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摆拍照片摄影发明以来，对“什么是摄影”的认识并不一致，不同的认识观念影响到摄影的创作活动。摄影特别被强调的一点是它的现场记录的能力，因此，摄影被赋予了客观记录者的美名。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视觉艺术家进入到摄影领域进行创作，重新赋予摆拍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将之看作是利用影像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独特方法。雪中桦对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摆拍照片进行了汇集。
摄影师亲忆拍摄占领总统府照片内幕
占领一个当局的最高府第，就意味着这个当局的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占领了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老巢，无论此时的老蒋有何种理由，也无法和当年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的战略转移相提并论了。毛泽东兴奋地写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时刻被电影记录了，也被照相机记录了。这张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照片是谁拍摄的？它是怎么拍的？是在占领当天拍的吗？
这是由当时的战地记者邹健东拍的。当时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三野)前线总分社八兵团分社的摄影记者。这个社刚成立就上前线了，负责人是李扬，摄影记者只有邹健东一个。据说在四个野战军里只有这里有专职摄影记者，提到这一点，邹老很得意。
那时候大军南下，已经是势如破竹了。我带着一台缴获来的莱卡相机，还有一盘从《华东画报》讨来的100英尺胶片。开始他们还不给，我说渡江是大事，必须给我！这是我拍照以来胶卷最“富有”的一次。要知道那时没钱买，有了钱还得去敌占区买，很困难。
一路上我拍了很多。像《我送亲人过大江》、《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都是这些天拍的。解放军在1949年4月21日就“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23日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所以一路上没遇到太大的抵抗，解放军在追击的过程中还歼灭了5个军。
我进城时，城里已经打扫干净了，人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我进城是5月4日，和电影队的3个人，还有3个运输员，一共7个人。那几天我在南京街上也拍了一些纪实照片，当时更想去看看总统府，于是就约上当时的采编主任季音和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去了。
总统府是什么地方，过去哪能随便去呢？现在是处于解放军的保护下。邹健东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多年来藏于深闺、世人难窥其真实面目，后来在电视、电影中反复出现过的建筑。
据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民国—南京”丛书中的《探秘总统府》介绍：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成功后，立即向南京作钳形穿插，以形成对国民党统治中枢南京的威胁。23日晚，解放军“三野”在南京江面渡江成功。24日凌晨，“三野”第35军104师312团官兵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率领下，率先进入南京挹江门。很快就与起义警察接上了头，并由他们带路，直向总统府奔去。夜幕下的总统府，三扇大铁门紧闭，前院空空荡荡，早已是人走房空。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张参谋长、褚宝兴营长等率部抵达总统府后，发现总统府大门虽然是紧闭着，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队人马立即涌入，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各就各位等候天明。解放军官兵来到了总统府办公楼“子超楼”。官兵们挨个房间巡视,最先到的是二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还赫然挂着。蒋介石的一张大办公桌上，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台钟、笔插、毛笔、镇纸等等，依次放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上面显示的是：
东墙上，还是那张蒋介石最为属意的1943年任总统时的着色大幅戎装照片。一切照旧。可见，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还挺“规矩”，并没有进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取而代之”，而仍然在蒋介石对面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这一点，李宗仁还是有数的。张参谋长在秘书室一堆零乱的文件中，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会战”大捷的嘉奖令。战士们一起凑过来，引起一片会心的哄笑。
