲倦后飞家园。诗人也倦了，如今终得安宁，像闲云一样自然舒卷，真是松快无比。

赋之第三节继续畅想今后的田园生活："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的心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但这里诗人更认为是世道违背他的愿望。归因虽然不同，但息交官场的一切交游，　重驾牛车下田耕作的决心同样是下定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与亲友的闲谈中感到温情的宽慰，在调琴观书中忘却心中的忧愁。除此以外还有农事、出游以为寄托："农民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或忙于农事、或忘情山水，好一派逍遥自适的隐者情怀。"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树木逢春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不息，万物得时生机蓬勃，诗人却将老死，他无限感慨，而尤为珍惜这眼前的风物、这有限的人生，并从中悟到永恒的哲理，将主体精神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得陶渊明赋中这四句的真意，既为自己身同沉舟病树、垂垂将老而悲，更为自然万物的永远欣欣向荣而喜，只有融我于自然，精神才能超脱肉体的约束，摆脱物质的羁缚，而在天地间获得永生。到了这番境界，"吾生将休"又何足道哉？　　诗人的心境在体验田园山水，感悟自然物理的过程中得以升华，弃绝尘世的意志也摆脱了最后一丝疑虑而进入了审美的境界："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成败与生死是困扰人类心灵的两大难题，尤其生死之忧一般人难以化解。陶渊明退隐归来，已经不计成败，如今忘情自然，又不在乎生死，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或趁良辰独游，或于农时劳作，或登高岗纵情呼啸，或临清流慢声吟诗。乐天知命，诗人不再有一丝疑虑，顺其自然，就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陶渊明的忘成败、忘生死是基于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并非是屡遭挫折后的消极沮丧、悲观厌世。他是在认同天命，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必然的前提下，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大喜大悲大惊大忧，而从平凡的田园生活中，从农事、琴书、出游中一点点体验人生的乐趣。他是现实而有寄托的，不是在幻想失落之后倍觉空虚。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但绝不是万念俱灰、心神已灭。看透一切，而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心与物的和谐，在丰富的体验中融我于物，做到物我两忘，这才是真正的隐者。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处境中应当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作为。强求和普遍推行陶渊明的这种乐天知命的隐者心态，实在是对诗人的误解。

《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终生不仕的宣言，也是他创作的又一高峰。这篇赋融叙事、摹景、抒情、悟理于一体，给人多层次的美的享受。他笔下的景物，菊花、孤松、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无不赋予了个人的品格与情操，成为富有灵气和人格的生动形象。该赋文字流畅优美、句式变换自然、音节和谐、感情真挚，是历代赋中不可多得的佳篇。北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誉当不为过。

人生逢极大转折，易生深思动至情，悟妙理出奇文。《归去来兮辞》产生于陶渊明两种人生的交接点，是诗人前半生全部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在内心激烈交锋而终于悟彻、风平浪静之际的产物。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陶渊明》

（之九）

归园田居

归田初期的生活，还是较为轻松闲散的。这也是诗人聊为弦歌、苦心安排的结果。家里有僮仆、有儿子，他只需偶尔过问一下农事，更多时间消遣于读书、闲聊及游山逛水中。这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以及他这时期的感受，在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中反映得很清楚。

《归园田居五首》作于陶渊明由彭泽令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　即晋安帝义熙二年（４０６年）。这组诗历来被视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代表作。其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认识到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于做官，他的生命只属于山水田园。十三年的仕途奔波如今看来就是误落尘网中了。三十是虚指，极言荒废光阴之多，强化他的悔憾情绪。他多年漂泊在外，如同羁鸟、池鱼一样不自由，心中总不能忘怀旧林、故渊。如今回到大自然中，就完全解脱了，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是道家的思想，即保持愚直的本性。诗人在南郊的田野边开荒躬耕，返朴归真回到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由此句可见陶渊明家的产业状况和居住环境，尚能让诗人自足无忧。"遥遥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前四句写静景，此四句写动况，以动衬静，生机顿显，在我们眼前现出一派恬然的农家气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子在这里已隐约可见。"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田园环境优雅，空气新鲜，生活节奏缓慢，如流水缓缓，诗人的心情也平平静静。庭院中没有灰尘杂物，既暗示交游少，也比喻没有世俗杂事缠身，人在空寂的居室，常有余闲，也说明心境沉静安闲。诗人喜爱这种恬静的生活，欣幸自己像鸟儿挣脱牢笼一样摆脱了官场的诱惑与羁绊，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如果说《归园田居》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农村图景的话，那么，《归园田居》之二则真切地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个农民所有的交往与话题。"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人平素不与农民往来，只在田头地里相遇时，拨开草丛走到一块，谈谈农事。"时复墟曲中，　披草共往来"二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怎样穿过山间荒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二句又仿佛让我们听到诗人如何在与农人议论庄稼长势，预计收成状况。诗人此时的心愿已与农人一致了，他同农民一样为桑麻日长、开荒垦出的地日广而喜，又与农民一样为突降的霜雪可能毁坏庄稼而忧。正因诗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农民同甘苦共喜忧，所以才能将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态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使今人宛见其景，若逢其人，似闻其声。

《归园田居》之三用白描手法记载了诗人一天劳作的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初看平淡似水，

用词浅白，短短八句，说家常似的叙述到南山锄草的目的或原因--"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和过程--清晨即去锄草，到月亮上来才荷锄返归，又信手拈来两句--道路狭窄，草木丛生，露水沾湿衣襟，写出归路上的情景，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感受--衣襟沾湿没关系，只要收成的心愿能够得遂。每个浅白的字眼都那么富有表现力，每一句平常的话都是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五言八句构织出如此淡泊而悠远、简朴而淳郁的意境。当读者的目光随着诗人的笔调流动时，诗人便映着月光从一千五百年前向今天走来了，那么悠闲，那么自足，又淡淡地散发出一丝忧郁、一丝怅惘。

有些论者认为"但使愿无违"　是指隐居之愿无违，这是不符作者当时情景的，是牵强附会的推测。破坏了这首诗浑然着意生活本身、淡然不拘于心的浑然意境。

《归园田居》之四记载了一次携子侄出游之所见所感。"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诗人多年来离开山泽外出做官，如今可以在林野间纵情漫游了。此二句写他出游的心情。对照《归园田居》之一"羁鸟恋旧林"、"浪莽林野娱"句极写出羁鸟归旧林的轻松与欢畅。"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诗人踏上一片过去村落的遗址，砍柴人告诉他这里的人都死了。对着一片废墟和坟墓，诗人又思考起生与死这个无所谓因果，找不到答案的题目，感慨人生变幻无常、生死不定。"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生前忙忙碌碌，苦苦求索，死后又能留下什么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种人生如梦的虚无观，虽然悲观消沉了些，但它是诗人在尝试过、努力过之后的真实感受，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任自然、等闲生死。可以指责朝阳初起的青少年悲观消沉，不可以强求历尽风霜的中年老人还那么豪情满怀。况且这里诗人并非在鼓吹虚无空幻的人生观，而是在慨叹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世间留不下什么有光彩的东西，将来也不过埋没于一片荒丘，同时，三十年而朝市异，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诗人也在探寻追索一些不变的东西，能使生命永恒的东西。

《归园田居》之五写诗人劳作一天归来后的生活情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怅恨"估计是因庄稼长势不好，更兼劳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对自己沦为农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脚，也可以洗去心中烦闷。此句既淡且雅，淡者，农人收工回来，遇水洗洗足，这是多么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诗人于不经意间，既写出了情状，又写出了心境。笔调而后渐转欢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人同乐，其乐无穷。燃薪代烛，欢夕达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诗人这种着意追求的尽欢，这种借以消忧解愁的放浪，也是怅恨的一种变形宣泄。

《归园田居》五首，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归田之初的各项生活内容、生活情形，也写出了他情绪由欢快转为平静、并淡淡生出一丝怅惘的过程。总体上来说，诗人的心情还是恬静的，欢愉或怅惘都只是暂时的波动。从同期所作《旧鸟》一诗来看，"　岂是天路，欣及旧栖"，　作者已经绝了飞黄腾达之念，"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他已不敢再作离开丛林的设想，只愿从此安居在田园。

诗人对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望子成龙是每个作父亲的心愿，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义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实现。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作《命子》一诗，历数陶门光荣历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现在，四十四岁的陶渊明又作《责子》一诗，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诗人早生华发，肌肤不再丰实，渐近衰老，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完结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五个儿子都不爱读书，真是让诗人无可奈何。但他不是严加训斥，勤勉督导，而是"天命苛如此，且进杯中物"，以酒消忧，忘记这些不顺心的事。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的消沉、嗟怨、贪恋杯中之物，浑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为一个父亲，陶渊明确实不称职。一个好父亲，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为自己心愿的延续，也为子女的前程。所以，陶渊明消极厌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为正常的诗意来触动落寞者的情怀，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但作为一种为人立世的态度，却不值得推崇，也不应当归咎于时世以为其开脱。痛苦出哲人，但我们不必为了哲理而强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经验来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凄美的诗意，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失意而去寻愁觅恨，而应在与这种落寞情怀的沟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现实世界的风物而有所实际行动。诗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结果：思想的、艺术的作品而去赞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华、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赞美也是无法仿效的，其为人也不能与其作品的奇异光环混为一体。历代中国文人中有实际作为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奇篇丽句是由他们独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来的，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又是因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世俗的冲突造成的。假如要有所归咎，那决不只是时代的过错，而也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缺点有关。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受难者的泪与血浇开艺术的花朵。可这花朵掩盖了泪水与心血，掩盖了艺术家的心灵、性格上的斑点。后世以其对艺术的景仰，进而衍生为对艺术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对其一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与称颂，这是合情却不合理的。具体到陶渊明来说，于国于家于身于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诗文还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归隐是无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诱后人，为懒散、消沉、畏惮找一个美丽的借口，为他们的不负责任、放浪形骸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是，既然隐者的情怀可以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个依托，为他的遭贬谪后的信念找一个支撑，那么它也就有了长存的理由。话说回来，一事无成，心灰意冷、无德无能、仅有舞文之长的陶渊明，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当此群魔乱舞、百姓谋生未易、求进无门的时世，除了借酒浇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责子》一诗姑且作为一篇风趣的作品来欣赏，而不必深究诗人对子女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态度。十六岁的长子懒惰无人可比，十五岁的次子不好诗文，十三岁的阿雍、阿端连六和七都不认识，小儿子更是只知道寻觅吃食。夸张形容，充满了戏谑，流露出无奈，命运如此，陶门败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绪千愁，都让它融化在酒中吧！

从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　到归园田居后的《责子》，　诗人由夸宗耀祖到斥责儿子，由谆谆祝告到认同天命，笔调由高昂到低沉，由满怀热忱转为无可奈何，这是诗人十三年迷梦颠落的结果，是他归返田园后的心情写照。而无论有望无望，不敢奢望却是自始至终贯穿诗人心迹的。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态。寄望之前先降温，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渊明责子何尝不是希望儿子好读书、求上进呢？只是此事，这种愿望是以无望的方式表达的，与《命子》中以低调的希望表达强烈的心愿异曲同工。诗人这样的心性反映到诗中，便没有那种李白的浪漫激情与蓬勃热力，亦无杜甫的那种大悲大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缓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诗人诗作中一以贯之，而在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陶渊明》

（之十）

天灾人祸自悠然

义熙四年（４０８年），　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诗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　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　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

"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４０９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　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　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　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４１０年），　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体虽然劳累，　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　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　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此时，　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　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　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

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　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　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陶渊明》

（之十一）

独步高士之林

义熙七年（４１１年）　至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三月，卢循率部退还根据地广州。七月，卢循战败，投水而死，历时十二年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军阀间继续互相倾轧。刘裕剪除异己势力，先攻荆州刺史刘毅，使之力竭自杀，次年三月又杀死当初与他共讨桓玄的诸葛长民等将领。七月，晋军破成都，成都王谯纵自杀，东晋收复益州。义熙十一年，刘裕讨伐东晋宗室、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联兵抗裕，兵败后投奔后秦。

这期间陶渊明的生活仍如流水一般缓慢平静。义熙七年八月，从弟敬远亡故，在诗人心中激起一些波澜。诗人作《祭从弟敬远》一文，满怀深情地悼念他。敬远比渊明小十六岁，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两人的母亲还是亲姐妹。陶渊明居丧躬耕时，按礼制不能与妻子同居，而与敬远住在一起，情深意笃。"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实欢，冬无雪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尤其诗人弃官退隐后，这种亲情更给他莫大的安慰："敛第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我偕行，舫舟共济。"天伦之乐是人间至乐，　天伦之情是人间至情。亲情是人抵御一切风霜的港湾，是心灵最可靠的依托，是无论穷通贵贱都不会失去的最后安慰。然而，诗人八岁丧父，三十岁丧妻，三十七岁丧生母，四十一岁丧从妹，如今又丧从弟，不断失去至乐至情，不断失去心灵的依托与安慰。他怎能不"望眺翩翩，执笔涕盈"！对比程氏妹服制再周时所作的《祭程氏妹文》"　黯黯高云，萧萧冬日，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及四年后访旧居时所作《悲从弟仲德》诗"衡哀过旧宅，　悲旧应心零"，"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再看此文中"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之句，诗人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隐隐可见。

义熙九年（４１３年），诗人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作《形影神》诗三首，从形尽神灭的宇宙观出发，表达了人必有一死，委任自然的生命哲学。同年作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表达了同样的旨意。另有一首《止酒》是一首颇有特色的俳偕体诗，每句都有一个"止"字，其中心思想不是止酒，而是酒难止："平生不止酒，止酒性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诗人并不打算止酒，但以玩笑的口气说："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快桑溪；　清颜止宿客，　奚止千万祀？"实际上这是作者的反问：止酒难道就可以成仙吗？还是随心所欲吧。

义熙十年（４１４年），　诗人五十岁，到了知命之后，叹老伤时，感慨万端，因作《杂诗》八首。旧编《陶集》中杂诗题下共十二首，　从第九至十一首各诗中"遥遥从羁役，　一心处两端"，"荏苒经十载，　暂为人所羁"，"我行未云远，日顾惨风凉"等句看，是写行役之苦的，　约作于诗人仕玄、仕裕、仕刘建威期间，　最后一首"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　乔柯何可依？养色含精光，粲然自有理。"诗意隐晦，　推测不出作于何时。前八首诗意切近，从第三首中"奈何五十年，　忽已亲此事"看系作于诗人五十岁时。

《杂诗》八首之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写诗人聚众邻狂饮，想到人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命运难测，表达了少壮时应当勉励自己有所作为，而不在此时空叹盛年已逝的感慨。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写一个清凉的月明之夜，诗人一夕无眠，独自饮酒，想到岁月抛人而去，志向未得施展，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其三"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怙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诗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想到人死不能复生，抚今思昔无限感伤。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诗人又不屑于世人追逐虚名浮利，只愿安享天伦之乐，忘情酒中，欣然不知老之将至，反映出诗人心绪的矛盾、烦乱。其五"忙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知。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行，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诗人无限怀恋少年时的神思飘逸，豪情满怀，如今气力日衰，再也不能有新的幻想，坐待死期到来，不由满腹忧惧。其六"昔闻长言者，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忍已等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复速，此生岂再值！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由过去的不愿听长者谈人之亡故，到如今的不得不正视这个将要临及自身的现实，诗人虽然尚未解开死亡情结，但坚持行乐此生之念，不屑于为来世布施。其七"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诗人把家比作旅舍，把自己比作过客，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面对死亡的无奈之情。《杂诗》之八写诗人耕种无方，家计日困的苦恼。"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末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稀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想不通命运为何如此逼迫自己，只有以酒相忘。

《杂诗》八首回荡着悲凉之气，反映了诗人大济苍生之志未遂、独善其身之计亦难，而身衰心老的辛酸。同样的情绪在次年诗人回到故居时所作《还旧居》一诗中也流露出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在人们心目中恬然自安的陶渊明，内心其实是苦楚、落寞、迷茫的，恬然姿态既是他参透人生后的心理状态，更是他主体精神外化、物化藉以自慰自励的支柱。诗人之高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以当时流行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来麻醉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来生，而是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极力挣扎，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因此，诗人才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由《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桑田舍获》一诗可见诗人的情绪好转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终于以苦为乐，而这正是诗人努力耕作带来的，也是自我调适的结果。虽然日后还将时有所叹，但冲淡而偶显壮气却已成了诗人风格的主导方面。直面现实，把握现实中每一点微小的东西，正视心灵，不断自我安慰，自我激励，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些，是古往今来的许多"高士"所做不到的。那些"高士"，逃避现实，逃避真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失意，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寞、凄苦，只有寄情于玄理，耽溺于清淡，忘身忘心于高士的虚名。而一旦当权者相招，就受宠若惊，不知是为人所役，反认作天生我才必有用，卑躬屈节，哪里还有人格的尊严！远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近如周续之，都是着意标榜，实无隐心。至于嵇康，不听孙登之言，表面上有隐逸之志，实际上性情刚烈，不能顺应世事，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刘伶则完全醉于酒中，至死都在逃避。陶渊明虽与他们同列于隐逸之林，但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处世风格。他始终在审视内心，自省人在世间，在生死之间的哲理，化落寞、悲苦、忧愤为平淡，渺生死成败荣辱而从容，　其为生也真，其为诗也真。他这种心态及其形成过程，在《形影神》组诗并序里集中表现了出来。

《形影神》组诗是作者与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被誉为当代高士的僧徒、学者来往，思想交流、交锋的产物。

释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３７７年）奉师命南下荆州传教，次年到庐山，后江州刺史为之修建东林寺。他的名声很大，不仅南方远近僧徒都来庐山求教，就是东晋政权要人也很尊重他。桓玄对佛教不满，曾经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晋安帝曾经致书给他，甚至卢循北上攻晋时也上庐山相见。元兴三年（４０４年），　释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宣扬人死后灵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论。义熙九年（４１３年），慧远在庐山立佛影，作《万佛影铭》。铭立之后，当时文人歌咏者甚多。义熙十年（４１４年），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在佛像前发誓，要决心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希望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民众苦于战乱，需要精神寄托，忘却现实痛苦，所以非常崇信这一套学说，白莲社因之影响甚广。刘遗民为这次结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声望极高。为当世推崇的有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贤。陶渊明与刘遗民素有交往。关于他和释慧远的关系，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不让饮酒就不去，可见陶渊明不像一般人那样对释慧远一帮人怀有敬意，连好感也谈不上。皱眉而去，可见陶渊明与慧远等见解不同，言语不投。元人李公焕注陶诗说陶渊明与慧远为方外交，不愿入白莲社："远公郑重招致，竟不可。"虽然陶渊明、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等在时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渊明却独步高士之林，不屑与莲花社十八贤同列。

在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形尽神不灭论》，　誉声四起，吟咏不绝的情况下，陶渊明独持形尽神灭的观点，作《形影神》三首，针锋相对地向众高士阐述了他对生命哲学的见解。他在诗中对人为形役、为影迷、为神扰的误区一一加以解说，劝诫时人也鼓励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强求生前高贵和死后声名。其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顾惜生命是人之本能，这并没有什么可劝解的，但过于忧生惧死地追逐生之荣华富贵，强求功名利禄，又孜孜不倦煞费苦心地追求长生不老，或者灵魂不灭，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渴望有万世轮回不绝的幸福，反而忽视了此生平凡细微处的每一点体验，与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错身而过，这就是囿于尘心迷于妄念。所以诗人根据释慧远宣扬神可以离开形影独存的逻辑，将形、影、神各自独立拟人，分作《形赠影》、《影答形》、《神辨》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共同得到启发。

《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形即人之肉体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多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辞。"影对形的回答表现了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灭；但是如果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有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和影本来无分，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辩，幻化为独立的两种个体，而成佛理逻辑运行的两个范畴。诗人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思想在诗人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对抗着的两方面，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诗人现在也不时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不安，他是如何来消释这种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使人可以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天天醉饮或许短寿；行善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徒然自伤，不如放任自然。"　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里，　诗人表白说他不是不想立善，　而是立善也没什么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似乎过于消沉。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这实际上流露出诗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不为，是不能。面对这种无情的客观现实，只有听其自然。诗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准确地说当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无所不安。这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一致认定的人生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

回过头来再看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之流的思想与行为，似乎超尘脱俗，其实是生死成败的情结未解，隐身而未隐心，即使遁迹空门，也未能弃绝尘念。遁入空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诡辩式的逃脱。如果真的万念俱灰，生死无虑，那么形体安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呢？不过是心理难以平衡，求得苟安的自慰而已。要不就是逃避，逃避世事也逃避心灵。更多的僧尼则是杂念纷纭的。崇信来生、寄望来生本身就是欲念未绝，心室不空。释慧远之流共期西方乐土，表面上看是远绝红尘，实质是今生欲望的变形与转移。这只可欺世，使人们疏忘了有生之年实实在在无论大小的作为，真真切切无论甘苦的感受。而这些作为、感受，才是人生的真正内容，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至于隐者，倘若有机会立善，就不当隐；倘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得不隐，那么息绝仕念，安于平淡生活就可以了，无需隐身于名山，远遁于密林。小隐于野，大隐于市，不计荣辱得失，哪里都是真隐；假如不能忘生死成败，哪里都是自欺欺人。有些隐者如伯夷、叔齐，藏在深山，那是为了避祸，为了不仕周朝，少惹麻烦。如果仅仅是跑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只得隐者之形，未得隐者之心。周续之号为十八贤之一，俨然当世高士，可释慧远、刘遗民死后，他就在庐山呆不住了，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去城北讲《礼》。陶渊明则是完全厌弃了官场的纷乱，厌弃了城市的嘈杂。如果隐者是"气节"的代名词的话，陶渊明不是隐者，他的隐只是一种主观基于客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如果隐是指渗透生死成败、荣辱得失后所达到的一种平静的话，那么陶渊明是真正的隐者，率真任情，是顺其自然的恬达高士。但陶渊明显然更愿意是一个普通的能诗善文、雅意满怀、恬然自适的农人，而不在意隐者高人之虚名。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形影神三首》不唯是对释慧远之流形尽神不灭思想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佛家那种自欺欺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屑，是对那些高士故作姿态、强求超脱的不鄙。陶渊明的观点也许不够玄深高雅，他的态度也许既不合佛道游离世情之外的虚无意境，又不合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昂奋精神，但那是他从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又不加矫饰地表现出来，不掩饰其希望，不回避其落寞与失望，不欲人赞仰其不屈不挠的雄心与勇气，不图人崇羡其超绝尘世的孤心与远意。率真的陶渊明，比起粉饰、强求的周续之，不是潇洒得多吗？

《陶渊明》

（之十二）

酒中隐士

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　刘裕急于做皇帝，　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　作于似醉非醉之中，　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饮酒》之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邵生指秦时东陵侯邵平，　秦亡后，　沦为布衣，非常穷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味道很美，被人称为"东陵瓜"。诗人举这个例子，说明人生衰荣无定，互相转化，达观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贫穷时也能安恬。

《饮酒》之二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苛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伯夷、叔齐这样的大善人饿死在首阳山，春秋隐士荣启期愈老愈穷，　诗人联想到自己越来越落魄，悲愤地指出"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只是空言。他们名传后世是因为有"君子固穷"的骨气。诗人不指望善有善报，只希望像他们一样保持节操，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安于穷困的理由。

《饮酒》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　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　持此欲何成！"　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　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　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或者可以说，　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　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　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　如前一首，　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　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　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　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　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　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　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　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　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　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　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　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　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　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　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　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　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　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　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饮酒》之十五先写诗人庭院之荒芜、冷清，"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久翔鸟，寂寂天行迹"，而后慨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深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人成天湎于酒中，极力排斥穷达、贫富之念，连庭院都疏于整治，其精神状态之颓落可想而知。虽然这种近于自虐的放旷不足推崇，但诗人也是无可奈何，其情其状让人怜惜。

《饮酒》之十六与第十内容、意旨接近，也是抚今思昔，"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径。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　饥寒饱所更"。只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潦落、凄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竭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指东汉人刘龚，当时有高士张仲蔚，家境贫寒，善属文，好诗赋，不慕名利，隐居不仕，所住的地方蓬蒿高而密，掩没人身，时人都不注意他，只有刘龚了解他。陶渊明长夜不眠，苦待天明，悒郁之情无从倾诉，所以想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饮酒》之十七中作者自喻为"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而与众不同，"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弃官从隐，除重申入仕是"行行失故路"，从隐"任道或能通"外，又觉悟到即使自己淹留仕途能够有所建树，可鸟尽弓藏的前车之覆可鉴，他仍然不会称心如意，　反而难免灾祸。"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刘裕清除异己的种种暴行足以证明诗人的选择是对的。

《饮酒》之十八通过杨雄好酒善言但有时不语的典故，含蓄地说明自己只想醉饮、不愿多言以免惹火烧身的苦衷。杨雄"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什么疑难都能解答，可碰到攻伐他国这类敏感问题，就不肯说话了。所以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正，何尝失显默。"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为免口舌遭祸，干脆隐迹酒中。

《饮酒》之十九内容同第十、第十六，回顾"畴昔共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光流，亭亭复一纪"的历程，慨叹仕途艰难，时事多变，无所适从，"世路廓悠悠，杨生所以止"，杨生是战国末时魏国人，据《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蓬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西晋阮藉穷途则哭，是触动人生走投无路的愁绪。陶渊明也无路可走，只有隐居。隐居亦不能像疏广、疏受叔侄，辞职后以皇帝及太子所赐黄金天天宴饮。"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只有一杯浊酒聊以自慰，充满无奈的达观。

《饮酒》之二十，历数诗书礼乐被破坏、遗弃的灾难，含蓄地表达了读书人历代不受重视、满腹诗文却穷困潦倒的愤懑不平。"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淳真朴实的羲农时代已经逝去了，世人变得庸碌狡诈，追名逐利，　人心不古。"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力挽世风，虽未出现太平盛世，　但也使礼乐暂得焕然一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让天下读书人寒心。"　区区诸老翁，为事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书人不受重视，人们都往仕途奔走，不凭智识而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卑俗手段谋取一官半职，不惜以人格的代价博取俸禄。诗人之与时违，性情不合是表面原因，而历代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是根本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又最软弱无能的，其才其知得其用，就能对整个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受轻视受排挤受冷落，他们以其所长不得施展，以其所短处世谋生必定潦倒。而历代王朝只求巩固一家天下的统治，顾一时之利，不以国民长远利益为计，而以知识分子为异已力量，不能拉拢利用就排斥打击。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则是以理想代替现实，不能适世以变世，所以理想未能实现先被现实击倒。适应才能改变，知识分子缺乏适应能力和韧的精神，一触即溃，先从意志上击倒了自己，于是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只能纵情酒中，乐以忘忧。"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历代文人都采取这种消极逃避的姿态，他们的命运更注定了百世轮回。但陶渊明虽然无力却是清醒的，他看到即将建立的新朝也不会重视诗书，不会重视读书人，而只会拉拢利用或排挤打击，所以他宁愿沉湎酒中，并且在说出愤激之语后还要托言醉酒以免追究，平生祸端，同时也是不愿看到这种现实，作者悲苦难言，只有以醉人醉语来自我开脱。

在《饮酒》二十首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

《陶渊明》

（之十三）

桃花源

义熙十五年（４１９年）七月，刘裕进公爵为王，十二月加殊礼，代晋称帝已成定局。

局势渐明，兵戈渐息。战火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和伤疤却没有消失。每个人都只渴望平静。诗人陶渊明在目睹了几十年的人事纷争、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心交战之后，更是需要平静。辞著作佐郎不变，就是不愿意破坏这种平静，不想让心河再起波澜。从《五柳先生传》中，　可以看出他这时的生活状况与心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起。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饮酒，读书，吟诗作文，全然忘怀了贫困的处境。"结语颇为自赏地说："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　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　葛天氏之民欤？"黔娄氏生前缺衣少食，死后衣不蔽体，但他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所以死后他的妻子坚持谥他为"康"。诗人认为五柳先生也是这样的人，饮酒吟诗，自得其乐，仿佛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候的人。无怀氏时代的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垂其生"，"　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老死不相往来"，　葛天氏时代的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诗人神往那个上古时代，酒中忘情，俨然也返朴归真回到了远古。

诗人对现实完全绝望，便从古人那里寻找自我印证、认同的精神支持，从古代社会里寻求理想的意境，构织心灵世界的美好蓝图。古人古风古代的诗情画意不断从书中进入诗人的幻想和心愿中，他的神思渐渐走向了"桃花源"境界。

《桃花源诗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陶渊明创作的顶峰。它所创造的桃花源社会，是陶渊明在几十年仕途奔波和田园耕种、历尽沧桑之后，在贫困交加、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际，所构织的代表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意愿的理想蓝图。千百年来，它像海市蜃楼一样吸引着在艰难人生颠沛、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之间无休无止地挣扎的中国文人。《桃花源记》以纪实式的笔调叙述一个捕鱼人的

奇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　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晋太元离写作此文时间相距不过数十年，武陵实有其地，即今湖南常德。武陵渔人也就给读者以实有其人的感觉。从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看，诗人创作带有自慰自娱的成分，愈能托事于真的年代真的人，愈能自欺而自信。而"忘路之远近"又能使幻想摆脱现实的羁缚，因为如果桃花源的地址太确定，它就会被这个确定的地址否决为妄诞，被读者称为无稽之谈。作者得不到潜在读者的肯定，他的白日梦也就不能继续。既"忘路之远近"，"忽逢"也就合乎逻辑了。"忽逢"　不仅使"渔人甚异之，"也使读者甚异之，于是跟着诗人、渔人继续探寻，"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作者极为从容细致地叙述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唯其从容，唯其详尽，　才显桃花源之真实而难求，　才能让读者、作者在与渔人一同探奇的过程中逐渐忘掉自己，忘掉现实，进入畅游美好桃花源的世界，留下近乎真实的记忆与体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既处处带着现实世界的影子，其安宁静谧怡然之状又正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见渔人，　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热情待客，人情淳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来历分明，避数朝动乱，古风依然，令人浮想联翩，心向神往，作者忘记这只是虚构，而相信在动乱人间真有类似的地方存在，读者忘记这只是在欣赏一个传奇，而认定人间果有桃源。"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害怕平静的生活被破坏，其语谆谆，其情切切。"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谐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武陵渔人无信，　让人为桃花源人担忧。而这个美好的幻境，也因人心不古而从世上消失了。"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由忽逢而终杳，令人无限怅惘。而在桃花源的迷失中，又给了人们永远保全它的希望。正因不能发现，它才更让人深信它的存在，而永远怀持重寻它的幻想。

陶渊明以此记为引，在使读者和自己确信了桃花源的存在及其状况来历后，继续以诗来尽情描写桃花源世界的安乐自足，无扰无忧，充分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赢氏乱天纪，

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

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

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

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

斑白允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

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

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

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　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

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这是廖仲安先生所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一些指责。老庄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设想，与梁启超提倡的大同0　世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从起因上看，都是针对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从结果上看，都是设计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老庄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规划来表述理想，所以构造出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古代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假如说老庄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否实的，那只是一种偏激的情绪，老庄希望以绝对的宁静、老死不相往来、寡情少欲甚至绝圣弃智来解除人的纷争与痛苦。马克思从逻辑轨道推理出未来的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来根本解决人与集团与国家的对抗以及由此而生的烦恼与痛苦。马克思比老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严密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情绪或美妙的诗意。但老庄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复古，并非倒退、消极乃至反动，他们也是在思考在探寻在设计。从这方面说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哲学家。而陶渊明是继承老庄的社会理想而更加具体地描述出来，他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添加了更多时代内容，他没有老庄那样的偏激情绪，没有否定现时代的一切，只是对现存秩序、时代风气加以改造而纳入桃花源理想。要求他或老庄指出社会发展道路，改变现实的良策，那是求全责备。

