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大字报是向大众公开、广泛宣传的书面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作者为许南亭，内容是质问北京大学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毛主席肯定“四大”是群众的创造，指出“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多次强调要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等，丰富多彩，尤其是文革期间。毛主席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指的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普通群众。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工作组的镇压在各基层单位引发了普遍不满情绪。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8月5日，毛主席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主席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详见《再读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 》
大字报，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人，充分实行大民主的表达形式。大字报作为一种武器，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因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贪官污吏、牛鬼蛇神等有问题的人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七五年宪法规定：『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请点击查看：邓榕的大字报（图文）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作用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摆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了“四大”的规定。请点击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等的条文就被取消了。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扼杀了大众化的墙壁大字报，现代化的网络大字报诞生了。八卦炉不但没有烧死孙行者，却炼成了火眼金睛。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关键词：“鸣”、“放”，是对文艺工作讨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词语。后来发展为“大鸣”、“大放”。“大鸣”指的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只是专家，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大放”指的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政府、对国家、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国际上所有问题的观点。
“大字报”在当时指的是表达观点和民意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写在纸上，可四处张贴的一种形式。在当前，我们可以把他视为网络论坛中的“贴子”（大贴子）。通过现代化的“大字报”，言论自由的渠道扩大，影响性扩大。
“大辩论”指的是集思广益，全民参与，在当前对国家的许多工作的推进，政策法规的形成都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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