据邹健东回忆，他拍摄这幅照片是在5月初。为什么不是在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那一瞬间？一是因为那时邹健东还没有进城，二来也许他的想法还没成熟。看了总统府之后，邹健东的心情比进了南京城时还激动，这个昔日高深莫测的豪华府第，如今却在解放军战士的脚下，这个对比是多么的强烈！于是他就想到了要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即使过了时间也没关系。他找到了守卫在这里的连指导员说明了自己来意，指导员说这事要请示。
几天后，邹健东高兴地拉上新华社的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又来到了总统府。那天天气好极了，上午10点左右，邹健东把战士们请到了楼上，在照片上看来那么“高大雄伟”的“总统府”，竟然只有两层楼高。战士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楼，挎着枪，全体唱着歌，情绪十分高涨。从画面上看，靠近旗杆的一个战士在指挥唱歌，战士们的影子倒映在楼顶上，使画面十分活泼，那刀剑般的影子和战士们手中的钢枪相呼应，“总统府”三个字在战士的身后依稀可见，旗杆上的国民党旗子早已不见，倾斜的建筑线条和电线的斜线使本来不稳的画面得到了平衡。
我是用莱卡相机拍的，拍了四五张，再往后退就是街边的墙了。那楼上大概上了两个排的兵，知道要照相，他们很开心啊。拍完后我就到“中央社”—国民党的通讯社去冲胶卷。当时“中央社”都没人了，只有一个搞暗房的还在。我把胶卷冲了，放大后一看效果不错。上海解放后我才拿到《华东画报》去发表。现在底片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或新华社。
这幅照片的寓意性实在无可替代。尽管它是在解放军占领后好几天才拍的，但照片的基本事实毋庸质疑，而且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总统府”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瞬间。这也是作品长久以来被人们称道和它屡屡被收入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摄影史的原因所在。
又据《探秘总统府》介绍，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除了在各个办公室整理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家具外，还在总统府的各个地点清理各类物资。总统府前院的西侧的车库中，停放着崭新的雪佛莱、福特、别克轿车各一辆。后院车库中，发现美式中吉普一辆，基姆西卡车一辆，汽油170加仑。在总统府图书馆中，还清点出全套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在餐厅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订制的那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子超楼”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中，居然发现了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石章，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何在这里会出现这些珍贵的清代物品呢？接近蒋介石的人都清楚，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以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对曾氏的物品当然是情有独钟。蒋介石“引退”，是1月20日前后，蒋介石满以为这次离开南京，也只是几个月的工夫，按照以往“下野”的经验，重登总统宝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并没有将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带走。可蒋介石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在“子超楼”中，还遗留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古玩瓷器，如玉扳指一只，黄地绿龙瓷盘一对，景泰蓝铜瓶一对，五彩花瓷瓶、花瓷盘各一只，嵌石屏风一座……这些珍贵的物品，都是中国文物中的极品，价值连城。由于南京出现的真空时间较短，估计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加上总统府的大门关得比较紧，还有几个老仆役守着院子，所以没有遭到抢劫。
现在这里已经被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了。在这里经常举办关于“解放”的展览，其中就有邹健东的许多摄影作品，包括《百万雄师过大江》、《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总统府》(又名《天翻地覆慨而慷》)等几十幅。
“在国民党垮台的地方拍的照片，又在这里举办了时间长达一年半的《渡江解放南京的历史瞬间—邹健东摄影展》，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邹老拿着展览的宣传册自豪地说。
文章摘自《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书中收录的这些图片，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是那样的熟悉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依稀，我们手捧这“熟悉遥远”的影像，肯定会获得某种趣味的享受，就像夕阳下的老者路遇了青年时代的恋人……
硫磺岛美军插旗照片由来始末