桃花源的意义不只是在它对时代的批判，对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不只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更在于它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而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化人们永远解不开的生死得失、成败荣辱之心结为一种诗意，从而让人们总能够从任何痛苦、忧虑、恐惧、悲哀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这对于那些心灵焦灼不安的后世文人来说，更是不断重复的提示，或说是此前此后历代文人心境与诗境的冥冥暗合。

《陶渊明》

（之十四）

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４２０年），陶渊明五十六岁。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元永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东晋灭亡。

值此朝代更替之际，诗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曾经入仕东晋的旧吏，他有失君亡国的悲哀和屈辱，无论东晋王朝多么令他失望，他毕竟曾经是他的一员。而且，新朝还会给芸芸众生带来什么样的祸患，还会给他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文人带来什么样的烦扰，也是难以预料的。再者，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贫士，晚景凄凉，前途黯淡，行将就木，一切都成为云烟，改朝换代所触发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叹。这年所作的《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等，借古言今，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晋宋易代后感时叹己的复杂心绪。

《咏贫土》七首整体性很强，第一首写贫士的孤高，定下组诗的主题与基调，第二首写自己，而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世贤"作结，借以引出下文，以下五首分咏古代有名的清贫之士，最后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作结。

《咏贫士》之一以"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开篇，既是写贫士像孤云一样无依无靠，被人遗忘，知音难觅，也是指诗人在朝代更替后无所适从，不知往何处去。"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众人都趋附新朝，只有自己当初是迟迟出林，早早归来，现在更是要"量力守故辙"，不仕新朝。"　岂不寒与饥？"诗人的选择本身就是答案。"知音苛不存，已矣何所悲！"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诗人也不求世人认同，他要去古代贫士中寻找知音。

《咏贫士》之二描写自己的处境："凄厉岁月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粒，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残冬荒园，满目萧条，绝酒断炊，披着破衣晒太阳，连诗书都无心去读，落魄之状，不忍卒睹。诗人心中是不平的。"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自己隐居的贫困自然不能和当年孔子奔走济世而在陈绝粮相提并论，可还是有满腹牢骚。"何以慰吾怀，赖古多前贤。"　唯有古书中那许多清贫守志的先贤给诗人一丝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安慰。

《咏贫士》之三歌咏在《饮酒》之二诗中提到过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及贫士子思。"荣叟老带索，　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苛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荣启期年近九十以绳索缠身为衣，孔子去见他时，他正高兴地鼓琴而歌；孔子弟子原子思穿着裂了口的鞋，还是高唱《商颂》，不减其乐。尧舜之时已去，　世代贫士相继，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也想乘车马衣轻裘，但不愿屈曲心志卑躬下节去求取。子贡不理解子思，谁又能理解诗人？

《咏贫士》之四咏春秋时隐士黔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守，原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黔娄终身修身洁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黔娄坚辞不受。齐王又礼遇他，以黄金百斤聘为卿，仍不就。家里很穷，死后停尸窗口，衣服破烂不堪，身上盖着一块短被，头和脚都露在外面。诗人解释黔娄的行为意义说："　岂不知其极！　非道故无

忧。"再次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信念。"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诗人言下之意是要做当世黔娄，"朝闻道，夕死可也"，贫穷又算什么？陶渊明力图将自己的辞官归隐上升到古代贤士的孤高气节上，以忧道不忧贫来解决忧贫而无计的尴尬处境。其实，古代隐者的辞官谢禄也有特定的心理原因和客观原因，不是气节二字可以概括，而诗人是着意拔高古代贤士的意义，从而也升华自己守贫的意义，由精神的满足而补偿物质的缺损。这能给诗人以现实痛苦中的精神支撑，比一味怨天尤人乃至为口食而不顾人格抛弃信念自然要高尚得多，所以不能说仅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倘没有精神的自我战胜，那么为一衣一食而向他人向官府下节乞讨，纵然得以温饱，可内心的痛苦却更难以承受。诗人也就不会以其高洁心性成就千古美名，也不会由悲苦、伤感而绽开灵感之花，以心一般清雅、泪一般晶莹、血一般醇浓的诗文传世了。

《咏贫士》之五举袁安、阮公二贫士的事迹说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意旨。阮公事不详，袁安系东汉人，家贫，大雪天僵卧不出，几乎冻死，人家问他为何不去求人接济，他说大雪天人家都饿，不应该去麻烦别人。诗人心中安贫与求富的两种思想经常交战，但"不宜干人"、不能违己的信念占了上风，所以坦然无忧色。

《咏贫士》之六举张仲蔚事迹说明"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的意旨。《庄子让王》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道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诗人自知拙于人事，所以愿随张仲蔚之后，孤守穷庐而自安。

如果说上述贫士是借人写己、以人慰己的话，《咏贫士》之七咏黄子廉几乎完全是在直写自己了。"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得。"这正是诗人的经历与现状。"年饥感仁妻，泣涕自成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诗人虽然从古代贫士的处境与姿态中得以自安自慰，但他能守穷志，却不能不愧对妻儿，为他们伤感担忧。这四句一下破坏了《咏贫士》组诗的基调，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酸涩，这是一种根本无从排解的酸涩，诗人愈自慰，愈无以自安，只是强为抑己而已。一个男人，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不仅不能扬名立世，光宗耀祖，反而带累妻儿跟着受饥受困，如何能忘却这一难堪现实而逃到古人的道德境界中去！诗人所列许多贫士，都是一己之身无牵无挂的。而他是欲隐不能，欲忘不能。这正是诗人的至悲之处，又正是他的至贵之处。始终不能逃脱，始终也不想逃脱，而负起对妻儿、对自己生命的责任，在艰难困苦中极力维持坚定的信念，其情可怜，其神可敬。组诗之结语及全诗之主旨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惠孙一唔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惠孙不受厚赠，守穷并不困难，前贤已经做出了榜样。诗人由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的固穷理由未必值得肯定与欣赏，甚至可说是虚幻自欺、自我安慰的，但他由此获得了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没有被生活击倒，这本身的意义已经比任何虚幻的"道"都要可贵了。

读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从古人、他人那里寻求共鸣和对自我的印证，诗人在读书中尤为关注那些古代贫士，他们是他的知音，是鼓励他在艰难处境中活下去的朋友。他吟咏他们，就是在这种吟咏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沟通，与他们相互支撑。诗人是一只夜莺，用美丽的歌喉安慰自己。所有的贫士都是诗人自身的外化，咏贫士就是咏自身，从这种吟咏中自我认定，从而坚持走自己的路。吟诗作文的意义也即在此。它使陶渊明的内心交战外化为贫士与人生的交战，再把这种交战的结果--贫士的固穷自乐姿态纳为己有，因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拟古》九首或直写古代节义之事，或托事以立志，大都是悼国伤时之作。"拟古"即模拟古诗，　主要指《诗经》与汉乐府中那种悲离叹别的作品，实质是以婉曲的笔调讽劝那些中道改节之人，歌咏那些坚贞守节之士。第一首写道："荣荣窗下兰，　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抒情主人公与他的朋友情谊深厚，可没想到友人一别之后就变了心，轻率地结交了新友，忘记了旧情。诗人借抒情主人公慨叹：重视情义的人可以为知己者死，哪里会有离别背约的呢？那些变节趋附新朝的人，既然已经离去，再无情义可言，那就由他去吧。诗人的决然口吻，显示了他不仕新朝的决心。《拟古》之三以类似的手法表达同样的决心："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借燕子之口表明自己的心比磐石还要坚定不可移转。"门庭日荒芜"的苍凉景致与"君情定何如"的殷切问询，流溢着眷恋伤感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因为故国已经消逝，更是因为在新朝看不到希望。第九首进一步抒发易代之后身心无寄的怅惘："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谁欲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晋武帝司马炎曾于直庐植桑一棵，三十余年茂盛不衰，因此晋朝人便把桑树看作晋室兴盛的象征。而桑树种在长江国，根基不稳，枝条未茂山河已改，枝叶已被摧折，根基也飘进大海。诗人以此暗喻晋室依靠刘裕，今日颠覆咎由自取。而自己对晋室一度满怀期望，如今成为亡国遗民，无所依托，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拟古》之二、之五、之六、之八进一步抒写诗人在易代之际对新的归宿的寻求。在第二首中他的神思飞向东汉，飞向无终县，那里有一位节义之士叫田畴。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田畴受幽州牧刘虞委派去见献帝，诏拜骑都尉，田畴认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因辞不受。后刘虞为公孙瓒所杀，田畴感刘虞知遇之恩，发誓为刘虞报仇，后率众人徐无山中。诗人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他也爱家爱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无论晋朝多么失意，也不能割舍对它的旧情，不能忘怀对它所代表的国土的热爱。他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新朝，何况，他在晋朝的失意，何尝不是因为刘裕这些野心家不停作乱呢？　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刘裕的新朝。天子未安田畴不愿做官，晋帝被废诗人又怎能出仕？在第五首中，他的神思又"晨去越沂关"拜访那个"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的东方高士，愿意留下与他同住，"　从今至岁寒"，要让自己的节操经受严冬的考验。在第八首中，诗人的神思回到少年时代，自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荆轲在易水与知遇者和众友人诀别，前往刺秦王。诗人并未真正去过那些地方，只是表明自己的忠晋之心。他的神思又回来了，因为知音难觅。伯牙失琴友子期而摔琴，庄周失辩友惠施而缄口，诗人在当世不见相知人，只有坚隐不出，独自吟诗。第六首亦写诗人欲出访高士，寻觅知音而终于无望止念的心理过程，表现出诗人内心的孤独、彷徨。

拟古之四叹息慷慨悲歌之士和野心勃勃之人都已泯灭土中，感慨生前的纷争与荣耀终归是一场空。其七由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之易逝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暑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诗人心中常有的叹老伤逝之情与此际的悼国悲亡之慨相互加强，笔调便如此的凄美，如此的哀婉感人。

《陶渊明》

（之十五）

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　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　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４２２年），　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　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

"哀哉，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　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　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　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　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　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　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

（之十六）

死如之何

诗人最后的岁月，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如《与子俨等疏》中所言："病愈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　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治病要靠亲友，可见其困。

从永初三年（４２２年）至元嘉四年（４２７年）间，诗人的生活内容，不外乎是泛览经籍史书，吟诗作文。也曾收授门徒。仍然好酒，但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地步，酒更是喝不上了。他的朋友有时送钱周济他，如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就曾送他两万钱，他"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当地长官慕其名而怜其处境，偶尔也接济一下他。

诗人六十二岁时，檀道济为江州刺史，前往探望陶渊明，并赠以梁肉。诗人这时已经饿了很久，连起床都困难了。檀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地，奈何自苦如此？"诗人不想与他争辩世之有道无道，只是看似自贬实含讥讽地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坚持不接受檀道济的东西。

易代之后的局势，仍然不得安宁。４２２年五月武帝刘裕病死，少帝刘义符继位，４２４年五月，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废少帝刘义符，六月杀之，八月，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４２６年，宋文帝杀宰相徐羡之、傅亮和荆州刺史谢晦，把权力收回手中。变乱若此，难怪陶渊明对檀道济"值此文明之世"的话不屑置辩了。

诗人拒受檀道济馈赠那年，贫病益剧。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诗序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之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青黄不接，勉强维持才未断炊，时时为衣食匮乏操心。诗人要让后世知道命运对他多么不公，并表明他的心迹。"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诗中可见，诗人已到靠人接济甚至向人告贷的地步。嗟来之食也可接受，否则只是徒然挨饿，诗人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向人告贷和接受馈赠是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的，只是迫不得已。末四句表达了他穷不丧志的决心，而他拒受檀道济馈赠的精美食品，也是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和心志。

在饥饿贫困中，诗人的身体愈来愈老了。元嘉四年（４２７年），诗人疾病加剧，　大概预感到死期已近，在九月中神志还清楚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设想自己死后人们送葬的整个过程，再次表现了他的生死观。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素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诗人不信形灭神存，知道死去万事皆空，对于死后荣辱持无所谓的态度，而遗憾在世饮酒没有得到满足。诗人的平静语气里，　饱含了辛酸。"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之句，让人既为诗人的至死恋酒莞尔而笑，更为他连这点要求都不得满足黯然而悲。其二云："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苍茫。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以死后之悲凉之孤凄，抒生前之哀情，"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是诗人一生无奈向死后的投射，生之无奈，死之无奈，诗人欲哭无声的样子浮出字里行间，让千百年来的读者为之泪下。其三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千年不复朝"一句重复，是诗人生前失望向死后的延伸，死后也没有灵魂永存与再生的幻想，没有身后名的憧憬，可见诗人一生的失望是何等的深！亲戚余悲未消，他人早已唱起了歌，人死了还有什么可说，无非是把躯体寄放于山陵。诗人看似把死亡看得平淡，其实心中有无限的悲哀、落寞、怅惘与无奈。

在诗人辞世前两个月，他写下了他的绝笔《自祭文》。诗人以简朴的四言韵文平静地想象着自己死后入墓的情景："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然后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清贫的家境，辛勤的耕耘，过着与琴书为伴，以山泉为友的平静生活。

诗人前半生显然做了几任小官，但他活着既不尊荣，死后也不想被人怀念、称颂，所以不以此为荣；而后半生艰苦躬耕，则以"勤靡余劳，心有事闲"而欣慰。诗人一生耿介不阿，光明磊落，"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没有丝毫可愧悔，"从志得终，奚复所恋"，　对艰难时世艰难人生没有半点牵挂和留恋。生死问题是他多次思考的问题，从《归去来兮辞》到《形影神》三首以及《杂诗》、《饮酒》等诗中都不断提到死，所以当他面对死亡之时，也就态度自然，洒脱达观，无喜无惧。"　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诗人不让家里人为他堆起高坟，不在墓地植树，让他像一个平常百姓那样埋没土中，任自己的形体化为尘土，在时光中消失无踪，不在世上留下任何遗迹。文章结尾，他发出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声叹息："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人生实在艰难，死又能把我怎么样？人一生之不平，都化作了对死的蔑视，也是对人生艰难的蔑视。生也无奈，死也无奈，但是只要能看破生死成败得失荣辱，生前艰难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杯浊酒泰然处之；死后寂寞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支诗笔凛然笑傲。

元嘉四年（４２７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暝目，亲友们依照他的遗愿，以"省讣却赠，轻哀薄敛"的俭朴仪式安葬了他，并遍询他的生前好友，给他谥号为"靖节徵士"。

诗人的德行一直为人钦敬，其文名虽然在他死后寂寞百年，但到唐宋就有了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至今，他的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身后盛誉若此，诗人如在天有灵，也可聊慰于心了。然而，诚如诗人生前清醒认识到的，形尽神灭，这一切他都不会知道，无足以弥补他生前的遗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虽然一度寄希望于后世的理解，但他无以真切实在地感受到这一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在临死之前已抛弃了这些对后世的期望，这些虚幻的安慰。当后人说他的被理解被尊崇可以告慰诗人在天之灵时，其实不过是在安慰自己，抚平自己因诗人不能享受这一切的无限遗憾。当后人为诗人惋惜时，就把自己阅读诗人作品时所获得的美感以及对诗人人格的敬意转化为诗人的感受，在这种意境的沟通中为诗人的欣慰而欣慰。"虽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只有理解了美丽的花儿根下凝结的泪血，只有理解了诗人一生的失落与痛苦，只有为他而憾而伤，这才是真正理解了诗人与他的诗文。如果仅仅满足于把诗人的作品当作审美对象，那是自私而无情的。"人生实难，　死如之何。"诗人把这样深切的悲哀化为艺术献给了后人，后人怎能仅仅满足于欣赏他的悲哀？诗人吟诗如杜鹃泣血，当后人的心灵感受到了诗人恬然表面下的大悲大喜大惊大忧以及深深的遗恨深深的嗟叹时，诗人的精神生命才得以通过诗的意境在后世延伸。

《陶渊明》

（之十七）

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　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　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　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　无所甚好，　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陶渊明由晋宋时代的一个中品诗人，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陶渊明的创作被其同时代所曲解与埋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洗尽尘沙，散发出真金纯玉的光彩；说他的诗文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如陈年久酿，时间愈久愈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也很合乎人们对陶渊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许多实质性问题。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陶诗在艺术形式上是率意而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有时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规范与技巧。最精美的艺术品，不在于无规范无技巧，而在于合规范而未有牵强做作处，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此"无"是不显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讲，真的没有。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体发展到格律，这是一个艺术形式、技巧上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至于格律成为约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极至便难再及的规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渊明的时代，诗歌艺术还是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这是无可避讳的。论到文学之精美凝炼、韵律之优美和谐，陶诗显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诗总量不多而重复的词、意义重复的句子却不少见，大多数诗句节奏感也不强，因而情感缺乏强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诗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同时，当艺术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人们感到厌烦和无以进一步发展后，人们又开始推崇陶渊明的那种率意任情而为的自如的创作方式。但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鉴以提高，也就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所谓的慕陶、拟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复陶氏的创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拟，或某种程度上的化用。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倘若仅以历代大诗人大作家诗文中对陶渊明的赞慕而来确认陶的地位，很可能会受一次好心的欺骗。

陶诗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平淡，大都是田园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复吟咏，贫士与酒在诗中出现得太多。这是由其较为简单的人生和趋向恬远的心境决定的。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沉郁胸怀；苏轼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陆游的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在陶诗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学作为一门人们用心灵去赏析感应的语言艺术，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种魅力，也能触动人们的情怀，闲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壮至情至爱至为激越至为怪戾的东西，陶诗中《咏荆轲》之类金刚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赞不绝口便是见证。人们的心灵总是追求平静也趋向平衡，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都是拘谨平庸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历程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些具有某种极致的艺术品便是对人们波澜不惊的心灵的一种补偿，因而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只有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思苦虑、心灵焦灼不堪的人，才会向往平静，才会从陶诗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鸣，感到轻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心怀远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天然相通，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是那么欣赏陶诗。绝大多数人不是陶诗的最好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陶诗不是最好的诗。这不是苛求，而应该是比较客观的。陶诗是纯粹文人的诗。中国文人多落寞，陶诗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为落寞文人所爱的诗。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作一番探讨。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作家，他们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会人，是在宦海沉浮，在变幻无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们首先有个人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理想，因为不得志，因为历经波折，心中有所郁积，于是为诗为文，抒其不平之气，展其雄心梦境。他们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是有过于常人的、理想主义的强求苦索。正因如此，他们的失落也就远远多于常人。他们极易激动，极为情绪化，过分乐观也过分悲观。如李白，口口声声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在六十高龄随永王出征；如苏轼，念念不忘"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也从未曾放弃建功立业的念头。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超现实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于是，他们便极易变得灰心丧气，便时时生出隐逸之心。刚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忽而又"一夜归心满旧山"，苏轼的这种情绪有如小孩子一样善变。陶渊明与李白、苏轼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隐逸，他的诗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这是由他的客观处境所决定的。陶渊明一生无大的波折，没有多少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亲历铁马金戈和风云变幻的场面，后来贫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园。李白、苏轼等人既然有叱咤风云的机会，就不可能真正归隐，归隐只是作为一种心意存在，他们对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渊明能够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实，他们何尝感受不到陶诗中那种寂寥与怅惘，只不过他们宁愿将此美化，以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在纵横天下与安居田园之间可进可退而已。他们对陶诗意境的向往与再造，并不能说明他们对陶渊明的创作成就至为折服，仅仅是将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是不屑于陶渊明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为而不敢为的生活态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风尚使后世文人对前人总是不吝溢美之辞，在古人中获取一种惺惺相惜、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凄美感觉。历代文人对陶的态度不足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陶渊明的标准。总的来说，陶诗在某一范围内是极好的诗，陶诗中也有普遍意义上的极好的诗，但综观文学史上的星斗，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渊明愈到后世愈为人们所推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误区呢？当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地位。他的诗与李杜相比纵然稍逊一筹，但在同时代却毋庸置疑是别具一格、凡眼难识的极品。而且他开一派田园诗新风，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表现出来，在一代代作家的心灵中引起回旋不绝的共鸣，这样的诗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本身。所以纵然他的许多诗尚显幼稚、简单，可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贵。那些在滚滚红尘里挣扎不休的迁客骚人，其诗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尘垢，在饱经风霜之后蓦然回首，这才体会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这才向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田园，这才渴盼追随陶渊明返朴归真。陶渊明的人品心性为人景仰，其诗作为其独特心性和品行的写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这人品与诗品已经混融难分。他的淡泊坚贞融入他的诗中，外化为其诗中那种天然真态的一部分。人们对其人的神往与其诗文的喜爱也一致不可分割。这样的人造就了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奠定了陶渊明一代隐逸宗师、田园鼻祖的文学史地位。

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其独特的内容、个性与风格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历代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他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诗论语》中分析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陶诗的学习与借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于陶渊明的影响，唐诗遂成山水田园一派。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于他诗文中显示出来的心境与处世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后世文人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感染的，或者说是他们与陶渊明的相通暗合，从陶渊明那里找到了共鸣而强化了自己的某些个性、思想。不同的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启示也是不一样的。如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高傲姿态，对李白"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响，而王维从中得到的却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消极教训。同样的人在不同时期对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反响也不同。如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文人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姿态给予很高评价。在苏东坡精神苦闷或无可奈何之时，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之类的诗句，对他遁世独善、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发展，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政治失意或渐近晚境的时候，往往到陶诗中寻找精神寄托，与陶渊明产生感情的共鸣，而忽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

陶渊明的思想本就存在着积极有为和无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着早年大济苍生到晚年固穷守节的变化。他对后世文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行为，与受影响者本人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也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命运与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是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诗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数中国文人，那些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沮丧消沉、时而豪情满怀时而放诞不羁、时而怨愤不平时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会遂心不会满足不会平静的中国文人。

陶渊明的诗文，作为文学殿堂的珍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他的桃花源世界历经千余年的人事变迁，今天仍像一个童话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泽东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把它变为现实的幸福田园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心。

陶渊明"生也艰难，死如之何"的哀叹已经远逝了，他的诗文却将世世代代流传。他那恬然冲淡、醇郁深远而偶现峥嵘的意境，及其显示出的率真任情的个性，将给一代代人以一种精神的慰藉和鼓励，以及美的启迪和趣的享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第一　家世

１

写陶渊明，要从他的曾祖父陶侃写起，而写陶侃呢，就免不了要提到东晋的开国丞相王导，和他那个谋反的堂兄王敦。这个王导，本来是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一个参军，就是他帮助司马睿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

大家看《三国演义》，都知道司马懿，司马睿就是司马懿的曾孙，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孙子。公元304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司马懿的一群子孙，为了争权夺利打得死去活来，把个刚刚统一才三十多年的国家又搞得稀巴烂。面对危机王导给司马睿出主意，劝他不要呆在京城洛阳，谁知哪一天就会有人看中他的脑袋呢？还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去，避一避风头为好。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在西晋覆没前来到了江南，做了安东将军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王导又劝他不要沉迷于酒色，要勒紧裤腰带干点事业；教他到处收买人心，和江南的豪门旺族搞好关系。王导还帮他处理内外政务，每次在朝堂上都是王导先把事情全布置好了，然后司马睿点头同意。司马睿称王导为自己的萧何，还学着齐桓公称管仲那样，管他叫"仲父"。

"八王之乱"使西晋山河破碎，国土支离，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割据一方，史书上称为"五胡乱华"。公元316年（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率军攻陷长安，俘虏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西晋宣告灭亡。两年后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后世称为晋元帝，东晋王朝就这样开始了。

司马睿即位的时候，为了感激王导，要拉着他也到皇位上一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当然不敢坐，但由这件事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就流传着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当了开国丞相，总揽朝政，他的堂兄王敦官封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东晋国土的大半兵权都落到了他的手中。俗话说"一母生五子，五子各不同"，何况王敦还只是王导的堂兄，两人的脾气禀性正好南辕北辙。王导看淡个人名利，处理政事的原则是息事宁人无为而治，喜欢当和事佬老好人；王敦自幼习武，养成了粗蛮狂纵的性格，现在掌握了兵权，更是骄横不可一世，慢慢觉得当大将军还不过瘾，想当皇帝了。

王敦先是强迫晋元帝让他兼领荆州刺史，后来又擅杀武陵内史向硕，同晋元帝的矛盾一步步加深，使他连王导也疏远起来。晋元帝开始重用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令刁协，想靠这两个人削弱王家势力。但朝野上下几乎全是王家的人，刘隗和刁协为了削弱王家势力，自然得罪了不少人。王敦就将两人作为靶子，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于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在武昌发兵，向建康挺进。

按惯例王敦谋反，亲属都要连坐，但晋元帝听从群臣的意见，没有治王导一家的罪，反而任命他为征讨王敦的前锋大都督。

王敦兵发建康，其他各州刺史都作壁上观，没有勤王护驾的意思。王敦控制的荆、江几个州集中了东晋的大半兵力，其他州郡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对手，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王敦一路东进，顺风顺水，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包围了形势险要的石头城。他正准备打一仗过过瘾，还没等发令，守卫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札就大开城门投降。石头城一失陷，建康门户大开，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晋元帝司马睿没有办法，就派使者去石头城告诉王敦："你要我这个皇位，早点说一声就是了，何必劳师动众这么大老远来跑一趟呢？你如果还承认朝廷，就让你的人马都回去，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倘若不行，那我就回琅琊去，把皇位让给你。"

眼看东晋王朝刚开张四五年就要关门，这时终于有人起兵讨伐王敦了。坐镇襄阳的梁州刺史甘卓首先发兵，攻袭空虚的武昌，抄了王敦的老家。他又邀请广州刺史陶侃共同举义，陶侃随即应命，也发兵相助。消息传到建康，朝廷的官员们高兴得齐呼万岁，形势终于有了转机。

这个广州刺史陶侃，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

２

魏晋时代推行"九品中正制"，父爵子袭，代代相传，门阀制度非常森严，出身低贱的人很难当上大官，即所谓"上门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陶侃就是一个出身孤寒的庶人，完全凭着武功一步一步位及人臣。要讲他的故事，还要从他的母亲湛夫人讲起。

陶侃的父亲早死，孤儿寡母的生活很贫寒，湛夫人靠纺纱织布供给陶侃读书交友。她从小对陶侃管教极严，好不容易把陶侃抚养成人，做了寻阳（今江西九江）县的县吏，管理渔梁。陶侃为了孝敬母亲，有一次派人送一条鱼回去。没想到湛夫人把鱼退了回来，还写封信责备他："你现在只做了一个小吏，就把公家的东西拿回来给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你送给我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块心病，让我天天为你担心。"鄱阳县有个孝廉范逵，是陶侃的朋友。孝廉是各地方推荐到朝廷去做官的人选。范逵去朝廷的路上路过寻阳，就到陶侃家来借宿。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大雪，很难找到草料喂范逵的马，湛夫人就把自己床上的新草席悄悄铡碎，用来喂马。她还偷偷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给邻居，换钱买来鸡鸭鱼肉款待客人。范逵后来知道了真相，非常感动，叹息道："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经范逵的推荐保举，陶侃先在庐江太守张夔手下任督邮，兼枞阳县令。后来得到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刘弘的赏识，调到他手下任南蛮长史，因军功升为江夏太守。后来刘弘又让他以鹰扬将军的身份去讨伐企图割据江东的陈敏，陶侃身先士卒，勇往直前，一举平定了陈敏之乱，又升迁为扬武将军、武昌太守。刘弘临死时认定陶侃一定能继承大任治理好荆州，对他寄予厚望。

东晋建立后，王敦成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陶侃受他节度。他命令陶侃进攻杜弢（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首领），陶侃调兵遣将，屡战屡胜，因战功升任荆州刺史。他在公元315年（西晋愍帝建兴三年）彻底平定了杜弢之乱，却遭到王敦的嫉恨，被调往边远的广州任刺史。荆州士民纷纷上书挽留，可见陶侃在荆州威望之高，但王敦执意不准，挽留无效。王敦派他的一个弟弟接任荆州刺史，大杀陶侃的将佐，更加激起了陶侃将士们的怨愤。陶侃对王敦积怨很深，难怪在王敦作乱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呢。

３

陶侃一生执掌兵权四十一年，威信极高。他精力充沛，职权以内的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远近给他的书信，都要亲自答复，从不积压，因而没有一点闲功夫。他常对人说："古代的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常人，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他又说："有些人整天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只知道聊天游玩酗酒惹事，简直就跟畜生一样。"东晋的士大夫们崇尚清谈，喜欢放浪形骸，陶侃正是在骂他们，他很看不惯当时清谈误国的那一帮世族子弟。

陶侃治军严格，只要发现僚属中有人酗酒、赌博，就没收他们的酒具赌具，扔到江里，明知故犯的人，还要军法从事。有一次陶侃走过都尉夏施的家，看到几株柳树，他问夏施："这几棵树，不是西门外驿道上的吗？你怎么移到自己家门口来了？"夏施只得下跪认罪，乖乖把树移回去。

陶侃很廉洁，亲友送东西给他，他一定要先问明白是怎么得来的，如果说得出来历，他就高兴地收下，而且回赠价值数倍的礼品；如果说不出来历，他不仅不收，还要怒颜斥责。

陶侃非常注意民生，有一次他外出，看到有人拿着一把没有成熟的禾苗，就问道："你拿这个干什么？"那人回答："走过稻田，顺手摘下来玩玩。"陶侃大怒道："你小子自己不种田，还要随便糟蹋庄稼？"立即将这个人捆绑起来，狠狠鞭打了一顿。所以在他管辖的地方，尽管战乱不断，百姓却安心耕作，能够维持生计。

陶侃在军事谋略上并不是特别高明，但他的心很细，考虑事情非常周到，是个干才。陶侃的水军建造战船，他命令将竹头木屑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道干什么用。等到雪花分飞道路泥泞，或大地冰封人马都不能行走的时侯，他就叫人把那些木屑铺在路上，大军就可以通行无阻了。他所贮存的竹头堆积如山，是留着日后造船做竹钉用的。

从这些小事情上，就可以找到陶侃的军队屡战屡胜、无人敢与争锋的原因。

４

话说陶侃响应甘卓的邀请，也起兵讨伐王敦，突然又接到了皇帝特命他罢兵的驺虞幡，叫他原地休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敦深知这两路兵马绝不能等闲视之，又觉得自己篡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朝廷妥协了，答应了晋元帝罢兵的要求。晋元帝于是下诏，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官比叛乱前更大了。王敦心满意足，罢兵而去，甘卓和陶侃也只好收兵了。

陶侃本来借着这次的功劳兼领了江州刺史，也被王敦假传诏命，逼回广州去了。

晋元帝司马睿经过这一场变乱，又忧又愤，当年冬天就死了，皇太子司马绍登基做了皇帝，史称晋明帝。已回武昌的王敦得到这一消息，又对皇位想入非非。他放出入朝辅政的风声，又举兵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逼近京师，同时要求朝廷任命他为扬州牧，使京师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谁知到了第二年，野心勃勃的王敦得了重病，奄奄一息。晋明帝趁机任命王导为大都督，召集几州人马讨伐王敦。王导听说王敦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他发丧，这样，朝野吏民都以为他真的死了，万众一心，要扑灭王敦的余党。