作为二战经典照片之一的《星条旗插上硫磺岛》早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为大家所熟知，曾被美国摄影机构评价为“那一刻，照相机记录了一个国家的灵魂！”这张在摄影史上堪称“不朽之作”的照片不仅让他的作者罗森塔尔获得了1946年的普利策奖，而且为他赢得了一生的荣耀。
《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的作者罗森塔尔
但这张照片却并非最早的硫磺岛插旗照片。下面我就通过谷歌强大的内容与图片搜索为你一一找出当年这幅照片出炉的经过。这些强大的功能是百度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百度能提供的搜索仅仅只对中文内容相对有些许优势。
硫磺岛是东京以南1200公里外的一座小岛，东西宽8公里，南北长14公里。岛上有3个机场，雷达担负着东京的警戒任务，2.1万名士兵驻守，是日军的战略要地。1945年2月，“二战”进入最后阶段，苏联红军占领华沙后向柏林挺进，美军主力实施“越岛进攻”计划，逼近日本本土。
为了攻占硫磺岛，用以停放B-29轰炸机和当作挺进日本本土的前哨，美国海军陆战队集中了3个师共6万多人准备攻岛。在总攻发起之前，海军舰炮对硫磺岛轰击了10天，还出动飞机轰炸了72个小时。总攻于2月19日清晨发起，美军的130艘登陆舰运载1万多名士兵和200余辆坦克，在3艘炮舰、9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的掩护下登陆。没想到，美军刚刚踏上硫磺岛，日军的炮火便使海滩变成美军的地狱。仅仅一个早晨，美军就伤亡2000多人。此后，美军开始了“地狱里的噩梦”生活，每天都有大量士兵死于来自火山熔洞里射出来的子弹，战斗进展极为缓慢。
当年旧金山《考察家报》在头版的报道，反映出当时美国上下的忧虑:“美军在硫磺岛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有被拖垮的危险。”也就在这时，一件鼓舞人心的事件发生了。
1945年2月2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师第28团哈罗德·希勒中尉率领一支44人的小分队，一路血战，上午10时30分，终于冲上了硫磺岛制高点―――折钵山山顶，他们随即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
摄影师路易斯.洛维利所拍摄的最早的插旗瞬间
此时岛上战事正酣，山顶升起的这面星条旗大大鼓舞了美军的士气。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山顶的旗帜，他们决定换一面更大的国旗。于是，指挥员命令779号坦克登陆舰紧急将一面更大的国旗送上岸。
这张照片是由摄影师路易斯.洛维利所拍摄的换旗瞬间
希勒中尉小分队中的6名官兵奋力将这面大旗插上山顶。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正好被罗森塔尔拍下来。于是就诞生了文章开头那张永载史册得二战经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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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路易斯.洛维利所拍摄
硫磺岛上的全体美军将士在这面国旗的鼓舞下，士气大震，浴血奋战。鏖战持续了36天，美军总共付出了2.4万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5563人，才最后占领硫磺岛。而岛上的日军除了200余人被俘外，其余2.08万悉数战死。这场战斗象征着太平洋战区的决定性胜利。
有人质疑罗森塔尔的这张照片是“摆拍”之作，罗森塔尔解释说，“如果我真的摆拍，我不会找这么多人，而且我会拍下他们的面孔。当然如果我那样做的话，这张照片就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功了。”而面对这张给自己带来无数荣誉的照片时，罗森塔尔谦虚地说:“我看见他们在竖起国旗，就下意识地按下快门。拍摄过程很简单，我不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拍摄，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要说《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真正的摆拍，那是在硫磺岛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拍摄的电影《硫磺岛浴血战》中的剧照。
美国另一名摄影师爱德华.克拉克所拍摄
这张照片的出炉全过程爱德华.克拉克做了全程记录，我们可以在照片中看到工作人员对演员所摆姿势等进行指导。
原载搜狐博客http://ilishi.blog.sohu.com/147047576.html
雷锋十九幅著名照片摆拍真相
来源：林语嫣的日志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似乎是分不开的；而且雷锋的好人好事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比如多劳少得、做好事不留名、默默地为集体做贡献等。
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忽略了对纪实的要求，因此雷锋的形象也多经过“合理”的修饰。专门拍摄雷锋的摄影记者张峻曾经回忆：雷锋的很多照片，都是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原则下事后补照的，或是经过摄者的导演后抓拍出来的；张峻自己的创作灵感也有不少是从雷锋的日记里受到启发而酝酿构图，为雷锋摆拍的。摆拍在当时，甚至是一种任务，而读者也乐意地去接受这些。应该说，有史以来，雷锋是中国被摆拍最多的人物之一。
美联社有四位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雷锋传世的一批经典照片的创作过程来考察这个问题。
1961年2月，中国的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10团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展览筹备小组准备用照片来反映雷锋入伍后的事迹，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
沈阳军区工程兵首长为此还专门做了关于补拍雷锋照片的指示：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
张峻受命草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具体内容。补拍照片的拍摄提纲是以雷锋1960年9月荣获“节约标兵”称号、事迹报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忆苦思甜》，以及他本人的口述、日记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
这个拍摄提纲出来并被领导批准后，由季增来执行，要求他在春节期间半个月之内拍出来。这次总共补拍照片近二十张，均为日后参观雷锋展览的观众所熟悉。根据张峻当时的提纲（括号内为张峻的拍摄纪要，为保留历史原貌，全部引用下来），这些补拍的照片分别有：
1.雷锋戴毛绒棉帽，手持冲锋枪站在毛主席半身塑像前（拟做放在展览室开头的第一幅照片用）。
2.扶老携幼（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第五节“照顾一位老太太”的情节补拍的）。
3.给战友王延堂送饭盒（根据雷锋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午饭，他回答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盒饭，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我虽然饿一点，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补拍的）。
4.到抚顺市西部医院给伤病员送月饼（根据《毛主席的好战士》文章中“今年中秋节雷锋一领到连里分给的月饼，泪水就往心里哗哗地淌，从8月15日他想到7月15日妈妈的死，他的月饼吃不下去了，用纸包好，写了一封洒满眼泪的慰问信，送给了附近矿山医院，慰问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负伤和有病的阶级弟兄”补拍的）。
5.到储蓄所取200元钱（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的第七节中“……我想：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援。我想到了这些，就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补拍的）。
6.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中：“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当好毛主席的好战士，我要积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连到厕所还不放过学习，部队规定九点钟熄灯，我就买个手电，在被子里学……”补拍的）。
7.捡粪支援辽阳人民公社（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中：“我学习了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自己想，我为人民公社做点什么？我每天就捡大粪积肥，一个月捡五百多斤，送到了公社，公社要算钱，我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公社，这些大粪就作为我的礼物吧”补拍的）。
8.帮助乔安山学文化（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的第四节“把知识都给大家”中“我们班乔安山同志，文化程度比别人低，学习信心不足，一学数学就头痛，上课不带笔记本，有时还缺课。有一天，我让他做作业，他说铅笔丢了，我把自己的一支笔送给了他，还给他钉了一个作业本。他很受感动，学习热情渐渐高起来，考试成绩也不错。我按期完成了教学任务……”补拍的）。
9.车场上组织战友学习毛泽东选集（根据雷锋1960年写在笔记本上的“入伍一年有感”文稿中：“我一定要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学习，做到书不离身，有空就掏出看一段，坚持做到边学、边想、边改、边运用……”补拍的）。
10.自己练习投弹要领和二排长把着手教雷锋投手榴弹，照片（也是根据雷锋1960年写在笔记本上的“入伍一年有感”文稿中“我入伍时，不会投手榴弹，拿着假手榴弹还心惊肉跳，每次只能投十来米远，首长和战友给我讲‘要领’，排长还把着我的手教，使我投弹取得优秀成绩……”补拍的）。
11.雷锋在练双杠（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补拍的）。
12.雷锋在补袜子（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第七节中“同志们说我穿的袜子不像样了，但我补了补还照样穿着”补拍的）。
13.行军途中休息时，给大家读报纸（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中“……我自告奋勇要当一名兼职小教员。我教高小语文课和算术课，多数同志反映还好，但有个别同志就是不用心听讲……”补拍的）。
14.给地方群众来信写回信（因雷锋事迹在报纸上发表后，当地群众纷纷写信向雷锋同志学习，根据展览版面的设计需要而补拍的）。
15.保养和维修汽车（根据雷锋入伍后苦练汽车驾驶技术和他平时对汽车的精心保养，及时维修等事迹而补拍的）。