王敦命令哥哥王含带领五万人马，立即攻打建康。王导写信将王含痛骂了一通，涣散了叛军的军心。第二天夜里朝廷挑选一千多名勇士，偷渡秦淮河，展开猛攻，将王含的队伍击溃。王敦听到败讯，一命呜呼。他的军队也一败涂地，土崩瓦解，王敦之乱就这样平定下来。

王敦死后，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坐镇江陵。

５

王敦之乱刚刚平定下来，朝野上下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没想到又发生了苏峻之乱。苏峻本来是临淮太守，在平定王敦之乱中功劳最大，调任历阳内史，担负了保卫京师的重任。他又不断招收亡命之徒，势力日益壮大，但还没有谋反篡位的野心，他是被庾亮逼反的。

晋明帝司马绍在平定王敦之乱的第二年也死了，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太子司马衍即位，就是晋成帝。他的亲娘、皇太后庾文君临朝称制，而皇太后的哥哥、中书令庾亮就掌握了大权。

庾亮是个见识短浅而又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喜欢无事生非的人，这样的人一掌权，谁还能过太平日子？他对苏峻不放心，就想下诏调他入朝，解除兵权。王导担心这样做会立即逼反苏峻，他也听不进去。苏峻当然不愿意交出兵权，上书说宁肯调到任何一个荒僻的州郡去，就是不能做朝官。但庾亮就是执意要他入京做朝官，苏峻被逼无奈，只有起兵造反。

江州刺史温峤是庾亮的好友，在武昌听到这个消息，准备率领水陆大军顺长江而下保卫建康，却被庾亮去信劝阻。原来庾亮担心坐镇江陵的陶侃也会举兵造反，要温峤整军待命，盯住陶侃的动静。信中写道："苏峻虽已叛乱，我更担心的是你的西边，请足下勿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的典故就出于此。

庾亮和当时的众多名士一样，只会清谈玄学，对军事一窍不通，偏偏又自以为是。王导在军事方面给他提了不少建议，庾亮就是不采纳。苏峻轻兵冒进，本来有埋伏在险要地段将他一举击溃的机会，但被庾亮这个睁眼瞎放过了。苏峻很快就攻进建康城里，守城将士奋勇抵抗，连陶侃的儿子庐江太守陶瞻也战死了。庾亮仓皇逃跑，差一点没跑出去，后来总算是逃到了寻阳温峤那里。八岁的晋成帝落到叛军手中，宫廷内外被洗劫一空。

庾亮逃到温峤那里，商议共同讨伐苏峻。但温峤只有七千兵马，根本不是苏峻的对手。温峤提出联络陶侃，让陶侃做盟主。庾亮原先最嫉恨陶侃，这时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让温峤派人去联络。

陶侃深知庾亮过去一个劲地防备自己，满腹怨气，不愿出兵，愤愤说道："我是守卫边界防御外敌的，不敢超越职权跑到京师去。"温峤没有办法，又写了信去，劝说陶侃以大局为重。陶侃勉强同意发兵，但回头想想还是气不顺，又派人把刚发出去的兵追回来。温峤痛切地写了封信给陶侃，晓以大义："苏峻凶逆无道，人人切齿痛恨，现在各路兵马都已在半途中，围剿叛军如以石击卵，你现在半路上召回兵马，就会让讨伐大业功败垂成。天下人不知道你是跟庾大人闹别扭，还以为你不想扫除凶逆，迎合乱臣贼子，你还要不要名声呢？"陶侃这才下定决心，又想到儿子也被叛军杀害了，要报杀子之仇，就登上战船，亲率三万大军顺江而下。

陶侃到寻阳和温峤会师，庾亮心里就打起了鼓。他担心陶侃以逼反苏峻、贻误军机的罪名将他杀掉。温峤深知陶侃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劝庾亮主动去找陶侃赔礼道歉。庾亮只好去拜见陶侃，见了面就深深下拜，鞠躬如也。陶侃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惊异中气消了一半，一边制止他再拜，一边阴沉着脸说："庾元规还拜陶士行吗？"（元规和士行是二人的字）又质问庾亮："你过去整修石头城就是为了防备老子，怎么今天又来求老子跟你们一块去打石头城？你老以为老子要谋反，现在就相信老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了？"庾亮低声下气，一个劲地引咎自责，说了不少情恳意切、悔恨交加的话，差一点就痛哭流涕了，陶侃才变了脸色，摆开酒宴欢庆会师。陶侃被推为讨伐大军的盟主。

征讨大军到了建康城下，苏峻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时攻不下来，还打了几个败仗。温峤的人马本来不多，日子一长又没了粮草，陶侃却兵多粮足，温峤就来找陶侃借粮。陶侃一听又有气了，质问温峤："起兵的时候你说一不愁良将，二不愁军粮，只要借重我来撑个门面，现在却老打败仗，良将在哪里，军粮又在哪里？干脆我还是回荆州算了，等时机成熟了再来平叛。"温峤只好苦苦劝说，好话讲了一箩筐。陶侃再一寻思，不借给他也不行，只好拨了五万石粮食给他。后来温峤派兵偷袭了苏峻的粮仓，将叛军的存粮付之一炬，苏峻的队伍反而饿起了肚子，形势才一点点好转起来。

陶侃和温峤召集三军将士，猛攻石头城。苏峻酒醉后冲上阵来迎战，坐骑被绊倒，脑袋也被陶侃的部将割了下来。苏峻的余众继续死守石头城，直到第二年二月，城池才被攻破，苏峻之乱终于平定下来。陶侃在平定苏峻之乱中是盟主，功劳最大，因而被任命为侍中、太尉、都督荆、雍等七州军事，从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

６

温峤在平定苏峻之乱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军司刘胤接替他做了江州刺史。曾参加讨平苏峻的右将军郭默和他有旧怨，刚好路过武昌，就假造诏书，杀害了刘胤，又将他的女眷和财宝据为己有。这时重新执政的王导还是做息事宁人的老好人，不敢加罪骁勇难制的郭默，反而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陶侃听到刘胤被杀，十分愤慨，于是一边发兵向武昌征讨郭默，一边派人送信给丞相王导说："杀了刺史就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道："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办法吗？"陶侃接到复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

陶侃大军包围了武昌，郭默的将领活捉郭默和他的五个儿子，投降了陶侃。陶侃将郭默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郭默在西晋永嘉之乱后曾在北方以坞褒抵抗过建立了后赵的石勒（匈奴人），多次和石勒作战，果敢勇猛，能够披着盔甲跳跃深阔的壕沟，威震敌胆。石勒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镇压了郭默，就有点怕陶侃了。陶侃给石勒送去一封信说，原属苏峻的部将冯铁，是杀他儿子陶瞻的仇人，现在投奔了石勒，做了戍将，让他看着办。石勒还真听话，就把冯铁杀了。从此，陶侃和后赵之间暂且保持了平静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敢南下欺负人了。

陶侃平定了郭默，王导只好让他兼管江州。这样陶侃就都督八州军事，兼任荆州和江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从巴陵移镇武昌，军事实力和当年的王敦不相上下，但他对朝廷依旧忠心耿耿。

７

在经历了王敦、苏峻的连年内乱后，东晋国力衰败，但陶侃在荆州励精图治九年，同北方的后赵、西南的成汉政权维持住了对峙局面，辖境内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七十多岁后，他屡次要告老，幕僚们苦苦挽留。到七十六岁那一年，得了重病，他派人到建康去请求辞职，将自己的所有官印和官服，都送归朝廷。同时，他还把所有军资装备和牛马船只，一律造了清册，亲自给仓库上了锁，贴上封条，委托部下暂时管理，等待移交。陶侃自己上船，回到长沙的封邑去。幕僚们送他到江边，他说："我已经老成这样，手脚都不灵便了，想回家享清福也不行了。这都是你们多次苦留，害了老子。"

船离开武昌的第二天，陶侃就病死在途中。尚书梅陶当时评价他："陶公机智明察如曹操，忠顺勤劳如诸葛。"

８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陶侃的第七个儿子，官至武昌太守。

陶侃在荆州的承平时期，不像在广州时那样，朝朝暮暮搬运砖头，锻炼意志了。他也追求起了享乐，家中也搜罗了不少珍财奇宝，家童多到一千多人。他还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小老婆，传说有几十人，一共给他生下了十七个儿子，还有十几个女儿。人越到老年越是好色贪财，越到老年越是控制不住自己，陶侃也不例外。

陶侃死后，他的长沙公的爵位先传给了长子陶夏，陶夏的弟弟陶斌不服气，两人就打了一仗，陶夏把陶斌杀死了。不久陶夏也病死，由那个在苏峻之乱中战死的陶瞻的儿子陶弘承袭了爵位。陶弘死后他的儿子陶绰之承袭爵位，他死后爵位又传给儿子陶延寿。这个陶延寿和陶渊明还有交往，他路过寻阳时，陶渊明写了一首《赠长沙公》的诗送给他。

陶侃的十七个儿子，多半都做了大官，有的封侯，有的封伯，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尚书，而陶茂只做到太守，所以在《晋书陶侃传》里，没有他的名字。陶侃的这些儿子，都不怎么争气，老是"窝里斗"，互相争杀，使得整个家族很快就衰落下来。陶茂在家族中地位本来就低微，他这一支衰落得更快，等到陶渊明父亲这一代，家道就趋于贫寒了。

陶渊明的父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的事迹更是无从查考。陶渊明有一首《命子》诗中提到父亲，说他"淡焉虚止，寄迹风云"，看来是没有做过官。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对陶渊明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陶渊明影响大的还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继承了他身上作为名士的许多东西。

９

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他的第四个女儿就是陶渊明的母亲，两家是累世通婚。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后，陶渊明为外祖父作了一篇传记，就是《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征西大将军是指桓温，孟嘉做过他的军中长史，所以有这样的称谓。

孟嘉少年丧父，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他澹泊沉静，度量很大，年纪轻轻就得到同辈人的尊重。当时同郡的郭逊清高有操守，名声在孟嘉之上，但常常赞叹孟嘉温文尔雅，平易旷达，自愧弗如。他的堂弟郭立也有才志，与孟嘉年纪仿佛，声名相当，也推崇佩服他。孟嘉的名声不仅在江州很响亮，而且传播到了京城。（"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陶侃死后，接替陶侃位置的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国舅爷庾亮。庾亮见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又有那么大的名声，就征聘他做了庐陵郡从事。有一次孟嘉从底下的郡县回来，庾亮问他当地的风土人情。孟嘉说他不知道，要回去问一问随从。庾亮用塵尾掩住嘴巴偷偷地笑。等孟嘉离去后，他对弟弟庾翼说："孟嘉果然是个名流，一点都不通人情世故。"当时庾亮正提倡办学，重视选择儒官，因而看中他的名望和才华，推举他做了崇尚德行的儒官。（"太尉颖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

豫章太守禇裒到江州来进见庾亮，那天正好是元日（正月初一），庾亮就在州府摆开宴席款待他，也邀请了当地的许多才俊之士。孟嘉坐得离主宾席远远的，不想往他们跟前凑。酒至半酣禇裒突然问庾亮："听说你们江州有个名士孟嘉，他来了没有？"庾亮说："来了，你能一眼认出来吗？"禇裒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直看到最远的座位，才指着孟嘉对庾亮说："就是那一位吧？"庾亮大笑，既欣喜孟嘉果然超凡脱俗，给自己挣了面子，又佩服禇裒慧眼如神，真的将孟嘉认了出来。从此以后他就更加器重孟嘉了。（"太傅河南禇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荆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　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之。"）

１０

公元339年（晋成帝咸康五年），王导和庾亮相继去世，庾亮的位置由他的弟弟庾翼接替。庾翼当时年仅三十六岁，却比他哥哥有作为，几年下来将荆江几郡治理得很好，黄河以南的敌区有好几路人马来归附。他被朝廷赐封安西将军，孟嘉做过他的军曹。后来孟嘉还做过江州别驾、巴丘令这些官职，等到庾翼去世，桓温接替了庾翼的职务，他又做了桓温的参军。

公元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也得病死了，皇位由弟弟司马岳继承，他就是晋康帝。两年以后，晋康帝又病死，时年二十三岁。他两岁的儿子司马聃，由皇太后禇氏抱上皇位，就是晋穆帝。晋穆帝还是幼儿，只好由太后临朝称制。前面提到的那个禇裒，就是禇太后的父亲，这一下成了皇帝的外公，掌握了大权。桓温年轻时是个赌徒，十八岁时为报父仇杀过人，有了心狠手辣的名声。他娶了晋明帝女儿南康公主，做了驸马都尉，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但他接替庾翼做了荆州刺史后，一变故态，轻刑简政，以德化来收服人心。他觉得名士孟嘉很可以替自己撑一下门面，就让孟嘉做了他的参军。桓温是个粗人，对孟嘉这样的儒雅之士，总是看不顺眼，经常捉弄为难他。

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桓温游龙山，部下幕僚都跟着。一阵山风过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了。当时大家都穿着军服坐着谈笑，如果起身去捡帽子，肯定会招来嘲笑。桓温用目光示意左右都不要做声，看孟嘉怎么办。孟嘉就装作没有察觉，起身去上厕所，想在回来的时候再顺手将帽子捡起来。桓温命人拾起帽子，又让咨议参军孙盛写了一篇文章来嘲笑他，连帽子和文章都放在了孟嘉的座位上。孟嘉从厕所回来，见到了嘲笑自己的文字，便请求给他笔墨作答。他全然不需要构思，提笔就写，落笔成章，文辞比孙盛的那一篇绝妙百倍，大家传看后都赞叹不已，桓温也就笑不起来了。（"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后来孟嘉出差到京城，朝廷想让他当尚书删定郎，他不肯接受。晋穆帝知道他的大名，要在东堂召见他。他跟皇帝也敢摆名士架子，推辞说脚有毛病，不能行跪拜之礼，不便见皇帝。皇帝还非见不可，下诏派人搀扶他进宫，终于和他见了一面。（"奉使京师，除著作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

孟嘉做江州别驾的时候，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谢永是刺史，两人相处得很和睦。这一年谢永在原籍病故，孟嘉就去吊丧送葬，以尽下属的情义。途经永兴（今浙江萧山）的时候，有一个名士许询，派人过来求见。许询也是才俊之士，不愿意做官，浪迹江湖，也乘船路过永兴，看到对面过来一只船，船头站着一个人，风流儒雅，仪表不俗。许询寻思："天下的豪杰之士我差不多都认识，怎么偏偏不认识这个人？"又见是远道西来的船只，就在心里暗自揣测："听说中州有一位名士孟嘉，是不是他呢？"一打听果然是孟嘉，欣喜不已，急忙派人来求见。孟嘉听说过许询的大名，心仪已久，但他对来人说："我的本心是一定要去拜访的，但我现在要赶着去凭吊故人。就让我先去尽下属的情义，等返回的时候再去拜望。"他以为许询是当地人，没想到许询也是过客。许询知道孟嘉在去凭吊故人的路上，心情一定很悲痛，见面也不便欢叙。他不忍错过相见的机会，就将船只停泊在永兴等着，一直等到孟嘉凭吊完了回到永兴，两人才见面。果然一见如故，孟嘉在永兴停留了两天两夜，两人将平生所学都拿出来一一探讨，夜以继日。直到都没了说话的力气，才分道扬镳。（"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舫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

１１

孟嘉回到荆州后，转为从事中郎，后来又升为长史。在衙门中他没有长官架子，总是随随便便和下属说话办事，只靠公正谦和使他们信服。他结交朋友非常谨慎，不搞礼尚往来那些官场俗套，门前很少有俗人来访。读书如果有了心得，内心喜悦，就驾车到龙山，登高望远，把酒临风，直到天色昏暗才痛饮而归。（"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饮，造夕乃归。"）

但桓温还是经常给他气受，没让他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有一次像是不经意地对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自命清高，实际上是不通事理。不是我喜欢争权夺势，而是人不能没有权势。就像我现在有权势，就能摆布你，你没有权势，就摆布不了我。"碰到这种时候，孟嘉就沉默不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

孟嘉一生中从不肯苟且迎合别人，言语从来没有夸大自是，脸上也很难见到高兴或怨怒的表情。但他喜欢酣饮，即使喝过了量也不会失态，而是借着酒兴抒发情怀，畅然寄心于世外，旁若无人。桓温曾经问他："酒有什么好，你那么嗜好？"他回答："明公还没有得到酒中的真趣。"（"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桓温还问他音乐方面的爱好，他答道："丝弦不如竹管，竹管不如人声。"桓温接着问缘由，他说："渐近自然。"（"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人。'答曰：‘渐近自然。'"）孟嘉活了五十一岁，病逝在家中。

光禄大夫刘耽曾和他在桓温府中共过事，陶渊明的叔父陶夔有一次问他："孟府君如果还在，应该做到三司中的官了吧？"刘耽赞同道："他本来就应该是三司中的人。"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这样的高位，也就是说，孟嘉如果长寿，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宰辅之臣。（"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中人。'为时所重如此。）

第二　学仕

１

写完了陶渊明的家世渊源，接着就该写陶渊明本人的故事了。在《前言》中我说过，陶渊明的名和字后世都不能确定，他的享年现在学术界也有很大的争论。我要写陶渊明，必须将这些先做一个交待，然后才能记述他的生平事迹。

陶渊明，字元亮，刘裕篡晋建宋后更名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所谓“私谥”，也就是说不是皇帝封的，是死后他的朋友们送的。他死于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既有陶渊明自己写的《自祭文》作内证，又有颜延之的诔文作旁证，是非常明确的。但他的生年有七八种说法。我取“七十六岁说”，也就是说，他生于公元352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江州寻阳郡寻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后来寻阳县又并入柴桑县，所以说陶渊明是柴桑人，也不算错。

２

陶渊明虽然有一个军功盖世位至极品的曾祖父，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早已衰落。陶渊明在《赠长沙公》的序言里就说：“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看来他家和继承了陶侃爵位、比较显赫富裕的同族人，早已没有了往来，在大街上碰见了根本不认识。陶渊明的父亲在他八岁时就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生活颇为艰难。如果按照土改时的标准给他家划成分，大概会划到富农，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田地，但只能在没有灾荒的年月自给自足，没有富余的田地出租给别人，自己一家人需要在田间耕作，农忙的时候还要请“门生”来帮忙。“门生”是以前陶家在寻阳落户时带来的“佃客”，本来耕种陶家的田地，要向陶家交地租，后来从陶家赎免了身份，有了自己的田地，不再交租了，但农忙时还有义务帮陶家干活，孩子小的时候也要到陶家当童仆，这样的人家就叫作“门生”。从“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从小就在田地里干农活，他是放下了田间的农具之后才去游学求官的。他后来能够下决心抛弃仕途归隐田园，跟他青少年时代就是泥腿子，有很大关系。

但陶渊明当然不是专在田里干活，除了耕作他还要读书。当年庾亮来到江州后，就提倡儒家经学，而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正是被他挑去当了办学的儒官。陶渊明和他的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从小都是孤儿。在陶渊明八岁那年父亲去世的时候，外祖父孟嘉还在。他看到小外孙又像自己当年那样成为孤儿，非常痛惜。而陶渊明正好又到了发蒙的年龄，孟嘉就送了他一整套儒家经书，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陶渊明十二三岁的时候，五十一岁的孟嘉去世了，留给陶渊明的遗物，就是那几部经书。陶渊明每到闲暇的时候，就拿起来攻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陶渊明从小就不爱扎堆，老是一个人闷闷地看书。“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谁说陶渊明不通音律？其实他弹得一手好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学习还很刻苦，有时连吃饭都忘了。

陶渊明受到外祖父孟嘉的影响，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儒家经学功底，他在诗文中也非常推崇儒家。陶渊明博采众家之长，但主要继承的是儒家思想，后文我再详细说明。

可你要是把陶渊明想象成一个文弱书生，那又错了。他毕竟是陶侃的后代，陶侃可不是靠读书当上大司马的。陶渊明每天闻鸡起舞，从小就练出了一身好功夫，剑术尤佳。“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青年时的陶渊明身体很强壮，性情也很刚烈，腰佩宝剑曾经出门远游。

他非常佩服刺秦王的荆轲，晚年曾写了一首诗赞颂。“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这位“士为知己者死”的荆轲，是何等慷慨地从容就义呀。他骑的马在黄沙飞扬的道路上长嘶，头发差一点就把帽子冲起来，鼻子里吐出的粗气把帽子上的红缨吹得像一团火苗。“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真是义无返顾，快马加鞭。可最后呢？“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地图展开匕首露出来的时候，秦王还楞了一下，但可惜荆轲的剑术还是次了点，所以没有成功。陶渊明敢说荆轲的剑术不精，正是因为他年轻时练得一身好剑法。

３

陶家所在的村庄是上京里，他家的房舍庭院取名为“园田居”。公元371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的春天，已到弱冠之年的陶渊明，正领着几个门生撅着屁股在田里插秧。

已经快到中午了，一位老农对他说：“少东家，日头恁毒了，该回家吃晌午饭了。”

陶渊明直起身子，捶了捶腰，抬头看了看正当顶的太阳，金灿灿地刺眼。刚才从下巴颏上往田里滴的汗水，现在顺着脖子流到了衣领里。

陶渊明拿衣领擦着汗说：“那就回吧，吃完饭歇个午觉，太阳一偏西我就去叫你们。这两天要赶紧把秧苗都插到田里去，错过了节气就坏了。”

“知道知道。”门生们说完都散了，陶渊明也往家走。

一进家门发现叔父陶夔来了，肯定又要拿他磨牙，陶渊明站在门槛上不想进去。

陶渊明的父亲死后，陶夔一直接济着兄长撇下来的孤儿寡母，时不时来一趟，送点柴米油盐，捎带也数落陶渊明几句。

“回来了？快进屋吧，你叔叔来了。”母亲孟氏招呼陶渊明。

“叔。”陶渊明吭了一声。

“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件大事，又换天子了。”陶夔一开口先谈国家大事。

“啊……”从陶渊明十来岁记事的时候算起，不到十年换了三四个皇帝，看来皇帝是不经活。

“不过这次皇帝不是老天爷召去的，是被大司马（指桓温）给废了，新立了会稽王为皇帝。”

“为什么废呀？”

陶夔看了看嫂子，不好意思地说：“说皇帝不能生孩子，田美人和孟美人生下来的三个男孩，是跟一个叫向龙的殿前侍卫生的，京城里有这样的童谣：‘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定当成龙子。’”

“真有这回事？”孟氏皱了皱眉头。

“谁知道？不管这些国家大事了，反正咱家现在也没人在朝为官，只要不打仗，谁当皇帝也不关咱家的事。倒是渊明的前途，得合计合计了。”陶夔接着就把话题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渊明这孩子已经行了冠礼，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

“是啊，该娶媳妇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妹妹去年嫁到程家，算是找对了人，日子过得蛮不错的。”母亲点头道。

陶渊明脸红了。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去年已经嫁到武昌郡去了，家里只剩下他老大不小的。

“娶媳妇倒是小事，我就能张罗着给办了。可咱们陶家从我爷爷开始，连着几代的男人个个都为官作宰，没有老死田园的。渊明就愿意一辈子跟土坷拉打交道？”

陶夔现在就像当年的孟嘉一样，是桓温的参军，生活还算宽裕，总希望能帮陶渊明找一条做官的门路，算是对得起死去的哥哥。

“嫂子，你应该让渊明出去闯荡闯荡，找条门路，不能老在家呆着。”

“在家呆着不是挺好？田里有活就干活，没活就读点书。”陶渊明瓮声瓮气地说。

“读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做官？你不做官读书有个屁用？你现在应该出去求学，边求学边结交一些世族名流，找点仕宦的门路。男子汉大丈夫，一点出息都没有，那怎么行？”陶夔训得渊明一声不吭。

“叔叔说的是，儿啊，要不你就出去闯荡闯荡吧。你外公在世的时候，也嘱咐我将来要让你出去游学求官，不能把你的前程耽误了。”

“怎么样？我给你一笔钱，够你出门在外花个一年两年的，你到京城去见见世面吧？长点见识，也找点门路。”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渊明半天才吭出一句。

“哎呀，你别牵挂家里，你娘我会照顾的。”陶夔更来气了，“你不谋个一官半职，将来怎么赡养你老娘？还要娶妻生子，就靠那几亩薄田养活一家老小？这些年是没打仗了，但赶上个水灾旱灾还吃不饱，要是哪一天打起仗来呢？”陶夔放低了声音，“王敦苏峻当年的事，说不定又要来了……一旦开了仗，田里就是出再多的粮食，也落不到庄户人口里……到时候没有个一官半职，吃不上皇粮拿不到俸禄，全家就只有一块饿死。”

陶渊明不做声了，母亲又说：“你就去吧，插完秧田里就没什么农活了，等秋天收

割的时候，请几个门生就行了，我有事还可以去找你叔叔，你就放心走吧。”

沉吟了半晌，陶渊明看出叔叔在他还没回来的时候，早就跟母亲商量好了，不答应

也不行了，就说：“好吧，等过两天把秧都插到田里去了，我就上路。”

４

上文提到了桓温废立皇帝，陶夔说又要发生王敦苏峻当年的事情，也是指桓温。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在世的时候，东晋国内连年内乱，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等到桓温做了安西将军、荆州刺史的时候，东晋国内比较平静，他就有了北伐中原的雄心壮志。但北伐之前他要先消灭割据巴蜀的成汉政权。

西晋末年，各地割据势力互相攻战自顾不暇，李雄趁机在巴山蜀水建立大成国，比较安定地过了三十多年。李雄一死，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帝位互相争杀，国势一落千丈。接着又出了李期、李寿两个暴君，杀人如麻，大兴土木。李势即位后也是杀戮忠臣，贪财好色，再加上饥荒连年，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李势自恃蜀道艰险，不修战备。桓温正是瞅准了这个好时机，计划孤军深入，荡平巴蜀。

公元346年（晋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率大军一万余人从江陵出发，沿着七百里的三峡，逆流而上。进军战船的船钉，还是用陶侃当年有意积贮下来的竹头做的。

自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朝廷听到桓温出师的消息，忧心忡忡。只有丹阳尹刘惔认为桓温一定能成功，他说，桓温以前赌博的时候，没有看准之前绝不会下注，现在敢下注就一定是有把握，只怕他平定巴蜀以后，就要飞扬跋扈，转而压制朝廷了。

果然，桓温一路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成汉的都城成都。在成都郊外三战三胜，成汉的军队都溃散逃跑了。李势只好亲自出马，但也抵挡不住，经过一场恶战，晋军占领成都，成汉灭亡。桓温派兵将李势及其宗室十余人送到建康，自己在成都住了一个月，然后凯旋江陵。

当时想北伐中原的不只桓温一人，上一章提到的那个皇帝的外公禇裒，就于公元349年（永和五年）率领三万人马，讨伐北方的前燕（鲜卑族）。但他也是个空会清谈的名士，经过代陂一战损失了三千人马，就吓得望风而逃，仓皇逃回建康。当时黄河以北有二十万西晋遗民，听到北伐的消息纷纷渡河来投奔，可一过河就傻了眼，禇裒的军队早已逃回江南了。这些遗民忍饥挨饿，四处流亡，在随后的几年被杀戮掳掠殆尽。禇裒听到这个消息，羞惭忧愤而死。

公元352年（永和八年，也就是陶渊明出生的那一年）又出了一个殷浩，也搞了一次北伐。他也是不懂军事只会权谋，想通过收买敌军将领轻易取胜，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很快就惨败而归。东晋的军队落到这些名士手里，再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第一次北伐，目标是前秦（氐族）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他带了步兵骑兵共四万人，浩浩荡荡从江陵出发，打下武关（今陕西商州），逼近长安。前秦皇帝苻健派五万人马迎敌，被晋军杀得片甲不留。随后又有三万精兵赶来，和晋军在灞上对峙。

本来桓温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长安，但他是个赌徒，总想以最小的赌注获得最大的赢利，幻想兵临城下就会使敌人望而生畏，以致引起内乱而投降，所以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

他原以为正是麦收季节可以坐收粮食，谁知秦军早已坚壁清野，使晋军军粮匮乏。大家饿着肚子埋怨桓温迟迟不进攻长安，士气消沉。秦军趁机反攻，展开一场血战，杀死晋军一万多人。桓温只好带了关中三千多户居民撤退，第一次北伐就这样流产了。

公元356年（永和十二年）七月，桓温被朝廷任命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州、冀州诸军事，再次从江陵率军北上，征讨归附前秦的羌族人姚襄，目标是收复故都洛阳。

大军到了洛阳南面的伊水之滨，同姚襄一决雌雄。桓温披上盔甲，亲自指挥晋军强渡伊水，姚襄不敌，带余部几千骑兵逃出洛阳跑到了杏城（今陕西洛川），结果被前秦军队杀死。

桓温赶走姚襄，进了洛阳故都，立即修复皇家的陵园。他留下颖川太守毛穆之守卫洛阳，自己却率大军返回荆州，第二次北伐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他为什么回得这样急呢？原来他要雄据荆州，图谋建康。

北伐尚未成功，他却渐渐萌生了谋反之心。有一天他在军营中彻夜难眠，对亲信僚属说：“大丈夫难道就这样寂寞一生吗？以后我在九泉之下见到景帝文帝，他们一定会笑话我是傻瓜。”文帝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景帝是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都是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懿的儿子。僚属们都吓了一跳，不敢做声。他又从床上坐起来说道：“纵然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流芳百世是指北伐，遗臭万年自然是指篡权夺位了。

早年有人拿他同王敦相比，他很不高兴，可这次回到荆州后路过王敦的坟墓，他居然呆望着墓碑感叹道：“可人！可人！”

但桓温为什么又迟迟没有谋反呢？还是他的赌徒性格决定的，他在没有把握的时候是绝不会轻易掷出骰子的。

公元361年（升平五年）晋穆帝司马眈病死，晋成帝的长子司马丕即位，就是晋哀帝。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65年（兴宁元年），晋哀帝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他的同母弟弟琅琊王司马奕即位，他就是后来被桓温废掉的晋废帝，又称海西公。

公元369年（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看到北方的前燕政局不稳，觉得北伐的时机到了，带领步兵骑兵五万，从姑孰誓师出发。这是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

这一次北伐大军从兖州北上，坐船通过人工开挖的河道（后世称为“桓河”，已湮没）前进，驶入黄河。由于水路迂回曲折，运粮难于登天，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大军登陆后直抵枋头，威胁前燕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前燕去向前秦讨救兵，前秦担心唇亡齿寒，派两万人马前来援助。

这时晋军后面的粮道已经被前燕截断，前面的军队又屡中埋伏，吃了好几次亏。等前秦的援军一到，仅有的军粮已经吃完，桓温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渡过黄河后将战船烧毁，辎重和铠甲都丢在波涛汹涌的黄河里，从陆路向南撤退。

夜以继日地跑了好几天，晋军人困马乏，以为没有追兵了，行军松松垮垮。结果在襄邑（今河南睢县）被燕军前后夹攻，被杀三万多人。余众继续南逃，又遇上前秦援军横腰拦击，又死了一万多。桓温一口气逃回山阳（今江苏淮安），心才算放到了肚子里，残兵败将已所剩无几，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桓温这一败丢尽了脸面，也断绝了北伐的念头。怎样才能挽回面子呢？重新北伐肯定是不行了，他就打起了皇帝的主意，想在朝廷干点异乎寻常的事情。他派人在建康散布谣言，说当今皇上阳痿，不能生孩子，已经有的三个孩子都是嫔妃们跟身边的侍卫生的。

公元371年（咸安元年），桓温带兵到建康废掉了司马奕，改立当时的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就是简文帝。这个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司马睿死的时候只有两岁。东晋已经传了七个皇帝，历经五十年，没想到又传回到开国皇帝的儿子，桓温真是跟历史开了个玩笑。