16.和抚顺市建设街小学生合影（根据雷锋在担任辅导员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这个班参加孩子们的课外活动，补拍的）。
17.雷锋给战友乔安山家里寄去10元钱（根据雷锋事迹为展览版面设计需要补拍的）。
18.雷锋将从储蓄所取回的200元钱，亲自送到了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中：“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我到了望花区一个公社说明了来意，公社干部只说收下我的心意，但是不收钱。说了半天，公社只收下100元。不久，报纸上有消息说，辽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我就把公社没有收的100元钱寄给了中共辽阳市委，请他们转交给灾区人民……”补拍的）。
19.雷锋代表入伍新兵讲话（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的第二节“入伍第一天”和他的事迹补拍的）。
更多照片见 http://dzh.mop.com/ttq/20120316/0/O8l85OI291607aF3.shtml
卡帕最著名的照片是摆拍的？
罗伯特·卡帕著名的摄影作品《临死前的士兵》最近被发现可能是赝品。这幅1936年拍摄的照片，描绘了在西班牙内战中一个士兵临死时的瞬间，身体扭曲地跌向地面，步枪从手中滑落。但是在一本名为《摄影的影子》的新书中，西班牙研究员巴罗佐称，照片不是在当初以为的赛罗镇(CerroMuranio)拍摄的，而是在离埃斯佩霍镇35英里外的地方拍摄的。有证据表明这张照片是表演出来的。在西班牙媒体的帮助下，他设法在当前地点找到了照片中的背景。历史学家的研究为“这张照片是表演的”说法增加了证据，因为当卡帕路过埃斯佩霍镇时，战斗尚未开始。
罗伯特·卡帕是一代传奇战地摄影大师，他的职业道德和大无畏的精神都被后人所尊崇。但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摄影大师，他的代表名作却已经被怀疑。很多读者应该早就了解有人质疑卡帕《倒下的士兵（fallingsoldier）》是否为摆拍。最近，来自西班牙的消息称，这种质疑已经有更多的证据。这样一代宗师最后也会沉沦在摄影造假的历史鸿沟里吗？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大学研究传播学的讲师 José Manuel Susperregui提出，这张照片并非如卡帕所言是在内战战场上拍摄的，而是在距离战地有一定距离的地区拍摄的。
Susperregui 分析了卡帕所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他声称已经发现了照片的背景是一个普通的郊区Llano deBanda，距离卡帕所声称的 Cerro Muriano这一地区有25英里远的距离。
Susperregui 提出，这张照片绝对不是卡帕图片说明所提到的地点，因为后者的地貌和照片中完全不符。而Llano deBanda附近山峦所构成的地平线和照片中的高度重合。
Llano deBanda地区在1936年8月的确也发生过战斗，但激战的当时卡帕却不在这一地区，当地历史学家提出，这之后，当地一直很安静，战争直到9月都再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卡帕的照片却已经传到了VU杂志。
Susperregui 的假设是：“卡帕得知Banda发生战争之后，立刻赶了过去，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因此他摆拍了照片。”
卡帕的传记作者RichardWhelan也指出，最近卡帕在伦敦的一个展览的图录中的照片显示，卡帕有可能摆拍了一张士兵被Franco的狙击手射击的照片。
对于这张照片真实性的质疑，首先是 Philip Knightley在其著作《 The First Casualty 34 yearsago 》中提出的，他认为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在西班牙共和军士兵的帮助下，在前线的后方拍摄的。
而Susperregui是第一次对照片的拍摄地点提出质疑。如果他是对的，他的理论则和另外一个考证形成证据链条——士兵的身份。西班牙一个学者Hugo Doménech认为，死亡的士兵并非是 Federico BorrellGarcía——对这个人的考证是另一个西班牙史学家1995年提出的，但根据现场目击 García死亡的人描述，他是在 CerroMuriano地区一棵作为掩体的树之后被袭击——而卡帕的照片中没有树。这使得 Susperregui更为断定照片不是在CerroMuriano拍摄的。
但是，ICP的策展人认为：错误的地点（甚至错误的人物）并不能排除这张照片仍然是记录了一个士兵死亡瞬间的经典之作，只不过可能是在另一个地点所发生的。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摆拍照片
以下这些摆拍照片被用来表现“亲善”
日本兵给中国老太太包扎伤口，但老太太肩上的手暴露了日本人的目的。
绥远，日军和当地孩子“亲善”，但看来孩子的表情不太“亲善”。
典型的“皇军好。皇军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不过，照片没有被采用，原因是“右侧老太婆流露出惊慌表情，不自然”。
可能是想创造一个很子弟兵的场面，但是，拍摄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是老太太的表情“看不出欢喜”，而且后排有一个日本兵的表情不对劲。
这大概又想体现一个“箪食壶浆”的场面吧，而且告诉中国的女性们自己多么安全。拍摄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同样是中国少女的表情“看不出欢喜”。
原载：凤凰网历史映像室
附：
摆拍是当代影像的重要特征
10-01-0514:58:48