司马奕先被废为东海王，再被废为海西公，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吊到御道边的杨树上用马缰勒死。桓温一不做二不休，又以谋反的罪名将武陵王司马晞、新蔡王司马晃废为庶民，还杀掉了庾亮和殷浩两个家族几百口人，彻底扫除了这两家的势力。海西公司马奕为了活命，让百姓在他家门口的道路和场院上种上麦子，表示自己要和外界完全断绝往来。他整天和妻妾们醉酒嬉闹，做出意志消沉安于屈辱生活的样子。为了迎合不会生育的谣言，即使生了子女也让他们活活饿死冻死。这样总算让桓温比较满意，保住了脑袋。

桓温就靠废立皇帝、诛除异己来重新树立威望，消息传到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笑疼了肚子，他说：“俗话说在老婆那里受了气，却到老子头上去发泄，桓温就是这样的人。”

简文帝司马昱没当皇帝前好好地活到了五十二岁，当了皇帝才九个月就病死了。公元372年（咸安二年）七月，他十岁的大儿子司马昌明（又称司马曜）即位，就是孝武帝，小儿子司马道子被封为琅琊王。

孝武帝登基不到一年，六十二岁的桓温得了重病，在公元373年（宁康元年）七月死了。他是东晋王朝不可多得的军事统帅，又是一个优柔寡断、胆识不足的赌徒，终究无法完成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任。他虽然一直怀有不臣之心，帝位也早已是囊中之物，但又害怕篡逆后坐不稳江山，反而会身败名裂，直到病死也并未篡逆。这个人一生都是矛盾。

他死的那一年，陶渊明结束了三年的游学求仕生活，回到了家中。

５

陶夔听说渊明回来，又赶来看他。

他比三年前出门时长高了许多，也黑瘦了许多。脸上略有疲惫之色，眼窝陷下去不少，但眼睛比三年前清亮多了，眉宇间透出轩昂之气，看来他出门在外三年，是长了不少见识。

但一见到陶夔，陶渊明就低头闭眼，不敢和叔父对视，只怕并未找到做官的门路。

“回来了？”

“嗯……”

“怎么样？见了世面吧？”

“嗯……是。”

“找着门路没有，我让你到京城去投奔的人家，对你怎么样？”

“嗯……还行吧。”陶渊明只是含糊地答应着。

“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也没去多少地方，在钱塘会稽一带转了转。”

“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陶夔又问道。

“嗯……”陶渊明低下头，不做声了。

这孩子出去三年，反而比在家时话更少了，待人接物一点都没有历练出来，实在不是做官的料，看来是祖坟上没有长这一棵蒿子。

陶夔暗暗叹了一口气，又和孟氏寒暄了一番，起身告辞。孟氏要留他吃饭，他也没答应。

６

陶渊明实在不知道该对叔父说什么。这三年的确经历了许多事情，但都不好对叔父讲。

一到京城陶渊明就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明白在京城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该在田里干活的乡巴佬。他的江州口音很重，想学京城人说的“普通话”又学不像，所以一开口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别人更瞧不起他了。

陶渊明没有想到，京城人的门第观念竟然那么严重。刚到建康的时候，别人问起他的来历，他总忘不了说自己是长沙公陶侃的曾孙，原以为别人会另眼相看，没想到人家给了他更多的白眼。陶侃的出身很低贱，祖籍是现在湖南西部的溪族人。湘西直到现代还是出土匪的地方，东晋时就更加荒僻了。陶侃虽然官至极品，但那些名门世族依然瞧不起他，温峤就老在背后骂他是“溪狗”。陶渊明后来才想到，当他报出曾祖父的名号时，听到的世族子弟也在心里这样骂他呢。

陶渊明到了京城，确实开了不少眼界，他见到了那些贵族子弟、富豪人家如何骄奢淫逸。只要是名门望族，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大官，做了官也不管什么事，整日在一起清谈老庄玄学。说是清谈，其实一点也不“清”，都是大摆宴席纵酒豪饮，天天放浪形骸，醉生梦死。

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几位名士聚到了一起，就把大门一关，脱光衣服，披头散发，一手拿着蟹螯，一手拿着酒杯，高谈阔论，滥食狂饮。去晚了的人见大门紧闭，就从狗洞往里钻。在这样的宴会上老子儿子都可以直呼其名，根本不讲什么父子君臣之礼，还可以赤身裸体地和侍婢歌妓调笑，荒淫无耻，不堪言表。自幼熟读儒家经书的陶渊明，在这些人中间如何能找到知己呢？

陶渊明刚到京城的时候，正好赶上庾亮的侄子庾柔和庾倩被桓温诬陷谋反，满门抄斩。去法场的道路上挤满了围观者，陶渊明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他看到两家老老少少几百口人向刑场走去，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婴儿。这么小的婴儿有什么罪？竟然也要被处死。一根根绳索把这些人的手反绑着连结在一起，有一里路长，由士兵在两边督促着向法场走去。有的人嚎啕大哭，有的人低声饮泣，更多的人面无表情，迷茫地往前走。

听人说海西公的三个儿子，因为是野种，都被吊到皇宫外御道旁的扬树上，用马鞭勒死了。陶渊明也去看了看，三个皇子的尸体仍然吊在树枝上迎风飘动，散发出阵阵恶心的臭味。又听说新皇帝登基时，桓温居然将他的士兵带入宫内，在皇宫里擂起战鼓、吹响号角。陶渊明有一次还遇上桓温的车队经过，远远地就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如雷霆一般，开道的马队用长鞭抽打道路两旁的行人，行人们都吓得四散奔逃。

陶渊明心中暗想：这个桓大司马好凶啊！又想到外公做他的部下居然做了半辈子，一定受够了气，难怪五十一岁就去世了。他开始感受到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

才来了几个月，陶渊明就对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厌恶不已，也深深感到城里人都瞧不起他这个江州来的乡巴佬，于是离开了建康。

７

陶渊明的诗作中，有几首提到了这次游学求仕的经历。《饮酒》第十首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东海隅指现在的苏北沿海一带。陶渊明就是在现在的江浙一带，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陶渊明的作品，无论诗歌还是辞赋记传，都是发乎性情有所寄托的，不会空穴来风向壁虚构。但《闲情赋》的序言里却打出个幌子，说是仿效张衡的《定情赋》和蔡邕的《静情赋》而作，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人说这篇赋是为了悼念他三十岁时死去的妻子而作，更是不通人情。对死去的妻子的缅怀，应该是在她的品德和性情方面，而不可能把笔墨都用在容貌和仪态上；应该悼念夫妻二人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相濡以沫的感情，那一定是沉郁顿挫的，不可能写得香艳露骨。《闲情赋》实际上是他这次回家后为了寄托对初恋情人的思念而作。

“夫何环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是那么奇丽飘逸啊，是那么美艳倾城；有拔俗超群的秀色，也有品德高洁的传闻……这就是我陶渊明的初恋情人。“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叮当作响的玉佩，也不比她更纯洁，幽香满谷的兰草，也不比她更芳芬；将一片柔情淡化在俗世，将高雅的志趣寄托于浮云……你就是我陶渊明苦苦思念却搞不到手的女人。

陶渊明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初次见到她的情景……“褰朱帷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馀好，攘皓袖只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撩起红色的帷幕端坐在闺房，弹奏着琴瑟暗自欢欣，尖尖的手指撩拨起美妙的乐曲，雪白的手腕抚弄出缤纷的琴声，善睐的明眸只在一瞬间对我秋波暗送，无限的爱意都隐藏在谈笑之间……

陶渊明也写出了自己堕入爱河之后的苦恋心曲。“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这清幽的琴音使我怦然心动，我真想和她触膝交谈。想自己前去与她山盟海誓，又怕违背礼制受到责谴。想等待凤鸟为媒传书递简，又怕别人赶到我的前面。心意惶惶不得安宁，三魂六魄一会儿就往她的闺房去了九遍……原来五柳先生恋起爱来也傻得可怜！

回家之后这段恋情已经成为永久的回忆，但他依然遐想着“软玉温香抱满怀”，做着春秋大梦……“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我愿在她的衣襟上成为衣领，承受那雪白肌肤散发出的芬芳，但悲伤的是晚上要和她分离，以致怨恨清冷的秋夜太长。我愿在她的裙裳上成为衣带，束缚住窈窕纤细的腰身，可叹的是天气时冷时热，特别担心她会弃旧着新……陶渊明是个性情中人，对女人也是特别温存体恤特别乖巧。

然后从头到脚数落一遍……“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不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从洗发膏、眉笔一直愿意做到凉席、趿拉板，只要他的情人用得着就行，陶渊明不仅是在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古代的女权主义者。

后面讲到了日常生活。“愿在昼而为影”，“愿在夜而为烛”，“愿在竹而为扇”，“愿在木而为桐”，我就不一一诠释了。赋的下半部分是讲爱情破灭之后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生一世都伴随陶渊明。

“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这份徒劳的恋情向谁倾诉？我只能独自徘徊在树林中。“敛轻裾而复路，瞻夕阳而流叹。”从林中出来整理一下衣衫，眺望夕阳不免仰天长叹。“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穿戴了起来等候天亮，繁霜在台阶上闪烁着白光……原来陶渊明患了失眠症，从黄昏到翌日清晨都在辗转反侧，最后干脆起身坐等天明。他都在想些什么呢？“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娟想以空寻。”如果有朝一日再与她萍水相逢，心中一定会交织着惊喜和恐惧，但现在只能寂寞而归一无所获，独自忧郁地在空虚中找寻……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就看出了这篇赋的香艳和性感，评价陶渊明的作品时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以道学先生的眼光去看它，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要是从真情真性出发，正如苏东坡所说，《闲情赋》就像《诗经》中的《国风》那样，是“好色而不淫”的爱情佳作。

８

陶渊明的这位初恋情人，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在《闲情赋》里，能发现什么？

“期有德于传闻”，那么，她一定是一位大家闺秀了，她的家族也一定有很高的地位，起码是个殷实富足的大户人家。她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陶渊明很可能是在一次宴会上与她相遇，她是被父亲叫出来为客人们演奏的，就像赋中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陶渊明被她的琴声打动，也对她的美貌一见钟情，她也在众多宾客中发现了一位腰佩宝剑气宇轩昂的小伙子，一边同众多的宾客谈笑风声，一边在顾盼转侧时对他暗送秋波。他想和她触膝谈心，同她山盟海誓，但又不敢违背礼制偷偷约会；他想向她的父亲求婚，又担心门第悬殊遭到拒绝，不去求婚又怕别人抢到了自己的前面……经过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意识到这段恋情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过分执著只能害人害己。他发现只有离开此地才能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他走了，结束了游学求仕萍踪浪迹的生活，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园田居，但仍然摆脱不了对她的思念，想再去找她又觉得荒唐，只好把一腔情愫寄托在这篇赋文里……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陶渊明的青年时代，也发生在江浙一带。梁山泊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也是在游学中相识相知相爱的。在宋朝人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梁山泊，字处仁，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八年……按照他这个记载，陶渊明与梁山伯居然是同一年出生。他这个庙记当然查无实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也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但这个传说故事毕竟在客观上反映出：在陶渊明的青年时代，游学之风非常盛行，而游学中产生的爱情故事也是很多的。

第三　初仕

１

桓温死后，他的弟弟桓冲是中军将军，都督扬州、豫州、江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成为家族的首领。而桓温的南郡公爵位则由年仅四岁的小儿子桓玄继承。桓温后半生处心积虑想篡权夺位，但他弟弟桓冲却是个老实人，对朝廷忠心耿耿。

朝廷这方面呢？由尚书令王彪之和尚书仆射谢安共掌朝政。谢安请孝武帝的堂嫂崇德皇后（晋康帝皇后庾氏）临朝摄政，崇德皇后是他的外甥女，临朝摄政后他就可以借此操纵时局，削弱桓家势力。桓冲当然明白谢安的用意，但他不仅不争权，反而提出要照顾谢安的名望，希望把大权让给谢安。朝廷巴不得，就调他为徐州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镇江），而让谢安兼领了扬州刺史。扬州是京城建康的所在州，掌握了扬州就在军事上使京师的安全有了一些保障。

就在他加领扬州刺史不久，有一天会稽郡上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事迹，谢安阅后，十分感动，当即表奏皇帝，给祝英台立了“义妇冢”。

孝武帝十四岁亲自执政后，又给谢安加官为中书监、录尚书事。谢安的侄子谢玄被任命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安以尚书仆射兼任都督扬州等五州诸军事，掌握了一定的兵权。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下令把侨居淮北的居民全部迁移到淮南，在淮河以北坚壁清野；二是让谢玄在京口招兵买马，把这些淮北过来的流民和亡命之徒全部收罗起来，建立一支新的武装“北府兵”。这些人本人或祖辈大都遭受过北方胡人的压迫和四处流亡的痛苦，意志顽强，骁勇善战，再加上齐全的装备和精心的培训，成为一支新兴的军事力量。

这时北方的前秦强大起来，吞并了前燕，又平定了前凉（汉族北方割据政权，承认东晋）和代国（鲜卑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前秦皇帝苻坚有了挥戈南下征服东晋的打算，公元378年（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二月，他派十万人马攻破襄阳，五月，又向淮南发动攻势，遭到了顽强抵抗。第二年春，谢玄先派一万多北府兵去援救彭城，救出了被秦军包围在彭城的晋军，又在三阿（今江苏高邮）以五万北府兵大败已成强弩之末的秦军，初露锋芒。但苻坚不甘心失败，准备倾全国兵力大举南进，不征服东晋统一天下誓不罢休。

２

陶渊明回家之后又在园田居过了三年多耕读生活，直到公元376年（太元元年）才结婚成家，婚后离开园田居，移居到寻阳县城，这年他二十五岁。五十五岁时写的《归园田居》第一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可见他是二十五岁的时候离开园田居的。

他移居到寻阳县城干什么呢？当了教书先生。陶渊明在五十六岁时写下的《感士不遇赋》里，有这样的话：“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有人就认为他是那一年才开始教书的，真是迂腐得很。我推想陶渊明教授生徒是从二十五岁成家后移居到寻阳县城开始的。

为什么要移居呢？成家之后就要考虑将来添丁加口的问题，那时又不实行计划生育，孩子多了恐怕养不活，需要到县城里找一份工作赚点钱。叔父陶夔已经是桓冲的参军，在寻阳县当然有很大的面子，就帮陶渊明在寻阳县的庠序（就是现在的学校，古代教育以私立学馆为主，官宦人家的子弟才上庠序）里找了这么一份教书的工作。孟嘉生前主管荆、江几州的教育工作多年，在州郡学官里也还有一些老关系，陶渊明去了以后，倒没有人为难他。

有了这么一份领俸禄的工作，农忙时再回家干农活，全家人的心里塌实多了，就等着下一代出生了。但新媳妇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把孟老夫人急得不行，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陶渊明教了四五年书，认识了寻阳县的不少官员，他的文才逐渐显露出来。那篇《闲情赋》被友人抄去流传开来，传到了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手里。王凝之看了《闲情赋》以后，很欣赏他的文笔，就让他到江州来做别驾祭酒。

３

王凝之何许人也？这祭酒又是个什么官呢？

王凝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谢安的侄女婿，他的夫人就是那位对着漫天飞雪吟咏出“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女才子谢道蕴。

王羲之是王导的堂侄，家居会稽，庾亮接替陶侃到江州后，请他来当参军，后来又升作长史，这样他就来到了江州。庾亮临死前向朝廷推荐王羲之作江州刺史，得到了朝廷的同意，这样王家在江州就有了根。后来王羲之到京城去做朝官了，江州刺史也换了好几任，现在又传到他的儿子王凝之手上。

王羲之有五六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只有这个王凝之是窝囊废。谢道韫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他，后来回娘家诉怨，说自己的婚事不如意，认为丈夫一钱不值。谢安安慰她：“哎呀你就知足吧，王羲之的儿子你还不满意，你还想找什么样的人？”谢道韫说：“瞧咱们谢家的叔伯、兄弟，个个都是名臣、名将、名士，让我到王家天天对着一个酒囊饭袋，我当然不甘心。其实王家的子弟也都是一表人才，可就是让我摊上了这么个废物点心！”原来王凝之不仅其貌不扬，也没什么才学，整天只知道炼丹念咒，在官不为官，当家不顾家，根本就不干正事……讲到这里，还得先讲一讲“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东汉末年沛国丰县人张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在鹤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创立的，传播道教思想，用符水法咒给人治病。因为入道的人要缴五斗米，就被称为“五斗米道”，张陵被尊称为“张天师”。五斗米道在益州、雍州、梁州一带普遍流行，到张陵的孙子张鲁手上，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三十多年，才被曹操收服。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由太平道的首领张角三兄弟发动起来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太平道销声匿迹，五斗米道接着繁荣昌盛起来，张鲁的割据政权虽然被收服，但五斗米道不仅没有灭亡，反而信徒日众。西晋时期开始进入官府以及朝廷大臣家中，到了东晋，势力就更大了。王羲之就是一个虔诚的五斗米道的信徒，他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但还没有一个人像王凝之那么痴迷狂热。

要想知道王凝之对五斗米道痴迷到了什么程度，就请看他是怎么死的。公元399年（晋安帝隆安三年）爆发了孙恩起义，起义队伍从海岛（今舟山群岛）出发，先攻占上虞，进而进攻会稽。当时王凝之已经离开江州回到老家会稽，任会稽内史。

一听说起义军要来攻城，王凝之立即钻进会稽内史府的道室，在天师像前，时而跪拜，时而伫立，口中念念有词。他一边焚符念咒，一边用桃木宝剑在空中挥舞，好似在指挥千军万马。僚属们请他发兵抵御孙恩，他说：“你们慌什么？我已经请到天兵天将，每条道上都屯扎了几万天兵，他们打不进来。”

一直等到起义军打到城下，王凝之才听凭僚属调集人马登城防守。起义军将会稽城围得铁桶一般，不久就破城而入。王凝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被乱刀砍死，他就这么糊里糊涂丢了命……

光是信五斗米道还不要紧，他还把这一套带到官衙里，在江州刺史府里也设置道室。不管在家中还是在府中，不分白天黑夜，他都呆在道室里炼丹念咒，行道拜鬼，把个刺史衙门搞得乌烟瘴气。

王家政、教不分，就是政事也弄得跟道教有关，“别驾祭酒”这个官职，就跟五斗米道有关。东晋时王权衰落，政出多门，各州的官吏设置并无定制，别驾祭酒这个官职，就只有江州才有，它是王羲之当上江州刺史后才设置的。

原来五斗米道有专职的道教徒，初学的称鬼卒；能为道徒或病人进行请祷仪式的是鬼吏或称奸令；而确立信仰、能专门讲授老子《道德经》的，才称为祭酒；再往上就是系师、嗣师，就到顶了。王羲之设立别驾祭酒，一是为了假传统官职之名取道教祭酒为治之实，二是为了自己行道拜鬼时方便一些。在王羲之时代，别驾祭酒的地位还比较低，工作也比较少；等到王凝之当了刺史，他让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比一般的僚属地位都高，要管“兵、贼、仓、户、水、铠之属”，也就是武器督造、地方治安、钱粮储调、户口田赋、农田水利、军服供应这么多工作。

县上头是郡，郡上头才是州，想当年陶侃是从寻阳县的小吏做起，可陶渊明一踏上仕途就做了州里的高官，比曾祖父当年的起点高多了。他要是一门心思往上爬，前途不可限量。但自幼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陶渊明，在这么一个痴迷道术、愚蠢透顶的刺史手下，在这么一个乌烟瘴气的衙门里，又如何能够干得长呢？

４

公元380年（晋孝武帝太元五年）的春天，江州刺史府。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由别驾从事史郭若虚带路，来到王凝之的道室。

进入到暗无天日、烟熏火燎的道室，陶渊明看到了盘腿端坐在张天师画像前的王凝之。他正在读书，不知是真看得入神，还是故意摆架子，进来了两个人也不抬头看一眼。

“明公，陶祭酒到了。”郭从事走到他耳畔轻声说道。

王凝之放下书，抬头打量陶渊明。他面黄肌瘦，几绺山羊胡须在胸前飘拂，拂弄着胡须的手青筋毕露，手指又细又长。陶渊明在心中暗想：难怪王家的字写得这么好，手都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王凝之虽然愚暗昏庸，但染缸里面不出白布，他毕竟是王羲之的儿子，草书和隶书还是很有功力，谁要是得到了他的一幅字，也是爱如珍宝。再看他放下的那本书，是《老子想尔注》。

陶渊明上前躬身施礼道：“参见刺史大人。”

王凝之也不还礼，仍然端坐在坐榻上说：“不必拘礼。你就是写《闲情赋》的陶元亮先生吗？”

“正是在下。”陶渊明心中不快：是你叫我来做祭酒的，还明知故问什么？

“看了那篇赋，老朽十分钦服，非常想见到先生，今日一见，果然是文如其人，风流儒雅、少年倜傥啊！”

“大人过誉了，区区小作，尘秽视听，何足挂齿。”

“听说先生是长沙公的后人，是哪一支的？”

“渊明祖父是武昌太守。”陶渊明心里明白：这也是明知故问。

“先生是名门旺族之后，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才学啊。尊叔现在桓大将军府做参军，老朽久仰大名，也曾见过几面，只是无缘倾谈讨教。他回来的时节请你告诉我一声，我想登门拜望。”

“岂敢岂敢，应该是家叔来拜望大人才对！”

堂堂刺史怎会看得起一个小小参军？不过是想通过陶夔和桓冲拉关系罢了。看来他不只是看中我的文才，还看中我有这么一个在大将军府做参军的叔叔。陶渊明心里又多了一个疙瘩。

“郭从事，陶先生的官服官帽都准备好了吗？”王凝之又问郭若虚。

“早准备好了，只等陶大人走马上任。”

“那好吧，陶先生，你今天就把衣服换了，让郭从事带你在府里转转，熟悉一下地方，明天就可以居位理政了。其实做官并不比作文难多少，只要懂得无为而治的道理，不作怪就行了。”

“大人赐教，晚生铭记在心。”陶渊明见王凝之闭上了眼睛，接着说，“要是大人没有别的指教，晚生告退了。”

“好吧，刚来不太明白的地方就问郭从事，熟了就好办了。”

陶渊明从道室里出来，重新见到太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问身边的郭若虚：“我看刺史大人的气色，似乎不大好？”

郭若虚低声说：“他在练闭谷功呢，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气色还好得了？”

“一点东西都不吃？”

“也不是，听说只吃药石，我也没见过是什么东西，他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拿出来

吃。”

“石头怎么吞得下去？”

“大概是磨成了粉吧，叫作‘五色石膏散’。”

“原来如此。”

５

想当初别驾从事史郭若虚来到陶渊明家，告诉他刺史王凝之要征聘他为别驾祭酒，问他愿不愿意赴任，陶渊明还犹豫了一阵。他早听说这位刺史在官府里设置道室，装神弄鬼，不是励精图治之人，去了恐怕跟他合不来，但又想到自己已近而立之年，如果不出去做一番事业，终老田园，又实在是不甘心。这次机会错过，也许就没有下次了。自幼饱读经书，知道圣人所说忠君报国大济苍生的道理，江北为胡人所乱，已经五十余年，北伐大业未举，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身为长沙公陶侃的后代，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母亲让他给在京口大将军府的叔父陶夔去信，征求他的意见，陶夔回信也极力劝他抓住眼前这个进入仕途的机会，拿一份国家的俸禄，让老母姣妻过上比较安定富足的生活，陶渊明只好走马上任了。

可这个别驾祭酒还真是不好干，管的事情太多太杂了，还都是扯不断理还乱的麻烦事。就说户口田赋吧，当时的赋税是按人头收的，桓温三次北伐，连年征战，江州人口锐减，赋税也就比以前少了好多，而豪强地主为了逃避赋税，都将新增的人口隐瞒不报，长此下去，国库就越来越空虚了。陶渊明带着人下去查户口，那些豪门望族根本就不把小小祭酒放在眼里，碰了好多钉子之后，他才明白只要王凝之不下决心，户口就根本查不清楚。可王凝之天天躲在他的道室里不出来，陶渊明去进见，他总是讲些无为而治的道理，根本就对查户口不感兴趣，更不想得罪那些豪门望族，国库空虚不空虚，他才懒得管呢。陶渊明要是去多了，他还给脸色看。

再说案件，各郡县交到州里的案子并不多，可只要交上来的都是难以查办的大案要案。为什么难以查办呢？还不是查到了那些土豪恶霸的头上，查不下去了。这些土豪恶霸有的在京城里有靠山，王凝之根本不敢得罪；有的是大将军府的座上客，王凝之还要求他们在桓冲那里说好话；有的给王凝之送了不少贿赂，他自然是拿人的手软，有意袒护了。这些案子费了陶渊明不少精力，可还是一件也无法查办，最后他干脆把送来的案卷堆在那里，翻都懒得翻了。

大将军府不断派人来，要粮要钱要兵器铠甲。要粮，各个郡县收不上来粮食，陶渊明又有什么办法？要钱，江州府的国库已经很空虚了，维持自己的开支都是勉强，再给他们自己的官吏士卒都要发不出俸禄了。要兵器铠甲，那是给多少都不会够的，这次给了下次再来要再给什么？陶渊明只好极力搪塞，逼得没办法再给一点，后来干脆避而不见，推给郭若虚去接待。

还有人给陶渊明送礼，陶渊明听母亲说过外祖父孟嘉从来不收礼，又想起曾祖父陶侃送鱼给高祖母遭到斥骂的故事，如何肯收？这些送礼的人比苍蝇蚂蚁还能钻能爬，真不好对付。整个衙门上上下下都收礼，突然冒出这么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别驾祭酒，大家都看他不顺眼。渐渐的陶渊明也感觉到了，就萌生去意，不想在这个污秽腌臢的江州刺史府再呆下去了。

这时到了播种插秧的季节，按照惯例州里要派人下去劝农，也就是监督播种插秧的情况。陶渊明想到春天的田野，想到青青的禾苗，想到可以离开官府呼吸几天新鲜空气，就提出自己带着人亲自下去。这个劝农的活没什么油水，大家都不想去，自然乐得让他去。他和别驾从事史郭若虚比较谈得来，郭若虚也愿意陪他，就一块去了。

６

陶渊明来到田埂上，看到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农在水田里插秧，不觉出了神。他的皮肤晒得黝黑，身子骨依然硬朗，手里的秧苗“唰唰唰”地插到水田里，就像小鸡吃米一样，又快又整齐。老人回头看到几个当官的在看着他，就直起身子，走过来搭话。

“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插秧啊？”

“是啊，官大人，孩子们还没有我利索呢。少一个人就得多插两天，误了节气收成就不好了。”

“是啊，”陶渊明扭头对郭若虚感叹道，“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要是都像这位老人家，收成还会不好吗？”

“嗨，收成好又有什么用？”老农感叹道，“有多少能吃到自己嘴里？这些年的租税啊，一年比一年重，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要是再赶上水旱兵灾，弄得颗粒无收，全家就只好去逃荒要饭。”

陶渊明沉默不语，不知该对老农说什么。

“可田总得有人种啊，不然你们这些当官的，还有那些当兵的，都吃什么？”老农笑道。

“我也是种田人，去年还在插秧呢，”陶渊明情不自禁地说，“只是今年公务在身，才没有回去插秧。现在还惦记着家里的秧苗都插下去了没有。”

“你是……”老农疑惑地看着他。

“这是陶祭酒，”郭若虚说，“是长沙公的后人。”

“长沙公……”老人思索了一下，“哦，我想起来了，长沙公陶大司马，我们江州啊，还只怕是陶大司马主事的那些年月，日子好过点。你是长沙公的后人，怎么会种田呢？”

这个问题把陶渊明难住了：说自己家道已经衰落不得不种田养家，不妥；说自己喜欢种田爱好插秧，也不妥……想了半天他才说：“古代的虞舜和夏禹，都是圣人，尚且亲自耕种稼穑，何况我呢？”

老农瞅着他发楞，看来是不知道虞舜和夏禹何许人也，陶渊明等人只好告辞了。

湛蓝的天宇就像被洗过一样，几抹乳白色的微云轻轻流向远方，远处的山峦间氤氲着似有若无的烟雾，在清风里舒卷升腾。长河里春水已经涨满，要不是身着官服足登高履，真想把脚放到里头洗一洗陶渊明不由得想起了《论语》里的曾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沂水河里洗个澡，然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去，这才是圣人做的事情啊。

“你看这田里的秧苗，”他对郭若虚说，“风一过来两片长叶子直晃悠，就跟小鸟要飞起来一样。”

“还真是的，”郭若虚点点头，“要是这些秧苗都飞到了天上，那才好玩呢……想不到陶兄来了诗兴？”

“整天关在衙门里，俗务缠身，弄得人焦头烂额，哪里还有什么诗兴？要想写诗，还真要出来走一走，古人不就是外出采风吗？”

“那我就等着拜读陶兄的大作了。”

“我想就以‘劝农’为题，写一首诗。”

“劝农？那有什么好写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掉一颗汗珠摔八瓣，哪里有诗啊？”

“那你就等着替我斧正吧。”陶渊明想着老农给他提的那个问题。

７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在遥远的上古，人类降生，傲然自得自给自足，生活得朴素而又真诚。“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后来萌发了机智奇巧，使人口不断增加，谁来养活这么多人呢？伟大的哲人想出了办法。

“哲人伊和？时维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哲人是谁呢？就是后稷。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耕种。“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大舜亲自耕种，大禹从事稼穑，《周书·洪范》是非常久远的典籍，记载的八政第一条就是民食。

在开头的两段里，陶渊明不是在写诗，而是写了一篇论文，强调了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家的根基，是圣人亲自做的事。下面就写到劝农时见到的田野里的景色了……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乔木繁荣，和风清穆。”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吗？你总该看到了满眼的春色。高大的树木生机勃勃，原野上到处是和风吹送。“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男男女女都出来踏青游玩，情投意合的在嬉戏追逐。采桑养蚕的农妇清早就上了树，种田管水的农夫夜里在田间留宿……

“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冀缺携俪，沮溺结耦。”节气时令容易错过呀，雨水调匀的日子也难长久。大家赶快动手一起干吧，我来给你们讲两个故事。春秋时晋国有个冀缺，就带着妻子一块在田野里耕种，后来被晋文公看上了，成为上卿，处理国家大事也很有才能，所以你们不要觉得种田就等于没出息，不劳而获才丢人呢。长沮和桀溺是孔子钦佩的贤人，他们俩总是共同劳动，一左一右，自食其力……陶渊明来给我们上课了：“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看看这些古代的贤者隐士，尚且在田野间劳作奔走，何况我们芸芸众生，怎能宽衣博带、闲坐拱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人的一生应该勤勉，辛勤劳动才不会缺吃少穿。老是贪图安逸享乐，到了年终岁尾就要忍饥挨饿。“担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粮食没有储藏充足，到时候只好啼饥号寒，看看那些勤劳的伙伴，你怎么能不感到羞惭？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陶渊明心里一直有两个疙瘩，那就是孔子瞧不起来向他请教稼穑园圃的樊须，董仲舒呢，只管读书弹琴，从来都不到田园里去。两位儒家的大圣人，都鄙视耕种稼穑，这让尊奉儒家陶渊明好不难堪，如何自圆其说呢？“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假如你能够超凡脱俗，那你可以学着他们的样也去当圣人，我当然不敢不恭恭敬敬，对你献上赞美之辞……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成不了圣人，如果你还要天天吃饭，那还是别拿两位圣人的话作借口，老老实实地去田里种庄稼吧。

陶渊明在驿馆里写完了这首《劝农》诗，心里很高兴：明天再有人问他为什么种田，他就可以把这首诗拿出来了。这也算是为了配合当前形势写的一首宣传诗吧。

８

陶渊明劝农完毕，回到府衙，看到院子里堆满了木头，每根都有两三丈长，十四五围（两手拇指和食指相合的约略长度），大兴土木准备修建什么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王凝之要在刺史府里修一座道观。可江州的国库已经很空虚，哪来的钱呢？再一打听，原来是挪用了加固湓浦口长江堤防的钱。

陶渊明一听就着急了，马上闯进了王凝之的道室。王凝之正拿着一把桃木宝剑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案上的香炉冒着青烟，香炉下面压着一张符。

“明公，”陶渊明喊了一声，王凝之似乎没听见，还在那里跳大神，他又喊，“明公，明公……”

王凝之停了下来，回头一看是陶渊明，马上拉长了脸：“是陶祭酒啊，有什么事吗？”

“在下听说要动用加固长江堤防的钱粮修建道观，果有此事？”

王凝之坐到榻上，闭上眼睛养了半天神，才哼了一声：“嗯……”

“万万不可！春归夏至，雨水频繁，一旦长江上游江水暴涨，湓浦堤防溃口，就会生灵涂炭啊！”

“祭酒多虑了，”王凝之翻起眼皮瞪了他一眼，“老夫夜观天象，今年将是旱灾，长江堤防，根本不需要加固。”

“万一……”陶渊明本想说“万一算得不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就是旱灾也需要引水保苗，也需要钱粮啊。”

“老百姓自己会引水保苗的，他们才是种田人嘛。我修道观也是为了旱年祈雨、水年唤日，也是为了造福苍生啊。只有修好道观才能引来高人，引来了高人才能呼风唤雨，保我江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可是……”

“陶祭酒，你不是谏官，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行了。修道观的事情，我还准备交给你呢。”

“啊……”陶渊明的脑门出汗了。

“你去找吴主簿交接一下吧。”

“那……在下告退了。”

陶渊明从道室里出来，不去见主簿，而是找到郭若虚，问道：“往年旱灾水灾，刺史都算得准吗？”

郭若虚看着陶渊明那副认真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哪里算得准？但是真来了水灾他也不怕。”

“何以见得？一旦长江堤防溃口，生灵涂炭，朝廷不会怪罪吗？”

“别处的堤防都不能溃口，就是江州的堤防可以溃口。”

“岂有此理？”陶渊明更奇怪了。

“你想想，江州的下游，是京师建康，是万万不能受灾的。江州的堤防要是太结实了，一旦水流到下游溃了口，朝廷才会怪罪呢。”

陶渊明楞了半天，又问道：“那为什么朝廷每年还拨专款加固堤防呢？”

“还不是做做样子。”

“原来如此，他是有恃无恐啊！”

“你来的时间太短了，好多事情还不明白。”郭若虚笑道。

“我就算不能拯民于水火，也决不替他修建道观！”

陶渊明斩钉截铁地说完，转身就走，回到住处后摘下官帽脱掉官服，卷起铺盖就回家了。

９

陶渊明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跟母亲妻子讲了，告诉她们自己已经辞去了别驾祭酒的官职。她们没有责怪陶渊明自己一个人就拿了主意，反而担心今年会不会真是水灾。如果真是水灾，堤防又溃了口，就算人不会淹死，田里的庄稼肯定是完了。

当天晚上陶渊明才知道，妻子怀孕了，原来母亲和妻子怕他在官府里分心，想瞒一段时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而立之年能够做爸爸，陶渊明自然高兴。但他又想到孩子一出生，生活就更艰难了。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辞去别驾祭酒的官职，有点对不住家人。不过陶渊明也不后悔，既然读了经书明白了圣贤讲的道理，就要身体力行，任何时候都不能活得没有气节。官不做了，为了将来的生活，还是去教书吧。

陶渊明又回到庠序，继续当他的教书先生。好在这一年还真是旱灾，江州百姓算是躲过一劫。

过了几个月，郭若虚又来到陶渊明家里，说吴主簿到桓冲的大将军府里当了参军，王凝之又要请他去当主簿，官比祭酒还要大。陶渊明猜测王凝之是想让自己回去替他吹嘘他的道法有多么高明，夜观天象算得多么准……就推说妻子即将临盆，他实在走不开，死活也不肯去。郭若虚劝说无用，只好回去复命了。

谁知到了第二年，妻子竟然难产死了，肚里的孩子只伸出了一条腿。给妻子办完丧事，陶渊明万念俱灰，想写一首诗悼念亡妻，却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一年他整三十岁。

还要提一笔的是，高僧慧远正是在这一年寄居庐山东林寺的，那年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寻阳县就在庐山脚下，但从不相信佛教道教的陶渊明自然不会去，他们的交往要等二十五年之后。

第四　闲居

１

公元383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八月，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意欲消灭东晋，一统天下。东晋派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徐州、兖州刺史谢玄为前锋，率八万人马抵抗。

苻坚决定发兵南征东晋，遭到满朝文武大臣的反对，只有几个居心叵测的异族归顺者支持他。苻坚的太子苻宏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诜，还有他最宠爱的张贵妃也都来劝谏，他根本听不进去，铁了心要将全国的兵力物力财力孤注一掷。

秦军来势浩大凶猛，兵力是晋军的十多倍，如泰山压顶一般，搞得东晋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谢安却镇定自若。谢玄来向他请示应战谋略，他就带着谢玄到城外的别墅去游玩，一字不提打仗的事，直到入夜才尽兴而返。桓冲要挑选三千精兵来保卫京师，他也一口拒绝，说保卫京师的人马已经足够，让桓冲守住自己的地盘就行了。京城的吏民听说谢安如此镇定，才松了一口气，市面逐渐平静下来。

两军先在淮水的支流洛涧打了一小仗。北府兵的广陵相刘牢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奉命领兵五千，越过洛涧，直插秦军帅营。顿时杀声四起，火光冲天，秦军措手不及，四散溃逃。晋军一举消灭秦军一万五千余人，首战告捷，大长了士气。他们乘胜来到寿阳（今安徽寿县）城东的淝水东岸，扎下营寨。两军隔河相望，大战一触即发。

苻坚登上城楼，眺望淝水东岸。他看到对面的八公山上，似乎也布满了晋军。其实山上全是入冬以来落尽残叶的树木，枝桠横斜，远远望去，仿佛都是手持刀枪的队伍。由此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

晋军首领想到，如果让前秦的百万人马都来到淮南，那八万晋军纵然是天兵天将，也难以抵敌。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在他们没有完全集结前，打垮其前锋，也许可以趁势一举将其击溃。谢玄派使者到秦军那边说：“两军隔河布阵，难以短兵相接，这是持久作战的办法，不是速战速决的打算。如果你们把战阵向后撤一点，让我军渡过淝水，就可以决一死战。”苻坚以为正好将计就计，先把战阵后撤，等晋军渡过一半人马就猛烈反扑，从岸边一直杀到河里，可以使晋军全军覆没。他同意了。

苻坚不知道，两军对阵，谁先退，谁就可能失败。北府兵多数为两淮本地人，熟悉当地山川地形，对淝水哪里浅可以涉水而过，哪里狭可以飞架浮桥，都一清二楚。秦军这边，苻坚惯于保密，只有几个主将知道撤退是假，不少将士在洛涧之战中已经尝过北府兵的厉害，心里怀着三分恐惧。

十月二十日清晨，苻坚的撤退令一下，广大秦军不知底细，顿时气丧胆夺，一退而不可收拾。晋军派八千勇士如离弦之箭抢渡淝水，猛虎般全力冲击溃退的秦军。早已混入秦军的晋军间谍也大喊大叫，散布秦军大败的谣言，秦军更是狼狈逃窜，如山倒河决一般。他们把风声鹤唳都当作晋军的呐喊，把枯树草丛都看作晋军的伏兵。抢渡淮水时被杀或自相踩死踏伤者漫山遍野，落水淹死的士兵将河道填满，后来者是踏着尸体趟过淮水的。晋军一路追杀三十余里，光俘获的牛马驴骡就有十万多头，文武百官的朝服、辎重粮草和奇珍异宝更是堆积如山。俘虏的士兵不计其数，后来为了安置他们，竟然在淮南及襄阳等地区设置了好几个郡县。

晋军大胜的捷报送到谢安家中时，他正在和客人下围棋，匆匆看了一眼就放在座位边，面无表情继续下棋，客人向他询问，他才慢条斯理地说：“小孩子们已经打垮了苻坚。”但客人告退后，他忍不住心中无比的喜悦，回房去的时候忘了脚下有门槛，木屐底下的木齿被撞断了，他也浑然不觉。

前秦这一场大败消耗掉了全国的兵力物力财力，以前收降的异族将领趁机起事，使前秦政权很快就土崩瓦解。北方又陷入混乱局面，偏安东南的东晋日子好过了一些。但一旦没有了外来威胁，东晋内部就出现了祸端。

２

淝水之战后的第二年，桓冲去世，谢安因功被任命为都督十五州诸军事，谢家到了最显赫的时期。可是好景不长，孝武帝唯一的胞弟、琅琊王司马道子逐渐参掌朝政，得寸进尺，谢安一天比一天受到排挤。

司马道子十三岁就当了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十七岁就当了司徒，平定淝水之乱时才二十岁，就当了录尚书事。谢安已经是老头子，觉得这个皇帝的弟弟不懂事又难缠，只好退避三舍。司马道子却一点都不退让，他竟然吹嘘说，大战还没打响的时候，是他琅琊王亲自带着仪仗到钟山去祈祷，并送上相国的封号，山神才到八公山上显灵，秦军才误以为八公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晋军，这样才惊惶失措一败涂地的。

孝武帝司马昌明和琅琊王司马道子这亲哥俩，都是酒鬼，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作乐，根本不理朝政。司马道子如此年轻却手握生杀赏罚大权，就任性胡为。他信奉佛教，勾引美貌的和尚尼姑，把这些僧人和家里的奶妈、家童都封了官，这些人的许多亲戚朋友，也都给予高官厚禄，当了郡守或县令。这批新贵成群结队地在宫内进进出出，打打闹闹，在朝廷里狐假虎威，随便发号施令。谁要是敢对他们说一个不字，司马道子就把谁抓进监狱。抓进去后也不审也不判，几年没人过问，狱吏个个都是牛头马面的恶鬼，虐待囚犯令人发指。

公元385年（孝武帝太元十年），谢安在惆怅苦闷中与世长辞，时年六十六岁。他死后的第四天，司马道子又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军政大权全部落入这位皇弟手中，他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竟然卖官鬻爵，搜刮了亿万财富。还让人挖了一个极大的池子，用挖出来的土堆了一座灵秀山。他和那些小尼小厮，坐着船在湖里游荡，一天都游不完。孝武帝有一次亲临丞相府，感叹登上灵秀山能高瞻远瞩，却不知道这山是一锹一镐堆起来的。

皇帝和丞相既然如此，朝官和郡县官吏势必变本加厉，耗费国家财富，征发百姓建造府第，搜刮钱财大饱私囊。淝水之战后十多年不打仗，国库却空空荡荡。百姓的劳役非常重，一年中连三天休息都摊不到。穷苦人家生了儿子不愿养育，死了丈夫或妻子，不敢再论婚嫁，有的人故意剁手截足，让身体残废；还有人剃光了头出家做和尚尼姑，用种种办法来逃避劳役。

有些朝臣向孝武帝告发司马道子的倒行逆施，孝武帝酒醒时想到这些，知道国政日益凋敝，也十分苦恼。但由于母后袒护弟弟，他拿司马道子也没有办法。何况他嗜酒如命，清醒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只要喝了酒，他就一塌糊涂。谢安在世时曾经问他：“请陛下揣测一下，驴子像什么东西？”他乜斜着醉眼回答说：“它的头可能像猪吧。”但他内心里并不是真糊涂，有一天晚上他在花园赏月，看到一颗流星掠过天际，就端起酒杯向流星敬酒，嘴里喃喃说道：“飞星飞星，敬你一杯酒。古今的帝王都和你一样，转眼就化为乌有。人人都喊我万岁，可万岁天子世上哪里有？”

３

就在谢安去世的那一年，三十四岁的陶渊明又做了新郎官，这是母亲和叔父催促的结果。三年多了陶渊明还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不肯谈婚论嫁。叔父陶夔一回寻阳，就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来教训他，三十四岁的人了，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连老婆都没有，就跟白发老娘相对终日，这家哪里还像个家？孟老夫人倒是不说他，但只要他在屋子里坐着，她就用一双苍老而又浮肿的眼睛凝视着他，等他走到屋子外面，又对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与其说是被叔父的说教打动了，还不如说他是受不了母亲忧郁焦虑的眼神和深沉忧伤的叹息。为了让母亲解开愁眉露出笑脸，他又在敲锣打鼓声中迎娶了一位新娘。

等到第二年，他的大儿子阿舒出生了。新生儿给陶渊明和全家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陶渊明默默地注视着他的成长。再过两年，也就是公元388年（太元十三年），二儿子阿宣又降临到人间。等阿宣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妻子又怀了孕，转过年去竟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取名阿雍和阿端。

短短四五年里就有了四个孙子，把孟老夫人乐坏了也忙坏了。渊明夫妇倒是发起愁来，这一下可多了四张嘴呀。全家七口人都指着园田居的那三十亩薄田，和陶渊明一人教书挣来的几个钱，日子实在艰难。妻子刚刚做完了月子，就去帮着街坊洗洗涮涮挣点买菜的钱，夫妇俩日夜操劳，累得又黄又瘦。但愁归愁累归累，看着四个花骨朵般的孩子，心里还是多了一分安慰与欣喜。

公元389年（孝武帝太元十四年）的一个秋夜，全家人都已经入睡了，陶渊明还在灯前读书。孟老夫人带着阿舒和阿宣睡在隔壁厢房，渊明夫妇和两个新生儿睡在这边。为了省油，他把灯捻拨得很小，灯光很暗，只照亮了他手中的书和他的脸。

窗外传来秋虫的鸣叫，异常清晰。陶渊明抬起头，万籁俱寂，夜已经很深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酣睡的妻儿，心弦突然被拨动了一下。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那一声响飘出窗外，融化在湛蓝的夜空中。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轻轻坐下，凝视着这对双胞胎儿子的小脸。两张小脸在微弱的灯光映照下，就像两块通黄的软玉。那撅起来的小嘴巴，那小小的鼻头，那均匀而平静的呼吸，那从微合的眼皮中钻出来的睫毛……都一模一样，两块一模一样的软玉。

陶渊明就那么呆呆地注视着，看看这张小脸，再看看那张小脸，怎么也看不够。妻子忽然醒了，伸了个懒腰。

“怎么还不睡啊？坐在那里发什么傻？也不怕耗灯油？”

陶渊明笑了笑，过去吹灭了灯，走回来钻进被窝里……

一阵无声的缠绵之后，妻子忽然问道：“阿舒的四岁生日快到了，该给他取名字了。前几天就跟你说过，你想好了没有？”东晋时的规矩，孩子到四虚岁生日的时候就要正式取名字了。

“想好了。按陶家的家谱，我这一辈是水字边，他这一辈是人字边，这几天我想了好多人字边的字，最后觉得‘俨’这个字最好。他的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求思’吧。”

“俨？求思？有什么典故吗？”

“明天再告诉你，”陶渊明刮了刮妻子的鼻子，“都二更天了，再说会话你就睡不成了。”妻子每天都比他起得早，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洒扫庭除刷锅做饭。

“陶俨，陶求思……”妻子默默地念叨着，脑袋一歪，又睡着了。

可陶渊明却怎么也睡不着，对面的窗子将一缕月光送到床头，他来了诗兴……

就在这天夜里，他打好了《命子》诗的腹稿。

４

舒儿，你在奶奶那边，一定睡得很香吧。过些天你就四岁了。你知道吗？爸爸已经给你取好了名和字。你想知道吗？在告诉你名和字之前，我要先给你讲讲你的“姓”，讲讲我们陶姓的祖宗。

舒儿，你知道吗？我们陶姓人遥远遥远的先祖，是禅位给大舜的帝尧。他起初居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后来又迁居到唐（今河北唐县），所以他的后代有的姓陶，有的姓唐。陶姓的这一支，在夏朝称为御龙氏为国效力，在商朝称为豕韦氏辅佐过商王。西周时陶叔担任了尊贵的司徒，他的家族从此得以繁荣兴旺。这些古老的故事，等你长大了，我再慢慢给你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舒儿啊，到了汉朝，我们陶家又出了开封侯陶舍。他跟随汉高祖南征北战，手持宝剑出生入死，建立了赫赫战功。他的儿子陶青后来还做过丞相，以勤勉谨慎为后世传颂。（“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

舒儿啊，我们陶姓人就像那滔滔长江水源远流长，又像一棵参天的巨树枝条茁壮。随命运的变换和时机的多寡，有的归隐于江湖，有的显赫在朝堂。有时像奋游的巨鲸激起惊涛骇浪，有时像骄逸的虬龙蟠绕在云天之上。在我们当今盛朝，就出了你的高祖父长沙公。（“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舒儿啊，你的高祖父长沙公，不仅有英雄的气魄，有盖世的武功，更树立了超群的德行，创建了卓著的功勋。天子赐予他爵位和土地，子孙可以世袭，授予他征伐的大权，让他领兵驻守在边境。大功告成后他全身而退，丝毫不在意个人的宠辱。看看本朝的文官武将，有几个像他那样忠君爱国，有几个有他那一片赤子之心？（“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舒儿啊，你的曾祖父做过武昌太守，为官恭敬谨慎，做事有始有终。境内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他正直的名声也四处传颂。你的爷爷满腹才学却一生布衣，他将真情真性寄托在山水风云里，从不把世俗的得失名利放在心中。（“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舒儿啊，惭愧的应该是你的爸爸，无德无才，辱没了祖先的名声。我八岁就失去了父亲，也没有兄弟，从小就形孤影单。碌碌无为地活到三十五岁，不知不觉鬓发开始变白，看着你奶奶忧愁的样子，想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内心真是焦急万分。就在这时你降临到人间，你知道吗，听到你的第一声啼哭，我是多么高兴？（“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

舒儿啊，算命瞎子告诉我，你出生在吉日良时。今天我为你取好了名和字，你的名就是“俨”，你的字就是“求思”。“俨”是温和恭敬的意思，是我对你的期望，希望你时时牢记，处处如此。孔子的孙子孔伋，他的字就是“子思”，我希望你将来读书不只是为了做官，更要向圣贤学习，培养自己的德操和品行。（“卜云佳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舒儿啊，俗话说瘌痢头夜里生了儿子，也赶快点起灯火来照视，人们都希望儿子胜过自己，并非只有我才如此。一看到儿子降临人世，总希望他能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是这样讲，父母对子女绝对是真情。（“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舒儿啊，太阳和月亮昼夜换班，你很快就要度过孩提时代。人的一生幸福不会侥幸降临，灾祸却总是突然到来。爸爸妈妈起早贪黑地做事，只愿你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可假如你成不了才呢？那我还会爱你，只能对着苍天感叹一声：“亦已焉哉！”（“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５

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王国宝，他是谢安的女婿。谢安早就发现这个女婿是一个不学无术、只会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浪荡子，对他看不入眼，始终不肯重用。王国宝也对这个老丈人恨之入骨。他有一个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司马道子掌权后，他以看妹妹的名义经常到司马道子的王府中去，把司马道子巴结得晕头转向，一步步爬了上来。他先当秘书丞，后做侍中，很快又升任中书令。谢安死后，他更成为朝中红人。他家中妓妾有好几百人，书斋竟然仿照皇宫里的清暑殿建造，穷奢极欲，荒淫不堪。他的模样儿怪俊，肚子里却全是坏水，因而被时人讥讽为“人面狗心”。

他为了投机钻营真是挖空了心思。当时有一个尼姑叫支妙音，受到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的尊敬和供奉，和皇太子司马德宗的生母陈归女经常走动。王国宝就拉拢司马道子的一个亲信袁悦之，让袁悦之去巴结支妙音，支妙音再巴结陈归女，陈归女就在孝武帝耳边天天说王国宝的好话。孝武帝觉得奇怪，顺藤摸瓜地追查下来，终于搞清了真相。他十分气愤，找个由头把袁悦之杀了，但王国宝是司马道子的红人，又是谢安的女婿，更是王氏家族的人，他不敢随便动。

王国宝的弟弟、荆州刺史王忱死在了任上，他必须去江陵奔丧，同时把在荆州的亲娘接回建康。按照惯例，他首先要上表辞去官职。可王国宝片刻也舍不得离开中书令的高位，一拖再拖，拖了好几个月，以致被御史中丞褚粲弹劾，眼看就要丢官。王国宝束手无策，只好向司马道子求救，凑巧的是司马道子的相府里连日连夜摆了不散的宴席，王国宝臭名昭著，不敢在宴席上露面，而司马道子又不愿离开宴席去见他，因而见不了面，把王国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天晚宴上司马道子正在频频向宾客们举杯劝酒，随从突然来报，王国宝家有个婢女求见。司马道子听说这个婢女长得很美，就动了邪念，亲自到书房接见。不料这婢女就是王国宝，他为了掩人耳目，男扮女装而来，求司马道子为他说情。司马道子又好气又好笑，只得答应下来，为他在孝武帝跟前求情，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司马道子变本加厉地专权揽政独断专行，他和孝武帝之间的矛盾日见加深。王国宝看到这种情况，又到孝武帝面前去吹吹拍拍，说司马道子的坏话，揭司马道子的老底，把孝武帝也给蒙住了。孝武帝不仅赦免了他的一切罪责，还夸奖他忠心耿耿。司马道子做梦也没想到王国宝做这种过河拆桥、倒打一耙的事，气得七窍生烟，亲自到中书省去找他算帐，骂他忘恩负义。王国宝见了司马道子撒腿就跑，司马道子拔出佩剑向他掷去，差点把他扎死。

孝武帝因为大权被司马道子侵夺，母亲李太后又极力袒护弟弟，心里很不舒坦，着意物色能和司马道子抗衡的人。国舅王恭和王爽兄弟敢当面顶撞司马道子，孝武帝就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兖、青、幽、并、徐等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任命王爽为侍中。王恭和王爽都是王国宝的侄子，却很看不惯王国宝，成了死对头。

黄门侍郎殷仲堪从不去阿谀司马道子，也受到孝武帝宠信，被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江陵。这是公元392年（太元十七年）的事，这一年，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又去世了。

６

这位妻子是得痨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累死的。四五年里连着生了四个儿子，身体衰弱得很快。抚养这四个孩子，忙活一家老小七口人的吃喝拉撒睡，也让她操了太多的心。长年帮街坊邻居洗衣服，终于落下咳嗽哮喘的病根。眼见得身体一天比一天瘦，脸也一天比一天黄，陶渊明却没有留意，直到开春的时候呕出一口血来，才去找郎中瞧，才知道是得了痨病。又拖了几个月，拖到秋天，她终于闭上了眼睛。

妻子去世后全家的重担都落到陶渊明一个人身上，每天教完书回到家里，看到四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母亲跟着收拾都收拾不过来，心里非常烦躁。孩子这么多，又这么小，家里没个主妇实在是不行，孟老夫人就和陶夔商议，又给陶渊明说了一门亲事，是翟汤家的女儿，等到第二年春天就娶进了家门。

翟汤是个老隐士，仁让廉洁，从不肯接受别人的礼物，更不屑于世事。当年王导、庾亮都曾经征召过他，他始终不为所动，立志隐居南山，终老田园。除了陶家，他还有一个亲家是写了《搜神记》的始安太守干宝。

翟氏非常贤惠能干，侍奉婆婆，抚养前妻的四个孩子，都尽心尽力，不辞辛劳。经过她的一番整治，这个家总算又井井有条了。陶渊明的心里也稍稍宽慰了一些。这一年是公元393年（太元十八年），陶渊明已经四十二岁了。到了夏天他看到木槿花盛开又凋落，就写下了《荣木》这首诗。

７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正是蕴藏在陶渊明心底的焦虑和忧伤。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昔已丧之。”木槿树在这里扎根生长，经历了多少个冬去春来，才开出了鲜亮明艳的木槿花。早晨这些花儿还灿烂无比，可到了晚上就枯萎凋丧了。“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人生就像是旅行，旅途总会有终点，静下来仔细想一想，禁不住心中惆怅。面对朝开夕落的花朵，他想起了两位去世的前妻，也想到了自己。生命随时都可能走向终点，年华老去，自己还是一事无成。

“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曷存？”坚贞还是脆弱全在自己，是福是祸怨不得别人。不是圣贤之道如何皈依？不是为善之路怎能勉力实行？是自己不知道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不想努力做一番事业吗？不，不是，是没有一条能够施展才华和抱负的道路，是自己投生在了一个战乱纷争、暗无天日的时代。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可叹啊！我这庸碌的人！天资本来就浅陋。年华逝去如滔滔江水，我的才学却毫无长进。自己立志要不断前进，却又把时光白白消耗。想起这些啊，伤痛的心便倍增烦恼。

但陶渊明并没有一味地消沉，在他内心深处，报国安民的理想还是一个燃烧的小火苗。他依然盼望着能有一位像曾祖父陶侃那样的人物出现，能够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名，斯不足畏。”孔夫子说人到了四十岁还一事无成，就“斯亦不足畏也矣”，我相信他说的话肯定有道理，但自己却不肯认命！“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赶快吧，给我的车轮注满油，在我的马屁股上狠抽几鞭。即使有漫漫千里征途，不达目的我绝不会止步不前！

他给二儿子阿宣取名“陶俟”，“俟”就是等待的意思，陶渊明在等待什么呢？

８

公元396年（太元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夜里，孝武帝又喝了个酩酊大醉，跟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张贵人开玩笑说：“你年近三十，已经人老珠黄，应该废退了，我要另找一位国色天香的二八佳人。”这位张贵人因为得到孝武帝专宠，掌握内宫大权，她为人心狠手辣，听了孝武帝的这番话信以为真，竟然动了杀机。

等孝武帝熟睡以后，他把宫里的宦官都灌醉遣散，然后叫几个宫女用被子蒙在孝武帝头上，使劲将他闷死。张贵人又贿赂左右侍从，要她们异口同声说：孝武帝是在梦中受惊吓后气窒心悸而死。

皇太子司马德宗还只有十五岁，而且是个白痴。他咿咿唔唔连话都说不清楚，天冷天热也感觉不到，吃饭睡觉全要人侍侯。幸好他弟弟司马德文性情温和朴实，常在他身边细心照料。这个傻太子如何能追查父亲的暴毙呢？而司马道子则认为皇帝哥哥死得好，只要把皇太子这个白痴捧上皇位，以后他更可以肆无忌惮了。因此，他不准别人刨根问底，张贵人就逍遥法外了。

孝武帝暴毙的消息传到宫外，王国宝连夜要闯进宫去，想乘混乱之际代写遗诏，把大权捞过来。但守卫在宫门的侍中王爽将他挡住，毫不客气地说：“皇上驾崩，太子还没到，谁敢闯宫就是乱臣贼子，格杀勿论！”王国宝做贼心虚，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

第二天太子司马德宗登基，就是晋安帝。诏书下达，内外大小事情都要禀报司马道子，一切由他点头才能办。王国宝眼看大势不好，他反正有奶就是娘，又厚颜无耻地去投靠司马道子。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司马道子又被他迷惑住了，重新收他为心腹，让他参管朝政。

王国宝又有了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了拦他进宫的王爽的官。王爽的哥哥王恭得到这个消息，对王国宝更是恨之入骨。王国宝又让他的堂弟王绪做了琅琊内史，兄弟俩有恃无恐，狼狈为奸，大肆贪污纳贿，穷奢极欲。

他俩不断地劝司马道子削夺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兵权，消息传到王恭和殷仲堪的耳朵里，两人修缮盔甲兵器，日夜操练人马，上表要求北伐。谁都知道他们说北伐是假，意图进军建康才是真。

一场内乱眼看又要爆发。

９

公元394年（太元十九年），翟氏给陶渊明生了个小儿子，乳名阿通。

小儿子的降生似乎给家里带来了福气，陶渊明一家的日子渐渐好过了。这两三年风调雨顺，田里的庄稼连年丰收，不仅口粮够吃，而且需要盖起粮仓储存余粮，甚至可以酿一点酒。翟夫人善良贤惠，又有一副好身板，干起农活来一点都不比壮小伙子差。自从她进了门，每年插秧收割她都跟陶渊明一起干，有时干得比陶渊明还利索──陶渊明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她正当壮年。找门生也由她一个人张罗，不用陶渊明再操心了。如果没有农活，陶渊明只要安心教他的书就行了，回到家就可以吃上热饭，几个孩子也都被翟氏调教得知书达理，再也不围着他吵闹了。她对孟老夫人更是恭敬体贴，婆媳俩处得很融洽。家里老老少少的人都被她调理得很周全，大大小小的事也都被她处置得很周到，着实让陶渊明宽心。夫妇俩平日里相敬如宾，酿好了酒，她先端一碗到陶渊明手里，有点举案齐眉的意思。

公元396年（即孝武帝被杀的那一年）仲夏的一天，陶渊明吃午饭的时候，喝了一点酒，就在屋子前面的那片小树林里，支起了一张软榻，美美地睡了个午觉。睡得正香呢，忽然有人在他的肚皮上拍了一掌，睁眼一看，原来是翟夫人。

“你拍醒我干什么？”陶渊明嗔怪道。

“你看你看，四五十岁的人，在林子里睡觉还把肚皮露到外面？”翟夫人笑道。

陶渊明低头一看，立刻红了脸。东晋时还不时兴连裆裤，只在肚子下面围一块布遮羞，叫作“裳”，那时的上衣很长，就叫作“衣”，像袍子一样，能够把下边都遮住。陶渊明的衣带不知怎么开了，衣襟滑落，肚皮就露在了外面，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确是不雅观。

“哎呀，这衣带怎么就开了？”陶渊明惊叫道。

“谁知道，是风吹开的吧？”

“啊，是。你看这小风，飕飕的。”

“是啊，凉气都怕日头，日头这么毒，他们都往林子里钻，所以这林子里边，就凉飕飕的。”翟夫人笑道。

陶渊明凝视着她，半晌才说：“夫人，我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你还会写诗？”

“别扯了，我只是在瞎说着玩，”翟夫人有点害羞了，“对了，我还真是来给你送诗的，郭主簿又让人送来了一首诗给你看，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拿来我看。”陶渊明接过诗卷，细细品读起来。

“你去拿点酒来，我要边品酒边吟诗。”

“还喝，再喝就上瘾了。”翟夫人嘴里埋怨着，可还是给他拿了来。

这个郭主簿，就是陶渊明当江州祭酒时的别驾从事史郭若虚，现在当了江州主簿。他跟陶渊明经常有书信往来，主要是在唱和诗词。

读完郭若虚的诗，陶渊明也动了诗兴，和了一首。

１０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我家门前的这片树林子，枝繁叶茂，浓阴匝地，用来消夏真是棒极了。那一股股凉气啊，就像是存在了树阴里，等着我来享受。这飕飕的凉风，知道我来睡午觉，刮得格外起劲。可也不能太起劲了，把我的衣带都吹开了，让我的肚皮露在外面丢丑。这大夏天的谁会顶着毒日头到处跑呢？你也别怪我老不到你那里去玩了。现在庠序里也放了暑假，我整天没事，睡醒了觉就起来读会书弹会琴，的确是很幽闲。主簿大人，你就没有这个福气吧？