摄影发明以来，对“什么是摄影”的认识并不一致，不同的认识观念影响到摄影的创作活动。摄影作为运用光、可以瞬间成像的一种机器活动，它的创立甚至是为了绘画的方便。因此，人们在谈到摄影的时候总是与绘画比较，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但摄影特别被强调的一点是它的现场记录的能力，因此，摄影被赋予了客观记录者的美名。
随着摄影的广泛开展和摄影者的自觉应用，人们发现“镜头会说话”、“镜头是一种选择，选择意味着主观和动机”。随之，大量出现的摆拍摄影，使得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成为诉讼的焦点。 实际上，摆拍从摄影诞生开始就与之同时存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利用一种暗箱设备对着模特摆出的动作进行写生，照相机发明后，它更成为画家收集各种模特动作的有力工具。19世纪法国的巴耶尔拍摄了摄影史上第一幅自画像，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忽略了他对发明摄影的贡献，他自己摆拍模拟了一个自杀的画面。当时许多画家利用摄影摆设各种古典绘画、雕塑的人物布局和造型，一是为创作作品收集素材，一是尝试一种独立的创作。如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尔的《两个人生道路》。肖像照、全家照、团体照等等也都具有摆拍的性质，体现着某种社会故事、理想和观念。但随着摄影的纪实性功能被强调，摆拍虽然在人们的照相活动中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但它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甚至被忽略。但是在摄影的100多年的历史中，摆拍仍不断出现，不断成为艺术的表达手段。如圭多·雷1908年的《信笺》、曼·雷1930年的《死亡裸体自画像》、欧文·布鲁门菲尔德1930至1940年的《无题》等。 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视觉艺术家进入到摄影领域进行创作，重新赋予摆拍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将之看作是利用影像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独特方法。如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家安娜·扎哈尔嘉1987年拍摄的《方便的婚姻》，就是仿效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凡·艾克的名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重新传达了现代人的婚姻内涵。日本的森村泰昌1988年拍摄的《孪生》，拟仿了法国马奈的名画《奥林匹亚》，但传达的是当代人的状态，引起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以色利艺术家阿迪·内斯1999年仿效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构图，拍摄了以色列士兵的生活图像，显现了以色列现代军人生涯的悲剧色彩。我国的艺术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借鉴这种摆拍方法，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王庆松的《老栗夜宴图》等作品是利用了中国古典绘画的经典模式，创造了当代中国的生活景观；刘瑾的《失乐园》则是利用宗教故事来表达一种当代社会状态；蔡卫东的《九格宫绘画》利用传统的艺术史模式来探索艺术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关系；卢晓川也利用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立意，但表达的是中国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衰变。自觉的摆拍与自觉的行为艺术不一样，摆拍的理性控制远远强于行为艺术拍摄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或突发性。
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采用摆拍方法，使得当代影像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性和观念表达的自觉性，摆拍成了当代影像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如何看待摄影的本质的问题之一。对于现实中的观念艺术家，摆拍成为他们表达观念的有力手段，他们开始超越摄影的被动性，创作出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摄影作品。人们开始逐渐地适应这种摆拍的艺术作品，开始探讨、研究摆拍与影像艺术的关系，摆拍与观念、摆拍与后期制作等等问题。影像摆拍具有观念的自觉性，可以游走于古代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之间，可以穿梭于时空移位交错之中，既可以形而下地表达具体的视觉景象，也可以形而上地探索宏观理念、历史哲理；既可以喜怒哀乐，也可以揶揄嘲讽；既可以中规中矩，也可以视觉刺激、观点颠覆。摆拍应用得好，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使我们惊怵而会心一笑；可以使我们怦然心悬；可以让我们的思维短暂休克，激励我们思考我们的现实境遇与观念。 如何解决好方法与观念表达和摄影效果的问题，是目前亟待研究和回应的最大课题，而艺术家如何找到一种自己的独特方式去传达某种当代观念，就成为摆拍影像成功与否的关键。
原载《中国摄影》http://www.cphoto.net/Html/syll/gysy/2009-12/11/1623271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