“园蔬有余滋，旧谷获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两年收成不错，日子也好过了。园子里的蔬菜取之不尽，去年打下来的粮食，存在粮仓里，到现在还没吃完。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我已经很满足了，一家人能吃能用的本来就有限，奢求超过本来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凡夫俗子，这种人我实在不敢恭维。我家还酿了点酒，是用舂碎的粘高粱酿的，味道好极了。现在我老是一个人自斟自饮，一个人喝酒也有一个人的情趣，但你要是来了，尝尝我家的酒，我们在一起谈谈诗论论文，那该多么好啊。只是不知道主簿大人有没有这个闲工夫？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我的小儿子阿通，已经三岁了，整天就在我身边嬉戏玩耍，已经会说好多字了，可就是连不起来，说一句话吞吞吐吐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逗弄逗弄小孩子，真让人高兴啊，让人名利之心顿消，忘记了世上还有做官这回事。我有时候眺望天上的白云，就会想到遥远的上古，想到那些“傲然自足、抱扑含真”的时代，真希望自己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

１１

但陶渊明的心情不可能总是那么好，有时也无缘无故地消沉起来，整天不说一句话。翟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敢问。她毕竟比陶渊明小一轮，不可能理解陶渊明的生活感受，陶渊明的心事也不能都对她说。

前几年写《荣木》的时候，陶渊明就感觉自己已经老了，而过了四十五岁，他不仅觉得自己老，而且想到了死。东晋时人活过五十岁就算可以，多少王公贵族也都是三四十岁就完了，陶渊明也在想着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倒下。这两年一到秋天，陶渊明的腿就隐隐作痛，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好，他已经染上了风湿病。正是因为这风湿病他才经常喝酒，慢慢的有了酒瘾，不犯病的时候也断不了。他终于理解外祖父孟嘉为什么喜欢喝酒了，美酒的确可以寄托人的性情。

要是现在死了，会怎么样呢？四十五岁的陶渊明老这么想，想多了就提笔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挽歌是活着的人为死人送葬时写的，陶渊明却要给自己写挽歌，他要自己给自己送葬。

第一首是写自己死的时候的情景。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陶渊明是不大信命的，他觉得有生则必然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无所谓命不命，就是早死也不一定是命，只是倒霉罢了。昨天还是人，今天就被小鬼勾走了，谁又说得清命是什么呢？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随时都有可能毁灭，实在没必要看作是命。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人死以后魂魄跑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只剩下一副枯骨放在棺材里。陶渊明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的孩子还小呀，大儿子阿舒也不过十岁，我要死了，他们可就哭惨喽。我的好朋友也会掉几滴眼泪的，但我已经死了，肯定不知道。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人死了以后，再也不知道得失了，也不明白是非了，是非得失不过是过眼烟云。千秋万岁之后，只怕连这一生的荣辱也没人知道了。这些实在都不必计较，我只恨活着的时候，酒没有喝够！

第二首是写祭奠入殡的情景。陶渊明假设自己死后还有感觉（他并不相信真的会有感觉），能看得见众人给自己祭奠入殡的场面。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活着的时候没有酒喝，现在倒好，祭奠我的杯子里注满了酒，我却没法喝了，我已经死了。那浮起的酒糟啊，就像蚂蚁似的密密麻麻，但我什么时候还能品尝到呢？……看来陶渊明也不相信会转世投胎，如果他相信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就不会这么问了。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人死后即便真有不灭的灵魂，又有什么好处呢？看着美味佳肴摆在祭奠的桌案上，就是不能吃，看着亲戚朋友在我的遗体边哭泣，也不能安慰他们。想说话嘴里发不出声音，想看东西眼睛里也没有光芒。我还是不要这不灭的灵魂好些。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活着的时候在屋子里睡觉，死后就要睡到荒郊野外了。荒郊野外可没有人来睡觉啊，我茫然四顾，倍感孤单和凄凉。听说人死了以后还能变成鬼回家，那我要是觉得孤单了，回家的时候一定是半夜，你们可都小心一点，碰到了也别害怕。

第三首是写给自己送葬的情景。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茫茫一片的荒草，萧萧作响的白杨，寒霜初降的九月，把我的灵柩送到野外去安葬。四面无人居住，只有重重叠叠的坟墓。马在仰头长嘶，风在萧瑟作响……我已经踏上了不归路。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我的灵柩已经放到了坟坑里，你们在替我关上最后一道门。这道门一关啊，我将身处幽暗的密室，千年万年也见不到阳光。不管多么贤达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被关在幽暗的棺材里，千年万年再也见不到阳光！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给我送葬的人们，终于各回各家，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野外。亲戚朋友或许还悲哀得长久一点，别的人只怕在回去的路上，就已经放声高歌。我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身体同山川大地融合在一起，死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五　入幕

１

荆州刺史殷仲堪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能够下定决心和王恭联合出兵讨伐王国宝，是因为南郡公桓玄极力在给他鼓劲。

桓玄是桓温最小的儿子，桓温死的那一年才四岁，由他继承了桓温的爵位。他长大后，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博学多才，自命不凡，常常流露出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人们都有点怕他。朝廷对他也有些疑惧，迟迟没有重用。桓玄二十三岁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去拜见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张开布满血丝的醉眼，对宾客们说：“桓温临死前还想叛逆篡国，是不是？”桓玄吓得趴在地上，周身冷汗淋漓，从此对司马道子恨之入骨。

同年桓玄调任义兴太守，他登上高山，眺望和太湖联结着的几个湖泊，只见波涛万顷，浩瀚如海。桓玄一点都不感到心旷神怡，反而觉得满目凄凉和一肚子的失意，长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一怒之下，把官帽、官服、官印扔在官衙里，自己回到江陵封邑，给朝廷写了一封满腹牢骚的奏疏说：“先父平定巴蜀，多次北伐，勋绩卓著。先帝登基，随后陛下得以继位，还不都是先父的功劳吗？但是对他的流言蜚语却那么多，连小臣兄弟们都遭到牵连和非难。如果我们一家真是罪人，请陛下废除南郡公的封爵，把我们绑赴闹市斩首，也可早日去追随先父和先帝！”奏疏送到朝廷，如石沉大海，桓玄只得在家吃闲饭。殷仲堪到荆州后，因为桓家在荆州的势力和影响很大，对他又敬又怕。

桓玄看到一场内乱就在眼前，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想借用殷仲堪的地位和兵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捞到实权，就跑去劝说殷仲堪说：“王国宝这小子同你们早有积怨，现在又和王绪表里为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王恭是皇亲国戚，他未必敢加害，如果一旦诏书下达，要你到朝中去为官，你不就落到他们的股掌之中，要杀要剐不就任由他们处置吗？”殷仲堪一听，顿时愁眉苦脸，就向桓玄讨主意。桓玄说：“春秋战国时，晋国的赵鞅兴晋阳（今山西太原）之甲，清除君侧，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王恭对王国宝早已深恶痛绝，你们也该兴晋阳之甲，清除君侧。我桓玄虽然没有什么大用，仍可以率领荆楚大地的英雄豪杰，作为你的前锋，打到龙潭虎穴去！”

殷仲堪被桓玄一把火扇得热烘烘的，就派使者去联络雍州刺史郗恢、南郡相江绩等人，商讨大计。没想到他们全都反对发兵，给了殷仲堪当头一棒。江绩甚至跟殷仲堪争吵得很激烈，伤了殷仲堪的面子，他一气之下让杨佺期做了南郡相，把江绩给免了。但朝廷不久就要江绩到朝中任御史中丞，明显是给殷仲堪难堪。这样一来让桓玄扇起来的那把火又熄了，他还是举棋不定。王恭的使者多次来催问，他最后勉强同意发兵，但行军缓慢，走一天歇两天，一心要看王恭的动静。

王恭得到殷仲堪同意发兵的消息，就在公元397年四月（晋安帝隆安元年）上表，列举了王国宝乱政的罪状，从京口发兵讨伐。

京口离建康很近，大军动动脚指头就逼近了京师。王国宝玩弄权术是天才，对军事却一窍不通，他听说建康东北三十多里的竹里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派兵去把守，以为这一下就高枕无忧了。但派出去的几百名士卒对司马道子的酗酒和王国宝的无耻都厌恶已极，不愿为他们卖命，自动解散跑了回来。王恭兵不血刃，来到石头城下，大军摆开阵势一亮相，在城楼上观望的王国宝就吓得尿了裤子，躲藏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

司马道子也吓得要命，但他听说王恭打出的旗号只对着王国宝一人，并未反叛朝廷，也没提到他这个皇叔，就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王国宝头上，把他卖出去息事宁人。他派人逮捕王国宝，押送廷尉，随即诏书下达，赐他一死。王国宝虽然登龙有术，左右逢源，当了七年中书令和四个月仆射，此时也黔驴技穷，什么狡诈刁滑的手段都没用了，这个“不倒翁”只得乖乖地饮下毒酒，做了司马道子的替罪羊。他的堂弟王绪也被斩首示众。

司马道子派人到王恭军前，说了一通过去被小人蒙蔽现在幡然悔悟的话，王恭就退兵了。殷仲堪在半路上也接到了司马道子劝说他退兵的信，知道王国宝已死，高高兴兴地向后转了。

２

桓玄伙同殷仲堪闹了一阵子，却没捞到好处，感到老是寄人篱下心里不塌实，就要求朝廷让他到广州去。司马道子巴不得他走远一点，赶紧任命他为都督交州、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桓玄拜官的诰命到手，却不去上任。他深知桓家的势力只是在荆江一带，离开了荆州他就狗屁不是，所以赖在江陵不走。不走是不走，但现在已经成了刺史，身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司马道子仍然沉迷于酒色之中，王国宝一死，没人管朝政了，他就让年仅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去管，任命他为侍中、镇虏将军。司马元显这个小娃娃比他的糊涂老子有主见，新官上任三把火，做了几件事情。他先把自己的将军府的文武官吏和士兵配得足足的，又把谯王司马尚之和他弟弟司马休之收为心腹，然后安排心腹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个郡诸军事。

豫州刺史庾楷本来是司马道子的人，但因为凭空被划去四个州的兵力，就怀恨在心，派人去劝说王恭再“兴晋阳之甲”。王恭上次尝到了甜头，这次又动了心，又去联络殷仲堪和桓玄。他们共推王恭为盟主，准备进兵。王恭的司马刘牢之劝他说：“将军虽然是威望卓著的国舅，可会稽王也是当今天子的叔父。去年他已经对你低声下气，你不能屡兴晋阳之甲，否则就要失去人心。”王恭不听，上表要求讨伐王愉和谯王兄弟。司马道子只好任命十七岁的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仓皇应战。

殷仲堪这次倒还积极，派南郡相杨佺期带五千水军作先锋，桓玄为中军，自己带两万人马殿后，顺长江而下。桓玄一到江州就把王愉抓住了，然后又在巢县的白石打了大胜仗，和杨佺期共同进军，到了牛渚隔江的横江。他们一路上打得司马元显的军队节节败退，以为建康指日可待，谁知王恭那边却出了事。

原来司马元显看到硬打是打不过的，就使了离间计，派人秘密拉拢刘牢之，劝他反戈一击，允诺事成之后将王恭的官位让给他。刘牢之在淝水之战时就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自认为武艺和才干都无人可比，但王恭却把他看做胸无点墨的粗人，一向轻蔑他，刘牢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在北府兵创建之初就是参军，现在还是参军，心里也不甘，何况他本来就反对王恭屡兴晋阳之甲，于是就和儿子刘敬宣商议，决心归顺朝廷。

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了此事，急忙禀告王恭。王恭是个书呆子，不相信刘牢之敢造自己的反，以为何澹之听风就是雨瞎咋呼。他为了拉拢刘牢之，居然摆下盛大的酒宴，在众目睽睽下和刘牢之结拜为兄弟，称刘牢之为兄，又把北府兵精锐的将士和上好的装备，都拨给刘牢之。

刘牢之却一点都不领情，在向建康进军的途中先斩了王恭的心腹，然后回军攻击王恭。王恭只好逃跑，半路上被抓住，押送到建康，连同他的亲友和党羽一起被斩首示众。刘牢之靠出卖王恭，果然从小小的参军一跃成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晋陵诸军事，炙手可热势绝伦。

王恭虽然被杀，但桓玄和杨佺期的人马已到了石头城下，殷仲堪也抵达了芜湖。刘牢之带领北府兵在新亭驻扎迎战，桓玄和杨佺期见北府兵军容整肃，暗自吃惊，不敢轻举妄动。朝廷听说殷仲堪几万人马兵临城下，也胆战心惊，一时成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寻思，如果以重利引诱桓玄和杨佺期，就能压倒殷仲堪，让他们先“窝里斗”，等他们都伤了元气之后，自己就好一个一个地消灭。于是他以朝廷的名义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殷仲堪为广州刺史，让他们即刻班师回去。

殷仲堪得知朝廷贬调自己去边远的广州，气得七窍生烟，催促桓玄和杨佺期火速向建康进军。但他俩既畏惧北府兵，又得到了好处，不肯进军。殷仲堪只好下令他们回来保全荆州，并以杀掉他们的家属相威胁，他们只好回来了。

桓玄和杨佺期还要借重殷仲堪的将士做本钱，殷仲堪也要依赖他们撑门面，暂时都要妥协。他们相互交换子弟作人质，在寻阳结盟，并推桓玄为盟主，宣布俱不接受朝廷的诏命，并联名上表替王恭鸣冤叫屈，又责问为什么调殷仲堪去广州。

司马元显看到他们团结起来了，害怕他们还会打过来，只好让殷仲堪官复原职，继续当他的荆州刺史。这样一来三巨头都成了方镇大臣，各有比较满意的地盘，兵祸暂时停歇。

３

叔父陶夔又来信了，陶渊明不用看就知道，一定又是劝他出去做官。

“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桓冲死了以后，陶夔在荆州不好呆了，不知他怎么活动了一下，又到京城去做太常卿了。太常卿是管国家祭祀礼乐的官，不及将军府的参军有油水，但比参军要风光体面多了，而且在京城里扎下了根。

这几年他老写信来催陶渊明到京城去，说是在朝廷里一有机会就能帮他捞个一官半职。陶渊明始终以老母年事已高、儿子又多又小推辞，不肯去。做京官就等于进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掉脑袋。回想起当年在京城亲眼看到庾、殷两家几百口被满门抄斩的场面，回想起三位皇子的尸体吊在杨树上随风飘动的情景，他就不寒而栗。陶夔是不改其乐，渊明却不堪其忧，早就下决心一辈子不到朝廷去做官。但看了陶夔今天来的这封信，陶渊明动心了。

信上说，桓玄已经做了江州刺史，陶夔推荐陶渊明去投奔桓玄。

近几年陶渊明从街谈巷议中不断听到桓玄的事迹，大家都说桓玄“形貌环奇，风神疏朗，博综文艺”，有乃父之风，陶渊明对他的印象也比较好。他放弃义兴太守这样的闲官，显示了远大的志向；他劝殷仲堪“兴晋阳之师”扫除朝中奸佞，显示了卓越的见识；兴兵讨伐他活捉了江州刺史王愉，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石头城下，显示了他的武略；而陶渊明最近看到了广为流传的他写给朝廷的一份奏章，又觉得他颇有文才。桓玄在奏章中说，自己的志向像先父桓温一样，“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要“使窃号之囚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旗赵魏”，完成北伐大业，他还指出朝廷“权门日盛，丑政日繁”的现状，提出“去凡佞、擢俊贤”等许多正确主张。

陶渊明觉得他的话切中时弊，几条主张也很有见识，以为投奔到他的手下，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为君为民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外祖父孟嘉做了桓温多年的僚佐，叔父陶夔又在桓温、桓冲帐下做了多年的参军，凭着这两层关系，带着叔父的介绍信，想必桓玄是会收留他的。“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抱负，在陶渊明心中始终没有泯灭，他毕竟是长沙公陶侃的后代，又生在山河破碎、五胡乱中华的时代，怎能没有一腔热血呢？

只是自己一走，家中这老老小小怎么办？翟夫人只怕累死了也忙不过来。家里没个男人实在是不行，总要托付一个可靠的人才能放心。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找堂弟陶仲德了。

陶仲德字敬远，比陶渊明整整小三十岁，这年才十七，还没有成家。他的母亲也是孟嘉的女儿，和陶渊明的母亲是亲姊妹。孟嘉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小舅子陶茂的两个儿子，一个生了渊明，一个生了仲德。陶仲德的父亲也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陶渊明一家自然很照顾他们家，他也时常到渊明家来玩。陶渊明想，让他平时帮着翟氏干点挑水打柴之类的重活，农忙的时候搭一把手，他一定肯，万一家里遇到什么瓜田李下的纠纷，也可以让他帮着出一个头。跟仲德一说，他果然答应，让陶渊明放心去做官，家里他一定帮着照应。

陶渊明就打点行装上路了，这年是公元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已经四十七岁了。

４

桓玄当时屯兵夏口（今湖北武汉），陶渊明走了半个多月才到。桓玄已经是江州刺史，为何要坐镇夏口呢？是为了防备西边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和雍州刺史杨佺期。

陶渊明还未进入桓玄的中军大帐，就听到里面有歌舞之声。他以为桓玄一定是在宴客，可进去一看，只有桓玄一个人在欣赏两队美女的歌舞，面前的几案上摆着美酒佳肴，身边还有一左一右两名侍女在劝酒邀宠。中军大帐竟是这样一副景象，陶渊明刚走进去就想退出来。

桓玄见陶渊明进来，也不停止歌舞，态度颇为傲慢。等到陶渊明把叔父陶夔的引荐信呈上，又说出自己是长沙公陶侃之后，外祖父孟嘉当过桓温多年的长史，叔父也先后做过桓温和桓冲的参军，桓玄才突然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把歌妓舞妓都哄了出去，请陶渊明坐下，与陶渊明畅谈起来。

“先生是长沙公之后……自本朝南迁以来，长沙公的赫赫功勋，也只有家父可以媲美了。”

“啊……是……”陶渊明自然不喜欢他把自己的曾祖父同久怀篡逆之心的桓温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反驳，只好含糊地答应着。

“孟府君是荆江一代人望，他给家父的许多信函文章，家父都留给了我，多年以来，我时常拜读的。”

“大人过誉了。”

“令叔在朝廷做太常卿，一向安好吗？”

桓温死的时候桓玄才四岁，是叔父桓冲抚养他长大，陶夔做过桓温和桓冲两个人的参军，是看着桓玄长大的，说不定他小的时候还抱过他，有了这层关系，桓玄当然要收留陶渊明了。

“家叔到朝廷后再没回过江州，我也没去过京城，多年没见面了。”

“啊，好说好说，以后你在我这里做事，出使京城的机会多着呢。”言外之意是已经收下陶渊明了，不知为什么，陶渊明却一点都不觉得高兴。

“我读过先生的《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真是孤篇独绝，压倒千古！”

“大人实在是过誉……”陶渊明被桓玄夸得脸都红了，笨嘴拙舌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桓玄果然是博综文艺，竟然能随口背出几句自己写的《闲情赋》，陶渊明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也不得了，对着陶渊明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根本不想听陶渊明答话，让人觉得他热情得有些过分。可刚才他多么冷淡傲慢啊，只顾自己欣赏歌舞，根本不愿看陶渊明一眼。现在又把陶渊明的一篇赋吹捧得天花乱坠……

“先生文才卓越，就在我的都督府里做记室参军吧。先生以前是否……”

“做过江州刺史府的别驾祭酒。”

“啊，那在我这里做记室，实在是有些屈才，权且委屈几日，日后再升迁高职吧。我已经决心北伐，只要能荡平伊洛、克复神州，朝廷必有封赏，先生只要恪尽职守，将来不愁位列公卿。”

记室是管理文书拟定的官，相当于现在的首长秘书，在桓玄的幕府中地位并不算低。

“渊明初来乍道，与将军素昧平生，将军就委以重任，渊明不胜惶恐之至。我蹉跎半生，如今已四十有七，博取功名实在是有些晚了。久仰将军的文韬武略，又经家叔点拨，今日投奔到将军帐下，只愿做一名马前小卒，能够为国家社稷尽一分力，也算不枉活一世。”

桓玄那一年刚刚三十岁，在他面前陶渊明的确是有些老迈，但桓玄也并没有给陶渊明留下风华正茂、少年英武的印象。桓玄的身材的确魁梧，但体态却有些发福，已经养出了一身肥膘，并不是能征善战的武将。陶渊明自幼习武，上不上得了马，拉不拉得开弓，他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桓玄长得方面大耳，的确是很排场，但脸上的气色却显得萎靡不振，联想到刚才还被他左拥右抱的美人，陶渊明看得出他好色贪杯，已经淘虚了身子。要说他有文才，的确是有，陶渊明的《闲情赋》都能随口背出几句，经史子集想必更不在话下。但这些东西打起仗来管什么用？治理国家又管什么用？他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治国平天下的真才实学？陶渊明初次见到桓玄，就觉得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５

陶渊明做了桓玄的记室参军，没过多久，就觉得桓玄对他极不信任，跟他的长史卞范之谈话的时候，总是让陶渊明回避。记室是处理文书案卷的，整天都要向桓玄请示汇报，每次到桓玄的中军帐前通报的时候，桓玄都让他等老长时间，让他很不舒服。陶渊明想不通，他哪有那么多事情需要鬼鬼祟祟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陶渊明也知道了，原来桓玄在和司马元显勾勾搭搭，想算计殷仲堪和杨佺期。

桓玄一直看不起门第低微的杨佺期，两人共同进军时就常常压制杨佺期，杨佺期也恨透了桓玄。殷仲堪惧怕桓玄来攻打自己，就和杨佺期结成了儿女亲家，相互依赖。但殷仲堪并不信任杨佺期，杨佺期和殷仲堪商量要攻杀桓玄，殷仲堪并不支持。

桓玄听到了他们的一些风声，就跑到朝廷去向司马元显献媚，贿赂他身边的人，甚至收买常常出入王府的尼姑。司马元显也巴不得看到他们三人火并，于是发出诏书，要荆州刺史殷仲堪将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划交桓玄都督，又任命桓玄的哥哥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哥哥杨广为南蛮校尉。这样一来更加深了三个人的矛盾。

陶渊明没想到桓玄用这样的伎俩为自己捞好处，对他的好印象土崩瓦解。他觉察出桓玄不是自己向往的明主，只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在他的手下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萌生了去意。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桓玄的将军府不是王凝之的刺史府，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一旦把桓玄惹火了，说不定要掉脑袋。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只要能为国为民做事，管他在谁的手下呢？谁还没有私心，只要桓玄不失大义，有北伐中原的一天，自己就算没白来。

陶渊明当时还不明白，桓玄压根就没想过要北伐中原，那只不过是他招贤纳士、招兵买马的幌子，他现在一门心思只想着火并殷仲堪和杨佺期，扩大自己的势力。

６

公元399年（晋安帝隆安三年），荆州发大水，许多地方一片汪洋。灾民没有任何东西下肚，殷仲堪只得开仓赈济，粮仓很快被吃空。桓玄乘人之危，突然从夏口发兵西上，他先发信给殷仲堪说：“洛阳是雍州所属，雍州刺史杨佺期把它丢给鲜卑人，让先皇陵墓遭受耻辱。如果你我是一条心，我们应当共同去讨伐杨佺期，否则我就要进军江陵。”桓玄又送密信给自己的哥哥南蛮校尉桓伟，叫他在江陵做内应。桓伟胆小怕事，竟把密信交给了殷仲堪。殷仲堪吓出了一身冷汗，下令扣押桓伟做人质，逼他写信给桓玄要桓玄罢兵。桓玄手上有当初作为人质的殷仲堪的儿子，又了解殷仲堪优柔寡断的性格，根本不担心哥哥的性命，放手发动进攻。

大军不到十天就占领了零口，离江陵只有二十里了。殷仲堪赶快派出专使，要他的亲家杨佺期全力以赴来救援。杨佺期知道荆州的粮食已经被灾民吃空，就要殷仲堪干脆放弃荆州，撤过来共同守卫襄阳。殷仲堪却舍不得放弃偌大的荆州，竟然骗杨佺期，说他已经到各地收集粮食，仓库里又装得满满的，保证几万人能放开肚皮吃它一百天。杨佺期信以为真，带了八千步兵骑兵开拔到江陵。殷仲堪好不容易做了一顿干饭慰劳他们，第二天的粮食还不知道在哪里。杨佺期气得直跺脚，但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立即跟桓玄开打。

桓玄知道荆州无粮，就不和杨佺期硬拼，先退让了一下。杨佺期得到一点小胜，昂首天外，以为桓玄不堪一击，不料桓玄接连反攻，杨佺期的兵马饿着肚皮如何能久战？很快就溃不成军。杨佺期带着残兵败将想逃回襄阳，被桓玄的部将追上，砍了脑袋。殷仲堪跑得比他快，但也被追上抓到。在他被押回江陵的路上，桓玄已经传来了要他自杀的命令，他只得自缢而死。

就这样，桓玄占领了江陵和襄阳，荆州和雍州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司马元显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只好任命他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桓玄还贪心不足，舍不得江州这块大肥肉，朝廷只好又命他都督八州诸军事，兼领荆州、江州刺史。桓玄还让朝廷把雍州刺史和淮南太守都换成了自己人，桓家势力重新控制了长江中上游，桓玄已经有条件干他老子想干又没有干的事情。

７

在桓玄火并殷仲堪和杨佺期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陶渊明更进一步看清了桓玄的为人。

当殷仲堪从江陵出走时，他的咨议参军罗企生跟着他。经过罗家门口，他弟弟罗遵生赶出来，将他拖下马，诉说家中还有老母，不让他走。罗企生答道：“殷刺史待我以国士，我也要以国士报之，老母就由你奉养，我忠你孝，各顾一头。”弟弟死活不肯放他走，殷仲堪看到这种场面，就自己策马走了。

桓玄进了江陵，很多名士都去求见，罗企生独独不去。桓玄在荆州长大，原来跟罗企生是好朋友，自然想到了他，派人去请。罗企生死活不来，桓玄就逮捕了他，一定要他谢罪。罗企生下决心一死报答殷仲堪的知遇之恩，不肯低头，只希望桓玄在他死后不要为难他的老母和弟弟。桓玄就杀了罗企生，赦免了他的弟弟。罗家老母听说长子被杀，拣出桓玄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羊羔袍子，当众烧毁，表示和桓玄断绝往来。

陶渊明亲自去看了罗企生就义的情景，深深被他的忠义行为所感动。他认识到桓玄原来是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连自己昔日的好友都不肯放过。他火并殷仲堪杨佺期也是乘人之危胜之不武，为了自己的私利兴这样的不义之师，诛杀朝廷命官，还有什么名节可言？他逐渐认识到桓玄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小人，自己来投奔他是走错了一步棋。但已经身在曹营，无可奈何了。

８

桓玄在长江中上游打得热闹的时候，下游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是由“五斗米道”发动的。

长江中上游自桓温割据之后，朝廷就无可奈何，长江下游北岸由北府兵控制，对诏命也是阳奉阴违。因而朝廷的给需和世家大族的盘剥，全都落到吴郡和会稽等八个郡的农民身上，连年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而司马元显这时候想效法谢安创立北府兵，要建立一支由他直接指挥的“乐属”队伍。在桓玄和北府兵的范围内，司马元显休想去征发一个兵，只有在江南的八个郡里抽人了。他强迫过去是奴隶（或祖上曾是奴隶）而现在释放为客户（即佃户）的人，迁到京师地区，组成“乐属”，再从乐属中抽丁当兵。这些人当然不愿回去接着当奴隶，纷纷逃亡。官府凑不足兵员数，就强迫其他农户顶替客户。稍有反抗，就被捕入狱，九死一生。弄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民怨沸腾。受到官府迫害的五斗米道的信徒们，趁机发动起义，顿成燎原之势。

当时五斗米道的首领是孙恩，他已经逃亡到了海岛（即今舟山群岛）上，聚集了一万多人。公元399年（隆安三年），孙恩带领队伍渡海登陆，攻占上虞，然后进攻会稽。这时的会稽内史就是王凝之，他被起义军剿杀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攻下会稽后起义军声威大振，其他七郡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吴兴郡永嘉郡相继陷落，起义军直捣京师建康。司马元显原想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没想到惹出这么大乱子，只好再把北府兵请出来，由卫将军谢琰和刘牢之率领，去镇压起义队伍。

起义军没有组织训练，又没有精良的武器，抵挡不住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北府兵，连连受挫，攻占的郡县相继失陷，孙恩只好率二十多万男女老少逃回海岛。第二年四月，孙恩听说各地已经放松了戒备，又带领起义军登陆，势如破竹，打下余姚、上虞，直逼会稽。朝廷已经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他自以为连百万雄师的前秦都被他打败过，几个蟊贼草寇算得了什么，轻敌冒进，中了孙恩设下的埋伏，被起义军砍杀。谢琰是谢安的儿子，北府兵的骁将，他的战死和会稽重新被起义军攻占，震动了京师。朝廷不得不任命寒族出身的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继续围剿起义军。刘牢之镇压起义军，主要依靠他的参军刘裕打头阵，刘裕就是后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９

桓玄听到五斗米道起义的消息，非常高兴，命陶渊明写好《讨海贼表》，向朝廷表示自己请缨出战讨伐孙恩的决心。

一份奏章并不难写，但陶渊明写的时候却疑虑重重。桓玄真想去讨伐孙恩吗？陶渊明已经了解桓玄的为人，根本不相信。桓玄巴不得起义军消耗掉北府兵的兵力，怎么会去帮北府兵呢？他不过是想找一个扩充军备的借口。但军令难违，只得硬着头皮写。陶渊明写好后给桓玄看了看，桓玄很满意，让他即日收拾行装亲自将《讨海贼表》送到京城，并代他致侯陶夔，好像还是在照顾他。陶渊明只好动身。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后，将都督府迁到了江陵，陶渊明这次就是从江陵出发的。

这一趟京师之行令陶渊明大开眼界。踏进江南八郡的地面，他就看到了田园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也听到了一些奇闻怪事，明白了这里的农民为什么要起义。

这些年江南的赋税实在是太重，特别是淝水之战以后，最多加到每人每年五斛（一斛为十斗）。穷苦人家就是把全年的粮食都交上去，饿着肚皮也不够。陶渊明以前只听说豪强世族霸占土地，现在却亲眼见到他们连江河湖泊都据为己有。老百姓即使放置一个捕鱼的竹篓，或是钓上一条鱼，钓竿和鱼篓都要被没收；捕鱼钓鱼的人要被扣押，一定要送去十匹麻布，才能释放。

海陵县东面濒海的滩荡地区（当时海岸线在今泰州、东台、海安一带），有一块岸滩，长满芦苇和茭白，密密麻麻地望不到边。许多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扶老携幼逃到里面，官府不易追捕。镇北将军毛璩带兵去搜索，竟派兵在周围放火，顷刻浓烟滚滚，响起一片哭爹喊娘的号哭，没有被烧死的逃出来几万人。毛璩抓住万余名青壮年，强迫他们当兵，因而受到朝廷嘉奖，升为益州刺史。朝廷如此昏暗腐朽，官府如此心狠手辣，百姓焉能不反？

陶渊明还听说起义军攻打过来的时候，粮价飞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以致许多大户人家怀揣金玉活活饿死。起义军被赶回海岛后，会稽、吴兴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惨遭官府屠杀，不少地方连人影都看不到，几个月后才有人重新回到家园。粮食早已被北府兵抢光，人们饿得头昏目眩，有人竟互相交换子女，杀了充饥。一路上的情景都是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陶渊明到了京城，拜见了叔父陶夔，陶夔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年连年征战，军费浩大，国库空竭，官吏的薪俸很难发出，只能有一天，发一天，算一天。陶夔担任的是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卿，虽然风光体面，但是没什么油水，没有人给他送礼，一旦领不到薪俸，日子就不好过了。今年更是出奇，因为粮价飞涨，朝廷就规定司徒以下的官吏每天领七升米，以此代替薪俸，哪天不去上班，连这七升米都没有。陶夔一天都不敢告假，一旦告假全家就要饿肚皮。他有点后悔来做京官了，没想到京畿一带经孙恩这么一闹腾，到了如此地步。他还是能够直接和皇帝打交道的三品官，比他小的官吏就更惨了。官吏尚且如此，黎民百姓的日子是好是赖就不用说了。

陶夔还对陶渊明讲了司马元显最近的所作所为，让陶渊明哭笑不得。谢琰和刘牢之将孙恩赶回海岛后，司马元显吹嘘自己用人得当，因而荣任录尚书事。其父司马道子也是录尚书事，人们便以父子俩的住宅所在，分称东录、西录。西录司马元显手握实权，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东录司马道子的实权被儿子夺去，因而门可罗雀。司马元显小小年纪，却规定凡是公卿以下见了他都要跪拜，骄横不可一世。他还严密控制父亲司马道子，只要有官员跑到父亲那边去谈话，他就要再三追查，甚至直接去质问司马道子。司马道子被这个儿子气得痛哭流涕，更加狂喝滥饮，借酒浇愁。父子俩丑态百出，京城人笑都笑不过来。国家社稷就掌握在这一对父子手里，岂能不颠覆？

１０

叔父家如此困难，陶渊明不便久留，他急着要去见司马元显交差了事，好赶紧回去。等了十来天，终于等到了司马元显的召见，急忙怀揣着《讨海贼表》去了。

司马道子当初修建府邸，堆山挖湖，奢靡不堪，司马元显又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府邸修得更广阔更堂皇，简直超过了皇宫。陶渊明从西录尚书事府的大门进去，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踏着铺地的金砖直走了半个时辰，才走到殿堂。一处处假山怪石，一处处奇花野藤，一处处亭台水榭，一处处珍禽异兽，都是平生所未见。殿堂内朱漆庭柱，玉嵌台阶，彩绘栏杆，雕饰屋椽，令人眼花缭乱。陶渊明又不知过了几道磨得白汪汪发亮的铁槛，等闻到兰馨氤氲桂子飘香的气息，再绕过一道屏风，才见到了端坐在书案前的司马道子。厅堂内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层层帘幕，阵阵笙箫，恍如人间仙境。

等侍卫高声通禀后，陶渊明不由得被王府的气势所折服，又听陶夔讲过见司马元显要跪拜的礼节，跪下禀告：“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诸军事桓大将军幕下记室参军陶渊明，拜见王爷。”

“平身。”

陶渊明站起身来，再抬头看去，司马元显还是个二十岁的小娃娃，端坐在一张长榻上，就像一杆大秤配了个小砣，压不住准星。他嘴唇上还没长胡茬，一脸稚气，奶声奶气地问陶渊明：“你就是桓玄派来的？”

“是。”陶渊明吃了一惊。不直接称呼别人的名讳是老百姓都讲究的起码礼节，桓玄现在是都督八州诸军事、兼领两州刺史的朝廷重臣，更不能这样称呼。司马元显连起码的礼节都不讲，实在让陶渊明想不到。

“送什么表呀，拿上来吧，还有别的东西吗？”

陶渊明忙不迭地把《讨海贼表》交给侍卫，又小心翼翼地拿出桓玄让他带来献给司马元显的一对水晶珍珠盏，一起呈上去。

司马元显先把《讨海贼表》撂到一边，拿起水晶珍珠盏把玩了两下，就让侍卫收起来，并不在意。再拿过《讨海贼表》，随便看了两眼，就放下了，问陶渊明：“桓将军真的想过来平定海贼？”

“桓将军听说海贼祸乱江东，震动京师，深为忧虑，日夜操练兵马，想西下荡平海寇，匡扶社稷。”

“呵呵呵呵……”司马元显尖声大笑，“区区几个海岛蟊贼，何劳桓将军大驾？我已经命谢琰和刘牢之统帅北府兵，一路摧枯拉朽，将他们赶回海岛，等修造好海船，大军一举歼灭海贼，指日可待。等平定海贼之后，休养生息几年，孤王准备统帅大军北伐，克复中原。不管是消灭海贼还是光复中原，都是国家大计，各路人马都要朝廷统一调度，才不会出乱子。桓玄前几年吵着要北伐，现在又吵着要来平定海贼，都是在吃咸饭操淡心，没事找事。你想想，如果他真的领兵西下，一旦北边的胡人趁虚而入，攻击荆、江八州，谁去抵挡呢？”

“王爷……所言即是。”

“桓玄的职责是守疆戍土，防备胡人南犯，保一方平安。朝廷需要用他的兵，自然会有诏命，没有诏命就是用不着，他不必瞎操心。当年苻坚百万大军来犯，北府兵八万将士就将他打败，没有抽调荆州的一兵一卒。现在只是平定几个蟊贼，还用得着荆州兵吗？”

“王爷……言之有理。”陶渊明只能含糊地答应着。

“你们以后再不要上什么北伐表、讨贼表了。江东古称鱼米之乡，民生富庶，现在又在京师的卵翼之下，虽然被几个蟊贼闹腾了一下，并没有伤元气。北府兵皆是能征善战之辈，现在我又在创建‘乐属’兵，朝廷兵精粮足，就请桓将军放心吧。”

“是，王爷。”陶渊明知道司马元显话里有话，也知道他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只能连声应诺。

“你退下吧。”

１１

陶渊明把《讨海贼表》交给了司马元显后，就回返江陵，计划顺路回一趟寻阳，看一看家人。一路上见到的都是饿殍遍地死尸盈野，再回想西录府的富丽堂皇，两相比照，真是感慨万千。江山社稷竟然掌握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手里，多么荒唐啊！司马元显年纪虽小，口气却大得不得了，对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桓玄，都当着他的使节直呼其名，对待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他根本不听陶渊明说话，只是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顿，盛气凌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还睁着眼睛说瞎话，竟然说江南八郡并没有伤元气，以为陶渊明一路上什么都看不到吗？看来小小年纪的他是被一群只会阿谀逢迎的小人包围着，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良好到了闭目塞听的程度。陶渊明真是不虚此行，见过司马元显后他意识到：天下大乱就在眼前。而作乱的会是谁呢？是统帅北府兵的刘牢之，是占据荆、江八州的桓玄，还是有可能死灰复燃的孙恩呢？

孙恩毕竟是蟊贼草寇，想称霸天下谈何容易？倒是刘牢之坐镇京口，离建康咫尺之遥，一旦作乱，京师就危在旦夕。北府兵能征惯战，淝水之战以八万人马打败前秦近百万之师，刘牢之当时就是先锋，他的骁勇剽悍早已天下闻名。他背叛王恭，是一个卖主求荣的无耻小人，很有可能干出犯上作乱之事。至于桓玄，他倒是一直标榜自己对朝廷的忠心，一次次提出北伐中原，现在又提出讨伐孙恩。但他火并殷仲堪和杨佺期也是乘人之危，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也是不择手段，不要忘了，他有一个久怀篡逆之心的父亲桓温……想到这里，陶渊明的心隐隐作痛：看来听叔父陶夔的话再次出仕，实在是做了一件蠢事，搞得不好就会卷进难以自拔的是非之中，成为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

这样心事重重地一路走来，走到离寻阳只有一百里地的规林（今安徽宿松县新垦农场），忽然遇到大风无法行船，滞留了好几天。家园就在眼前，却被困在这里不能回去，陶渊明先急得坐立不安，等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写了两首诗，就是《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其中第二首写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古往今来的差吏走卒都发出悲叹，如今陶渊明才明白其中的艰辛。旅途中山高水远，海阔天遥，谁也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有风浪。他难道只是在哀叹旅途中的风浪吗？其实也是在哀叹仕途中的风浪，哀叹国家民族即将遇到的一场政治军事大风浪。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奔腾的波涛啊，震天动地，呼啸的狂风啊，没有片刻停止。游子在外越久，越思念生他养他的慈母，老天为什么要折磨他，让他在这里滞留多时？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己，纵心复何疑。”这几天静心想一想，最美好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家园，早就该告别喧嚣的尘世，回家去了。人的一生能有多长？活得遂心如意才是最要紧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要照着去做，再也不能延迟。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已经流露出了归隐田园终生布衣的意思。

第六　居丧

１

风浪终于平息，陶渊明回到寻阳家中，一进家门，看到老母卧病在床，翟夫人正亲侍汤水。见渊明突然回来，老母少妻都惊喜万分。陶渊明询问母亲的病情，原来是上个月偶感风寒，拖拉到现在还没好。年愈七旬的母亲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整天咳嗽个不停，陶渊明很难过。直到晚间几个儿子都回来了，都来向父亲问好，他的心情才好一点。入夜夫妻同榻而眠，摸着翟夫人身上，又消瘦了许多，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到她既要侍奉卧病的婆婆，又要看顾这么多孩子，还要照管田里的庄稼地里的瓜菜……实在是不忍心再离开家，把家庭的重担全扔给她。

可有什么办法呢？桓玄还急等着他的回音呢。他只在家中小住了两天，又登程赶路了。

这一别又是半年，直到腊月里，桓玄才让陶渊明休假回家过年。回家后看到老母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走起路来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身子驼得厉害，下巴几乎碰到了膝盖。母亲看了他半天，好不容易才认出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陶渊明意识到：这个冬天她是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母亲离大去之期，已经不远了。他又蓦然想到：过了新年，自己也已经五十岁了。

２

新年是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农历辛丑年，这年正月五日，陶渊明和几个同乡好友一起畅游斜川（在今江西星子县，庐山东南），写下了《游斜川》这首诗。

斜川这地方很美，陶渊明在序中赞叹：“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诗中也说：“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弛文鲂，闲谷矫鸣鸥。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天气晴朗，天空澄澈，大家依长幼顺序围坐，依傍着溪水。鱼儿在平静流淌的溪水中悠闲自在地游动，沙鸥在幽静的山谷中高飞着鸣叫着……浩瀚的湖水荡开了远眺的目光，大家无限留恋地凝视着高耸云天的庐山……各人都想到了什么呢？

陶渊明想的是：“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元日（古代正月初一为元日）一过，我就五十岁了，我这一辈子，已经快过完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将来的命运，不知道前途在何方！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提起酒壶大家互相传递，斟满了酒又互相敬贺，不知道明年的今日，我还能不能和大家在一起，欢乐依旧。“中殇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酒到半酣就放开肚皮喝吧，人生不满百，何必怀着千载的忧患，应该将它们统统忘掉。暂且痛享今朝的欢乐，明天如何又何必去强求？

陶渊明想借酒浇愁，只能是愁上加愁。这首诗反映出他在桓玄幕府中心情是相当苦闷的，至于对人生苦短的嗟叹，那是因为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诗人们真正懂得了生命的可贵。

３

陶渊明过完年后一回到江陵，就听说刘裕和孙恩在海盐激战正酣。

刘裕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颇有计谋，在海盐城，孙恩就中了他的埋伏。孙恩攻城时刘裕只选拔几百人和起义军肉搏，将大队人马埋伏起来，并散布自己已经连夜逃走的谣言。等起义军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刘裕的伏兵突然发动猛攻，起义军损失惨重，只好丢下海盐，分水路两路向北挺进。

刘裕全力追击，没想到一遭遇就损失了一千新兵，起义军士气大振，官兵则吓得魂飞胆丧，且战且退，几乎要全军覆没。刘裕又使诡计，设下许多假埋伏，每地不过几人，却插上许多旌旗，交战时挥旗擂鼓，虚张声势。孙恩在海盐吃了亏，这次又怕上当，逡巡犹豫，不敢进攻。刘裕乘机逃跑，刚跑出去就遇到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的救兵，算是躲过一劫。

孙恩水陆两军继续北上，占领沪渎（今上海市西），兵船往返海岛，将岛上人马全部运送到陆地，然后全力向京口、建康挺进。刘裕赶到娄县（今江苏昆山）阻击，但并未延缓起义军的进军步伐。由于刘牢之只想让刘裕在前面拼命，自己行军迟缓，鹅行鸭步，使孙恩的战船抢先到达京口，占领蒜山（今镇江西）。刘裕随后赶到蒜山交战，被起义军打退。

孙恩以为刘牢之已经到达京口，便撇开京口，一千多条战船直驶建康。司马元显带领官兵拒战，屡遭失利，眼看建康要被攻破。可老天偏要让司马元显多活一年，突然西风怒号，暴雨倾泻，起义军的战船逆风逆水，行驶不便，过了好几天才到达建康北端的新洲（今南京市江心的八卦洲）。司马元显大摆酒宴，醉乐如常，司马道子天天冒雨去钟山求神拜佛，好似在淝水之战前那样，祈求天兵天将。

刘牢之和刘裕从陆路赶到建康，其他地方的兵马也前来保卫京师，敌众我寡，孙恩只好撤出了长江，浮海北上，到达郁洲（即今连云港，当时尚未与陆地连接，是一座海岛）。刘裕和刘敬宣跟踪而来，攻击孙恩。起义军远离家乡，粮食匮乏，大部人马死于饥饿和瘟疫。郁洲不比翁洲，兵力难以分散隐蔽，不断削弱。孙恩只好南下翁洲，途中又死伤一万多人。

４

起义军逼近建康的时候，桓玄不动声色，孙恩败退回海岛后，桓玄突然又让陶渊明写《讨海贼表》，向朝廷请示要率领水军渡海攻打孙恩，令陶渊明迷惑不解。他拿出去年的底稿照葫芦画瓢，又写了一份草稿交给桓玄。桓玄修改后让陶渊明誊抄，陶渊明拿回来一看，大吃一惊，草稿已经被桓玄改得面目全非。去年送表时桓玄还让他带上礼物，而今年这份表，分明带着威胁的口气。

桓玄加了这样的话：“孙恩只是因为连日暴风骤雨，兵船开不进建康，粮食吃尽，才撤走的，并非为王师所败。你们不要自鸣得意。眼前你们的心腹，谁是有名望的？八郡的祸患，都是你们身边的这些小人惹出来的，兵祸到今天也没有了结。朝廷里的君子，怕惹火烧身不敢说实话，只有我敢说出事实。”这不是在指责司马元显的过失吗？言外之意是说，只有他桓玄才能收拾残局。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莫非他要……

陶渊明使劲摇摇头，似乎想将脑子里的想法甩掉。司马元显的确是个昏庸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桓玄加上去的话并没有错。也许他真是因为担忧国事才这么说的……但他在孙恩逼近京师时无动于衷，却在孙恩败退后送讨贼表，决不是出于公心。这样明显的事情陶渊明还是看得清楚的。他想，如果桓玄还让他去送这份表，他可就麻烦了。司马元显见表后一定会大发雷霆，对使者破口大骂，这还是小事……如果桓玄真有不臣之心，自己帮他去送这么一份表，岂不要留下千载骂名？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送这份表。可桓玄要是下令让他去送，军令又如何能够违抗呢？

陶渊明就拖拉着好几天没把这份表誊抄完，整日里忧心忡忡，坐卧不宁。这一天却收到一封家书，拆开一看，是母亲病危，要陶渊明赶快回家一趟。这实在是一个脱身的好理由。陶渊明连忙把《讨海贼表》誊抄完，然后去进见桓玄，交上表后紧接着以老母病危告假。

这样的理由桓玄自然不能不批假，但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似乎知道陶渊明心中的隐私。

陶渊明从中军大帐里出来，回到宿舍急忙收拾行李，如逃出笼子的鸟儿，当天就踏上了归途。

５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母亲的病又缓过来了，可以下地走动，精神还蛮好的。一见陶渊明回来，母亲惊喜中又有些歉疚，觉得是自己的病拖累了儿子的公事，一个劲地唠叨，不该写信叫他回来。陶渊明在心里自言自语：“幸亏来了这封家书，使我躲过一劫。”但又没法对母亲明说。他反而说自己在桓玄的幕府里干得挺好，桓玄对自己很器重，劝母亲不要担心。

嫁到武昌的陶渊明的异母妹妹，也被翟夫人去信叫回了娘家。兄妹俩多年没见面，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斑白，形容憔悴，风尘仆仆，四目相对，不胜唏嘘。

在家里呆了没几天，母亲就催促陶渊明赶快回去，老怕耽误了陶渊明的公事。陶渊明纵有满腹心事，也不能对老母明言，只好说再住两天就走。他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了，随时都有危险，真担心这次一走就成永诀。又拖了好几天，母亲越发焦急，问陶渊明到底是怎么回事。陶渊明被逼无奈，害怕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又添心病，只好答应明天就走。

终于又要启程了，陶渊明可真不愿离开家园，回到桓玄的江陵幕府。他真是悔死了，当初不该听叔父陶夔的话，去投奔桓玄，现在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寻阳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的心胸多么狭窄，连自己昔日的同乡好友都不肯放过，何况他陶渊明呢？现在如果不去，把桓玄惹恼了，说不定一家老小都要遭殃，只能到他的幕府里硬着头皮和他继续周旋了。

往回走走的是水路，小船在长江中逆水而行，慢慢悠悠，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来到了涂口（今名金口，在湖北武昌），陶渊明写下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苦闷心情。

６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从二十岁游学回来到投奔桓玄幕府之前，除了在江州刺史府干了几个月祭酒，我已经闲居了快三十年，早就对官场的人情世故非常隔膜了。三十年里我只知道春季秋季在田间耕作，冬天夏天在家中读书，活得多么逍遥快活，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家园，跑到那么遥远的江陵去呢？

“叩泄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坐在小舟中，看船夫摇动双桨，击碎了印在江心的明月。迎着滚滚东逝的长江水逆流而上，我知道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远了，心中牵挂着老母和妻儿，也忘不了兄弟和朋友们！傍晚时分江面上的微风多么清凉舒爽，夜色也是如此清澈空明！粼光闪闪，波平如镜，这么美好的初秋的夜晚，如果在家园里和几个朋友一起泛舟江上，那是多么快乐啊。可我现在呢？面对如诗如画的大好江山，我却记挂着桓玄幕府里那些腌臜事，连觉都睡不着！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博取功名实在不是我能干的事情，现在回忆起在田园里耕作的情景，觉得那时的生活是多么恬淡安逸，又多么充实满足，真是值得怀恋啊！真想甩掉这官帽回到家园去，高官厚禄什么时候打动过我的心？在蘅门茅舍里才能够修身养性，也许我可以用高洁的善行来建立自己的声名。

这个夜晚是陶渊明一生的思想转折点，他终于明白了：肮脏黑暗而又动荡险恶的官场，实在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他终生的归宿是在田园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夫。尽管他后来还做过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还当过彭泽县令，但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么是为归耕田园做准备，都不是为了厕身官场博取功名。

７

陶渊明到达江陵岸边，也是在傍晚时分，但江上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水兵正在操练船攻，规模之大，是陶渊明四年来从未见过的。兵船战舰往来无数，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船上大纛、牙旗、帅幡、旄旌，都迎着江风猎猎招展，如一片森林。训练这么多水军，真是为了渡海攻打孙恩？

两岸所看到的情景，也使陶渊明惊愕万分。在长江北岸，有骑兵在操练奔驰、越障、骑射之术，步卒则在练习阵法。三军一呼百应，震天动地，简直要让江水停流。在长江南岸，岸边在修造战船，舫船、楼船、劲舸、轻舟，应有尽有，光是备用的船钉就堆成几座小山。近处是工匠们在锻造兵器铠甲，炉火熊熊，映红了半条江。远处则是新建的粮仓，一座一座排列到看不见的黑暗中，谁知桓玄到底囤积了多少粮草？只要一声令下，这些粮草都会被运到船上，大军就可以沿江而下了。

看来他很有可能进军建康，威胁朝廷……桓玄一旦发兵西下，自己就要被裹胁其中……如果随着他反叛大晋朝廷，自己就成了乱臣贼子，活着辱没老母妻儿，死后无颜见陶家列祖列宗！可要是不顺从他，与他顶起牛来，罗企生就是前车之鉴！这可如何是好？我这次真的是不该来，要不趁现在还没有照面赶快溜回去……

正这样想着，有一条兵船已经朝陶渊明乘坐的客船靠过来，一队士兵上了船，为首的兵曹见到陶渊明忙恭身施礼：“参见记室大人。”

陶渊明只好随他们上了岸，到中军大帐去拜见桓玄。

８

接下来的日子陶渊明可真不好过，在幕府中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又过去了两个月，到了秋收的时候，桓玄突然下令，断绝长江航道的漕运，商人旅客都不能自由往来，所有过往船只都要经过都督府盘查，运粮船只一律扣押。这等于切断了长江航道对朝廷的粮食供给，卡住了下游北府兵的脖子。如果不是下决心对抗朝廷，桓玄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

陶渊明悬在心中好几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他在心中默默说道：“桓玄必反。”

接下来的几天桓玄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他让他的哥哥桓伟任江州刺史，坐镇夏口，让他的司马刁协为护国将军，都督江州八郡军事，派重将冯该、皇甫敷戍守湓口，调豫章太守郭昶之为寻阳太守，把江州府、寻阳郡府迁自柴桑，既集结了兵力，又作出一副守势迷惑朝廷。他又迁移沮水、漳水的蛮民，将散居在长江北岸的流民集结到江南，建武宁郡、绥安郡，这样一旦发兵就可以将他们武装起来，迅速扩大自己的兵力，用兵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桓玄是肯定要造反了，可陶渊明何去何从呢？桓玄近来很注意军中的议论，可能是担心一旦扯旗造反，有人会反对他，现在正想找个出头鸟杀一儆百，自己万万不能给他充当祭旗的牲口。可就这样甘心随着他去干篡逆之事？找个什么借口离开呢？还真是找不出来。这个时候一般的借口肯定是不行的。陶渊明焦虑不堪，更后悔去又复来，万分思念桑梓家园和老母妻儿，思念过去的闲居耕读生活。他只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桓玄尽量晚一点发兵，祈祷自己能够有逃脱的机会。

到了这年冬天，机会终于来了，却是以母亲的去世换来的。陶渊明接到家书，打开一看，是母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他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平安逃脱了。在古代，父母去世子女都要守孝三年，做官的都要将官职辞去，回到家乡守孝。这是朝廷的通例，也是古已有之的道德规范，桓玄当然不能不遵守。

就这样，陶渊明怀着对亡母的悼念之情，驾一页扁舟，离开了桓玄的都督府，离开了江陵，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终于躲开了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９

桓玄手下的武昌太守庾楷，也看出了桓玄的谋反之意，他担心桓玄会像王恭和孙恩一样失败，秘密派使者到建康，拜见司马元显，报告了桓玄最近的种种异常举动，并保证一旦朝廷举兵讨伐桓玄，自己一定做内应。

建康的粮食供应，以前主要依靠三吴和浙东，这些地区经孙恩一闹，已经残破不堪，饿殍遍地，根本无粮可供。桓玄下令截断长江中上游的漕运，朝廷所属的兵士们只能用麸皮糠末和橡树的果实充饥，司马元显气得够呛急得要死，就是没有办法。听庾楷这么一说，他以为有了内应打败桓玄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征发水兵准备战船，要讨伐桓玄。

公元402年（晋安帝元兴元年）元日，朝廷下诏，向桓玄兴师问罪。司马元显亲自挂帅，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又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

桓玄听到这个消息，开始有点害怕，打算集中兵力保住江陵。但他的长史卞范之给他打气，认为司马元显乳臭未干，骄横跋扈，刘牢之背叛王恭，反复无常，大失人心，现在发兵东下，就能够一举平定天下。桓玄认为他言之有理，立即发出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准备兴师东下。

檄文传到建康，司马元显还没有发兵，一见桓玄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又听说桓玄已经发兵东下，船坚炮利，心里又害怕起来。朝廷摆了盛宴欢送他，他和刘牢之在酒宴上见了面，都一言不发，各怀鬼胎。

司马元显喝了晋安帝赐予的饯行酒，登上帅船，面对滔滔的江水，忽然觉得一阵恶心，把刚喝下去的酒又翻肠兜肚全吐了出来。这个还没长胡子的小娃娃，此时才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想到这一去说不定会被桓玄抓住，也有可能葬身鱼腹，眼角就沁出泪来。他在宫廷内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可哪里见过发兵打仗的阵势？就这样，他呆呆地在战船上坐了一天，始终不敢发出开船的命令。前锋都督刘牢之跟司马元显离心离德，自然乐得按兵不动。

桓玄虽然兵发江陵，但一点儿不知道朝廷的内幕，色厉内荏的他担心骁勇善战的北府兵一旦出击，自己不是对手，所以心里一直盘算着一遇劲敌，怎么赶紧缩回江陵去。可是过了寻阳，还是见不到朝廷派来的一兵一卒，说明司马元显根本不敢前来迎战，不禁欣喜若狂，全军也士气大振。这时，庾楷要做朝廷内应的秘密已经泄露，被桓玄扣押起来。

朝廷饯行后过了十几天，司马元显讨伐的战船依然停泊在石头城边，不敢去和桓玄对阵。朝廷只好另外派人带着驺虞幡，到桓玄军前要求罢兵。可送信的使者还没见到桓玄，脑袋已经被前锋将士砍下。再过了十天，桓玄的大军打到历阳，离建康只剩下一个昼夜的路程。刘牢之被朝命催逼，只好将北府兵从京口开拔到溧洲（今江苏江宁西南的江心中），和已经占领姑孰的桓玄面对面扎下营寨。

但刘牢之不仅不去攻打桓玄，还和桓玄套上了近乎，派遣使者乘小舟秘密往来。他的参军刘裕、儿子刘敬宣都劝他以国家安危为重，攻打桓玄，刘敬宣更是告诉他一旦桓玄得势，他就没有容身之地。刘牢之听不进去，他斥责儿子：“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今天我要打垮桓玄易如反掌，但司马元显一贯重用小人，他们一定容不得我，到时候就要兔尽狗烹了。”随后他派刘敬宣作为专使，正式向桓玄投降。

在建康王师的帅船里，司马元显还在和将士们纸上谈兵，议论如何抵抗桓玄的进攻，桓玄的大军却在刘牢之投降后如入无人之境，跃马扬鞭直捣建康城内。司马元显束手就擒，连同他的六个儿子以及亲信党羽，都被桓玄斩首示众，时年才二十一岁。他的父亲司马道子从酣醉中刚被吓醒，就听到了朝廷宣布将他废为庶人流放外地的诏书，等到了流放地，桓玄又派人用毒酒将他毒死，时年三十九岁。

桓玄兵不血刃就从江陵打到建康，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又兼扬州牧，领荆、江、徐三州刺史，一身独揽朝内朝外的军政大权。

１０

陶渊明回到寻阳后办完母亲的丧事，过年后就得知了朝廷准备讨伐桓玄的消息。他见过司马元显，知道他是什么人物，又亲眼目睹了江南八郡在孙恩起义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更清楚桓玄的军事实力，自然为朝廷挑起战端而担心。他明白只有刘牢之的北府兵可以抵抗桓玄，日夜盼望着北府兵占据寻阳。寻阳“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桓玄的大军一旦过了寻阳，朝廷就无险可守，桓玄就可以直抵京师建康了。他盼来盼去，始终不见北府兵的影子，心中非常困惑。桓玄此前将主要兵力都集结在荆州，戍守寻阳的兵力非常之少，而北府兵统辖的范围已经到了寻阳边上，占领这样一座“空城”绝不费劲，绝对可以抢在桓玄的大军前面。等到桓玄的大军到达寻阳，陶渊明明白了，既然刘牢之不肯占据寻阳，就说明他根本无意抵抗桓玄，桓玄去建康的路上就不会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了。

桓玄一旦掌握朝廷大权，他会篡位吗？想当年桓玄的父亲桓温西平巴蜀三次北伐，身经百战，文韬武略桓玄不可望其项背，久怀篡逆之心，最终却不敢行篡逆之实。他可以废立皇帝，但就是不敢自己当皇帝，不敢犯这个天下大不韪。桓玄根本没打过什么硬仗，无论火并殷杨还是打败司马元显，都是趁人之危再加上侥幸，并非靠自己的实力。其实他打起仗来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根本不是刘牢之的对手。桓温经营长江中上游几十年，根深蒂固，桓玄从发迹到掌握天下大权，却不过几年。陶渊明想：只要他不疯不傻，不鬼迷心窍，几年之内是不敢篡位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陶渊明高估了桓玄。

陶渊明离家好几年，没有同妻儿一起生活，这次回来踏踏实实地住下，才注意到几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但都不成器。他写了一首《责子》诗，诗中写道：“阿舒已二八，总不好纸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长子阿舒已经十六岁，不喜欢提笔写字；二儿子阿宣已经到了孔夫子“有志于学”的十五岁，却懒惰得不成样子；老三老四这一对双胞胎儿子，都已经十三岁了，却连六和七都分不清；小儿子阿通也已经九岁，只知道寻找鸭梨和板栗。这一帮小畜生，可怎么办呀？“子不教，父之过”，自己好几年不在家，把儿子们的学业都荒废了，真是罪过呀！

高堂老母已经去世，自己也年过半百，“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这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儿子又都是这样，将来恐怕没有一个可以重振陶门家声……哎，“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老天爷如果就是这样安排，自己又何必发愁呢？还是痛痛快快地喝杯酒吧。

１１

桓玄收拾了司马道子父子，夺取了朝廷大权，就要想办法清除刘牢之了。他调任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实际上是要夺走他的兵权。刘牢之登时傻了，去找刘裕商议进攻桓玄，刘裕说：“将军以数万劲卒投降桓玄，使他大权到手，你却大失人心，再想把他拉下台，谈何容易？我刘裕就此告退，回京口去了。”他和刘牢之手下的广武将军何无忌一起离开了刘牢之。

刘牢之又召集将佐，宣称要割据长江北岸，讨伐桓玄，遭到将士们的一致反对。原来北府兵将士们的家属都在京口，京口是徐州的治所，桓玄兼任徐州刺史，倘若此时发难，家属都要被桓玄屠杀。参军刘袭铁青着脸对刘牢之说：“天下最丢脸的事就是背叛，将军先反王恭，后反司马元显，如今又要反桓玄，朝秦暮楚，会有什么好结果？”说完拔腿就走，众将佐也一哄而散。

刘牢之着了慌，赶紧派儿子刘敬宣到京口去接家属。约定的限期过后，却不见儿子和家人归来。刘牢之以为走散的僚佐已经向桓玄告密，儿子和家人都已经被桓玄杀害，眼看手下的将士成群结队地离他而去，思忖无脸见人，就在长江边的丛林中自缢而死。

刘牢之咽气后，刘敬宣的船舶才赶了回来，原来遇上风暴，回来迟了。上岸后见父亲已死，顾不得披麻带孝，就和亲友一起逃到洛阳，以子弟为人质，请求后秦姚兴派兵攻打桓玄。姚兴只让他们自行招募了几千兵马，回到彭城一带活动。桓玄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让人劈开刘牢之的棺材，砍下头颅，带到建康，高悬示众。

这时孙恩又在临海附近登陆，准备向南打到广州。但他的兵力已极为单薄，被临海太守辛昺打败，全军覆没。孙恩被逼到陡峭的海岸上，最后投海自杀，跟随他的几百人都壮烈投海。起义军的残余人马共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主帅，继续活动。桓玄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想收买他，卢循没有接受。他又派已经假意投降他的刘裕去征讨，卢循打不过刘裕，逃到了广州。

刘牢之、孙恩被消灭后，在桓玄眼里，整个东晋王朝，他都没有了对手，于是内心里就有些痒痒了……

１２

此时陶渊明正在家中写《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篇传记的内容，在《家世第一》里已经介绍过了。他写外祖父孟嘉的传记，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母亲，但也有深一层的含义：孟嘉当了桓温多年的长史，但始终没有与桓温同流合污，就像自己虽然做过桓玄的幕僚，但不曾和桓玄同流合污。陶渊明特别突出了外祖父的品德和节操，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操。

这一天他正写着，翟夫人进来说，柴桑县令刘程之来访，陶渊明急忙出来迎接。但看到刘程之布衣素服，他就猜到刘程之已经辞去了县令职务。

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才思敏捷，见识过人，在荆、江一带有清操高誉，被时人推崇。他曾经是殷仲堪的座上客，桓玄是个有文才的人，坐镇荆州后也多次将他请到都督府里，谈书论文，每次都是十天半月，陶渊明和他就是在桓玄的都督府里认识的。桓玄多次邀请他在都督府里供职，他死活不肯。后来因为仰慕在庐山东林寺修行的名僧慧远，对佛学倾慕不已，准备师事慧远，就向桓玄提出，请求到哪个县当几年县令，好积攒一点入山学佛的本钱。桓玄也很倾慕慧远，就答应了，把刘程之安排在庐山脚下的柴桑县，以便他可以经常去拜见慧远法师。

说起慧远，这里不得不插上一段。慧远是东晋有名的高僧，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他俗姓贾，出身官宦之家，早年生活优裕，游学各地，博览群书。二十一岁出家，跟随名僧道安修行，得到他的真传。慧远潜心钻研佛经，又会用儒家道家的某些论说来解释佛教，因此深为道安器重，认为他是能将佛教普及到全国的人。公元386年（晋太元十一年）在庐山东林寺定居后，慧远开始弘扬佛法。由于他精通儒家道家典籍，能够用儒道释佛，因而和当地的清谈名士们交往密切，声誉越来越大。殷仲堪在世时专程到庐山探望他，终日倾谈不倦。桓玄本来是想去找茬的，后来也被他的高谈博辩所折服。

司马元显父子崇信佛教，桓玄就和他们对着干，竭力压制佛教势力。他下令要慧远下山，慧远不理睬，他就跑上山去找麻烦，一见面就引用《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始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古训，责问慧远僧人为什么要剃头。慧远也用《孝经》中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来答复他，一下把他给镇住了。倾谈一番后，桓玄对慧远大为尊敬，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不久桓玄下令拆毁大批寺院，令许多僧尼还俗，惟独对慧远和东林寺网开一面，加以保护。他热心安排刘程之去柴桑当县令，原因就在于此。

柴桑县和陶渊明的老家寻阳县正好挨着，现在刘程之带着当了一年县令的俸禄，辞职去投奔慧远，也顺路来拜访陶渊明。两人在桓玄的幕府里就有交往，互相都为对方的文才和品德所倾倒，陶渊明也知道他是怎么去当县令的，现在看到他一身山野草民的打扮，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寻阳县城就在庐山脚下，陶渊明却从来不曾拜访过慧远。他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佛教、道教他总是不以为然，就是对刘程之，他虽然倾慕，心里也有隔阂。刘程之这个人，对妻子儿女不管不顾，人情冷漠。有一次他在桓玄幕府，家人送来急信，说他的夫人去世了，要他立即赶回去。他却拖延了两日，脸上毫无悲戚之色，居然说：“她已经死了，我急着赶回去又有什么用？”在陶渊明看来，他虽然没有入佛门，但行为举止完全与和尚无异。

１３

送走了刘程之，陶渊明又接着写《孟府君传》，反复推敲，最后定稿的时候已经是冬天。然后冬去春来，到了第二年春天，陶渊明又要到田间劳作了，他写下了《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田舍”是在田地旁边临时搭的草棚子，供耕作的人白天临时休息、堆放农具和夜间照管田地所用，“怀古”是陶渊明给自己的田舍取的名字。这两首诗都是在田舍里对着田野构思出来的。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当年就听说过南村的水田很肥沃，却不曾亲自耕种过。现在呢，自己穷得就像“屡空”的颜回一样，再不亲自耕种，就要饿肚子了。孔子瞧不起种田人，认为读书人不应该参加耕作，他赞许颜回安贫乐道，颜回又听他的话，饿着肚子却不能耕作，还要整天哈哈笑，结果年纪轻轻就死了。陶渊明自幼学儒，一直对孔子瞧不起耕作耿耿于怀，也为颜回的英年早逝深深惋惜。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清晨将牛车驾好，登上去田间的小路，我的心就飞到了旷野深处。鸟儿已经在为春天的到来高兴地啼鸣，清风却还送来残冬的余寒。刚刚冒出地面的嫩草，开始覆盖荒废了一个冬天的小路，在凉风里瑟缩着。田间地头少有人来，置身此地就远离了烦嚣的人间。陶渊明那颗诗人的心，对春天的到来是多么敏感呀，他记下了冬春交替的这一时刻。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子路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位用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就向他打听看到过孔夫子吗，老人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凭什么算作‘夫子’呢？”把子路给问楞了。陶渊明是赞同这位老人的，觉得他才是“通识”之士，觉得应该像他那样躬耕田园来保全自己。

第二首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留下“忧道不忧贫”的遗训，我却很难遵循，贫穷对人的折磨是逃避不了的，饿着肚子怎么能不发愁呢？我只愿终身劳作，辛勤地耕耘，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做一个心安理得的人。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手执犁锄愉快地按时耕种，高高兴兴地劝慰一起耕作的农友。平旷的土地像一位沉睡的少女平躺着，让远方的风儿轻轻地吹抚，茁壮的麦苗也随着微风搔首弄姿，好像在欢迎春天的到来。虽然今年的收成好坏还不知道，但从事农活本身就给人带来多少欢欣呀。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耕作得累了，我们就歇一会，却再也没有子路前来问路了。太阳落山大家就结伴回家，我提着酒壶去慰问近邻。回家后长吟着诗句将柴门掩蔽，做一个耕田的农民，不也逍遥快活吗？

陶渊明已经有了归隐田园耕读为生的志向，为什么一年之后又做了刘裕的参军呢？这是因为不久之后桓玄篡位，刘裕起事，使他不得不再次出仕，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１４

桓玄消灭了刘牢之、孙恩后，就有了篡位称帝的想法，在篡位之前他还一连演了好几出戏，想欺骗天下人心。他先是辞去丞相和三州刺史的职务，又从建康回姑孰，辞去录尚书事，表示自己不愿总揽朝政。但朝中大权已经被桓家独占，他这样做纯粹是沽名钓誉。接着他大杀北府兵的旧将，逼得好多人只好去投奔在彭城打游击的刘敬宣。他大兴土木，巧取豪夺，双手整天离不开珠宝。他为了炫耀自己关怀民生，下令开仓救灾，把散在江湖的百姓全都赶到城里，城里又无粮可救，只剩下一口气的百姓疲于奔命，死得更多，尸体在道路旁排成了长队，绵延不绝，惨不忍睹。

桓玄又上表要求回荆州，同时又自己起草诏书挽留自己，皇使宣诏后他再次上表要求归藩，转眼又叫人去威胁皇帝亲笔写诏书不让他走。他任命西晋名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为著作郎，又秘密派人不许他去就职，然后大力宣扬皇甫希之是当代“高士”。他上表要求出师北伐，又让皇帝下达诏书不同意他出师北伐。种种丑事，说也说不完。

他别出心裁地宣称，要恢复砍手、断足、割鼻、挖眼等肉刑，又要废除钱币，用谷子和布帛买卖物品，朝令昔改，变化无常，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却让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渐渐地他透露出篡位的野心，让各地的亲信们胡报什么甘露下降的吉祥瑞兆，并自己矫诏称这些吉兆都是他德高望重所致。其中的意思，只有傻子才看不出来。

有想坐轿的就一定有抬轿的，自然就有许多人向他“劝进”，劝皇帝“禅位”。公元403年（元兴二年）九月，晋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领地十个郡，加九锡。十一月，迫不及待的桓玄逼迫晋安帝正式禅位，十二月，桓玄正式登基，国号为楚，改元永始。

桓玄志得意满，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浅薄无知的他不知道坐上皇位就等于坐到了火山口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起来将他的宝座掀翻。

第七　参军

１

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人，全家寄居京口。他呱呱坠地时，母亲就死了，父亲虽然做过功曹之类的小官，但一贫如洗，把他抛弃在荒野。他的姨妈刚巧生了一个孩子还不到一年，听说此事，就从野外将他抱回，给亲生儿子断了乳，来喂养他，这一养就养出来个真龙天子。刘裕长大后，身强体壮，武艺高强，为了糊口，他种过地，捕过鱼，以后又编鞋卖履为生。他识字不多，又好赌博，颇受乡里轻视，发愤去投奔北府兵。他打起仗来格外勇猛，还很机智，在攻打孙恩的战斗中，多次身处险境，都转危为安。凭借赫赫战功，被刘牢之提拔为亲信。刘牢之准备投降桓玄的时候，他极力反对，后来桓玄要剥夺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又准备反桓玄，他知道刘牢之必败无疑，就和何无忌一起离开刘牢之回到京口，被桓玄任命为彭城内史。

桓玄在篡位前，曾派堂兄桓谦打探刘裕的口风，问他禅让之事，他说：“楚王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心早有归望，乘运受禅，有何不可？”桓玄信以为真，对他不加防范。桓玄的皇后刘氏曾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不会甘于仰人鼻息，最好早点将他除掉。”桓玄摇头说：“我打算荡平中原，只有刘裕才能担当如此重任。等待长安、洛阳收复后，再想法除掉他吧。”

桓玄称帝之后，倒行逆施，弄得民怨沸腾，朝野不安。案头的奏疏堆积如山，他毫不在乎，但如果在奏本里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把有关官吏全都降职。他最爱打猎，有时猎罢回宫，屁股还没坐热，又要出猎。如果猎物有脱逃，就把追捕的将士捆起来。他设计了特别巨大的肩舆，要两百人才扛得动。他到处大兴土木，广造宫阁楼台，使黎民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刘裕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就联合他的弟弟刘道规、何无忌，加上在青州刺史桓弘手下任职的刘毅、孟昶，还有扬武将军诸葛长民，这些志同道合之士，起草好声讨桓玄的檄文，筹划起兵。公元404年（晋元兴三年）二月的一个清晨，也就是在桓玄篡位不过三个月后，他们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发难！在京口，城门刚一打开，一小簇人马蜂拥而入，为首的是一个“皇使”，到了徐、兖二州刺史的官府前，宣称要刺史桓修出来接旨。桓修赶紧出来，“皇使”手起刀落，砍下了桓修的脑袋，此人正是何无忌。刘裕带了余众迅速赶到，出榜安民，很快占据了京口。

在广陵，青州刺史桓弘应主簿孟昶的请求，准备出去打猎。他正在喝早粥的时候，孟昶、刘毅、刘道规来到，乱刀齐下，将他砍死，然后集合伙伴，南渡长江，与刘裕会师京口。

在建康城内，由于刘毅的哥哥刘迈告密，发难之事被桓玄事先察觉，他大惊失色，把准备举事的人全都搜捕处死，举义失败。

在历阳，诸葛长民也被豫州刺史刁逵发觉，被捕。刁逵派人将诸葛长民押送往建康，囚车走到半路上，就传来桓玄兵败如山倒的消息，押送者劈开囚车，拥立诸葛长民为首领，沿途招募兵马打回历阳，刁逵束手就擒，被押送到石头城下斩首。

京口和广陵取得胜利后，发难将士公推刘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他带了同伙和徐、兖二州一千七百余人，向建康挺进，同时传檄天下，声讨桓玄。

刘裕兵到竹里，桓玄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和右卫将军皇甫敷仓促应战，皇甫敷被刘裕砍杀，全军覆没。桓玄又派桓谦带两万人马守覆舟山，兵力是刘裕的十多倍，却畏惧不前。

刘裕命令老弱兵士在附近许多山冈插上军旗，不断擂响战鼓，虚张声势。桓玄误以为刘裕人马众多，一边派兵增援，一边打算溜走，暗地准备好了逃跑的战船。

刘裕得知后，决心吓跑桓玄，下令猛冲桓谦阵营，喊杀之声震天动地，连建康城内都听得到。桓玄的荆州兵马分驻各地，留在建康城内的大多是原来的北府兵，多数将领都和刘裕有交情，自然不肯替桓玄卖命，军无斗志，很快就溃散了。

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入宫中，桓玄就带了亲属逃出西门，直奔石头城畔，跳上准备好的战船，从长江逆流而上，一口气逃到寻阳。

２

去年腊月里，陶渊明听到桓玄已经篡位称帝的消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做了他三年的记室，朝夕相处的日子实在不算短，陶渊明对他也不可谓不了解，但还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急着篡位称帝。他昏头了……陶渊明默念着这句话，整个新年里都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想事情。桓玄的帝位肯定是坐不长的，他父亲桓温西平巴蜀、三伐中原，战功赫赫，权倾朝野，可以随随便便废立皇帝，但就是不敢自己称帝，他明白，一旦称帝就成了全天下人的靶子，万一坐不稳就会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可桓玄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何况桓玄掌握的朝廷大权不是像他老子那样一刀一枪硬打出来的，而是由于司马元显懦弱无能刘牢之临阵投降侥幸得到的，得的容易失去得也就会容易啊！这个道理他也不明白？他昏头了，真的昏头了……桓温可以算是一代枭雄，而桓玄只能算作跳梁小丑，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陶渊明完全能够预见桓玄的帝位很快就会被推翻，他感到悲哀的是：眼看一场政治大动乱军事大搏杀又要爆发，黎民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了。

过了几天，陶渊明听说桓玄把晋安帝司马德宗降为平固王，赶到了寻阳。司马德宗是个傻子，他弟弟司马德文也寸步不离地跟随他到寻阳，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一起来的还有众多哭哭啼啼的后宫佳丽。陶渊明不知道桓玄把晋安帝软禁在寻阳城的哪个角落里，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去见他们。寻阳的地方官吏他大多认识，他又做过桓玄的记室，如果硬想见皇帝一面，也不是不行，但他生怕抛头露面会和桓玄重新拉上关系，也怕别人看出他忠于晋室，给自己和家人招来麻烦。再说见见被废黜的皇帝又有什么用呢？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大，陶渊明写了《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送给了小他三十岁的堂弟陶仲德。

３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眄莫谁知，荆扉昼长闭。”真后悔给桓玄当过幕僚，我现在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和他的关系。没有人会理解，我是多么痛恨他篡位。大白天我都把柴门关着，真想抛开尘世的骚扰，与世隔绝。这心中的苦闷呀，敬远弟，我也只能对你诉说。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冬天的北风多么凄凉，飞舞的雪花已经遮蔽了天空。在屋子里侧耳倾听，听不到什么声音，可出去一看，茫茫大地已经是一派皎洁……但愿也有一场雪能够把我当过桓玄幕僚的那一段历史遮盖，像这场雪一样，寂寂无声地洗刷掉一切。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凛冽的寒风直钻进衣袖，粗茶淡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只能勉强维持。可我忧虑的还不是自己和家人的饥寒，在冬天里饥寒交迫的也不只是我一家。我担心的是黎民百姓又要被折腾得够呛，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整天都没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千年留存下来的古书，我也读过不少，心里清楚得很，桓玄的灭顶之灾就在明天。读书志在圣贤，即使不能追攀古人高尚的情操，也要坚守住“君子固穷”的高节。即使饿得前胸贴后背，我也不去趋炎附势、助纣为虐！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如果我天生愚钝，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平坦大道，那就只好隐居在田园。敬远弟，我的这些疯话，除了你，还有谁能理解？

４

陶渊明为桓玄篡位忧心忡忡，寻阳城里的黎民百姓却不管这些，皇帝姓什么他们并不关心，所谓久经乱世处变不惊，只要仗没打到自己家门口，就照样该过节过节该过年过年，照样张灯结彩热热闹闹的。因为还要为母亲守孝，大正月里陶渊明家冷冷清清。他思念母亲，又一次庆幸自己因为母丧在桓玄发兵之前就脱身了。倘若随着桓玄的大军被裹胁到建康，在桓玄篡位的时候，自己挺身而出反对他就会身首异处，而逆来顺受就会被天下人看作是他的帮凶和奴才。他在心中暗自感叹：母亲是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一生的名节啊！

过了元日，又过了人日（正月初七为人日），寻阳城刚刚消停了几天，忽然又沸沸扬扬起来。人们都在传说，“寄奴儿”（刘裕小名寄奴）在京口起事了，传檄天下，要讨伐桓玄。陶渊明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人举事，正在将信将疑的时候，刘程之来访，给他看了刘裕他们声讨桓玄的檄文。看过檄文之后，陶渊明才信塌实了。

刘程之在得知桓玄篡位的消息后，立刻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遗民”，表明自己是晋朝的遗民，与桓玄彻底决裂。现在回想一下，他在桓玄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后急急忙忙地弃官归隐，很可能也是担心桓玄一旦篡位，自己因为和他有过交往又做过他给的官而不清不白，辱没了一世节操。

陶渊明请刘遗民留宿一夜，刘遗民恭敬不如从命。两人饮酒长谈了大半夜，都预言桓玄必败，刘裕很快就会打到建康去，大晋光复有望……越说越高兴，越高兴酒喝得越多，酒喝得越多话就越多，压抑了一个冬天的苦闷心情，借着酒兴终于宣泄出来了。

次日酒醒，刘遗民在告辞上路的时候，又请陶渊明去庐山见见慧远法师，陶渊明还是婉言谢绝了。自己的家就在庐山脚下，如果想去拜见慧远早就去了，哪里会拖到今天？“子不与怪力乱神”，崇奉儒学的陶渊明，对于佛教道教心里总是很隔膜，不愿意与和尚道士们多接触。但陶渊明从来不把自己的志趣强加于人，他还是很愿意与刘遗民交往，跟他探讨学问。

又过了十多天，一天夜里寻阳城内人喊马嘶，吵得陶渊明睡不着觉。清晨起来一打听，居然是桓玄败退到寻阳了。竟然这么快？陶渊明又是一个没想到。桓玄是兵不血刃进的建康，也是闻风丧胆地被刘裕从建康城里吓跑的，真是兵败如山倒啊！看来刘裕已经占领了京师建康，桓玄这一败，不仅皇帝当不成了，荆江老巢只怕也很难守住，他一定会输掉自己的最后一个筹码。

接下来的几天，陶渊明想打听一下桓玄的兵马在寻阳城里的动静，又不敢抛头露面。他做过桓玄的记室参军，认识桓玄军队里的许多人，许多人也认识他，倘若碰上了被他们认出，再拉上桓玄的贼船，那他哭都来不及！他老让陶仲德去打听街头巷尾的消息，回来告诉他，总算零零碎碎地知道了一些。有人说桓玄去了庐山，拜见了慧远法师，还把自己乘坐的“皇辇”丢在了东林寺里。陶渊明估计刘遗民一定会避而不见，只怕早就躲起来了。不知道慧远法师给了桓玄什么忠告，但他的忠告桓玄肯定没有听进去。又听说桓玄命人在江边装饰自己的坐船，跟建康的皇船一模一样，看来又神气起来了。过几天陶仲德又送来消息，说桓玄已经胁持着晋安帝离开寻阳，逃到江陵去了，同时还带来了一封信，是叔父陶夔托人从建康带过来的。

信上说，刘裕已经进了建康，诛杀了桓玄的亲属和余党，但京城里并没有大的动荡，陶夔依旧做他的太常卿。桓玄称帝后，陶夔因为和桓家的老关系，还是管他的老一摊，做了“大楚”的太常卿。等桓玄逃跑后，刘裕的主簿刘穆之处理朝廷政务，晋朝的旧臣都官复原职，陶夔又重新做大晋的太常卿，成了“不倒翁”。王谢两大家族在桓玄之乱前后，多数都是这样的“不倒翁”，在他们看来，改朝换代不过是“将一家物与一家”，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想着怎么保住自己的家族地位和荣华富贵。刘裕初进京师要稳定人心，对这些豪门世族都采取了安抚的态度，既往不咎。

陶夔在信上说，刘裕认为桓玄从荆州带过去的人，都是桓玄的死党，对他们非常严酷，诛杀殆尽。陶渊明以前做过桓玄的幕僚，幸亏没有跟着桓玄到建康，并不引人注目，但如果刘裕大军打到寻阳，一旦搜捕桓玄在寻阳的同党，陶渊明就有些危险了。所以陶夔告诫陶渊明，只要刘裕的人马打到寻阳，陶渊明就赶快去投靠，表明自己是拥护刘裕的，是反对桓玄篡位的，这样才能求得主动。

陶渊明愤愤地把这封信拍到桌上，心里怨恨着这个叔父。倘若不是他当初极力怂恿自己去投奔桓玄，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但转念一想，叔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看看这一家老小，倘若自己被当作桓玄的同党抓起来，妻儿的日子可就苦了。虽然已经立下了隐居田园终身布衣的志向，但为了表明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看来也不得不去投靠刘裕。桓玄一跑，刘裕的大军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５

刘裕进入建康后，把桓家的亲属全部捕杀，又派出队伍追击桓玄。因为晋安帝还被桓玄幽禁在寻阳，刘裕就在建康设立留台，任命文武百官。他当上了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其他起义将领也都被分封，控制了朝廷大权。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听说桓玄大败，就从彭城带着召集起来的几千人马来投奔刘裕，刘裕任命他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刘裕委托主簿刘穆之处理政务，刘穆之办得井井有条，宽抚世族豪门，对他们在桓玄之乱中的问题一概不追究，赢得了人心。刘裕出身贫寒，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得文武百官都不敢胡作非为，进城后才十来天，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

刘裕派何无忌、刘道规率领水军追击桓玄，到了湓口（今江西九江）东北大江中的桑落洲，寻阳近在咫尺。桓玄离开寻阳时派龙骧将军何澹之坐镇湓口，挡住刘裕的追军，两军在桑落洲的战斗打响了。

何澹之的兵力数倍于何无忌，何无忌有不少战船刚刚开战就被围歼，胜负似乎很明显。但建康军是平叛而来，士气高昂，而荆州军见识过了桓玄的倒行逆施后，士气低落。何无忌临危不惧，他注意到何澹之的帅船虽然装饰富丽，旌旗招展，但从船队的变化看，何澹之本人肯定不在帅船上。何无忌下令集中攻击帅船，轻而易举地将它俘获，何澹之果然不在里面。但何无忌命令士兵齐声高喊：“荆州帅船被俘了！何澹之被抓到了！”建康军信以为真，士气大振，乘胜猛烈攻击。荆州军的将领知道何澹之不在帅船上，并不惊慌，可广大士兵不知道，见到帅船被俘，就以为何澹之一定被捉，军心顿时涣散，兵船四散溜走。何澹之大败，只好率领余众逃奔江陵，何无忌一鼓作气，进占寻阳。四天之后，桓玄率领荆州兵力两万多人，乘坐两百多条高大的楼船，浩浩荡荡从江陵顺流而下，准备和刘裕决战。

刘裕也赶到寻阳，被朝廷加封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他任命刘敬宣为江州刺史。这一天晚上他在中军帐里和刘敬宣一起宴饮，商谈着准备联合刘毅、何无忌和刘道规，攻破桓玄水军的大事。忽有侍卫来报：长沙公陶侃的一位曾孙，江州名士陶元亮求见。

６

何无忌与何澹之在桑落洲的战斗打响之后，喊杀声震天，寻阳城里听得很清楚。陶渊明和寻阳城里的百姓一样，坐立不安，心惊肉跳，密切关注着战事。这时不用他去打听消息，从前线不断有何澹之的军卒败退下来，他们带来的消息即刻就在寻阳城的街头巷尾散布开来。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城里的百姓都希望刘裕的军队赶快打过来，不希望双方相持不下，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直到傍晚时分，何澹之的大部队败退下来，那真是铺天盖地，如海水退潮一般。除了河流和比较深的水塘，其余的地方全都成了他们败退逃跑的“路”，就连百姓的家里也有成群结队的士兵穿屋而过，顺手还拿走了不少东西，矮一点的房顶甚至也被当作“路”来走。直到半夜他们才过完，田野里的秧苗被践踏完了，整个寻阳城就像遭遇了一场“蝗灾”。

何无忌进驻寻阳，立刻就在寻阳城里搜捕桓玄余党，陶渊明就紧张起来。是不是照叔父说的，赶快去投奔刘裕大军呢？也许还没有被列入“黑名单”吧，现在自己跑去，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可要是不主动去，等着士兵闯到家里来将他抓去，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犹豫了好几天，倒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但他的心弦绷得越来越紧，都快绷断了！一连几天家门都关得紧紧的，孩子们一个也不许出去，只要一听到有人敲门，全家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老让家人这样提心吊胆可怎么行？一听到刘裕本人已经来到寻阳的消息，陶渊明就决定豁出去了，是死是活去刘裕的中军帐里走一遭就知道了。

侍卫进去通报的时候，陶渊明的心一直悬着：会不会马上出来几个人将他捆起来？但侍卫回来却非常客气地请他进去，他心里才塌实一点。刚一跨过帐门迎面就撞上个高个子，身着戎装，腰佩宝剑，朝他一拱手：“陶先生，幸会幸会！”

陶渊明不知道他是谁，问道：“阁下是……”

高个子后面又跟过来一人，穿着家常素服，向陶渊明介绍道：“陶先生，这就是都督九州诸军事刘德舆（刘裕字）大将军，鄙人是辅国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

刘裕亲自到帐门前来迎接，着实把陶渊明吓了一跳，赶忙对着刘裕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将军统帅千军万马，风虎云龙，威风八面，渊明只是一介寒儒，怎敢劳将军大驾，受如此礼遇？”

“这有什么呢？”刘裕笑着抓住他的胳膊，拉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先生乃荆江名士，博学善文，我早有耳闻，今天特意到这里来一定是有所赐教，我当然应该在辕门前迎候了。来来来，我这里寒酸得很，一起吃顿便饭吧。”

陶渊明两腿就像踩在了棉花上，随着刘裕走进了中军大帐，已经有人摆好了一副酒案，请他入席。案上摆着的也不过是油果、糯粽、胡豆、羌饼这几样在江州地面很平常的吃食，喝的也只是寻常的烧酒，刘裕和刘敬宣的酒案上也同样如此。传说刘裕生活简朴，不讲吃穿，看来名不虚传。

陶渊明定睛注视刘裕，果然相貌非凡！颧骨下巴都往前努，就是俗话说的“豹子头”，左右脸颊上各有几根硬毛，双眉之间有一颗蚕豆大的乌痣，眼眶深陷，那一双眼睛躲藏在里面，没有一点光芒，就像在打盹一般。果然是胸有城府，目藏心机。再看他的身板，站着就像一座铁塔，走起来龙行虎步，威风凛凛，身上的铠甲磨得“喀喀”直响。刚才陶渊明的胳膊被他抓住，就像被钳子钳住一样。“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自幼习武的陶渊明被他一抓，就知道他果然是孔武有力，武艺超群。刘裕在平定孙恩和攻打桓玄的战斗中有数次身逢绝境，最后都化险为夷，正是凭着高超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

“陶先生，你这次来，对时局有什么见教，就请直说吧。”

见第一面时分外热情，坐下来之后连一句废话都没有，开门见山，大气磅礴，果然是成大事的人。陶渊明不得不对刘裕心生好感，但又很惶恐，因为他来之前根本就没有准备给刘裕提什么建议，没有想到刘裕一见面就会征求他关于时局的意见，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含糊地应道：“渊明乃一介陋儒，哪里看得透天下大事？今天只是想投奔到将军帐下，能做个马前卒子，为讨伐逆贼出一份力，心愿足矣。”

“先生何必过谦……”刘裕笑道，“先生的曾祖长沙公陶大司马，是一代名臣骁将，功高盖世，先生的外祖父孟府君，乃荆江大儒，令叔现在朝廷供职，文武全才，我都是知道的。先生以前做过桓玄的记室，对桓玄的为人一定很了解，对当前局势，肯定有自己的看法，何妨赐教一二？”

原来刘裕对自己的底细一清二楚，一定有人向他报告过……陶渊明心里又打起了鼓，特别是提到他做过桓玄的幕僚，更让他紧张起来：“是…………我是做过桓玄的记室参军，那时还不知道他有篡逆之心……”

他的鬓角开始出汗了。

“哈哈，”刘裕仰天大笑，“区区一个记室，先生何必挂怀？先生在他起兵对抗朝廷之前就回了家，上个月他逃到这里的时候，也没有去附逆，不就表明了心迹吗？他还给我一个彭城内史的官做呢，比你的记室可大多了，我还不是做了？官做得越大，身不由己的事情就越多，这谁不知道呢？”

说完又大笑起来，陶渊明和刘敬宣也只好跟着笑。一席话说得陶渊明心里暖洋洋的，他开始真心想投靠刘裕了。他也说得来劲了：“桓玄狼子野心，盗窃神器，弄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他必定会一败涂地，遗臭万年，天下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将军首举大义，挽狂澜于既倒，功在国家社稷，必将名垂青史！”

“先生过誉了，”刘裕摆了摆手，“我刘裕本是一介武夫，出身贫寒，没有读多少书。这次在京口举事，开始时不过一二百人，攻打建康时还不到两千人马，与桓玄的叛军作战，一直是兵微将寡，但为什么能屡战屡胜，一直打到寻阳呢？不是我刘裕有多高明，也不只是将士们不怕死，关键是占住了一个‘理’字，顺应了天意民心。俗话说，‘读书明理’，可书读得多，未必就能明理，有的人书读了不少，却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桓玄就很有文才呀，书读得不少啊。他读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篡逆之事，读书对他有什么好处？多少豪门世族，家传诗书，可子孙只知道终日清谈，嘴上长年累月滔滔不绝，胸中却没有一条治国安帮的良策，于己于人、于国于家又有何益？我们大晋朝，就是被这样一帮读书人给弄坏了！”

刘裕又看了看陶渊明，口气缓和下来：“这些天万寿兄（刘敬宣字）给我讲了不少史事，先生的曾祖陶大司马，是我最佩服的人。长沙公出身贫寒，是一刀一枪地拼杀出来、以军功位极人臣的，书读得并不多。但在同代人中却最明白事理，多次在危亡中挽救了国家。王敦、苏峻之乱，若没有长沙公，如何能够平定？南渡后大晋的半壁江山，若没有长沙公在荆江镇守，也早亡于胡人之手。我知道先生饱读诗书，《闲情》一赋，传于妇孺之口；也知道先生做过江州的祭酒，为政时间不长，却颇有政声；身陷桓玄叛军之中，也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全身而退──足见先生才干过人，明辩是非。先生如果不嫌弃，我想请先生权且在我这里做个参军，先助我荡平荆江，剿灭乱臣贼子。万寿兄已经被朝廷任命为江州刺史，一旦战事平息，先生愿意在朝廷供职，可跟我一起回京师，如果不想离开家园，也可以帮万寿兄治理江州，造福桑梓。”

“蒙将军不弃，渊明敢不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陶渊明站起来深施一礼，眼角湿润了。他在心中暗暗感叹：总算遇到明主了……

《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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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胡威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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